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夢斷戈壁
漢高祖劉邦是漢朝的開國皇帝。如果把西漢和東漢都算上,漢王朝從西元前206年到西元220年一共持續了426年。兩漢時期的中國文化,璀璨輝煌。別的不論,司馬遷的一部《史記》,閑創了中國傳記體記載歷史的先河,更是一部承先啟後的文學巨著。
劉邦本人卻是看不起讀害人的,尤其鄙視儒生。據《史記》記載,劉邦還是沛公的時候,「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秦漢之際,儒生多戴冠帽,劉邦看到有人戴着儒冠來訪,就把人家的儒冠解下來,往裏面撤尿。他對儒生的不屑也夠過分的。
有一位儒生叫鄘食其,來见劉邦。劉邦正坐在床上,由兩個女子給他洗脚。聽門衛來報說門外有儒生求見,劉邦說:「替我謝絕,就說我在操勞天下大事,沒工夫見儒生。」酈食其聞言大怒,兩目圓睜,手按寶劍,呵斥門衛回去告訴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到邦一聽,不及穿鞋,赤着腳,拄着長矛站起來,恭請客人。
對於劉邦,高陽酒徒有用,儒生沒用,由此可見一斑。但就是這個儒生,給劉邦出謀劃策,以其三寸不爛之舌,說服齊國投降劉邦,給大漢王朝的創建立下了不朽之功。
劉邦當了皇帝之後,一反常態,以帝王至尊,去山東曲阜祭拜孔子,尊其為至聖先師,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祭孔的皇帝,也開創了歷代皇帝祭孔的先例。可見這個漢高祖最終意識到,打天下和治天下都要靠讀書人。到了漢武帝的時候,在董仲舒的宣導下,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孔孟之道大行,影響中國文化至今。
正規教育在中國源遠流長。培養官吏的太學,始於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漢武帝應董仲舒之請,再興太學。到了東漢,太學的規模達到幾萬人,這就和現代的大學類似了。隋朝始創科舉制度,太學變成了國子監,一直延續到清末。太學和國子監都是國家的最高學府,也是現代大學的前身。
中國的第一所現代大學應該是清末(1898年)成立的京師大學堂,即北京大學的前身。清華大學成立於1911年,是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赔款建立的,為留美學生的預科學校。有些史料說美國主動退回一些庚子赔款,幫助中國創辦學校,這與史實不符。事實是,當時中國駐美國的公使梁誠發現,中國支付給美國的庚子賠款超過了《辛丑條約》的規定,於是勸說美國政府退還超出部分。經過多年努力,最終獲得美國國會的批准,部分減免了後來中國支付的赔款,而用來建立了清華預科。清華由美國基督教青年會招聘理科教員,培養留美學生,其畢業生可以直接轉到美國大學讀三年級。
其實英國、法國、日本等國都曾經用庚子赔款在中國辦學。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成為戰勝國之一,終止了對德國和奥匈帝國的賠款,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也放棄了庚子賠款,放棄的部分也用來興學。
毛澤東沒有上過大學,只在北京大學的圖書館工作過。但他博覽群書,記憶力超強,尤其深通歷代的古籍,詩書俱佳。他用白話文寫文章獨具一格,飘逸超群。他學習外文,請章士釗的養女章含之當他的英文老師,退曾親自敲定某個俄文詞彙的官方翻譯是「個人崇拜」,而不是「個人迷信」。當然這大概是因為他認為個人迷信完全是個貶義詞,而個人崇拜還是需要的。
學識淵博但並非科班出身,或許讓他更相信「實踐出真知」,對於正規的教育系統不以為然,認為這個體系向年輕人灌輸了舊思想和舊文化。他多次提出教育要改革,乃至在文革當中開閉了包括大學在内的整個教育系統。毛認為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屬於资產階級,他的這種看法,完全不同於馬克思,後者以對生產资料的佔有而非思想傾向來劃分社會階級。毛的政策透视出他對知識分子的蔑視,以至於文化大革命當中,知識分子被稱為「臭老九」,排在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叛徒、特務和走資派之後,位居第九。很多高級知識分子受到迫害,乃至死於非命。
但是到了1968年,即文革的第三年,毛意識到一個國家沒有大學教育是不行的。他在《人民日報》的編者按中寫了幾句話:「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裹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员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段話的潛台詞是文科大學未必要辦。而且學生的選拔不是通過考試,從學校到學校逐步升級,而是從工人農民中間選拔。畢業了之後不是去做研究,而是「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在共產黨黨内門爭的歷史上,林彪是張國燕之後唯一沒有屈從毛澤東,而選擇了分道揚鑣的高級領導人。在红军时期,张国焘是红四方面军的領袖,和毛澤東爭奪中央的領導權,分庭抗禮,失敗後脱黨。而林彪不同,從紅軍時期就是一方面軍的軍團長,是毛的親信,最終被毛選為接班人。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出逃對毛澤東造成了嚴重的精神打擊,以致一度病重,難以視事。周恩來開始着手恢復被文革打亂的秩序,重新啟用一些被打倒的幹部,一些著名的學者也恢復了名譽。
雖然毛澤東在1968年就說過大學還是要办的,但是直到1971年底,报紙上才開始宣傳毛澤東的這段話,同時強調要從工、農、兵中選拔學生。但是何時落實,誰都不知道。
我一直想上大學,做夢都想,但我知道這只是做白日夢,因為沒有大學可上,也不可能離開戈壁灘,只能通過自學獲取和積累知識。雖然條件極為艱苦,體力勞動繁重,我一直想方設法找書讀,多年問勤學不輟。如果有機會上大學,那該多好啊。
隨着毛澤東講話的發表,許多大學重新開放,曾經被迫害並遣送到农村去的大学教授也陸續被召回去教書。此時此刻,整個高等教育體系已經嗣閉六年了。上山下鄉的知青中很多像我一樣從來沒上過中學,即便比我大幾歲的人也沒有中學畢業。但學歷不是問題,缺少知識也不是問題,毛主席不是說了嗎,大學生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中選拔,兵團戦士既是農,也是兵,所謂實踐經驗,就是幹過體力活,我們有足夠的實踐經驗。
1972年開始在兵團選拔大學生,招生的數量很少,一個連三百多人,只能選拔幾個人。選拔的條件除了平時表現好,還必須是「紅五類」出身,也就是軍人、幹部、工人、貧農或下中農的家庭。出身不好,無論工作表現多好,都沒沒有機會。選拔的方式是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由群眾推薦,呈送各級領導審批。
我自酌夠標準。當時大部分人早已「看破紅塵」,不相信什麽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和艱苦奮鬥扎根邊疆的宣傳,經常不上工,泡病號,或者遲到早退。三個男生排一百來號人,經常下地的超不過二十人。即便下地,也是能偷懒就偷懶,像我這樣傻幹的並不多。
我倒不是覺悟比別人高,我也早就看透了,知道我無用功;在大學恢復之前,也沒有要争取上大学的动机。只是自然而然地覺得,幹什麽事都要幹好,否則閱着也是浪費時間;而且爭強好勝,雖然身體瘦弱,但不甘人後,如此而已。我想「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應該符合被群眾推薦的標準。
唯一的問題是我一直和領導搞不好關系,因為我從來不拍領導的馬屁,所以被领导看中几乎没有可能性。
1972年的9月份,連衷的領導宣布挑選了三個人去上大學,完全沒有徵求群眾的意見。我們連一共三百多人,三個人人選,可謂百裏挑一。至於領導按照什麽標準選的,誰也不知道。
三人之一,是朋友圈中的一位,他被選去北京的外國語學院學波蘭語。包括他自己在内,誰也不知道為什麽要去學習波蘭語,但是能離開戈壁灘回北京,而且去上大學,有如一步登天。他自己高興,大家也替他高興。
我們整了些吃的東西,還搞到了一點酒,為他餞行。幾個人坐在一起,高談闊論。既然他去學外語,將來一定有機會出國,我開玩笑說,說不定將來的哪一天,我們可以在倫敦或者巴黎重聚!有個朋友插話說,也許在美國的紐約見面!大家聞言哈哈大笑。
當時我們說這些話,都是開玩笑、借題發揮而已,沒一個人當真以有朝一日可以出國,更不要說到這些外國的大都市了。世事真是難料,我寫下這幾行字的時候恰恰在紐約,想起昔日戈壁灘的戰友,不勝唏嘘。
意想不到的是,牆外有耳,不知是誰把我們的這些胡言亂語報告給連長和指導員了,而且把我描繪成罪魁禍首,因為我說將來在資本主義世界的首都見面。
接下來,就是速長和指導員在全連的會上對我點名批判,說我平時讀書目的不純,想成名成家,表現出典型的資產階級的人生觀。而且還宣布在全連開展一場「人生觀教育運動」,要求大家積極寫大字報,批判資產階級反動的人生觀。
就這樣,經常吃不飽穿不暖,披星戴月天天幹苦工,根本想像不出来资产阶级怎麽過日子的人,居然被看出腦子裏有資產階級的人生觀,連領導的革命警覺性太高了。
其後的一段時間裏,營房的牆壁上貼了不少大字報。我發現,男生排沒有多少人認真對待此事,即便寫篇大字報,也是敷衍了事,輕描淡寫,不痛不癢,誰也不好意思落井下石。女生排則不同,男女之間互不往來,女生比較聽领導的話,所以寫起大字報來沒有顧忌,痛批資產階級人生觀的反動性、腐朽性和落後性,一針見血,淋漓盡致,都是誅心之論,讓我深受教育。
倒霉至此,沒地方講理去,只能忍着。我深深体会到人心的险恶,居然有人把一句玩笑話,拿到領導那裏去告密,目的無非是邀寵,踩着别人的腦袋向上爬。我想起当初易空先生上軍校因為輕信而獲罪的事情,也記起魯迅說過的一句話——「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恶意,來推測中國人的」。憤怒之餘,深有同感。
時過境遷。文革時期之所以經常有人告密,出賣朋友甚至親人,有的是真正地認為自己革命性強,日不容座,看不惯別人的「反動言行」;還有的是賣身求榮,因為當權者欣賞告密者。社會環境使然,並非人心固來如此。
當時最痛苦的是,我以為這輩子就交代在這裹了,以後再有上大學的機會,無論如何也不會落在我的頭上了。真是一失是成千古恨呀!
但是,「人生觀教育運動」也使我開始自省。為什麽這麽多素不相識的同連戰友參加批判?我意識到,我的朋友圈太小了,外人很可能認為我們這幾個人比較特別,和大多數人格格不人。我自己工餘時間就看書,而大部分人在打撲克、下象棋。我們幾個要好的朋友開來無事高談闊論,旁若無人,從歷史到小說無所不及,别人聽了也容易引起反感。我領悟到,人們不喜歡和自己不太一樣的人。按照當時批評幹部的說法,我們脫離群眾了。所以到了挨批判的時候,同情我們的人不多。這場批判雖然荒誕,讓我感到痛苦,但對於我來說卻是一個教訓,它喚醒了我,使我認識到必須「和群眾打成一片」,廣交朋友。朋友多了,領導就不大可能孤立我,找我的麻煩。
從此之後,我下定決心,盡量和所有人搞好關係,廣結人緣成為我的一個重要日標。對於很多人來說,這有何難?對於我來說,這確實需要做出很大犧牲。此前,我幾乎把所有的工餘時間用來讀書,不僅如此,下地上工都帶着書,中間歇工的時候坐下來就讀。現在,我決定每天拿出一個小時的時間,挨門挨戶,找人間聊天。全連三個男生排,每排有三個班,再加上後勤班、馬車班等等,都不放過。我把這一個小時視為|接觸群眾;時間,嚴格掌握,不多也不少。
「人生觀教育運動」時批判我讀書是想有朝一日成名成家,其實我哪有想那麽多,無非是滿足好奇心和求知欲而已。對於我來說,書不能不讀。但讀書又犯忌諱,怎麽辦呢?幸好,速裏有一陣子詞我到試驗班工作,任務是種一塊試驗田,看看是否能夠提高產量。我是班衷唯一的男生,班長也是女生,男女之間又不說話,這樣幾乎沒有人管我了。連裏為什麽這麽安排,我一直沒有搞清楚,大概是認為我喜歡鑽研,適合搞試驗田。
試驗班有個土坯搭的工具棚,四面漏風,用來放置鐵鍬鋤頭鐮刀耙子之類的農具。我發現可以藏在這裏讀書,就找了塊小木板當桌面,兩摞土坯當桌腿,再將兩把鐵鍬横放在兩摞土坯上當凳子,每天晚上躲在裏面讀書。照明的是一小瓶煤油上面加個燈捻。後來有一年回家探親,我從北京拿回來一把折疊椅和一盞工廠生產的小煤油燈,大大改善了讀書的條件。能夠坐在椅子上,在靜悄悄的工具棚裏讀書,感到非常奢侈。
我用一床破被子,把小窗子堵得很嚴實,就算從窗外走過,都看不出一點燈光。工具棚中夏天酷熱難當,冬天冰冷微骨,儘管如此,我也很滿意有一塊屬於自己、無人打擾的小天地。
當然,廣結人緣的計劃,我從來沒有對人透露過。當時唯一的念頭只是以後再遇到「人生觀教育運動」之類的事情,大家口誅筆伐的時候會手下留情,我不舍感覺孤立無助。後來才知道,人緣改變了我的命運。
大學招生在1973年發生了一些變化。這一年3月,鄧小平復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協助病重的周恩來總理工作。鄧在1966年繼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後也被打倒,發配到江西的一個工廠常工人,现在被毛澤東重新啟用。恢復工作之後,鄧過問教育,此後招收大學生的方式改了,除了群眾推薦,還要通過考試。
我突然看到了一線希望。我一直白學,雖然不系統,補補課應該能夠應付考試,更何況周网沒有幾個人堅持讀書,比考試我是不怕的。
我高興的太早了。到了8月份,報紙上發表了文章,把考試招收大學生的方式說成是舊高考制度的復辟,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反撲。起因是遼寧省的一個考生,叫做張鐵生,交了白卷,在試卷上寫了一封信,說自己勞動太忙,沒有時間準備考試,面有些人不去勞動,有足夠的時間準備考試,表示如此不公。他的這封信,被當時在中央掌權的激進派所利用,考試制度因此取消。
說是群眾推薦,但是在我們連,都是領導說了算,毋須徵求群眾意見。即便如此,大家都不以為然的人,領導可能也不予考慮。這使得我廣結人緣的努力,有了現實的目標。我開始琢磨,除了爭取男生,如何也能爭取到女生的好感呢?煞費了一番苦心,我想出一招。
在連隊裏,最引人注目的足球赛。幾乎每天下工回來,只要天氣好,就有一群人在營房的籃球場或是排球場打球,打得好的人引人注目,就像今天的體育明星一樣。當時只有男生打球,但有球赛的時候,無論男女,都出來觀看。其實連裏有很多人,尤其是天津來的人,會踢足球,李寶權就是踢足球的好手。還有一個天津人,外號「猴兒力」,個子不高,胖墩墩的,但腳下非常靈活。可惜連裏沒有足球場,會踢的人,只能聚在一起踢着玩。籃排球不同,有場地,可以正式比賽。
我不會打篮球,排球也打得不好,沒有一個球隊要我。但我發現,每次打篮球,都有會打球的人當裁判,而且有兩個裁判同時在場上來回跑,很專業。但打排球的時候就比較隨便,臨時找個人當裁判,往往不懂規則,大多的時間是兩邊的隊員自己計分,難免發生爭執。我看到了一個機會。
我給父親寫了一封信,請他寄來一本排球規則的手冊,研讀之後,熟記於心。有一天排球開賽之前,正在找人當裁判的時候,我自告奮勇。起初大家看着我將信將疑,怕我不懂規則,但是一開球,我的專業性顯出來了。我嚴格裁判,一絲不苟,口哨吹的很響亮乾脆,而且我的各種手勢,譬如表示踩線、出界、連擊、觸網等等,都很專業,很快兩邊球隊就服從我的裁判了。從此之後,一旦有比較正式的,譬如雨個排之間的比賽,就有人來找我當裁判。
常排球裁判很神氣,裁判椅子高過球網,坐在上面,名副其實高高在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兩邊的球場,球員和觀眾也可以看到裁判。有的球員在發球的時候不小心稍稍腳踩邊界線,我立即吹哨子,用手勢表示他犯规;如果不服,我會毫不留情地不予理睬,旁邊的觀眾也會替我作證,支持我的裁決。裁判的權威受到尊重,讓我感到很爽。而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真正在意的是,是讓全連的男男女女都認識我,產生點好感。
1974年8月,又開始了一輪大學招生。我沒有抱任何希望,不大關心,請了兩天假,跑到團部所在地壩頭去探望李榮田。他調到那裏團部所屬的小學校當教師了。身在團部附近,他消息比較靈通,給我看了一份關於大學招生的文件,然後勸我趕緊回連,總是要爭取一下。
太湊巧了,8月14日,我回到連隊。15日,連裏開會,指導員張松森做大學招生工作動員。他宣讀了國務院、內蒙自治區和兵團各級組織的一系列有關文件和選拔的具體步驟。會議快結束的時候,他說連裏要成立一個招生小组,提名單偉建和六排長為小組的成員,交各班、排討論之後決定。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眾所周知,我不是幹部,只是一個普通戰士,和領導的關系不太好,曾是被批判的對象,這次怎麽會被領導看中呢?對於所有的兵團戰士來說,回城上大學是一步登天的事情,可望而不可即,這麽重要的決策,怎麽會讓我參與其間呢?
我後來想,很可能是因為去年選拔後有人提意見,說沒有讓群眾推薦。這一次,指導員想搞個改革,做一次真正的群眾推薦,大概因為我沒有一官半職,人緣也還可以,把我放到招生小組裏,表示程序公正。
各排討論了之後,沒有反對意見,我就成了招生小組4個成員之一。除了我之外,還有指導員、連隊文書和六排長。指導員召集小組開會,定出基本的工作程序和日程。一共要選出12人,8人上大學,4人上中專。與以往不同,這次的選拔方式是個人報名,群眾選舉,以排為單位投票。
第二天選舉,我抱着姑且一試的念頭報了名。根據報名,我所在的三排搞了無記名投票,按得票的多少排列選出12個人。别的排基本上是以班為單位推舉12人,然後在排裏綜合票数,按得票的多少為序選出12人。最後每個排把選舉的結果交給連部,由招生工作小組統計票數。我負責點票。結果出乎我的意料,我得票位居第二名。看來我廣結人緣的努力起了作用。我估計指導員提名我進人招生工作小組一舉,也無意中幫了我的大忙,既提高了我的知名度,也間接表明領導認可,以前挨批判的舊賬勾銷了。
投票日的當晚,連裏召開黨支部委員擴大會議,除了各排排長之外,我作為招生小組的成員也列席了。根據選舉的結果,會上確定了12個人的預選名單,我也是其中之一。之後,名單提交黨支部做最後決定。所有這一切選舉工作,都在8月16日一天完成。開完支委會的時候已是午夜。一天之内,情勢的發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但是直到18日,黨支部才確定了最終名單,我仍在其上,而且是在前八名上大學之列(後四名上中專)。
之後,預選名單交給各排評議,並且要求每排提供評議的原始紀錄。按照規定,連裏向團部提交預選名單的時候,還要提供對每個人的群眾評議。我負責整理評議紀錄,看到有些評議對名單上的人提出異議,所幸,對我的評議都不錯。但我不敢高興的太早,連隊推薦只是第一步,最終還要團部和師部的批准。
在等待上級批准的這段時間,我上工的時候心不在焉,腦子裏憧憬着上大學的美好未來。但是我不露聲色,每天扛着鐵锹下地幹活的路上,還刻意表露出凝重的神色。我很擔心如果喜形於色,被别人看到了,會認為我不願意扎根邊疆,一心想回城,給領導以口實把我的資格取消。我加倍努力幹活,謹小慎微,生怕出錯,同時急切地盼望聽到批准的好消息。
幾個星期過去了,杳無音信。團裏會批准嗎?團裏有理由不批准嗎?我每天胡思亂想,度日如年。上大學可以微底改變命運,如果被拒絕,我這一輩子就可能交代在戈壁灘上了。兩種命運,如此巨大的反差,有如上天和人地,能不焦慮嗎?但事已至此,只能聽天由命。
幾個早期之後,連隊集合點名。指導員走到隊前,命令大家「稍息」,然後宣布團部批准上大學的同志名單。每念一個名字,指導員就抬起頭看一眼被念到的人,大家也随着他的日光看一眼這位幸運兒,然後鼓掌。終於,他念完了12個人的名字,我不在其中。指導員疊上手中的紙,抬起頭來,瞥了我一眼。
我感到如同一桶冰水澆頭,心猛地沉下去,腹部像是被人打了一拳,痛苦萬分,幾乎難以站立,同時感覺到大家的目光全都落在我的臉上。
如果此時我稍稍表現失態,不但讓別人看笑話,而且等於放棄將來的機會。因為別人,尤其領導,會說我暴露出沒有扎根邊疆的願望,以後再也不可能推薦我。我裝作若無其事,強顏歡笑。散會之後,我特意走到崔德會和其他幾個入選的人面前,向他們表示祝賀。
到了夜深人靜之際,我跑出營房,拚命地向前跑,一直跑到空曠的荒野之中。四周無人,一片寂靜,天上沒有月亮,也沒有星光,我放慢腳步,漫無目標地走,一邊走,一邊放聲大哭。一時淚如雨下,哽咽的幾乎喘不過氣來。然後我放開嗓子,歇斯底里地朝着戈壁灘大喊大叫,盡情地宣洩我心中的痛苦。就這樣,我邊走邊哭邊喊,一直把嗓子都喊啞,才漸漸平息下來。
那天晚上,我很晚才回到宿舍。我告誠自己,不能放棄,無論受到多大的挫折,都不能放棄,放棄就是對自己犯罪。我必須堅持下去,繼續努力,等待下一次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