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多事之秋
早在1972年，周恩來就被診斷患有膀胱癌。到1974年，他的癌症已經擴散。随着病情恶化，管理國家的重擔大部分落到了鄧小平身上。
鄧小平出生於1904年，比周恩來小六歲，比毛澤東小十一歲。他在留法期間，經周恩來介紹於1924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参加過長征，1947年，奉命與劉伯承率軍南渡黃河，進入大別山，並於1948年挺進中原。淮海戰役中，他任前敵委员會的總書記，參與指揮了淮海戰役以及爾後的渡江戰役，功動卓著。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鄧小平已經是共產黨的主要领導人之一，那時只有45歲。
1954年，鄧小平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同時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56年起，他出任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毛澤東在大躍進之後「退居二線」，鄧小平協助在「一線」工作的劉少奇，調整恢復在大躍進中受到重創的經濟，直到1966文革開始後與劉少奇幾乎同時被打倒。
鄧小平做事的風格舉重若輕，以柔克剛，深得毛澤東的賞識。但鄧小平「不管黑貓白貓，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的務實原則，不可避免和毛澤東凡事政治掛帥的思想衝突。對於毛澤東，貓的顏色比貓的本領更重要。文革中棰左派奉行的的路線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资本主義的苗」不能讓衛星上天，紅旗落地」。
1975年1月，70歲的鄧小平被任命為共產黨的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和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主持國務院的日常工作。他對於文革所造成的混亂深恶痛絕，一旦大權在握，就迫不及待地開始「全面整頓」。
1974年，開創中美關係的尼克遜總統因為水門事件被彈劾，於同年8月辭職。此前，他曾任命福特（GeraldFord）為副總統，接替於1973年辭職的阿格紐（SpiroT．Agnew）。尼克遜辭職後，福特於8月9日宣誓就職，成為唯一未參加過任何選舉的美國總統。
1975年9月中旬，去内蒙戈壁六年後，我回到了北京。這幾年，全家五口人天各一方。母親先是去東北、後來又去了河南的五七幹校，勞動了好幾年，此時也回到了北京。姐姐偉民幾乎與我同時離開北京，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工作了五年，被推薦到北京工業大學就讀自動控制專業。弟弟偉中當年因為年幼留在北京，後來上了一所技工學校學化學，下鄉勞動時被脫麥機切斷了半侗指頭，後來在化工廠工作時因毒氣洩漏中毒，差點去了命。
文革一開始，父親就受審查，但是我們幾個子女一無所知。審查的原因是懷疑他是假黨員。他是在抗日戰爭後期加入共產業的，到了文革的時候，兩個入黛介紹人之一已經去世，另一個發現自己介紹入黨的人很多人都成了「黑幫」而被打倒，生怕受牵連，所以一概否認曾是介紹人。父親接受審查六年，幸虧他單位的造反派比較負責任，多次到山東找他的入黨介紹人調查，最後告訴此人父親沒有其他問題，才使得此人承認這段歷史，從而解脫了他。
父親直到他的問題解決之後才告訴我們這件事。之前瞞着我們，是怕我們擔驚受怕。幸虧他的問題解決了，否則我和姐姐都不可能上大學。1971年中國电返聯合國；1972年，中國派代表剛參加在智利首都聖地牙哥舉行的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父親作為代表參加了。後來外貿部派他到非洲的索馬里當商務參贊，直到我回京後的第二年，才卸任回京。至此，全家重新團圓。
北京對外貿易學院（1984年改名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建校於1950年代，隸屬外貿部，為外貿系統培養幹部。文革開始以後開閉，在1970年代初，搬到北京電影制片廠的舊址復校。校園在北京的北郊，附近都是農田。乘坐公共汽車在和平街北口的終點站下車，再往北走，沿着一條縱貫菜地的土路，才能到校園。學校的大門朝西，進去之後，北邊是食堂、鍋爐房、浴室、宿舍樓和大操場，南邊有座四層的教學樓。東頭是一棟三層的辦公和宿舍樓，我的宿舍就在這個樓裏。
因為這裏以前是拍電影的地方，所以有些別致的建築。我的宿舍樓南邊有一座形狀古怪的樓，朝向東南的一邊從上到下都是玻璃，因此稱作玻璃樓，這在1970年代的北京是絕無僅有。據說當年在北影製片廠，此樓專供演員們曬太陽用，由於玻璃過濾紫外線，所以演貝們曬不黑。玻璃樓的西邊，有一座龐大的建築，叫做攝影棚。攝影棚沒有窗戶，偌大的建築，只有一扇小門。這個建築，和後來見到好萊塢的攝影棚差不多。學校用它來開大會，或者放電影。有時放外國原版片子，讓学生接觸外阈的文化和語言。
全校只有一座新建的四層教學樓。校固內還在建設校舍，但據說要在我們畢業之後才能建成，校固中的樹大多是新植的，枝幹紃小。在我看來，學校的條件已經很好了，教室窗明几凈，很寬敞，校園四周都是莊稼地，遠離市區的喧嚣。
與內蒙戈壁相比，學校的生活太幸福了。食堂管夠吃，而且有肉。宿舍裏有上下雙鋪的木床，有電燈。每個星期可以到公共浴室去洗一次熱水澡，簡直是奢侈。淋浴室不開放的時候，可以在盥洗室用臉盆沖澡，只不過沒有熱水。
入校手續辦好之後，我才真正放下心。在此之前，我一直提心吊膽，生怕兵團變卦，把我再召回去。那個年代，領導的一句話，就可以決定一個人的命運，改變主意的事情時有發生。每個人都有一個檔案，從一個單位調到另一個單位，檔案跟着走。沒有人知道自己的檔案裏寫的什麽，如果前一個單位的領導在檔案裹放進幾句不利的評語，就可能影響一個人的一輩子。我曾擔心兵團的領導對我有意見，寫入檔案，校方看了也許不要我了。幸好，連隊的領導還算足夠意思。
儘管如此，在我的潛意識中，還是不敢相信命運突然發生如此巨大的改變。剛入校的時候，幾乎每晚都夢見領導告訴我，讓我上大學是個誤會，搞錯了，我還要回到內蒙建設兵團。驚醒之後，深深慶幸不過是噩夢一場，但久久不敢合眼，怕回到同樣的夢境。這個夢纏繞了我十幾年，只不過開始的時候經常做，多年之後偶然重複同樣的夢，用「心有餘悸」描述我的心理，恰如其分。
外貿學院分為4個專業系，一系為英語系，人數最多；二系教「小語種」，包括法語、俄語、波蘭語、日語、阿拉伯語等等；三系是貿易系；四系是海關系，教授与海关管理有关的科目。
我是英語系的學生。我們年級分成10個班，每班大約有20名學生。我被分配到第二班，有13名男生和7名女生。其中只有兩個北京人，除了我之外，還有一個叫陳民的男生。一個叫陸雪珍的女生來自上海。其他的同學都来自各地的農村。外貿學院希望學外語的學生愈年輕愈好，但學員必須來自工農兵，如果是城市人，則必須在工廠或農村幹過幾年才及格，招年輕的不容易；而农村的孩子生下來就是農民，就是工農兵的一員，可以從中招到很年輕的學生。
其實這樣的招生政策是錯誤的。很多農村的同學在上大學之前既沒完成初級教育，也沒有出過門，有的同学來京之前連火車都沒有見過，所以知識面有限，學外語有很大的障礙。如果一個人不知道什麽是動物園、大使館、博物館，學中文都困難，更不要說學外语了。
上大學的第一年，我剛好22歲。此前，我一直是同龄人當中最小之一。上小學的時候還不滿7歲，班上大部分同學比我大；到了兵團，我們69屆是最年輕的一屆。到了外貿學院，突然發現我是最年長之一，大部分同學都比我岁数小。
由於大學關閉了將近10年，學校師資力量相當薄弱。有兩類教師，一類是文革前受過高等教育的「老教師」，另一類是剛剛畢業的工農兵學員——「新教師」。總體來說，老教師的質素要高的多，因為他們受過系統、正規和完整的中、高等教育。而新教師的背景和我們這些工農兵學員差不多，只不過早上了兩三年學而已。
英語課主任是王克禮。他50岁左右，高个子，脸上总是挂着微笑，為人隨和，一點師道尊嚴的架子都沒有。還有一位女老師叫屠珍，四十剛出頭，端莊雅典，一看就是大家闺秀，待人很热情。后来才知道，她的先生是梅蘭芳的兒子梅紹武。他們的英語都很地道。
還有兩位文革前畢業的老師，大約三十幾歲，英文造詣很好，詞彙量豐富，口語流暢。一位叫何曾楣，高個子，戴着一副紫色邊的深度眼鏡。他為人謹慎，除了做學問，好像沒有其他的愛好。對於學生，可謂誨人不倦，隨時到他家去請教，不但有問必答，而且舉一反三。另一位叫柴君雄，中等身材，戴着淺色邊的眼鏡，說英語速度快，說中文也速度快，熱情奔放，和學生的親和力很強。
我當時就想，文革前的高等教育體制，真是培育出了一流人才，幾乎每一位都是出類拔萃。他們喜歡和學生打交道，關愛學生，努力提攜。我和他們接觸，毫無距離感。
新教師們和我的年紀差不多，有的可能比我還小。其中有一位叫李妍的英文老師，和我歲數差不多，也在內蒙建設兵團待過，但至少比早三年上大學，從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她的英語語音語調都很好，人長得漂亮，性格觀腆，雖然有問必答，但是不大主動和學生聊天。令我心中稍許惆恨的是，同樣是69届，同樣從內蒙兵團出來的，我剛剛入學，她已經當了大學教師，足见我在戈壁耽误了多少宝贵的年华。但想想還在内蒙的朋友們，我又覺得幸運。
新教師之間，品質也參差不齊。總體來說，新教師只教低年級，教高年級班的都是老教師。
我在内蒙自學英文主要是捧肴《英漢詞典》讀，積累了一定的詞彙量，但是除了偶爾聽聽《英語900句》之外沒有人教我發音。背單詞就用中文拼音的方式，差之千里。到了外貿學院後，發現還要重新學單詞，才能掌握準確的發音。我還有一個短板，自学的时候从读单词读句子开始，沒有老老實實地背26個字母。如今，別人拼一個單詞，我腦袋跟不上，人家拼完了，在我的腦子裏留不下印象。直到今天，我可以用英文寫作，在英文刊物上發表文章，但有人在電話中拼個英文名字，速度快了我還是跟不上。
所幸，我的同學還沒有我這點英文基礎，大家都是從字母表學起。很快，當克服了根基不足之後，學校按部就班的教學內容和進度對我來說就太慢了。我只好在上課的時候偷偷看課外讀物。我的視力好，坐在教室靠窗的最後一排，書桌上通常堆放着一摞書本，老師在前面講課，看不到我在看雜書。
教室在教學樓的二層，窗戶朝南。坐在書桌前，可以看見遠處的樹、建築物和工廠煙囪。天氣晴朗時，還可以看到大約10公里開外的北京飯店的新樓。那時北京饭店的新楼刚刚于头一年落成，高17層，已經是北京最高的建築了。當時有傅言說，江青去北京飯店嫌電梯速度太快，頭暈，必須人工拉動。這當然是無稽之談，但是那時誰都沒有坐過電梯，信以為真。所以輕信是因為無知。
我雖然經常不認真聽課，但是在練習聽和說的時候，卻是一絲不苟。外貿學院教外語有個指導方針，叫做「聽、说领先，读、写第二」，也就是說口語最重要。這個方針是對的。以我自己的體會，讀、寫可以白學，聴、說幾乎無法自學。沒有人與你對話，你怎麽能夠学会说外語？而且如果聽不懂，說不出來；即便能夠讀寫，見了外國人，還是聾啞。所以我每天刻苦聽錄音，反觀大聲背誦課文，練習聽說的能力。大聲背誦需要到沒人的地方去，否則經常大聲自言自語，别人會以為你有精神病。好在貿院地方大，可以在校園散步，朗朗背誦。晚飯之後，校同裏很多人，或者散步，或者面對一棵樹，用不同的語言大声背诵。
學外語要厚臉皮，見人就說。有一個高年級的同學，姓唐，就是這樣，抓到一個人就說英語，喋喋不休。聽說有个人被他搞烦了，呵斥道：「你再和我說英語，我就扇你耳光！」後來這位姓唐的同學成了聯合國的同聲翻譯。
二班所有的男生都住在同一宿舍裏，裏面有七張上下床。我睡上鋪，陳民睡下鋪。我覺得最好的東西是電燈。在內蒙戈壁，用慣了煤油燈，後來分團部有了一台柴油發電機，但是一吹熄燈號，就停電了，看書只能用油燈。在學校，教室裏有日光燈，也叫螢光燈，宿舍裹也有電燈，但是比較昏暗，所以我們晚上讀書都在教室裏，一直讀到熄燈的時候。
在内蒙，我的視覺習慣了寬廣無垠、望山跑死馬的戈壁灘。回到北京城，覺得四周的一切都變小了，街道也變窄了，過了好久才適應過來。另一個很大的區別是天空的颜色。在戈壁，只要不是陰天，就是藍天白雲，舉日遠眺，一望無際。而北京的天空幾乎總是鉛灰色的，尤其是在無風多雲的日子。當時國內有許多關於國外環境污染的報道，對於日本因污染造成的水俣病，更是連篇累牘地報道。但從内蒙回到北京，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北京的空氣嚴重污染，尤其是在冬天燒煤的季節，戴口罩出門，回來白口罩就沾滿了黑塵，霧霾重重的時候，能見度很低。但是大家並無意識，之後幾十年城市的空氣污染都沒有得到重视。
北京是首都，物資供應比全國其他城市好，但還是十分短缺。吃穿嚴格定量，需要用糧票和布票。商店的貨架上總是空的，買什麽東西都要排大隊。人們出門的時候都在口袋裏揣一個網兜。這是用尼龍絲編織成像是漁網一樣的小袋子，揉成一團可以塞進兜裏，便於攜帶。路上看到哪裏貴東西了，無論是什麽，趕緊排隊買，用網兜提回家。反正所有的東西都短缺，只要有人排隊，就一定是在賣自己也需要的東西，不會錯。要是有人惡作劇，在一個破窗前排一隊，很快後面就會形成長隊。
開學初始，一系的黨支部副書記向大家介紹了未來三年的課程。他說，三年之中，不包括寒暑假，在校時間總共有158周，其中115周上課，33周學工，開放式辦大學。學工就是到友誼商店或旅遊局去實習，練習口語。讓學生把大部分時間放在學習上，符合鄧小平上台之後整頓教育、注重培養人才的務實政策。
但是好景不長。1975年，清華大學的黨委副書記劉冰等人上書毛澤東，狀告遲群和謝靜宜兩個人在清華大學搞過左的東西。遲群是清華大學的黨委書記，謝靜宜曾是毛澤東的機要員，時任清華大學的黨委副書記。毛澤東看了信，認為劉冰等人是發洩對文革的不滿，說：「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着我的。」這還了得，敢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劉冰等人立即被打倒，而且還牽連了鄧小平，毛認為，「小平偏袒劉冰」。以此為契機，在全國開始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矛頭直指鄧小平和他的一系列務實政策。
聽了傳達，我第一次覺得偉大領袖毛主席近乎不講理了。矛頭對着他就是錯誤，他豈非成了真理的化身嗎？他一直倡導要敢於說真話，敢於堅持真理，敢於摸老虎屁股，過去那些「敢於」的人都倒楣了，現在，他乾脆直截了當地說，朕即真理。
學校增加了很多政治學習課，組織批判右傾翻案風。校、系領導重新強調不僅要專，更要紅，其實他們說的「紅」就是左。以前晚自習在教室可以戴上耳機聽美國之音和英國廣播公司的節目，是由學校用性能很好的收音機接收後，再通過有線的頻道傳輸到每個教室。現在校方要把這些廣播錄製下來，經過篩選之後，再傅給教室。以前聽外台是一箭雙鵰，既練習聽力，也聽新聞，現在僅剩練習聽力了。其實這些都是做樣子，想聽新聞的人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收音機聽，只不過沒有學校大功率的收音機接收的質量好罷了。
誰都知道，反擊右傾翻案風針對的是鄧小平，但是報紙上沒有點名，因為他仍然是國家領導。但可想而知，他現在做事是處處掣肘了。
1976年1月9日早上，起床後我像往常一樣打開收音機聽新聞。喇叭裏傳出來的是哀樂，我立即意識到周恩來去世了。周抱病已久，在北京醫院住院仍然視事，接見外賓。文革動盪的年代，周恩來在執行毛澤東政策的同時，盡量減輕對經濟的衝擊，緩衝政治上的極左，也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保護了不少人。如果沒有周，文革的破壞性會更大。他的死，使國家的前途更加撲朔迷離。
我父母家所在的大院，在北京醫院的北面，間隔一個狹窄的胡同——台基廠二條。1月11日下午，我和很多人在牆頭上看到周恩來的靈車在醫院的北門準備。從台基廠二條出發到長安街，必須通過台基廠大街。我們跑出大院，衝到台基廠頭條的胡同口，面對台基廠大街，警察攔住不許通過，很多人擠在那裏。不久，看到周恩來的靈車緩緩駛過，沿街很多人都失聲痛哭。周恩來深得民心。
周恩來去世之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愈演愈烈。3月份，上海的《文匯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話：「黨內那個最大的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資派扶上台。」這句蹩腳的話顯然是影射周恩來把鄧小平扶上台，把周稱作最大的走資派。這就觸犯了眾怒，導致了一個月之後爆發的「四五事件」。
1976年4月4日是個星期天，也是清明節的前一天。當時已經有明令「勤阻；人們去天安門悼念周恩來。班上的同學大多是外地人，對北京不熟悉。我對他們說，如果今天不去廣場，就會錯過歷史，就等於白來北京了。我到達廣場的時候，已經是人山人海，高大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基座上堆滿了花圈，廣場四周也堆滿了花圈。幾乎每棵樹上都繫滿了白紙花，樹上、柵欄上和燈柱上還掛滿了各種悼念的詩詞。有些詩句相當尖銳，直指黨內的極左派，雖然用的是曲筆，讀者一看就知道其所指。
譬如：
欲哭鬧鬼叫，我悲豺狼笑，把酒祭豪傑，揚眉劍出鞘。
再臂如：
黄浦江上有座橋，江橋腐朽已動搖，請示周總理，是拆還是燒。
誰都知道，江是指江青，橋是指張春橋，黄浦江指的是包括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在内的上海幫。
廣場上有人演講，慷慨陳詞，悼念周恩來，批評極左派。周圍的人紛紛舉起拳頭喊口號。
此前，白天有人送花圈，晚上就被當局清除乾凈，拉走燒掉。那一天，最引人注目的是北京重型機械廠的工人隊伍，用一輛重型卡車，推着一個四米直徑的花圈，居然是用鋼鐵焊制的。其潛台詞顯而易見；看你怎麽燒這個花圈！
次日清明節，早晨傅來消息，天安門廣場的花圈，一夜之內被當局清除乾泽，蕩然無存。下午，我和同學陳民一起來到廣場。人群比前一天少得多，有幾十個人聚集在廣場東南角的一座小紅樓外面。後來知道，那是廣場的治安指揮中心，早些時候，有人衝進紅樓放火。樓的外面，還有幾輛掀翻的警車。我們到達的時候，一切已經趨於平靜。
夜幕降臨，廣場的人群漸漸散去。6點半左右，突然，廣場燈柱上所有的喇叭都傳來北京市長吳德的聲音，他說：「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他們的蒙蔽。」我和陳民面面相覷，自以為不是反革命，也沒有人蒙蔽我們。其實那時廣場上的人已經寥寥無幾了。過了10點半，我和陳民決定趕最後一班公車回校。
就在此時，我們看到大批穿着制服的工人，手提棍子，列隊跑步進人廣場。我還以為他們也是到廣場抗議的，興奮地對陳民講；這下好了，工人起來造反了。看他們怎麽辦。」之後我們匆匆地離開了廣場，乘末班車回校了。
後來才知道，4月5日夜開進廣場的是工人民兵，不是去造反，而是去鎮壓。當時的總指揮是北京衛戍區的司令員吳忠，據他的回憶，他把動手的時間推遲了兩偶半小時，改在11點。原因是北京的末班車都是11點開，所以他估計那時候大部分人都已經散去。確實如此，如果沒有推遲這兩個半個小時，我和陳民很可能常晚被抓進去。
4月7日晚，中央台播出了中共中央作出的兩項決定；第一，宣布「四，五事件」為「反革命事件」；第二，宣布鄧小平是操縱事件的「黑後台」，因此剥奪了他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雖然毛澤東對鄧小平不滿，但再次給他留了一條後路，可見毛內心對鄧的欣賞。
之後，各個單位奉命追查誰在四五期間去了天安門廣場，外貿學院也不例外。英語系黨支部書記陸祖文把我叫去談話。他開門見山地問：「你去天安門廣場了嗎？」
「去了。」我回答說：「不光我去了，我看到廣場上人山人海。」
「你有沒有抄錄那裏的文章和詩詞？」他問我。按照上面的規定，所有的筆記必須上交。
我沒有抄詩詞，但是我隨身帶了一個舊照相機，拍攝了不少照片，都放在父母家了。我現在不光擔心失去這些照片，還擔心它們會給我和父母帶來麻煩，當然不會主動交代。
「我沒有抄詩詞，但是都記在腦子裏呢。」我回答。心說記在腦袋裏的東西你怎麽沒收？然後我開始背誦在廣場讀到的詩詞。
陸書記用手勢打斷了我，叮着我的眼睛說：「記在腦袋裏的東西不是與外人道。」
我一下子明白了，他不是要找我的麻烦，而是在保護我。其實他和當時一般老百姓的觀點無異，只不過處在他的位置，要走走過場就是了。我對自己的莽撞深感後悔，連忙感謝他的指教，退了出來。
1976年，北京的夏天酷熱，熱得我難以人眠。半夜爬起來，拿着臉盆去盥洗室，一盆又一盆的涼水澆到頭上、身上來降溫，才能勉強入睡。7月28日凌晨4點左右，我突然被驚醒，感覺到床在強烈晃動，四周都是撞擊的聲音。還沒有醒過神，就聽見睡在下鋪的陳民大喊一聲；地震！
所有的人都一躍而起，衡出房門。我們的宿舍在二樓，如何衝下樓梯，衝出樓門，我完全沒有印象，好像雙腿不是自己的。出了樓門，我才恢復意識，這時大地仍然在晃動。
四下一看，每個人都只穿了神衩，光着上身，但是誰也不敢回去拿衣服，聚在一起議論紛紛。直到天明，才分別跑回宿舍，拿了兩件衣服，又匆忙跑出來，不敢在屋子裏久留。
我急急忙忙趕回家，謝天謝地，家裏的人都安全。此時才知道，有不少死傷，外貿學院有一名教師，跑出家門時被落下來的瓦片擊中頭部，不幸身亡。此後很久，由於害怕餘震，誰都不敢回家，北京到處搭起來地震棚，寬闊的長安街兩邊都是用各種材料搭起來的、形形色色的地震棚，人們在大街上生活、睡覺。學校乾脆放假，讓學生回家了。
幾天之後，才知道震中在離北京以東大約200公里的河北唐山，震級為黎克特制7.8級，震心離地表僅僅12公里處，所以異常劇烈。地震夷平了整個城市，切斷了所有的電源，使該地區陷入完全黑暗，也中斷了所有的通訊線路。儘管道路嚴重損壞，有人不顧一切，驅車四個小時從唐山趕到北京報信，中南海才知道了情況。又過了六個小時，解放軍的救援隊伍才趕到。唐山一百多萬人口，在地震中喪生的有25萬人左右，還有15萬人受重傷。死者中包括我尚未謀面的未來妻子的父親和兩個妹妹。
一時之問，整個北京城都籠罩在驚恐之中。古人相信天變說，這場巨大的災變，預兆着什麽呢？
1976年9月初學校開學。9日，我正在教室裏讀書，陳民把我叫到走廊上，在我的耳邊輕幹說道：「主席去世了。」我問他從哪裏聽說的，他不說。我知道，除非消息絕對可靠，他不會告訴我。他的父親是中央一個部門的幹部，所以消息來得快。
這可是天大的事情，我們不敢告訴別人，不動聲色地回到書桌前。
不一會兒，有通知來，讓大家在教室裏靜候重要廣播，教室的廣播系統從耳機切換到揚聲器。下午4點整，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開始播放哀樂。大家對哀樂已經很熟悉了。1月份，周恩來去世播放了哀樂；7月份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朱德逝世，也播放了哀樂。還沒有聽到新聞，所有的人都意識到毛澤東去世了，教室裏頓時響起一片哭聲。
我們從小到大，中國都是在他的領導之下，中國的命運和他息息相關，他的死意味着一個時代過去了。鄧小平已經被打倒，掌權的是極左派，中國將向何處去？等待我們的是什麽呢？
早在4月份，鄧小平再次被打倒之後，毛澤東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總理。毛認為華國鋒是個老實人，引用漢高祖劉邦評論周勃的話，說華國鋒「厚重少文」，可以被黨内的左右雨派都接受。正因為他平庸，沒有人期待他會有驚人之舉。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走了一步棋，一步險棋，微底改變了中國的命運。
1976年10月6日，毛澤東去世不到一個月，華國鋒、中共中央副主席、國防部長葉劍英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等人採取行動，拘捕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即所謂的「四人幫」。第二天，華國鋒被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為業的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國務院總理。在此前和之後，沒有哪一個人集所有這些職務於一身，甚至連毛澤東也沒有過。
雖然尚未正式公布，「四人幫」被捕的消息在北京迅速傳開。逮捕行動發生在周三，到了周五，我就聽到了消息。民眾對於這些極左派的代表人物早就極度不滿，四五天安門事件就是民心向背的表現，聽到他們倒台的消息，我非常喜悅。
第二天是周六，通常家在北京的人都回家去過周末。我和陳民走在校園通往公申站的山問小路上，遇到了騎着腳踏車，迎面而來的王克禮老師。看到我們，他下車寒暄。我告訴他江青等人被抓起來了。
他瞪大眼睛，看看我，看看陳民，問：「真的嗎？」「千真萬確！」我們向他保證。
王老師一時激動不已，熱淚盈眶。
「這些年來，我就覺得事情不太對勁兒。」說完，他開心地推着車走了。
大約一周後，消息正式公布。北京全城沸腾，家家慶祝。10月是螃蟹的季節，不知是誰的主意，大家吃螃蟹喝酒慶祝，一套四隻，三公一母，象徵四人幫。很快，螃蟹和白酒都告售罄。
1976年，真是多事之秋。周恩来、朱德和毛澤東，三位共和國的創始人，相繼辭世。盤踞中國政治中心十年之久的四人幫也一朝傾覆，文化大革命隨之告終。
儘管華國鋒有扭轉乾坤之功，但他畢竞是毛澤東欽點的接班人，他的執政方針，後來被稱為「兩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在他的治下，中國不可能徹底離開過去的老路。但是他清除了四人幫，為鄧小平的復出掃清了道路。很快，中國的命運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