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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
一、如雷轰顶
辛卯腊月二十四日，春节迫近，寻个空隙，提两瓶酒，奔往城西张家窝的宫庄子，去看看画缸鱼的艺人王学勤。近十年里已经记不得多少次去到他家。那黄泥墙围着的小院、生气盈盈的藤萝架、散着特殊气味的牲口间和幽暗的画室，那种贫穷又亲切的生活气息，混合着大红大绿炽烈的年画色彩，一直不变地在我心里。可是这次车子一纵入张窝镇往南乡那些林岗沟汊交错的小村子，感觉似乎有些异样，有一种一时说不清的不舒服的感觉。是光秃秃的冬天里那种凄凉感吗？应该不是。记得曾经一次还是大雪中来到这里呢，大地白茫茫，河沟里全是坚冰，但一接近这些画乡即刻感到一种乡土文化的温馨。今天怎么了？
见到王学勤，他的神气似乎也不对。写作的人对人总是多一些敏感。近几年快到年根的时候，他的缸鱼画卖得好，他总是龇着牙笑，可今天脸上像是门帘子那样肃然地垂着，脸的皱纹全是竖线。没等我设法叫他说出实情，他开口便说：“村里叫我们搬走，年一过这村子就全拆了。”对了，他是有话就说的人。他的话叫我一惊，真有如雷轰顶的感觉。我知道拆这村子对他意味着什么。
“那你这儿怎么办？”
“我有嘛办法。卖牲口、卖草料、卖东西，走人呗。我正找房子呢。村里给每户每月六百块租房钱。”
“那你的画打算怎么办？”
“哪还顾得上画，房子还没租到呢。村里只给六百块租房钱。这点钱租不上房呵。”
那怎么办？这灾难性的困难也像是加在我的头上。
但我没蒙。因为这些年我遇到得多了。我们的文化不断遭遇的都是非正常死亡。
跟着我听他说南乡这片村子全要斩草除根，一起推平，而且就在这两三个月里。我马上想到还有南赵庄那个著名画店“义成永”的传人杨立仁呢。电话一联系，南赵庄那边果然也在“城镇化”之列，也面临灭顶之灾。电话那边说，老人很想和我见一面。他已经八十八岁了。
匆匆暂别王学勤，赶紧转向南赵庄。一路上的景象已经颇有当年城市的“旧城改造”的气氛。一片片村舍全都变成瓦砾，不少树木被横七竖八压在建筑的碎块下边，显示着一种突如其来的力量之威猛与势不可当。我们在这片完全不辨方向、没有任何道路的废墟上磕磕绊绊地向前行驶。忽然眼里出现一幢房子，它立在一片废墟中。一问方知，正是杨立仁老人的住所。完全无法与我原先对它的印象重合——十年前隐匿在那条曲折的深巷中幽静的院落不在了。现在老人的房舍远远看去更像一座孤零零的碉堡，弹痕累累兀自立着，有一点悲壮感。据老人说他家人坚持不拆。刚刚在屋外，还见墙上写着“此房不拆，勿扰”几个字，肯定是他们写上去的，表达他们的意志。但他们的话有用吗？待往深处一谈，他们对自己的“决心”似乎并无多大信心。在城镇化面前他们是绝对的弱者。老人说他不愿意离开祖祖辈辈“义成永”这块土地。这里深藏着他生命的记忆，这便是中国人说的“故土难离”了。但是他又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搞“四清”时，他在屋子当中掘了一个坑，埋了一些古画版，他一直想挖出来。虽然时间很久，半个世纪了，可能早已朽烂；但只要画版在土里，人就总惦念着。如果人走了，不能把祖先精神的骨灰留在那里。倘若叫别人用推土机平地时发现了，可能就给扔了，也可能卖了。那怎么办？看来这件事是老人的一个心病。
在折返回去的路上，我心情郁闷中有些伤感。实际上我们致力抢救出来的民间文化，并没有多少人真心去维护。私人遗产后人争，公共遗产大家抢——这便是当代人的“遗产观”。而且，在人们从这些“遗产”上或名或利地各取所需之后，它依旧孤立无援。只是等待着一个个由经济利益驱动的狂潮迎头袭来，无力招架，任其冲垮。
我想，此刻我应做些什么？
南乡，究竟曾经是杨柳青年画的一半江山，一块神奇的土地，一片“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的画乡。
我可是这个画乡衰亡时期的见证人。
这个见证人既是幸运的，又是痛苦的。所谓幸运，是我终究看到农耕文明真正又美丽的活态；所谓痛苦，是我眼见它们所遭遇的各种不幸和一步步走向消亡的全过程，却无能为力。
近二十多年，我看着它从“文革”的死亡谷中一点点苏醒过来的景象，一次次跑到这一带探访昔时的文化遗踪，并在十年前“中国木版年画普查”启动时，带着一个专家小组到这“南乡三十六村”搜寻一遭，居然查访到四位艺人，即古佛寺的董玉成、房庄子的房荫枫、南赵庄的杨立仁和宫庄子的王学勤。我把这些收获与感知写进《三地年画目击记》《南乡问画记》《探访缸鱼》等多篇文章中。在当时，这四位艺人中董玉成年事已高，封笔不画；房荫枫已搬到张家窝镇新盖起来的公寓式的楼房里，改画国画。至今，依然生活在本乡本土的只有两位，他们就是上边说的画缸鱼的王学勤和“义成永”的传人杨立仁了。他们是数百年这个神奇的画乡的“硕果仅存”。可是现在他们遭遇到一次更大的冲击，被一场“城镇化”的狂风卷走，无处躲藏；这个名垂于中国文化史上的古画乡将被夷为平地，了无遗迹。我们是否应该为它做一个人类学的记录，以此个案见证时代转型期间民间文化悲剧性的命运？我们要一直坚守在田野第一线，做事件的亲历者，亲眼看着一个个古老文化生命从奄奄一息走向一片虚无，并在最后一刻挖掘它所有富于价值的东西。
忽然，我联想前些年对天津估衣街的抢救、老城和五大道的抢救、武强屋顶秘藏画版的抢救等。那种抢救的激情仿佛一直昂然地存于心底，召之即来。我立即兵分三路。一路人马是摄影，邀请多年来一直志愿随我做文化抢救的摄影师王晓岩和段新培，以镜头记录王学勤一家搬迁的全过程；另一路人马是我学院的研究人员与博士生，去做杨立仁的口述史，同时筹备发掘“义成永”古版的行动；还有一路人马去与王学勤商议，把他的小画室原封不动地搬迁到我学院跳龙门乡土艺术博物馆里，将这位农耕时代民间画工原真的文化情景定格。
事情比我们的计划来得更快更糟。过两天就得知王学勤把跟了他二十多年的骡子卖了，卖了四千块钱。我在电话里对他说：
“你平日耕地、拉东西全都是这骡子帮你。你怎么忍心把它卖了呢？我还和你这骡子合影过。”
“哎呀，老冯，这你哪知道，往后我不种地，住楼了，骡子不能上楼呀。再说，我也得用钱呵。”
还不知道他那里明天还要出什么事。我决定明天去他家。
转天去宫庄子的路上，听说王学勤出门不在家。后来才知道，这个看上去大大咧咧、凡事不走心的汉子，头天晚上一夜没睡着觉，他想他的骡子了。他去找买他骡子的牲口贩子，叫那贩子从他家里拉些草料去，他怕他的骡子饿着，但赶到贩子家，人不在，骡子也没见着，只看见那贩子当院一棵拴牲口的树下，有一堆骡子粪。原来那头骡子当天就转卖给外地人了，卖到哪儿谁也说不清，就像我们的文化。
我马上返回学院，研究下边要赶紧着手的事，正在急得手忙脚乱的时候，一位来做绘画方面采访的记者，急着想把我拉进他的话题，问我：“您为什么这么在乎南乡和那个画缸鱼的艺人呀？”
我忽想，我要先拿这个问题问问自己，弄得再明白一些，下边的事情就会办得清楚、有力，不留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