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不平則鳴
李慶霖是福建省莆田縣郊區的一名小學老師，1973年5月6日，郵遞員給他送來一封信。信封上紅色大字印着「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字样，他心中一驚，立刻意識到這是對他去年12月寫給毛澤東的一封信的回應。打開信封，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裏面是毛澤東的回信。
「李慶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等解決」落款是1973年4月25日。同年5月10日，李收到了毛寄來的300元。
對於一個小鄉鎮的小學老師來說，收到毛澤東的信當然非同導常。率慶霖給毛澤東寫信出於無奈。他的大兒子上山下鄉之後，挣的工分无法糊口，向父母求助。他們兩口子已經捉襟見肘，自顧不暇，而小兄子馬上就要毕业，面臨同樣上山下鄉的命運。走投無路，李宫了這封信求助，他並沒有指望毛會親自回信。
很快，毛澤東的信在報纸上發表，立刻引起巨大反響。從中央到地方，開始檢討上山下鄉運動中出現的問題，包括如何解決知識青年的困難以及以及各级领導對他们的種性不公平待遇。此後，知青的生活有所改善，許多滥權的幹部受到懲處。因此，許多老知青至今仍然對李庆霖心存感激。
李本人也突然變成了政治明星，被發展入黨，成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務委員。但是他在政治上幼稚，被黨内的激进派别所利用，在批判邓小平的運動中很積極。文革之後，他被捕入獄，1978年，因「反革命罪」判無期徒刑，到勞改营服刑。17年後，他在1994年被假釋，依靠政府教濟和一些知青匿名捐助而維生，直到四年後去世，享年73歲。他的孩子給他立了一塊墓碑，上面鐫刻着毛澤東给他回信的全文。
我從小喜歡讀書，尤其是課外書籍。我所以讀的書也很雜。小學完成之前，我读的书受知识范围的局限，主要是科普、科幻和古今中外的小說。文革開始，不光是學校關門，而且幾乎所有的書都變成了禁書。所以我讀書的範圍，完全局限於能找到什麼書，和自己的興趣關系不大。
那一年代的中國人，包括我在内，即便是喜歡讀書的，知識面也比较狭隘，没有什么学问。一是因为沒有什麽書可讀，偶然可以找到的書也雜亂無章；二是絕大部分人要幹體力活，沒有时间读书。文革之后即便有了系統學習的機會，在國內，包括在大學和研究機構中，書籍仍然十分有限，不可能建立廣泛深厚的知識基礎。因此我們這一代人都屬「失落的一代」，即便出類拔萃者，學问也有限。
在北京尚且沒有書，到了內蒙兵團，更無書可讀。知識青年之開傳閱有限幾本書，要偷偷摸摸，如果被當官的發現，輕则沒收，重則受批判。我就因為讀書而受過批判，而且不是因為讀禁書，是因為領導認為讀任何書都是「小資產階級情調」的表現。他們自己不讀書，也看不慣城裏來的學生讀書。
在兵團戰士中，被認作好書的是外国小说，尤其以俄国小说居多。因為在中蘇關係的蜜月期間，許多俄國小說譯成中文出版。現在雖然被禁，仍然有人私藏，偶然有一兩本在喜歡讀書的知青之問傳閱。拿到了，就如獲至寶，如饑似渴地讀。這種機會不多，大部分時候，除了讀「革命導師」的著作外，就是零零散散讀可以找得到的中學課本。
有人借給我一本禁書，是伏尼契的小說《牛虻》。我後來才知道，作者艾捷爾，伏尼契是爱爾蘭人。小說1897年出版。講述的是1840年代發生在意大利的故事。主角叫亞瑟，勃爾頓，筆名「牛虻」，在一位主教的撫育和天主教會的熏陶下長大。在一次懺悔的時候，他向神父透露了革命同黨的名字和行動計劃，招致同黨被捕，女友瓊瑪反目。這時他得知主教就是他的生父，因痛恨教會的虚偽，他變成了一個無神論者。故事快結尾時，他要求蒙太尼理大主教——他的生父——在他和上帝之間做出抉擇。大主教選擇了上帝。但牛虻被槍決之後，大主教在主持彌撒的時候，看着基督的聖像，想着自己的兒子，信仰破滅了：
「哦，再也無法忍受了！上帝坐在天堂炫耀的寶座上，血紅的嘴唇露出微笑，他在俯看痛苦和死亡。這還不夠嗎？沒有嘲弄般的讚美和祝福，難道就不夠嗎？基督的肉體，你為了拯救人類粉身碎骨；基督的鮮血，你為了替人類贖罪而流盡。這還不夠嗎？」勃爾頓臨死前嘲弄他的呐喊，在他的耳邊響起：「啊，對他（基督）喊得響點，也許他睡熟了！」
我無法釋卷，一夜之間讀完了《牛虻》。這偶故事深深打動了我。牛虻所經歷的艱難困苦和他的鬥爭精神，恰如我們的經歷。勃爾頓對宗教因徹底失望而擅乘，他的生父卻陷於对宗教的虔诚而无法自拔，最终失去了兒子，自己也在信仰幻滅之後發瘋。聯想到我們的處境，難道我們的犧牲還不夠嗎？我們的救聵是什麽？誰會聽到我們的呼喊？
在兵團戰士當中，普遍瀰浸着對現實不滿和對前途悲觀的情緒。不光是生活艱苦，而是我們的存在毫無意義；說是屯墾，我們種出的糧食不如撒下的種子多；說是建設邊疆，我們帶來的往往是破壞——不當的灌溉把耕地變成鹽鹼地，過度的捕撈使烏梁素海的漁業資源枯竭。我們一年到頭辛勤勞作，結果一事無成。整個兵團體制就是一個巨大的浪費——浪費人力，浪費資源，更浪費我們的青春。我們愈賣力氣，浪費就愈多。
士氣愈來愈低，很多人想方設法逃避工作，下地幹活的人愈來愈少。我們的生活和俄國小說中描述的、流放到西伯利亞的犯人生活大同小異。
毛澤東講，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向貧下中農學習，改造自己的世界觀。事實上，當地的農民對建設兵團相當反感。兵團和他們爭奪資源，搶灌溉水、搶耕地。本來烏梁素海邊上的老百姓靠水吃水，兵團一來，佔了地盤和水面，搶了他們的生計。
兵團戰士餓極了，就偷老百姓的東西，開始偷雞，後來甚至偷豬偷牛。有一次老鄉云了牛，到兵團營房去找，兵團戰士說沒有看見，老鄉說牛皮還在你們的房頂上！原來他們把老鄉的牛殺了吃肉，把皮扔到房頂上，以為神不知鬼不覺。不料老鄉遠遠看到牛皮，認出就是自己的牛。
兵團戰士時常和當地的老鄉發生衝突。城裹來的學生簡直就是野蠻人，打起架來不要命，動不動就「抄像伙」。之所以無畏，是因為一無所有，一有爭執，往往是當地人吃虧。聽說老百姓當中，母親哄孩子，一說「兵團戰士來了」，孩子都嚇得不敢哭了。
我還聽說，一個兵團戰士和農民打架，一怒之下，農民割下了他的一隻耳朵。兵團的人為了報復，抓了一個農民，把他的兩個耳朵都割了下來。
我不知道這些故事有多少真實性，或許有添油加醋，但他們反映了兵團和當地農民的關系——當地人把我們看作一群強盗。
一個朋友告派我一個故事；一個農民與兵團戰士打架，被抓住鎖在一個小屋裏，由兩個人把守。這兩個人百無聊賴，就拿這個老鄉開玩笑，他們站在窗戶外面假装聊天。
一個說：「看着這個土老坦兒太麻煩了，把他一枪斃了算了。」老坦兒是兵團戰上對當地人的蔑稱。
另一個說：「好，我的步檜裏還有一颗子彈。」
說完之後，他們打開門，端着步槍走進去。那個倒楣的農民聽到了他們的「悄悄話」，緊張地盯着槍口。這時，一個戰士走上前去，模仿革命樣板戲中的英雄人物，大声宣布：
「你是反革命分子。我代表人民、代表黨，判處你死刑，立即執行！」
話音未落，他舉槍瞄準，扣動扳機。一桦槍響之後，可憐的農民倒在地上。
其實他打的是教練彈，沒有彈頭，但那個農民已經嚇瘫了。兩個摀蛋鬼笑得前仰後合，那個老鄉恨得咬牙切齒。
如此這般，我們當然無法和當地農民搞好關系，更談不上向貧下中農學習。
由於日子過得苦，前途無望，許多人火氣很大，動不動就打架，有時還打群架。能打的無人敢惹，不能打的就可能受欺負。
我是公認的書呆子，從不尋釁打架。但你不去招惹別人，别人也會招惹你。有一次，一個人平白無故不宣而戰，突然襲擊，打破了我的頭，當然我也奮起還擊。還有一次，我在脫坏場，有人突然對我動了拳頭，我們在眾目睽睽之下大打出手，直到被旁觀者拉開。這兩次打架，我都不知道對方為何動手，可見人的火氣有多大。
還有一次險些挨打，為的是莫名其妙的原因。我和一個朋友到附近的九連去找人玩。離開之前，我看到了一個小學時的女同學。我和她說了幾句話，就道別走了。走出九連營房不遣，一群人攔住我倆，我注意到了他們手中的鐵鍬和棍棒。心知不好，來者不善。
領頭的人一臉兕相，二話不說，劈面給我一拳。我早有準備，此時用左手擋開他的拳頭，右手還了他一拳。但我這一拳打的並不重，因為我怕更激怒對方，要是真打，我們兩人寡不敵眾，絕對不是一群拎着傢伙的人的對手。
說時遲那時快，我衝着朋友大喊一幹「快跑」，隨後撒腿就跑。我的朋友反應稍微慢了一些，挨了兩棍。我們拚命跑，一群混蛋在身後揮舞着鐵鍬棍棒窮追不捨。人在逃命的時候可以超常發揮，後面的人始終沒有追上我們。快到五連地界的時候，他們止住了腳步。
五連的兄弟們聽說我們挨了打，馬上拿起鐵鍬準備出去廝殺。我怕事態擴大，把他們攔住了。後來才知道，那個領頭的人，看上了和我說話的小學同學，看見我和她說話，吃醋了。
凡此種種，是見兵團的黑暗，身處其中的人，有日共睹。為什麽這秤狀態得以持續？我深為不解。就在此時，毛澤東給李慶霖的回信發表了，在全國知青當中造成了很大的反響。毛澤東承認，「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一語道破，兵剛的現象並不孤立，但是下情不能上達。我想如果毛澤東、周恩來知道具體情況，一定會採取措施，「統籌解決」。因此，我萌生了一個念頭，給他們寫封信，反映內蒙建設兵團的情況。
我把想法和兩個人談了，一個是李榮田，另一個是華振浩。我有一圈子關系密切幾乎無話不談的朋友，李榮田是其中之一。華振浩不是其中的一員，他性情比較孤傲，不大合群，但我和華的關係很好。華振浩屬於老高一，即在文革初起的時候已經高中一年級畢業，受教育的程度在兵團戰士當中算是鳳毛麟角。李榮田和華振浩都喜歡讀書，而且善於思考。他們兩位關心時事政治，以天下為己任，值得信賴，而且比我成熟，看問題全面，與他們「合謀」心裹比較有把握。三個人一拍即合，決定共同起草一封信。
我們花了好幾個晚上，反覆討論，反覆修改。既要把問題說清楚，又要簡短，寫作起來頗費心思。
我們在信中說，我們是內蒙生產兵團的戰士，耳聞目睹兵團中一些嚴重問題，通過此信向您反映。然後單刀直入，指出兵團的存在有三害；一害年輕人，二害社會，三害國家。
害年輕人，因為我們在此處度光陰，既沒有學習的機會，也沒有通過勞動對社會做出貢獻。披星戴月的苦幹，換來的是入不敷出，甚至無法養活自己，還要仰仗國家的補給，結果是浪費青春。
害社會，體現在兵團對所在地區造成的傷害。兵團戰士吃不飽飯，到處偷雞摸狗。兵團與民爭利，搶灌溉水、搶可耕地、搶捕魚和打蘆基的權力。因此農民痛恨兵團，把我們比作土匪。
害國家，因為兵團造成了極大的生產資料和物資的浪費，年年大量虧損，國家支付的代價，遠遠超過養活幾十萬兵團戰上所需。
結尾處，我們懇求「毛主席您老人家」關注並责成有關部門採取措施，解決兵團問題。
寫好之後，我們拿不定主意是否應該匿名，還是署名。署名冒風險，一旦兵團領導知道，可能對我們打擊報復；如果不署名，上面需要調查真相，無法找到我們。討論再三，最後決定署名。我們想既然敢寫，就要敢當。而且我們的狀況如此之糟，即便是打擊報復，能拿我們如何呢？
我們謄寫出兩封内容基本相同的信。一封致毛澤東，一封呈周恩來，分别簽上自己的名字。
信寫好了，怎麽送達是個問題。通常信件都是拿到連部，由連部通信員時不時送到團部發出。但此信是告狀，告的是兵團的領導，如果在連部被截獲，輕則石沉大海，重則帶來麻煩。我們決定把信寄給北京的親人，再從北京轉寄出去。
我知道父親生性保守謹慎，大概不會贊同我們寫信，也不會替我們轉寄。母親應該有這個膽量，她剛剛從「五七幹校」回京。「五七幹校」是根據毛澤東1966年5月7日信件的精神，各個政府機關在貧困地區建立起農場，送自己的幹部去勞動鍛煉改造。母親下放很多年，先是在東北吉林省，後來又去了河南，終於返回北京。
對於母親的膽識，我常時只有直覺。文革結束多年後，一次曾經當過外貿部代理部長的林海雲先生來探望她，我送他上車的時候，林部長轉頭對我說，你母親在文革中「救了我們這些老像伙的命」。原因是外貿部的部長、副部長等開會商量如何對付造反派，母親作為部長辦公室秘書做紀錄，後來造反派搜查紀錄，一旦落入他們手中，這些「老傢伙」都沒有好下場。母親知道辦公室已經不安全了，承擔巨大風險，把會議紀錄拿回家，珍藏到文革結束。其間造反派無論怎樣威逼利誘，她都沒有屈服。
我還想到一個可以信頼的人，是劉小形的父親。他是一名中學教師，我回北京探親的時候曾經替小彤探望過他。聊天的時候，他表達了對兵團體制的不滿，非常理解我們的處境。
思來想去，最後決定為保險起見，分別把信寄給小彤的父親和我的母親，請他們轉寄。我打算跑一趟分團部，那裏有個郵箱，在那裏把信發出去，人不知鬼不覺。
趁人不注意的時候，我從連隊大屯班的馬廄衷牽出一匹馬。速隊的馬是拉車的，不能隨便騎，只能偷出來，沒有馬鞍，只好鏟騎——騎無鞍的馬。我縱身上馬，向分團部疾馳而去。
分團部附近有一個診所，四周有圍牆，路從牆邊轉過去。當我轉過牆角的時候，突然發現一個電線杆子矗立在眼前。我趕緊勒鞰繩，來不及了，馬受了驚嚇，前蹄騰空，兩條後腿站立起來，一下子把我從馬背上甩了下去。
就在我摔在地上的一瞬間，馬蹄落了下來。我躲避不及，馬蹄落在我的右眉，感覺好像有人在眉梢上狠狠擊了一拳，但並不疼痛。
我右手本能地捂住眉頭，一片黏濕，血順着手指縫流了下來。我仍然沒有感到疼痛，無法判斷傷得多重。
我拾起抛在地上的書包，重新掛回厨膀上。所幸信還在書包裹，完好無損。我牽住馬，拍着牠的脖子，讓牠平靜下來。儘管牠的前蹄把我踩傷了，我仍然很感謝牠。馬是通人性、敏感的動物，牠一定是在蹄子落在我眉頭的瞬間又縮回去了。否則以牠的重量，一蹄子就可以把我的頭骨踏碎。
診所就在刚牆裏面，情況緊急，我需要立即就醫。我爬到馬背上，扶着牆站立起來，然後兩手一撐，上了牆，翻牆而過。
我跳進院子，看到幾個女護士正在照料花草，想必是她們自己種的中草藥。看到我，她們直起腰，一臉驚詫。一個陌生人滿臉是血從墻頭翻下來，當然嚇人。我趕忙解釋，剛剛堕馬，受傷了，請她們幫助包紮一下。
她們鬆了一口氣，把我帶進診所。醫生檢查之後，說傷口需要縫合。我不同意。上一次我打架時把頭打破，連裏的一個衛生員給我縫了幾針，縫的不好，在太陽穴留下一個疤痕。我說只要包紮一下就可以了，毋須縫合。我當過赤腳醫生，實在不敢相信這些沒什麽經驗的赤腳醫生。
他們沒有堅持，按照我的要求做了簡單的包紮。最終，傷口癒合良好，沒留一點兒傷疤，完全沒有影響我將來找對象。
從診所山來，頭上纏着厚厚的繃帶，右眼蒙着，懷衷緊緊抱着装信的書包，我步履蹣跚走到分團部，把寄予厚学的信放到郵箱中，這才感到如釋重負。
在診所翻牆的時候，我把馬已經放走了，馬會自己回廄。在走回營房的路上，我碰到了副連長段丁山，他騎在馬上，問我為什麽頭上纏着紗布。我不能告訴他實情，只說自己不小心撞的。他看着我的狼狽樣子，笑呵呵地打馬走了，想必猜想我是和別人打架受的傷。
回到營房，我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儘管我受傷了，但是信發出去了。這封信太重要了，我期望它能夠到達目的地。看了看日曆，那天是1973年10月8日。
過了幾個月，我回北京探親，得知小彤的父親收到了信，但是沒有轉寄。我去探望他，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一定要謹慎小心，免得找麻煩。我當然理解他的擔憂。
我母親把信轉發了。不光如此，她先修改了信，然後一筆一畫地重新抄寫在信紙上。媽媽是職業秘書，字體工整，也知道政府機構當中行文的方式和習慣。
這封信最終給我帶來了麻煩，但是我在一年之後才知道。
在我們寫告狀信的前兩年，中國的政壇就發生了巨變，中國和世界的關係，也發生了巨變。這些變化，對於中國的政治和我們的命運都會带來深遠的影響，但是遠在邊塞的我們，卻感受不出來。
戈壁灘上消息閉塞。速裏訂閱《人民口報》和《参考消总》，但報纸來的時候，已經遲了一兩個星期，新聞變成了舊聞。對於我們來說，整天下地幹活，外面的世界發生什麽事情，通常與我們的關係不大，所以早幾天晚幾天知道都不要緊。況且我們可以聽電台廣播。
從北京來的時候，我帶來了一部自己装的半導體收音機。
文革開始之後，來内蒙之前，逍遥了雨三年，無所事事。我在北京少年科技館學的那一點無線電知識派上了用場——自己學着裝收音機。先是用二極管，後來用三極管，從單管進步到多管。買不起電焊槍，就用一根生鐵焊棍，插在火爐裏，燒紅了，沾上松香，再融化一點焊錫，焊接電路。當時的牙膏管是錫做的，買不起焊錫，就把牙膏管燒化了當焊錫。
住在我家附近的大朋友當中，有兩個是組裝半導體收音機的高手，一個是何玉舟，另一個是杜毛毛。我經常看他們組裝收音機，也請他們幫助我裝。在去内蒙之前，我有了一台非常簡陋的半導體收音機，喇叭很小，發出的聲音嘶啦嘶啦的。
在三排十一班，只有我擁有一台收音機，彌是珍貴。有一年冬天打蘆葦，我住在南場一個老鄉的家。那家三口人，住一個土坏房，隔成兩間。男主人說，我的收音機比他們家的全部家當都值錢。那個村的農民都是家徒四壁，從來沒見過收音機，所以這麽說。
在營房宿舍裹，我的收音機白天擺在一個箱子上，大家都可以聽，晚上我就在被窩裏戴着小耳機收聽。
在偏遠地區，只能接收中波段的收音機是沒有用處的。中波訊號貼着地表傳送，距離有限，烏拉特農場接收不到。短波是在地表和大氣層之間來回反射傳送的，從理論上來講，在地球上的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接收到。只不過發射台的功率有限，距離太遠了，訊號遞減，沒有很高的天線，就接收不到了。
我的收音機可以接收到幾個廣播電台的短波訊號；一個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還有莫斯科廣播電台、美國之音（VoiceofAmerica）和英國廣播公司（BBC）。這三個外台都有中文節目的廣播，其中莫斯科電台和美國之音的訊號更強一些。但所有的外台都受到干擾，訊號時有時無，夾雜着噪音。
莫斯科廣播電台的節日比較枯燥，多是對於中共政策的批評和其他的宣傳内容。比較有內容的是美國之音，除了國際新聞之外，它還有一套教英語的節目，叫做《英語九百句》（English900）。意思是說學會了這900句英文句子，就可以用英語對話了。我就是從聽這個節目開始學英文的。
那時，凡是外國電台都被視為敵台，不允許收聽。蘇修和美帝都是中國的死敵，它們的廣播電台則是敵台中的敵台，我們只能偷偷聰。
1971年的大事特別多，都是從收音機裹先聽到的。第一件大事是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秘密訪華，以及次年尼克遜總統訪華。
到了10月份，北京發生了一件反常的事情——國慶節天安門廣場閱兵慶典被取消了。這是從1949年建國之後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而官方沒有做出任何解釋。這就讓人感覺有點不對勁了，但誰也不知為什麽。
在宿舍裹「偷聽敵台」不需要避諱，因為不用擔心被人出賣，所以沒有戴耳機。
訊號很微弱，播音員的聲音和噪音混雜在一起，時斷時續，必須全神貫注才能聽個大概。屋子裏只有一盞小煤油燈，光亮不及之處，一片昏暗。
我們都在各幹各的事情，有的聊天，還有的下棋，誰都沒注意有人走了進來。突然，耳邊傳來一個響亮的聲音：「好哇！你們偷聽敵台！」我抬頭一看，是指導員！他臉上露出一絲狡黠的微笑，透露出「總算抓住你了」的滿足感。
我立馬關上收音機，心想這下壤了，被抓個正着，一時間不知所措。
李寶權反應快，他馬上給我解圍，操着天津腔說：「哎呀我的媽呀，這麽大首長光臨了？您快請坐，快坐！」
老指在炕邊坐下後，寶權接着說：「嗨，聽個收音機算個嘛？要是坐監牢，不用下地幹活了，伙食更好，怕嘛？」
寶權這麽輕描淡寫，半開玩笑地一說，老指倒不便發作，只得擺出一副大度的樣子說，「他媽的，就是你李寶權會說話。說的也是，不能便宜了你們這群小兔崽子。」
大家都笑。寶權一下子化險為夷，我由衷地佩服他的機智，懂得怎麽對付老指。
這時，指導員轉過頭，看着我小聲問：「有啥新聞？」
我一聽他明擺着要跟我們一起下水，正求之不得，趕緊說：「我剛才找台的時候，訊號都不好，聽不大清楚，但有個台好像說今年國慶節北京取消閱兵了。
「真的？」他一臉好奇，命令我說；「趕快打開，再聽聽。」
我打開收音機捕捉訊號，但是那一晚上，再沒有聽到更多的新聞。
其實，常時莫斯科廣播電台猜測，北京取消十一慶典活動可能與副統帥林彪有關。如何有關，沒有說。這樣的消息，我不敢告訴指導員，否則說我惡毒攻擊林副統帥，那我真可能死無葬身之地了。
一直到11月初，才真相大白。
那天天氣異常晴朗，全連集合跑步去分團部開會，說要傳達重要的中央文件。到了集合地點，全體席地而坐，面對一棟房子的山墙。陽光照在山墻上，也曬着我們的後背，即便是冬天，也感覺暖洋洋的。点名完畢後，十九團的玄政委宣讀中央文件。
儘管我已有心理準備，但是文件的內容還是遠遠出乎意料，讓我十分吃驚。
文件說，林彪想當國家主席，在廬山會議上沒有得逞，就想搞政變，和他的兒子林立果圖謀暗殺毛澤東，用火箭筒襲擊毛的專列；正在外地巡視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洞察秋毫，及時識破了陰謀，突然返京，打亂了林彪等人的部署；事敗之後，林彪和妻子葉群以及兒子倉皇爬上一架英國製造的三叉戟型飛機出逃，燃油燒盡迫降時機毁人亡。而墜毁的地方就在我們駐地以北幾百公里遠的外蒙古溫都爾汗附近的沙漠裏。周恩來曾經向毛澤東請示是否用戰鬥機將林彪的飛機攔截回來，毛澤東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吧。」也就是說，無可奈何之事，就聽之任之吧。
林彪出逃發生在1971年9月13日，史稱「913事件」。
此事在全國造成極大震動。誰都知道，林彪是在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的時候被毛澤東指定為接班人，曾被譽為毛最忠實的戰友，步步緊跟，給毛车上「四個偉大」的桂冠；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他主持編纂並題寫前言的《毛主席語錄》，是全國每人一册的红宝书。林彪竟然要刺杀毛泽東，實在讓人不可理解。每個人的心裏大概都在想，毛主席不是高瞻遠矚嗎？為什麽當初沒有看穿劉少奇，選他當接班人？為什麽後來又沒有看穿林彪？為什麽接班人都成了反革命？
彷彿看透了大家的心思，玄政委又念了一封毛泽东早在1966年7月文革初起的時候给江青寫的信。這封信好像是說，毛從那時起就知道林彪不地道，用他是不得已而已。信中說：「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
吧。」他又謙虛地說，「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是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工，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
他好像是說，那時就不赞成林彪，但為了文化大革命，他甘願被人利用：「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
据玄政委解釋，信中提到的「他」和「他們」，是指林彪和林彪一夥。可是那時候為什麽不說呢？信中似乎也有解釋：「此事現在不能公开，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那樣說的，公開就潑了他們的？派，而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横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麽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样说的。」看来那时候伟大领秀不能说，是不願意潑了左派和廣大群眾的冷水。
據此，玄政委說林彪事件，完全無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和偉大，他老人家早就識破了林彪一夥的陰謀詭計，讓他們充分表演，最终自取滅亡。
這套說辭，聽起來實在有些牽強，我嘴上不敢說，心裏犯嘀咕「913事件」公開之後，全國開展了又一轮新的政治运动——批林整風。在內蒙兵團，白天幹活，晚上批林。很多人以为，林彪代表文革当中極左的政策，林彪倒台了，一些極左的政策可以得到糾正。没有想到，后来又有中央文件說，林彪的實質是極右，形左實右。也就是說老百姓看着是左的政策，實際是右的政策。現在想来，这真是现代版的指鹿為馬。但這種說法的含義是，將來的政策還要比过去更左。
当時誰都意想不到的是，林彪之死，給我和其他人的命运带来的转機，只是變化來得非常緩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