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修理地球
在1960年代和70年代，中國仍然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社會，1970年農業人口6.78億，佔中國總人口的83%，而美國農業人口大約950萬，佔總人口的4.6%；中國的耕地面積只有美國的73%。如此算來，如果中國的農民耕種與美國相同面積的土地，需要9.3億的農業人口，將近美國的100倍。由此可見中國在農業上的極度落後。
在發達國家實現農業機械化幾十年之後，中國的農業基本上靠手工作業。我們使用的鐵鍬、鋤頭和鐮刀等原始農具，與祖先3000年前使用的相比幾乎沒有變化（中國最早的青銅器在5000年前出現，鐵器在將近3000年前開始使用）。許多農活，譬如拔草或掰玉米，沒有工具，只用手，大概與原始人在5萬年前甚至更早時期的生産方式沒有區別。
因此，在那個年代，在中國的任何地方，農業都是艱苦的工作，而在內蒙古戈壁這樣貧瘠的土地上，農民付出的辛勞更多，收穫更為微薄，勉強維持生計都很困難。
據估計、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約有160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被送到偏遠的農村和邊疆地區。我之所以把「知識青年」四個字打上引號，是因為這一批人絕大部分只上過小學或初中，知識十分有限，說是知識青年實在是美其名曰。當時中國城市人口不過一億四千萬，所以下鄉的知青佔中國城市人口的12%左右。世界上其他地方工業化過程必然伴隨一個城市化的過程，即大量的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而中國在那個年代則經歷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為龐大的逆城市化運動。當時的報紙稱讚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也恰如其分，只不過與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背道而馳。
古諺云；黃河百害，唯富一套。「一套」就是指內蒙河套地區。這裏自古以來就是農區，黃河在此處九曲十八彎，形成很多支流，黃土淤積，灌溉充足，成了肥沃的農田。清朝以來，河套人口稠密，生產北方常見的作物，如小麥、玉米、高粱、土豆、倭瓜、西瓜和甜瓜。
我們駐紮的烏拉特地處河套地區外以北、河套和戈壁荒灘的中間地帶，有些耕地，但大多是不毛之地。兵團的任務是開墾荒地，號稱向戈壁要糧。
開荒種地需要水，戈壁缺水，但烏梁素海就在15公里以外，我們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修渠，把水引到戈壁灘滯溉土地，變不毛之地為良田。
有水也不能將戈壁變成良田，原因與土壤條件有關。戈壁大多是鹽鹼地，鹽鹼泛在地表，一眼望去，就像是被髒雪覆蓋，白色裹摻雜若黑黃色。鹽鹼使莊稼無法吸收水份，難以生存。大多數作物，尤其是小麥，耐鹽鹼能力低，很難生長。能夠耐鹽鹼的植物是堅韌的荊棘叢，但也是稀稀落落散布在戈壁灘上，勉強生存。
據說在上壤裹慘沙子就可以治理鹽鹼地。沙子改變土壤的結構，使顆粒之間可以產生空隙，土壤就有了毛細作用，通過灌溉，鹽鹼就可以滲透到地下，而不是板結在地表。這個道理聽起來不錯，其實很不實際。幾百個人從很遠的地方局挑手提用筐抬沙子，拚死拚活，也是杯水市薪，覆蓋不了幾畝地，而且摻了沙子的土地，也未見解決了鹽鹼問題。
連隊的領導認為修渠引水，大水漫灌田地，可以沖走鹽鹼，結果適得其反。渠水來自烏梁素海，本身就含鹽鹼，再流淌過鹽鹼地，大水過後，地表下的鹽鹼泛上來，水中的鹽鹼沉澱下去，土壤含鹽鹼量更高。所以我們修大渠也好，挑沙子改造土壤也好，非但沒有效果，而且造成土壤條件更差，產量更少。
我們從到達的第一年起，風吹日曬，揮汗如雨，辛勤勞作——挖渠、挑沙、耕地、播種、施肥、灌溉、除草——年復一年地重複同樣的強體力勞作，將成千上萬公斤的種子撒在鹽鹼地，一年到頭入不敷出，還不如將種子留下來當口糧充饑划算。兵團其他地方收成如何我不知道，在我們連是徹底地得不償失，白白浪費我們的辛勤汗水。
十九團的團部設在離我們大約20公里外的壩頭。在五連和二連之間，有一個分團部，除了一棟辦公的營房，還有個小賣部，賣些針頭線腦、肥皂牙膏之類的東西。那裏也賣豬肉罐頭，每聽兩塊錢。兵團平常的伙食經常不夠吃，而且除了粗糧之外缺油少鹽，也沒有什麼蔬菜，過年過節的時候才能吃到一點肉，也是僧多肉少。肚子裏沒有油水，就特別饞肉，發了津貼之後，我偶爾去小賣部買聽罐頭解饞。
連裏的男生絕大部分抽煙，李寶權就是煙鬼，津貼都用來買煙了。我不抽煙，也不喝酒，所以多少有些結餘。朋友之間有難同當，有福同享，無論誰有吃的都大家分享，所以買一聽繡頭，每人不過吃一口而已，說是要解饞，其實吃了一口就更饞了。
我們每大做強體力的勞作，消耗很大，總是處於半饑餓的狀態。那時只要是可以果腹的，我們都拿來吃。偶然抓住一條野狗或野貓，就殺了吃掉。北京來的劉小彤，長得很帥，多才多藝，吹拉彈唱，無所不能，他手很巧，自己做了弾弓，到小樹林打麻雀。有一次他不知從哪裏搞來一把氣槍，居然打下來一隻貓頭鷹，個頭特別大，有半米高，我們把牠煮煮吃了，感到滋味好極了。還有一次，馬車班的一匹馬死了，死因是「炸肺」。據說馬跑累了，渾身汗水淋漓，不能馬上讓牠飲水，否則就會炸肺。炊事班煮了馬肉，大家吃了個夠。
營房周圍沒有老鄉，最近的村莊也有一個小時的步行之遙，有些兵兩戰士餓極了，半夜三更跑到老百姓的家裹去偷雞（當然都是男生）。如果被抓住就會被暴打一頓，儘管如此，還是有人鋌而走險。久而久之，常地的百姓也想出了防偷的招數。他們把雞窩的洞口用磚坯修成一條通道，通道比人的手臂還長，這樣偷雞的人無論如何也無法把手伸到雞窩裏面去抓雞。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中國北方的大部分地區種植冬小麥。10月初是冬小麥播種的季節，種子播下去不久就冒出綠芽，在霜凍前能夠長到約一尺高。霜降，麥苗枯萎，但是根莖深藏地下，仍然活着。冬天田野被雪覆蓋，麥根非但不會凍傷，還能得到雪水滋潤。所調瑞雪兆豐年，就是這個道理。
春天一來，冰雪融化，麥芽再次萌出土壤，因為已經扎根很深，所以得以迅速成長，一般在6月份就成熟可以收割了。收割後田裏還可以再種一茬作物，地盡其用。
我們駐地是塞外的漠北「塞」就是長城，古代漢民族和遊牧民族居住區的分界線。漠北就是長城以外沙漠地區的北部，只能種植春小麥，播種的季節不是在頭一年的秋天，而是在當年的春天。這大抵是因為那裏的冬天太寒冷了，地下成了凍土，植物的根苹凍死，所以不能種冬小麥。
春小麥的播種季節是在3月底或4月初，那時上壤已經解凍，烏梁素海可以看到從南方飛回來的候鳥。早春時節，寒外的土地因為表皮的上壤融化了，而中屑的上壤還凍着，所以水份無法向下渗透，在地表形成泥漿，俗稱「返漿」。此時下地幹活，哪怕再小心，仍然不免踏入泥漿。馬車要是陷入泥沼，需要拚命鞭策馬匹，還要很多人幫助肩扛手推，才能把馬車拉出泥沼。
三連是機械述，有拖拉機，但是經常壞。我一直懷疑拖拉機是否真壞了，還是他們偷懶，找藉口不幹活。只有他們懂機械，壞了也只有他們能修，我們連領導誰也無法判斷真假。如果是真壞了，那些拖拉機就是「拖垃圾」，品質太差了。
到了春天，播種的季節很短，大概就是一個星期左右，過了時節，莊稼長不好了。此時可能機械連的領導盯得緊，拖拉機突然變得很耐用，很少出問題。拖拉機拉着播種機，在田地裏來回行走，把種子播到土壤中。
我們的工作是把整麻袋的麥種倒入播種機的槽裏，再將粉狀的農藥也倒進去，然後用手在槽裏來回扒拉，使農藥和麥種很均匀地混合在一起。這樣做是為了殺滅生活在土壤中的拉拉蛄——學名螻蛄，專門吃土壤中的種子和根莖的害蟲。
當地人有個反問語：「聽拉拉蛄叫還不漿麥子了？」「漿麥子」就是種麥子，意思是不能因為地裏有害蟲就不種莊稼了，或說不能因為有點兒風險或問題就不幹應該幹的事情了，要知難而上。直到今日，我還遵循這個智慧。凡事都有風險，走路可能摔跤，上街可能被車撞上，但不能因此什麽都不敢幹了，否則一事無成。
每年春天，我都參與搶種。拖拉機後面拉着播種機，播種機的長槽類似馬槽，槽下面有輪子；槽的底部布滿了小孔，隨着播種機被拖拉機拉着向前移動，槽底的小孔一開一合，種子就一點一點播到地裏。長槽的後下方有一塊狭長的木板，兩個人站在上面，用手不斷將槽中的種子均匀攤開，保證每個小孔上都填滿和農藥混在一起的種子。
拖拉機在行進中捲起大量的煙塵，我們站在後面，被滾滾煙塵和颠騰起來的農藥粉所籠罩。粉塵之中，既不能閉眼睛，又睜不開眼，只能半瞇着眼睛工作。不消幾分鐘，就滿面滿身是土。種子播完，拖拉機停下來，我們再向槽中倒種子和農藥，此時相顧一望，都像一個土猴，分不清誰是誰，只有眼睛和牙齒露在外面，牙齒上也黏滿了土，鼻子和嘴裏也是，吐都吐不乾凈。我們因此把播種的工作叫做「吃土」，但吃的不僅是上，還有農樂，以及拖拉機排出的廢氣。大家都很羡慕崔賢超；他戴眼鏡，多少可以保護眼睛。
農藥劇毒，不光可以用來殺蟲，有些當地老鄉——兵團戰士稱他們為「老坦兒」（天津話對農村人的蔑稱）——用混了農藥的種子撒在烏梁素海的岸邊，他們把毒死的水鳥拿到營房來賣。誰都知道這些烏肉有毒，所以賣的很便宜。我們肚子餓，抵禦不了誘惑，就去買。
有一種說法，拚死吃河豚，意思是河豚的肉太美味了，所以雖然河豚的皮以及內臟有毒，吃了可能喪命，還是有人拚死吃。我們吃毒鳥，不是因為牠的美味，而是拿牠來充饑、補充營養，也是拚死吃。
恰巧，我當時正在讀一本農藥手冊，並不是因為我對農藥有多大興趣，而是因為手頭上沒有其他書可讀，我想開卷有益，懂得農藥也是知識。據手冊講，農藥的化學成份是高度酸性的。我推斷，鹼可以中和酸，如果我們把烏肉浸泡在鹼水中，也許農藥的毒素會被中和。我完全不知道我的理論是否有道理，我說給讀過初中化學的李榮田和崔賢超，他們認為有道理。其實我們誰都心裏沒數。儘管如此，大家按照我的方法處理了鳥肉，煮熟吃了。太好吃了，大家都很滿足。也許用鹼水浸泡的辦法起了作用，也許我們的身體比鳥的抗毒性強，總之沒有人中毒。
俗話說人為財死，烏為食亡，人餓極了也不憚為食而亡。
多年後，我才知道在戈壁使用的最常見的殺蟲劑滴滴涕，因為毒性長期存留，已經在許多國家被禁止使用。而在內蒙古，滴滴涕不僅作為農作物的殺蟲劑，還在室內噴灑或用布條浸透「滴滴畏」減蚊蠅。它毒性極大，極易揮發，內蒙蚁蠅多，我們白天黑夜懸掛布條，蚊蠅聞之即斃。回想起來，我們一定也吸收過不少劑量的赤桀。
既然收成不是以收回種子，為什麽還要年復一年地辛勤耕種？不光沒有答案，甚至沒有人關心這個問題。上級不關心，兵團戰上只能服從命令聽指揮，不問投入產出，每天下地幹活就是了。其實大家心衷都有數，知道我們做的是無用功，但又無可奈何。修理地球」的說法，恰如其分描述了我們日復一日而又徒勞無益的辛苦勞作。
這個說法來自於《知青之歌》。何人作詞、作曲，源自何方，我們不知道，但這首歌在知青當中廣泛、秘密流傳，幾乎人人都會唱，或者至少會哼兩句。大家都知道這是一首「反動歌曲」，是禁歌。這首歌委婉、哀怨、汝涼，還有些悲壯，描述了遠離親人，思念家鄉，尤其是「修理地球」的沉重和無奈，在知青當中引起極大的共鳴。今天重聽這首歌，仍然觸動我的心靈，勾起無限的恨惘。歌詞大意是：
藍藍的天上，白雲在飛翔，
美麗的揚子江畔，是可愛的南京古城，我的家鄉。
啊，彩虹般的大橋，横跨了長江，雄偉的鐘山腳下，是我可愛的家鄉。
家鄉，
金色的學生時代，已伴随着青春史冊，一去不復返。
啊，未來的道路多麽艱難，曲折又漫長，生活的腳印，深浅在偏僻的異鄉。
跟着太陽出，伴着月亮歸，
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聖的天職，我的命運。
啊，用我的雙手繡紅了地球，繡紅了字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會到来。告别了你呀，親爱的姑娘，
揩乾了你的淚水，洗掉心中憂愁，洗掉悲傷。
啊，心中的人兒告别去遠方，
離開了家鄉，爱情的星辰永遠放射光芒。寂寞的往情，何處無知音，
昔日的友情，而今各奔前程，各自一方。
啊，別離的情景歷歷在目，
怎能不傷心，相逢奔向那自由之路。
「沉重地修理地球」，多麽貼切的描述！可見，我們和全國一兩千萬知青的經歷大概差不多。
多年之後，我才知道這首歌原來叫做《可愛的家鄉》，詞曲的作者叫任毅，他在1969年5月創作了這首歌，因此致禍，於1970年5月被捕。當時的南京軍事管制委員會對任毅的判決書說他「編寫反動黑歌《可愛的家鄉》，流傳甚廣，危害極大，嚴重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罪大惡極」。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所幸，當時南京軍管會的主任是解放軍南京軍區的司令許世友將軍。許世友對造反派很反感，多次揚言如果受到造反派的衝擊他就開槍自衛。因為毛澤東喜歡他的直脾氣和忠心耿耿，所以造反派對他無可奈何。當任毅的判決書呈到許世友的辦公桌上時，他對一個22歲的娃娃為一首歌而死於心不忍，因此押筆減刑為十年監禁。任毅得以免死，坐了九年大牢，直到1979年才被無罪開釋。此時文革已經結束三年了，知青運動早已成為歷史。
經年累月，只要不是天寒地凍，或者是收割季節，我們就在挖渠，大渠小渠，縱横阡陌。初春，土壤裹還含着冰晶，我們就開始挖渠了。一把鐵鍬，插到地上，用腳踏住鍬的上沿，用力向下蹬，往往需要很多下，才能把鐵鍬插到土裏。沙礫之下，往往是粘上，鐵鍬插進去難，挖出來更難，需要像切蛋糕一樣，在一個四方形的每一邊插進鐵鍬，鬆弛粘土，才能把一塊方方正正的上塊挖出来，再用潭身的力量把土甩出去。這活兒别提多累多苦了，一天下来四肢疫痛，渾身像散了架。
李寶權說世界上有四大累，其中挖大渠、脫大坯、拔大麥子我們都經歷了。還有一累和性有關，佔計是他編出來的，言之不雅，在此省略。
鐵鍬是鐵匠一鐘一鈍打出來的，鍬面上，多少有些坑窪不平敲打的痕跡，而且帶鋪，土黏在上面用石頭很難刮下來。用了很久的鍬面變得平滑，不易黏上土。
我的鐵鍬是我的驕傲。我每天下工，都花很多時間用碎石把鍬面上的泥土清理乾淨，然後打磨一番。久而久之，我的鐵鍬就像一把利刃，鋥光發亮，用起來順手，省了不少力氣。我們當時過集體生活，任何東西使用起來大家都不分彼此，唯獨鐵鍬，我輕易不借给別人。李寶權說我乾脆娶那把鐵鍬當媳婦算了。它的確是我唯一的寶貴財產。
五連的鐵匠鋪坐落在大渠邊上的一個小磚房裏。鐵匠師傅姓胡，中等身材，皮膚黝黑，身強力壯。胡師傅很和善，沉默寡言，但說話時總是面帶微笑。李榮田是他的徒弟。李榮田和崔賢超都來自北京的第二中學，66屆初三畢業，他們是同班同學。李榮田中等身材，消瘦。天天下地的時候，他和大家一樣曬得黝黑，但自打當了鐵匠，他的膚色就恢復了白皙的本色，如果沒有帶着鐵匠的圍裙，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學生。
崔賢超和李榮田都比我大三歲，多上了三年學，在我們連隊裏，算是最有學問的幾位之一。他們喜歡讀書，經常和我交換書籍，所以關係很好。我很羡慕李榮田，他是鐵匠，不用到地裹幹活，有更多的時間讀書。不過打鐵是個力氣活兒，他的工作一點兒都不輕鬆。
李榮田曾經對我說，浪費時間就是對自己犯罪。這句話影響了我一輩子，任何時候我如果無事可做就深感內疚，甚至在與家人度假的時候，也是如此。他的話敦促我不停地讀書、工作或做點兒有用的事情。
我時而去鐵匠鋪找李榮田，在那裏幫忙。打鐵的工具不多也不複雜；一個火爐、一個風箱、一個鐵砧、幾把不同大小的鉗子、幾把大錘和小錘。
打鐵的第一步是把鐵塊放到爐子上燒，風箱一拉，烈焰熊熊，鐵塊很快從黑色變成紅色。通常徒弟拉風箱。鐵塊燒得赤紅了，師傅用鉗子把它從火爐中取出，放在鐵砧上，然後開始敲打。
師傅左手持鉗，夾着火紅的鐵塊，右手持小鐘在鐵塊上敲打，這時徒弟負責掄大錘，師傅的小鐘敲到哪裏，大鐘就要砸在哪裏，小錘就像是一個指押棒。打大錘，必須掄圓，重重砸下來，才能將燒紅的鐵塊按照師傅的意願願砸變形。打鐵的時候，叮叮嘴噹，叮叮是小鐘的聲音，噹嘴是大鐘的聲音，像交響樂一樣，響亮而迅速。如果鐵塊在敲打成形前冷卻了，就得把它放進爐子裹重新加熱，所以必須趁熱打鐵。
我有時到鐵匠鋪找李榮田聊天，幫着拉風箱。我也想學着掄大錘。大鐘很重，差不多有四、五公斤吧，要掄過頭頂，再全力砸下來。這不是光靠力氣，最重要的是落點要精準，如果打歪了，輕則師傅瞪你一眼，用眼神黑你無用，更加緊張；重則可能出事故傷人。所以既要用力，又要悠着點。
打好錘，非一朝一夕之功。我看李榮田打大鐘，師傅點到哪裏，他的大鐘落在哪裏，技術嫺熟。他肯學肯幹，一個城裏的學生，變成了熟練的鐵匠。我很羨慕。
我們都渴望學會一門手藝。下地幹活，無非是挖土、除草、割麥子，這些活都沒有任何技術含量。打鐵可是技術活。我也嘗試過做木工，連裹有個木工，我有時跑去幫忙。發現木工比鐵匠活還難，因為一塊鐵打壞了可以扔到火爐中燒紅了再打，但一塊木料削壞了就報廢了。內蒙古缺樹，木料難得，每一塊都不敢浪費。我雖然鋸、斧、刨、鐘都摸過，但沒有學會木工活。只知道「長木匠，短鐵匠」這個道理，意思是說木工活甯長勿短，長了可以用鋸、斧或刨子把它削短，但過短就成了廢料了；而打鐵寧短勿長，長了切斷不容易，短了燒紅了幾大鐘就把它敲長了。
我雖然沒有學會一門手藝，但體會到學一門手藝多麽的不容易。後來看到雕刻名作，尤其是精美的石雕，總是驚嘆和欣賞藝術家的技巧和毫量不差的精準，這樣的本領對於農村鐵匠或木匠來說是不可思議的。看米高安哲羅創作的「大衛像」，5.17米高的巨型雕像，通體完美無缺，令人暵為觀止。像米高安哲羅和羅丹這樣的雕塑家的作品都可調鬼斧神工。
戈壁的春天來得很晚，直到4月底或5月初，天氣才暖和起來。但3月初，冰雪消融，土地剛剛解凍，我們就下地幹活了。雖然春寒料峭，幹力氣活還是汗流浃肯，幾乎所有的男生都光着膀子幹活。随若天氣變吸，日照愈來愈強烈，陽光像火一樣灼烤着脊背，但已經黝黑的皮膚只會被曬的愈來愈黑，卻不會被驪傷脫皮。我的皮膚直到深冬才逐漸褪去黑色，到了來年又周而復始。
收割小麥是最苦的農活之一。小麥大約在6月底或7月初熟透，麥子一熟，必須馬上收割，否則夏雨到來，熟透的麥子就會毁於一旦，爛在地裏。仲夏驕陽似火，我們必須起早貪黑的搶收麥子。
收割小麥的工具是短柄的鐮刀，割麥的時候需要半蹲着，彎着腰，一隻手和臂膀攬住一抱麥子，另一隻手持鐮刀，將鐮刀置於麥秸根部，用力向裏一拉，麥子就割斷了，随手放在一邊，之後再打成捆運走。
戈壁上的麥子長得比草高不了多少，所以割麥子要半蹲着。割下一抱麥子，繼而半蹲半弓腰向前挪動一步。一會兒就腰疫背痛，一百米下來，幾乎直不起腰來，到了下工的時候，渾身痠痛，痛苦不堪。加上烈日灼烤，汗流如雨，真正體會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滋味。那時我在一本雜誌上讀到國外用收割機收割小麥，一台機器一天的收穫頂我們幾百個人的勞動力，驚嘆不已。同樣是農業，原始和現代竞是如此天壤之別。
刮麥子季節，我們通常都是在凌晨4點左右起床，啟明星仍然明亮，趁暑氣尚未騰起的時候下地。幹到上午11點回營吃飯休息，避開一天最炎熱的時間。下午3點再下地割麥，一直幹到日落時分才歇工。
不光是強體力的勞作折磨人，還有成群的蚊子。戈壁的蚊子，個頭特別大，進化到可以叮透牛馬的皮毛，所以也能穿透我們質地輕薄的审裝，防不勝防。還有馬蠅，更厲害。蚊子叮人，人往往不知覺，而馬蠅的口器就像一把針，扎下來立刻感到痛，但再用手去拍，往往為時過晚，會兒皮膚就腫起起一塊。夏天在地衷幹活，雖然酷暑難當，為了防範蚊蝇，我們得穿着衣服，不能像春天那樣光膀子圖涼快。未能養活白已，卻用鮮血餵飽了不少蚊蝿，情何以堪！
真正不堪的是思家之情。當時沒有探親假，不知道什麽時候才能回趟家。这裹有的人收到父親或母親病重的電報，被批准回家探親。
我的母親當時已經下放，離開北京了，姐姐也去了黑龍江，只有父親和弟弟一老一幼還在家。我實在太想家了，就去找指導員，告訴他我父親身體不好，我需要回北京去看望。指導員不置可否，過了一個月之後，告訴我不予批准。
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查閱母親為我保留的信件，才見到幾十年前，1970年10月27日，五連的連長和指導員聯名給我父母寫的一封信。有他們的簽名和鮮紅的印章。信中說：
「目前國內外形勢一片大好。我國人民在以毛主席為首林付【副】主席為付【輔】的黨中央英明領導下，正意氣奮【風】發，鬥志昂揚，為提前實現第四個五年計劃而努力奮門。我連也和全國人民一樣，在毛主席農業學大寨」、『南糧不北調』的偉大號召下，掀起了抓革命促生產的新高潮，單偉建同志也和全連同志一樣幹的非常出色。」
選好，表揚了我，讓我父母放心了。接着就是壞消息：
「雖然國內外形勢一片大好，但是美帝蘇修互相勾結、狼狽為奸企圖對我國發動侵略戰爭的危險仍然存在。從備戰備荒和要準備打仗的形勢從【出】發，從兵團建設出發，兵團提出停止探家的決定。我連戰士堅決擁護兵團的決定。但是您的身體不好，這是實際情況，由於類似情況的同志很多，您的孩子暂時還回不去。」
就這樣，拒絕了我的申請，雖然父親並不知道我的申請。幾十年之後看了這封信我才知道，我不能探親是因為需要我來對付美蘇要發動的戰爭，我太偉大了。但他們說「類似情況的同志很多」是實情，幾乎每個人都想用探病的方式回城探親。「病重」不批了，就報「病危」，後來也不行了，有人乾脆報「病故」。中國人一般都忌諱說對自己的父母不吉利的話，但那時大家想家都想瘋了，就顧不得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