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独特的个体：具体经验上的人

一般地说，“中国传统小说，不仅几乎毫无例外地是包罗万象或‘百科全书’式的（encyclopedic，语见N．Frye，Anatomy of Criticism ），而且略为长一点的，其主要角色（hero或heroine），几乎都是集体或许多人” [17] 。也有学者认为：“‘角色’是我国戏剧构成中特有的事物，它既是班社一群演员各有所司又互补相成的分工，又是剧中众多相互关系的人物的分类。……所以中国传统戏剧（剧本）以‘角色’登场并不以‘人物’登场。” [18] 但是，《红楼梦》早已打破这种“脸谱式”的塑造方式，小说中所出现的绝大多数都是“人物”，而不是“角色”，一个个彼此殊异、各有不同的优缺点，并透过绝无仅有的个人履历而产生了与众不同的独特生命史。由此，“人物”是立体的，其塑造是为了让人理解生命的丰富与人性的奥妙，所以值得探索与不断的再发现；而“角色”是扁平的，其存在只是为了让人获得情绪的发泄与感性的满足，所以往往只成为主观投射的对象。若作者早已揭露人物的多元与奥妙，读者也应该打破成见，切莫将多元而立体的“人物”限缩为忠奸判分、善恶二元的单一“角色”，妨碍了对人生景观的拓宽与加深。

其实，深知曹雪芹创作底蕴的脂砚斋早已提示，曹雪芹所塑造的人物独特性，是“各人各式”“女儿各有机变，个个不同”“各人是各人伎俩，一丝不乱，一毫不遗” [19] ，于是众姝诗作也随之“一人是一人口气”“自与别人不同”，因此，“最恨近日小说中，一百美人诗词语气，只得一个艳稿”（第三十七回批语），并提醒这些逼真的人物都是立体的，优缺点互见：

可笑近之野史中，满纸羞花闭月，莺啼燕语，除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第二十回批语）

又谓：

尤氏亦可谓有才矣。论有德比阿凤高十倍，惜乎不能谏夫治家，所谓人各有当也。此方是至理至情。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第四十三回批语）

这不但意味着有不完美甚至是人格缺失的“陋处”，才能成就出“真正美人”，故云“太史公列传每于人 纰 漏处刻画不肯休，盖纰 漏处即本人之真精神，所以别于诸人也 ”； [20] 更重要的是，这是从“人”的角度来衡量小说人物的真实感，却并非对该“陋处”“纰漏处”及其所可能衍生之哲理价值的褒贬。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更应该把握到对“个人”的不同认识，有助于厘清如何看待小说人物的问题。法国哲学家路易·杜蒙（Louis Dumont，1911—1998）于《阶序人》一书的开头，曾对有关“个人”这个字的两种意义作区别：一为“特定的、经验上面的个人 ”，另一种则“把人视为价值之拥有者 ”，且引了一段牟斯（Marcel Mauss）的话为例，来说明这种区别的必要性。 [21] 同样地，欲厘清对《红楼梦》中人物应该如何理解、如何评价的问题，此一区别也有其根本上的必要性。

亦即，《红楼梦》中的人物乃是小说家以“特定的、经验上面的个人”进行刻画的具体产物，而不是以“价值之拥有者”作为褒贬的理念化身。小说家的伟大处，便是将每一个人物的特定经验与复杂内涵给予生动传神而深刻微妙的揭示现露，并经由各种“特定的、经验上面的个人”所构成的整体，以编织出丰富而全面的大观世界。也正因为这些小说人物都是“特定的、经验上面的个人”，故其身上不但会有种种人性缺失，所具备的优缺点也不是抽象化的、一般性的概念，而是具体地与其他的人格素质糅杂混合，始形塑出各式各样的面貌形态。

如此一来，小说家便能成功地塑造出可以延伸、深不可测并足以作悲剧性的表现的圆形人物。弗斯特分析小说艺术时，曾依照小说人物在小说情节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将之分类为“扁平人物”“圆形人物”两种形态：

1．扁平人物（flat character）：意指“在最纯粹的形式中，他们依循着一个单纯的理念或性质而被创造出来”，因此他们总是只代表一种观念或功能，在整个故事中只表现出公式化的言行，仿佛在他们身上牢牢挂着“理智”“傲慢”“敏感”“偏见”等固定的标帜，给我们的主要印象可以用一句话完全描绘，从而也易于辨认、易为读者所记忆。

2．圆形人物（round character）：此类便有所不同，所有属于“三度空间”的圆形人物都可以随时延伸，不为书本的篇幅内容以及单一的观念标帜所限，可以活跃于小说的每一页，而不受限制地延伸或隐藏，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物显得自然逼真的原因。

弗斯特并且提出如何区分两种人物类型的方法，认为：“要检验一个圆形人物，只要看看他是否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给人以新奇之感。如果他无法给人新奇感，他就是扁平人物；如果他无法令人信服，他只是扁平人物伪装的圆形人物。圆形人物的生命深不可测——他活在书本的字里行间”，并且只有圆形人物才能短期或长期地作悲剧性的表现。 [22] 就此来说，当被套入某些简单而抽象的价值形容词之中时，圆形人物就不幸地被削减了，限缩成为干瘪没有活力的扁平人物，伟大的经典也随之沦为普通的浪漫史。

进一步来看，这些传神写照的人物由于独特而鲜明，甚至展现出某种性格类型的代表性，由此产生了关于“典型人物”或“典型性格”的问题。

就经典的“永恒”这一性质而言，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已提出著名的“诗比历史更哲学” [23] 这个命题，意思是：诗（原指希腊史诗）之类带有虚构性的叙事文学比实录的历史更有真实感，更能触及人性的深层规律与世事的发展逻辑；历史事件反倒比较常被偶然因素所影响，因各种随机性的意外、混乱而无理可循。就此，美学家朱光潜解说道：

诗不能只摹仿偶然性的现象而是要揭示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要在个别人物事迹中见出必然性与普遍性。这就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这正是“典型人物”的最精微的意义，也正是现实主义的最精微的意义。 [24]

换言之，文学作品虽然是描写个别的现象，但确实不能只是单一的、孤立的偶发事件，其中必须掌握到人事物的存在本质和运作规律，由此便具有必然性与普遍性：“必然性”有如弗斯特所说的“因果关系”，让事件的发展有理可循；而有了必然性便能具备“普遍性”，因为事理是相通的。既然人物作为现象中一切事件的主要核心，其性格特质是推动事件的动力来源，于是产生了“典型性格”与“典型人物”的说法。

一般地说，体现出“典型性格”（typical characteristics）者可称为“典型人物”（typical character），然而必须注意到，“典型性格”并不能涵盖“典型人物”全部的性格内涵，并且当典型性格展现出来时，也会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有各种微调甚至巨变，产生程度上或本质上的差异，不能一概而论。其次，“典型性格”未必是“典型人物”的专利，也可以是其他“非典型人物”的一部分，在某些特定时刻活跃起来，并不构成冲突矛盾，反倒增加了人物的立体性。例如，林黛玉的典型性格之一是多愁善感、口齿伶俐，故为这一类性格的典型人物，但林黛玉并不是只有这个性格表现，甚且当她表现出这一典型性格时，也会因对方是宝玉还是长辈、是私底下还是礼制场合，而多少有所不同，甚至完全不同，必须一一审辨，分别对待；同样地，各个人物都不乏所谓“非典型”的情况，当黛玉口出逢迎的应酬话、宝钗被激活了几分妒意、宝玉因为畏罪而扯谎撇清，也就是圆形人物在散发讯息，召唤读者深入探索人性花园幽径的时候。

此外还应该理解到，“典型性格”不是仅存于“典型人物”身上，而是从各式各样“非典型人物”中提炼出来的总结晶，可以见诸历史、传说、现实中之识与不识者，无待于亲眼所见的特定对象才能创造。犹如清初的杰出评点家张竹坡所说：

作《金瓶梅》，若果必待色色历遍，才有此书，则《金瓶梅》又必做不成也。何则？即如诸淫妇偷汉，种种不同，若必待身亲历而后知之，将何以经历哉？故知才子无所不通，专在一心也。 [25]

鲁迅以其丰富的学识与创作经验，也认为：

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见切合的了。……我是一向取后一法的，……况且这方法也和中国人的习惯相合，例如画家的画人物，也是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向来不用一个单独的模特儿的。 [26]

则以曹雪芹之学养以及生活见识，由历史与现实中提炼出《红楼梦》的众多人物典型，从此成为各式人物特征的代言人，正恰恰证明他的伟大创造力。如此一来，这些典型人物“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见切合的”，已经明确告诉读者，考察这些金钗的现实原型注定是徒劳无功的，何况，艺术的本质必然包含虚构，R．维列克（René Wellek）与A．华伦（Austin Waren）便指出：

·即使是在一件艺术作品中，也会具有可以确切判断出传记体的成分，但是这些成分会被特别地安排和改头换面以致完全失去了它们个人的意义，而变成只是一件作品的人为材料和不可分割的部分。

·所有这些作品，都指示出一个虚构的、想象的世界。一部小说、一首诗，或者一出戏剧中的陈述，实际上都不是真实的，不是合乎逻辑的。一段即使是在历史小说或巴尔扎克似乎颇能传达“真象”的小说的陈述，和出现在一本历史或社会学书籍中的同样的真象，两者之间都会有一种主要而且重大的分别。即使是在主观的抒情诗当中，那诗人自称的“我”，也是一个虚构的和戏剧性的“我”。一个小说中的人物和历史上或真正生活里的人物，是完全不同的。……一本小说里面的时间和空间也和真实生活不同。即使是一本显然最真实的小说，像自然主义者所谓的“生活的断片”，也是依照某些艺术的惯例所写成的。 [27]

因此，讨论人物时无须从曹雪芹的家族传记去索隐真人实事，那些就和历史、传说中的众多人物事件一样，都是小说家驱遣运用、融会贯通的创作素材，它们已经被艺术法则重新整合在一个有着自己完整生命的小说世界里，成为虚构性情节内容的一部分，服从的是小说世界这个有机体的运作法则。即使知道现实的蓝本在哪里，也无助于理解小说人物的内涵，何况虚构人物与真实人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只存在于小说家的脑海中，读者永远都只能是揣测而无法确定。

可以说，关于典型人物的判定与其现实来源，乃是人物分析时最不重要的一环。一切以文本为依归，实为避免舍本逐末、歧路亡羊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