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君宝妻

【作者小传】

据元人笔记记载，其夫徐君宝为南宋末年岳州（今湖南岳阳）人。元人南下，岳州失陷，兵荒马乱之中，夫妇失散。徐妻被掠，自岳州押解到杭州的数月之中，敌虏屡欲犯之，君宝妻每以巧计得脱。后知终不可免，乃假托祭奠亡夫之际，赴池水而死，死前题《满庭芳》一阕于府壁。

满庭芳

徐君宝妻

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长驱入，歌台舞榭，风卷落花愁。 清平三百载，典章人物，扫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从今后，梦魂千里，夜夜岳阳楼。

关于徐君宝妻的这一首词，元人笔记如陶宗仪之《辍耕录》及无名氏之《东园友闻》皆有记述，内容大致相同。谓“宋末岳州徐君宝之妻某氏被虏来杭，居韩蕲王府。自岳至杭相从数千里，相与数月。虏欲犯之，屡以巧计得脱。一日，虏必欲强污之，度不可脱，乃谓曰：‘俟吾祭亡夫，谢绝之，可事汝。’虏喜而然之。遂严妆，焚香祝毕，赴池水而死。将赴死之际，题《满庭芳》一阕于府壁”云云。而《辍耕录》不但详载该词之本事，更论证之云：“杭徐子祥与韩（按即徐妻本事中之韩蕲王）府居相邻，尝闻长者嗟悼之，及亲见所书词，故能言其详。某氏，余偶忘其姓。噫！使宋之公卿将相贞守一节若此数妇（按除徐君宝妻之外，此卷尚载有其他数人）者，则岂有卖降覆国之祸哉！宜乎秦、贾（按指秦桧及贾似道）之徒为万世之罪人也。”

由上面所引资料可知，这是一首绝笔之词。该词先是追忆故国的繁华，彼时无论汉上还是江南，尚存有徽宗政和、宣和年间的流风余韵。但转眼间元军南下，“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个人便也如风中落花，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接下来写战乱中个人的遭遇：国破家亡，自己被掳敌人之手，这是一重不幸；虽然被掳，幸而犹在杭州，尚未北行，这可以说是不幸之幸。最后写对其夫徐君宝的思念，并表明以死明志的决心。关于殉死守节，私意以为所谓“殉死”者，固当全出于自己内心之一种殉身无悔的深情，而不当只为虚伪的礼教节义之虚名。所谓“余心所善九死不悔”，徐君宝妻之为了恩爱的夫妻之情而殉死，固是心之所善，九死无悔。因其决绝，故能产生一种令闻者动容的力量。

杰出的作品往往要付出过人的代价，这在一般创作中本是一种普遍的规律，而在平日闭锁闺中每日过着平淡无味之生活的女子而言，其杰出的作品之有得于非常之遭遇，较之男子就更为需要。不过作为一个女子，则纵然遭遇了非常之不幸，可以写出蚀骨摧心的深悲极痛之作，也仍然是属于个人一己之情事，纵然有了足够的深度，其意境之广阔也仍嫌有所不足，因此一个女子若想写出既具深度又具广度的作品，乃必须遭遇一种双重的不幸，也就是说不仅是个人之不幸，而且还需要结合大时代的国家之不幸。徐君宝妻正是遭遇了国家与个人的双重不幸，方才写就了这篇饱含深情和悲愤的绝笔词。

以上是就该词之女性语言所表现的内容情意而言，若再就其女性书写所表现的写作之方式和风格而言，则亦颇有可资论述之处。此词属于长调的慢词，而且做出了相当的铺陈和叙述。若从词的发展来看，南宋以来长调之流行，这当然是最为明白可见的一种现象。徐君宝妻之为长调，这当然也是女性词之演进到了南宋时期的一种必然的趋势。至于就此类长调之作的叙写手法而言，则私意以为这首词所表现的实可说是女性词风与男性词风互相融汇结合后的一种成果。如该词上片所写的“汉上繁华”一大段，及后片开端的“清平三百载”诸句，其论述兴亡感慨盛衰之语气，就分明都表现了一种男性的词风，这种现象自然是男性词与女性词在经历了世变后所发展出来的一种共同的词风。正如蔡琰之《悲愤诗》之在一开端就写出了“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的义正辞严的大议论，徐君宝妻的这首词也正好证明了女性作者之想求意境之拓展，必有待于时代之苦难，方能逼使其脱除闺阃之限制，而对现实之大环境有所体认和关怀。不过女性毕竟是女性，尽管她们也对大时代有了体认和关怀，但最后却毕竟不得不仍落入自我一己的身份和处境，所以徐君宝妻乃终于写下了结尾之“破鉴徐郎何在”数句的自我殉死的誓言。

如果以徐君宝妻这首词，与经历了南宋败亡以后的《乐府补题》中的一些作者如王沂孙、周密诸人的咏物之作相比较，则徐君宝妻之叙写方式，可以说正是属于一种真情实感的所谓女性书写之直接倾述的模式；而王、周诸人则是属于雕饰辞藻造为隐语的一种属于男性的叙写之方式。长调之词若全用平铺直叙之手法，则婉约者易流于淫靡，豪放者易流于叫嚣，这正是南宋诸长调作者之大多喜用安排勾勒之手法的缘故，原不仅《乐府补题》中之一些咏物之作为然也。但徐君宝妻此作则虽然全用直笔叙写，乃全无浮泛叫嚣之病，这自然是因为所写者乃是她一己所亲历之危苦患难，而且因为身为女性，所以在悲慨中仍自有一种屈抑之致，如此则与男性词人对于内心悲慨一作平直之叙写便易流于粗犷叫嚣者，大有不同矣。

（叶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