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常春藤下
美國有八所最负盛名、歷史悠久的高等學府，統稱為「常春藤」大學（IvyLeague），包括布朗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達特茅斯學院、哈佛大學、寶夕法尼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耶鲁大學。
常春藤其實是校際問舉行比賽的體育協會。這些高等學府之所以成立這個鬆散的協會，和他們的地理位置和歴史上的共性有關，也與卓越的學術聲譽有關。這幾所大學都位於東海岸，八個當中有七個建校於美國獨立戰爭（1775年至1783年）之前，歷史最短的康奈爾大學也是在1865年就建校了。但常春藤大學並非美园唯一的顶尖學府；史丹福、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和麻省理工學院也同列世界上最好的高等學府之榜。
在美國的大學中，哈佛最古老，建校於1636年，目的是培養神職人員。退有三所殖民地時期的學院——威廉，瑪麗、耶魯和普林斯頓，也是為了培養神職人員而創建的。美國第一所以人文學科為主的大學是寶夕法尼亞大學，由富蘭克林（BenjaminFranklin）於1740年在費城創立。費城後來成為獨立戰爭的中心。
約瑟夫，沃頓（JosephWharton）是晋城人，1826年出生於一個基督教贵格會（Quakers）教派的家庭。他一開始做學徒，學習會計簿記和其他經营企業的知識，最終成為一名成功的實業家，資產涵括採礦和煉銅等行業。
1881年，沃頓捐贈給寶夕法尼亞大學10萬美元（相當於2018年的250萬美元），建立了美國第一所商學院，他稱之為金融與經濟學院，就是今天的寶夕法尼亞大學的沃頓商學院（TheWhartonSchool）。約瑟夫，沃頓的意圖是讓學校「灌輸一種意識，在即將到來的商業領域的劇烈激盪中，有本事的和沒有本事的人高下分明」，換句話說，真正的商業領袖需要在面臨困難挑戰中保持清醒的頭腦，理解和駕馭商業周期。
1986年12月我完成了博士學位，次年1月開始在世界銀行工作。我雖然希望去教書，但因為美國的大學都是在春季招聘新教授，我尚未開始找教職，而且即便找到了，也要9月份開學，此前我可以在世界銀行工作，既可獲得工作經驗，也有收入。
世行支付我們全家從柏克萊去首都華盛頓的旅費，可以選擇乘火車或是坐飛機。火車可以坐頭等包廂，飛機只能坐經濟艙。我們並不急迫，就選擇了火車。火車的包廂很舒適，穿越美國大陸，飽覽沿途的風光，在一些人城市可以下中住幾天，拜訪朋友，領略風土人情，旅行變成旅遊，不亦樂乎？
12月29日，我們一家二口在柏克萊附近奥克蘭市的車站登上了開往東海岸的火車。頭等臥鋪包廂很寬敞，有專用的淋浴間，關上門就是自己的小天地，放開喉嚨唱歌也不舍打擾任何人。列屯時而翻山越嶺，時而過橋鑽隧道，一望無垠的廣闊平原、茂密的森林、城市繁華的街道大廈，在窗外一一閃過，無窮無盡、變化萬般的景色，讓我們大飽哏福。
三歲的兒子興奮不已，有時日不轉睛地盯着窗外，指點着奔馳而過的景物，有時在臥鋪上蹦蹦跳跳，翻跟頭。
我們在沿途的丹佛和芝加哥兩個大城市下了車，稍作停留，拜訪朋友。丹佛陽光明媚，氣候溫暖，就像三藩市。芝加哥以「風城」著稱，名副其實。我們到的時候，風雪交加，寒冷刺骨。儘管如此，芝加哥是個很有特色的大城市，高聳的建築、寬闊的街道、櫛比麟次的商店、川流不息的行人。這個城市給人的印象就是大。密歇根湖（LakeMichigan）＋分廣闊，竟是內蒙古的烏梁素海面積的250倍左右，可謂横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
自從妻子兩年前來美，我們從沒有如此輕鬆和無憂無慮。坐在火車上，眺望窗外，就像欣賞風景畫。高興時就放喉歌唱，晚上在車輪有節奏的「哐當哐當」聲中入睡。乘火車遊覽真是一種特殊的享受。
維珍尼亞州阿靈頓鎮（Arlington）與首都華盛頓隔波托馬克河（PotomacRiver）相望。我們在阿靈頓鎮郊租了一套公寓，從家裏開車去世界銀行總部上班，只需15到20分鐘。公寓的大院裏有一所幼稚園，每天把兒子送去，和其他小朋友玩。
華盛頓四周有很多景點，包括公園、博物館和紀念碑。每到周末，我們全家會去漫步、參觀。世行總部所在區叫做「霧谷」（FoggyBottom），顧名思義，以為會時常大霧籠罩。其實並非如此，那裏四周的環境優雅整齊。只是那裏只有上班族，下班之後，街道寂寥，行人無幾。但最好的中餐館就在這個區。華盛頓附近的切薩皮克灣（ChesapeakeBay）盛產一種藍蟹，我們偶爾會開車去那裏買剛下船的活蟹。
世界銀行成立於1944年，是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NewHampshire）召開的布雷顿森林（BrettonWoods）會議的產物，也是凱恩斯（JohnMaynardKcyncs）等人構想的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金融新秩序的一部分。它起初對會員國提供戦後重建的貸款，後來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建設的一個主要資金來源。當我加人時，世行的資本金來自170個成日國，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數十億美元的贷款。
世界銀行「青年專業人員計劃」（YoungProfessionalProgram）並沒有集中訓練的課程，成員有計劃地在銀行的不同部門輪換任職，以使獲得對銀行業務的廣泛經驗。
我被安插到銀行的投資部，負責投資和交易加拿大政府債券。世界銀行管理自己的資金政策保守，只允許投資於各國政府AAA信用等級的債券，以保證萬無一失。我在交易台有一個座位、一部電話和一台電腦。未經任何訓練，從頭一天起我就開始在資深同事的指導和監督下做債券交易，通過電話買賣加拿大政府債券。
我喜歡這個工作，其中包括分析利率和宏觀經濟走勢的關系，並以此決策債券的買賣。加拿大多倫多市的一個交易員是我經常的交易對手，他每天早上都會打電話給我，第一句話就是：「首都的天氣如何？」首都指的是我所在的華盛頓，可見不只有中國人用廢話寒暄。此人每天充滿快樂的問候很有感染力，令人愉快。
交易員之間的交易都是在電話上商定和確認的，交易達成之後，再記錄在一張票據上。口頭協定具有約束力，一旦成交就不可更改，即使搞錯了，也不能取消。
有一天，這位快樂的加拿大人報給我的債券價格比市場好很多。我立即接受，買進了若干億加元的債券。後來我意識到這位朋友可能報錯了價，我們賺了錢，但這位多倫多的交易員從此消失了，估計是被炒了魷魚。
雖然我從世行的這份工作中學到了很多東西，但我的興趣仍然是去大學任教。柏克萊的提斯教授（DavidTeecc）是我博士論文委員會的主席，他寫信給美國幾所大學的商學院，推薦我去任教。不到兩個月，我相繼收到了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麻省理工學院（SloanSchoolofMIT）和其他商學院的面試邀請。我很高興，雖然知道最終獲得這些世界顶尖學府聘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想他們的邀請不是基於我的學術建樹，而是因為提斯教授的聲譽和學術地位，他的推薦很有份量。
第一個去面試的學校是位於費城的沃頓商學院。1987年2月的一個星期天晚上，我從華盛頓乘坐火車到達了費城。當晚暴風雪，次晨出門一看，白雪茫茫，整個城市被幾公分厚的大雪覆蓋。
常我到達賓夕法尼亞大學校園時，裏面冷冷清清，空無一人。我在積雪中跋涉許久，最終找到了校園内著名的洛克斯特步行徑（L.ocustWalk）。這是一條寬闊的步行街，南旁是刺槐樹（英文名字是Locust，步行徑因此得名），樹枝被雪壓彎了腰，低垂在頭頂上。沃頓商學院的主樓斯坦伯格-迪特里希大廳（SteinbergHall-DietrichHall）矗立在洛克斯特徑的一側。樓裏靜悄悄的。我在走廊中轉了一下，注意到只有一間辦公室亮着燈。
我走過去敲門，聽到請進的聲音，把門推開。一個留着小鬍子、戴着眼鏡的高個子男子坐在他的桌子旁，望着我微笑。
「你好。」他用流利的中文打招呼。
我很驚訝，意想不到在校園裏見到的第一個人會說中文。他叫傑夫，希恩（JeffSheehan），是負責對外關系的沃頓商學院副院長。雖然因暴風雪大學關閉，但是他家住附近，手頭上事情太多，所以還是來了辦公室。他說，沃頓商學院在亞洲有很多校友，包括在香港和台湾的中国人，經常和他們交流，因此學會了說一些中文。
他給沃頓學院管理學系的一名教授打了個電話，告知我的來訪。不一會兒，一個人走了進來，自我介紹叫布魯斯，科格特（BruceKogut）。他的家也在步行距離之內，接到電話就趕了過來。布魯斯與我差不多同齡，有一雙活潑的藍眼睛。他熱情地對我表示歡迎，邀請我去吃午飯。
我門邊吃邊聊，淡的很愉快。通過與他的交談我了解了一些關於沃頓、管理學系、其教授們以及費城這個城市的情況。然而，面試不得不改期，所以午飯後我乘火車返回了華盛頓。
3月1日，我到波士頓，去麻省理工學院面試。雖然已是3月，仍然寒風凛冽。校園給人的感覺是冷冰冰的，教學樓都是鋼筋水泥的現代型建築。我想也許在春夏會有綠色，但此時整個校園是灰色的，四處點綴着聯兮兮的殘雪。麻省理工的確讓人感覺像是一所理工學校，高大的建築，稜角分明。
接待我的是唐納德，拉薩德（DonaldLessard）教授。他身材高大、頭變烏黑，大概是意大利人血統。他從史丹福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在麻省理工教授國際商業管理，與我同一專業。他带着我逐一拜访了商学院的幾位教授。下午有一場我的專题研討會，參會的是教授和博上生。我報告了博士論文研究的内容，然後等着這些學術大佬把我的研究批駁得體無完膚。但出乎意料，聴眾出奇地有禮貌，提問都是用探討甚至請教的口氣，絲毫沒有咄咄逼人之勢。我本來期待的是一場審訊式的對話，實際是一场平等的交流，這使我精神上放鬆不少。當然討論的是我多年研究的課題，我自然比聽眾更加熟悉，不敢說應對自如，也沒有被問到張口結舌。至於這些教授們到底怎麽看我的研究和在研討會上的表現，我心衷一點兒沒數。
3月2日，我重返費城。沃頓商學院的面試過程與麻省理工大同小異。由於已經在麻省理工演練過，下午的專題研討會上，我的演講和對答更加流畅，自以为发挥充分。我離開費城的時候，心情很舒暢。
第二天，沃頓商學院的羅斯，鲁特（RusRoot）教授打電話給我，說聘請我到沃頓作助理教授（AssistantProfessor）。美國的大學教授分為三等，入職為助理教授（AssistantProfessor），升一級為副教授（AssociateProfessor），最終是正教授（Professor），通常正教授也是終身教授，但有時副教授已經是終身聘任了。
接到正式聘書，我很高興。其實離開費城的時候，我就感覺聘書已入囊中了，但没有到手的東西都不是自己的。現在心裏踏實了，我立即打電話給石濱，與她分享好消息。
一周後，麻省理工又邀請我去了一趟，拜會了幾位第一次沒有見到的教授。離開波士頓剛剛到家，就接到了拉薩德和副院長阿爾，西爾克（AlSilk）兩位教授打來的電話，聘請我去麻省理工当助理教授，说还给我一把「教授椅」（ChairedProfessorship）。
所調教授椅，就是用拟赠人的名字命名專用款，用於支付給學校指定的教授，以補薪酬。教授椅既是榮譽，也是一个收入的来源。一般来说只有正教授才有查格亨受此種待遇，所以我受寵若驚，也隱隱擔心，怕他們對我的期望值過高了。
與此同時，我也收到了另外幾所大學的聘書，但是在沃頓和麻省理工之間作出選擇。我对费城和波士顿的居住环境都不了解，為了幫助決策，我又重訪了這兩座城市。
3月15日我第三次去費城。天氣非常好，陽光明觀完校固後，我遊覽了城市，站在斯庫爾基爾河（S眺望河裹贴着水面滑過的賽艇和河邊的博物館，感到赏心悦目。
第二天，我從費城飛到波上頓。波士頓地處美國的東北，與哈幾乎處於同一緯度上，比費城冷得多，3月仍然寒風料峭，让我想起内蒙戈壁的氣候。次日，3月17日，是聖派翠克节（St Patrick's Day），这是愛爾蘭人的傳統節日。幾位教授請我在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俱樂部吃午餐。按照節日的傳統，四周的一切都装飾成綠色的：綠桌布、綠餐巾，以及牆上的綠色點缀。鮮明的色彩有助記憶，直到今天，我仍然記得那天的情景；陽光充足的餐廳裏到處都是綠色。
拉薩德帶我去拜訪的教授，其中一位是弗朗哥莫迪利阿（FrancoModigliani）。他是一位慈祥的長者，在兩年前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貢獻包括儲蓄生命周期理論。之後，我拜會了新任院長萊斯特瑟羅教授（LesterThurow）。我在加州讀書的時候聽過他的一次演講，印象很深刻，因為他講話雄辯、極具感染力。他的名字與LessThorough（不够彻底）谐音，有人告诉我，别人背后给他起了個外號，叫「不夠徹底」，調侃他的學術研究不夠深入。我想這就是文人相輕、互相取笑的方式。
沃頓商學院也有諾貝爾獎得主——勞倫斯，克萊因（LaurenceKlein）教授，他因創建電腦模型預測經濟趨勢而獲得1980年諾貝爾獎。
當我實地比較這兩所大學的時候，它們之間為了爭取我加盟開始相互競爭，給我開出的聘任條件也改善了；兩所學校都給了我一把「教授椅」，令我又喜又忧。我自知學術功底淺，擔心無論選擇哪一個都會最終讓他們失望，也讓自己難堪；而他們如此盛情，我婉拒哪一家也很為難。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領悟到為什麽美國的高等院校能夠吸引世界各地最优秀的人オ。1980年代，美國35％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是外國出生的，包括華裔的楊振寧和李政道。這些外國學者選擇在美國發展並非因為美國富裕——口本和歐洲也同樣富裕，而是因為在美國的學術機構中可以感受到平等和尊重，以及美國的體制對人才的競爭。
在其後的學術生涯中，我曾考慮過到歐洲去當教授，一些歐洲教授告訴我，一個亞洲人在歐洲學術界永遠不可能像在美國那樣獲得成功，至少是事倍功半。我自己從來沒有覺得外國人在美國從事任何職業有發展的上限。相較之下，鮮有外國人成為日本大公司的總裁，也少有亞洲人做歐洲大公司的總裁。顯見美國人的開放心態，最起碼我在美國的時期是如此。
我當然了解美國存在種族問題。但老實說，我不記得在美國生活的這些年裏，感受到任何一次針對我們的歧視。總體來說，美國人是開放、寬容和友好的。幾乎在每所一流的大學中，教授們都由不同的種族、宗教和民族組成，包括猶太人、印度人、中國人和歐洲人。印度人和中國人在理工科院校所估的比例尤其高，這些學校的學生群體的構成也差不多如此。在美國，我深刻地感覺到不僅是人創造了體制，而且體制也成就了人。一個好的體制能夠充分釋放人的潛能，而一個不好的體制則抑制人才的發展。
若干年之後，有一次我和一個美國同事傑米，蓋茨（JamieGates）在北京街頭散步。那是個星期天，當我們經過一個建築工地時，看到工人正在熱火朝天地工作。他轉頭問我：「為什麽中國人工作這麽努力？」中國人從來就是勤勞的民族，但中國是在體制改革後才真正發展起來，可見體制是決定性的因素。
兩所大學都是名牌，給我的條件也差不多，如何選擇呢？我的導師提斯教授建議我去沃頓，說它規模大，資源也多。此外，他還說：「賓大是常春藤大學。」
「常春藤又如何呢？」我問他。他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麻省理工的斯隆商學院是一所規模較小的學校，有二十幾名教授而已，而沃頓的教授隊伍大概是斯隆的三四倍。沃頓的財務狀況更好，有自己的資金來源和捐贈基金，而斯隆依賴麻省理工學院的預算分配。資源豐富對於美國的大學很重要，不僅使得學校可以給教授們更好的待遇，還可以提供更多的研究資助。在以「要麽發表，要麽發喪（PublishorPcrish）｜論成敗的學術競爭環境中，科研資金至關重要。所以資源成為名校競爭人才的重要優勢。
1983年，沃頓商學院打破美國一流商學院的常規，聘請了一位並非學者的商界領袖當院長，名字是拉塞爾，帕爾默（RussellPalmer）。此君37歲時就當了圖什，羅斯會計師事務所（ToucheRoss＇現稱Deloitte，德勤）的執行合夥人，成為「八大」會計師事務所中最年輕的領袖。帕爾默既無博士學位也無學術上的建樹，但他是一個成功的商業領袖。他任職期間，成就斐然，尤其是為學校募集了大量的捐助資金，打破歷史紀錄。他每年部給沃頓帶來數千萬美元的進項，使得沃頓府庫充盈。他的成就令美國其他一流的商學院豔羨不已，競相效仿，也開始聘請商界領袖擔任校長。沃頓這種務實的風格對我頗具吸引力。
儘管如此，我仍然舉棋不定。3月底的一天，我打電話給柏克萊的耶倫教授，徵求她的意見。她的丈夫阿克洛夫教授先拿起了電話。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說：「沒有人會拒絕麻省理工學院的聘請。」他的態度情有可原，因為他就是從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的。耶倫教授上線之後，耐心地分析了這兩個機構的優劣。放下電話，我仍然下不了決心。
管理學有一種決策工具，叫做決策樹的分析方法（DecisionTreeAnalysis）。簡單的說，就是畫一張圖，在甲、乙兩條可能的路徑上列出其利弊以及發生的概率，最終比較哪條路徑能夠带來最佳值。那時我已經和沃頓的布魯斯，科格特教授很熟悉，他也是從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的，所以對這兩個學校都很了解，但他並不想影響我決策。
我說正在考慮用決策樹的分析方式來幫助做出選擇，布魯斯笑着問我是否熟悉那位發明決策樹分析方法的教授。此人因此發明而一舉成名，之後很多大學都爭相聘請他，他不知何去何從，所以去咨詢院長的意見。院長說：「你何不用你自己創造的決策樹方法幫助決策呢？」他聽了有點氣急敗壞，說：「別開玩笑，這次可是動真格的。
聽了這個故事我笑的前仰後合，決策樹分析的方法不過如此，當真不得。
最終，我和妻子商量決定乾脆拋個硬幣，落在哪家去哪家。結果我選擇了去沃頓商學院，那天是1987年3月20日。
美國的大學一般在9月初開學，所以我在世界銀行一直工作到7月底才離開。離開的前後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
那時在世界銀行工作的中國人很少，通過青年專業人員計劃入行的第一個中國人是吳尚志，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在德克薩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楊昌伯和我同一年入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80年恢復了世界銀行成員國的身份，由財政部向世行派駐一名執行董事。我入行時的中國執董是徐乃炯，曾經在外貿部工作，和我所在的外貿學院屬於一個系統。徐先生是個學者型官員，為人随和，文質彬彬。我們幾個中國人時有往來。
有一天，徐先生把我們叫到執董辦公室，說財政部要求在世行工作的中國人將工資的百分之二十上繳到中國執董辦公室。我問為什麽，他說財政部認為你們的薪酬那麽高，和國內的工資水準比一碗水端不平。世界銀行和所有成員國有協議，對於在世行工作的專業人員不徵稅，在美國工作也毋須繳納美國的所得稅。
我說：「徐先生，我們幾個都是市場招聘來的，不是財政部派的。即便上繳百分之二十，我們的工資也比國內的工資水準高的多，怎麽一碗水端平？如果上缴了，我們和世行其他同事比如何一碗水端平？况且，市場招聘來的人，也可以去華爾街工作，那裏的工資比世行高的多，毋須向財政部上繳。如果實行這個政策，不是要把中國人從世行趕跑嗎？」我還告訴他，我已經接受了去大學教書的聘請，不久會離開，所以財政部的政策與我無關，但是希望更多的中國人加入世行，財政部這麽做豈不是竭澤而漁嗎？
徐先生同意我的意見，说他只是德馨筒，也沒有辦法。其實無論是財政部還是執董辦公室都無法強制執行上繳政策，因為不符合世行的規定，所以只能悄悄地告訴我們，還嘱咐我們，不是與外人道。
我離開世行之後，楊吕伯给找打了一個電話，神秘地說：「單偉建，你一走，幫了我們大忙了，要感謝你。」說完了就吃吃地笑。我一頭霧水，問他為什麽感謝我？他說我走後，徐乃炯先生給財政部打了一個報告，大意說你們搞了一個中國僱員工資上繳一部分的規定，結果有人辭職了，我們希望有中國人加入世行，不能把中國人趕走呀。就這樣，財政部的規定就不了了之。
其實徐先生知道，我在財政部的上繳政策出籠之前就已經決定去教書了，但他很智慧地利用了我的离開糾正了一個錯誤的決定。而我的離開給其他的中國雇员造福，也是完全意想不到的。
我們定居在新澤西州名為「樱桃山」（CherryHill）的小鎮，與費城間隔着一條德拉瓦尔河（DelawareRiver）。我每周一般只有兩天需要到學校教課，剩餘的時間有時去學校、有時在家裏做研究、寫論文。櫻鎮以同名的購物中心而聞名，據說是美國東海岸第一座室內空調購物中心，建於1960年代，至今仍然是方圆數英里內唯一的大型購物中心。除此之外，櫻桃山是一個典型的新澤西小鎮，綠樹成蔭的街道兩邊，是市郊常見的住房。
我們花了大約16萬美元在格林維爾路（GreenvaleRoad）買了一棟雨層、四居室、带兩個車庫的房子，前有草地，後有院子。對於拿教授薪酬的人來說，看起來有點貴，但是經紀人告訴我們毋須猶豫：「過去20年來，這裏的房價一直在上漲。放心，還會漲。」
但自打我們搬進來，那裏的房價就停止上漲了。10年之後，我們賣掉這座房子，賣價只是当初卖价三分之二左右。
我們很快就和許多鄰居成了朋友。櫻桃山住着很多猶太人，經常邀請我們去吃飯。猶太人待客的方式和中國人相似，傾其所有，源源不斷。當然中國人待客更熱情，恨不得把客人撐死、一醉方休。我想猶太人和中國人在漫長的歷史中，時常遭受饑荒的經歷刻在基因上，因此待客的最高敬意就是確保客人酒是飯飽。
我們加入了位於斯普林代爾路（SpringdaleRoad）的猶太人社區中心，那裏有一個大的室内游泳池和其他設施，我們經常帶兒子去游泳。註册入會時，接待我的女士用困惑的眼神盯着我，一臉狐疑。我微笑着對她溫和地說：「怎麽？你沒見過中國猶太人嗎？！
其實，中國河南開封自古以来就有一个犹太人的群体，只不过像进入中國的所有異族人一樣，在歷史上渐漸被漢人和漢文化同化了。
像美國許多頂尖大學一樣，沃頓商學院首先是研究機構，其次才是教育機構。學院對於學術研究的重視程度遠遠高於教學，教授在公認一流的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才被視為學術成就。至於教學，只是一個必不可缺的工作而已，教得好壞與教職的升遷關系不大。
在頂級商學院中，只有哈佛例外，系統地創作僅以教學為目的商業案例，而且将案例出售給其他學校用作教材。沃頓的教授也寫案例，但是這些案例並不被視為學術成就。大多數教授教課負擔相當輕，通常每學期一門課，最多不超過兩門，剩下的時問用於研究。如果一個教授能從別的地方找到研究經費，他就能「買斷」一個學期的課程，毋須教課，專心於研究。這是擁有雄厚師資且資源充分的學校的優勢。
我感覺在沃頓當教授和在柏克萊當博士生區別不太大，還是教課和做研究。不同的是，教授擁有很多資源、自己的研究助理和極大的自由和靈活性。除了相對輕鬆的教学时间表外，教授可以自由支配时间，更不用說一年總共有四五個月的寒暑假了。沒有強烈的自律，年輕教授很容易分心。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园在西费城，与市中心隔着斯庫爾基爾河。這風景優美，兩岸綠樹成蔭，東岸有一長排船屋，攀上河岸就是宏偉的費城藝術博物館。競舟是一項熱門運動，天氣好的時候，光滑的賽艇在划手有節奏的運動推動下，沿着平靜的河流平穩滑行，令人心旷神怡。
費城國際機場東北角，有一個廢置不用的海軍造船廠。在此處斯庫爾基爾河滙入洶湧澎湃的德拉瓦爾河，此河將賓夕法尼亞州和新澤西州分隔開來。横跨德拉瓦爾河有兩座大橋，均以本地最著名的歷史人物命名；一座是富蘭克林（BenjaminFranklin）大桥，另一座以出入在新泽西州卡母登市（Camden）的著名詩人沃爾特惠特曼（WaltWhitman）的名字命名。我從櫻桃山鎮的家開車去上班，通過其都只需大約20分鐘。
寶大校園相當漂亮，林蔭小路蜿蜒穿過精心護理的綠色草地。然而，大學周圍的環境不大好，走出幾個街區，大學建築被破舊的排屋所仪代，那裏犯罪率高。很少有教授選擇住在學校附近，而是居住在新澤西州或費城西北郊區比較富裕的地區，叫做主線區（MainLine）。新澤西一邊櫻桃山一带的房子一般都很普通，風格相似，但費城一邊的主線區是老的住它區，有許多不同風格和年代的房子，屋前有大草坪和成熟的樹木。相比之下，我們更喜歡櫻桃山，主要是因為交通方便，兩條高速公路几乎直达校园，而如果從費城的主線區開車只能走市內的街道，花費相當長的時間。
與三藩市和華盛頓相比，費城地區周末可供娛樂的場所不多，其中我們最喜歡的是朗伍德花園（LongwoodGardens），位於賓大以西約50公里處。它是工業家皮埃爾，撒謬耳，杜邦（PierreSamuelduPont）的遺產，所以也被稱為杜邦花園。杜邦本人一生都是通用汽車公司和杜邦化學公司的總裁。朗伍德花園佔地約4平方公里，其中有花園、樹林、草地、噴泉、池塘，以及各類奇花異草和精美園藝。一個人能積累如此巨大的財富來建造這座宏大的花園，還能留下足夠的財富來永久維持照料它的開支，令人不可思議。
與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相比，賓大有點死氣沉沉。除了校際美式足球賽，幾乎沒有重大的校園活動，各系之間也少有互動。在柏克萊，所有教授上課時都穿休開服，甚至牛仔褲；而在賓大，幾乎每個教授都穿西装打領帶，突顯美國東、西海岸城市文化的差異。在柏克萊，幾乎每周都有來自學術界、政界和文化界的名人發表演講或舉辦活動，而在賓大很少有此類活動。
這可能並不是因為賓大比柏克萊更趨於保守，而是因為費城並不處在交通要道，尤其不是外國人訪美的必經之地。費城火車站不過是連接紐約和華盛頓的一個經停站，與此相比，三藩市是美國的門戶和西海岸的文化中心；波士頓擁有眾多的高等學府和研究機構，是世界上主要的學術中心之一；紐約嘛，當然是紐約，金融文化中心。這些城市都是外國訪客的必經之地。我後來才了解到這個區別，有些後悔當初沒有接受麻省理工的聘請。
我教授本科和研究生的課程，學生來自不同的種族背景，也有相常多的外國學生，他們都是高材生。我告訴學生，我可能有資格當教授，但我如果報考沃頓當學生的話未必能夠被錄取。這並非開玩笑。
教書對我來說不難，常年在柏克萊做助教的經歷對我的新工作很有幫助。教授這些優秀的學生很有趣，也很辛苦。堂課演講可能只需要一個小時，但要講好通常需要幾個小時的備課。不光教授給學生打分，學生通過選課實際上也給教授打分學生不喜歡的教授，就不選他的課，課堂上學生少，教授自然尴尬。
我從學生、尤其是研究生的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這些學生平均擁有五六年的工作經驗，而我教授管理，卻沒有一天管理企業的經驗，給他們講授管理就像沒有上過戰場的人給打過仗的人講授戰爭藝術。當然他們有實踐我有理論，他們知其然，未必知其所以然。教授的工作就是講解所以然，以拓宽學生的知識範圍，教給他們分析工具、方法和思維方式，使他們能夠做出更好的判斷和決策。就像當教練，幾乎沒有教練在競賽時能夠擊敗他隊裏的運動員，但是教練可以幫助運動員提升和超越自我。
儘管如此，回想起來，教授管理而缺少真正的管理經驗，難免紙上談兵。多年之後，我離開學術界從事金融，有一次被邀請去演講，聽眾是一群哥倫比亞大學工商管理碩士班的學生。當時我牽頭的一項很成功的投資已經成了哈佛商學院的經典案例，學生們研讀了這個案例，對交易中他們不解的地方向我提問。他們說他們的教授講解了當時交易雙方決策的動機和依據，讓我證實。我一聽，就知道他們的教授是憑自己的想像猜測，聽起來符合邏輯，但與事實不符。我只好告訴學生們：「不要總相信教授的話。」
外國學生在參與課堂討論時通常不如美國學生活躍，但他們的觀點往往能夠提供與美國人不同的觀察視角，啟迪其他的學生，也使大家領會到在國際市場做生意時懂得文化差異的重要性。
1980年代末，日本經濟的崛起和日本的做事方式是商學院的大話題。當時管理學普遍接受的概念是任何企業必須專業化，打造其「核心競爭力」。但在美國企業搞專業化並鍛造其核心競爭力的同時，日本和韓國的企業卻背道而馳，高度多元化。當時口、韓企業集團大舉進軍美國市場，攻城掠地。豐田、日立和索尼等品牌變得家喻戶曉，往往超過老的美國品牌。有鑑於此，一家公司應該專業化還是多元化？看起來是個謎，原因在於口、韓國內市場結構和金融體系不同。不了解這些不同之處，就不知道在國際競爭中政府政策的作用，就不了解各國企業組織和戰略上的差別，就難以理解為什麽企業在不同的市場要採用不同的組織方式和經營策略。
沃頓有一項政策，鼓勵教授們不時带學生去教師俱樂部用餐，有時，學生也請教授出去吃午飯。我總是喜歡在隨意的環境中和學生交談，分享故事或笑話。至今我仍然記得一個笑話。當時我們一群人一邊吃飯，一邊間聊各國航空公司之間的優劣。大家都認為德國的漢莎航空服務好。一位女生講了個笑話；一架漢莎的飛機在飛行中遭遇機械故障，不得不在大海中迫降。當飛機開始慢慢沉入水中時，空姐通過揚悍器向旅客致謝。這個女生用帶有濃重德國口音的英語模仿空姐的話：「請會游水的乘客從機船後門出去，對於不會游泳的乘客，非常感謝你們乘坐漢莎航空公司的飛機！」
當我在講授跨國公司管理的課程時，班裏有幾個來自美國西點軍校的交換學生。我有時和他們邊吃飯邊聊天。他們和沃頓的其他學生一樣，聰明、好奇，給人的印象是謙遜、彬彬有禮。這讓我感到有些意外，也許是因為我期望他們更具男子漢氣概和直率。我不知道跨國公司管理的知識與他們的軍事生涯有什麽關聯，但美國的軍校要求其精英學員接受如此廣泛教育，想必是因為管理現代軍事機器的複雜程度不亞於大企業。
頂尖學校爭奪最好的學生，一個學校在美國《商業周刊》或《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中被評為全美乃至世界第一是件大事，沃頓曾經多次被評為第一。儘管如此，我個人並不認為一流學校之間的教學品質有顯著差異，因為教學方法和教材都是相似的。但是學校的品牌和排名對學生未來的僱主來說很重要。因此，我認為學生除了學習知識之外，上名牌學校還有兩個重要目的；一個是貼上名牌的標籤，另一個是在校期间建立起朋友關系網。這個人脈資源對於他們的職業生涯價偵無窮。
我的大部分時間花在學術研究上。我當教授之前尚未在頂級學術刊物上發衣過研究論文，這個過程是一種新的體驗。我的同事們，尤其是與我同級的教授們，很熱情、慷慨地給我出主意，幫助審閱我的論文稿。在大多數情況下，學術刊物會將送交的論文寄送給其他同行匿名評審，由評審者決定取捨。這個過程有利有弊。好處常然是保證品質和原創性，弊端是程序相當漫長，一篇論文可能需要數月甚至數年才能被接受發表，或是更令人沮丧的被拒絕。有時，三個評審者中的一個人，會要求作者反覆修改，即使另外兩個已經認可了也無可奈何。某種程度上，發表學術論文就像一個必須學會玩的遊戲；你要懂得選擇正確的期刊來遞交你的作品，某些主题和寫作方式會引導编輯把論文送給比較欣賞你的研究方向的同行去評審，因此提高論文被接受的機會。
我漸漸適應了沃頓商學院的工作，全家也習慣了櫻桃山鎮的生活。正在此時，一個突如其來的事件打亂了我們的生活。來到沃頓第二年，秋季學期開始後不久，我們出乎意料地收到了美國移民局的一封信函，命令我們全家限期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