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天災人禍
1945年3月10日，羅斯福（FranklinD．Roosevelt）總統給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親愛的毛先生」羅斯福寫道，「我從雅爾達會議一回來，就收到了你1944年11月10日的信。非常高興獲悉你本人對中國事態發展的看法。」耀斯福提及毛澤東在來信中強調了中國人民的園結，羅斯福希望毛澤東和國民黨領袖蔣介石能夠攜手合作打败日本。羅斯福最後說，「正如你所說，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有着悠久的傅統而且根深蒂固，我相信，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的合作將極其有助於我們取得勝利及持久的和平。」
羅斯福給毛澤東寫信，是相當不尋常的。當時，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的軍隊充其量不過是一支游擊武装，其實力遠遜於蒋介石的國民政府軍隊，装備也差很遠；沒有人预料到他將在4年後奪取全國政權。而毛澤東很想取得美國的支持，他給羅斯福總統寫信，向美國表示友好。1945年，也就是日本投降前幾個月，毛澤東曾提出要和周恩來一起去華盛頓拜訪羅斯福，但這一提議被當時的美國大使赫爾利（PatrickJ.Hurley）傲慢地拒絕了，他從未向總統轉達毛澤東的提議。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蔣介石的殘兵败將逃到台灣。儘管美國仍然承認蔣介石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但它似乎不準備把寶完全押在戰败的國民黨政府身上。1950年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宣布，如果共產黨的軍隊對台灣發動攻擊，美國將不干預。這表明，儘管美國對共產黨充滿疑慮，但因為在抗日戰爭中共產黨的軍隊和美國人曾經有過富有成效的合作，美國此時並沒有完全排除與共產黨中國建立關係。
但是，即便毛澤東曾對他的新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良好關系抱有期待，隨着六個月後的韓戰爆發，這種幻想破滅了。6月25日，北朝鮮的軍隊越過三八線，大舉入侵南朝鮮。雨天後，杜魯門下令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宣稱若共產黨接管台灣將構成對太平洋地區安全的直接威脅。美國退對中國實施全面貿易禁運。從那一刻起，毛的中國堅決地倒向了蘇聯陣營。
但事後證明，與蘇聯的友誼也是短暫的。
在美國，1950年代的政治話題聚焦於「誰失去了中國」——就好像美國曾經擁有過中國一樣。在麥卡錫主義主宰美國的時代，美國國務院所有「中國通」都失業了，當時與「紅色中國」的任何接觸都是不可能的。即便麥卡錫（JosephMcCarthy）參議員名譽掃地後，美國對中國的「紅色恐懼」還持續很久。戲劇性的是，20年後正是一位堅定反共的共和黨總統——尼克遜（RichardM.Nixon），打破了中美關系的僵局。
此時，中國仍然是一個極度贫困的國家。除主要城市之外，她基本上是一個前工業化社會。據英國經濟學家麥迪森（AngusMaddison）估計，倘若按1990年美元購買力平價計算，1950年中國的人均國内生產總值約為450美元，不到1870年美國的20％。1953年韓戰結束後，和平終於降臨，毛澤東领導的新中國開始了真正的經濟重建。同年，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通過了第一個五年經濟發展計劃，並開始了快速工業化進程。從1953年到1957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大約50％，年化超過9％。
但是毛澤東仍然認為增長速度太慢。1958年，他發起了「大躍進」運動，這是一場全國性的政治經濟運動，旨在通過快速增加工農業產值趕超發達國家。那年10月，我年滿5周歲。
我第一次見到我未來的丈母娘時，她是一家軍隊醫院的牙醫。她看我一無是處，但以她牙科醫生銳利的目光，注意到我的牙齒很好，整齊潔白。我未来的妻子很不高興地對她媽媽說，您以為找對象和挑牲口一樣要看牙口嗎？我勸慰她說不必太沮喪，我好歹還有這麽一點兒可取之處。
不知道我為什麽如此幸運，雖然從小到大經常營養不良，也沒有很好的口腔衛生保護，但我的牙齒一點兒毛病都沒有。能夠想到的唯一原因是，在嬰兒時期，我家的那間小屋窗戶朝陽，室內經常陽光充沛，大概日光浴讓我獲得了足夠的鈣質，使我的牙齒很堅固。我腦海中留下的人生第一幅畫面就是，母親抱着我剛出生的弟弟從醫院回到家裏，那天窗明几浮，陽光燦爛。當時我3歲半。
父母在我大約1歲的時候從山東來到北京，直到我4歲左右，我們一直都住在北京東城台基廠二條緊鄰東單花園的那間陽光普照的房間裹。我家只有一個小房間，父母和我們兄弟倆擠在一起。大概在1958年，我們搬到了台基廠頭條6號（後來不知為何改成14號）外貿部和海關總署的一個宿舍大院裏。這個大院裏有平房也有一棟灰色的樓房，都是不同年代建造的。我家在一棟平
為西平房。這棟平房很大，呈長方形，四邊都是房間，大約20多户人家住在這些房子裏，有的家住一問，子女多的家庭住兩間，共用公共廁所和水池。
這棟平房曾經是舊中國的海關總署辦公的地方，所以每個房間都曾是辦公室，後來新中國的海關總署把它改成了職工宿舍。我估計這棟平房大概有百年歷史了，瓦頂、木板地、高天花板，很陳舊。
我家有兩個房間，一大一小。我想我們之所以搬到道裹是因為我的爺爺從山東老家來北京和我的父母同住，加上我們兄弟倆，以前的那間小房間住不下了。新家的窗戶也朝南，白天陽光充沛。但門前是带房檐的走廊，環繞着整棟西平房，所以夏天日光照不進來，冬天陽光斜射進屋，冬暖夏涼。
大院的中間有一棟較新的灰色公寓樓，四、五層高，是局級幹部的宿舍。大院的另一側有幾間看似軍營的建築。最東邊是一個禮堂，叫做海關禮堂，文革前裏面經常開會，逢年過節放映電影，文革後很少用。院子的中間是形狀不規則的開闊地，大約有兩三個網球場那麽大，四周長着一些榆樹和柳樹，還有一棵在北京很少見的銀杏樹。銀杏樹大概是木本植物當中最獨特的一種，雌雄分株。我不知道院子中的銀杏樹是雌還是雄，但單株無法結果，所以我看着這棵銀杏樹長大，見到銀杏樹可以辨別出來，但一直到成年很久以後，才見到銀杏果是什麽樣子。
1958年在新中國的歷史上可謂多事之秋。儘管我幾乎記不起家中的任何事情，卻清晰地記得發生在我周圍的那些事。他們對一個孩子來說是如此不同尋常和激動人心，以至於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那一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成為一場波及全中國的群眾運動。它旨在動員全國力量和資源，加速實現中國經濟的增長，增加農業和工業產值，並推動中國迅速加入發達經濟體的行列。這將為中國從「社會主義階段」走向「共產主義階段」鋪平道路——一個沒有階級剥削的、物質極豐富的烏托邦，是馬克思的終極願景。
毛澤東的目標是在幾年內完成歐洲用了一個多世紀才實現的事情。他對此充滿信心。畢竟，共產黨從一無所有變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主人，並赢得了從內戰到韓戰一次又一次看似幾乎不可能的勝利。中國似乎可以通過動員和激勵民眾取得任何成就。他的大躍進將是一場人民戰爭，加速中國的經濟發展，大幅度提高所有東西的產量。他的宏偉目標是增加標誌着工業化水準的鋼鐵產量，「超英趕美」——15年超過英國，20年趕上美國。
1957年，中國的鋼產量不到英國的四分之一，鐵產量不到英國的一半。在15年内超越英國是一項極其艱巨的任務。但1958年北京的外文出版社的一份刊物說：「被解放了的中國人民無所不能。」
大躍進中的另一個口號就是「大煉鋼鐵」。大煉鋼鐵成了一個群眾運動，全國各地，城市農村、機關廠房、居民大院，到處建起小高爐，「土法煉鋼」。這些小土爐是磚頭和泥土搭起來的，非常簡易，下面填煤燒火，風箱助燃，上面一個煙囪，向爐內扔進廢鋼爛鐵，烈火燒化之後，鐵水流出，冷卻後變成鐵錠，就算是煉成了。
我親眼所見的煉鋼小土爐，建在我們大院的空地上，只有不到兩米高，大小和形狀很像今天體育用品商店裏細碼的野營帳篷。很快，全國各地都疯狂搭建起這樣的土造煉鋼爐。後來有報道稱，至少有6000萬座這樣的小高爐被建造起來。這場全國性的「大煉鋼鐵運動」變得如此狂熱，以至於人們日日夜夜在爐子前忙碌，煙囪噴出火苗和濃煙，一刻不停。所有家庭都要為大煉鋼鐵做貢獻。大人小孩挨家挨戶地搜羅廢鋼爛鐵，沒有廢鋼鐵就砸好的鋼鐵製品。記得我家唯一的鐵製品是做飯的爐子，爐子四周有一圈裝飾的鐵圈，我們把它砸下來，當作廢鐵貢獻給了煉鋼爐。
我四、五歲左右，蹦蹦跳跳地跟着大人小孩的後面看熱鬧，有時也幫幫忙，搬一些小塊兒東西，一群孩子幫助大人將廢鋼爛鐵運到高爐熔化。火、煙、成堆的廢鐵和煤，忙着搬運或做這做那的人群——尤其是那些喧鬧聲——都令人異常興奮。孩子們圍着小土爐跑來跑去，比過春節選好玩。
我不記得這種情況持續了多久，但一定是不短的時間，以至於給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不知道我們大院的土爐生產了多少鋼鐵。但我後來了解到，最終大煉鋼鐵運動徹底失敗了。大煉鋼鐵是個大笑話；任何有冶金知識的人都知道，你不能指望着把廢金屬扔進後院的土爐子裹，就能生產出耐用的、高品質的鋼。人們毁壞有用的金屬物品，焚燒成噸的木材和煤炭，只生產出一堆廢鐵。
最終，中國在1958年的鋼產量僅比1957年增加了10％。無人知道增加的產量中有多少是可用的。那一年，估計有1億農民、政府工作人貝、學校教師和學生投身於土法煉鋼，將資源和人力從其他生產活動（包括糧食生產）中抽調出去。結果，農業勞動力短缺。因為沒有足夠的人手收割，15％的糧食作物在地裏腐爛，直接導致了此後席捲全國的大機荒。
為了促進農業生產和改善健康狀況，1958年與大躍進同時還開展了另一場運動——「除四害」。四害指的是蚊子、蒼蠅、老鼠和麻雀。這場運動更熱鬧。
全國都被動員起來。北京過去有許多蚊蝿，除四害的時候，家家戶戶要經常噴灑或熏蒸殺蟲劑滅蚊蝿。每每此時，我們會呆在戶外，到處跑跑跳跳。我家住的西平房很舊，年久失修，屋頂上有老鼠，我有時能聽到牠們在夜裏窸窸窣窣跑來跑去的聲音。捕鼠器和毒藥被用作捕殺牠們的常規武器。有些時候，我們被警告呆在室內，因為整個城市都被殺蟲的煙霧所籠罩。我們還製作了捕蠅器，用幾根木棍支成一個小金字塔，四周包上紗窗，下面空着，稍為支離地面，裏面放個爛魚頭，蒼蠅就會蜂擁而至。蒼蠅只會往上飛，不會横飛，所以進得去出不來。
我年紀小，常常盯着蒼蠅蚊子觀察，久而久之，對於蒼蠅蚊子的習性有了深入的了解。後來和未來的妻子談戀愛的時候，有一次一隻蒼蠅飛過來，我瞬間伸手將蒼蠅抓住。她大吃一驚，問我如何練就此等神技。其實不光是我手快，而是我知道蒼蠅會向哪個方向飛，所以輕而易舉地抓住。還有一次，看見一隻蚊子，她伸手要打，我說不必，那是隻公蚊子，不叮人的。我可以從雨三米之外分辨蚊子的公母。也許就是這些從小練就的本领捕獲了她的芳心。
但在一個小孩看來，除四害運動中最令人興奮和難忘的是打麻雀。麻雀被看作偷糧食的害烏，因此，毛主席決定送牠們統統上西天。1958年3月14日至19日，全國「大躍進除四害協調會議」在北京召開。為了消滅麻雀，北京建立了一個指揮中心，副市長王昆侖被任命為道項工作的總指揮。行動那天，1958年4月19日，全城的人似乎都走上了街頭。有人手拿頂端綁着五颜六色碎布的長棍子，有人舉着杆子特别長的旗幟。人們敲鑼打鼓，鍋碗瓢盆也派上用場，聲音震耳欲聾。起初，受驚的鳥到處飛。每當有鳥飛過頭頂，人群會發出更大的弊音，更加疯狂地揮舞旗子，阻止鳥兒着陸。
燕子是候鳥，隨着季節而長途遷徙可以遠走高飛；麻雀是留鳥，只會短程飛行，飛一段必須落下來休息。儘管這座城市很大，但沒有鳥兒的藏身落腳之地，到處都是人，發出巨大的噪音，揮舞着旗幟。鼎沸的人群使麻雀和所有的小鳥陷入恐慌，牠們像射出的箭一樣四處飛竄，尋找安全的地方。有隻小烏疲憊不堪地落在屋沿的一角，但是屋顶上下都有人，人群衝向那隻鳥向牠扔石頭，迫使牠再次起飛。過了一會兒，疲憊的烏兒開始一隻接一隻地從天空墜落下來。那也是一個奇觀，此前和此後我都沒有見過飛烏突然從空中直直地栽到地面。每當一隻鳥掉下來，人們都會蜂擁而上去捉牠。我從來沒見過這種場面。我和其他孩子一起跑來跑去，大喊大叫，向鳥兒扔石子，玩得很開心。
順便說幾句，《孔雀東南飛》是在中國流傅了近兩千年的東漢末年的樂府詩。詩很美，動人心扉，因此膾炙人口。其中有言：「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多麽優美的詩句！但詩人顯然不知道孔雀是留鳥，和麻雀一樣，所謂飛，不過是短距離的撲騰幾下，哪裏能夠像燕子和大雁一樣往東南飛，更無法像老鷹一樣在高空盤旋。而且孔雀本來就是南方的鳥，還能往哪裏飛？也學詩中的主人翁去跳海嗎？詩人的一個想像，糊弄了中國的文人騷客雨千年。
可憐的烏兒們，這是牠們做夢也沒想到的世界末日。據我所知，這場運動很成功。《人民日報》在1958年4月20日報道，首都有300萬人参加了4月19日的行動，到晚上10點，83000隻麻雀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喪生。三天之內，北京的居民殺死了40多萬隻麻雀。
從那時起，鳥類基本上從北京消失了。這是一場全國性的運動，所有中國人口聚集的地方都開展了類似的行動。我不知道在農村他們怎麽辦，那裏地廣人稀。我後來曾看到年畫，描繪農民和他們的小孩在打穀場上撒些糧食，上面支起筐捕捉麻雀的畫面。這真是天羅地網，無處遁逃。
很快，人們就發現麻雀和其他鳥類實際上是益局，而非害鳥。因為牠們秋天可能吃糧食，春天和夏天吃禍害莊稼的害蟲，比如蝗蟲之類。鳥被殺光，昆蟲失去了天敵，泛滥成災，造成了農作物毁滅性的減產。
當中國科學院的研究人員呈送麻雀是益鳥的報告之後，毛澤東下令赦免麻雀，從四害名單中剔除，取而代之的是臭蟲。
至少在北京，烏類的數量再也沒有完全恢復。我小的時候，每年春天都會有成群的燕子來到這座城市，四處翻飛。故宮、城樓等古建築必須用鐵絲網保護，以防燕子在屋簷下築巢。今天，燕子在北京基本絕跡。蝙蝠更是如此。過去，北京夏天有很多蝙蝠，牠們從黄昏到深夜四處飛翔，估計是捕捉飛蟲；還有蜻蜓，快下雨的時候，牠們成群結隊地在低空盤旋，有的孩子拿着捕蟲網捕捉。今天，和燕子一樣，晝伏夜出的蝙蝠和美麗的蜻蜓從北京消失了。當然蚊蠅也基本上消滅殆盡，沒有人會懷念牠們。
1957年，蘇聯成為第一個成功將衛星送入太空軌道的國家。中國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國家，對這一成就歡欣鼓舞，並從此將每一項重大成就都稱之為「放衛星」。
大躍進時期，各行各業不斷刷新記錄的壯舉，放了大量「衛星」，很多數字讓人難以置信。通常來說，莊稼每畝產量最多400公斤，但有些地方報告說畝產5噸，甚至更高。報紙上的大標題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省、縣和公社競相報告創紀錄的收成和農產量，如雪片一樣飛進北京的中南海，以致讓毛澤東憂心忡忡，問糧食太多了怎麽辦。
全國四處「放衛星」，使領袖信心大增，「現在看來，超過英國不需要20年」，他在高級幹部的內部會議上說，中國將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比馬克思預想的要早得多，甚至比蘇聯還要快。毛澤東說，即使我們比蘇聯更早地進入共產主義，我們也不要宜布。他要給蘇聯留面子，免得讓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老大哥尷尬。
糧食太多了，農村人民公社普遍建立了大食堂，農民全家在食堂吃飯不要錢，大概像現在吃自助餐一樣，可以敞開肚皮吃。如此一來，造成食物的嚴重浪費。在大躍進期間，因為最高層得到的報告是糧食太多了，因此中國糧食出口也翻了一番。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NikitaS.Khrushchev）訪華期間，毛澤東曾向他請教蘇聯處置糧食過剩的經驗，赫魯曉夫回答說，他的國家從未遇見過此類難題。
事實證明，幾乎所有這些「放衛星」的報道都是編造或是被極度誇大的。中國非但沒有糧食過剩，而且還出現了糧食短缺。各級官員編造統計數字，以顯示大躍進的成功，取悅他們的上級。農民要按照「統購統銷」的政策向政府繳納公糧，產量多按比例上交的糧食也要多，虚報數字導致地方政府過度征糧和國家的過度出口。地方官員為了圓謊和完成任務，強迫農民交公糧，甚至不顧農民沒有餘糧養家餬口以待來年，更有甚者，把農民春播的種子都徵收了。
到了1960年，全國陷入了大饑荒，甚至北京都嚴重缺糧。我刚剛六七歲，雖然父母盡量讓孩子吃飽，但我還是可以感受到嚴重的食物短缺。那時，母親總是等着我們都吃完飯才開始吃飯，剩下多少就吃多少。我開始並不知道她在忍饑挨餓，後來看到她的臉和腿都有些腫，皮膚也變成了半透明。她用指頭按腿上的肉，陷下去的小坑久久不會平復，好像她的肉是麵團做的，毫無彈性。我當時不懂，還覺得很神奇，因為我自己的皮膚很有彈性，是按不出指坑的。出於好奇，我不斷地用手指按她的皮膚，看陷下去的指坑要用多長時間才平復。長大後才明白，嚴重營養不良使她患上了嚴重浮腫。然而，她一直在默默忍受著饑餓，從未發過牢騷。
但是我知道家裏缺吃的，我和其他的小朋友在院子的四周挖野菜。那時北京四處長草，可以找到一些野菜。大院裏有幾棵榆樹，我就和其他的孩子一起摘榆錢。網上對榆錢的定義是「榆樹的翅果。形狀似錢而小，色白成串，因其形圓薄如錢幣，故而得名」。榆錢就是榆樹的果實，可以吃，但不好吃。我在樹下撿起被大孩子們用長杆子打下來的榆錢，帶回家。母親把榆錢和玉米鏈混在一起煮，或者蒸成窩頭。我大概吃過幾口榆錢，但我不記得了，只知道母親把好吃的都留給孩子、爺爺和父親，她自己剩下什麽吃什麽，剩下多少吃多少。當時我懵懵懂懂，現在回想起來，那些榆錢和野菜也許幫了母親的忙，因為任何一點食物都是非常珍贵的。記得山東老家的親戚讓人給她帶來一小袋蘿萄乾，她高興得不得了。我嘗了嘗，覺得一點兒都不好吃。
有一天，父親带了一對灰色小兔子回家。我很喜歡牠們。我們在門外走廊的盡頭靠牆處蓋了個窩，把兔子關在那裏。父親和我到大院的犄角旮旯拔野草回來餵兔子。從那以後，我經常出去給兔子拔草。
有一次，我和弟弟一起到崇文門城墻和護城河之間的草地去拔草，一直到天黑才回家。到家才發現，我帶的手電筒不見了。那時在我家手電筒是個貴重物品。父親大怒，命我回去找。城墙边上一块草地，不知掉在何處，黑夜之中，哪裏能找到？找不到又不敢回去。黑暗中一邊城墙高聳，另一邊護城河嘩嘩流水，四周一個人影都沒有，幸虧我膽大，不然會嚇死。我在草叢中摸索了很久，根本沒有蹤影。我絕望了，一屁股坐在草叢中放聲大哭。恰在此時，我感到屁股硌到了一個硬東西，伸手一摸，正是我的手電筒。可謂踏破鐵鞋無覓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大喜過望，拿着電筒蹦蹦跳跳回家了。
兔子很快長大了。不久，兔媽媽生了一窩小兔。當小兔長大後，父親會在星期天宰殺一隻兔子，母親燒兔肉給我們吃。因此在大饑荒期间還能吃到肉。父親厭惡宰殺動物，但他別無選擇。不過他從來不吃他宰殺的兔肉，一口都不碰。
這段大饑荒，官方稱之為「三年困難時期」。我不知道其他人怎麽熬過這段饑荒的。許多朋友後來告訴我，他們的父母當時也患了浮腫。如果連首都的食物供應都如此匱乏，連國家的中層公務員都吃不飽飯，無法想像全國的饑荒嚴重到何等程度，餓死人恐怕就不是為奇了。
當最高層最終得知大饑荒的真相時，大多數人都不願親口告訴毛澤東，生怕觸犯龍顏。唯一敢言的是副總理兼國防部长彭德懷元帅。
彭德懷在紅軍時期就是毛澤東的戰友，戰功卓著，一次打了勝仗，毛泽写诗赞扬他，「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將軍。」彭是建國元動，其後出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在朝鮮戦場上將以美國為首的16國聯合國軍隊從鴨綠江邊打回三八線。
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去見毛澤東。恰好毛休息了，彭回到白已的住所給毛寫了一封信，洋洋萬言，圍明真相，表達了對於經濟狀況的擔心。他說的很委婉，講大躍進「有失有得」，更多地責備了左傾狂熱的地方官員。毛原本已通道各種管道聴到了大躍進產生的恶果，此時正考慮調整政策方針。但他對彭德懷的批評感到惱怒，尤其彭讲「有失有得」，把「失」放在「得」之前，毛認為這是否定大躍進。隨即展開對彭的批判，罷免了彭德懷的職務，贊同彭的高級官員也都被當作「彭德懷反黨集团」的成員而遭到批判和罷黜。毛澤東本來要「糾偏」，被彭德懷的批評一激，反而對左的政策變本加厉。
彭德懐被罷官之後到了西南工作，文革的時候被押解回京，飽受凌辱，最後瘐死獄中。開國元動，以言獲罪，死於非命，令人唏嘘。
饑荒有增無已，日趨嚴重。1960年到1962年的「三年困難時期」，說全中國餓殍遍野毫不誇張。根據我認為比較可靠的文獻估計，在這段時間，約有2000萬到3600萬人非正常死亡，佔中國人口的3％到5％。當時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據報道，國家主席劉少奇在1962年夏季有一次激動地對毛澤東講：「餓死這麽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他的這番話大概給自己埋下了禍根。
作為孩子，我沒有體會到當時的艱難，父母一定是省出了自己的口糧，以確保孩子們不餓肚子。但我清晰地記得，有一回，媽媽把我拉到一旁，偷偷把一個煮雞蛋塞到我手裏，囑咐我馬上吃掉，不要讓別人知道，可見當時一隻雞蛋都是極其難得的。
我的父母都出生在山東的貧苦農民家庭。父親受過一些基礎教育，大概小學文化程度。尽管如此，他書法嫺熟，字體剛勁。他喜讀古書，從正史如《史記》、《資治通鑑》、《二十四史》，到雅俗共賞的《拍案驚奇》、《三國演義》之類的書他都看。我後來愛讀書，應該是受到了他的影響。我的書架上，至今還擺着他的一些古書。雖然在我小的時候，他那些文言文的書我大多讀不懂。
山東是一個貧困省份。在舊中國，那裏經常鬧饑荒，每次爆發都導致大量人口出去逃荒，「關關東」。滿清的時候，統治者將東北視為龍興之地，也當作大後方，所以禁止中原的漢人遷徙過去。因此滿清滅亡之後，東北仍然是地廣人稀，生存空間大，所以一到荒年，許多山東人扶老揣幼闖關東，甚至一路闖到韓國。膠東半島的最東邊與韓國的仁川港在海上的直線距離大約400公里，走海路可以到韓國。1986年我第一次訪問韓國時，驚訝地聽到中餐館的老闆有着和我父母同樣的膠東口音。父親大概在1930年代末或40年代初逃荒闖到關外，在抗日戰爭期間的1944年在那裏參加了共產黨。
建國後，父親在青島海關工作，在我不到1歲的時候和母親一起調到北京，在海關總署工作。他除了閱讀像《二十四史》這樣的古書，好像沒有其他的爱好。
小的時候，父親有時讀書給我們聽，我非常喜歡。但這種好事並不常有。他吸煙很兇，一支接一支，常常用未掐滅的煙頭點燃一支新香煙。讀故事時，他不停地抽，我常常在煙霧籠罩中入睡。
父親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十幾歲的時候，當我向他講訴一件事時，他問我是否有人告訴過我，我說話很囉嗦。從此，我就盡量不浪費口舌。我總想取悅他，讓他為我感到驕傲。雖然我感覺得到他對我取得的每一個小小成就都很高興，聽到我考試成績好，他的臉上就會綻開微笑。但是從小到大，在我的記憶中，他從未表揚過我，一次都沒有。
母親也是在山東一個貧困的村莊長大。1945年，她才17歲就加入了活躍在她家鄉附近的共產黨部隊。母親比父親小差不多10歲。她說，父親求婚時，可能瞞報了歲數。母親在外貿部工作，擔任秘書。
母親是我見過最温柔的女人。她生性善良，連一隻蟲子也不肯傷害——也不讓我傷害。她有着強烈的是非觀，這對我影響很大，也給她周圍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工作努力，在家也一刻不停地忙碌。我腦子裹充滿了兒時父親坐在椅子上看書的印象，卻沒有母親坐在椅子上的任何記憶。她要是坐着，就是坐在凳子上吃飯，或坐在小板凳上弓着身子在盆裏洗衣服，她好像永遠聞不下來。每頓飯，她都吃得很慢，用筷子把食物夾到我們的碗裏，等着我們大家都吃完，她再把桌上剩下的東西吃掉，往往顆粒不剩。我很小的時候就學會幫她洗衣做飯，因為我不忍看着她總是在幹活。
和父親一樣，母親可能受教育程度也是小學水準。但是她很會寫作，字跡工整漂亮。那時候周末只有星期日一天，無論冬夏，她會在冷水中洗全家的衣服。她還要做飯，所以沒有時間帶我們去遊玩。在我8歲多的一個星期天，她带我和弟弟去北海公園，我們在湖邊照了一張照片。這是我記憶中她唯一的一次帶我們出去遊玩。
我們所住的胡同台基廠頭條是東交民巷使館區的一部分，台基廠一共有三條胡同。北京城歷史悠久，而台基廠和東交民巷有其獨特的歷史。雖然我在那裏長大，但那時對那塊地方的歷史一無所知，只是後來才了解到。
台基廠曾是明初營建紫禁城時準備石材，製作「台基」的廠地，故名「台基廠」。「台基」就是故宫裏的石台石階。但到了清代，這條胡同改了名字，以英國人赫德（RobertHart）的名字命名，叫「赫德路」。直到今天，胡同的西北角的牆上還保留着法文路名——RUEHART，清晰可见，据说这是北京唯一留存下來的外文路名，雖然已經不再使用。赫德是個奇人，本來是英國外交官，但應聘加入了大清國的海關稅收衙門，先任海關總稅務副司，很快升任海關總稅務司。相當於兼任全國海關總署署長和國家稅務總局局長。按說這是肥缺，清廷深知自己的官員腐敗，一個也信不過，况且還要精通洋務，所以任命了赫德。
清廷對赫德的寵幸也是空前絕後的。1863清政府任命他為海關總稅務司。1864年（同治三年），加按察使銜，成為清朝的正三品大員。1869年（同治八年），晉布政使銜，官階从二品。他的官職可不是洋人強加的，而是清政府聘任的。實際上，在當時的稅務和海關部門，雇用了很多洋人，這当然和赫德不無關系，但是招聘的標準是任人唯賢，尤其注重清廉。可見清政府也有開明和開放的一面。
赫德不負所望，建立了中國現代的海關和關稅制度。他建議並主持購買軍艦建立北洋海军。据百科全书记载，1889年（光緒十五年），「藏兵在哲孟雄作亂，英审乘勢介入，赫德遣其弟稅務司赫政馳往，與駐藏大臣會籌訓界諸事，談判1890《中英會議藏印條約》」，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國聯军入侵北京的时候，他出面与李鸿章合作代表清政府與洋人談判，盡力維護中國利益以求達到中國能夠承受的議和條件」。因為他是總稅務司，最了解中國的家底兒，他說辦不到的事情，八国联軍的代表也無可奈何。此後晋太子少保（正二品）。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他被召人觐，賜「福」字。我不知道这個洋人入觀皇上是否要行三跪九叩之禮。
赫德在任半個世紀，直到辛亥革命的前一年，1910年，才因病去職，於次年9月20日病逝于英国。此时离辛亥革命爆發僅僅20天。清廷追賜賜優恤、加尚書衡、太子太保，估計是清朝最後加賜的尚書（部長級）、太子太保（從一品）。可以說，他和他所効忠的清廷一起壽終正寢。
赫德當初的住宅，就在曾經的北京市政府所在地（现在搬到通州了），義和團和八國聯軍時期被焚毁。我会计他的辦公地點就是舊中國的海關，即我家住的四平房（如果他确实在此辦公，他的辦公室應該就設在我家，因為我家是西平房唯一的一套兩間相連朝陽的房間）。這就是為什么我们院子门前的胡同被命名為赫德路。大概到新中國建國後胡同的名字才恢复成台基廠頭條。中国至少还有两條赫德路，一條是上海靜安區的赫德路（HartRoad），現已改名為常德路；一條是香港的赫德道nue），位於九龍的尖沙咀。
我家住在那裏並非偶然。父親在海關總署工作，以前的舊海關改成了新海關的職工宿舍。
東交民巷這一地區，西起天安門廣場東界，東至東單公园，北临東長安街，南及崇文門城牆，從清代起就是外國使館區。我們院子的对面是匈牙利大使館，相當的氣派。以前義和團攻打使館區就是攻打此地，導致八國聯审人侵北京。
現在崇文門一線的城墻完全消失了，代之以「前三門大街」，前三門指以前的崇文門（老北京人也稱之為哈德門）、前門和宣武門三座城1966年拆除崇文門，發現上面的箭樓是明代建築，用的是珍稀的金木。
以前北京市標誌性的建築，如雄偉的城牆、寬闊的護城河、高大的牌樓，現在都不见了，北京也基木失去了其獨特的古城、皇城的韻味，取而代之的是通衢大道，高樓大廈。老北京被现代的潮流淹沒了。
图：
北京北海公司留影，1962年劳动节
1.1962年5月1日，作者（左）與媽媽及弟弟在北京北海公園
2.1957年，作者（左）3歲時與爺爺單星三及弟偉中合照
3.1959年，作者（右）5歲時與媽媽王文麗及弟弟合照
1.作者（左）11歲時與姊姊和弟弟合照
2.作者（前排右》8歲時的全家福
前排；梁左到右，弟弟望催中，外婆宋培雄，作者
後排；大姨王文仙，母親王文麗，父親單毅，姊姊單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