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天下大亂
文化大革命的大火是在北京點燃的。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在上海出版後，轟動全國，但北京的報刊都沒有轉載。中共北京市委認為，把對一個文學作品的批評上升到政治層次是不妥的。當然《海瑞罷官》的作者吳啥是北京市的副市長，可能也是北京市委對這篇文章置之不理的一個原因。市委領導們並不知道姚的文章是毛澤東本人投意的，否則他們絕無膽量抵制。北京市的無動於衷使毛澤東震怒，指責市委市政府是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也就是說不聽他的指揮。毛的矛頭首先就指向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彭真。
1966年5月16日，在毛澤東的指導下，中共中央發出了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史稱《五一六通知》。這個通知起初只是發到黨內17級以上的幹部（大約科級幹部），一年後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五一六通知》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將北京市長彭真、公安部長羅瑞卿、中共宣傳部長陸定一以及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定性為「陰謀反黨集團」，撤職查辦。這些人都是在共產黨打天下時立下汗馬功勞的元勳，一夕傾倒。
《五一六通知》的另一個内容就是改組隷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文化大革命小組，或稱中央文革，從而正式拉開了文革的帷幕。
北京的大、中學校的學生和一些教職員工紛紛起來造反，批判揪鬥校長、教授和行政人員，把他們打成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此學校停課，社會秩序大亂。
此時，毛澤東正在外地，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共產黨中央書記處的總書記鄧小平負責管理國家的日常事務。劉少奇等向各間大學派遣了工作組，意圖控制局面，將文化大革命納入到政府領導的軌道上來。工作組由來自不同政府機構的官員組成，任務是「滅火」，按照文革要「依靠黨的領導」的原則，與學校行政部門聯手，恢復秩序，平息或鎮歷學生中的造反派。
毛澤東於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他判斷形勢，認為劉、鄧等人執1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了學生運動。震怒之餘，他發表了一篇题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短文。文章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矛頭直指黨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明顯針對的是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毛澤東用犀利的語言讚揚了北大一些教職員工寫的反對校領導的大字報，而怒斥以劉、鄧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産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
因此，工作組從大學撤出，劉、鄧被迫檢討錯誤，承認對於文化大革命缺乏理解，並在實質上被排除出權力中心。
毛澤東的言行極大地鼓舞了造反的學生，尤其是與劉、都派出的工作組對立的學生。此後，紅衛兵的運動迅速蔓延到北京所有的大學和中學。紅衛兵對於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至此達到巅峰，他的每一句話都成了「最高指示」。響應他的號召，紅衛兵向一切他們認為是封資修和四舊的東西發起攻擊。文革的火焰迅速吞噬了北京。
北京是文革的中心，毛澤東要在全國開展文革。因此，北京的紅衛兵承擔了一項新的使命；把革命的火種播向全國各地。1966年的8月，北京的紅衛兵發起了一場「大串聯運動」，他們分赴全國各地，煽風點火，傳播」」革命；同時，外地的紅衛兵成群結隊地來到北京「取經」、學習，如此紅衛兵運動串聯起來了。
何玉舟比我大四歲。我剛剛讀完小學，他已經在北京五中讀完高中一年級。五中是北京最好的中學之一。他書讀得多，很聰明，動手能力也很強，我還在試着裝二極體的半導體收音機時，他已經組裝三極管的收音機。他個子高，雖然戴一副近視眼鏡，但愛好體育，尤其擅長籃球。我們院子周圍的幾個小學生都把他視為大哥哥。何玉舟參加了五中的紅衛兵，雖然他是個幹部子弟，但是他不排斥出身不好的同學，所以各類朋友很多。
有一天，何玉舟告訴我和我的一些同學，他們一群大孩子佔領了北海公園内的文史館。文史館是前清、民國的遺老遺少從事研究和寫作的地方，文革一起來，這些人就散了。文史館坐落在北海公園內的靜心齋，緊鄰少年科技館，何玉舟也是科技館的成員。大概他和他的朋友們發現了文史館人去院空，當時是個無人管的時期，他們就搬到那衷去住，當然比住在家裏自由自在。他邀請我們一起搬進去住。我們幾個小學生，就像有機會出去野營一樣，很興奮。我很快收拾好一卷被褥，一個臉盆和一些其他必需品，搬進了靜心齋。
靜心齋曾是皇家花園，北海中的園中之園，位於湖的北岸。據更料記載，此園建於1757年，是皇太子讀書的地方。園門坐北朝南。一進门就是一個艮方形的池塘，四周圍着白色大理石欄杆。池塘裏點缀若荷葉和荷花，但因缺乏照料而枯萎了。
池塘的南面是一座平房，窗戶向陽，正對池塘。平房東西兩侧各有一條通道，通入內園。內園有一個不規則形的大池塘，還有一座橋，連接池塘的兩岸。池塘當中有奇形怪狀的石頭，大概也是皇帝從南方運來的假山石。我猜坐在上面釣魚是個理想的地方。池塘彼岸有一座假山山頂建有亭台樓開，一條遮簷的長廊從平地一直通往山上的樓閣。我們晚上就睡在樓閣中，白天在池塘邊的平房裏玩。平房兩面都是大窗，裏面很明亮，確實是讀書寫作的好地方。但我們進去的時候，只剩下幾隻破桌爛椅。
文史館很有來歷，是根據毛澤東的意思在1951年建立的，首任館長是毛澤東在湖南師範讀書時的老師符定一。毛的想法是給晚清和民國的知名人物提供一個研究和寫作回憶錄的地方。毛本人喜讀歷史，而這些人都是中國近代史的親歷者或見證人。文史館的館員由周恩來總理親自任命，都是前朝的名人政要。文革之前，我就讀過父親書架上文史館員寫的回憶錄，其中包括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寫的《我的前半生》。我讀得津津有味。
當時的北京正值紅衛兵造反的高潮，到處大字報、批鬥會，打砸搶，一片混亂。而靜心齋與世隔絕，是個世外桃源。雖然花園因為缺乏照料而一片凋零，但裏面安靜祥和，是個可以悠闲自得的地方。有時我們步出靜心齋，在北海公園裏闲逛。革命期間，沒有什麼人有心思逛公園，整個北海，遊人寥寥無幾。如果有人在湖邊走，就引起我們的注意，擔心此人想投湖自盡。這種擔憂並非沒有道理，當時北京因為不堪凌辱而自殺的人很多。如此龐大的公園，有山有水，園中有園，精緻優美，竟然是我們一群孩子的大下。何玉舟不知從哪裏搞來一部摩托車，幾個大孩子輪流在湖邊的人行路上騎着玩。可見當時北海公園之空曠。
對我來說，在靜心齋這段時間是一次無憂無慮的野營，遠離城市的喧囂，也遠離父母的監督。我們除了回家吃飯，整天都泡在園了裏，根本不想同家。我想如果無休止地住在這個世外桃源裏，我也不會厭倦。但好景不長。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表示支持外地的紅衛兵來京交流經驗，也支持北京的紅衛兵去外地串聯，交通、食宿統統免費。如此一來，大串聯運動被推向高潮，成千上萬的紅衛兵奔赴全國各地。
何玉舟和他的朋友們決定參加大串聯，也邀請我們幾個小學生同行，我和同學陳加民、秦志強、王沅波、侯二曼、劉勝美等都參加了。我們當時只有十二三歲，而何玉舟和他的幾個同齡人也不過十六七歲。對於要去哪裏，走哪條路線，我一無所知，只知道跟着幾個大孩子走一定錯不了。
父母沒有表示反對，媽媽給了我20塊錢帶在身上。我們說走就走，匆匆啟程，以至於我無暇回到靜心齋去取回行李。我後來很自責，覺得對不住生活節儉的媽媽。
1966年9月下旬，我們乘火車離開北京去上海。這是我平生第一次離開北京，也是第一次坐火車長途旅行。車廂裏人滿為患，絕大多數都是學生，不但座無虛席，所有的空間都擠滿了人，甚至椅子底下、靠背和行李架上都坐滿或站滿了人，沒有迴旋的餘地。若要如廁，就要從一個椅子背跨到另一個椅子背上穿過車廂，或者等到停車的時候下車到月台上去方便。由於過於擁擠，大部分人上下車並不走門，而是通過車窗爬進爬出。
我的個頭很小，爬上行李架，坐在上面，兩腿懸空。火车如此擁擠不堪，嚴重超載，行駛速度非常緩慢。一般從京到滬列車行程二十四個小時，而我們的火車走了三天。在南京穿越長江大橋的時候，火車移動特別緩慢，大概司機擔心超載的列车會壓垮大橋。
雖然擁擠，火车上免費供餐。到了吃飯的時間，火車的廚房就發飯盒，每人一盒。
抵達上海的時候，因為我在行李架上懸着兩腿坐了好幾天，兩腳嚴重充血肿脹，無法行走。玉舟不知從哪裏找了輛半板三輪車，其他人都步行，我躺在三輪車上面。我們來到一所學校，那裏的負責人給我們一间教室，我們把課桌拉在一起擺成床，睡在上面。
次晨，我被窗外的呼喊聲吵醒。一打聽，才知道是糞車，挨門挨戶收糞便。原來上海大部分民居沒有抽水馬桶，上廁所就在馬桶裏，每天清晨倒人糞車拉走。我從來不知道上海如此落後，而当時的北京一般來满是有沖水廁所，糞便沖到糞坑中，山掏糞工人定期的掏走。文革之前，北京有個著名的全國勞動模範叫做時傳祥，就是掏糞工人。文革期间也挨整，被打成「工賊」，原因是被打倒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曾經與他握手。
我無法行走，所以沒有和其他人一起出門。兩三天之後我的腳脯逐漸消退，可以正常走路了，但也是我們離開上海的時間了。我第一次去上海，完全沒有機會領略其市容。
離滬之後，我們抵達的第一站是江西的上饒，一個位於上海西南方約500公里的小城市。在那裏我們參觀了一個臭名昭著的國民黨關押政治犯的集中營，很多被關押的共產黨人在這裏飽受酷刑和凌辱。
離開上饒，下一個目的地是福建省會福州市。何玉舟本來想帶我們去廈門。廈門與台灣僅一個海峽之隔，被視為前線。當時海峽兩岸仍然處於戰爭狀態，隔天打炮，所以雖然大串聯的紅衛兵可以周遊全國各地，但沒有特殊的批准，禁止前往福建前線的廈門，所以我們只能去福州。
即便在文革的混亂之中，福州也是一個比較安靜的城市。我們下榻在福州大學校園裏，學校早已停課，校園內只能偶爾看到幾個學生。校園的牆上貼滿了大字報，批判這個反動學術權威或那個走資派，揭發這個歷史反革命或那個現行反革命。我們很快注意到，很多大字報的署名是「紅衛兵聯合造反總司令部」。看來這是福州大學最大的紅衛兵組織，我們決定去拜訪。
我們一路打聽，終於找到一個教室，門口貼着「紅衛兵聯合造反總司令部」大字。推門進去，看到一個人，背對我們站在一個大桌子前，手持一支毛筆，正在奮筆疾書。聽到門響，他轉過身來向我們表示歡迎。
玉舟說：「我們來白北京，來串聯。看了貴組織的大字報，很有收穫，想見見你們的總司令。」
玉舟問：「這是聯合造反總司令部嗎？」
「正是。」此人答道，然後自我介紹：「我叫鄭廉。請坐。」
「本人就是。」他答道。
「啊，你們有多少人？」
「哦，只有我自己。」鄭廉說。
我們吃了一驚，也頓時肅然起敬。他一個光杆司令，單槍匹馬，寫的大字報幾乎覆蓋了整個校園，可見此人不凡。
入座後，鄭廉告訴我們，他在文革前就開始與福州大學的校黨委展開鬥爭。作為福大的學生，他批評校領導在教學上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引起領導不滿，開始迫害他。為了封住他的嘴、懲罰他，校領導不准他畢業，並把他關進精神病院。他在醫院絕食抗議，但醫護人員對他強制鼻飼。
他說，多虧了毛主席，他在文革開始時獲得了自由。現在，他正全力討伐校黨委和校領導，用他的筆作刀槍，揭露福州大學和福建省領導反革命的醜惡嘴臉。
對於鄭廉因為提意見而受到如此殘酷的迫害，我們同感憤慨。對他表示同情之餘，玉舟決定去精神病院調查此事原委。次日，玉舟帶了幾個人去精神病院，我沒有去。他們回來後報告，醫生和護士證實了鄭廉曾經是該院的病人，而且確實曾被施以鼻飼。玉舟向醫生詢問鄭的病情，醫生說鄭患有妄想型精神病；在學校組織的一次郊遊途中，路邊的一個女孩子給了他一碗水喝，鄭堅信那個女孩愛上了他，緊追不捨。玉舟問醫生，既然他有病為什麼又讓他出院了？醫生說他病癒了，因為他承認自己有精神病——如果一個精神病人承認他是個瘋子，他就已經康復了，因為瘋子從來都不承認自己是瘋子。我當時想，按照醫生的邏輯，不承認自己是瘋子的豈不都是瘋子？那麼誰都可能是瘋子。
我們乘公共汽中離開福州去福建長汀。從1929年到1934年，這個地區是紅軍最早的革命根據地之一。何玉舟決定我們要從這爽沿着紅軍的是跡長征，步行到江西的瑞金。這段路程大約50公里，翻過橫互福建和江西之間的武夷山。
瑞金曾經是共產黨建立的短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也被稱為江西蘇維埃。1934年，毛澤東和紅軍就是從這裏開始長征，以躲避被民黨軍隊圉剿殲滅。
時已10月，但福建的天氣仍然炎熱。下午時分，稍微涼快一些，我們出發了。因為路途遙遠，侯二曼、劉勝美和廖子減三個女孩子搭乘公共汽車押送行李先行一步，其他人輕裝步行。
武夷山中的道路，是相當寬闊的柏油路，雖是山路，坡度比較平緩，路兩邊是層層樹木和山石。我們時而遇到當地農民用扁擔挑着沉重的柴木或其他的雜物迎面走來，與我們擦肩而過。
不久夜幕降臨，路上不再有行人，周圍的景物漸漸地模糊起來，前面的路也消失在夜色之中。遠處不時傳來野獸的嚎叫聲，令我們毛骨悚然。
借助微弱的月光，我們可以隱約辨清腳下的道路。正在此時，背後有人大喊大叫，把我們嚇了一跳。很快我們辨認出是幾個女人的聲音，她們邊跑邊喊：「等一等！等一等！」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提心吊膽地停下腳步，轉過身子。不一會兒，隨着踢踢踏踏的跑步聲，幾個人影愈來愈近。
來人跑到近前，我們看清楚是四、五個婦女，每人肩扛一根扁擔。她們氣喘吁吁地告訴我們山裏有老虎。
「我們能和你一起走嗎？」她們問道，顯然很害怕。
儘管我懷疑老虎會否在人們常來常往的公路邊上的山林裹出沒，但聽她們說有老虎，我們也膽戰心驚。與她們同行，我不知道是我們給她們壯膽，還是她們給我們壯膽，反正一起向前走，不必擔心走錯路。不久，我們到達了路邊的一個村莊，她們到家了。她們道了謝，就消失在黑暗之中。
自離開福州，鄭廉就與我們同行。他決定去北京上訪，控訴省政府和校領導迫害他。福建省和江西省在武夷山中交界。當我們愈來愈接近兩省交界之處，他變得愈來愈緊張，雙手緊緊搂住持在肩上的書包，一邊走，一邊東張西望。最後，他走到我身邊，抓住我的胳膊。
「我擔心會被暗殺。」他對我耳語道：「福建省政府絕不會讓我去北京告他們的狀，他們會派人在我到達省界之前暗殺我。」
黑暗中，我看不清楚他的臉，他的語氣如此沉重，好像馬上就要死了，使我不由地感到一陣恐懼。四周的草木黑影幢幢，更令人毛骨悚然。
他從肩上把書包取下，雙手遞交給我。
「書包裹都是告狀信和揭發材料。」他鄭重地說：「這些都是揭發福州大學和福建省黨委反黨反社會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迫害革命學生的確鑿證據。我請你代我妥善保管。如果我被暗殺了，我請你將這些材料帶到北京，親手交給毛主席。你能不能向毛主席保證一定做到？」
在我年輕的人生中，尚且沒有遇到這樣生死存亡的關頭，也沒有人如此看重我，把如此關係重大的事情託付給我。我想他選擇我是因為我歲數最小，身材瘦小，不易引起刺客的注意。
我深受感動，意識到鄭廉身處風險，隨時可能壯烈犧牲。強烈的革命責任感油然而生。我接過書包，把書包帶子斜挎肩上，雙臂緊緊摟住書包。我感受到書包和我的責任的沉重。接受這樣的重大任務，我不及考慮自己的安危，鄭重向他承諾會把這些告狀的材料帶回北京，交給偉大領袖毛主席。
他滿意地走開了，和我保持距離。
很快，我們到達了省界。沿着道路的一側是一堵牆，牆的另一邊大概是個院落。這堵牆跨着省界，在福建省一側，牆沒有塗漆；而在江西省一側，牆被漆成白色，白暗分明標清的省界在夜間也看得很清楚。我提心吊膽地走向省界，警惕地環顧四周，隨時準備發生不測。然而我們順利跨過省界，沒有遭到刺客的襲擊。
此時，鄭廉又走到我身邊說，現在他已經脫離險境，我可以把書包還給他。
我剛才太緊張了，無暇思考；現在輕鬆下來，我意識到这一幕有些荒唐。如果有人想暗殺鄭廉，在哪裏都可以下手，為什麼專門跑到省界來行兇？而且，我們可以從福建一步跨到江西來，為什麼刺客不能尾隨而來，在江西省下手呢？此時此刻，我開始懷疑鄭廉的精神是否正常，也許醫生說他有妄想症是對的。我奮不顧身的英勇石來是無謂的，而且幾近精神病，因為只有精神病人才把瘋話當兵。
走了大半夜，我們感到饑腸轆轆。我們走進一個小村莊，在一家農戶前停下。何玉舟上前敲門，里面一個男人的聲音問是誰。玉舟隔着門說我們路過此地，肚子餓了，想找點兒吃的。不一會兒，那個人把門打開，讓我們進去。進門是廚房，靠門口有一個爐灶。那人揭開爐灶，燒了一些吃的東西。我們狼吞虎嚥吃了，謝了他，留下了飯錢，又上路了。在整個旅途中，我們很少有機會花錢，因為按照中央文件關於紅衛兵大串聯的指示，全國各地所有的車船交通都是免費的，無論哪裏都有學校或是政府接待站提供免費的食宿。所以只有在這樣偏僻的深山村落裏，我們才有機會花錢。
這是我有生以來所經歷最漫長的一次跋涉。山路似乎無窮無盡，到了後半夜，我已經疲憊不堪，兩腿像灌了鉛一樣，每邁一步都感到吃力，而且睏意陣陣襲來，需要拚命努力才能保持清醒，移動腳步。停下來休息的時候，我坐在地上閉上眼睛就睡着了。同伴使勁搖晃我，才把我喚醒。
我們一夜走了五十多公里。終於，在黎明之前，到達了江西瑞金。我們找到了當地的接待站，裏面有兩三間空房間，無床，地上鋪着稻草。我們爬到稻草上倒頭就睡。
睡夢中，我聽到兒童的歡聲笑語。睜開眼睛，窗外陽光燦爛。窗外趴着幾個小孩，一邊向裏探望，一邊齊聲叫喊：「你們到瑞金來，參觀訪問。什麼參觀訪問？睡大覺！」喊完了就嘻嘻哈哈的笑，然後又重複喊。我想他們鮮見外來人，看到稀奇，所以嘲弄我們開心。
瑞金是一個縣，但看不到街道，只覺得就是個大村落。四周群山環繞，稻田阡陌，往來的都是扛着扁擔或農具的農民。1930年代江西蘇維埃時期建築的遺址散落各處，其中包括紅軍開會的禮堂和毛澤東的住所。我想建築分散開來大概是為了備戰的需要。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構造獨特的紅軍大禮堂。這個建築是八角形的，比美國華盛頓的五角大楼多了三個角，外形與紅軍頭戴的八角帽很相像。斯诺（EdgarSnow）所著的《两行漫記》（RedStaroverChina）的封血，就是他拍攝的一張毛澤東戴着紅軍八角軍帽的照片。但是八角禮堂的八角不僅是象徵性的，而是有實際用途。禮堂的八面，每一面是可以敞開的雙扉大門。據當地人講，當時國民黨軍隊不時空襲，如果開會時發生空襲，八面有門的禮堂便於疏散，設計可謂匠心獨運。
我們特別感興趣是瑞金縣沙洲壩鎮裏的一口井，據說是毛澤東親自挖的。小學課本裏有一個關於這口井的故事，說中華蘇維埃時期，毛澤東住在沙洲壩，那時村裏唯一的水源是個池塘，村民洗衣服，人畜飲水都來自同一池塘，很不乾淨。毛澤東提議挖一口井，為當地百姓提供乾淨的飲用水。後來村民們在井邊立了一塊石碑，上刻兩行字：「吃水不忘挖井人，時刻想念毛主席。」
我們四處打聽，終於找到了這口井，果然井邊有塊石碑。同行的吳俊傑隨身攜帶一架照相機，我們圍在石碑周圍合影留念。然後，用水桶汲上水來，每人痛飲一番。據小學課本說這口井的水是甜的，我喝了之後覺得就是淡水，也許以前池塘的濁水苦澀，相比之下，并水就是甜水了。
離開瑞金，我們乘公共汽車去了江西省的赣州。赣州算是個大城市，它給我留下的唯一印象就是辣椒，那裏所有的食物都是辣的。我不食辣，在贛州的幾天，我只能頓頓喝粥、吃米飯充饑。
從赣州乘長途車去江西的井岡山，它是毛澤東領導的1927年秋收起義後建立的第一個紅色根據地。後來朱德率南昌起義的殘部上了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將部隊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朱任司令，毛任政委，時稱朱毛紅軍。文革期間，紅衛兵想要打倒朱德，毛說：「朱毛朱毛，沒有朱（豬）哪有毛？」朱德因此得以倖免。
對於大串聯的紅衛兵來講，去井岡山有如朝聖，所以各路紅衛兵都振轉來到此地，我們到那裏時已經人滿為患。當地政府免費接待，辦了一個大食堂，提供的伙食據說和四十年前紅軍吃的一樣。有當時紅軍的一首歌為證：
紅米飯、南瓜湯，
秋茄子，真叫香，
顿頓吃得淨打光。
在井岡山的幾天，每頓飯都是紅米飯和南瓜湯。紅米飯很粗糙，南瓜湯寡然無味，實在是不好吃。但我不敢說，免得同伴嘲笑我革命意志不堅定，不能吃苦。
到達井岡山次日，我們爬到井岡山地區的制高點黃洋界，紅軍曾在此挫敗國民黨軍隊的進攻。我們住宿的地方大約在海拔800米左右，黃洋界位於山頂，海拔約1300米，只有一條狹窄的山路通向山頂。我不覺得爬山很吃力，但沿途很多人在路旁休息，氣喘吁吁，甚至一些軍人也衣冠不整地坐在路邊的石頭上喘息，把帽子當扇子用。
黃洋界山頂上矗立着一座巨大的石碑，上面鐫刻着「黃洋界保衛戰勝利紀念碑」幾個大字，是紅軍總司令朱德親筆所題。毛澤東曾在1928年一場戰鬥之後寫了一首詩：
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
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志成城。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
在黃洋界頂，環顧四周，都是起伏的山巒，青蔥的樹木和密密麻麻的竹林。除此之外，其他什麼也看不到，正前方無路可通，此處確實是一個易守難攻的險地。由於是個制高點，又是兵家必爭之地。
井岡山竹林茂密，每根竹子長得又粗又高，像是樹林，可以在其中行走。江西方言稱老鄉為老表。老表用竹子做扁擔、水简、飯碗和各種家具。我們每人借了一把彎形砍刀去砍竹子。我走進竹林，選了一根又高又直的竹子，很粗，口徑和飯碗一樣，我想砍斷之後可以做好幾個盛水盛飯的竹筒。
我以為砍竹子不難，因為竹心是空的。但出乎意料，全力砍下去，在竹幹上不過砍出一個印。原來竹子十分堅韌，所以建築工人可以用竹子做腳手架，不會折斷。我使出吃奶的力氣，揮力猛砍，一個小時之後僅僅在竹幹上砍出一個小坑。我鍥而不捨努力了幾個小時，竹子屹立不倒。此時天色己晚，茂密的竹葉遮天蔽日，四周逐渐昏暗下來，同伴和其他的伐竹人陸續離開了。我聽說這一帶有老虎，擔心大黑了迷路，給老虎當了晚餐，愈想愈心驚膽戰，就放棄了砍竹，覓路而逃。所幸沒有迷路，很快跑出竹林。
最後我花錢買了一個竹筒，一直帶回北京。但北京冬天太乾燥，後來竹筒乾裂，無法装水了。
我想在何玉舟的心中，我們串聯的目的就是周遊中國和領略各地的風土人情，而非散播文革的火種。他和同龄的兩個朋友策劃了整個行程，時而改變計劃。我們幾個小學生不過是跟着他們跑，凡事毋須操心，我到現在都沒有搞明白為什麼玉舟帶着我們這幾個小朋友出去玩大概他了解我們，知道我們熟悉集體生活，獨立性強，容易管。作為大哥哥，他想帶我們出去見見世面，而我們確實見了不少世面。
因為大串聯是中央支持的，所以除了飛機之外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是免費的，而且沒有必要預訂火車或公共汽車票，只要在預定的時間到火車或汽車站排隊上車就是了。那時，所有的火車都擁擠不堪，但我們總能從車門或是車窗擠進去。沒有一列火車是準時的。但這並不重要，因為混亂是那個時代的特徵，我們都習以為常了。無論走到哪裏，隨遇而安，不着急趕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