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屯墾戍邊
沒過多久，造反派開始互鬥。紅衛兵和造反派有許多派別和組織，但大體分為造反派和保皇派。其實兩派都稱自己是造反派，所不同的是保皇派認為他們所在地區或部門的當權者是好人，不能打倒，要保護。當然真正的造反派是要打倒一切的。很快，派系之間發生衝突，最終釀成武鬥大打出手，有的甚至捨了部隊的槍，武装自己，真槍實弹的和另——一派血戰。當時中央的規定是軍隊不參加文化大革命，軍隊不能亂。對於衝擊軍隊的造反派，軍隊的政策是「打不選手、罵不選口」。如此一來，有的地方的造反派就繳了部隊的械。
起初武鬥發生於一個單位的兩個不同派別之間，譬如清華大學的兩派。後來，在一個地區，或一個市，持共同觀點的不同組織聯合起來，與不同觀點的派別相互對峙，武鬥的範圍迅速擴大。新疆石河子的武鬥只是一例，那時全國到處都是武門。正因如此，毛澤東將文革稱之為「全面內戰」。但是中央文革並沒有有效地阻止武鬥，江青甚至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基本上使武鬥合法化，任何派別都可以這一名義和其他派系武鬥。
1967年7月，毛澤東密訪武漢，恰在此時武漢爆發了全市範圍内兩派組織的大規模武鬥。武漢是中國中部最大的工業城市，產業工人集中。有兩大工人組織，各有百萬之眾，一個稱「工人總部」，簡稱工總，另一派號稱「百萬雄師」。工總是造反派，百萬雄師是保皇派。當時以陳再道為司令的武漢軍區支持百萬雄師，抓了工總的人，但中央文革公開聲明支持工總。武漢軍區和百萬雄師都不服，抓住了正在武漢的中央文革代表王力。此舉已經相當騰大妄為，但更有甚者，當得知毛澤東在武漢，下榻東湖賓館，百萬雄師的人在1967年7月20日街進賓館，大概意圖請願。此舉被認為危及了毛的個人安全，事情鬧大了，成了舉國皆知的武漢720事件。
周恩來總理親自飛往武漢，組織毛澤東轉移，處理武漢事件。陳再道被解職並被帶到北京接受責罰。毛澤東寬恕了陳再道，因為陳在紅軍長征路上曾經戰功纍纍，是一員猛將，他雖然與中央文革小組有衝突，但並無不尊重毛本人的意思。但武漢事件規模之大，事態發展到建中央最高層都幾乎失控，全國之混亂由此可見一斑。
到1968年9月，全國範圍內造反派奪權運動基本完成，所有省份和主要城市都成立了代表新政權的「革命委員會」，由造反派和「革命的老幹部」結合組成。《人民日報》宣稱：「全國天下一片紅」。但是毛澤東設想的「大亂達到大治」並未實現，動亂仍在繼續，儘管最激烈的時期已經過去。動盪不已的部分原因是城市裏太多人無所事事——此時，學校已經停課多年，數百萬無學可上、無業可就的青少年在街上遊蕩，尋常鬧事。
1968年12月，毛澤東發動了城市中的知識青年大規模上山下鄉的運動。報章宣傳毛的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到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1969年，成千上萬的學生離開城市，奔赴邊遠的鄉村，插隊落戶，或加入剛剛組建、散布在各個邊疆地區的生產建設兵團。
這一年，尼克遜就任美國總統；同年7月，美國宇航員登上月球。也在同一年，美國在越南的戰爭升级。
北京火車站人頭攒動，摩肩擦背，月台四處紅旗飄揚，喇叭裹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之類的革命歌曲。那是1969年9月5日，我在人群之中，正要登上去內蒙古的火車。父親到車站送行，他和我們同住一個大院的朋友程榆林的父親站在一起說話，而我期忙着和朋友們打招呼。我很高興程榆林、王沅波和秦志強等朋友與我同行。媽媽沒有到車站來，我想她大概怕自己忍不住會落淚。
我看到有些人相擁而泣，還有一些男女青年依依不捨地手把手。我從未見到男女之間如此親密，很驚訝他們絲毫不知害羞。
進了車廂之後，我找到一個靠窗的座位，伸出頭和月台上的父親說話。他沒有流露出惜別的情緒，也許他對我的離去感到無奈——上山下鄉是毛主席的戰略決策，我與同屆的學生都要下鄉。也許他認為我此時離京並非壞事。他這段時間每天熬夜寫交代，我有一次偶然看見了他寫的一張纸，檢討自己參加革命工作前的經歷。文革當中人人自危，個個接受檢查，等待過關，所以他寫這些東西並沒有讓我覺得特別奇怪。他囑咐我到了內蒙努力工作，與他人搞好關係，照顧好自己，讓我一到目的地就寫家信報平安。
然而，我知道父親對一件事耿耿於懷。到今天我都清晰記得，離家前幾天，我和他站在窗前聊天，突然他像是對我，也像是白言自語道：「我們這一代人參加革命是為了能夠送我們的孩子上學。我們小時候窮，上不起學，沒想到我們的孩子也不能上學了。」他的聲音如此悲傷，以至於我吃了一驚，不知道該說什麼。但是我聽懂了他的弦外之音，我父母都是貧苦農民出身，參加革命的目的是為了下一代比他們過的更好，但沒有料到子女仍然沒有上學的機會。他的語調裏並無怨悄，但充滿了無余。
終於，火車鳴響了汽笛。好像所有人都在等待這個信號，瞬間，歡聲笑語變成了一片嚎啕，我的眼淚也不山自主奪眠而出，不可抑制。此時我才意識到，我不但要離家遠去，而且將很久很久見不到父母，「呆瑞」一聲，火車開始移動，哭聲更高了，有人撕心裂肺地喊叫爸爸媽媽。我淚流滿血，喉嚨哽咽，透不過氣和爸爸道別，只是拚命押手。透過淚眼，爸爸的面容模糊了，只能看到他也在向我揮手，隨着火車「哐璫眶壋」地加快速度，他的身影變得愈來愈小，直到從我的視線中消失。
幾個月前，上山下鄉的運動開始了。我所在的工農兵中學傳達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連宿舍大院的牆上都貼滿了「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標語。
不久，學校就開始了總動員，反覆向我們宣講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偉大歷史意義，對中國和世界革命不可估量的巨大影響。上山下鄉是毛主席為知識青年選擇的、避免在中國產生修正主義、重蹈蘇修社會帝國主義覆轍的唯一道路。
這些動員讓我們對廣闊天地不由嚮往；年輕人任重道遠，到農村去，到邊疆去，改天換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和新邊職，為革命作出貢獻。
還是有人不願意離開北京上山下鄉，父母也希望子女留在身邊。但政策規定，除了老弱病殘都必須下鄉，沒有選擇。我心裏很矛盾，捨不得離開家，但又對遠離父母的獨立生活嚮往。其實，無論我們是否願意，父母是否願意，都無關緊要，我們實際上別無選擇。儘管如此，學校老師和街道居委會代表不厭其煩地登門拜訪，做思想工作，直到每個人都同意。
我姐姐16歲，比我年長一歲，但和我一樣是69屆，也就是說按照正常讀書升學，我們應該在69年初中畢業。所以她和我一樣，也必須下鄉。常時有兩個分配方向，一個是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另一個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這兩個據說都是戰略要地，因為處在中蒙和中蘇邊境。常時中蘇交惡，而蒙古和蘇聯是盟國，據說蘇聯在中蘇和中蒙邊境陳兵百萬，虎視眈眈。
媽媽希望我們姊弟倆一起去東北生產建設兵團，相互有個照應，而且她聽說東北的氣候不像內蒙古戈壁灘那麼惡劣。此外，媽媽本人也要下鄉，被分配到東北的一個「五七幹校」。所謂五七幹校，是指根據毛澤東在1966年5月7日的一個批示命名並建立的諸多的農場，北京的幹部和知識分子要下鄉到這些農場去，在那裏勞動，改造思想。
但是媽媽向校方的請求適得其反。這樣的親情被視為小資產階級的悄調，結果是姐姐被發配到東北，我被發配到內蒙古，天各一方。我並不在乎，不願意和姐姐在一起，免得受約束。
雖然知道要參加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去戈壁灘，但建設兵團是什麼樣的機構，具體在內蒙的什麼位置，去那裏做什麼，我卻一無所知。學校召集了一個會議，一個身着嶄新綠色軍裝的軍人來講話，有人介紹說他是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某團的政委。
他說，內蒙古地廣人稀，可以修建一條比北京的束長安街更寬更長的大馬路。我聽了很動心，但當時沒有想到，為什麼要在戈壁灘上修一條大馬路。他還說，內蒙遼闊，我們可以乘坐直升飛機。我們大多數人從來沒有見過直升機，感到很神奇。他許諾的還有很多，譬如我們每天都會吃麵包，魚肉管夠，會發給每人一身新軍裝——「就像解放軍戰士一樣」。
讓他這麼一說，我們每個人對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都不勝嚮往恨不得馬上出發。直到我們真正到了戈壁灘，才發現這位兩政委滿口胡言，他的許諾非但沒有一個可以兌現，連個影子都沒有。
出發前，兵團發給我們每人30元，還發給我們一些布票，當時買任何棉織品都要憑票。我很白豪地把錢和布票帶回家，姐姐也收到同樣的錢和票。媽媽帶着我們倆去了王府井白貨商店，給我們各買了做棉被的布料和棉花，以及蚊帳、鞋、手電筒、工作手套和兩個大木箱。
我們坐了三十多個小時的火車，經停了很多站，我估算若火車通過了65條隧道。每當通過一條長長的隧道時，機中日出的黑煙就會滾滾湧人車廂，煙展到處瀰漫，很快我們的臉黑得像剛下戰場一樣。
誰也不知道火車的目的地，只聽說目的地是軍事機密，而且我們乘坐的是「專列」，大家都無比的與奮和白豪。後來才知道，這趟專列專就專在沒有時刻表，要給所有其他的列車讓路，所以走走停停，花費了一般列中的兩倍時間。
次日晚，火車到達了一個叫烏拉特前旗的車站。烏拉特是蒙古語發音，意思是「能工巧匠」，是一個蒙古部落的名字。有人告訴我們到達目的地了。跳到車站上，一片昏暗中只見零零散散的幾個小燈泡，發出淡淡的光。雖然看不清四周，但我能夠感覺到擁擠的月台，應該不下數百人。
讓我感覺驚訝的是天氣遠比想像的冷。剛剛9月初，北京的夜晚依聽媽媽的話，多帶上一件毛衣。
然溫暖，而在烏拉特前旗的車站上，我凍得瑟瑟發抖。此時很後悔沒有一群人站在月台上不知所措。不一會兒，我注意到有些人正在卸行李，就走過去幫忙。車廂裏有幾個人把一個個的行李箱拖到車廂口，然後抛出來。貨車停靠在月台之外，車廂離地面有一米高，很多箱子撞擊地面裂開了，裏面的東西撒落一地。回想起媽媽小心翼翼地替我裝箱子，爸爸用草繩把箱子捆得結結實實，這樣野蠻地卸車，恐怕他們的苦心白搭了。
卸完行李，有人指揮我們把箱子搬下坡，裝在停靠在下面的幾輛解放牌卡車上。坡比較陡，剛開始我們兩人抬一口箱子往坡下搬運，但木頭箱子都很沉，搬運吃力。不一會兒，有人開始把箱子從坡上往下扔，如此一來，又有一些箱子摔裂了，衣物散落一地。
之後，大家都被召集到一個開闊地聽候分配。我被分配到內蒙占生産建設兵團二師十九團五連。讓我感到不大愉快的是，我的兩個小學同學王沅波和秦志強都被分配到四連，只有我的鄰居程榆林與我分配到同一個連隊。
我走到五連的集結點，見到一個身着舊軍裝，身材不高，但很壯實的人，一看就是當過兵的。他自我介紹說是十九團五連三排的排長，名叫劉鳳亮，是退伍軍人。他先讓我們在行李堆找到自己的行李。我在黑暗中一個個箱子辨認，最後居然找到了自己的，而且基本上完好無損。我覺得簡直是個奇蹟，看來父親一道道草繩的捆綁真管用。
我們齊心合力把箱子都裝上卡车。箱子摞在一起，高出車廂一大截，看起來隨時都可能倒塌。我們用繩子把箱子牢牢捆在車廂上，免得它們在卡車行進時滑落。之後，大家爬上車，坐在堆積如山的行李箱上面。在成堆的木箱和袋子上很難有安全的位置，我找到了一個靠車頭的地方坐下來，手緊緊抓住一條捆行李的繩子。
隨着一陣引擎的轟鳴，車猛地一抖，然後開始移動。卡車排成一列行使，我們前面和後面都有幾輛卡車，在前燈的強光下，可以看到前車身後揚起一片塵土，鋪天蓋地吞沒了我們的卡車。我瞇縫着眼睛，幾乎辨認不出前面的車輛，只能看到滾滾的煙塵。道路坑窪不平，雖然我緊抓着繩子，仍然覺得車體搖晃的太厲害，有幾次覺得要被甩下車去，但所幸有驚無險。
我身體瘦弱，在寒風中凍得瑟瑟發抖，感覺都快凍僵了。卡車左右搖晃着，我很快暈車了，感到陣陣噁心，抓繩索的手愈來愈乏力，眼看就要抓不住了。我心中恐懼，如果在黑暗中被甩下車，恐怕沒有人會注意到。路好像永遠沒有盡頭，真不知道自己能夠堅持多久。行駛了一兩個小時之後，我注意到前面的卡車一輛接着一輛駛向不同的方向消失了。最後，前後都沒有卡車了，只有我們一輛車伴隨着引擎的呻吟，搖搖晃晃地向前開。四周一片黑暗，什麼都看不到，也沒有任何其他的聲音。
常我覺得再也堅持不下去的時候，卡車突然停下來了。我睜開眼睛，看見幾個人朝我們走過來。劉鳳亮排長從卡車的駕駛室裏鑽出來，衝着坐在行李堆上的我們喊道：「到了，到了，下車！」我又冷又累，身體僵硬，幾平動彈不得，勉強爬下車。這時我才知道，從火车站到這裏，卡車在黑暗的曠野裹是是開了四個小時。
車停在一排泥草棚屋前面，每隔幾米有一扇門，裏面亮若一盞小煤油燈。煤油燈就是，個小瓶子裏面裝煤油，上面捅.個棉花撚成的燈芯，燃着的燈芯光線暗淡，冒着黑煙。我和程榆林被分配到同一個房問。房問大概三四米寬、十米深，靠着牆整齊地鋪若娄秸，上面鋪着被褥。這一溜地鋪可以睡7個人，有人在睡覺，還有幾個人醒了。
不一會兒，個人捉了一桶熱氣騰騰的湯麵走了進來。他自我介紹叫王連發，是班長。榆林和我從行李中找出從北京帶來的鋁飯盒，用勺子將麵條從桶裏舀到飯盒裏。在寒冷中颠簸了這麼久，一碗熱湯麵不但合口而且使我的身體暖和起來。我們一邊吃，一邊和坐在地鋪上的人相互介紹，開聊天。
班長王逆發很熱情，不斷催促我們多喝麵湯，吃飽為止。有一位來白北京的劉小形自我介紹，他和王連發一樣，都是一兩個月前才來到此地。他向我們打聽北京的近況，說此地閉塞，聽不到外界的任何消息，等到報紙來的時候，已經是幾個星期的舊聞了。
我和榆林吃飽喝足，放下碗筷。此時躺在床上的人都一躍而起，衝到麵桶前，三下五除二就把剩下的麵湯分光了。看他們如狼似虎的樣子，我很吃驚。原來給新兵的麵湯是特殊伙食，專門為歡迎我們做的，他們平時吃不到這麼好的東西。他們說，我倆吃的這麼少，是因為剛從北京來，肚子裏還有油水，再過幾個星期，這點兒東西就不夠我們吃的了。
我把被褥從行李箱中拿出來，鋪在麥秸地鋪上，緊緊挨着另一個人。地鋪上擺着7個被褥，很擁擠，每個人只有不到半米寬的地盤，躺下一翻身就擠到身邊的人，所以只能一動不動。班長從外面拎來一桶冷水，我和榆林每個人往自己的臉盆裏倒了一些水。我的臉上蒙着一層火車上的煙塵，坐卡車的時候又覆蓋了一層塵土，稍一洗，水就變成了黑色。我問班長在哪裏可以再打一些水來，他說現在天太黑了，去附近的一個水坑打水危險，湊合到明天再說吧。
就這樣，我們都鑽進了被窩，有人吹滅了煤油燈。雖然已經半夜三更了，我很累，但一點睡意都沒有，稍一動就擠到兩邊的人，幣扭得很。我的鄰居一翻身就侵佔了我的地盤，我只好盡量輕輕地把他推回去。剛剛成功，他乂一翻身壓了過來，使我前功盡棄。就這樣，我在夾縫中很難受，又無可奈何，過了很久才終於睡着。
第二天大一亮我就醒了，迫不及待鑽出棚屋，四周一望，才發現棚屋處在荒漠之中，除了沙礫，一無所有。棚屋顯然是匆忙搭建的，前面的牆是上坯壘起來的，而後牆是乾蘆萃上塗泥而已，房頂橡子是樹幹尾頂則是麥秸上而覆蓋着一層泥。
沒有廁所，只能走到離棚屋很遠處方便。屋棚後面不遠處有個水坑，荒漠之中看到一汪水，我一陣興奮，但走近一看，是一灘死水。因為不流動，所以水很髒，水中長着幾根蘆葦，除此之外，沒有任何生命的跡象。
原來我們住所是臨時性的。連隊知道有大批新兵入伍，沒有足夠的住房，就搭建了這些草坯房安置我們，營房邊上還有一排女生的營房。這裏不是營區，據說連隊正在蓋更好的住房，我們可以在入冬之前搬進去。
排長劉鳳亮24歲，之前在部隊服役了四年，沒有捉拔成幹部，就退伍了。部隊的幹部離開部隊叫做轉業，而普通士兵離開叫做退伍。轉業軍人工作安排是有保障的，而退伍軍人一般是哪裏來的就回到哪裏去。排長來自河北，但退伍後分配到內蒙建設兵團來了。他出身農民，懂得種地。他中等身材，體格健壯，平時不苟言笑，倒也不乏雅谑感，別人說笑話，他就笑瞇瞇地聽，從不插話。他抽煙抽的很兇，我估計他的津貼費不夠買香煙的，所以抽的大多是用報紙卷上劣等煙草，或者抽煙斗。他待人很好，有耐心，幹活賣力，以身作則。
排長一吹哨子，大家集合列隊，他宣布我們要列隊行進到連部營區。隨着他的哨聲或是「一二一二」的口令，我們就整齊劃一地列隊前行。他的口令愈來愈快，我們的步伐也隨之加快，最後隨着一聲「跑步走」，我們就小跑前進，仍然保持隊形。我對自己能夠與大家保持步伐一致頗感得意。
到達營區時，一棟房子之前已經有幾個以排為單位的隊伍站立在那裏，有男生排，也有女生排。看到我們到來，他們都轉過頭來，好奇地打量我們。我不知道他們何時來到此地，但相對我們，他們已經是老兵了。我們幾個新到的被稱之為「新兵蛋子」，因為我們外衣還是城裏的學生樣子穿白襯衫，皮膚也白；而他們大多身穿打石補丁的服装，膚色黝黑，身材消瘦，一副飽經風霜的樣子。
列隊完畢，排長向政治指導員和連長大聲報到。五連的指導員是張松森，連長是張英漢，他們分別講話，向我們表示歡迎，然後宣布開飯。這是我們的第一頓早餐，每個班派兩個人拿一個桶和，個臉盆去伙房的窗口打飯。端回來之後，我們把飯盛到自己的飯盒裏——一碗糜子米粥、兩個玉米麵窩頭，還有一些鹹菜。
這是我第一次吃糜子米，從此之後，糜子米就成為了我們的主食。糜子米長得像小米，但比小米粗糙得多，沒有什麼味道，很不好吃，也很難消化，吃了之後經常會胃痛。我們把糜子米稱之為「假米」，糜子米飯是「假米飯」，「假米飯」也指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的兩面派或者給當官的拍馬屁的人。
早飯後政治學習。指導員張松森講了一個多小時，直講得口乾舌燥。他告訴我們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副主席建議成立，毛主席親自批准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為過，是反修防修和培養革命接班人的重要舉措。我們都要立志扎根邊疆。就在此時，我聽到身後有人嘀咕：「烏不拉屎、樹不生根的鬼地方。」
我嚇了一跳，心想誰如此大膽。回頭一看，正是我班的李寶權，一個來自天津的男生。
他的話引起一陣哄笑。指導員停了下來，問：「怎麼回事？」
「報告！」李寶權站起來說：「有人說這兒是個烏不拉屎、樹不生根的地方。」
話音未落，又是一陣大笑。李寶權本人一臉嚴肅，一雙無辜的眼睛凝視着指導員。
「誰說的？」指導員問。
「報告！不知道。」
指導貝表揚了李寶權勇於揭發壞事的勇敢行為，然後繼續宣講扎根邊疆的重大戰略意義。
指導員講完，邀請十九團的一名副參謀長做戰爭動員。他說，離我們駐地以北150公里左右的中國和外蒙古邊境局勢很緊張，蘇修帝國主義在中蘇和中蒙邊境陳兵百萬，戰爭一觸即發。「但是，我們是不怕戰爭的。」他加重訊氣說：「相反，我們應該歡迎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誕生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雖然蘇聯現在己經變色了；第；次世界大戰給中國、朝鮮和東歐帶來了社會主義的勝利；下次世界大戰很可能使整個世界變成社會主義。」
我所屬的單位是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第二師十九兩五連三排十一班，駐地烏拉特，也叫做烏拉特農場。其實稱農場言過其實，此處曾經是政府安置無業言流者的地方，大約十幾個人開墾了一些荒地，就此安頓下來。他們生產的糧食是以養活自己，大概還有一些盈餘。距離此地以東大約15公里，是內蒙的一個大湖烏梁索海，湖的面積在不斷縮小，據說四五年前，我們腳下的這塊地還處於湖底。
五連大約有300名兵團戰士，一半男生一半女生，大多數來自北京和天津這兩座毗鄰的大城市。我們被告知這個農場的老場員成份和背景都很複雜，必須心存提防。
除了知識青年外，其餘大部分成年人都是退伍軍人，比如三排長劉鳳亮，二排長劉金棟。我們連共有六個勞動排，再加一個後勤排，其中包括炊事班、養豬班和馬車班。還有連部，除了連長和指導員外，連部有通訊員。連裏有衛生室，一個軍醫、兩個衞生員。
部隊復員的軍人擔任男生排的排長或副排長。大概因為沒有女的復員軍人，所以女排的排長由連長和指導員在女兵中挑選指定。連隊一級的領導都是現役軍人，包括連長、指導員、副連長段丁山（我們都稱他為老段）和軍醫于醫生。
在六個勞動排中，三個是男生排，三個是女生排。每排分成三個班，班長都是知青。我所在十一班的戰士大多來自於北京，還有幾個來白天津，李寶權就是天津人。天津是個港口大城市，距離北京不過100公里左右，但天津人有其獨特的口音，以及獨特的雅谑感。北京人的雅谑多以冷嘲熱諷體現，含蓄地針砭時政；天津人不大關心政治，他們的笑話大多針對生活現實。
譬如常時北京有個笑話，講排隊買菜，前面的人排到了菜攤，慢慢地挑選，後面的人不耐煩了，說：「要鬥私批修！」這句話是毛澤東語錄，此時用來指真前面的人太自私了。前而的人不甘示弱，回應道：「要過細地做工作。」同樣是，何毛澤東語錄。這個笑話，實際上是諷刺當時的供應短缺，但使用的是毛主席語錄，無可指摘。遇到同樣的悄景，天津人就會說句歇後語：「嗑瓜子嗌出個與蟲，嘛（什麼）仁兒（人兒）都有。」罵前面的人不是人，只論人不論事。李寶權腦子衷有一大堆此類的歇後語，經常在最恰常的場合冒出來。
連裏戰士的年齡從15歲到21歲不等，絕大多數十六七歲。和我同年級的人被稱之為69屆，連裏還有66屆、67屆、68屆，都是應該在那些年初中畢業的，統稱為老三屆，因為他們在文革前就進了中學了。而69屆的人實際的學歷只有小學，因為1966年文革一開始我們就失學了。還有三四個68屆高中生，他們歲數最大、學歷最高，到1966年的時候已經完成高中一年級了。在我們這群只有小學學歷的人眼中，66屆的初中生和68屆的高中生都是很有學問的人，比我們多接受了三四年的正規教育。
五連隸屬的十九團下轄十個連，每連的建制差不多，分別駐紮在巴彥淖爾盟（內蒙的盟相當於內地其他省份的地區）的烏梁素海的四周。烏梁素海是中國第八大淡水湖，黃河改道造成的河跡湖，面積大約300平方公里。但隨着時間的推移，湖的面積不斷縮小。烏梁素海以產黃河大鯉魚而聞名，淺水處覆蓋着高高的蘆萃。十九團的團部坐落在湖邊一個叫做壩頭的小鎮。
很遺憾，我連不是漁業連，所以雖然離烏梁索海不遠，但我們幾乎沒有機會吃到黃河大鯉魚。我連和十九團的大部分連隊一樣，是農業連，任務是種地。十九團還有農機連——開拖拉機，還有一個基建連，但他們建什麼我們不知道。
十九團所屬的第二師下轄二十多個兩，分布在數千平方公里的戈壁灘上，師部設在鐵路邊上的烏拉特前旗鎮。十九團的各個連隊之間的距離不一，遠的相距數十公里，而團與團之間的距離就更遠了，基本上毫無往來。
兵團的總部設在內蒙的首府呼和浩特，我一直沒有搞清楚整個兵團下轄多少個師，大概這個資訊是軍事機密，只知道兵團下轄的有師、團、連、排和班，沒有軍和營的建制，與正規的部隊不同。
與新疆和西臧一樣，內蒙古是一個少數民族居住的地方，因此稱為白治區，意思是少數民族自治，但實際上並非如此，雖然有少數民族的幹部。內蒙地廣人稀，面積遼闊，佔中國陸地總面積的八分之一（兩倍於法國、三倍於德國），但人口僅佔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二而已。
内蒙兵團大概有17萬名官兵，第二師有二萬五千人，十九團共約3000多人。
戈壁灘的土地多沙石、鹽鹼，所以很貧瘠。沒有被沙子覆蓋的地方，偶然可以看到一些耐鹽鹼和乾早的荊棘和野草，它們在乾早、風沙和嚴寒的環境中頑強生存的能力令人難以置信。這塊土地上也有一些兔子和狐狸之類的野生動物，但極其少見。
營房周圍大部分的土地是完全無法墾為耕地的。這裏生存條件差，所以人煙稀少。我曾禁不住突發奇想，如果我猝死在此，大概永遠沒有人會發現，我的屍體也會腐爛融入這片荒蕪的土地。
來內蒙之前，我期待看到成群的牛、馬、羊在廣闊的大草原上吃草。內蒙草原的壯麗景觀，小學生都熟悉一古詩云：
敕勒川，陰山下，
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多麼壯闊和浪漫的景象！這首北朝時期遊牧民族敕勒人的民歌很寫實，我們駐地的四周，極目遠眺，看到的就是陰山之下，天蒼野茫，一望無際，卻唯獨不見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景色。
內蒙分為牧區、農區和沙漠。北部為呼倫貝爾大草原，西部是黃沙浩瀚的戈壁荒漠地帶，我們所住的地方在河套地區的北邊。河套是以黃河為主幹的一套灌溉體系，白占就是農區，堪稱糧倉。河套以北也有一些可耕之地，但大多為戈壁沙漠，沒有大草原的風光，當然沒有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景象。
而i且，無論是否天高地闊，浩瀚蒼茫，身處其中絕無心胸開闊浪漫欣喜之感。為什麼？夏天烈日炎炎，萬里無雲，沒有遮薩之所，因為不長樹，而且蚊蠅成群結隊、鋪天蓋地，驅之不盡；冬天冰天雪地，寒風凜冽，出門就凍做骨髓，舉步慰辛。人的處境不同，溫飽不同，就像范仲淹所說「覽物之情，得無異乎？」看到的只是一片淒涼，哪裏還有什麼豪邁浪漫之感。
當地除了漢人，當然還有蒙古人。他們有自己的文化和語言，與1940年代脫離中國而獨立的外蒙古人同屬一個民族。自1960年代初中蘇關係破裂以來，中國與蘇聯衛星國外蒙占的關係也變得充滿敵意，甚至劍拔弩張。
蒙古人是遊牧民族，跟着他們的牛羊，「逐水草而居」。他們住在羊毛毯子縫製的蒙古包中，騎馬放牧，隨時可以遷徙。我們附近沒有草原，所以也很少能夠見到蒙古人。
中蒙邊境是巡邏嚴密的禁區，邊境兩邊幾乎沒有人員往來，但當時邊境上並無屏障，所以牲畜可以越境，往來自由。冬天北風大作，飛沙走石，捲起積雪，遮天蔽日，一片迷茫，這種夾雜着沙石飛雪的暴風被稱為「白毛風」。白毛風一起，能見度幾乎是零，出門上廁所都可能」迷路回不來，極其危險。北風大作的時候，有時牛馬就會順風從外蒙古越境跑到內蒙古來。當兩國關係友好的時候，抓到跑丟的牛羊還會給送回去，現在兩國交惡，邊境封鎖，就有來無回了。由於冬天只颳北風，從來不動南風，所以只有牲畜從外蒙跑到內蒙，內蒙的牛羊不會走失到外蒙。
作為農業連，我們的責任是在營房周圍的幾千公頃土地上種莊稼主要的作物包括小麥、高粱、玉米、土豆、倭瓜等。我們大部分的勞作是改造荒地，只要不是天寒地凍，我們就無終止地挖掘灌溉渠，無數的大、中、小渠，把黃河的水從上百公里外引來灌溉。
在北京的時候，兵團招兵的幹部曾對我們吹牛説到了內蒙可以吃白饅頭、牛羊肉，可以坐直升飛機，可以修比北京的長安街還長還寬的大路。到了戈壁灘幾天之後我們就意識到他完全是信口開河胡說八道。我們面臨的是苦ㄇ子，要忍饑挨餓，還要幹苦力活；挖大渠，挑土擔沙。每個人每月的津貼是五塊錢人民幣，僅夠買兩聽豬肉罐頭。當時買一塊上海牌手錶要花120元，正好是兩年的津貼費。
我對過這樣的苦日子始料未及。我想家、想念父母，但是我不能寫信告訴他們生活的真實狀況，否則他們會憂心忡忡。我只能報喜不報憂。
學習兩天之後，我們就下地幹活了。時已深秋，是犁地的時節了。機械連派出拖拉機深翻土地，我們的工作是挖水架，用大渠小渠將土地切割成方塊形的農田。這些小渠連接着大渠，最終連接上黃河。到了春天我們就靠這些水渠引水澆地。
工具是鐵鍬，人手一把。通常一排三十幾個人在一起工作，幹完一塊地再轉移到下一塊地。我們做的一些活，本來是可以用拖拉機之類的機器完成，但是連幹部寧可讓我們幹體力活，而讓機器休息。指導員的名言是：「閒人出事故。」他所說的「事故」就是出麻煩或鬧出亂子的意思，所以他一刻也不讓我們閒着。
泥土非常黏，插進膠泥要費九牛二虎之力；鏟出來的泥土，黏在鐵鍬上，要用大力才能甩出去。我很快領教了挖大渠是個苦活，一天下來，手上佈滿水泡，即便帶上勞動手套都無濟於事，疼痛難忍。到了晚上，我用針刺穿水泡，把液體擠出來，第二天摸鐵鍬就疼。直到幾周之後，手上布滿了老繭，就再也不會長水泡了。
用肩膀挑擔子通常是唯一運輸方式。剛開始，我的肩膀很嫩，擔不起重物，第一次負重是排長命令我回營房去扛回幾把鐵鍬。當時我們在地裏幹活，營房在幾公里以外。排長給我派這個活是照顧我，給我派個輕活。
回到營房，我找到五把鐵鍬，扛在肩上，往回走。沒走幾步，肩膀就疼得不行了。我不得不每隔一二十步就卸下鐵鍬，喘口氣，讓疼痛的肩膀恢復一下。即便如此，很快我的肩膀就痛得無法負重了，摸一下都疼。離目的地還很遠，我只好把鐵鍬抱在懷裏，拖着它們一步，步向前挪動，花了很長時間才拖到了上地。排長右我去了這麼長時間，一定以為我跑到哪裏去偷懶了，狠狠的瞪了我一眼，一言未發。我很慚愧，但又不好意思告訴他我細嫩的肩膀實在扛不動幾把破鐵鍬。
烈日炎炎在地裹幹活，經常缺水，有些老兵有軍用水啦，不知什麼原因，沒有給新兵發水壺，所以下地都要有人用扁擔挑兩桶水，帶到地裏。
挑水也非易事。從井裏取水需要技巧。如果只是把水桶用繩子下垂到井裏的水面上，桶會浮在水面上，水進不去。訣竅是把桶上的繩子拉到一邊，然後迅速地拽到另一邊，這樣水桶就會翻過來，口朝下沉下去，再拉繩子就可以把滿滿的一桶水拉上來了。這個技巧說起來簡單，但要反覆練習才能熟能生巧。
我估計一桶水有25公斤，所以一挑子兩桶水重約50公斤。起初，我花了很長時間才從井裏打出半桶水，但我的肩膀太嫩，兩個半桶水都挑不起來，只好雙手各提半桶水。而且，即便我把水挑在肩上，也不會平衡，一路走一路灑，到達目的地的時候褲子和鞋都濕透了。
但是，我很快就學會了從井中汲水、挑擔子、揮舞鐵鍬挖大渠和許多其他的農活。自小到大，我一直是體弱多病，經常看醫生。但到了內蒙幾個月之後，有一天我突然意識到很久沒犯頭疼腦熱了。雖然營養不良，但我的身體索質好像改善了，看來勞動有助健康。但我一直很瘦弱，很長一段時間體重只有50公斤。
無論如何，我漸漸習慣了戈壁灘上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