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改革開放
1977年7月，鄧小平第三次復出政壇。他立即開始整頓教育，8月份就恢復了於1966年廢除的高等學校入學考試制度，取消了從工農兵推薦的制度。
那一年全國有一千多萬人申請大學考試，最終有570离人參加。其中，只有272.297名學生被錄取，錄取率不到5％。新生的年齢從13歳到37歲不等。
生產建設兵團系統被取消，上山下鄉的知青陸續回城。十年教育斷層，使絕大多數回域的知青考不上大學，甚至找不到像樣的工作。
1978年，鄧小平成為中國寶際上的最高領袖，華國鋒淡出領導層鄧開始推進以改革和開放為主轴的新政策，逐渐以市场替代计划经济的体制，同時發展和其他國家的外交、貿易以及人員交流。
卡特（JimmyCarter）在1976年赢得了美國總統選舉。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係。1月底，鄧小平應卡特總統的邀請訪美，成為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位訪美的中國領導人。訪美期間，他以親和的形象展現了中國友好和開放的新面貌，赢得美國人的好感。通過電視和各類媒體，他的出訪也給中國民眾提供了一個了解美國的機會。
美國於1975年結束了歷時二十年的越南戰爭。在此期間，中國曾堅定不移地站在北越一邊，給予了巨大的物資和軍事援助。鄧小平訪美回國後不久，中、越邊境爆發戰爭，持續一個月之後结束。中美雨國以前是敵人，現在成了朋友；中國和北越以前是盟友，現在兵戎相見。正如一位英國的政客所說，在國際關系中，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永久的利益。
剛入學的時候，外貿學院像其他所有的大學一樣，沒有考試制度。自己學得好壞，心裏有數，教師大概也清楚，但没有成績。鄧小平的教育改革不僅恢復了高考制度，也使考試制度在大學中普遍恢复。1977年放寒假前，我們第一次參加了期末考試，而且考試的成绩公之于众。此後，校方根據成績重新分班，全年級10個班，分成兩個快班和班。快班是把成績較好的集中在一起，配備最好的師資，教學進通班要快，號稱「吃小灶」，目的是更快地培养人才。我被选入第四班，是兩個快班之一，還被選為班代表。
快班的確不同，同學都是過去各班中最好的學生，比較有競爭力，求知欲旺盛，學習刻苦，總是想從老師那裏學到更多的东西。从此时开始，我們就不僅僅是學習口語了，而增加了英語文學和寫作的课程，阅读量增加了。但我還是感到教學進度不夠快，內容不夠豐富，所以繼續讀很多課外的雜書。
我比較喜歡的作家有馬克吐溫，因為他很雅谑；海明威，他的文字簡潔，句子不長，特別適合正在學習英文的外國學生；還有傑克倫敦，他善於描述人物與命運抗事的故事，让我产生共鸣。
我也喜歡法國作家莫泊桑。他的故事情節總是跌宕起伏，出人意表，充滿了詼諧、刺和辛辣。譬如他的一篇小說描述一群書家，靠賣作品難以為生，想出一個主意让其中的一个朋友装死。「死」前大家都以他的名義拚命作畫，「死」後所有他簽名的畫作都变成名贵收藏品，朋友們得以暴富。另一部小說講一個小職員雖然薪水微薄，但因为妻子会持家，所以生活過得很好。後來妻子不幸死了，他很快入不敷出，只好變賣妻子造留下來的首飾。但很快發現，這些被妻子稱之为假的首饰，都是她的情人贈送的真正珠寶。莫泊桑短篇小說的英文譯本翻譯得特別好，語言流暢，看不出是翻譯的痕跡，我不但喜歡讀，而且把其中精采的故事翻譯成中文。
外貿學院聘請了外教，和他們對話，非常有助於口語能力的提高。這些外籍教師都很負責，也很耐心。除了積累詞彙，練習聽力和口語，我們還花了很多時間學習語法。英語典型的句子結構與漢語相似，都是主謂賓結構。我在內蒙自學的時候，只要知道了英文單詞，就大概可以讀懂句子，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拉丁語系的字母和中國的象形文字毫無共同之處，但句子结構相似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日文和韓文都源自漢語，但動詞放在句尾，和現代漢語迥異（漢語文言文偶有動詞在句尾，譬如「時不我待」）。
英語語法最難的地方是時態、語態。中文沒有時態，而英文要用現在時、過去時、現在完成時等等不同的時態。虚擬語氣更麻煩，要用動詞的過去時或是過去完成時表達虚擬、假設的概念。後來我發現，就算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也大多用不好虛擬語態。英語還有一個很不容易掌握的是冠詞，使用起來沒有嚴格的規則，基本憑語感。由於講母語的人一般不學語法，所以外國人讀英文專業，一般比說母語的人語法還好。我認為學習口語的最好方法是死記硬背，和肯古文一樣。我幼時從來沒有刻意背誦過任何東西，但此時天天背誦英文作品，直到熟記於心的句子，一旦身臨其境可以不假思索，脫口而出。
外貿學院有一個閱覽室，裏面存放着外國報紙和雜誌，包括《泰晤士報》、《華爾街日報》和美國的《讀者文摘》等等。還有英國的《每口鏡報》，這不是一個嚴肅的報紙，譬如第三頁有一整版的上身裸露的妙齡美女，稱之為「第三頁女郎」。以常時的政治環境和文革遺風，這些大幅裸照簡直是驚世駭俗，讓人又想看又不敢看。
閱讀室的書刊有限，但是明朗寬敞，是個讀書的好地方。奇怪的是，很少有人光顧，往往只有我一人在那裏讀書，靜得能聽到管理員嗑瓜子的聲音（她一整天都在嗑）。大概絕大部分同學一心一意要學好課文，對課外讀物沒興趣，所以不來閱覽室。
閱覽室中的英語刊物通常都比較陳舊，沒有新聞價值。但我不介意，每天聽美國之音和英國廣播公司的新聞就足夠了。以前我讀的外國文學作品，無論是在文革期間接觸到的中譯本，還是上學之後讀的英文原作，大多是17世紀到19世紀的作品。通過那些小說了解現代的歐美，就像想通過《紅樓夢》了解時下的中國一樣不可能。而閱覽室的書刊都是當下的文字，是熟悉英美現代文化和語言絕無僅有的途徑。
我最喜歡的讀物就是美國的《讀者文摘》，裏面的笑話、俚語、警世名言、短文和濃縮的小說都很精采。有一期刊登了小說《有個叫做愛麗絲的小鎮》的濃縮版，深深地吸引了我。故事描述在二戰中，日本佔領了英國在亞洲所有的殖民地，日本兵驅趕英國和澳洲的俘虏踏上了死亡之旅。一個叫做喬，哈曼的澳洲戰俘一直在幫助同行的婦孺，後來因為偷了日本軍官的幾隻雞給她們，被抓住毒打，大家都以為他死了。書中的主角是英國人珍妮，帕戈特，戰後去澳洲，偶然發現喬，哈曼還活着。這個故事不但感人，也使我更多地了解了二戰中日本軍隊在東南亞的总行。《讀者文摘》還有兩倜我特別喜歡的專欄，一個是《笑乃靈丹妙桀》，另一個是《一日工作》。《笑乃靈丹妙藥》都是一则一則的小笑話，每每讓我捧腹。譬如有一則笑話說，男人娶女人是希望她永遠不變，女人嫁男人是希望把他改變，結果雙方都失望了。意思是男人娶妻看中的是年輕貌美，而女人雄心勃勃想改變丈夫身上的毛病，結果女人變老了，而男人本性難移。《一日工作》用一兩句話講一個故事。有一則說，一個女人上超市買雞，對切肉的說，要大個的雞胸脯（英文中胸脯和乳房同字）。過一會超市的大喇叭響起：「那位女上，你的大胸脯（乳房）準備好了！」還有一則說，有個人批評廚師做的飯不好吃，廚子甩手說，你給我做一盤看看？讓我想起來魯迅曾說過，有人認為不是作家就沒有資格批評作家，如同是說不是廚師就吃不出一道菜的好壞一樣荒唐。
到了這個時候，北京王府井的新華書店開始出售再版的文革禁書和外國書籍的中文譯本，我買了兩部莎士比亞戲劇。莎劇很難懂，即使翻譯成中文也不容易讀懂。英語在過去的幾百年變化巨大，莎士比亞不過是四百年前的人，他的作品離現代英語差別很大了。而在中國，像《三國演義》這類的小說，還有元代的戲劇，所用的白話文今天小學生也能看懂。
1979年初，我畢業了。我們屬於最後一屆「工農兵學員」。每人發一個小紅本，註明從1975年10月10日入學到1979年1月10日為止，在校學習三年零三個月，准予畢業。嚴格來講，這算不上大學畢業。那時沒有正式的學位制度，當時和以後都沒有給我們學位證書。
畢業之後的工作是組織分配，沒有徵求本人的意見，也不管是否有了男女朋友，完全是校領導說了算，所以一對戀人也可能分到兩地。大部分的同學被分配到外貿部、各省市的外貿局和進出口公司等等。當時實行對外貿易國家壟斷制度，所以外貿學院畢業生只能到外貿部屬下的單位去工作。
有幾個學習成績好的，留校當教師，我是其中之一。我處之泰然，既不興奮也不失望。實際上我沒有任何期望，也不知道自己適合做什麽。後來想想，留校挺適合我。第一可以留在北京，政治中心消息靈通，面且在父母身邊；第二可以在外貿學院繼續學習。根據校方的安排，留校常教師的都參加一個「師資進修班」，進修一年，同時也教書，和當學生時的生活變化不大。
我的教師工資每月49元，比常學生每月15元的津貼要高得多了，與在內蒙每月只有幾塊錢更不能同日而語，我很滿意。
那時我還沒有意識到，鄧小平1979年的訪美很快就對我後來的人生產生了巨大影響。
那小平在1920年代赴法勤工儉學，對於西方世界有所了解。1974年他第一次訪美參加聯合國代表大會的時候，往返途經歡洲。在巴黎轉機的時候，他特意用不多的出國津貼買了一些牛角包，带回來分給周恩來、李富春等以前留法的朋友吃。這次出國，使他目睹了西方世界在過去的半偶世纪，尤其是二次大戰之後近三十年所發生的劇變，大概也使他深刻地感到中國的差距。
我想他在1979年訪美以前已經深思熟慮了如何進一步打開國門，不僅包括外交和貿易，還包括向國外派留學生的問題。所以在美國的首都華盛頓，當卡特總統提出移民問題的時候，鄧小平顯得胸有成竹。當時會談的主要議題是發展雙邊貿易，要求美國對中國產品的税收提供最惠國待遇。這涉及到美國1974年通過的一項貿易法修正案，該法案不允許给予有任何限制移民政策的國家以最惠貿易國待遇。這項法律的初衷是促使前蘇聯放寬或取消限制其人民、尤其是猶太人移民的政策。卡特總統委婉地向鄧小平提出，根據這個法案，中國如果要取得最惠國的待遇，也須放寬移民政策。
據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後來在回憶錄中講，鄧小平聞言身體前傾，然後說：「好，我們讓他們走。你準備接受一千萬人嗎？」
也許美國人認為鄧小平是在開玩笑，其實他是認真的。随後不久，中國不光是對來華訪問的外國人敞開了大門，而且開始允許中國人海外留學和移民。開放伊始，出國的不過是洞涓細流，很快，大批的中國人湧向美國、歐洲和日本求學。開始的時候，拿到中國政府批准出國的許可是個難題，後來，限制因素變成了獲得美國和其他國家簽證的困難。
1977年1月下句，我偶遇未來的妻子。那是寒假期間，母親要給她在青岛的一，位老朋友送一包東西。老朋友的女兒叫王政，在北京工作，母親讓我把東西送到王政的辦公室。
一進王政的辦公室，就發現她和另一個女孩正在興高采烈地聊天，原來她們倆曾經是一支籃球隊的隊友。王政介紹說，她的朋友叫石濱，在哈爾濱的黑龍江大學讀俄文，寒假回北京探望她的母親。
不愧是打篮球的，石濱個子高，長得漂亮，運動員的性格，直率、豪爽、說話就笑，允滿朝氣和歡樂。
我後來才知道，她家剛剛遭遇不幸。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時候，她自己在哈爾濱上學，而全家都在唐山，父母在唐山的一家醫院當醫生。地震奪去了她的父親和兩個小妹妹的生命，她的母親也受重傷，最後疏散到外地治療。等到她趕回唐山的時候，已經家破人亡。如此悲惨的遭遇，在她充滿陽光的臉上一點看不出來。
我和石濱一起離開王政的辦公室。我們目的地是同一方向，我主動給她帶路。她問我：「你知道路嗎？」
「當然知道。」我回答說。我對自己辨認方向的能力很有信心，內蒙古的茫茫戈壁都能找到路，更不要說北京了。北京道路的特點是横平豎直，不是東西就是南北走向，只要方向對了，就不會迷路。
我對她說：「不必擔心，條條大路通羅馬。」
我們邊走邊聊。走着走着，突然發現，我們走進了一條死胡同。
「你不是說條條道路通羅馬嗎？」她調侃我。看上去，我的尷尬使得她很開心。
1979年4月，我在《參考消息》上注意到一則廣告。當時，中國的報紙上還沒有廣告，《參考消息》僅有四版，所以這则廣告就特别引人注目。廣告說，聯合國準備在中國3個大城市，北京、上海和廣州，招聘共25名同聲翻譯，被錄取者將進入一個設在北京第一外國語學院的語言訓練班，學習同聲翻譯，為期一年，畢業之後到紐約的聯合國總部工作。
去美國，到聯合國工作，這可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但是中國如此之大，出類拔萃的有的是，無論如何也輪不上我這個剛剛畢業的工農兵學員。但是我想試一試總是無妨，無非把它作為一次考試練習。那時我剛剛畢業，過去的兩年經常考試，兩個月前師資培訓班開課，隔三岔五就考試，所以我對考試不怵。
4月下旬，我參加了聯合國語言訓練班的考試。因為沒有志在必得的心理負擔，所以很輕鬆。一放榜，我的成績很好，順利進入下一輪。第二輪考試時，我還是很放鬆，抱着就算被淘汰也無所謂的心理。第二輪考試難度增加了，對知識面的要求很廣，中外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學，幾乎面面俱到。但我發現沒有什麽答不上來的問題。我天天看外國報紙，收聽外台的新聞報道，所以對國際形勢很熟悉。有一個考试內容，給考生一篇中文短篇，要求用英文朗誦，然後又給一篇英文短文，要求用中文念。所有這些我都順利過關了。
當我接到第三輪考試通知的時候，又驚又喜。開始憧憬，如果考上了，可以出國，而且可以在聯合國工作。那時候，周圍沒有人出國，聯合國更是神秘，只是在報纸上讀到，如果能夠到那裏工作，我的命運就微底改變了。我心中的希望之火被點燃了。
第三輪怎麽考，事先沒有打招呼，毋須準備。那一天，我來到位於北京外交公寓邊上的國際俱樂部。考生在一個大房間裏等候，依次被叫進另一個房間。
快輪到的時候，我突然緊張起來。我意識到面臨改變命運的機會，千萬不要出錯。但愈這麽想，就愈緊張，身上有些發抖。
我被叫進一個大廳，對面坐着十幾個人，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成半弧形面對着我。我坐在正中間的一張椅子上，知道這是面試，但他們要問什麽問題，心中一點沒数。
雖然考官都很面善，卻絲毫沒有緩解我的緊張。他們輪流用英文發問，我幾乎是機械地回答。我想，他們要了解的是我的英文口語能力，所以只要我聽得懂問題，發音準確，語法正確，表達清晰應該就可以了。這時候，有個外國人問了我一個問題：「你對文化大革命是如何評價的？」
常時中共中央還沒有做出徹底否定文革的決議。但是文革带來的破壞是眾所周知的，我想回答的是，文革十年，使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一時之問，我忘了「崩潰」這個詞，但是「已在邊緣」這幾個詞已經說出门了，我就用了一個及物動詞「摧毁」來替代，說經濟已經到了被摧毀的邊緣。
「被摧毁」應該是被動語態，但是慌亂之間又沒有想起來被動語態的用法。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犯了這麽一個不該犯的低級錯誤，我肯定不夠格了。
我對自己太失望了，因為不冷靜，失去了一個重大的機會。我懊悔不迭，一連兩三天，都揮之不去，迪食欲都沒有，最後只能強迫自己忘卻此事。此時已經7月，放暑假了，我準備在北京四周逛逛，寄情山水，忘記此事。
8月底，學校開學了，我回到外貿學院。進校門的時候，傳達室的工人探出頭來說：「單偉建，有你一封信。」爾後，他搜尋了一番又說：「信不在這裏了，好像是給了人事部了。」我問他信是從哪裏來的，他說：「一外。」
「一外」就是第一外國語學院，這肯定是聯合國語言訓練班的來信。因為我有意把它置之腦後，所以暑假期間一直沒有打聽。
我趕緊跑到人事部，那裏的人也找不到來信了。我只好騎上腳踏車，風馳電掣般地向一外駛去。
一外是個有歷史的高等學府，與外貿學院不同的是，一外的樓多，陳舊，校園中有許多大樹，綠葉濃蔭，比外貿學院有氣派。
我找到了聯合國語言訓練班所在的樓。訓練班的負責人是張載梁教授。他看到我很高興，說一直聯繫不上你，不過有壞消息也有好消息。壞消息是我在面試時確實太緊張，表現得不夠理想，結果全國招考之後，我只排名第33。聯合國的廣告說要招25名，所以我就沒份了。但是他說還有好消息，就是排在前三十幾名的都及格，你已經被錄取進入下一期同譯班，次年的冬天開學。
我本來已經微底放棄希望了，這個消息讓我大喜過望，雖然要等一年，也很滿足了一我的前途有着落了。
我騎着市去見石濱，告訴她這個好消息。她也替我高興，大概心衷想沒有看錯人。由於天氣炎熱，我們決定出去買個西瓜慶祝一下。
我正在大街上的一個西瓜攤上挑瓜，忽然聽到有人大喊抓賊，有人偷西瓜了。就在此時，一個人從我身邊竄了過去。我扔下手上的西瓜，拔腿就追，後面一群人，也跟着追。那個小偷，跑的比兔子都快，不一會兒就無影無蹤了。
我還沒有走回西瓜攤，石濱迎面趕了過來。她一臉擔心，用責備的口吻說：「你幹什麽呀？！」
我笑着說：「抓小偷。」
「你怎麽知道他偷西瓜了？」她問我。
我真的不知道，沒有親眼看到，但是有人喊抓賊，他拚命跑，顯然是做賊心虚。否則為什麽跑？
石濱說：「你赤手空拳去抓小偷，萬一他回身捅你一刀，捅瞎了眼，就太不值當了。多危險呀！」
我笑着說：「不要緊，就算捅瞎了眼，我還是會成為聯合國的獨眼翻譯。」
從此以後，她就時不時稱我為「聯合國獨眼翻譯」。
出國需要體檢。結果出來後，醫生說我得了「紅血病」，因為我的血色素大大超過正常值。他說這是一種罕見的血癌，血液中的紅細胞不可抑制的增生，是不治之症。他看着我的手掌說，你的手掌很紅，明顯紅細胞過多，你一定感覺疲勞。
其實我沒有任何不良感覺。我心想這一定是個庸醫，胡說八道。但我還是把這個消息告訴了石濱。她的母親曾在北京的陸軍總醫院當醫生，就安排我到陸軍總院再檢查。沒有想到，結果還是一樣，血色素過高，疑為紅血病。
陸軍總院的醫生把診斷結果告訴了石濱的母親，很快她的親朋好友人人皆知。那時我們已經打算結婚了，這下不得了了，她母親和所有親朋好友都勸她和我吹了，千萬不能嫁給一個將死之人。石濱哭的死去活來，左右為難，深覺自己命苦——父親和兩個妹妹死於唐山地震，現在找了個男朋友竟然得了絕症。
儘管有了兩個診斷，我仍然不以為意，我沒有感覺任何不適，怎麽會快死了呢？恰好，我姐姐學自動控制，她知道北京醫院有一個血象儀，可以精確分析人的血常規。我就到北京醫院做了一個血常規的全面分析。結果還是一樣，血色素過高。
既然是不治之症，再去醫院也沒有用。我想此事不能讓別人知道，否則就不能出國了，索性把此事置之腦後，每天忙忙碌碌。石濱也想通了，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還是決定和我結婚。後來她說，我們那個年代非常單純，只要看上了就不變心。我看不是那個年代，而是她比較單純。
後來我出國的時候，沒有人注意我的血常規檢查結果不正常，再後來我把此事微底忘掉了。若干年後，父親住院，也被檢查出血色素過高，我才知道我的異常是遣傳的。有個醫生告訴我，這種異常很少見，如果是先天的，而且紅細胞的數量基本穩定，就不是個病。我想庸醫就是害人，幸虧我當初不在乎，換個人，說不定就嚇死了。
1979年10月27日是個星期六，我和石濱去登記結婚。結婚登記處在外貿學院附近一個叫做太陽宮的小村子。以前這裏有個廟，叫太陽宫，是祭拜太陽神（太明神）的地方。廟宇到了1950年代就不见了，但是名字還延用，在人民公社解散前，這片農村就叫做太陽宮人民公社，專門為北京市生產、供應蔬菜。
我騎着一輛腳踏車，石濱坐在車後的行李架上。我沿着菜地開崎嶇不平的土路，歪歪斜斜地向前騎，小心翼翼生怕把新娘摔到泥裏。
到了登記的辦公室一看，門口拴着一把鎖，周圍沒有人。我們四下尋找，終於找到了一個中年婦女。我估計很少有人到此登記結婚，所以她並不時常坐在辦公室裏。被我們打擾了，她一臉不樂意。繃着臉，打開房門，坐到辦公桌的後面，然後翻了翻口眼說：「有什麽事？」
她明知故問，而且一臉不耐煩的樣子。见狀，我氣不打一處來，心想結婚是喜事，怎麽有這麽一個哭喪臉的人辦登記。但是沒有辦法，我們解釋說，來辦結婚登記。
「你們認識多久了？」她看着我問道。
這時我已經耐不住火了，隨口回答說：「三天」。她盯了我一眼，也無可奈何，轉頭問石濱：「你了解他嗎？」言外之意我是騙婚的。
石演老實，趕忙解釋我們認識快三年了，我是在開玩笑。我沒有笑，那個女人也沒有笑，看了外貿學院出具的介紹信，找出兩張結婚證，填上名字，蓋了印章，直到我們離開，她連一句道賀的話都沒有說。
老北京人其實是很講禮節的，各種規矩，客氣的不得了。文化大革命，鬥爭哲學，令傳統禮儀蕩然無存。陌生人之間，充滿了戒心。恢復優良的文化傳統，還要經過一代人。
我們沒有舉辦任何形式的婚禮，只是在我父母家吃了一頓晚飯，請她的母親參加，我的姐姐和弟弟也參加了。我當天穿的是一件兵團發的破棉襖，上面補丁纍纍。經過文革的人，根本就不懂得什麽是浪漫，哪怕穿件新衣服，我都會覺得虛偽造作。現在想來，真是委屈了新娘子，她肯嫁給我，也是我的福份。
雖然結婚了，我們沒有自己的家，在外貿學院分到房子還不知道猴年馬月。好在岳母和另一家合住一個三間臥室的單元，那對年輕夫婦有一個小女兒，一家三口住在一個房間裏。另外兩個房問分配給岳母，其中一問小的、朝南的房間成了我們的新房。單元裏三家六口人，合用一個小洗手册，
有的時候，我們就乾脆在我的辦公室過夜。晚上同事都走了，辦公室就成了我們的天下，擺上兩排椅子，鋪上被褥，就是我們的床。說實話，當時也沒有覺得日子不好過。
婚後，石濱想去王府井的裁缝鋪做一件淺綠色連衣裙。那時一切供不應求，裁缝鋪也不例外，要排隊拿號。她叫我一起去排隊。一聽要凌晨4點鐘起床，我沒答應。到了上午9點左右，她回來了，一臉淚水，還哽咽不止。一問，才知道她排了四個小時的隊，好不容易輪到她了，常天的號發完了，她空手而歸。她把一腔委屈都發洩在我的身上，埋怨我沒有和她一起去排隊。後來，她再也沒有去做裙子。
直到現在，我仍然自責，當時不理解她的心情，亏欠她许多。但是當時在中國的首都，求一裙而不可得，更不要說求新房不可得，有錢都沒有地方買，可見國家貧困到什麽程度。
1979年底，師資培訓班結束，自1980年起，我成為正式教師，在英語系教三年級。我的學生是高考制度恢復後的第二年，即1978年後入學的，素質比1977屆還要高。入校的時候，他們已經具備了基本的英語對話和讀寫能力，到了三年級，完全可以用英文會話，而且可以用英文學其他的課程。這些學生自信、充滿好奇心，極具挑戰力。剛開始的時候，知道我是工農兵學員出身，還有些看不起，直到後來，我才赢得了他們的尊敬。我當時心想，我們這批人生不逢時，他們以考上大學而自豪，殊不知對於我來說，上大學的經歷比考試難多了。
1980年春天，幾個美國人來到外貿學院訪問。他們是總部設在三藩市的亞洲基金會的代表，來訪的目的是招募訪問學者。亞洲基金會的宗旨是資助亞洲國家發展經濟和教育，隨着中美建交，支持中國的發展成為基金會的一個重點。
訪問學者在全校的教師中選拔，所有年紀在45歲以下的教師都有資格參加考試。這次考試全面而且嚴格，既考英文，也考中文，還考古文，考生在卷子上只寫准考證號碼，考官判卷的時候不知是誰。
雖然已經被聯合國語言訓練班錄取了，我的系主任高國沛鼓勵我参加亞洲基金会的考试。他說：「反正你都是要去美國，考好考壞都沒有關係，為什麽不試試呢？」
我覺得此話有理。但是這一次，我不僅和我的同学竞争，也和许多教過我們的老教師競爭。我知道他們的中、英文造詣遠勝我一籌。
我揣摩考官的心理，一定更傾向老教師。雖然考卷上不具名，但是從行文的方式和口氣就可以判斷出考生是老教師，還是新教師。英文作文不容易判斷，中文作文很容易判斷。於是，寫中文作义的時候，當敍述我帶着幾個外國人去訪問北京某處經常接待外賓的地方，特意寫道：「那裏的老人兒我都很熟悉。」北京話「老人兒」不是指歲數大的人，而是指舊相識。這三個字用在这儿，希望考官判斷我是一名老教師——因为只有老教师才能在北京經常接待外賓的地方有舊相識啊。不知道是不是這一招奏效了，考試結果公布，我榮登榜首。
其實這並不說明我比老教師學問好，其實遠遠不及，只是我在過去的三四年中大考小考，幾乎每個月都參加，對於考試很有經驗，甚至學會了揣摩考官心理，投其所好。而老教師們，這幾年都是忙着出考題判考卷，卻沒有被考的經驗，讓我鑽了一個空子。
不過我對此次考試比聯合國考試要滿意得多。上一次我沒有正常發揮，功虧一篑。這一次我沒有心理負擔，從容應對，充分發揮。
此時父親已經回到北京，我骑车到他的办公室报告好消息。
他聽了之後，只說了個「哦」字，表示知道了。
父親是一個寡言少語的人，他很愛我，但從小到大，他從來沒有當面表揚過我。從他的笑臉上，我知道他心裏很高興。
就這樣，突然在我的面前擺着兩條路，都是去美國，應了我第一次見到石演所說——條條大路通羅馬。選擇哪條路呢？
根據當時的規定，聯合國同譯班畢業後將享受研究生的待遇，這就徹底据脫了「工農兵學員」的身份。這是一件大事，高考制度恢復後，工農兵學員是受歧視的，被普遍認為沒有受到真正的高等教育，工資也低一等。如果我接受亞洲基金會訪問學者的身份去美國，回來仍然擺脫不了工農兵學員出身的標籤。
其次，聯合國的工資每年有幾萬美元，在當時的中國，這是天文數字；去常訪問學者，每月的津貼250美元而已，天壤之別。
更重要的是，去聯合阈工作可以攜配偶；而去美國當訪問學者，只优息前往，一大就是一年，對於新婚大妻，這近乎残酷。
但是最終，我還是選擇了去當訪問學者。為什麽呢？因為我覺得小學之後，就再也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我渴望上學，希望到了美國，經過努力，拿到一個正式的學位。
很多朋友對於我的決定不以為然，說我去了西瓜撿了芝麻。還有人說，別人想出國沒有機會，你怎麽會有兩個機會可供選擇？其實，機會是對所有人都開放的，只不過我抓住了，別人沒有抓住。
父母和妻子都很理解我，支持我的決定。
外貿學院的一個領導找我去談話，說此次亞洲基金會給我們提供了三個名額，在三藩市地區三所不同的大學當訪問學者。這次你考得很好，我們打算送你去其中最好的學校。
然後他拿出一個單子，上面寫着三個大學的名稱。第一所是史丹福大學。他想了想說，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大學，你聽說過嗎？我說，有一年暑期在旅遊局實習，碰到一位年輕的美國遊客，T恤衫上印着史丹福的字樣，但除此之外，一無所知。
「嗯，看起來是個不起眼的大學。」他說。
單子上的第二個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他知道，但是柏克萊的意思是分校，你不應該上分校。当时中国高考恢复後，考生多，大學少，所以不少大學辦了分校等等。成績不夠好的考生送去上分校，所以分校有二流的意思。
單子上的最後一所大學是舊金山大學。他眼睛一亮，说：「旧金山太有名了，這一定是所名校。」
在中國，許多名校都以所在地冠名，譬如北京大學、廈門大學等等，我也認為他說的有道理。就這樣，我就被選去舊金山大學做訪問學者。學什麽，尚且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