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夢斷戈壁
漢高祖劉邦是漢朝的開國皇帝。如果把西漢和東漢都算上，漢王朝從西元前206年到西元220年一共持續了426年。兩漢時期的中國文化，璀璨輝煌。別的不論，司馬遷的一部《史記》，閑創了中國傳記體記載歷史的先河，更是一部承先啟後的文學巨著。
劉邦本人卻是看不起讀害人的，尤其鄙視儒生。據《史記》記載，劉邦還是沛公的時候，「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秦漢之際，儒生多戴冠帽，劉邦看到有人戴着儒冠來訪，就把人家的儒冠解下來，往裏面撤尿。他對儒生的不屑也夠過分的。
有一位儒生叫鄘食其，來见劉邦。劉邦正坐在床上，由兩個女子給他洗脚。聽門衛來報說門外有儒生求見，劉邦說：「替我謝絕，就說我在操勞天下大事，沒工夫見儒生。」酈食其聞言大怒，兩目圓睜，手按寶劍，呵斥門衛回去告訴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到邦一聽，不及穿鞋，赤着腳，拄着長矛站起來，恭請客人。
對於劉邦，高陽酒徒有用，儒生沒用，由此可見一斑。但就是這個儒生，給劉邦出謀劃策，以其三寸不爛之舌，說服齊國投降劉邦，給大漢王朝的創建立下了不朽之功。
劉邦當了皇帝之後，一反常態，以帝王至尊，去山東曲阜祭拜孔子，尊其為至聖先師，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祭孔的皇帝，也開創了歷代皇帝祭孔的先例。可見這個漢高祖最終意識到，打天下和治天下都要靠讀書人。到了漢武帝的時候，在董仲舒的宣導下，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孔孟之道大行，影響中國文化至今。
正規教育在中國源遠流長。培養官吏的太學，始於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漢武帝應董仲舒之請，再興太學。到了東漢，太學的規模達到幾萬人，這就和現代的大學類似了。隋朝始創科舉制度，太學變成了國子監，一直延續到清末。太學和國子監都是國家的最高學府，也是現代大學的前身。
中國的第一所現代大學應該是清末（1898年）成立的京師大學堂，即北京大學的前身。清華大學成立於1911年，是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赔款建立的，為留美學生的預科學校。有些史料說美國主動退回一些庚子赔款，幫助中國創辦學校，這與史實不符。事實是，當時中國駐美國的公使梁誠發現，中國支付給美國的庚子賠款超過了《辛丑條約》的規定，於是勸說美國政府退還超出部分。經過多年努力，最終獲得美國國會的批准，部分減免了後來中國支付的赔款，而用來建立了清華預科。清華由美國基督教青年會招聘理科教員，培養留美學生，其畢業生可以直接轉到美國大學讀三年級。
其實英國、法國、日本等國都曾經用庚子赔款在中國辦學。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成為戰勝國之一，終止了對德國和奥匈帝國的賠款，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也放棄了庚子賠款，放棄的部分也用來興學。
毛澤東沒有上過大學，只在北京大學的圖書館工作過。但他博覽群書，記憶力超強，尤其深通歷代的古籍，詩書俱佳。他用白話文寫文章獨具一格，飘逸超群。他學習外文，請章士釗的養女章含之當他的英文老師，退曾親自敲定某個俄文詞彙的官方翻譯是「個人崇拜」，而不是「個人迷信」。當然這大概是因為他認為個人迷信完全是個貶義詞，而個人崇拜還是需要的。
學識淵博但並非科班出身，或許讓他更相信「實踐出真知」，對於正規的教育系統不以為然，認為這個體系向年輕人灌輸了舊思想和舊文化。他多次提出教育要改革，乃至在文革當中開閉了包括大學在内的整個教育系統。毛認為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屬於资產階級，他的這種看法，完全不同於馬克思，後者以對生產资料的佔有而非思想傾向來劃分社會階級。毛的政策透视出他對知識分子的蔑視，以至於文化大革命當中，知識分子被稱為「臭老九」，排在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叛徒、特務和走資派之後，位居第九。很多高級知識分子受到迫害，乃至死於非命。
但是到了1968年，即文革的第三年，毛意識到一個國家沒有大學教育是不行的。他在《人民日報》的編者按中寫了幾句話：「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裹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员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段話的潛台詞是文科大學未必要辦。而且學生的選拔不是通過考試，從學校到學校逐步升級，而是從工人農民中間選拔。畢業了之後不是去做研究，而是「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在共產黨黨内門爭的歷史上，林彪是張國燕之後唯一沒有屈從毛澤東，而選擇了分道揚鑣的高級領導人。在红军时期，张国焘是红四方面军的領袖，和毛澤東爭奪中央的領導權，分庭抗禮，失敗後脱黨。而林彪不同，從紅軍時期就是一方面軍的軍團長，是毛的親信，最終被毛選為接班人。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出逃對毛澤東造成了嚴重的精神打擊，以致一度病重，難以視事。周恩來開始着手恢復被文革打亂的秩序，重新啟用一些被打倒的幹部，一些著名的學者也恢復了名譽。
雖然毛澤東在1968年就說過大學還是要办的，但是直到1971年底，报紙上才開始宣傳毛澤東的這段話，同時強調要從工、農、兵中選拔學生。但是何時落實，誰都不知道。
我一直想上大學，做夢都想，但我知道這只是做白日夢，因為沒有大學可上，也不可能離開戈壁灘，只能通過自學獲取和積累知識。雖然條件極為艱苦，體力勞動繁重，我一直想方設法找書讀，多年問勤學不輟。如果有機會上大學，那該多好啊。
隨着毛澤東講話的發表，許多大學重新開放，曾經被迫害並遣送到农村去的大学教授也陸續被召回去教書。此時此刻，整個高等教育體系已經嗣閉六年了。上山下鄉的知青中很多像我一樣從來沒上過中學，即便比我大幾歲的人也沒有中學畢業。但學歷不是問題，缺少知識也不是問題，毛主席不是說了嗎，大學生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中選拔，兵團戦士既是農，也是兵，所謂實踐經驗，就是幹過體力活，我們有足夠的實踐經驗。
1972年開始在兵團選拔大學生，招生的數量很少，一個連三百多人，只能選拔幾個人。選拔的條件除了平時表現好，還必須是「紅五類」出身，也就是軍人、幹部、工人、貧農或下中農的家庭。出身不好，無論工作表現多好，都沒沒有機會。選拔的方式是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由群眾推薦，呈送各級領導審批。
我自酌夠標準。當時大部分人早已「看破紅塵」，不相信什麽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和艱苦奮鬥扎根邊疆的宣傳，經常不上工，泡病號，或者遲到早退。三個男生排一百來號人，經常下地的超不過二十人。即便下地，也是能偷懒就偷懶，像我這樣傻幹的並不多。
我倒不是覺悟比別人高，我也早就看透了，知道我無用功；在大學恢復之前，也沒有要争取上大学的动机。只是自然而然地覺得，幹什麽事都要幹好，否則閱着也是浪費時間；而且爭強好勝，雖然身體瘦弱，但不甘人後，如此而已。我想「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應該符合被群眾推薦的標準。
唯一的問題是我一直和領導搞不好關系，因為我從來不拍領導的馬屁，所以被领导看中几乎没有可能性。
1972年的9月份，連衷的領導宣布挑選了三個人去上大學，完全沒有徵求群眾的意見。我們連一共三百多人，三個人人選，可謂百裏挑一。至於領導按照什麽標準選的，誰也不知道。
三人之一，是朋友圈中的一位，他被選去北京的外國語學院學波蘭語。包括他自己在内，誰也不知道為什麽要去學習波蘭語，但是能離開戈壁灘回北京，而且去上大學，有如一步登天。他自己高興，大家也替他高興。
我們整了些吃的東西，還搞到了一點酒，為他餞行。幾個人坐在一起，高談闊論。既然他去學外語，將來一定有機會出國，我開玩笑說，說不定將來的哪一天，我們可以在倫敦或者巴黎重聚！有個朋友插話說，也許在美國的紐約見面！大家聞言哈哈大笑。
當時我們說這些話，都是開玩笑、借題發揮而已，沒一個人當真以有朝一日可以出國，更不要說到這些外國的大都市了。世事真是難料，我寫下這幾行字的時候恰恰在紐約，想起昔日戈壁灘的戰友，不勝唏嘘。
意想不到的是，牆外有耳，不知是誰把我們的這些胡言亂語報告給連長和指導員了，而且把我描繪成罪魁禍首，因為我說將來在資本主義世界的首都見面。
接下來，就是速長和指導員在全連的會上對我點名批判，說我平時讀書目的不純，想成名成家，表現出典型的資產階級的人生觀。而且還宣布在全連開展一場「人生觀教育運動」，要求大家積極寫大字報，批判資產階級反動的人生觀。
就這樣，經常吃不飽穿不暖，披星戴月天天幹苦工，根本想像不出来资产阶级怎麽過日子的人，居然被看出腦子裏有資產階級的人生觀，連領導的革命警覺性太高了。
其後的一段時間裏，營房的牆壁上貼了不少大字報。我發現，男生排沒有多少人認真對待此事，即便寫篇大字報，也是敷衍了事，輕描淡寫，不痛不癢，誰也不好意思落井下石。女生排則不同，男女之間互不往來，女生比較聽领導的話，所以寫起大字報來沒有顧忌，痛批資產階級人生觀的反動性、腐朽性和落後性，一針見血，淋漓盡致，都是誅心之論，讓我深受教育。
倒霉至此，沒地方講理去，只能忍着。我深深体会到人心的险恶，居然有人把一句玩笑話，拿到領導那裏去告密，目的無非是邀寵，踩着别人的腦袋向上爬。我想起当初易空先生上軍校因為輕信而獲罪的事情，也記起魯迅說過的一句話——「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恶意，來推測中國人的」。憤怒之餘，深有同感。
時過境遷。文革時期之所以經常有人告密，出賣朋友甚至親人，有的是真正地認為自己革命性強，日不容座，看不惯別人的「反動言行」；還有的是賣身求榮，因為當權者欣賞告密者。社會環境使然，並非人心固來如此。
當時最痛苦的是，我以為這輩子就交代在這裹了，以後再有上大學的機會，無論如何也不會落在我的頭上了。真是一失是成千古恨呀！
但是，「人生觀教育運動」也使我開始自省。為什麽這麽多素不相識的同連戰友參加批判？我意識到，我的朋友圈太小了，外人很可能認為我們這幾個人比較特別，和大多數人格格不人。我自己工餘時間就看書，而大部分人在打撲克、下象棋。我們幾個要好的朋友開來無事高談闊論，旁若無人，從歷史到小說無所不及，别人聽了也容易引起反感。我領悟到，人們不喜歡和自己不太一樣的人。按照當時批評幹部的說法，我們脫離群眾了。所以到了挨批判的時候，同情我們的人不多。這場批判雖然荒誕，讓我感到痛苦，但對於我來說卻是一個教訓，它喚醒了我，使我認識到必須「和群眾打成一片」，廣交朋友。朋友多了，領導就不大可能孤立我，找我的麻煩。
從此之後，我下定決心，盡量和所有人搞好關係，廣結人緣成為我的一個重要日標。對於很多人來說，這有何難？對於我來說，這確實需要做出很大犧牲。此前，我幾乎把所有的工餘時間用來讀書，不僅如此，下地上工都帶着書，中間歇工的時候坐下來就讀。現在，我決定每天拿出一個小時的時間，挨門挨戶，找人間聊天。全連三個男生排，每排有三個班，再加上後勤班、馬車班等等，都不放過。我把這一個小時視為｜接觸群眾；時間，嚴格掌握，不多也不少。
「人生觀教育運動」時批判我讀書是想有朝一日成名成家，其實我哪有想那麽多，無非是滿足好奇心和求知欲而已。對於我來說，書不能不讀。但讀書又犯忌諱，怎麽辦呢？幸好，速裏有一陣子詞我到試驗班工作，任務是種一塊試驗田，看看是否能夠提高產量。我是班衷唯一的男生，班長也是女生，男女之間又不說話，這樣幾乎沒有人管我了。連裏為什麽這麽安排，我一直沒有搞清楚，大概是認為我喜歡鑽研，適合搞試驗田。
試驗班有個土坯搭的工具棚，四面漏風，用來放置鐵鍬鋤頭鐮刀耙子之類的農具。我發現可以藏在這裏讀書，就找了塊小木板當桌面，兩摞土坯當桌腿，再將兩把鐵鍬横放在兩摞土坯上當凳子，每天晚上躲在裏面讀書。照明的是一小瓶煤油上面加個燈捻。後來有一年回家探親，我從北京拿回來一把折疊椅和一盞工廠生產的小煤油燈，大大改善了讀書的條件。能夠坐在椅子上，在靜悄悄的工具棚裏讀書，感到非常奢侈。
我用一床破被子，把小窗子堵得很嚴實，就算從窗外走過，都看不出一點燈光。工具棚中夏天酷熱難當，冬天冰冷微骨，儘管如此，我也很滿意有一塊屬於自己、無人打擾的小天地。
當然，廣結人緣的計劃，我從來沒有對人透露過。當時唯一的念頭只是以後再遇到「人生觀教育運動」之類的事情，大家口誅筆伐的時候會手下留情，我不舍感覺孤立無助。後來才知道，人緣改變了我的命運。
大學招生在1973年發生了一些變化。這一年3月，鄧小平復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協助病重的周恩來總理工作。鄧在1966年繼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後也被打倒，發配到江西的一個工廠常工人，现在被毛澤東重新啟用。恢復工作之後，鄧過問教育，此後招收大學生的方式改了，除了群眾推薦，還要通過考試。
我突然看到了一線希望。我一直白學，雖然不系統，補補課應該能夠應付考試，更何況周网沒有幾個人堅持讀書，比考試我是不怕的。
我高興的太早了。到了8月份，報紙上發表了文章，把考試招收大學生的方式說成是舊高考制度的復辟，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反撲。起因是遼寧省的一個考生，叫做張鐵生，交了白卷，在試卷上寫了一封信，說自己勞動太忙，沒有時間準備考試，面有些人不去勞動，有足夠的時間準備考試，表示如此不公。他的這封信，被當時在中央掌權的激進派所利用，考試制度因此取消。
說是群眾推薦，但是在我們連，都是領導說了算，毋須徵求群眾意見。即便如此，大家都不以為然的人，領導可能也不予考慮。這使得我廣結人緣的努力，有了現實的目標。我開始琢磨，除了爭取男生，如何也能爭取到女生的好感呢？煞費了一番苦心，我想出一招。
在連隊裏，最引人注目的足球赛。幾乎每天下工回來，只要天氣好，就有一群人在營房的籃球場或是排球場打球，打得好的人引人注目，就像今天的體育明星一樣。當時只有男生打球，但有球赛的時候，無論男女，都出來觀看。其實連裏有很多人，尤其是天津來的人，會踢足球，李寶權就是踢足球的好手。還有一個天津人，外號「猴兒力」，個子不高，胖墩墩的，但腳下非常靈活。可惜連裏沒有足球場，會踢的人，只能聚在一起踢着玩。籃排球不同，有場地，可以正式比賽。
我不會打篮球，排球也打得不好，沒有一個球隊要我。但我發現，每次打篮球，都有會打球的人當裁判，而且有兩個裁判同時在場上來回跑，很專業。但打排球的時候就比較隨便，臨時找個人當裁判，往往不懂規則，大多的時間是兩邊的隊員自己計分，難免發生爭執。我看到了一個機會。
我給父親寫了一封信，請他寄來一本排球規則的手冊，研讀之後，熟記於心。有一天排球開賽之前，正在找人當裁判的時候，我自告奮勇。起初大家看着我將信將疑，怕我不懂規則，但是一開球，我的專業性顯出來了。我嚴格裁判，一絲不苟，口哨吹的很響亮乾脆，而且我的各種手勢，譬如表示踩線、出界、連擊、觸網等等，都很專業，很快兩邊球隊就服從我的裁判了。從此之後，一旦有比較正式的，譬如雨個排之間的比賽，就有人來找我當裁判。
常排球裁判很神氣，裁判椅子高過球網，坐在上面，名副其實高高在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兩邊的球場，球員和觀眾也可以看到裁判。有的球員在發球的時候不小心稍稍腳踩邊界線，我立即吹哨子，用手勢表示他犯规；如果不服，我會毫不留情地不予理睬，旁邊的觀眾也會替我作證，支持我的裁決。裁判的權威受到尊重，讓我感到很爽。而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真正在意的是，是讓全連的男男女女都認識我，產生點好感。
1974年8月，又開始了一輪大學招生。我沒有抱任何希望，不大關心，請了兩天假，跑到團部所在地壩頭去探望李榮田。他調到那裏團部所屬的小學校當教師了。身在團部附近，他消息比較靈通，給我看了一份關於大學招生的文件，然後勸我趕緊回連，總是要爭取一下。
太湊巧了，8月14日，我回到連隊。15日，連裏開會，指導員張松森做大學招生工作動員。他宣讀了國務院、內蒙自治區和兵團各級組織的一系列有關文件和選拔的具體步驟。會議快結束的時候，他說連裏要成立一個招生小组，提名單偉建和六排長為小組的成員，交各班、排討論之後決定。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眾所周知，我不是幹部，只是一個普通戰士，和領導的關系不太好，曾是被批判的對象，這次怎麽會被領導看中呢？對於所有的兵團戰士來說，回城上大學是一步登天的事情，可望而不可即，這麽重要的決策，怎麽會讓我參與其間呢？
我後來想，很可能是因為去年選拔後有人提意見，說沒有讓群眾推薦。這一次，指導員想搞個改革，做一次真正的群眾推薦，大概因為我沒有一官半職，人緣也還可以，把我放到招生小組裏，表示程序公正。
各排討論了之後，沒有反對意見，我就成了招生小組4個成員之一。除了我之外，還有指導員、連隊文書和六排長。指導員召集小組開會，定出基本的工作程序和日程。一共要選出12人，8人上大學，4人上中專。與以往不同，這次的選拔方式是個人報名，群眾選舉，以排為單位投票。
第二天選舉，我抱着姑且一試的念頭報了名。根據報名，我所在的三排搞了無記名投票，按得票的多少排列選出12個人。别的排基本上是以班為單位推舉12人，然後在排裏綜合票数，按得票的多少為序選出12人。最後每個排把選舉的結果交給連部，由招生工作小組統計票數。我負責點票。結果出乎我的意料，我得票位居第二名。看來我廣結人緣的努力起了作用。我估計指導員提名我進人招生工作小組一舉，也無意中幫了我的大忙，既提高了我的知名度，也間接表明領導認可，以前挨批判的舊賬勾銷了。
投票日的當晚，連裏召開黨支部委員擴大會議，除了各排排長之外，我作為招生小組的成員也列席了。根據選舉的結果，會上確定了12個人的預選名單，我也是其中之一。之後，名單提交黨支部做最後決定。所有這一切選舉工作，都在8月16日一天完成。開完支委會的時候已是午夜。一天之内，情勢的發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但是直到18日，黨支部才確定了最終名單，我仍在其上，而且是在前八名上大學之列（後四名上中專）。
之後，預選名單交給各排評議，並且要求每排提供評議的原始紀錄。按照規定，連裏向團部提交預選名單的時候，還要提供對每個人的群眾評議。我負責整理評議紀錄，看到有些評議對名單上的人提出異議，所幸，對我的評議都不錯。但我不敢高興的太早，連隊推薦只是第一步，最終還要團部和師部的批准。
在等待上級批准的這段時間，我上工的時候心不在焉，腦子裏憧憬着上大學的美好未來。但是我不露聲色，每天扛着鐵锹下地幹活的路上，還刻意表露出凝重的神色。我很擔心如果喜形於色，被别人看到了，會認為我不願意扎根邊疆，一心想回城，給領導以口實把我的資格取消。我加倍努力幹活，謹小慎微，生怕出錯，同時急切地盼望聽到批准的好消息。
幾個星期過去了，杳無音信。團裏會批准嗎？團裏有理由不批准嗎？我每天胡思亂想，度日如年。上大學可以微底改變命運，如果被拒絕，我這一輩子就可能交代在戈壁灘上了。兩種命運，如此巨大的反差，有如上天和人地，能不焦慮嗎？但事已至此，只能聽天由命。
幾個早期之後，連隊集合點名。指導員走到隊前，命令大家「稍息」，然後宣布團部批准上大學的同志名單。每念一個名字，指導員就抬起頭看一眼被念到的人，大家也随着他的日光看一眼這位幸運兒，然後鼓掌。終於，他念完了12個人的名字，我不在其中。指導員疊上手中的紙，抬起頭來，瞥了我一眼。
我感到如同一桶冰水澆頭，心猛地沉下去，腹部像是被人打了一拳，痛苦萬分，幾乎難以站立，同時感覺到大家的目光全都落在我的臉上。
如果此時我稍稍表現失態，不但讓別人看笑話，而且等於放棄將來的機會。因為別人，尤其領導，會說我暴露出沒有扎根邊疆的願望，以後再也不可能推薦我。我裝作若無其事，強顏歡笑。散會之後，我特意走到崔德會和其他幾個入選的人面前，向他們表示祝賀。
到了夜深人靜之際，我跑出營房，拚命地向前跑，一直跑到空曠的荒野之中。四周無人，一片寂靜，天上沒有月亮，也沒有星光，我放慢腳步，漫無目標地走，一邊走，一邊放聲大哭。一時淚如雨下，哽咽的幾乎喘不過氣來。然後我放開嗓子，歇斯底里地朝着戈壁灘大喊大叫，盡情地宣洩我心中的痛苦。就這樣，我邊走邊哭邊喊，一直把嗓子都喊啞，才漸漸平息下來。
那天晚上，我很晚才回到宿舍。我告誠自己，不能放棄，無論受到多大的挫折，都不能放棄，放棄就是對自己犯罪。我必須堅持下去，繼續努力，等待下一次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