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峰迴路轉
1971年毛澤東的接班人林彪出逃墜機的「913事件」之後，毛澤東想起了文革當中被打倒的許多舊人，包括鄧小平。鄧小平在文革之初被打成黨内第二號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位列劉少奇之後。與劉不同的是，鄧雖然被罷官，並沒有被開除出黨。他被送到江西南昌附近的一個拖拉機修理廠工作。當年的11月5日，他才聽到關於林彪事件的傳達，幾乎與我們這些遠在內蒙的平頭百姓同時得到消息。
鄧給毛澤東寫了幾次信，要求工作。在1972年8月的信中，他說：「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作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想他這麽說是韜晦之策，因為毛澤東最為在意他人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如果鄧表示反對，毛不可能重新啟用他。鄧退在信中表示，自己身體很好，剛剛68歳，還可以為黨再多做20年工作。1973年初，全國傳達了中央文件，鄧小平復出任副總理，協助周恩來總理工作。毛澤東說鄧小平人才難得，「柔中寓鋼，綿裹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銅鐵公司」。可見，毛澤東對鄧小平很讃賞，但是也深知鄧有自己的主见。
文革至此，經過無數事例，老百姓漸漸明白，中央說的好人，可能一夜之間變成罪大惡極的壞人，壤人也可以一夜之間變成好人，好壞全在偉大領袖的一念間。所以好人未必好，壞人未必壤。老百姓普遍歡迎老幹部復出，他們是共產黨打天下的功臣，比文革中跟升的新贵有威望。記得我們排裏一個北京人，外號叫「勺子」，他說過一句玩笑話——北京那些坐紅旗輸車的新貴，把他拉出來問，你憑什麽可以坐轎車，他自己也說不清楚。雖然他是說笑話，但說明老百姓搞不清楚新贵的來歷，對他們很不屑。
285所以鄧小平從全國第二號大走資派，一夜之間變成國務院副總理，大家也不奇怪。鄧復出之後，就有了考試選拔大學生的辦法。雖說張鐵生交白卷之後這個辦法又被取消了，但大學招生的工作没有停。
1974年，鄧小平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了聯合國大會。這樣看起來，由於林彪的倒台，共產黨內溫和派在與激進派較量中開始佔上風。一些激進的政策，尤其是針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慢慢被糾正。甚至有些被禁的書籍，也在內部重新發行。譬如美國記者夏伊勒（WilliamL..Shirer）所著的《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的歷史》（TheRiseandFalloftheThirdReich；aHistoryofNaziGermany）文革之前曾經內部發行，被禁多年後，在1974年再版，雖然仍然內部發行，讀者對象是高級幹部，但是由於不再嚴格控制，我遠在内蒙，也看到了在朋友之間傳閱的此書。
文化大革命還在繼續，但周恩來和鄧小平務實的政策，讓中國人的生活多少恢復了一些理智。
我終於了解到為什麽團部把我從上大學的名單上除去，事情就壞在我們幾個人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寫的那封信。
李榮田在團部的一名姓李的幹事那裏看到了一份文件，叫《信訪簡報》，其中原文刊藏了我們的兩封告狀信。據說周總理辦公室把信轉給兵團司令部和內蒙白治區的黨委，要求兵團重視信中所提的意見，並酌情解決存在的問題。白治區的第三把手是一位姓鄧的書記，他寫了一個批示，要求兵團「各級黨委加以重視，並將寫信的這些人好好培養，提拔到領導崗位上來；等等。
顯然，信也轉給了十九團的團部。我們三個寫信的人從來沒有接到過任何回音。可想而知，兵團的領導對於下面有人告御狀不高興。不過，既然總理辦公室發話了，他們對告狀的人無可奈何，但是把我的名字從上大學的名單中去除，就不奇怪了。
團裏不能明說是給我穿小鞋，指導員告訴我團部認為我的年龄比較輕，應該讓歲數大的同志優先。這當然是藉口，我那一年都快21歲了。但我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好在黄樹榮被批准上大學了，去的是北京鋼鐵學院，學煉鋼。當時上哪個學校，讀什麽專業完全不徵求本人的意見，由上面任意分配。黄樹榮是好朋友，比我大四歲，上大學有歲數的限制，如果這一次失去機會，明年他就過歲数了。所以他能夠被選上，我很替他高興。
失去上學的機會，讓我很痛苦了一段時間，但我挺過去了，每天装着心情愉快的樣子，扛着鐵鍬下地幹活；下工回來繼續走門串戶，廣交人緣，仍然當排球裁判，仍然晚上偷偷地在工具棚裏讀書，一切照舊。每天下地幹活是需要毅力的。放棄太容易了，大多數人都不經常下地，我完全可以不下地，天天看書。如果我那樣做，以後就再也沒有上學的機會了，沒人再會投我的票，領導也不會批准我。我想明白了，歷史上有很多人生不逢時，懷才不遇，乃至一電子一事無成，道是命運使然，沒有什麽好遺憾的。但是如果哪一天機會來了，因為自己沒有準備好而錯失良機，那麼只能責怪自己。所以我要不斷學習，随時準備着，不辜負自己就好了。
一年終於過去了，這是度日如年的一年。1975年的夏天，大學招生又開始了。上面給了五連9個名額，還是使用群眾推薦的方式。但這次，領導沒有讓我進入招生小組。我想上次我得票率高不但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指導員的意料，他無意中幫了我一個大忙，這问他不想再犯錯誤了。
指導員指定三排的副排長張英建為招生小組的成員。張也是北京人，因為是從九連調到五連的，大家給他起了個外號叫「老九」。老九微胖，方頭大耳，經常笑瞇瞇的，一臉福相。他雖然是個不大不小的官，但待人隨和，所以人緣很好，幹活也是一把好手，我們經常在一起幹活，幾乎無話不談。他進入了招生小組，可以給我傳遞不少內部信息。群眾推薦的方式和民主選舉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沒有公開競選，爭取選票只有靠勞動表現好和人緣好。除此之外，還要韜晦。誰要是表露出想上大學的強烈願望，就被認為不安心工作，不想扎根邊疆，那就根本失去了被選上的可能性。
批判林彪的時候，揭露林彪說過一句話：「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
這句話很反映時代的特點，韜晦和偽裝成了生存的必要。
其實人人心知肚明，大家都想上大學，即便不想讀書，也想回城。可是，在那時的氛圍當中，只能當偽君子。現在想來，在那個年代，我們能夠鼓搗着內蒙兵團二師十九團五連搞不記名的投票選舉，也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投票於1975年8月10日舉行，第二天連裏公布了結果。全連大概二百多人投票（沒有公布總票數），張英建得票最多。我排名第二，僅僅比他少了幾張選票，得到118票，比去年還多了25票。
我很感激投我一票的戰友們。他們中的很多人，尤其是女生，和我並不熟悉，我猜測投我一票的原因不只因為我好學、幹活努力，恐怕也是同情我去年被莫名其妙刷下的遭遇，再支持我一把。看來，每人心中都有一把公平秤呀。我至今都感激他們，也慶幸自己沒有破罐破摔，白暴自棄，蒼天不負苦心人。
8月14日，招生小組召開會議，小组成員已經從去年的4個擴大到11個，其中包括連領導，各排的排长或副排長。招生小组內部又搞了一輪針對所有候選人的投票，結果我獲得9票支持，2票反對。指導員最終計算票數，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說我得到了8票贊成，落掉了一票。我之所以對招生小组内部的情況瞭若指掌，是因為張英建把開會的内容一五一十悄悄轉告給我。
英建說，他發現老指算錯了我的票數，他不知道老指是否故意的，所以不敢糾正，生怕得罪了領導，影響自己上學的機會。我完全理解他的謹慎。
其後，全連開會。指導員說，黨的決策原則是民主集中制，投票選舉和招生小組的商議是民主，連領導做最後決定是集中。隨之他宣布了候選人的名單，其中並沒有我。他一「集中」，就把我擠出去了。
我這時已經修煉到處變不驚了。有了去年的教訓，我本來也沒有抱太大的期望，對指導員的決定有一定的心理準備，當然還是感到很失望，也很失落。
上級領導有規定，候選人的名單報到團部的時候必須附帶群眾推薦的意見，所以每個班都要討論，對每個候選人提出評語，滙總之後在全連大會上宣讀。
「群眾意見」對每個候選人褒貶不一，張英建獲得了很多好評，而有一個入選的女生得票大概只有我的零頭，本來不應該入圍，所以群眾對她很有意見，說她刻意接近領導。這是客氣的說法，言外之意是不擇手段討好領導。聽說會後這位女生到連部，痛哭流涕地要求把她的名字從候選名單上去除。
因為我不在入選的名單上，所以並沒有徵求針對我的群眾意見，但有不少人替我打抱不平，到連部提意見。我猜測這大概使指導員很難堪，他口口聲聲說尊重群眾意見，又無法解釋為什麽取消我的資格。在這種情況下，連領導決定作出一個尊重民意的姿態。
一天，我正在房間裏讀書，通訊員來找我，說指導員召見。見了面，指導員說，連部經過認真考慮，決定也推薦我上大學，不過是作為候補。他解釋說上級給五連的名額是9個，連裹準備再上報兩位候補的一旦排在前面的候選人被淘汰，候補人可以替補上去。他說所有的候選人以及候補人還要經過一系列的審核，包括政審（家庭出身、個人表現等等）、身體檢查，招考的學校也要認可，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人可能被淘汰，所以候補還是有機會的。
我本來已經完全放棄希望了，這個決定出乎我的意料，雖然機會渺茫，但聊勝於無。我想指導員也夠狡猾的，用個候補的方式，既可平总群眾的不滿，又不給我一個真正的機會。
推薦名單上報團部之後，我就想方設法打探消息。後來聽說，在團部的黨委會討論時，對於是否批准我有爭議，但是有3個從知青當中提拔起來的委員支持我。也許都是知青，惺惺相惜吧。得益於此，最終團部批准了我的候補資格，但仍然是兩個候補人中的末位。
所有候選和候補人都被召集到壩頭的團部醫院檢查身體。當時上大學對於身體健康的要求非常挑剔，必須一點毛病沒有。
我自知身體很好，但是萬一檢查出來點毛病怎麽辦？譬如在X光片上發現一個陰影，譬如哪項化驗出現異常，稍微有點毛病都可能斷送前程。我內心十分緊張。
檢查的結果顯示我很健康，速一顆蛀牙都沒有。但是血壓偏高，達到130／90。我知道這是心裏緊張的結果，就讓護士再量，結果每測量一次，血壓就上升一點。我實在是太緊張了。而且護士還說，我的心跳有些杂音。
我十分沮喪，我可以像騾子一樣幹苦力，難道讀書對於身體的要求更高嗎？這實在是太不公平了。我學過醫，曾經無數次聽自己的心臟，完全正常，一個護士耳朵聽差了，就可能毁掉我的前程呀。
我趕忙去找團部醫院的于醫生。我已經很久沒有見到他了。我給他看檢查結果，急切地告訴他護士測出的血壓和心跳有可能讓我落選，請他再給我好好檢查一下。他看着我，臉上沒有什麽表情，根本沒有碰聽診器，而是把我的健康表格拿過去，用自來水筆在血壓一欄中填上120／80————完全正常，心跳也填上正常。完事了。于醫生真是個好人，在關鍵的時候又幫了我一把。
所有的結果都完全正常，光看這個表，我可能是世界上最健康的人。這一關算是過去了。
和我同在排的陳德才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被推薦上中專，比上大學略次一，等。他的X光片顯示肺部有一個很小的陰影，估計是以前得過肺結核，自己並不知道，後來白癒了，但留下鈣化的痕跡。這從來沒有影響他幹活，他身材高大，外號大德才，脾氣特别好，時不時和同樣來白天津的李寶權拌嘴打趣，幹活很賣力氣，所以才能被大家推選上學。沒想到身體檢查不及格，不能去上學，還要回去幹苦力。
大德才被淘汰之後，我從第二候補變成了第一候補。更沒有料到，另一個候烟人因為身高不夠被淘汰了。上大學要求身高不低於1.45米，這位女生身高1.43米，差了兩厘米。這樣被淘汰比大德才还要冤，但当時的規定就是如此，無可奈何。
按理說，我可以踏身到正式候選人之列了，但團部的黨委常委開會，沒有知青的委員參加，決定又把我的名字放入候補的名單。名單報到師部，是否能夠批准，仍是未知數，我每天都在焦急地等待消息。時不時有傳言，有的說我被刷下來了，後來又說我仍然在名單上，搞得我每日心神不定。
那些日子的日記反映我當時倍受煎熬的心情：
1975年9月8日，星期一，濃雲密布，昨晚雨
大學之事希望渺渺。……令人坐臥不安。團裏恨我之切骨，非所預料。本來招生辦已經把我提名為候選人，但是常委們又把我的名字從主要名單上劃掉，放到了候補名單上。名單已經上報師部。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從主要名單上被淘汰。看來我是沒有希望了。該做的我都做了，現在只能聽天由命。感到煩躁不安。
1975年9月10日，星期三，陰轉晴
昨天先是有壞消息，說我被刷下來了。後經核查消息不實。令人鬱悶。今天得到消息，說是還有希望，但是沒有定論，難以安心。
明天要收割糜子了，我磨了鐮刀。焦急的等待把我折磨得痛苦萬分。
正常我覺得無望的時候，突然來了通知，讓我到師部去參加考試。我不知道要考什麽。1973年曾經搞過一次考大學，後來被張鐵生給鬧黄了，現在的制度是從工農兵中選拔，由群眾推薦，為何又要考試呢？我在内蒙兵團呆了六年了，這是第一次到設在烏拉特前旗的師部。在師部大樓的一個小房間裏，我見到了一個招生老師。
我不知道他要考什麽，心裏有些緊張。他拿出一份《人民日報》，讓我朗誦其中一篇短文。我是北京人，普通話當然沒有問題，我模仿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音員的聲音，字正腔圓地把文章朗讀了一遍。
之後，他點點頭說：「好，很好。」
我心想，小菜一碟。心情立刻放鬆下來。
然後他讓我寫一篇作文。他坐在我的對面監考，手裏拿着一張報紙讀，時不時瞟我一眼。
我知道學校要求的標準是「又紅又專」，那麽我要讓閱卷的人知道我這兩個標準都符合了，但不能自吹自擂，只能在字裏行間带出來這兩層意思。「紅」就是所謂的革命性，我描述了來到內蒙戈壁，面對艱苦生活和辛勤勞動，如何從不適應到適應，如何改造了我的世界觀，使我認識到改變邊境地區落後狀況的必要性。經過了6年的勞動鍛煉，我的思想和貧下中農愈來愈接近。
至於「專」，在勞動的實踐中，我深深體會到知識的重要性，作為一名知識青年，我努力學習，而且學以致用，把知識運用到生產實踐當中。我舉了一個例子，還盡了一張圖，說明我如何利用三角學的原理來丈量農地，比手工丈量提高了效率也節省了時間。
我寫的這些內容，包括丈量土地的例子，不是编出來的，而是親身經驗，所以可以不假思索，一氣呵成了五真紙。收尾時我說，如果給我上大學的機會，我會努力學習，更好地為人民服務。這也是我的真實想法。
我交卷的時候，他略微有點吃驚，大概沒有想到我這麽快就寫完了。他拿過去，當着我的面讀卷。我盯着他的臉，心裏很輕鬆，對自己的作品很有信心。
他讀的很認真，當他抬起頭的時候，我看得出來，他很滿意。他把文章放在一邊，然後問我：「你想學什麽專業？」
我老實說想報名上內蒙古大學，學習中文。
他問我為什麽要選擇內蒙大學。我說因為我知道沒有人願意去上内蒙大學，那裏錄取的機會應該比較高。我說很多人上學的目的是回城，而我確實渴望去學習，任何大學要我，我都心滿意是，學什麽都可以。這時，他告訴我說他叫李國忠，來自北京對外貿易學院，要招收一名學習外語的學生。後來我了解到，外貿學院認為學外語的學生必須年紀比較輕，因為歲數愈大，學起來愈難。兵團戰士當中，最年輕的就是像我這樣的69屆。這一屆雖然年紀比較輕，但只受過小學教育，未必每個人都有能力學外文。李國忠的任務是選一個最起碼口齒清楚，會讀會寫中文，有能力學外語的學生。
他問我；如果你被錄取了，你想學哪種語言？」我不假思索地說：「法語。」
他臉上掠過一絲困惑，問：「為什麽想學法語？」
我說已經自學英語很多年了，掌握了不少詞彙，想再學一種新的語言。我沒敢告訴他，我經常聽美國之音的《英語900句》節目。
他笑了，似乎對我的回答很滿意。但他說：「你還是應該去學英文。除了中文，世界上說英語的人比說任何其他語言的人都多，學英語比學法文更有用。」
當然，學什麽都行，我很堅決地點頭表示同意。
就這樣，考試完成了，他讓我回去等消息。我臨出門的時候，他說：「給你爸爸媽媽寫封信。」我聽了很感動，但又不大理解他的意思，他是讓我告訴父母能去上大學了？還是他理解父母思念兒女的心情，一般性地叮囑我？我無法判斷，也不敢問，但希望是前者。
我知道考試過關了，但是也知道，這不是最後一關。能不能上大學，還需要師部的批准。
幾天過去了，一點消息都沒有。我時刻處於煎熬中，心衷做了最壞的打算，反覆告誠自己，上不成大學也不是世界末日，聽天由命吧。
9月14日，是個休息日，秋高氣爽，我騎着一匹借來的馬去分團部看望王大成。分團部離我連不遠，十幾分鐘就到了。這是一排平房，進了大門左右兩邊各有一條走廊，走廊朝南的一邊是一排房間，有的是宿舍，有的是辦公室。
大成是我的朋友，本來也在五連，後來被抽調到分團部負責水利建設。分團部的條件好，他自己有一間屋子。我坐在他的床邊上和他聊天。那天陽光燦爛，透過窗戶照進來，滿屋子亮堂堂的。
大成的宿舍隔壁就是分團部電話總機接線台。每個連隊的連部有一部手搖電話，打電話的時候，轉動幾下手柄，給電話充上電，拿起話筒就接到了總機，然後由接線員接通所需的線路。外面有電話打進來，也要通過接線員。通常，只有各級領導可以使用電話。
總機室裏有兩個女接線員，也是兵團戰士。大成和她們很熟悉，我和她們也有點頭之交。我和大成正聊着，有人敲門，然後其中的一名接線員從門縫探進頭來，看着我說：「電話裏正在說你呢。」
我一躍而起，衝到隔壁的總機室。另一個接線員戴着耳機，正在傾聽，看到我進來，把右手食指豎在嘴唇上，示意我保持安靜。
過一會，她掛斷電話，抬起頭來對我說：「剛才是團部給你們五連打電話，通知被批准上大學的名單，有你的名字。」
我大喜過望，幾乎說不出話來。終於時來運轉，這真是天大的喜訊。我對她倆連連道謝。按照她們的紀律，告訴我這個消息算是洩密，但她們絲毫沒有猶豫，也沒有叮囑我保密，可見對我的信任，怎能不讓我深為感激？在她們和大成的面前，我完全沒有必要掩飾自己喜悅的心情。他們都替我高興，表示祝賀。
我趕緊與大成道別，跑出去，解開拴馬繩子，跳上馬背，向連隊的方向飛奔而去。幾秒鐘之後，我勒馬放慢了速度。我在內蒙那麽多年，很少有馬騎，騎術不高，我突然想到，如果此時此刻，萬一墜馬摔死或重傷，豈不成了笑話和悲劇？我還是小心點吧。突然之問，生命變得珍貴起来。
刚刚回到營房，就碰见了通訊員小謝，他正在找我，要我去建部。我已經知道原因。到了連部，我喊了一聲報告。指導員正在看于中的一張紙，他抬起頭說：「進來吧。」然後面帶笑容地打量若我說：「小單，五連的群眾和領導推薦你上大學，團夷批准之後上報師部，剛剛接到通知，師裏批准送你去上大學。他頓了一下，沒有等我反應，又接着說；你要上的學校是北京的外貿學院，學習外語，你可以隨時回北京去報到。」
我努力擪抑着自己喜悅的心情，對指導員表示了感謝。他又說了幾句勉勵我的話，好好學習，不要辜負兵團領導對妳的期望等等。
回到宿舍，我立即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幾個同屋。那天恰巧有一輛運貨的拖拉機去烏拉特前旗，我決定立即動身回北京。我仍然不敢相信這一切是真的，生怕夜長夢多，萬一領導改變了主意，我就走不成了。我拿上書包，其他的東西都不要了，留給了李寶權。我走得很匆忙，沒來得及和每一個人道別。
經過一番顛簸，拖拉機停在烏拉特前旗邊上的一個兵團駐地，道衷離前旗的火車站可能要走一個小時。我不知道當天最後一趟班車開車的時間，擔心買不到火車票誤了班車，心急如焚。就在此時，我注意到一個營房的門口放着一架腳踏車，沒有上鎖。我不假思索，推上腳踏車，一躍而上，用力蹬車，衝出營房。
就在此時，我聽到後面有人喊叫，回頭一看，幾個人手裏拿着鐵锹跑步追上來了。我嚇壞了，如果他們抓住我，一定把我當作小偷暴打一頓，我將百口莫辯。我使是吃奶的力氣拚命蹬車，漸漸和追趕的人拉開了距離，最終看不見他們了。我鬆了一口氣。萬一他們追上我，或者萬一車的鏈條斷了，我簡直不敢想像我的下場。回想起來，我都後怕，離開戈壁的心情如此急切，完全忘記考慮後果。
所幸買到了票，而且下一趟班車還有幾個小時才開。我騎着車子，慢悠悠地回到那個營房。剛才逃命，耗盡了我的體力，現在鬆懈下來，倍感疲勞。
營房裏的人看到我把腳踏車送回來了，非常驚訝。他們了解了原委之後馬上原諒了我，說：「你真夠瘋狂的，萬一剛才抓住了你，說不定把你打個半死。我們還在說怎麽有人敢在光天化口之下，在營房門门倫屯。」在內蒙，腳踏車是貴重財產，丟了是件大事。大家邊說邊笑，還有人給我端來一碗熱開水。他們都說我運氣好，回北京上學運氣好，偷中沒被抓住也是翘氣好。有個人說：「運氣來了，啥都擋不住。」
當天晚上，我登上了去北京的火中，提到嗓子眼的心，終於落下去了。回想這一天，從聽到消息，到坐上火车，我馬不停蹄，像逃命一樣，離開我奉獻了六年青春的土地。
此時，我忽然想起來，忘記把我的鐵鍬帶走。我的鐵鍬是我的驕傲，也是我的寶貝。我天天用它，天天打磨，鍬面磨的鍠亮，光可鑑人。用它挖上，一插到底，泥士下的草根和蘆葦根，迎刃而解。這把鐵鍬，天天伴隨我，不知省卻了我多少力氣。但我臨走竟然把它忘記了。我多麽希望永遠保存它，時時提醒我戈壁灘的生活。
火車咕咚咕咚地向前開，我的思絡轉向我的戰友們，尤其是那些沒有來得及告別的朋友。此去不知何時才能重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