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再渡重洋
費羅（FrederickF.Low）是個淘金者。今天很少有人記得他，但他一生中成就的幾件事，把我的故事和他聯聚在一起。他於1828年出生在美國緬因州，是一個自學成材的人。1850年，他随着淘金潮來到加利福尼亞州，夢想發財，不出幾個月，果真淘到了第一桶價值約1500美元的黄金。這在當時是個可觀的數字，大概相當於今天的50萬美元。1862年，美國內戰爆發一年後，他代表加州當選美國國會議員；其後，他被選為加州的州長，一直任職到1867年。在他的任内，加州建立了雨個影響深遠的偉大機構，一個是約塞米蒂國家公園（Yosemite，或稱「優山美地」），另一個是加州大學。
更鮮為人知的是，他在離任两年後被任命為美國駐中國大使，頭街頗為顯赫：美利堅合眾國所派大清國特命全權公使，也稱之為美國對華事務部長。那時，中國的圆運正日益衰落，滿清王朝的腐朽、鸦片戰爭的戰败和外國列強的入侵，使這個百孔千瘡的龐大帝國在風雨中搖搖欲墜。沒有史料記載這位美國駐華大使是否踏上過中國的土地。
讓後人記住的是加州大學，費羅親手建立了這所堪稱偉大的教育和研究機構。加州大學的第一個校園於1868年建立在柏克萊，與三藩市隔海相望，正式開张的時候，亨利，海特（HenryH.Haight）已經接任費羅為州長。
今天，加州大學系統在加州有10個校區，擁有超過25萬名學生和2萬多名教師，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好的大學系統之一，歷史最為悠久的柏克莱一直名列美國頂尖大學之列。截至2018年，加州大學系統產生過187名諾貝爾奬獲得者，超過美國獲獎者的半數（時至2018年美國共有371名獲獎者，包括非學術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僅柏克萊校園就有104名諾貝爾獎獲得者，是俄羅斯的四倍（包括前蘇聯）。柏克萊的優秀由此可見一班。
柏克萊以其學術和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和宽容著稱，也是政治激進主義的温床。這裹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嬉皮士運動和反對越南戰爭運動的大本营。柏克萊有一種叛逆的精神，是世界上其他任何高等院校都無可比擬的。
在舊金山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後，我於1982年1月回到北京，繼續在外貿學院教書。在鄧小平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下，中國正在經歷許多變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使得個體戶如雨後春笱一般日了出來，比比皆是。外資也漸漸進入中國，我回到北京的時候恰值建國飯店——由美國假日酒店管理的第一家外資酒店開業。
外貿學院新成立了管理系，教授西方的商業管理課程。我剛剛留洋負笈歸來，校方要求我開授一門西方主流經濟學課程，為管理系培養新教員，學生都是從英語系最優秀的畢業生中精挑細選出來的。我使用的教科書是理查，黎卜寮（RichardG.Lipscy）和彼得，施坦爾（PeterO.Stcincr）所著的《經濟學》，由亞洲基金會捐贈，學生人手一冊。
從美國工商管理碩士（MBA）班的課程中，我只掌握了一些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實在不是以與人為師，但矬子衷拔將軍，趕鴨子上架，只好勉為其難。不敢誤人子弟，我臨時抱佛腳，邊學邊教。
我的班授課和問答都是用英語，學生英文都比較流利，幾乎沒有語言障礙。這些學生都是人才，受教育的底子好，知識面寬，聰明好學，求知欲強。給他們教課的還有來自外國的客座教師，所以他們習慣了像美國學生一樣積極主動地提問，閘述自己的見解，而且敢於挑戰老師的觀點。我覺得教這門課很刺激，絲毫不敢鬆懈。
課程的主题相當枯燥，所以我盡量用現實中的案例來解釋經濟學的概念。學校的圖書館和閱覽室除了原有的《華爾街日報》等英美刊物之外，還增加了《商業周刊》、《經濟學人》等刊物，反映了中國進一步開放的態勢，讓我耳目一新，很受鼓舞。儘管期刊到了閱覽室已經過時了，但仍不失為參考文獻。我從中摘取案例，在課堂上和學生們討論其中經濟學的涵義，活躍氣氛。
離開美國之前，舊金山大學的莫里教授敦促我向美國的三所大學遞交了讀博士班的申請。1982年3月至4月間，我陸續收到了這幾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而且包括全額獎學金，讓我喜出望外。我對讀博雖有強烈願望，卻深知欲速則不達。改革初期，門戶雖然打開了，但出入並不自由，需要領導批准。大家都視出國留學為難得的好機會，所以校方也要考慮利益均沾，不能好事都讓一人得了，至於個人的能力或學習的成績如何，並非領導考慮的主要因素。
我能做的不多，乾脆老老實實地教書，除此之外默不作聲。我知道莫甲教授、亞洲基金會和錄取我的美國大學會替我做校方的工作。外貿學院的領導不必給我面子，但一定會顧及這些美國友人的請求，因為他們畢竞給外貿學院帶來很多發展機會，包括為師生提供各種到美國學習和交流的機會。
果然，美國的朋友們不遺餘力地替我做校領導的工作，說我所獲得的是難得的機會，是我靠努力和成績赢得的，來之不易，也是外貿學院的榮譽，這個機會非我莫腦，無法讓渡給別人。在這些美國友人看來，如果校方阻礙此事無異於放棄良機，對我和外貿學院都是不可思議的浪費。
說來也巧，當時外貿學院負責學術的副校長許世偉正好在三藩市訪問。他在那裏拜會了亞洲基金會的高級官員，包括威廉姆斯博士、袁倫仁先生和安德魯斯先生。他們對許副校長講，讓我去讀博士繼續深造將有助於促進基金會和外貿學院之間的關系。同時，幾所大學的教授也極力說服他，表示願意和外貿學院發展長期的合作關系。
他們的努力奏效了。許副校長從三藩市給外貿學院的其他校領導發了一份電報，表示同意我重返美國研讀博士，並指示外貿學院的人事部門為我辦理出國文件和手續。我心中暗喜，但不露聲色，只是對校領導表示感謝。
1980年代的中國，個人自由，尤其是上學讀書的權力，與我在戈壁灘種地的時代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但是舊體制殘存的束縛仍在。譬如當時的政策仍然是出國留學不能攜卷，所以我雖然被批准出國，但妻子卻不能同行。我們那一代人出國求學，要做出很大的犧牲。但為了難得的學習機會，我們甘願承擔。
1982年8月21日，我重返三藩市，感覺就像回到第二故鄉。我很興奮能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開始我的博士課程，但也深感遺憾，不得不再次離别妻子，不知道何時能再見。到目前為止，我們聚少離多；結婚僅六個月，我就去了美國，分開了一年多；畢業回國，在北京呆了不到一年，我又離開了。那時通訊很困難，像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家裹沒有電話；即便有，也打不起越洋電話。只能依靠信件聯繫，飽賞離別的相思之苦。
到達柏克萊後，我找到一個住所，位於埃爾，科米諾，瑞爾（E1CaminoReal）街上。像加州許多地方一樣，這條街的名字是西班牙文，意思是皇家大道。不過，這條小街完全沒有「大道」的樣子。
我的房束叫做吉恩，拉德福德（JeanRadford），50歲上下，體態雍容、和瀉可親。她家有三間臥室，她單身，住在主臥，時而她的男友赫爾曼（Herman）來過夜，但不常住，其餘兩間出租。我就成了她的兩個租客之一。她是一位職業大提琴手，時常請其他的音樂家來家裏舉辦弦樂四重奏，除了她的租客外，並無聽眾，自拉白娛。我有時過到客廳去聽聴，但多數時候就躲在自己的房間，任憑門外曼妙的音樂流淌進來，伴我讀書。
柏克萊市實施房租管制政策，因此租金比較便宜，我的房間每月只需200美元。房租管制被稱為社會主義政策，有利有弊，對房客有利，當然不利房東。我聽說由於租金的限制，房產主沒有修繕已出租房產的意願，因為投資得不到回報，所以有些房子年久失修。但是吉恩的家很舒適，維護得很好，想必因為她也住在那裏。
我從一位朋友那裏借來了一輛腳踏車，我的住處與校園相距大約3公里，騎車不到十分鐘。
上課的第一天，我騎車來到校園。入口處是斯普魯爾廣場（SproulPlaza），人來人往。廣場的一側有座大樓，底層是大學的書店，書店上方高懸一幅紅色大標語，上面用英文寫着：
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庭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毛澤東
我一時瞠目結舌，心想文化大革命跑到這裏來了。自毛澤東去世後，他的語錄在中國的公共場所基本消失了，萬萬意想不到會在美國看到毛的語錄。
我很快發現，毛澤東的語錄及租金管制政策等現象，正是人們將這個城市戲稱為「柏克萊人民共和國」的原因。柏克萊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的大本營，以嬉皮士運動和反越戰運動而闻名。在學校書店裏，牆上掛着馬克思的書像，與愛因斯坦的画像並列。我每天去上課要經過一條名為電報路（TelegraphAvenue）的大街，街上有各也商販，有個美國青年天天在那衷兜售一些侮書籍，其中包括《毛主席語錄》。每次走過，他都總着我不放，不但要我買小紅書，而且還發衣他的政治見解。他對中國的改革政策極度不滿，不斷地衝若我喊口號：「中國變色了！」「打倒修正主義者！」「打倒鄧小平！」我覺得他有些滑稽，也很天真，就像當年中國文革初起時的紅衛兵。
被他骚擾了幾個星期後，我受夠了。我停下腳步對他講：「那本小紅書我早就會背了，你不必向我推銷。」他很不屑地哼了一聲，說：「我不信。」
我讓他翻到第一頁，然後開始背誦：「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既要革命，就要有革命黨……」
其實我背不下來整篇小紅書，不過是虛張聲勢而已，但文革時我還是個兒童，強記，讀上一兩遍的東西就記住了，而且文革十年，每天耳濡目染的都是這些文字，即便不上心，也耳熟能詳了。不僅如此，我還會唱毛的語錄和他的詩詞，因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許多他的語錄和詩詞都被譜成歌曲。所以我背誦個把小時應該是沒問題的。
雖然我是將中文在腦子裏翻譯成英文背誦給他聽，和他手頭上的官方譯本不可能是一模一樣，但意思是不會錯的。我背了兩三段，他就折服了。
「OK，OK。」他匆忙地說，沒有耐心再聽下地對我講鄧小平是如何背叛革命的，為什麽江青是一個偉大的女性、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當然和他討論或爭辯沒有意義，我們這一代的中国人深受文革之苦，他是无法想像的，我們倆根本就是雞同鴨講。我只好說：「把你发配到戈壁滩种几年地，你就明白了。」
「嗯？」他一臉困惑，不知我在說什麽。我沒有解釋，繼續趕路，從此以後他不再騷擾我了。
1982年9月15日，我在柏克萊校園裏見到的第一位教授是迪克堆尔顿（DickHolton）。他五十多歲，戴着一副黑框眼鏡，談吐举止溫文爾雅，給人以和藹可親的印象。柏克萊商學院名為哈斯商學院（HaasSchoolofBusiness），有個叫做哈斯的校友捐赠了一大笔钱，取得了冠名權。霍爾頓教授曾經擔任過哈斯學院的院長。他对中国充满了热情和兴趣，曾親自負責我的申請，幫助落實獎學金，頻繁與我就入學事宜往來信件。
他很高興我終於來到柏克萊，知道這對一个中国学生有多么的困難。他向我介紹了校园和博士班的情况，之后诚恳地说我有什么困难和問題儘管找他。
其後，我去拜訪了博士學術顧問珍妮特，耶倫（JanetYellen）教授。她的辦公室不大，陽光通過窗戶傾瀉進來，滿屋透亮，她的书桌虽然堆滿了書籍和紙張，但井井有條。她熱情地對我表示歡迎。辦公室裏還有一位先生，她介紹說那是她的丈夫喬治，阿克洛夫（GeorgeAkerlof），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經濟學教授。耶倫教授看起来不过三十几岁，阿克洛夫教授也不過四十出頭。他們兩個人都身材不高，隨和友善。耶倫穿着紅色的毛衣，阿克洛夫身着綠色毛衣，兩人很匹配。他們平易近人态度使我立刻感到很放鬆。
耶倫教授知道我的背景特殊，不同於典型的博士生。讀博士需要相当的数学基础，我告诉她我的数学基础比较弱，都是自學而來的，因為自從小學畢業後就再沒有正式上過數學課。她驚訝不已，我猜想她當時一定在想這個家伙怎麽混進來的。雖然她并没有質疑我是否有足夠的基礎讀博士課程，也沒有讓我就此罢休，但她和她的丈夫委婉地告訴我這些課程極具挑戰性。
商學院的每個博士生必須選擇專攻一門社會科學，作為學術基本髋如领迹鼻，心理學或政治學。我選擇了經濟學。沒有什麽特别的原因，只是覺得商業和經濟太密不可分了，很難想像學習商業管理的理論而對經濟學沒有深人的了解，而且我好歹在外貿學院教了一個學期的經濟學，有一定的基础。更何况，耶伦夫婦都是經濟學家，跟他們學習，當然需要更多的共同語言。
現代經濟學對於數學和統計學的要求很高，而我在這方面先天不足，但我無知無畏，自以为只要不懈努力就可以无堅不摧，就像我在售金山大學做到的那樣。
我想在第一個學期選修學201A，这是一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生課程。耶伦和阿克洛夫教授都劝我不要选這門課，認為以我的數學基礎，困難的程度是不可逾越的。他们劝我先選修經濟學291A，即《經濟學的數學工具》，是選修201A之前的必修課。聽了他們的建議，我犹豫不决，不知道他們是懷疑我的能力，還是這門課真的那麽難。美國的大学教授们对博士生很尊重，只提建議，但不強加於人。
我找到了一些高年級博士生，從他們那裏借來了這門課的作業和期末考試的試題，借此了解它到底有多難。讀了這些材料之後，儘管似懂非懂，但我覺得大概能夠理解其中的概念。我決定同時選修291A和201A，以及其他一些數學和經濟學課程。
耶倫和阿克洛夫兩位教授認為我難以應付這麽多的課程，擔心我會一招不慎陷入困境，她建议我只上必修的数学课，下個學期再修經濟學201A。按照學校的規定，在開學後兩個星期左右，學生可以放棄所選的課程，也可以另選其他的課程。我決定先試試再說。
我選的課程裏包括阿克洛夫教的一門經濟學。我發現他是一個風趣、和藹可親的講師，絕對的完美主義者。他的講稿影印本保存在圖書館，供學生參考、翻閱。有一次我到圖書館閱讀他的講稿，驚訝地發現，他一絲不苟、逐字逐句地寫下了演講稿，甚至包括在課堂上要做的手勢。讀他的講稿就像在讀一個電影劇本。
有一次他講企業建立競爭壁壘的概念，談到廣告的作用，他先提出問題；像可口可樂這樣的公司，其產品盡人皆知，為什麽還要每年投入大量的費用做廣告？他形容可口可樂公司做廣告就像是坐在火堆邊燒錢。他的結論是，如此燒錢是阻止競爭對手進入市場的一種手段——你有足夠的財力和我比燒錢嗎？以此來恐嚇潛在的竞争对手，使他们知难而退。
他在講稿中寫到：「講到此處，從口袋裏掏出十塊錢的鈔票，向學生們顯示向火堆中投錢的動作。」
阿克洛夫博上憑藉他在1970年發表的《檸檬市場；品質不確定性和市場機制》的論文而聞名。「檸檬」是美國人對於有缺陷的汽車的俗稱。他的論文解釋了一個現象，即為什麽一輛新中，剛剛從車行買了出來，還沒有開過，如果馬上轉手去賣，賣價就必須打折扣。他解释说这是因為信息不對稍所造成的。擺在车行裏的新車也可能有殘，但车行的老關是從廠商買來的新車，並沒有使用，因此賣方和買方都不知道新车是否有殘，信息是對稱的。但是新车一旦轉手，有了一個新的車主，如果要卖的话，就有可能是车主发现了新车哪里有毛病，所以潛在的買方就假設賣方知情，因此買賣雙方信息就不對稱了，造成二手車的價格一定低於一手車的價格。
如何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呢？一種方式是二手車的賣方提供品質擔保。他的論文幫助保險業為產品定價奠定了理論基礎，他的這個理論和對經濟理論的其他頁獻，最終使他獲得了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我很快發現，耶伦和阿可洛夫才201A这门课的判斷是正確的。開學兩周之後，我不得不把三分之二的時間都花在这门课上，才能跟得上進度，在所有其他课目上所剩下的时间只有三分之一。按照經濟學的說法，啃201A不是有效利用我的時間，得不償失，最終我決定改選其他的課程。
我面臨的另一个学术挑战是线性代数，这是博士生的必修課。由於數學底子差，我發現這門課特別难，时不时要去請教其他人。台灣同學一般數學基礎很好，給了我很大的帮助，但这门课对于他們來講也是塊難啃的硬骨頭。教科書《线性代数及其應用》是一本長達400多頁的巨著，為了徹底搞懂，我反复阅读很一章，并做了所有练习題來熟悉概念、定理和公式。到了學期末，我算了一下，我已經把這本書通讀了七遍。最終，這門課我得了个A＋，深感來之不易。
我發現微積分容易多了，因为它的邏輯直截了當，可以舉一反三。按照學校的規定，微積分课程可以自读，在两个学期分别自讀微積分A與B兩個課程。第一学期未半，我已經讀完了微積分A所需的課程。考試的時候，我很快做完试题，仔细验算一遍确定無誤後就第一個交了考卷。督考的助教是一名來自南非的数学博士生，她快速瀏豐了一下就把我的考卷抛在書桌上，然後盯着我說：「你考試作弊！」
「什麽意思？你说我作弊？」我还以为她在开玩笑或者是找茬子和我搭讪。
「沒人能這麽快就完成考卷，而且答案都是正確的，你一定作弊了。她一臉不屑地說道。
我感覺受到了奇恥大辱，又觉得有点好笑，她不相信任何人能做到的事我显然刚刚做到了。
「那好」我說，「你再给我一份不同的的考卷，讓我單獨考一次，我就坐在你的眼前考，如何？」
她翻了翻白眼，在一堆文件中搜寻出一张不同的考卷遞給我，說：「给你半個小時。」
我坐在她面前答卷，她拿着一本书读，不时抬起頭來，看看我，看看其他考生。在有些考生還没有完成第一张考卷之前，我又完成了第二張考卷，遞交給她，结果仍然是满分。她沒話說了，忙不迭地向我道歉。看到她前倨後恭的樣子，我暗自得意，原諒她了。
我知道第一個學期很重要。我的基础很薄弱，教授們對於我能否過關大概是心存疑慮的，而且奖学金取决于成绩，所以我絲毫不敢懈怠，竭盡全力，勤奮學習。到了期末，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的成績清一色全A，總算鬆了一口氣。
我學習努力，但老實說，由於課程安排緊湊，時間緊張，所以有的課程我雖然考得不錯，但對很多細節都感觉模模糊糊，即便考了满分，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是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從容地讀書學習，而不是用填鴨方式為考試而讀書就好了。可惜，這對我來說太奢侈，因為我有太多的知識空白需要填補。
我無法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學習上，因為還要想方設法把妻子辦到美國來。美國方面沒有障礙，問題在於中國。當時她已經在外貿學院的外事辦公室工作，出國需要校方的批准。
我每周給她寫信，時刻期盼來信。1982年11月15日我收到來說她已經懷孕四個月了。起初，我們曾打算没有团聚之前暂且不要孩子，1982年我回北京的時候，我們改變了主意，原因是我的岳母病重。當時她只有46歲，但健康状況很不好。唐山大地震時，她痛失丈夫和雨個女兒，雖然她很堅強，在外人面前顯得無憂無慮，但可想而知，喪親之痛给她造成的心理傷害是巨大的。儘管過去多年了，我想她心裏仍然允滿了無法釋懷的悲傷，身體也每況愈下。她期盼抱外孫，我們想如果有個孩子，會給她帶來無限的歡樂，有助於她恢復健康。
想方設法辦理石濱來美的手續，但是否辦得成完全沒數。常時沒有允許留學生配偶出國的政策，雖然外貿學院的領導很同情，但是他們的權力有限，可能也不敢承擔開此先例的風險。
聖誕節前，我從柏克萊去三藩市見一位剛剛從北京來的熟人。石濱託他給我帶來了一個包裹，裏面裝着她的錄音，介紹了她的生活和家裹發生的事情。包裹裏還有一條裁剪精緻的藍色褲子。她說正在上裁缝課，是在縫紉班上做的。我立即穿上新裤子，發現很合身，離開三藩市回柏克萊的時候就穿着新褲子。那天正在下雨，等我到家時，已經淋成落湯雞，渾身上下都濕透了。我忽然注意到鞋子已經染成藍色了。當我脫下濕褲子時，發現腿也被染成藍色，褲子也差不多掉盡了顏色。這讓我覺得很滑稽。布掉色並不稀奇，但一场大雨之后裤子几乎变成白色却是始料未及，可見當時國產布料的品質之差。
石演的專業是俄語，從小學就開始學習俄文，大學本科學的也是俄文。我喜出望外地發現，加州大学柏克萊分校有一個斯拉夫語及斯拉夫文學系，以她的俄文成績，或許可以申請到柏克萊來學俄文。
我们决定改变策略，不能等國家改變配偶出國的政策，而就以她個人身份申請來美留學。我到斯拉夫语系找到了一位主管的女教授，她說中國學生到美國來學俄文可說是独一無二聞所未聞的，正因為如此，她表示非常感兴趣，热情地鼓勵石濱申請。
我和濱都觉得，近乎滑稽好笑。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學什麽並不重要，能有学习的机会就行，能到美国团圆是最重要的。
我們倆在太平洋的兩岸各自全力以赴地着手申請。在北京，她收集了自己的成績單和文憑。她當時忙得不得了，又要上班，又要照顧臥床不起的母親，還要挺着懷孕的肚子到處奔波辦理出國留學的手續。但我有了奮門的方向，要實現夢想仍然障礙重重。
我和亞洲基金會的袁伦仁先生商量我和石濱的打算，他很支持。袁先生已經73歲了，但身體很好。他晚清末年出生於上海，在美國學校接受教育，日本入侵后成为联合报業辛迪加的戦地記者，後來成為香港第一家華人拥有的英文報紙《香港虎報》的創始編輯。他在1977年從亞洲基金会退休，但又被返聘，負責中國項目。
斯拉大語系接受石滨入學，亞基會一定為她向美國的簽證部門發支持函，帮助她获得学生簽證。取得簽證需要財務證明，我們兩個人用我的獎學金生活雖然拮据，生存是沒有問題的，但开出财务证明却办不到。亞洲基金會開個財務支持函就解決問題了，袁先生知道我們不會給亞基會添麻煩。
年3月2日，我收到了柏克萊斯拉夫語系給石濱的錄取通知書，還包括獎學金，我和濱都欣喜若狂。恰好袁倫仁先生要去北京出差，我就请他将签证申请表和录取通知書帶給石濱。我們至今都對袁先生的幫助心存感激。
就在勝利在望之際，岳母的病況急轉直下，患了重症肌无力，失去了獨立生活的能力，需要石濱的照顧。濱沒有近親可以幫助，不能丢下她的母親遠渡重洋，所以她出國的計劃就只好暫時攔置，我們的團圓夢一時難圓。濱以六甲之身，除了工作，還要照顧母親，負擔極為沉重；我遠隔重洋，不能幫忙，真可謂望洋興嘆。
1983年4月20日，我收到父親的一封信，通知我石濱在4月13日生了一個男孩，出生體重8.7磅。她是在北京的陸軍總醫院做的剖腹產，而她的母亲就在同一所医院的另一个病房中接受治療，濱很欣慰她母親在那裏得到了最好的照料。每天都去探視。
石濱剛剛懷孕的時候，我就建議如果是個男孩，就叫單博，因為他出生的時候恰值我正在讀博上。我父親認為取這個名字有點虚榮，建議使用一個同音字——搏門的「搏」。但石濱認為「搏」這個字使人聯想起公雞打架，所以她還是主張給他起名為「博」，比較文質彬彬。我的母親考盧很周到，覺得既然姓「單」，兒子的名字裹就應該包含石濱名字裏的成分，比較公平，所以給孩子起了個小名叫磊蒿。一磊三石，磊磊就是六個石，足夠平衡一個「單」字了。
儿子的诞生使我高興。我的女房東向我祝賀，還送我一瓶酒。我打電話給卡蘇夫人和其他一些朋友，報告這個好消息。接通卡蘇犬人電話的時候恰好是她和他的先生結婚八周年的紀念H。他們一直想要個侅子，我暗自希望我的好運能給這對幫助過我的可爱的夫婦也帶來好運。
兒子的誕生給我的岳母带來了極大的愉娛。失去這麽多親人後，她終於有了外孫子。不幸的是，她在孩子出生兩個月後溘然長逝，年僅47歲。
除了喪母之痛，石濱在北京的生活也異常艱難。她不僅要照顧新生兒，還在外貿學院的行政辦公室工作。白天她把兒子留給我的父母照管，然後擠公共汽車，乘車45分鐘到校園上班，這使她身心疲憊。
此時，我又開始重新申請和辦理石濱到美國讀書所需的批文，情況更複雜了。自然，她想帶孩子一起到美國，但我認為不現實，她一個人來美，都難於上青天，辦理嬰兒來美幾無可能。我們恐怕只能一步一步來，先讓她來美，孩子留給我父母照顧，直到我們能夠應付，再想法把兒子接來。
此時，柏克萊斯拉夫語系的錄取函已經過期，石濱不得不重新申請。眼看快到1983年的仲夏，我和妻子第二次分別已經將近一年了。在袁倫仁先生的幫助下，亞洲基金會為她重發了申請學生簽證的文件。亚洲基金會的威廉姆斯博士和柏克萊的電爾頓教授都寫信給外貿學院的校長，勸說他批准石濱來美與我同讀。
美國人喜歡說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度，我發現在美國如果沒有汽車，是不可能自由的。1983年春，我平生第一次買了輛汽电，這是一輛米黄色歐寶牌（OPEL）二手車。這個型號好像是通用汽車公司在德國生產的，適應歐洲的需要，車體比較小，雖然是四座，只有兩個車門和一個可以掀起的後備箱門，美國人稱之為掀背車（hatchback），售價1900美元。
我去取車的那天，賣車的女上打來電話說，儡管我們建成了協議，她還是把它壹給了一間二手車行。我未曾料到人可以如此言而無信，單方面毁約。與她理論無益，我就給格甭厄姆及詹姆斯法律事務所以前的同事鮑勒，猶耶（BobMcyer）打了一個電話，請他幫忙。我不知道鲍勃對那位女士說了什麽，但第二天我就到二手車行把市取回來了。在美國還是律師管用。有了中就獲得了自由，我非常興奮，還沒有拿到駕照，就迫不及待地駕車四遊。
那年的的暑期，耶倫教授建議我找份暑期工作來補貼生活。我面談了兩家銀行，一個是芝加哥第一國民銀行，另一個是大通曼哈頓銀行。這兩家銀行今天都不復存在，而在當時都是大銀行。最終，我選擇了前者，原因是我喜歡那裏的負責人蘭德，斯帕林（RandSparling）。他是個言而有信的人，說下午5點打電話給我，電話在5點就準時響了。我喜歡信守諾言的人。
銀行把我安排在三藩市分行的貿易金融部，每周付給我500美元，頂頭上司是肯，皮特利拉（KenPetrilla）。肯待我很好，他手下有兩位年輕的女士，也和我相處融洽。肯讓我研究亞洲和美國西岸之間貿易流動的狀況，收集的資料可以成為銀行規劃貿易融資業務的依據。這份工作對我來說稱心如意，既可以獲得銀行工作的經驗，又能賺取一些額外的收入，並可以將我在商業和經濟方面的知識付諸實踐，一舉多得。
在1980年代的初期，美國和亞洲的貿易往來主要集中在日本、韓國、香港、台灣和新加坡，與中國大陸的業務微不是道，與東南亞其他國家的貿易額也有限。但是隨着美國對日本貿易的赤字逐年增加，兩個國家的貿易摩擦愈演愈烈。兩年之後，在美國的壓力下，日圓大幅度升值，提高口本對美出口的價格，降低美國對日出口的價格，目的是使雙邊貿易趨衡（但這個日的始終沒有達到）。不過在1983年的夏天，日美貿易衝突尚未成為銀行主要關注的對象。我們研究的課題，是在亞太地區貿易額逐年增長的情況下，銀行如何能夠發展貿易融資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