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事在人為

與中國不同，美國沒有統一的高考制度，入學的標準由各間大學自己制定。但是大部分學校都要求考生遞交「學術能力测試（SAT）」的成绩。SAT不是官辦的，而是由一個以盈利為本的私人機構和普林斯頓大學共同開發出來，且不断更新。由於SAT考試的結果，比較能夠反映考生的學術能力，被各間大學普遍接受。還有一些其他的測試方式，有時可以替代SAT。

但是大部分學校評估考生，並不只看SAT的成绩，還要求考生提供中學的成績單、作文、教師的推薦信以及可以證明考生能力和潛力的北料，包括各種特長，課外興趣等等，綜合評估之後決定取捨。中國的教育政策雖然強調德智體全面發展，其實高考只考「智」，不及其他。而美國的大學，除了「智」之外，特別注重「德」和「體」。考生曾經參加過公益活動，或是體育方面特別傑出，都會加分，而且有時可能起到關鍵的作用。兩個考生，學習成績相同，一個比另一個在「德」或者「體」方面更有建樹，被錄取的機會就大得多。德、體方面的成绩可以彌補學術成绩的不是。

中國的高考幾乎是一鐘子買賣，一年一次，如果考砸了，可能決定終生。美國不同，一年四季，都可以自己挑選考SAT的時間，而且一次考不好，可以多次考，考試機構會把幾次考試的最佳成績寄給被申請的大學，使考生不至於一次表現失常而斷送前程。如果中學畢業了等幾年甚至幾十年去申請大學，或者多次申請，都不成問題。有的學生高中畢業後，先工作一兩年，或者去周遊世界，稱之為「間隔年（GapYear）」。甚至有八句老人去讀大學。

在美國的教育體制下，不鼓勵學生讀死書，創造性和全面性比死記硬背重要。在美國往往聽到亞洲學生和他們的家長指控名牌大學不公，明明孩子的成績都是滿分，卻沒有被錄取，而成績差一些的學生反而被錄取了。不排除有歧视的行為，但以我在美國大學教書的經驗看，亞洲學生往往學術成績好，但其他方面弱一些。现在家长知道其中的奥秘了，除了督促孩子讀書，还給他們創造條件，發展其他方面的才能，以至於很多中國家長都逼着自己的孩子學鋼琴、拉小提琴。

美国的學生大學畢業之後不見得馬上考研究生，攻讀碩士、博士學位，而往往去工作一兩年，汲取實踐經驗。尤其對於實用專業的研究院，譬如商學院和法學院，校方特別看重實踐經驗，不足者不予考慮。

無論是請本科選是研究生，暑期都去工作，一來獲取經驗，二來赚些錢，以補家用。

1981年1月，寒假過後回到學校，我看到了第一學期的成績。除了市場行銷，我在商學院上的每一門課都獲得了A。教授莫里告訴我，我在他班上名列第，。我最擔心的是在法學院的成績，尤其是戈爾威教授的合同課。與商學院不同的是，法學院的教授公布所有學生的成績，但不公布名字。每個美國人都有自己的社會保險號碼，學校給外國學生也建立了類似的號碼，法學院放榜時，號碼和成績對應，既保護了隱私，又知道自己在競爭中的地位。

我的合同法得了B＋。班上65名學生中，只有3名得了A-，4名得了B＋，沒有人得A。也就是說我的排名至少第七，比班裏百分之九十的同學都考得好，看來沒有白下工夫。我的室友查理也上這門課，整個學期我沒完沒了地請教他問題。當我把自己的成績告訴他的時候，他既不相信又有些沮喪。看來他考的不如我，從此我再也不敢問他問題了。

回到宿舍時，發現我的床已經被別人佔了。床頭的書架上擺着幾本書，其中有日英詞典和日漢詞典，我很好奇誰會使用日漢詞典。很快這個學生回來了，是個日本人，個子不高，臉上掛着微笑。令我非常驚訝的是，他說一口流利的山東腔普通話，和我父母的口音很相似。

他自我介绍名字叫荒井（Arai）。雖然是日本人，他說自己的漢語比日語強，日語又比英語好。

原來荒井父母是醫生，曾經在日本侵華的部隊裏當軍醫。1945年日本投降後，他的父母決定留在中國繼續當醫生。

中國建立之後，他們一直住在山東。荒井在山東出生、長大、上學。由於日本侵華的歷史，很多老百姓仇視日本人，我問他在學校和同學相處如何？

很融洽，但有時和別人事吵時，有些孩子會叫他「小日本兒」。日本戰後的外交政策追隨美國。尼克遜1972年對中國的訪問令日本大吃一驚，日本隨之迅速改變國策，很快與中國實現邦交正常化。之後，所有在華的日本人都可以回國。為了子女的教育，荒井的父母于1974年返回日本。

雖然宿舍的安排陰差陽錯，後來校方又把他分配到另一個房間，我和荒井卻因此成了朋友。

我見到法學院的副院長卡蘇大人時，她給我一個意想不到的喜訊。她和丈夫菲爾一直在試圖解決我的學費問題。此時，她告訴我，有一個人，知道了我的情況，深表同情，主動向售金山大學做了一筆捐助，用來支付我所有的學費。

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使我大喜過望，也令我深受感動。我意識到上學期的成績顯然起了作用，這個捐贈者一定認為孺子可教，才慷慨解囊。我想知道捐贈者的姓名，當而感謝，但卡蘇夫人說，其人匿名捐助。我更加不知如何感激此人了。

就這樣，學費問題解決了。但要被正式接受為碩上生，還有兩道關要過；第一是亞洲基金會必須將我在美國學習的時間延長一個學期；第二，北京的外貿學院必須批准我延期。

我去找亞基會的安德魯斯。他知道我想讀學位的願望強烈，現在學費問題解決了，我以為亞基會延期應該不成問題。沒有想到安迪態度不積極，說他本人會盡力，但是亞基會批准的可能性不大。他的答覆令我大失所望。

後來我明白了為什麽亞基會的官員們不熱心，他們擔心如果為我破例的話會影響基金會與外貿學院的關系。安迪表示，他要給外貿學院的領導寫一封信，徵求北京的意見。

我說你不能這麽寫，他問我為什麽。我說，如果你徵求北京方面的意見，他們就要研究是否批准。只有兩個可能性，批准了當然好，但是如果不予批准，我怎麽辦？

安迪問我還有更好的辦法嗎？我說有，你就給北京發個賀電，說我學習成績優異，校方決定給我獎學金，只需延期一個學期，就可以獲得碩土學位，對於這樣的成就，亞基會向外貿學院表示祝賀，其他的都不必說。

安迪將信將疑地接受了我的建議，草擬了一封電報，讃揚了我，把我的成績歸功於外貿學院的領導知人善任，表示祝賀。

兩周後，安迪打來電話，說外貿學院回電了。

「怎麽說？」我焦急地問。他停頓了一下，說：「只有四個字；『非常感謝』我心花怒放。

正如我所料，誰能拒絕別人道賀呢？後來，外貿學院的領導還専門給我寫了一封信，對於我在美國的學習成績表示滿意，鼓勵我再接再属，早口拿到學位。

就這樣，我拿學位的所有障礙排除了。

儘管我在第二學期選修的課程比第一學期多，因為熟悉了門道，並不覺得更吃力。我一心一意學習，每天在教室、圖書館和宿舍之問穿梭。

1981年3月30日，正在圖書館看書的時候，台灣朋友徐雯走進來。當她看到我時，走過來小聲說：「列根總統被刺了！」

「什麽？！」這個消息讓我震驚。我跑出圖書館，到宿舍的電視機房，那裏已經聚集了好些人。電視新聞中反覆播送列根中槍和之後混亂場面的鏡頭，總統身負重傷，生命垂危。

總統遇刺，令美國陷入一場空前的政治危機。但是環顧四周，似乎每個人都很平靜，並沒有中斷手中的工作。我見到卡蘇夫人，她正要去校園內的大教堂為列根總統祈禱。我陪着她走入教堂，已經有不少人在那裏，顯然也在為總統祈禱。

所幸，列根沒有死。據報道，他清醒之後，對妻子南茜開玩笑說：「親愛的，我忘了躲閃。」

後來查清，刺客的動機是要打動他所迷戀的一名女演員。更不可思議的是，法庭因此認為他有精神病，宜判他無罪，只是把他關進精神病院，直到2016年出院。

1981年4月的一天，卡蘇夫人告訴我，那位匿名捐贈者想和我共進晚餐。我非常感謝這位神秘的恩人，想到要見面，卻很緊張。4月15日，大學的兩位行政高管開車带我到一家叫做藍狐（BlueFox）的餐館，據說是三藩市最好的餐館。

餐廳的裝飾豪華，金碧輝煌，大吊燈紅地毯。裏面的男客穿着正式的禮服，女宣珠光寶氣。我沒有禮服，之前卡蘇夫人說我穿中國的民族服装就可以，所以我穿的是中山裝。人座後，我緊張地等待這個神秘人物的到來。

過一會，一位侍者走過來，報告客人來了。這時我看到一個女上走過來，後面跟着一位紳士。我一愣神，又感到一陣輕鬆，來者是卡蘇夫人和她的先生菲爾。我說：「你們來了太好了，我就不至於太緊張了。」

卡蘇夫婦和大學的兩個高管聞言大笑，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卡蘇夫婦就是匿名的捐贈人！我瞠日結舌，完全不知說什麽好。

卡蘇夫人身着深綠色晚禮服，鑲邊的裝飾在燈光下熠熠發光，脖子上戴着閃亮的項鏈，非常美麗。她用調皮的眼神看着我，顯然對自己給我如此完美的驚喜感到滿意。菲爾穿着燕尾服，打着蝴蝶領帶，也在欣賞我震驚的狀態。我本來準備向神秘的捐贈者報告我的學習，現在都不必要了。我只是結結巴巴地說：「我、不知道、說什麽、好……從未想到是你們……實在感激不盡。」

卡蘇夫婦對一個來自地球另一端的陌生人的慷慨讓我十分感慨。卡蘇夫人解釋說，她認為僅僅因為缺錢而無法得到受教育的機會是不公平的，因此他們決定幫助我。他們過了這麽久才透露自己的身份，可能是要等到確定我可以在學業上取得成功。他們確實在我身上下了賭注。

多年後，我有機會用卡蘇夫婦認可的方式作出回報——以我們共同的名義建立獎學金，為有需要的舊金山大學的學生提供資助。舊金山大學因此贈送我一個有特殊意義的紀念品。這是一塊厚厚的紅磚，磚上雕刻着一個十字架，底座上寫着；老聖伊格納西斯學院之地基磚（1880年至1906年）。

聖伊格納西斯學院是舊金山大學的前身。1880年代建校的時候，建築工程的承包合同給予了華人勞工。破土動工後不久，美國國會通過了1882年的排華法案。美國歷史上，這是唯一一個禁止某一特定族群移民美國的法律。在這個肯景之下，白人勞工抗議華工搶了他們的飯碗。最終校方妥協，將合同一分為二，一半給白人勞工，一半留給華工。白人工人在他們做的每塊磚上刻了一個十字，以表示與華工的區别。這就是給我的磚頭和上面十字架的來歷。

舊學院的建築在1906年三藩市大地震中被毁，廢墟中的一些地基磚被保留了下來，現在用來贈送給該大學的捐助者，以示學校的感謝。在1880年代，這塊磚頭是歧視華人的產物，整整一個世紀後，這塊磚頭見證了一個中國學生得到大學的幫助又回饋大學的故事。歷史充滿了意外和諷刺。

為了在年底前完成碩士學位，我必須在暑假期間也上課，其中包括莫里教授的金融課。這門課難度比較高。期中考試，我得了100分，而班級平均分為64分。我一共寫了四篇論文，前三篇獲得「優秀」，最後一篇他不但給了滿分，還以他慣有的雅谑寫上評語：「你現在已經成為貨真價實的資本主義學者。」

最後一堂課結束後，他問我有沒有讀博士的打算。這個念頭從來沒有在我的腦海裏閃現過。我對他說，你知道讀碩士獲得資助就已經千辛萬苦了，上哪裏找錢去讀博士呢？而且，我的妻子在北京，已經一年沒見了。我怎麽可能找到錢，讓她也來美國和我一起生活呢？

「錢不是問題。」莫里答道，未做進一步解釋。

我很懷疑是否可行，但是讀博士是個誘人的想法，我還是應該試一試。我的人生哲學始終是；試試總是無妨的。

進入碩士班，我沒有參加GMAT——「管理研究生入學考試」（GraduateManagementAdmissionTest），因為我是訪問學者，校方免掉了。但是讀博士必須有GMAT的成績，所以上課之餘，我又給自己增加了一個負擔——複習考GMAT的試題。除此之外，所有申請博士班的事情，包括申請哪個學校，申請費用從何而來，我完全沒有操心，只是在熱心的莫里教授指導下填了一系列的表格。

暑假很長，上完暑期班後，亞洲基金會安排我去美國的束海岸旅遊。這也是訪問學者全面了解美國社會計劃的一部分，行程包括紐約和首都華盛顿。

這時候，給了我莫大幫助的卡蘇夫婦已經搬去東海岸，住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一偶叫做格林威治（Greenwich）的小鎮。這個地方雖小，卻很有名，華爾街上的許多大亨都住在這裏。因為離紐約市不遠，卡蘇夫人邀請我在她家住一兩天，白天她可以帶我去紐約市裏觀光。

卡蘇夫婦的房子不大，但漂亮舒適。附近有許多大房子，每棟房子看起來都很獨特，房前有綠茵茵的草坪和高大的樹木。顯而易見，這是一個富人的住宅區。卡蘇太太帶我在附近散步，走着走着，我的鞋帶鬆了。一所大房子前面的草坪上有一塊大石頭，我走過去坐下來繫鞋帶。卡蘇夫人見狀趕快叫我回到人行道上。她解釋說，草坪是私人財產，我走進去構成「非法侵入」。

她表現出来的對私有財產的尊重，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國大部分的建築都是私有財產，可是很多豪宅四周沒有圍墻，大學四周沒有圍牆，後來看到華盛頓的政府機構也沒有圍牆，就連總統住的白宮，四周的柵欄也不是雨米半高。中國當時幾乎沒有私人財產，但是到處都是高牆。在北京，幾乎所有的單位，無論是政府機關工廠，還是居民區，都圍着高牆。當然最高的是中南海的圍牆。為什麽私有財產不需要圍牆保護，而「全民所有」的財產反而需要圍牆？原因在於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在美國人的意識中根深蒂固，所以一般人自覺地尊重私有財產（常然搶劫另當別論）；而在中國，一切公有，如果沒有牆，任何人都可以進去逛一逛，所以反而要牆。中國公有的不公，而美國私有的不私，很有些讽刺的意味。

我們乘地鐵到紐約市遊覽。卡蘇夫人事先警告我：「那裏很危險，要盡景避免與陌生人目光接觸。」當時紐約的犯罪率很高，地鐵裏很恐怖，內外布滿塗鴉。一個乞丐，衣服很髒，手裹拿着一個敞開的盒子穿過車廂討錢。他的眼睛似乎閉着，走路時卻能繞開車廂裏的磕磕絆絆和乘客。我小聲問卡蘇夫人他是不是瞎子。卡蘇說：「據稱是盲人。」她是律師，「據稱」是法律詞彙，意思是可能是裝的。我聞言會心一笑。

我特意去了一趟聯合國總部，參觀了圓頂的聯合國大會的會堂和安全理事會的議事廳。如果當了聯合國的翻譯，這裏就是我工作的地方。其責，北京聯合國同譯訓練班的張載梁老師還一直給我寫信，提醒我下一期訓練班於9月份開學，敦促我盡早回京報到。我很感謝他的誠懇，但我知道這已經是不可能的。經過這麽多曲折之後，我已經在讀碩士學位，不可能放棄，而且說不定下一步讀博士。坦白說，我慶幸自己沒有考入第一期的語言訓練班，否則我可能會走上一條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呀。

聯合國有自己的郵局，我給妻子寄了一張明信片，明信片上的照片是聯合國總部大樓，屹立在水邊，四周景色優美。但是我在明信片上寫道：「紐約市非常航髒、混亂和嘈雜，與三藩市有天壤之別。」我還寫了一句話：「秋天來了。我將在年底前回家！」

紐約的曼哈頓區三面環水，哈德遜河在其西面人海。我和卡蘇夫人乘船遊覽。站在頂層甲板上，可以看到底層甲板上有一群外國遊客在吃午飯，把食品包装纸随意扔進河裏。我能聽到身邊的人美國人小聲嘟囔：「滚回到你自己的國家去！」美國人一般不會隨手扔垃圾的。

遊船繞着曼哈頓走了兩三個小時，行程來回約50公里。船上的導遊說，曼哈頓三面環水，有20座橋，16條隧道，所以雖然曼哈頓被水包圍，但四通八達，不愧為美國的金融中心。

曼哈頓有的地方，如第五大道，看起來既現代又漂亮。還有的地方破敗不堪，樓宇窗戶破破爛爛，像是破舊的廠房。紐約給我的印象是新舊、貧富、秩序與混亂參雜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反差。

聞名世界的華爾街，是一條不大起眼的窄街道。紐約證券交易所裏有一個供遊人參觀的走廊，可以居高臨下透過玻璃牆看到交易大廳。果然名不虛傳，經紀人和交易員像丟了魂一樣跑來跑去，手裏揮舞着紙片，又不時把纸片抛向空中，任其灑落到地板上。隔着隔音玻璃，聽不見聲音，但是從他們瘋狂的手勢和嘴巴的形状，可以看出他們在大喊大叫，交易大廳看上去像是一個動物園。這衷是美國金融中心的中心，我雖然在學金融，但無法想像自己會在這種地方工作。

在外貿學院讀書的時候，有一個叫湯姆，奥尼爾（TomO＇Neill）的关籍教師，他的法國妻子叫莫尼克（Monique），也教英語。此時他們已經回國，住在與曼哈頓只有一河之隔的新澤西州的李堡（FortLee）。我到他們家做客，住了一夜。

第二天，湯姆和莫尼克帶我參觀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這裏館藏十分豐富，包括古埃及、占羅馬、古希臘、中國和歐洲的文物，以及嗽洲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品。看到中國精美的文物，我感到五味雜陳。中國百年積弱，致使這麽多的珍贵文物流落海外，但是文化大革命常中毀壞了多少文物？流到國外，被精心地收藏保護起來，供世人觀賞，為人類保存下來這些瑰寶，又豈非萬幸？

離開紐約，我乘火車到達首都華盛頓，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一個叫肯，鮑曼（KenBowman）的年輕人來車站接我。其後的兩天，委員會的人帶我參觀了白宮、國會山、最高法院、國會圖書館、華盛頓紀念碑、林肯紀念堂、傑弗遜紀念堂、國家大教堂、史密森尼博物館（SmithsonianInstitute）和貝聿銘設計的國家美術館等名勝。參觀國家美術館的時候，還承蒙東南亞藏品館的館長請我吃午餐。那時來訪的中國學者是稀客，所以到處都受到歡迎。華盛頓街道寬闊、整齊、乾凈，與紐約形成鮮明對照。有意思的是，所有的國家博物館都是免費的，連導遊都是免費的。

這次美國東部之行，使我大開眼界，是一次很好的學習經歷。我終於體會到亞洲基金會此番安排的苦心孤詣。之前，我蝸居在舊金山大學，看到的不過是美國的一個小角落。

回到三藩市後不久，秋季學期開始，這時我又遇到了錢的問題。卡蘇夫婦的捐贈支付了我的學雜費，而生活費一直是亞基會提供的。但是亞基會的資助只有一年，到了8月底就停止了。我需要自食其力，支撐到學期結束。

我曾經在桑迪和康妮，卡洪的家度過一個寒假，他們慷慨邀請我到他們家住。住宿解決了，生存就不成問題了，而且我喜歡他們溫馨的家。但想不到的是，桑迪還幫我找到了一份工作。

那時，我已經在法學院完成了一年的學業，卡洪先生任合夥人的格雷姆及詹姆斯律師事務所給了我一份工作。起初每月的工资是1，200美元，很快，因為對我的表現滿意，又提高到1，300美元。對於我來說，這是好大的一筆錢，支付生活費绰綽有餘，剩下來的，可以供我回國的時候給親友買一些禮物帶回去。

1981年9月15日，上班的第二周，卡洪先生邀請我和他一起去市長辦公室，他被任命為三藩市東亞藝術専員，在市長辦公室舉行就職儀式。三藩市市長名叫戴安娜，範因斯坦（DianneFeinstein），48歲，民主黨人。她曾是三藩市監事會主席，1978年11月，當時的三藩市市長惨遭暗殺，範因斯坦臨危受命，繼任市長，第二年又在競選中獲勝後連任。大概因為三藩市是華人聚居的地方，她對中國乃至亞洲的文化和藝術情有獨鐘，辦公室裏有一尊陶瓷的中國古裝人像。她告訴我說是孔夫子的雕像。我問她何以確定，她說是三藩市博物館的館長告訴她的。也正是在她的治下，三藩市和上海建立了姐妹城市的關系。

其實這是我第二次見她，剛來不久，就在一個酒會上與她交談。多年之後，她當選為美國的參議員，而且連選連任，現在是美國參議院中最資深的參議員。本書英文版出版的時候，她寫了幾句評語，其中說：「值得一讀。更為重要的是，可以理解什麽叫做『大躍進』。」她所說的「大躍進」一語三關，既指大躍進的時代，也指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經濟的飛躍，當然還指作者的經歷，用語巧妙。

律師事務所給了我一問辦公室。我的上司叫鮑勃，派特森（BobPatterson）。他是合夥人，40歲左右，個頭很高。他幾乎不管我，只是把一些案子交給我，讓我做法律研究。我每天在哪個案子上花了多少時間要詳細記錄下來，打一個幾分鐘的電話也不例外，因為律師事務所是按鐘點向客戶收費的。每幹一件事都要掐表是極為繁瑣的事情，值得欣慰的是我的貢獻遠透超過我的工资。

1981年，個人電腦的革命初露端倪。一次，我在法學院碰見了戈爾威教授，他手裏拿着一篇《華爾街口報》的剪報，上面報道IBM剛剛生產出一种新型的「個人電腦」，還有照片。「看看他們的新發明」他興奮地對我說：「有了這樣一台機器，寫作會容易得多。」

那時寫任何東西，只能用打字機，正談很麻煩，而且只能修改個別字。如果需要大幅修改，只好從頭打。但是要到兩三年之後，便捷的個人電腦才開始廣泛運用。

我在法學院學的案例查找方法是謝帕德茲索引，很費事費時。在律所工作的時候，已經有了電子查找的方式，叫做來克西斯尼克西斯（I.cxisNexis）。這是一個連線的資料庫，只要輸人關鍵字，機器會列印出相關案例的來源和箭介。但是這项服務很貴，需要得到合夥人的批准才能使用，而且只有在通過謝帕德茲的方法不易找到相關案例的時候才用。

一天，一個叫諾曼，拉博（NormanLaboe）的合夥人交給了我一個工作。他的一個客戶打算起訴三藩市市政府，原因是市政府要建造一個公共設施，需要徵用土地，把他的房產收購了。但是市政府最終放棄了這個項目，轉手把微收的房產以更高的價錢賣掉了。客戶認為這不公平，打算起訴市政府，把賣房子產生的利潤轉給他。

該案件屬於「徵用權」理論的範疇，徵用權是政府為公共用途徽用私有財產的權力。表面看來，政府徵收了私有財產，之後轉手賣掉而獲利，似乎是不公平的。我研究之後發現，這個客戶不大可能打赢官司。

原因是法律規定，只要政府徵用私人財產的時候確實打算用來建設公共設施，而且已經按公允價賠償了私人業主，那麽之後政府即便改變主意，放棄了公共項目，它沒有法律義務把財產歸還給以前的業主，也無義務向前業主支付差價。

我給諾曼寫了一份大意如此的報告。第二天一到辦公室，鮑勃，派特森遞給我諾曼寫給他的一張手書的便條，上面寫着：「單先生研究這個問題很到位，至於我不喜歡他的結論無關緊要，我確信他的結論和適用法律是一致的。」不消說，他的認可使我很高興。

我覺得這個案例很有意思。我聯想到在格林威治拜訪卡蘇夫人時，她曾警告我遠離私人物業。在美國的法律下，儡管私有財產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但政府有權為了公眾的利益徵用私有財產，只要支付與公允價相等的補償就可以了。在中國，常時幾乎沒有真正的私有財產，尤其是土地並非私人所有，但是為了公眾利益徵地卻沒有一定之規，因此造成很多糾紛。

我回想起當初亞基會的安德魯斯讓我去學習法律時所說的話中國尚未建立真正的法律體系。隨着向市場和私有產權的方向發展，中國在建立法律體系方面的工作剛剛起步，看来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美國呆了一年零三個月後，我於1981年聖誕節前完成了工商管理碩士的全部課程。在三藩市過完了第二個聖誕節和新年，我於1982年1月9日啟程回國。雖然歸心似箭，但我心中的感受，就像一首著名歌曲的曲名一樣：「我把心留在了舊金山（IleftmyheartinSanFrancis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