三、母神的共同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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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进一步说，“贾母王夫人元春”代代相传的母教，归本溯源，都来自于贾母所奠定的优良传统。第二回冷子兴说：“因史老夫人极爱孙女，都跟在祖母这边一处读书，听得个个不错。”第十八回也写道：“当日这贾妃未入宫时，自幼亦系贾母教养。后来添了宝玉……且同随祖母，刻未暂离。”便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贾母所奠定的优良传统中，还包含一种真正的贵族世家所严守的家风，也就是一种“贵族道德责任感”（sense of noblesse oblige）。对这种世家大族而言，贵族道德责任感是他们的社会义务，也是他们自出生以后所受到的基本教养。以《金瓶梅》和《红楼梦》相对照，最能突显这一特质的关键性。

固然这两部小说都是刻画“人情”“世情”的伟大作品，但其实具有本质上的迥然之别，杨懋建便说《红楼梦》是“后来居上”：

《红楼梦》《石头记》出，尽脱窠臼，别开蹊径，以小李将军金碧山水楼台树石人物之笔，描写闺房小儿女喁喁私语，绘影绘声，如见其人，如闻其语。……《红楼梦》叙述儿女子事，真天地间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之作，……正如《金瓶梅》极力摹绘市井小人，《红楼梦》反其意而师之，极力摹绘阀阅大家，如积薪然，后来居上矣。[1]

这一段话最重要的是，他看出两部小说所描写的对象截然不同，《金瓶梅》极力摹绘的是市井小人，《红楼梦》则是极力摹绘阀阅大家，西门庆的“暴发户”完全不等于“诗礼簪缨之族”，其实比较接近贾政所厌恶的孙绍祖家（见第七十九回）。因此，两部小说所写的虽然都是尘俗人间的“世情”或“人情”，但思想感受、精神风貌、生活方式、价值理念、意识形态等等，都判然二分。

由此可以注意到，杰出评点家张竹坡有一段说法非常值得重视，他指出《金瓶梅》中的女性问题：

今止为西门不读书，所以月娘虽有为善之资，而亦流于不知大礼，即其家常举动全无举案之风，而徒多眉眼之处。盖写月娘，为一知学好而不知礼之妇人也。夫知学好矣，而不知礼，犹足遗害无穷。[2]

可见《金瓶梅》所极力摹绘的市井小人中，即使月娘天性淳厚拥有为善的资质，但因缺乏后天的教养而流于“不知大礼”，结果就成为一个“知学好而不知礼之妇人”，仍然是“遗害无穷”。换句话说，单单“知学好”是不够的，努力为善却“不知礼”还是会造成无止尽的祸患，则“礼”的重要性不言可喻，绝对不是徒具形式、压抑人性的吃人工具。所谓“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3]，“礼”是提升性灵高度与思想深度的力量，这对于我们理解《红楼梦》中的女性并给予正确的分析评价，实至关紧要。

正因为贾府及其同一阶级出身的女性多是“知学好”更“知礼”，因此在为人之女时，都极为孝顺，由衷至诚地敬爱父母。以王夫人而言，贾母便说他“极孝顺我”（第四十六回），元春则是“心上念母年将迈，始得此弟，是以怜爱宝玉，与诸弟待之不同”，入宫后殷殷嘱咐对宝玉的家教不要过严，原因也是“过严恐生不虞，且致父母之忧”（第十八回），而赐住大观园的人选中之所以包括宝玉，同样是因为“若不命他进去，只怕他冷清了，一时不大畅快，未免贾母王夫人愁虑，须得也命他进园居住方妙”（第二十三回），在在都是出于体贴父母长辈的用心，由此才会“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作女史”，并且后来“加封贤德妃”。

其实，这种知礼重孝的表现，都来自于贵族世家耳濡目染的家教门风，是女性自幼所熏习的品德核心，再看其他还未嫁作人妇的少女们，无论如何之性格殊异，在“孝道”的根本要求上也都是完美无缺：不仅宝钗是“见哥哥不能依贴母怀，他便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而素以率性着称的黛玉，同样是对父母充满孺慕之情。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记述年仅六七岁的林黛玉，小小年纪就懂得避讳之理并奉行如仪，为避母亲“贾敏”之名讳，因此念书时凡遇敏字皆念作“密”，书写时凡遇敏字皆故意减一二笔，同时采行了“更读”与“缺笔”这两种源远流长的避讳手法，其心态属于出自尊敬和亲近之感情所产生的“敬讳”类型。[4]因此当父母双亡、寄居贾府后，即使受到百般宠爱仍然时时眷念父母，就此严格说来，黛玉在“泪尽而逝”的宿命过程中，有很多时候泪水并不是为爱情而是为亲情才流的，例如她或感伤“父母双亡，无依无靠”而滚下泪珠（第二十六回），或“感念宝钗，一时又羡他有母兄……不觉又滴下泪来”（第四十五回），或“想起众人皆有亲眷，独自己孤单，无个亲眷，不免又去垂泪”（第四十九回），或于秋祭时“私室自己奠祭”父母而泪痕斑斑（第六十四回），或“触物伤情，想起父母双亡，又无兄弟，……不觉的又伤起心来”（第六十七回），或因宝钗姊妹回家母女兄弟自去赏月而“不觉对景感怀，自去俯栏垂泪”（第七十六回）。因此清人周春也指出：

黛玉幼居母丧，克尽孝道，其心地极明白者。故其死也……若专以为相思病，亦不谅其苦心也。此书发乎情，止乎礼义，颇得风人之旨，慎勿以《金瓶梅》《玉娇梨》一例视之。[5]

如若单单把黛玉当作爱情的化身，以爱情作为生命的全部，实属严重以偏概全的视角，无法掌握她身为贵族少女的全貌与基本精神。

整体而言，从人品性格的内涵来说，贾母赞美宝钗道：“大凡一个人，有也罢，没也罢，总要受得富贵，耐得贫贱才好。你宝姐姐生来是个大方的人，头里他家这样好，他也一点儿不骄傲，后来他家坏了事，他也是舒舒坦坦的。”（第一百零八回）实则“受得富贵，耐得贫贱”更是她自己连同王夫人、元春、刘姥姥等人间母神的共通品质，是她们得以跃升为母神发挥力量的人格条件；当然，这其实是不分性别的所有人都应该追企的人格境界，男性借此而成就其君子之道，女性也同样由此而清明可敬。归根究柢，“人格”毕竟才是为人者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是维系天地、完善世界的主要力量。

另外，有趣的是，这些母神等级的女性人物还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缺乏文艺才能，不以“灵秀”的诗文见真章。

回顾在第一章“总论”中所看到的，明清时期常见的用来表彰女性价值的性别论述，主要还是侧重于妇女的诗才表现，所谓“乾坤清淑之气不钟男子，而钟妇人”“海内灵秀，或不钟男子而钟女人，其称灵秀者何？盖美其诗文及其人也”，可见其重点是认为：天地、乾坤、海内的灵秀清淑之气都汇集于女性身上，并延伸到女性的诗文创作上，以其较少雕琢的自然天性而保留清新诗性来给予赞美；但宝玉的主张则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调整，声称“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把女儿成长之后的“女人”排除在灵秀的范围之外，至于明清妇女论述中的诗文才华，则是被宝玉完全接纳，成为少女崇拜的一个重点。试看香菱在薛蟠出远门之后搬入大观园居住，“近日学了诗，又天天学写字”（第六十二回），对于此一变化，宝玉感慨道：

这正是“地灵人杰”，老天生人再不虚赋情性的。我们成日叹说可惜他这么个人竟俗了，谁知到底有今日。可见天地至公。（第四十八回）

可见在宝玉眼中，“学诗写字”才是令人不俗的条件，不懂“吟诗作赋”便会“虚赋情性”，流于世俗。

然则，犹如米兰·昆德拉所说：

抒情诗—革命—青春，这个三合一的意义是什么？作一个诗人，又是什么意思？……诗人是个被母亲引导在世界面前炫耀自己，但是却无能进入这个世界的年轻人。[6]

就此而言，贾母、王夫人、元妃、刘姥姥这些女人们，就实实在在地推翻了宝玉的主张，是小说家对宝玉那有限的见识的嘲讽。也就是女儿虽然必定很快地会变成女人，却未必就一定会沦为“死珠”和“鱼眼睛”；而女性“不虚赋情性”的方式，也未必只能凭借“吟诗作赋”的文艺才华。姑且不论已经在贾府的末世中绽露母神锋芒的“准母神”王熙凤和贾探春，两人都不以诗歌才艺见长，如元妃省亲时命题赋诗，“迎、探、惜三人之中，要算探春又出于姊妹之上，然自忖亦难与薛、林争衡，只得勉强随众塞责而已”（第十八回），王熙凤甚至只略略识字而完全不懂诗词，一生中只应景口述了“一夜北风紧”的一句粗话（第五十回），连才学等高于黛玉的宝钗，也完全不把诗词文艺当作重要的价值，已可窥见此一特殊现象。再就贾母、王夫人、元妃、刘姥姥这些母神等级的女性人物来看，她们既都不是闺阁内的单纯女子，也都不具备诗词的才华，元妃、刘姥姥两人甚至经历了不亚于男人的世态炎凉与艰辛奋斗，算得上是饱经沧桑，只不过元妃的场域是在宫廷里，刘姥姥的世界是在农村中，但所遭遇的现实历练却都和男性一样严酷甚至凶险，也锻炼出精明世故的一面，而仍然可以是“山川日月之精奇”，并且进一步升华、超越了“乾坤清淑之气”，更高一层地转化为“乾坤清淑之气”的根源，也就是“乾坤之母”——培育出下一代、下下一代的“海内灵秀”“乾坤清淑之气”！

甚至必须说，如果天假以年，黛玉能够改变未嫁而逝的宿命，正常地走完女性的人生，那么，她也必然会面临才学女性的转型问题。犹如学者们所发现的：明清时代以诗歌才华绽放光芒的才女们，一旦进入婚姻成为人妻、人母，往往便借由教子来承继父训，经由这种方式转变成为敦促儿子研习经典的端庄女教师，从而由“咏絮”的谢道韫化身为“慈训”的班昭。[7]而事实上，黛玉也确实在后期就已经表现出对传统妇德的回归[8]，为其将来的人生发展提前完成了转型，这可以说是“准母神”的另一类型。

进一步言之，这些不以文艺才华为重的“准母神”与母神人物，明显地都是以“家族贡献”为最显著的共通表现，这也是她们可以晋身为母神的最重要标准。据此，脂砚斋有一段批语很值得思考：

尤氏亦可谓有才矣。论有德比阿凤高十倍，惜乎不能谏夫治家，所谓人各有当也。（第四十三回批语）

可见宁国府的贾珍之妻尤氏其实是才德兼备，并不逊色于王熙凤，然而她之所以不能晋级为母神，与贾母、王夫人、元妃、刘姥姥、王熙凤、贾探春等量齐观，关键就在于缺乏“谏夫治家”的能力与表现。而“谏夫治家”正是传统妇德的最高境界，《世说新语》中，对这类以超卓的聪慧、智谋、才干贡献给丈夫、儿子，帮助男性家人功成名就，也凝聚家族和谐运作、甚至存亡绝续的女性，可谓载述斑斑，并专门立篇以“贤媛”之名给予赞美，都是绝佳的例证与注脚，正是曹雪芹所称赏的“裙钗一二可齐家”。从这一点来看，《红楼梦》也继承了传统儒家的女性伦理观，固然从今天的视野而言，少女的未来难免狭隘受限，只能以“妻子”和“母亲”等属于家内符码（domestic code）的角色实践自我；然而一沙一世界，壶中天地仍然可以开展出斡旋乾坤的宽广，其智慧才干的发挥仍足以令人炫目。

必须说，少女的美是来自天赋神授，是对自然之光的折射；而老去的女子则可以蜕变成伏尔泰所说的“老去的年华因苏醒的智慧而闪耀的女人”，其本身就是光亮之源。换句话说，深受宝玉推崇的青春少女们，“自我”就等于“全世界”，只要小池塘的一片落叶飞花就足以激荡出起伏不定的涟漪；但嫁作人妇之后的成熟女性，则是航行在大海中面对汹涌波涛，却仍然可以履险如夷、云淡风轻，对自我驾驭自如，也进一步参与了整个世界那宏大的存在。此所以曹雪芹通过贾政之口，让身为人妇又素乏捷才的元春同样属于“山川日月之精奇”所钟，这不能不说是对宝玉的偏执之见的反拨。

随着岁月历练的增长，成人以后的宝玉应该也会又一次地感到今是昨非，在龄官身上领悟到“昨夜说你们的眼泪单葬我，这就错了，我竟不能全得了”之后，再次承认：

我昨晚上的话竟错了，怪道老爷说我是“管窥蠡测”。（第三十六回）

从而，“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的另一个说法便是“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9]，这应该更是曹雪芹的真正赞叹。

因此，《红楼梦》不只是一部青春纪事，更是一阕母神的颂歌；它既热烈地宣扬了少女之美，却也庄严地礼赞着母性力量。她创造生命，从无到有，由始至终，广延大地，延续未来，在和平的时空里抚育，给予温暖、保护、丰饶；也在破坏中重建，在伤害后修补，在灭绝时复生。母神就是在废墟中辟建花园、又在花园化为废墟后固守幼苗的力量，她隐身在百花盛开的背后，却是百花赖以植根的那片沃土，化作春泥更护花。

“女儿是水作的骨肉”虽然清新动人，却只能在小小的花园里感春伤秋，以“婴儿女神”的姿态被膜拜；青春花朵必然迅速凋谢，“女儿”必须长大，走出花园，踏入世界，迎向宇宙，不只是受保护之下天真无邪的纯洁性灵，而是足以承担万物的无畏大地，以慷慨付出的慈悲与智慧，跃升为推动生命之轮的力量来源，在磨难中坚毅，在动荡里镇定，在恐惧时勇敢。“大母神”是“婴儿女神”更宽广的未来，是女性成长的更高展望。

[1] （清）杨懋建：《梦华琐簿》，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4，页364—365。

[2] （清）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卷2，页72。

[3]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卷1“曲礼上”，页12。

[4] 有关避讳的型态与形式，详参王新华：《避讳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8），页32、180—183、190—191。

[5] （清）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3，页76。

[6] 〔法〕米兰·昆德拉著，尉迟秀译：《小说的艺术》（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2004），页43。

[7] 参〔美〕曼素恩著，杨雅婷译：《兰闺宝录：晚明至盛清时的中国妇女》，尤其是页214。

[8] 可参周蕙：《林黛玉别论》，《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1988年6月），页86—94；欧丽娟：《林黛玉立体论——“变∕正”“我∕群”的性格转化》，《红楼梦人物立体论》，页49—118。

[9] 语出汉乐府古辞《陇西行》：“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清白各异樽，酒上玉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桮。谈笑未及竟，左顾勅中厨。促令办粗饭，慎莫使稽留。废礼送客出，盈盈府中趋。送客亦不远，足不过门枢。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见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台北：木铎出版社，1983），“汉诗”卷9，页26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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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母教：大母神的力量来源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