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楚将军回忆录
龚楚近照
龚楚近照
1929年8月1日中共在南昌发动暴动,称为“八一起义”。图为描写“八一起义”的油画
早年的红军,时常与农民相处,这是中共讨好农民的政策之一
当年苏区油印小报上的版画
1927年上海,展开清共行动,到了滥捕滥杀的地步,图为清共的武装士兵
龚楚曾主张乘胜追击,经寻邬、平远入梅县、兴宁二进占惠阳,相机进攻广州,但这意见为周恩来等所反对,理由是兴、梅一带缺乏群众基础。图为梅县的鳄骨潭,是梅江江水最深的一带
由左至右:朱德、贺龙、陈毅,他们都是当时的高级干部
农民支援前线的场面
井冈山的高峰八面山,它是当年红军守井冈山的北路哨口
井冈山是红军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图为井冈山的黄洋界哨口的现状
井冈山为罗霄山脉之中段。地形险要而复杂,在军事上易守难攻,利于东西转移作战,不易被敌人包围。毛泽东选择此处为武装斗争根据地颇有独到的眼光
延安的杨家岭,中共党中央曾设与此
1930年7、8月间,红军第三军团曾一度攻克长沙,图为8月1日在长沙举行10万人庆祝大会情形
1930年至1933年,红军前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四次围攻。红军在战斗中成长为一支30万余人的军队。图为1933年红军的一部分
1931年12月,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26路军一万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的领导下在江西宁都起义参加红军
红军在漳州战役所缴获的一架小型飞机,站在机前的是林彪和聂荣臻
毛泽东于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主持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了他的“关于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主要针对当时反对他的朱德。上图为古田会议旧址。
正当毛、朱不洽之时,彭德怀率部相助,使毛氏的气焰突冒升,朱、毛之间的感情更形恶化
1928年毛泽东指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兵士严格遵守。据说这是红军长征期留给房东的字条。
人民经常开展所谓“拥政爱民”运动,图为指战员们在学习“拥政爱民公约”的情形
工农红军在没有战斗时,帮助根据地的农民收割庄稼的情形
主持广东军政的李济深,因有反蒋嫌疑而被蒋氏扣留于南京。引起了桂系的不安
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中共的陈绍禹(王明),前排右边第一人
上图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所发行的纸币,上有列宁像。下图为一元面额的背面
出身武汉工人,曾留学莫斯科多年,后来在中共党机关工作的伍修权。
参谋长叶剑英
红军在长征途中所遗留下的标语(石刻)
在晋察的红军根据地,一部分由不同种族组成的民兵支队,正在接受训练
早年的红军,利用青年的力量,把青年组织起来,领导他们作战
红军倡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口号,并且谱成歌谣。图为广为宣传的歌曲
张序
张国焘
龚楚先生是参加中国共产党井岗山时期的少数人物中之一,现在,这种人物即使在中共内部也是不多了。龚楚先生从参加农民运动到上井岗山,由井岗山到瑞金这一时期,固是龚楚先生的十一年红军生活,也是中共苏维埃运动时期的主要历程。至于龚楚先生本人,首先参加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继而又参加中共,成为红军主要人物,后来又脱离中共,他本人这一番经历确是不平凡的。
五四运动前后一部份急进的学者和青年,开始仰慕俄国革命,倾向社会主义。那些参加中共的青年,实质上并非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既无研究,更无所谓信仰:他们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际,也是一知半解,那批青年几乎都是对于中国的积弱和腐败,怀抱着痛心疾首的心情,他们心目中所憧憬的,是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之中国。
中国一直被专制政权统治着,政治腐败极了,古老的文化又是脆弱的和空虚的,外侮纷至,国亡无日。民国以后,此种情况,并未改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动,无论在理论上行动上,已经具有急进的特色,然而孙中山先生穷毕生之力,仍未能撼动专制统冶的根本;这就使中国那一代的年青更加偏激了。
正在这个时候,俄国人来了。中国人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统治,俄国人就告诉中国人如何去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侵略。俄国人教育中国人如何组织革命政党,如何组织工人和农民,如何组织青年和妇女,如何组织军队,如何进行地下工作,如何革命夺取政权。这一切大体既不违反中国革命的需要,尤适合一般急进青年的口味。可是俄国人并不是为完全无私的目的而来的,原来俄国人是要找寻它的东方打手,要将充当帝国主义后备军的殖民地转而成为它自己的后备军的地盘。俄国人所需要的是可靠的附庸,并非独立的中国。
我们读了龚楚先生这本书,就可以了解和同情当时青年这一不平凡的经历。面对中国半世纪来的这许多演变,也将发生无限的感慨。今日青年读了他这本书,也可以知道今日中共的所作所为的本质,从而对今后中国的路向有更清楚的取向。
自序
二十世纪的初期,是孙中山先生领导中国革命,推翻满清封建皇朝,创立中华民国的大时代。中山先生的革命建国主张,虽因遭受帝国主义者及封建军阀、官僚之反对和破坏,末克实现,且曾发生过袁世凯洪宪称帝,以及张勋复辟的悲剧,但在中山先生奔走呼号,奋斗不懈的革命精神感召下,使这一时代的中国青年觉醒起来,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新中国的革命事业而奋斗。我也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投入革命阵营的一分子。待至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我在中共的宣传吸引下加入了中共组织,成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由此我就在中共领导下参加革命工作,曾做过农民运动,组织农民自卫军,并领导广东农军参加南昌起义,在中国红军从无到有的发展史上,我是红四军及红七军的组织领导者之一。由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的国内战争中,我是红军中一个流汗流血备尝艰苦的高级指挥员。我在这一革命斗争期间,逐渐体验到中共的革政命策,与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我并预感到:如果中共统治了中国,将未必是中国人民的幸福。同时我对于闽赣苏区在毛泽东领导时期,党内斗争中残杀了不少无辜的革命同志,更感到不寒而栗。我为我的良心所驱使,于一九三五年五月,抛弃了过去十一年的斗争历史,冒着生命的危险,脱离中共,另谋新生。
我脱离中共后,曾一度抱着营救旧日同志的心情,参与湘、粤、赣边六属招抚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参加国军,转战南北,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战斗。抗战胜利退役后,曾参与民意代表活动,出任广东省参议员。至国内战争再度爆发,因应当时环境,出任地方行政及绥靖工作。一九四九年,大陆全部为共产党占领后乃移居香港。这是我奋斗中的艰苦略历。
我和毛泽东私人并无仇怨,在井岗山及闽赣苏区斗争时期,均在党组织和他的领导下工作,我曾对他的独裁作风和残忍个性感到不满,同时,我也曾对他领导政治军事斗争的天才感到佩服,因而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当他被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排挤时,我还一度对他发生过同情之感!
但是他这二十一年来的作为,从为了取得斯大林的信任而参加韩战,牺牲中国无数的生命财产,到三面红旗运动陷全国于饥饿之中,以至文化大革命之逼害老干部和压制文化人,摧残学术文化,制造史无前例的个人崇拜等等,在在足以证明他愈来愈是倒行逆施。
至于我早年参加中共革命的目的是在:改造不平等的、防碍人类生存进步的旧社会,建立平等自由、人类和平共存的新社会。我抵香港后,曾写“我与红军”一书,藉我的亲身径历,报导中共政治军事斗争实况,及其领导同志间的恩恩怨怨。时至今日,十多年来,中共的措施,及党内领导同志间的矛盾,仍然因循着过去的路践发展,造成近年的混乱之局,至于其未来的发展,假若其领导阶层的现状不变,则其党内的斗争,势必循环相应之下,致国家建设不能得到应有发展,人民生活亦未能得到必须的改善,一旦因内争而发生内战,则外侮必至!
其影响所及,又何只中国人民受害而已!
关于共军在初期国内战争的战略战术,及政治工作的配合行动,是我们关心国家前途的人士不得不注意的问题。我在一九五四年出版的“我与红军”一书中已有所叙述。现在特将近年回忆所得,以及写“我与红军”时忽略了的许多事件,著作本书,俾读者对中共问题,能得到深刻的了解,这是我著作本书的愿望。
一九七一年一月于香港
这是第一篇第一编 人生体验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