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

陈 世骧教授有一次对我说：“中国文学的好处在诗，不在小说。”有人认为陈先生不够重视现代中国文学。其实我们的过去这样悠长杰出，大可不必为了最近几十年来的这点成就斤斤较量。反正他是指传统的诗与小说，大概没有疑义。

当然他是对的。就连我这最不多愁善感的人，也常在旧诗里看到一两句切合自己的际遇心情，不过是些世俗的悲欢得失，诗上竟会有，简直就像是为我写的，或是我自己写的——不过写不出——使人千载之下感激震动，像流行歌偶有个喜欢的调子，老在头上心上萦回不已。旧诗的深广可想而知。词的世界就仿佛较小，较窒息。

旧小说好的不多，就是几个长篇小说。

《水浒传》源自民间传说编成的话本，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近年来才经学者研究出来，是用梁山泊影射南宋抗金的游击队。当时在异族的统治下，说唱者与听众之间有一种默契，现代读者没有的。在现在看来，纯粹作为小说，那还是金圣叹删剩的七十一回本有真实感。因为中国从前没有“不要君主”的观念，反叛也往往号称勤王，清君侧。所以梁山泊也只反抗贪官污吏，虽然打家劫舍，甚至于攻城略地，也还是“忠心报答赵官家”（阮小七歌词）。这可以归之于众好汉不太认真的自骗自，与他们的首领宋江或多或少的伪善——也许仅只是做领袖必须有的政治手腕。当真受招安征方腊，故事就失去了可信性，结局再悲凉也没用了。因此《水浒传》是历经金、元两朝长期沦陷的时代累积而成的巨著，后部有built-in（与蓝图俱来的）毛病。

《金瓶梅》采用《水浒传》的武松杀嫂故事，而延迟报复，把奸夫淫妇移植到一个多妻的家庭里，让他们多活了几年。这本来是个巧招，否则原有的六妻故事照当时的标准不成为故事。不幸作者一旦离开了他最熟悉的材料，再回到《水浒》的架构内，就机械化起来。事实是西门庆一死就差多了，春梅、孟玉楼，就连潘金莲的个性都是与他相互激发行动才有戏剧有生命。所以不少人说过后部远不如前。

中共的《文汇》杂志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号有一篇署名夏闳的《杂谈金瓶梅词话》，把重心放在当时的官商勾结上。那是典型的共产主义的观点，就像苏俄赞美狄更斯暴露英国产业革命时代的惨酷。其实尽有比狄更斯写得更惨的，狄更斯的好处不在揭发当时社会的黑暗面。但是夏文分析应伯爵生子一节很有独到处。西门庆刚死了儿子，应伯爵倒为了生儿子的花费来借钱，正触着痛疮，只好极力形容丑化小户人家添丁的苦处，才不犯忌。我看过那么些遍都没看出这一层，也可见这部书精彩场面之多与含蓄。书中色情文字并不是不必要，不过不是少了它就站不住。

《水浒传》被腰斩，《金瓶梅》是禁书，《红楼梦》没写完，《海上花》没人知道。此外就只有《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是完整普及的。三本书倒有两本是历史神话传说，缺少格雷亨·葛林（Greene）所谓“通常的人生的回声”。似乎实在太贫乏了点。

《海上花》写这么一批人，上至官吏，下至店伙西崽，虽然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都可能同桌吃花酒。社交在他们生活里的比重很大。就连陶玉甫、李漱芳这一对情侣，自有他们自己的内心生活，玉甫还是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应酬。李漱芳这位东方茶花女，他要她搬出去养病，“大拂其意”，她宁可在妓院“住院”，忍受嘈音。大概因为一搬出去另租房子，就成了他的外室，越是他家人不让他娶她为妻，她偏不嫁他作妾；而且退藏于密，就不能再共游宴，不然即使在病中，也还可以让跟局的娘姨大姐钉着他，寸步不离。一旦内外隔绝，再信任他也还是放心不下。

陶玉甫、李漱芳那样强烈的感情，一般人是没有的。书中的普通人大概可以用商人陈小云做代表——同是商人，洪善卿另有外快可赚，就不够典型化。第二十五回洪善卿见了陈小云，问起庄荔甫请客有没有他，以及庄荔甫做掮客掮的古玩有没有销掉点。“须臾词穷意竭，相对无聊”。在全国最繁华的大都市里，这两个交游广阔的生意人，生活竟这样空虚枯燥，令人愕然惨然，原来一百年前与现代是不同。他们连麻将都不打，洪善卿是不会，陈小云是不赌。唯一的娱乐是嫖，而都是四五年了的老交情，从来不想换新鲜。这天因为闷得慌，同去应邀吃花酒之前先到小云的相好金巧珍处打茶围。小云故意激恼巧珍，随又说明是为了解闷。——这显然是他们俩维持热度的一种调情方式。后文巧珍也有一次故起波澜，拒绝替他代酒，怪她姐姐金爱珍不解风情，打圆场自告奋勇要替他喝这杯酒。——巧珍因而翻旧帐，提起初交时他的一句呕人的话。没有感情她决不会一句玩话几年后还记得，所以这一回回目说她“翻前事抢白更多情”。

两人性格相仿，都圆融练达。小云结交上了齐大人，向她夸耀，当晚过了特别欢洽的一夜。丈夫遇见得意的事回家来也是这样。这也就是爱情了。

“婊子无情”这句老话当然有道理，虚情假意是她们的职业的一部份。不过就《海上花》看来，当时至少在上等妓院——包括次等的幺二——破身不太早，接客也不太多，如周双珠几乎闲适得近于空闺独守——当然她是老鸨的亲生女儿，多少有点特殊身分，但是就连双宝，第十七回洪善卿也诧异她也有客人住夜。白昼宣淫更被视为异事。（见第二十六回陆秀林引杨家妈语）在这样人道的情形下，女人性心理正常，对稍微中意点的男子是有反应的。如果对方有长性，来往日久也容易发生感情。

洪善卿、周双珠还不止四五年，但是王莲生一到江西去上任，洪善卿就“不大来”了。显然是因为善卿追随王莲生，替他跑腿，应酬场中需要有个长三相好，有时候别处不便密谈，也要有个落脚的地方，等于他的副业的办公室。但是他与双珠之间有彻底的了解。他替沈小红转圜，一定有酬劳可拿；与双珠拍档调停双玉的事，敲诈到的一万银元他也有份。

双珠世故虽深，宅心仁厚。她似乎厌倦风尘，劝双玉不要太好胜的时候，就说反正不久都要嫁人的，对善卿也说这话。他没接这个碴，但是也坦然，大概知道她不属意于他。

他看出她有点妒忌新来的双玉生意好，也劝过她。有一次讲到双玉欺负双宝，他说：“你幸亏不是讨人，不然她也要看不起你了”，明指她生意竟不及一个清倌人。双珠倒也不介意，真是知己了。

书中屡次刻划洪善卿的势利浅薄，但是他与双珠的友谊，他对双宝、阿金的同情，都给他深度厚度，把他这人物立体化了。慰双宝的一场小戏很感动人。——双宝搬到楼下去是贬谪，想必因为楼下人杂，没有楼上严紧。

罗子富与蒋月琴也四五年了。她有点见老了，他又爱上了黄翠凤。但是他对翠凤的倾慕倒有一大半是佩服她的为人，至少是灵肉并重的。他最初看见她坐马车，不过很注意，有了个印象，也并没打听她是谁，不能算惊艳或是一见倾心。听见她制伏鸨母的事才爱上了她。此后一度稍稍冷了下来，因为他诧异她自立门户的预算开支那么大，有点看出来她敲他竹杠。她迁出的前夕，他不预备留宿，而她坚留，好让他看她第二天早上改穿素服，替父母补穿孝，又使他恋慕这孝女起来。

恋爱的定义之一，我想是夸张一个异性与其他一切异性的分别。书中这些嫖客的从一而终的倾向，并不是从前的男子更有惰性，更是“习惯的动物”，不想换口味追求刺激，而是有更迫切更基本的需要，与性同样必要——爱情。过去通行早婚，因此性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婚姻不自由，买妾纳婢虽然是自己看中的，不像堂子里是在社交的场合遇见的，而且总要来往一个时期，即使时间很短，也还不是稳能到手，较近通常的恋爱过程。这制度化的卖淫，已经比卖油郎花魁女当时的手续高明得多了——就连花魁女这样的名妓，也是陌生人付了夜渡资就可以住夜。日本歌舞伎中的青楼（剧中也是汉字“青楼”）也是如此。——到了《海上花》的时代，像罗子富叫了黄翠凤十几个局，认识了至少也有半个月了。想必是气她对他冷淡，故意在蒋月琴处摆酒，馋她，希望她对他好点，结果差点弄巧成拙闹翻了。他全面投降之后，又还被浇冷水，饱受挫折，才得遂意。

琪官说她和瑶官羡慕倌人，看哪个客人好，就嫁哪个。虽然没这么理想，妓女从良至少比良家妇女有自决权。嫁过去虽然家里有正室，不是恋爱结合的，又不同些。就怕以后再娶一个回去，不过有能力三妻四妾的究竟不多。

盲婚的夫妇也有婚后发生爱情的，但是先有性再有爱，缺少紧张悬疑，憧憬与神秘感，就不是恋爱，虽然可能是最珍贵的感情。恋爱只能是早熟的表兄妹，一成年，就只有妓院这脏乱的角落里还许有机会。再就只有《聊斋》中狐鬼的狂想曲了。

直到民初也还是这样。北伐后，婚姻自主、废妾、离婚才有法律上的保障。恋爱婚姻流行了，写妓院的小说忽然过了时，一扫而空，该不是偶然的巧合。

《海上花》第一个专写妓院，主题其实是禁果的果园，填写了百年前人生的一个重要的空白。书中写情最不可及的，不是陶玉甫、李漱芳的生死恋，而是王莲生、沈小红的故事。

王莲生在张蕙贞的新居摆双台请客，被沈小红发现了张蕙贞的存在，两番大闹，闹得他“又羞又恼，又怕又急”。她哭着当场寻死觅活之后，陪他来的两个保驾的朋友先走，留下他安抚她。

“小红却也抬身送了两步，说道：‘倒难为了你们。明天我们也摆个双台谢谢你们好了。’说着倒自己笑了。莲生也忍不住要笑。”她在此时此地竟会幽默起来，更奇怪的是他也笑得出。可见他们俩之间自有一种共鸣，别人不懂的。如沈小红所说，他和张蕙贞的交情根本不能比。

第五回写王莲生另有了个张蕙贞，回目“垫空当快手结新欢”，“垫空当”一语很费解。沈小红并没有离开上海，一直与莲生照常来往。除非是因为她跟小柳儿在热恋，对他自然与前不同了。他不会不觉得，虽然不知道原因。那他对张蕙贞自始至终就是反激作用，借她来填满一种无名的空虚怅惘。

异性相吸，除了两性之间，也适用于性情相反的人互相吸引。小红大闹时，“蓬头垢面，如鬼怪一般”，莲生也并没倒胃口，后来还旧事重提，要娶她。这纯是感情，并不是暴力刺激情欲。打斗后，小红的女佣阿珠提醒他求欢赎罪，他勉力以赴，也是为了使她相信他还是爱她，要她。

他们的事已经到了花钱买罪受的阶段，一方面他倒又十分欣赏小悍妇周双玉，虽然双玉那时候还圭角未露，人生的反讽往往如此。

刘半农为书中白描的技巧举例，引这两段，都是与王莲生有关的：

“莲生等撞过‘乱钟’，屈指一数，恰是四下，乃去后面露台上看时，月色中天，静悄悄的，并不见有火光。回到房里，适值一个外场先跑回来报说：‘在东棋盘街那儿。’莲生忙踹在桌子旁高椅上，开直了玻璃窗向东南望去，在墙缺里现出一条火光来。（第十一回）”

“阿珠只装得两口烟，莲生便不吸了，忽然盘膝坐起，意思要吸水烟。巧囡送上水烟筒，莲生接在手中，自吸一口，无端掉下两点眼泪。（第五十四回，原第五十七回）”

第一段有旧诗的意境。第二段是沈小红的旧仆阿珠向莲生问起：“小红先生那儿就是个娘在跟局？”又问：“那么大阿金出来了，大姐也不用？”莲生只点点头。下接吸水烟一节。

小红为了姘戏子坏了名声，落到这地步。他对她彻底幻灭后，也还余情未了。写他这样令人不齿的懦夫，能提升到这样凄清的境界，在爱情故事上是个重大的突破。

我十三四岁第一次看这书，看完了没的看了，才又倒过来看前面的序。看到刘半农引这两段，又再翻看原文，是好！此后二十年，直到出国，每隔几年再看一遍《红楼梦》《金瓶梅》，只有《海上花》就我们家从前那一部亚东本，看了《胡适文存》上的《海上花》序去买来的，别处从来没有。那么些年没看见，也还记得很清楚，尤其是这两段。

刘半农大概感性强于理性，竟轻信清华书局版许廑父序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记传闻，以为《海上花》是借债不遂，写了骂赵朴斋的，理由是（一）此书最初分期出版时，例言中说：

“所载人名事实，均系凭空捏造，并无所指。”

刘半农认为这是小说家惯技；这样郑重声明，更欲盖弥彰，是“不打自招”；（二）赵朴斋与他母妹都不是什么坏人，在书中还算是善良的，而下场比谁都惨，分明是作者存心跟他们过不去。

“书中人物纯系虚构”，已经成为近代许多小说例有的声明，似不能指为“不打自招”。好人没有好下场，就是作者借此报复泄愤，更是奇谈，仿佛世界上没有悲剧这样东西，永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胡适分析许序与鲁迅的小说史，列举二人所记传闻的矛盾：

“许：赵朴斋尽买其书而焚之。（显然出单行本时赵尚未死。）

“鲁：赵重赂作者，出到第二十八回辍笔。赵死后乃续作全书。

“许：作者曾救济赵。

“鲁：赵常救济作者。

“许：赵妹实曾为娼。

“鲁：作者诬她为娼。”

胡适又指出韩子云一八九一年秋到北京应乡试，与畅销作家海上漱石生（孙玉声）同行南归，孙可以证明他当时不是个穷极无聊靠敲诈为生的人。《海上花》已有廿四回稿，出示孙。次年二月，头两回就出版了，到十月出版到第二十八回停版，十四个月后出单行本。

“写印一部二十五万字的大书要费多少时间？中间那有因得‘重赂’而辍笔的时候？”

又引末尾赵二宝被史三公子遗弃，吃尽苦头，被恶客打伤了，昏睡做了个梦，梦见三公子派人来接她，她梦中向她母亲说的一句话，觉得单凭这一句，“这书也就不是一部谤书”：

“‘妈，我们到了三公子家里，起先的事，不要去提起。’

“这十九个字，字字是血，是泪，真有古人说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风格！这部《海上花列传》也就此结束了。”

——胡适序第二节

此书结得现代化，戛然而止。作者踽踽走在时代前面，不免又有点心虚胆怯起来，找补了一篇跋，一一交代诸人下场，假托有个访客询问。其实如果有读者感到兴趣，决不会不问李浣芳是否嫁给陶玉甫，唯一的一个疑团。李漱芳死后，她母亲李秀姐要遵从她的遗志，把浣芳给玉甫作妾，玉甫坚拒，要认她作义女，李秀姐又不肯。陶云甫自称有办法解决，还没来得及说出来，被打断了，就此没有下文了。

陶云甫唯一关心的是他弟弟，而且也决没有逼着弟弟纳妾之理，不过他也觉得浣芳可爱（见第四十一回——原第四十三回），要防玉甫将来会懊悔，也许建议把浣芳交给云甫自己的太太，等她大一点再说，还是可以由玉甫遣嫁。但是玉甫会坚持名分未定，不能让她进门。僵持拖延下去，时间于李秀姐不利，因为浣芳不宜再在妓院里待下去。一明白了玉甫是真不要她，也就只好让他收作义女了。

浣芳虽然天真烂漫，对玉甫不是完全没有洛丽塔心理。纳博柯夫名著小说《洛丽塔》——拍成影片由詹姆斯梅逊主演——写一个中年男子与一个十二岁的女孩互相引诱成奸。在心理学上，小女孩会不自觉地诱惑自己父亲。浣芳不但不像洛丽塔早熟，而且晚熟到近于低能儿童，所以她初恋的激情更百无禁忌，而仍旧是无邪的。如果嫁了玉甫，两人之间过去的情事就仿佛给追加了一层暧昧的色彩。玉甫也许就为这缘故拒绝，也是向漱芳的亡灵自明心迹，一方面也对自己撇清——他不是铁石人，不会完全无动于衷。

作者不愿设法代为撮合，大快人心，但是再写下去又都是反高潮，认义女更大杀风景。及早剪断，不了了之，不失为一个聪明的办法。

刘半农惋惜此书没多写点下等妓院，而掉转笔锋写官场清客。我想这是刘先生自己不写小说，不知道写小说有时候只要剪裁得当，予人的印象仿佛对题材非常熟悉；其实韩子云对下级妓院恐怕知道的尽于此矣。从这书上我们也知道低级妓院有性病与被流氓殴打的危险，妓女本身也带流气，碰见殷实点的客人就会敲诈。大概只能偶一观光，不能常去。文艺没什么不应当写哪一个阶级。而且此处结构上也有必要，因为赵二宝跟着史三公子住进一笠园，过了一阵子神仙眷属的日子，才又一交栽下来，爬得高跌得重。如果光是在他公馆里两人镇日相对，她也还是不能完全进入他的世界，比较单调，容易腻烦。

写一笠园，至少让我们看到家妓制度的珍贵的一瞥。《红楼梦》里学戏的女孩子是特殊情形，专为供奉归宁的皇妃的。一般大概像此书的琪官、瑶官的境遇。瑶官虚岁十四，才十三岁，被主人收用已经有些时了。书中喜欢幼女的只有齐韵叟一人——别人只喜欢跟她们闹着玩。尹痴鸳倒是爱林翠芬，但是也宁可用张秀英泄欲。而齐韵叟也并不是因为年老体衰，应付不了成熟的女性——他的新宠是嫁人复出的苏冠香。

琪官、瑶官与孙素兰夜谈，瑶官说孙素兰跟华铁眉要好，一定是嫁他了。孙素兰笑她说得容易，取笑她们俩也嫁齐大人。瑶官说她“说说就说到歪里去”，也就是说老人奸淫幼女，不能相提并论。书中韵叟与琪官的场面写得十分蕴藉，只借口没遮拦的瑶官口中点一笔。

齐韵叟带着琪官、瑶官在竹林中撞见小赞，似乎在向另一人求告，没看清楚是谁，这人已经跑了。事后盘问她们，琪官示意瑶官不要说，只告诉韵叟“不是我们花园里的人，”想必是说不是齐府的人，不致玷辱门风。这件事从此没有下文了，直到跋列举诸人下场，有“小赞小青挟赀远遁”句。原来小赞私会的是苏冠香的大姐小青。相等于“诗婢”的诗僮小赞，竟抛下举业，与情人私奔卷逃。那次约会被撞破，琪官代为隐瞒，想必是怕结怨。苏冠香是小小姨身分，皇亲国戚兼新宠，正如杨贵妃的妹妹虢国夫人。琪官虽然不知道冠香向韵叟诬赖她与孙素兰同性恋，一定也晓得她是冠香的“眼中钉”（见回目）。再揭破丑闻使冠香大失面子，更势不两立了。那神秘人物是小青，书中没有交代，就显不出琪官的机警与她处境的艰难。

总是因为书至此已近尾声，下文没有机会插入小赞小青的事，只好在跋内点破，就像第十三回“抬轿子周少和碰和”的事也只在回目中点明，回内只字不提。

但是由跋追补一笔，力道不够。当时琪官一味息事宁人，不许瑶官说出来，使人不但气闷而且有点反感。她说与小赞在一起的是外人，倌人带来的大姐除了小青，还有林素芬、林翠芬也带了大姐来，大概是娘姨大姐各一，两人合用。像赵二宝就只带了个娘姨阿虎，替她梳头，那是不可少的。孙素兰只带一个大姐，想必是像卫霞仙处阿巧的两个同事，少数会梳头的大姐。

娘姨不大有年轻貌美的。小赞向这人求告，似是向少女求爱或求欢——再不然就是身分较高的人。

书中男仆如张寿、匡二都妒忌主人的艳福，从中捣乱，激动得简直有点心理变态。曾经有人感叹中国的女仆长年禁欲，其实男仆也不能有家庭生活。固然可以嫖妓；倒从来没有妄想倌人垂青的，这一点上阶级观念非常严。不过小赞不是普通的佣仆，有学问有前途，而且屡次当众出风头。平时倌人时刻有娘姨跟着，在一笠园中却自由自在，如苏冠香、林翠芬都独自游荡。因此有可能性的女子浩如烟海，无从揣测。比较像是孙素兰的大姐，琪官代瞒是卫护义姊——还是失意的林翠芬移情别恋？这些模糊的疑影削弱了琪官的这一场戏，也是她的最后一场，使这特出的少女整个的画像也为之减色。等到看到跋才知道是小青，这才可能琢磨出琪官有她不得已的苦衷，已经迟了一步。

作者的同乡松江颠公写他“与某校书最昵，常日匿居其妆阁中”，但是又说他“家境……寒素”。刘半农说：

“相传花也怜侬本是巨万家私，完全在堂子里混去了。这句话大约是确实的，因为要在堂子里混，非用钱不可；要混得如此之熟，非有巨万家私不可。”

也许聪明人不一定要有巨万家私，只要肯挥霍，也就充得过去了。他没活到四十岁，倒已经“家境……寒素”，大概钱不很多，禁不起他花。

作者在例言里说：“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其实《红楼梦》已有，不过不这么明显。（参看宋淇著《红楼梦里的病症》等文）有些地方他甚至于故意学《红楼梦》，如琪官、瑶官等小女伶住在梨花院落——《红楼梦》的芳官、藕官等住在梨香院。小赞学诗更是套香菱学诗。《海上花》里一对对的男女中，华铁眉、孙素兰二人唯一的两场戏是吵架与或多或少的言归于好，使人想起贾宝玉、林黛玉的屡次争吵重圆。这两场比高亚白、尹痴鸳二才子的爱情场面都格调高些。

华铁眉显然才学不输高亚白、尹痴鸳，但是书中对他不像对高尹的誉扬，是自画像的谦抑的姿势。口角后与孙素兰在一笠园小别重逢，他告诉她送了她一打香槟酒，交给她的大姐带回去了。不论作者是否知道西方人向女子送花道歉的习俗——往往是一打玫瑰花——此处的香槟酒也是表示歉意的。一送就是一箱，——十二瓶一箱——手面阔绰。孙素兰问候他的口吻也听得出他身体不好。作者早故，大概身体不会好。

当时男女仆人已经都是雇佣性质了，只有婢女到本世纪还有。书中只有华铁眉的“家奴华忠”十分触目。又一次称为“家丁”，此外只有洋广货店主殳三的“小家丁奢子”。

明人小说“三言二拍”中都是仆从主姓。婢女称“养娘”，“娘”作年轻女子解，也就是养女。僮仆想必也算养子了。所以《金瓶梅》中仆人称主人主妇为“爹”“娘”，后世又升格为“爷（爷）”“奶奶”。但是《金瓶梅》中仆人无姓，只有一个善颂善祷的名字如“来旺”，像最普通的狗名“来富”。这可能是因为“三言二拍”是江南一带的作品，保留了汉人一向的习俗，《金瓶梅》在北方，较受胡人的影响。辽金元都歧视汉人，当然不要汉人仆役用他们的姓氏。

清康熙时河南人李绿园著《歧路灯》小说，书中谭家仆人名叫王中。乾隆年间的《儿女英雄传》里，安家老仆华忠也用自己的姓名。显然清朝开始让仆人用本姓。同是歧视汉人，却比辽金元开明，不给另取宠物似的名字，替他们保存了人的尊严。但是直到晚清，这不成文法似乎还没推广到南方民间。

年代介于这两本书之间的《红楼梦》里，男仆有的有名无姓，如来旺（旺儿）、来兴（兴儿），但是绝大多数用自己原来的姓名，如李贵、焦大、林之孝等。来旺与兴儿是贾琏夫妇的仆人，来自早稿《风月宝鉴》，贾瑞与二尤等的故事，里面当然有贾琏、凤姐。此后写《石头记》，先也还用古代官名地名，仆名也仍遵古制；屡经改写，越来越写实，仆人名字也照本朝制度了。因此男仆名字分早期后期两派。唯一的例外是鲍二，虽也是贾琏、凤姐的仆人，而且是二尤故事中的人物，却用本姓。但是这名字是写作后期有一次添写贾母的一句隽语：“我哪记得背着抱着的？”——贾琏、凤姐为鲍二家的事吵闹时——才为了谐音改名鲍二，想必原名来安之类。

《海上花》里也是混合制。齐韵叟的总管夏余庆，朱蔼人兄弟的仆人张寿，李实夫叔侄的匡二，都用自己原来的姓名。朱家李家都是官宦人家。知县罗子富的仆人高升不会是真姓高，“高升”“高发”是官场仆人最普通的“艺名”，可能是职业性跟班，流动性大，是熟人荐来的，不是罗家原有的家人，但是仍旧可以归入自己有姓的一类。

火灾时王莲生向外国巡警打了两句洋文，才得通过，显然是洋务官员。他对诗词的态度伧俗（第三十三回），想必不是正途出身。他的仆人名叫来安，商人陈小云的仆人叫长福，都是讨吉利的“奴名”，无姓。

洋广货店主殳三的“小家丁奢子”，“奢”字是借用字音，原名疑是“舍子”（舍给佛门），“舍”音“奢”，但是吴语音“所”，因此作者没想到是这个字。孩子八字或是身体不好，挂名入寺为僧，消灾祈福，所以乳名叫舍子，不是善颂善祷的奴名，因此应当有姓——姓殳，像华铁眉的家丁华忠姓华一样。

华铁眉住在乔老四家里，显然家不在上海。他与赖公子、王莲生都是世交，该是旧家子弟。殳三是广东人，上代是广州大商人，在他手里卖掉许多珍贵的古玩。

“华”“花”二字相通，华铁眉想必就是花也怜侬了。作者的父亲曾任刑部主事，他本人没中举，与殳三同是家道中落，一个住在松江，一个寄籍上海，都相当孤立，在当代主流外。那是个过渡时代，江南华南有些守旧的人家，仆人还是“家生子儿”（《红楼梦》中语），在法律上虽然自由，仍旧终身依附主人，如同美国南北战争后解放了的有些黑奴，所以仍应像明代南方的仆从主姓。

官场仆人都照满清制度用本姓，但是外围新进如王莲生——海禁开后才有洋务官员——还是照民间习俗，不过他与陈小云大概原籍都在长江以北，中原的外缘，还是过去北方的遗风，给仆人取名来安，长福——如河南就已经满化了。以至于有三种制度并行的怪现象。

华铁眉“不喜热闹”，酒食“征逐狎昵皆所不喜”。这是作者自视的形象，声色场中的一个冷眼人，寡欲而不是无情。也近情理，如果作者体弱多病。

写华铁眉特别简略，用曲笔，因为不好意思多说。本来此书已经够简略的了。《金瓶梅》《红楼梦》一脉相传，尽管长江大河滔滔泊泊，而能放能收，含蓄的地方非常含蓄，以致引起后世许多误解与争论。《海上花》承继了这传统而走极端，是否太隐晦了？

没有人嫌李商隐的诗或是英格玛·柏格曼的影片太晦。不过是风气时尚的问题。胡适认为《海上花》出得太早了，当时没人把小说当文学看。我倒觉得它可惜晚了一百年。一七九一年《红楼梦》付印，一百零一年后《海上花》开始分期出版。《红楼梦》没写完还不要紧，被人续补了四十回，又倒过来改前文，使凤姐、袭人、尤三姐都变了质，人物失去多面复杂性。凤姐虽然贪酷，并没有不贞。袭人虽然失节再嫁，“初试云雨情”是被宝玉强迫的，并没有半推半就。尤三姐放荡的过去被删掉了，殉情的女人必须是纯洁的。

原著八十回中没有一件大事，除了晴雯之死。抄检大观园后，宝玉就快要搬出园去，但是那也不过是回到第二十三回入园前的生活，就只少了个晴雯。迎春是众姐妹中比较最不聪明可爱的一个，因此她的婚姻与死亡的震撼性不大。大事都在后四十回内。原著可以说没有轮廓，即有也是隐隐的，经过近代的考据才明确起来。一向读者看来，是后四十回予以轮廓，前八十回只提供了细密真切的生活质地。

前几年有报刊举行过一次民意测验，对《红楼梦》里印象最深的十件事，除了黛玉葬花与凤姐的两段，其他七项都是续书内的！如果说这种民意测验不大靠得住，光从常见的关于《红楼梦》的文字上——有些大概是中文系大学生的论文，拿去发表的——也看得出一般较感兴趣的不外凤姐的淫行与临终冤鬼索命；妙玉走火入魔；二尤——是改良尤三姐；黛玉归天与“掉包”同时进行，黛玉向紫鹃宣称“我的身子是清白的，”就像连紫鹃都疑心她与宝玉有染。这几折单薄的传奇剧，因为抄本残缺，经高鹗整理添写过，（详见拙著《红楼梦魇》）补缀得也相当草率，像棚户利用大厦的一面墙。当时的读者径视为原著，也是因为实在渴望八十回抄本还有下文。同一愿望也使现代学者乐于接受续书至少部份来自遗稿之说。一般读者是已经失去兴趣了，但是每逢有人指出续书的种种毛病，大家太熟悉内容，早已视而不见，就仿佛这些人无聊到对人家的老妻评头品足，令人不耐。

抛开《红楼梦》的好处不谈，它是第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而我们是一个爱情荒的国家。它空前绝后的成功不会完全与这无关。自从十八世纪末印行以来，它在中国的地位大概全世界没有任何小说可比——在中国倒有《三国演义》，不过“三国”也许口传比读者更多，因此对宗教的影响大于文字上的。

百廿回《红楼》对小说的影响大到无法估计。等到十九世纪末《海上花》出版的时候，阅读趣味早已形成了。唯一的标准是传奇化的情节，写实的细节。迄今就连大陆的伤痕文学也都还是这样，比大陆外更明显，因为多年封闭隔绝，西方的影响消失了。当然，由于压制迫害，作家第一要有胆气，有牺牲精神，写实方面就不能苛求了。只要看上去是在这一类的单位待过，不是完全闭门造车就是了。但也还是有无比珍贵的材料，不可磨灭的片断印象，如收工后一个女孩单独蹲在黄昏的旷野里继续操作，周围一圈大山的黑影。但是整个的看来，令人惊异的是一旦摆脱了外来的影响与中共一部份的禁条，露出的本来面目这样稚嫩，仿佛我们没有过去，至少过去没有小说。

中国文化古老而且有连续性，没中断过，所以渗透得特别深远，连见闻最不广的中国人也都不太天真，独有小说的薪传中断过不止一次。所以这方面我们不是文如其人的。中国人不但谈恋爱“含情脉脉”，就连亲情友情也都有约制。“爸爸，我爱你”，“孩子，我也爱你”只能是译文。惟有在小说里我们呼天抢地，耳提面命诲人不倦。而且像我七八岁的时候看电影，看见一个人物出场就急着问：“是好人坏人？”

上世纪末叶久已是这样了。微妙的平淡无奇的《海上花》自然使人嘴里淡出鸟来。它第二次出现，正当五四运动进入高潮。认真爱好文艺的人拿它跟西方名著一比，南辕北辙，《海上花》把传统发展到极端，比任何古典小说都更不像西方长篇小说——更散漫，更简略，只有个姓名的人物更多。而通俗小说读者看惯了《九尾龟》与后来无数的连载妓院小说，觉得《海上花》挂羊头卖狗肉，也有受骗的感觉。因此高不成低不就。当然，许多人第一先看不懂吴语对白。

当时的新文艺，小说另起炉灶，已经是它历史上的第二次中断了。第一次是发展到《红楼梦》是个高峰，而高峰成了断崖。

但是一百年后倒居然又出了个《海上花》。《海上花》两次悄悄的自生自灭之后，有点什么东西死了。

虽然不能全怪吴语对白，我还是把它译成国语。这是第三次出版。就怕此书的故事还没完，还缺一回，回目是：

张爱玲五详《红楼梦》

看官们三弃《海上花》

＊初刊一九八二年四月至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台北《皇冠》杂志，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皇冠杂志社出版单行本，题《海上花》；收入《张爱玲全集》分为《海上花开——国语海上花列传Ⅰ》、《海上花落——国语海上花列传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