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歸去來兮

美國人普遍將美蘇之間冷戰的結束歸功於列根總統。的確，冷戰是在列根任内結束的，但真正結束冷戰的人是蘇聯共產黨的總書記戈爾巴喬夫（MikhailGorbachev）。戈爾巴喬夫在1985年就任蘇聯最高領導人之後，採取了一系列的新政，最為著名的是改革（percstroika）和開放（glasnost）。雖然沒有資料證明他借鑑了中國的經驗，但是所走的方向顯然是一致的，不難想像，戈爾巴喬夫受到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啟發和影響。

但是戈爾巴喬夫的「開放」和中國的「開放」涵義很不相同。中國的開放主要指對外關係上打開大門，而蘇聯的關放主要是指內政——實行言論和出版自由，取消書刊和新聞的檢查制度，給不同政見者平反。包括被斯大林清洗和鎮壓的早期蘇共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斯基等人，被平反的蘇聯公民達到一百萬人之多，堪比中國文革之後在胡耀邦主持下的平反潮。

在外交政策上，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從而排除了與西方國家改善關係的一個重要障礙，繼而放棄干涉東歐國家的內政，戈爾巴喬夫還與列根舉行高峰會議，協議限制和減少核武器並停止冷戦。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並沒有從根本上觸動蘇聯的經濟體制。像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在計劃經濟的模式下，蘇聯經濟長期處於短缺狀態。政治逐步自由之後，民眾對物質生活匮乏的不滿成了突出的矛盾。政治的開放和民生凋敝的巨大矛盾，最終導致蘇聯解體。

相比之下，中國的改革從一開始就集中解決經濟和民生問题。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都認識到政治改革是經濟改革的基礎。鄧小平汲取文革的教訓，取消了幹部終身制，提出黨政分開，政企分開。這些措施為經濟市場化，以及政權的平穩更新和制衡機制奠定了一定的政治基礎。

但是在市場化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雨個並行的資源配置管道，一個是舊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可見的手，另一個是市場不可見的手，與此相應的是兩套價格體制，這就是所謂的「雙軌制」。按改革者的意願，雙軌制只是一個過渡的體制，最終併入市場唯一的軌道，但是雙軌制滋生了腐败「官倒」，也就是有官方背景的人倒買倒賣，利用權力廉價從政府管道獲得資源，再以高價在市場賣出獲利。向市場化並軌就必須放開物價，由市場根據供求定價。由於供應短缺尚未根除，「闖價格關」造成了物價飛漲。到了1980年代末期，腐敗和通脹成了中國政治稳定的雨個巨大隱患。

我在1988年9月15日收到美國移民局要求全家離境的通知，卻沒有寫明原因，搞得我們不知所措。我們都持有有效的簽證，移民局此舉，令人困惑。我請了一家律師事務所幫忙處理此事，律師說通知上有我妻子石濱的身份證號碼，也許與她有關。

很快搞清了，當初亞洲基金會幫助她辦簽證時，簽發了一份通常為「公派」——即政府出資的留學生使用的表格。此類簽證的持有者在完成學業後，必須返回原籍居住至少兩年。石濱來美不是公費，亞基會的工作人員選錯了劃义的方框。

與律師商最後，我寫信給移民局解釋說，我太太是私費來美的，她的旅行證件上標明的代碼字母「P」代表PRIVATE，也就是說「私人」或私費。信發出去之後，石沉大海。在必須準備離境的不確定性籠罩之下，我無法計劃工作，也無法安排全家的生活。我已經很久沒有面對這種官僚主義的專横了，感到好像被人拿槍指着頭，扳機隨時都可能被扣動。這種懸念令人難受，心想還不如乾脆扣動扳機，倒也痛快了。

沃頓校方很支持我。帕爾默院長和希恩副院長利用沃頓在華盛顿的關係，多管齊下，竭盡全力，還有素不相識的沃頓校友主動幫忙。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個電話，來白卡爾，科维茨（CarlCovitz），他是住房和城市發展部副部長，問我他能幫什麽忙。耐心地聽取了细節後，他說在司法部（移民局是司法部的下屬單位）和教育部都有朋友，很樂意與他們討論我的案子。他的熱情讓我很感動。如果一個美國人在中國遇到了類似的麻煩，很難想像一個副部長會拿起電話主動提供幫助。

很快，我發現聘用的律師能力有限，於是給格雷厄姆及詹姆斯律師事務所的鲍勃，派特森（BobPatterson）打了個電話。我在那裏工作的時候，他是我的上司。不到半小時，他聯繫上一位叫布萊恩，麥克吉爾（BrianMcGill）的律師。布萊恩是格雷厄姆及詹姆斯在華盛頓辦公室的律師，専攻移民法。他建議我等到他對案子仔細研究之後，再考慮如何應對，找誰幫忙。和他談了之後我心裏踏實了不少。

我放下所有的工作去和移民局打交道，布鲁斯，科格特和其他同事替我代課。10月底，我告訴班上的學生我隨時部可能被驅逐出境，而無法完成這門課的教學。許多學生主動要求幫忙，其中一個學生來到辦公室，說願意嫁給我，這樣我就可以留在美國。我告訴她我不但有家，而且與太太和兒子共同面臨着這場危機。

大約一個月後，帕爾默院長邀請我在沃頓監督委員會和顧問委員會的聯合午餐會上講話。帕爾默一定將我的困境告訴了常中的一些委員。飯後，一位身材高大的紳士向我走來。他叫喬恩，亨斯曼（JonM.Huntsman），擦有亨斯曼化工公司（IIuntsmanChemicalCorporation），該公司總部設在猶他州，是美國最大的私人化工企業。亨斯曼是沃顿校友，也是主要的捐贈者，到2018年去世時，他已經捐給了學校大約5000萬美元。

亨斯曼邀請我於次年的1月份去猶他州演講，並表示會通過一些參議員朋友幫助我解決移民局的問題。亨斯曼言出必行。幾周後，我接到了他兒子的電話。他的兒子叫小亨斯曼（JonHuntsmanJr.），此人還有一個中文名字，叫洪博培。讓我吃驚的是，他說一口相當流利的中文。小亨斯曼和他父親一樣都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校友，他在賓大學習過漢語，但他的漢語流利是因為曾以摩門教傳教士的身份在台灣住過幾年。摩門教會的傳統是，教徒中的年輕人都有責任在海外傳教兩三年，融入當地社會，與當地人同吃同住，學會當地的語言。

洪博培說，他曾在白宮擔任過列根總統的助手——「幫他提包。」他開玩笑說。1984年列根訪華，他負責為總統打前站，在北京的國賓館釣魚台住了兩個月。他說他的父親讓他負責幫我解決移民局的問題。

沃頓的一些同事出主意，基於我的學術研究成果，應該可以爭取到政府機構的支持，他們建議我尋求商務部和國會技術評估辦公室的幫助。國會技術評估辦公室創建於1970年代初，專門向國會議員提供對科技問題的諮詢和分析報告。委員會的一名資深委員是猶他州參議員奥林，哈奇（OrrinHatch）。恰巧，洪博培的父親熟悉哈奇參議員。洪博培讓我把相關資料和一些研究論文發給他，轉交哈奇。

我感覺洪博培很精明能幹。他當時只有28歲，但電話裏聽上去很成熟老練。他對美國政治和國際事務有着廣泛深人的了解，思路非常清晰。我在1988年11月7日與他交談之後在日記中寫道：「我和小亨斯曼談過了。他非常關注政治，對各種政治人物的背景非常熟悉。他說如果老布殊常選，他可能會被任命為助理副國務卿。我看此人有朝一日會成為美國駐華大使。」

十年後，我的預測成真。洪博培後來成為猶他州長，奥巴馬總統於2009年任命他為駐華大使。民主黨總統任命共和室人擔任如此重要的職位，是不同尋常的，表明洪的不同凡響。他既是美國的政治家，又是中國問題的專家。

當年正值美國大選。随着選期臨近，布殊（GcorgeH.W.Bush）遙遙領先於他的挑戰者麻塞諸塞州（也稱「麻省」）州長邁克爾，杜卡基斯（MichaelDukakis）。我希望布殊能赢，不是因為我有任何政治傾向，而是擔心如果他和共和黨輸了，沃頓請來幫我的有權有勢的人，就會下台。幸運的是，老布殊沒有讓我失望，哈奇參議員也輕鬆地再次當選。除了設法解決移民局的問題，我還得做兩手打算，萬一必須離開，可以到其他的國家去教書。當時沒有打算回到中國，因為我所研究的生物工程行業，只有美國比較發達，在中國還不存在。

位於法國巴黎近郊楓丹白露（Fontainebleau）的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邀請我去訪問。該校公認是歐洲最好的商學院，很國際化，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大多數課程用英語教學。該校的教授告訴我，在此教書不需要懂法文。訪問之後，剛剛回到美國，我就收到該學院發給我的聘書。但去國外教書只是我的備案，不得不離開美國的時候才會考處。

通過各種關系，做了許多工作之後，商務部給移民局發了一封函，說我研究的領域獨特，建議給予我全家永久簽證。我以為問題解決了，不料恰在此時收到了移民局的第二封信，限期我們離境。所幸，移民局太官僚了，居然沒有填上限期的時間，這給我赢得了時問。

結果，經過五個多月的努力，簽證問題眼瞅着就要解決了，移民局又找不到我們的檔案了。幸虧兩個參議員幫忙，打去電話，政府部門對於參議員的要求倒是認真對待，很快找到了檔案，才終於解決了我們去留的問題。

1989年5月，媒體上每天允斥有關北京天安門廣場學生示威遊行的報道。成千上萬的學生估領了廣場，揮舞旗幟，發表演講，唱愛國歌曲。恰值戈爾巴喬大訪華，是三十年以來蘇聯領導人對中國的首次國事訪問，因為天安門廣場已經被學生佔領，歡迎儀式不得不移地舉行。當時許多民眾出來支持學生，反映出社會上存在普遍的不滿。

抗議活動的直接起因是胡耀邦去世。胡在我的腦海中記憶深刻。1966年，我還是小學生，文革突起，我目睹了他在自家公寓的陽台上被批鬥。文革結束後，胡耀邦被平反，支持鄧小平重新掌權。1981年，他成為共產黨的總書記。1987年，因為與鄧小平及其他黨内的元老意见不合而下台。

鄧小平重新上台後開始「撥亂反正」，胡起了很大的作用。1978年，他主導了有關真理的討論，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理論上掃清了「凡是毛澤東所說所做都要堅持」的障礙，為改革鋪平了道路。1986年，他首倡取消高級幹部終身任期制，得到了鄧小平的首肯。黨內的保守派認為胡耀邦寬容的政策主張助長了社會中的「資產階級自由化」，4月15日，他在政治局會議上突發心臟病，不久去世。

自從來美，我從未兄過美國的媒體如此密集地報道中國。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愈集愈多，到5月中旬，一些學生開始絕食抗議。更引人瞩目的是，《人民日報》等官方報紙也開始報道抗議活動，並發表同情學生運動的文章。

5月20日清晨，北京宣布戒嚴。部隊向城裏開進，局勢緊張，看來衝突一觸即發。我們身處世界另一端，每天看新聞，提心吊膽，忐忑不安。學生和政府的對抗似乎陷入僵局，雙方都不退讓。

因為戈爾巴喬夫到訪，世界各大電視網和報紙都派出記者，報道這一歷史時刻。但是廣場上的抗議活動喧實奪主，成了媒體報道的焦點，每天充斥各個新聞頻道，牵動人心。

宣布戒嚴的同一天，北京命令所有外國電視網終止直播。我們在電視上看到，中國官員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北京演播空中要求該台停播，主持人丹，拉瑟（DanRather）在鏡頭前和官員們周旋將近半個小時，最後還是被掐斷鏡頭。但顯然新聞封鎖徒勞，在北京聚集的數千外國記者源源不斷地將報道、照片和祝频傳遞出来。

執行戒嚴的部隊向城裏開進，被民眾阻擋在市郊，形成僵局。一時問，美國媒體上熱議的話題是部隊會不會開槍。

1989年6月3日，一個電視台的記者來採紡我。快結束的時候，他問我：「你認為軍隊會開槍嗎？」

我毫不猶豫地答道：「不舍。」

「你為什麽這麽肯定？」他問。

「有三個原因」我開始分析，「首先，沒必要。抗議活動已是強弩之末，廣場上的學生已經所剩無幾；其次，解放审絕對不會向老百姓開柏；第三……」

就在此時，有人遞給記者一張纸條。他瞄了一眼就遞給了我，只見紙條上面寫着：「軍隊開槍了。」

我十分震驚。我的話音未落，就被現實擊得粉碎。採訪是在戶外的草坪上，此時我們都衝進屋去打開電視。螢幕上看到人群在北京的大街上奔跑，可以清晰地聽到槍聲，不久就看到坦克高速駛過長安街。事情會發展到這種地步，我感到難以置信，十分悲傷。

那是北京時間1989年6月4日。我們從早到晚盯着電視上的報道。在電視上可以聽到槍聲和人們的呼喊，看到人們搶救死傷者，坦克被點燃，士兵們端着槍走進天安門廣場，把手牽手的學生驅趕出廣場，四周一堆一堆的火在燃燒。第二天，一切似乎平静下來，只有坦克在長安街上滚滚而過。

6月4日之後，西方國家宣布對中國實行制裁，接替胡耀邦出任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因為反對戒嚴和鎮壓而被解除職務。我非常擔心，胡耀邦和趙紫陽等改革派不在了，北京發生的悲劇是否會阻礙改革進程。

在沃頓，我創辦了一份學術期刊——《中國經濟評論》（ChinaEconomicReview）。這一方面基於我對中國經濟的興趣，另一方面因為我是留美中國經濟學會的理事，學會貢成我負責刊物。辦刊物是業餘工作，對我在沃頓的學術進步和升遷毫無幫助。我與一個專營學術刊物的出版社JAI簽訂了出版合同，由它出版分銷，但是不給期刊支付任何版稅。我邀請了一批著名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家擔任編軒委員會委員，其中包括我的沃頓同事、諾貝爾獎獲得者勞倫斯，克萊因（LawrenceKlein）、普林斯頓大學的鄒至莊、哈佛大學的傅高義（EzraVogel）和德懷特，珀金斯（DwightPerkins）、密歇根大學的拉迪（NicholasLardy）和李侃如（KenncthLieberthal），以及澳洲莫納什大學（MonashUniversity）的楊小凱。

諾貝爾獎得主、貨幣經濟學的鼻祖佛利民（MiltonFriedman）謝絕了我的邀請，但寄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預祝刊物的成功。

創刊號於1989年春天出版。我邀請所有編委提交論文以供發表，卻遇到了一個難題；普林斯頓大學的鄒至莊博士提交了一篇文章，記述他在中國教授經濟學和研究經濟改革的經歷。鄒教授是計量經濟學領域的專家，對中國經濟改革的觀察，包括與趙紫陽互動的回憶可讀性很強。但他寫的是回憶錄，不是論文。我寫信給他解釋說，《中國經濟評論》是一本學術期刊，不適合發表他的文章。

鄒教授很不快，說他投稿是應我的邀請，所以我有法律責任發表他的作品。我解釋說，邀請函中明確說明只接受學術論文。鄒教授不同意，要求把他的論文送去給第三方審閱，他相信獨立的裁判會支持發表。

的確，我並沒有將他的稿件送給同行評審，面是自行決定不予發表，原因是我認為此文顯然不是學術論文。但是他的要求是合理的。鑑於他的學術地位，我想找重量級人物來評審。我把文章寄給了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勞倫斯，克萊因教授和佛利民教授。我沒有按慣例隱去作者名字，我在信裏解釋說，因為文章是個人經歷的描述，作者是誰一日了然，無法遮蓋。

兩周内，我分别收到二人的回函。他們的意見是一致的，鄒教授的報告雖然行趣，但它不是一篇研究論文，不適合在《中國經濟評論》上發表。這兩位都是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工作繁忙，願意抽出時間幫助這份年輕的出版物，其虚懷若谷的治學精神可見一斑。

我把評審的意見匿名寄給了鄒教授，只說明兩位評審都是造詣很高的經濟學家。但我想出一個折中的方案，在刊物的主體部分之後開關一個專欄，稱之為「回顧」（Reflcctions），刊登他的文章。這個方案兩全其美，既讓鄒教授滿意，也保持了期刊的學術性質。

在《中國經濟評論》上發表研究報告的許多作者當時和後來都在自己的專業领域中取得很大的成就。僅提幾個許多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名字；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LawrenceKlein）博士、經濟學家楊小凱博士、後來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林毅夫博士、後來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的朱民博士等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茅于軾先生擔任咨詢編輯，把期刊中發表的論文有選擇地翻譯成中文，介紹到國内。

易綱博上當時剛剛開始在印第安那大學經濟系任教，後來獲得終身職。他不但在《中國經濟評論》中發表論文次數最多，而且編輯了1991年的春季特刊，刊名是《中國經濟改革；回顧和思考》，其中發表了六篇不同學者的學術論文。在和他合作的過程中，我深感此人辦事認真嚴謹，一絲不苟，他編輯的特刊品質高。

易綱在特刊中發表的論文题目是《中國經濟改革時期的貨幣化進程》。他詳細分析了1979年至1984年間為什麽中國經濟貨幣化速度非常快，以至於貨幣供給量的增長超過國內生產總值以及物價指數兩者增長之和，他論證這是因為中國經濟結構因為改革步伐快造成了對貨幣使用需求快速增加所造成的。他的分析很有道理。試想以前的農村經濟大部分是自給自是，農民的房子是自己蓋得，糧食、蔬菜和肉是自己生產的，集市交易也很多採取換貨形式，對於貨幣的需求當然不大，甚至沒有貨幣也能生存。但是農民不斷進城，鄉村逐漸城市化，自然就需要使用貨幣買賣所需的生活必需品，租房或買房也要使用貨幣，貨幣交易取代了傳統的易貨交易。凡此種種，對於貨幣使用需求的增長超過經濟增長不是為奇。所以在中國經濟發展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貨幣的發行量都超過經濟和物價增長之和。

易綱探明的道理，在此後的三十年，國内外的許多研究中國經濟的專家都未能理解，他們以觀察成熟經濟的眼光，不斷質疑和擔憂中國貨幣發行量大於經濟增長的現象，其實大可不必。我在三十年前讀了易綱的分析，後來又當而聽了央行行長周小川博士的解釋，進一步了解到中國貨幣周轉的速度也長期低於發達國家，使得對於貨幣使用量的需求大於發達經濟，所以在觀察中國經濟時，對貨幣發行景從來都不擔心。易綱在2018年接任周小川成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也就是央行的行長。鮮有人知的是，他對於貨幣問題的研究，在三十年前就很深入了，而他對於貨幣政策深邃的理解與擔任了16年央行行長的周小川博士的思路一脈相承。

1990年3月，我和幾個沃頓教授帶領一個班的學生，訪問西班牙和德國。學員都是有經驗的高管，此行的目的是考察兩國的企業、熟悉歐洲市場，並了解這些企業如何為1992年歐盟生效做準備。

課程在西德的慕尼黑結束後，學生被解散，我和三名教授一起去柏林旅遊。四個月前，柏林圍精已經被衝破，基本失去了隔絕束、西兩德的作用，在此歷史時刻，我急於去參觀這座處於東西方之間的城市。3月17日我們到達西柏林。和慕尼黑相比，這衷好像是一個不同的國度。慕尼黑整齊安靜，而西柏林很熱鬧、多姿多采、熙熙攘攘、擁擠嘈雜，類似聖誕節時的紐約。我與兩位同事，斯基普，羅梭夫（SkipRosoff）和伊西克，英塞爾巴格（IsikInselbag），從酒店步行了一個半小時到達勃蘭登堡門（BrandenburgGate）。

此門修建於18世紀，矗立在東、西柏林之間，是個凱旋門式的建築。那天，風和日麗，通往勃蘭登堡門的寬闊大道上有很多行人，卻幾乎沒有機動車輛。在柏林圍牆修建之前，這條大道穿過勃蘭登堡門縱貫東西柏林。在西柏林一側的林蔭道旁，聳立着一座雄偉的蘇聯紅軍紀念碑，紀念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犠牲的蘇聯官兵。紀念碑由俄羅斯的土兵把守，遊人只能從遠處眺望。

柏林圍牆前和牆上都擠滿了人。柏林圍牆實際上是兩堵平行的牆，兩牆之間相隔150米左右，是無人地帶，俗稱死亡陷阱。據紀錄，在1961年至1989年二十八年間，有四千多人在試圖翻牆逃離束柏林時被槍殺。東德的一位發言人在1989年11月的一次記者會上說，人民可以白由離境。未曾料到，此言一出，大批的民眾立即湧向柏林園牆，把關的衛兵也聽到了廣播，一，時不知所措，柏林圍牆就這樣戲劇性地打開了。數千名東、西兩德的人民帶着錘子和鑿子，在節日一樣的氣氛中，一盤一鐘地敲打兩德之間的隔牆。我們到達時，大部分的牆仍然矗立着，但已經百孔千瘡，上面滿足五彩繽紛的塗鴉，仍然有許多人叮叮噹常忙着鑿精。我們爬上精，在上面拍了照片，成為彌是珍貴的紀念。直到一年半以後，柏林圍牆才正式被拆除乾淨。

此時，勃蘭登堡門東西兩側的柏林圍牆上已有鑿開的洞，彎腰就可以鑽過去。東德士兵袖手旁觀，並不阻止。我們也鑽了過去。

東柏林一片喜慶氣氛，人來人往，像過節一樣。這一天天空蔚藍，陽光燦爛。雖是早春3月，但很溫暖。東柏林的林蔭大道寬闊，兩旁矗立着宏偉建築。柏林市所有的歷史建築都在東邊，政府辦公大廈與蘇聯建築風格相仿，造型單調，高大沉重，令人望而生畏。

嚴重污染的施普雷河（SpreeRiver）邊有座龐大的白石建築，是佩加蒙博物館（PergamonMuseum），以一個古代寺廟建築群命名。它容納了幾個巨大的古代建築結構，包括古巴比倫的伊什塔爾城門（IshtarGate）和高聳的米利都斯（Miletus）市場大門。所有這些都是在奥斯曼帝國衰落時期德國人從中東和土耳其搬走，並在博物館內重新組裝起來的。

鎮館之寶是與其同名的、建於西元前2世紀的佩加蒙祭壇（PergamonAltar），寬35米，縱深33米。巨大的大理石結構形成了古希臘城市佩加蒙衛城的一部分，廟前的石階將近20米竟，向上伸展至廟宇。祭壇四周環繞着113米長的浮雕，描繪了眾神和巨人的爭戰。館藏如此龐大的古代建築，令人嘆為觀止。而且，所有的文物都保存完好，博物館本身看起來和感覺上都很現代，可以和西方最好的媲美。

在1945年德國投降之前，柏林遭受了密集的轟炸和炮火襲擊，這些寶物能夠倖存下來，也是奇蹟。近四十年，它一直是隱蔽的寶藏，束德以外的人看不見。作為外國人，我們很幸運先睹為快。

博物館外面，一群群的人圍在一起，忙着換錢。東德馬克和西德馬克的官方滙率是1比1，黑市價格一個西馬克可以兌換四個半束馬克。在東德買東西，兩種馬克價格都是一樣的。我們三個都是商學院的教授，不能錯過這樣的套利機會，以黑市價格買了一把束馬克。

我們在一家餐館吃了頓豐盛的午餐。令人驚訝的是，儘管是國有的，束柏林餐館食物和服務的品質都好，我想這大概和德國文化有關。德國人做事認真，即便在國有體制下，服務品質也比中國強得多。在同樣體制下，東德在蘇聯集團國家中經濟最發達，應該與德國文化行關系。

一顿午餐，按黑市價格計算，三個人只花了大約3美元。那時東德的物價和改革前的中國差不多。

一邊吃飯，我們和來自東柏林的一對大婦搭上了話。儘管東、西柏林的生活水準有很大差距，但兩邊的人民都渴望國家統一。我想，統一後柏林一定會成為世界級的城市。這對夫婦對東德官員腐敗不滿。但是聽他們描述，這些官員無非是多些特權、生活條件優越一些，遠不如中國的腐敗那麼嚴重。

雖然東德比西德欠發達，但街上有很多汽車，人民普遍擁有汽車。東德生產的汽車好像是一個模子裏造出來的，像個長方盒子、做工粗糙，只有米色或淺綠兩種顏色。我們看到一輛西德的平治汽車與一輛東德車並排停在路邊，簡直像是孔雀和烏鴉並列。同行的斯基普雙臂伸開，各指着一輔車，讓我給他照張相，他的面部表情和手勢彷彿在說；沒法比呀。

夜幕降臨時，我們走累了，也餓了，偶然發現了一家看起來高檔的餐館。仗着口袋中的東德馬克，我們走進去吃晚飯。餐廳內部裝飾精美，角落裏還擺着大鋼琴。我們點了牛排和紅洒，飯後還有甜點。服務很好，一位樂師輕輕彈奏鋼琴。我們三人只花了大約15美元。我想就像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這樣的物價不會持續多久，東馬克也不會流通很久，我們最好趕快花掉。

吃完晚飯已經是晚上10點左右，我們走回勃蘭登堡門，打算原路返回。但此時人群已經消失，刺眼的聚光燈照亮了柏林圍牆，一個肩膀上挎着衝鋒槍、個子高大的東德士兵把守着我們鑽過來的牆洞。

我們對他解釋說打算回到西柏林的酒店，而我們上午就是從這個牆洞鑽過來的。這名士兵英語說得很好，他禮貌地拒絕了，說必須去查理檢查站（Check——pointCharlie）過境。查理離此地大約2公里的路程，只能步行。夜已深，我試剛說服他放行，可他寸步不讓。和他周旋的時候，我就站在牆洞的正前方，與西柏林一步之隔。我半開玩笑地對他說：「我要是一步跨過去，你又能如何呢？」

他叮着我的眼睛，面容殿肅，但很有禮貌地回答道：「Sir，Iwouldbeobligedtoshootyou（先生，那我不得不向你開槍）。」

次日，我和斯基普再次回到束柏林。很幸運，我們碰上了德國歷史上一個重大的日子。此前，東德經歷的最後一次選舉是1932年。希特勒在總統選舉中失利，但他很快被任命為總理，從此德國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直到戰敗被同盟國分割。此日，是從那以後首次舉行真正的議會選舉。

我們跟着人群走，前面可以望見高聳人雲的電視塔。一個年輕人追上我們，主動提出同行，我們很高興有一個說英語的當導遊。他說他是西柏林人，可以很容易分辨出人群中誰是東柏林人，誰是西柏林人，不同之處在於衣服和鞋子。這讓我想起了剛到美國那天，安德鲁斯可以通過我的髮型和服装辨别出來我來自中國。這些細微的區別，只有本地人才看得出來。

電視塔的四周是一個巨大的廣場，一支樂隊正在大型臨時舞台上演奏，到處有人站在高台上演講，大概是政客們在最後一刻拉票。除了遊人，還有很多記者湧入東柏林報道這次歷史性的選舉，廣場上熙熙攘攘，孩子們牽着彩色氣球跑來跑去，多數人只是四處閒逛，享受節日的氣氛和溫暖的陽光。我們融入人群，沉浸在興奮和歡樂的氛圍之中。

下午6時投票結束，到7時，初步結果已經產生。東德的基督教民主聯盟獲得47％的議會席位，赢得大選；共產黨只赢得了15％的席位。此次選舉為兩德統一排除了障礙，當年德國實現了統一。

除了教本科和研究生的課程，我還教授一些沃頓商學院舉辦的企業高管訓練班。這些訓練班通常是暑期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舉辦，沃頓在許多國家有眾多的校友，他們願意資助沃頓的項目。我們全家往往精我出外演講的機會，到各地度假。

1990年夏天，由一位叫做莫若愚的沃頓校友資助，沃頓商學院和上海市合作，在上海交通大學舉辦了一個高級管理培訓班，這大概在中國是首創。我受聘擔任項目主任，班上的學生約有50人，均來自上海各級政府和阈有企業年輕有為的後備幹部。他們的英語水準不一，但總的來說，能夠跟上英語教授的課程。只有我本人用中文授課。在兩周内，沃頓的教授們輪流講授管理、行銷、金融和國際商務等各種課程。

這個班上的許多學員後來成為政府的高級官員，包括當過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的陳良宇，但很遺憾，他在2007年因腐败被判18年監禁。還有申能電力公司的總經理華建敏，後來歷任上海常務副市長、國務院秘書長、人民代表大會的副委員長。孟建柱也是學員之一，當時是上海某縣的書記，後來成為政治局委員和公安部長。當時上海的市長是朱镕基，他非常支持這個訓練班。在畢業的晚宴上，我們送給他一支鋼筆留念，他揮舞着筆當眾宣布：「我現在就用這支筆簽字，批准你們來年再辦第二期訓練班。」

到了第二年，朱鎔基已經調任北京擔任副總理了。我們也移師北京，在北京交通大學辦了第二期訓練班，但學員的素質遠不如上海精挑細選的後備幹部。

1989年的社會動盪對中國的經濟增長造成了損害。1987和1988兩年，經濟增長都超過11％，而89年只增長了4.2％，1990年的增長放緩到3.9％。改革似乎已經停滞，有些方面還有所倒退，國外媒體猜测中國是否會回到改革前的舊體制。

我自己的判斷是，中國改革的方向已經不可逆轉，我在北京和上海訪問期間的實地觀察，充分證實了這一點——官員們非常認真地學習市場經濟。後來回到美國作報告，我分析了為什麽改革不可逆轉。我說，老百姓的生活比改革前富裕得多，走回頭路會不得人心。我們常初在戈壁每偶月1美元左右的津貼，無論政策如何變，我們不可能再窮，所以對於政策的變化並不在乎。但如果已經掙50美元，再讓大家回頭過一类元的日子，不可能被民眾接受。走回頭路會造成不稳定，沒有人可以逆轉歷史的車輪。

1992年一二月間，鄧小平對改革的停滯明顯擔心。儘管已經88歲高齡，他毅然「南巡」，去了上海、廣州、深圳等地，這幾座城市是最開放的城市。南巡期間，他說：「發展是硬道理。」換言之，不能帶來經濟增長的政策就不是好的政策。他還說：「誰不改革誰下台。」

一石激起千層浪。鄧支持改革的講話引起民眾強烈共鳴，重新掀起了一波改革熱潮。報紙上不再爭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而是專注促進經濟增長。1992年，國內投資激增，經濟增長超過14％。任何對中國繼續市場化改革決心的疑慮都煙消雲散，中國進入又一輪快速增長。

我相信，中國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改革發展階段。這是千載難逢的機遇。我開始考盧回國。當然回國就意味着放棄學術生涯，妻子要放棄她的工作，以及全家已經習慣了的舒適生活。兒子這時完全適應了美國的學校和生活，我們在1991年新添了一個可愛的女兒，取名蓮蓮，一雙兒女也要重新適應全新的生活環境。我一時下不了決心。

我已經在沃頓任教六年了，發表了不少研究論文，但自酌尚不是以獲得終身教職。我覺得單純的學術研究有些乏味和沉悶，外面的世界如此多姿多采，無法想像自己永遠躲在象牙塔裏。而且我一直在教授商業管理，也應該把所學付諸實踐了。

心思動了，機會就來了。隨着中國市場的發展，美國的大公司對中國市場的興趣與日俱增。我熟悉美國，了解中國，又有教授企業管理的資歷。不久，幾家大公司就找上門來。1993年春天，我接受了摩根大通銀行（JPMorgan）的聘請，這家銀行和其所在的華爾街一樣歷史悠久，充滿傳奇。

摩根大通請我負責中國的投資銀行業務。很快，我們舉家離開美國遷往香港，掀開了生活的新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