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广西红军奉调江西集中
一九三零年正是中共执行立三路线的时期，他要集中红军力量进攻武汉，派邓小平来广西苏区，传达命令，但因沿途要经过国民党的统治区，中共中央于六月底发出的指示，直至九月中旬才由邓小平送到给我们。其内容大约如下：（一）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内战频仍，已走向崩溃的道路！
革命斗争形势，由于江西苏区、洪湖苏区、鄂豫皖苏区的发展，与各地红军的壮大；国民党统治区内与苏区工农斗争的积极化，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本党号召全国红军一切革命力量集中起来，向武汉进军，建立以武汉为中心的革命政权，进而推翻国民党整个政权，以完成全国革命的胜利。
（二）各地红军立即由分散游击，转为集中作战，由游击战、运动战，转为打硬仗攻城战。
（二）江西苏区红军，为现阶段革命战争之主力，广西的红七军、红八军主力，应即调江西苏区集中，以执行新的战争任务。
（四）红七军、红八军，在东调行军途中，应选择敌军弱点攻打城市，以策动群众斗争，促成国民党政权之早日崩溃。
（五）红七军、红八军东调时，应留置一部继续保守与发展左右两江苏维埃运动。
这个指示迟到了三个月，红八军已全部瓦解，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仅剩下红七军的一个军，支持着广西苏区的斗争任务。我们接到指示后，经过了三天的会议；首先是讨论关于红七军应否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赴江西集中的问题？当时我和李明瑞的主张，是向贵州发展，把贵州全省的政权夺取过来，以与江西苏区相呼应。理由是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腐败无能，军事实力薄弱，加上民众对王的不满；我们若集中两个师的兵力，先占领罗斛、紫云、安顺各县，与右江苏区连成一片，造成黔桂边区的广大苏区根据地，然后再攻贵阳，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若由右江调到江西集中，经过长途行军作战，难免不受损失。且七军主力如离开右江，则右江苏区会有不保之虞，损失更大。可是邓小平、陈豪人等，坚持执行中央命令，以迅速开往江西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全国革命胜利。认为对于右江苏区，可留一个师的兵力，连合现有赤卫队，共有万余人，尽足保卫这一苏区。对于夺取贵州一省的政权，虽然是安全的发展；但政治影响不大，对于配合全国革命的作用也很小。他们以这些理由，否决了我们的建议。他们认为廿一师韦拔群部，以前本是广西的游击部队；对桂北地形熟悉，极适合留在右江，以东兰、凤山为基地，继续领导革命斗争；总指挥部应率红七军（缺廿一师）取道湘粤桂边区，前往江西苏区集中。经过了三天的会议热烈争辩，当时韦拔群、李朴都站在我们的一边，但结果还是遵照中央的指示执行。
红七军主力既决定遵照中央指示东调，关于右江工作的布置及广西工作总结，邓小平要我起草了一个报告，经过讨论，内容大略如下：
（一）关于右江苏区的工作部署的决定：（l）廿一师为右江革命斗争的军事主力。仍以李朴为廿一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协同韦拔群师长指挥该师及右江地方团体部队，保卫并发展广西苏区的工作。
（2）党务方面，组织右江特别委员会。以雷经天为书记，韦拔群、李朴等为委员，领导右江各县党的工作。
（3）右江苏维埃运动，仍由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及各委员，负责领导。
（4）红军廿一师，受右江特委会指挥。
这个执行中共中央命令的计划决定后，便积极准备出发。
那时季节已是秋末，天气即将寒冷；因红七军近数月来，攻古州（榕江）、攻百色、伏击滇军，没有时间筹购冬服；百色又未攻下，使我们感到困扰和烦恼，只好在行军的沿途中寻求办法（二）广西的斗争总结：
中共与俞作柏合作的第一阶段，广西的工作是由我领导的。
后来才由广西行动委员会领导，迨至广西政变，我们退守左右两江，贺昌、邓小平均返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情况，党务转由陈豪人负责领导，我则专负策划创建广西红军的责任。对建立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意见，陈豪人同志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并没有完全按照中央发动激烈的阶段斗争的指示去做，而采取了温和的土地改革政策。因为广西右江苏区，有异乎其他苏区的特点：
1、在红军占领区内，除百色、东兰、凤山、奉议、田东、果德各县建立苏维埃政府之外，其他如天峨、凌云、天保各县，均是贫瘠的县份，文化落后，人民守旧；为适应当地的实际情形，并没有成立苏维埃政府。仍用县长制，一切政令不受影响，仍能顺利的进行。
2、在广西苏区内，没有残酷的农村阶段斗争，也没有普遍的实行分田。很多地区仅实行减租运动；即照地主雇农原议之租额，减少百份之五十缴纳，凡有自行耕种能力者不论地主或富农，均予分田。因此，能相安共处，并因此吸引了很多地主豪绅的青年子弟参加革命。
3、除东兰县外，其他地区，只将有反革命行为的地方恶霸予以处死外，没有采取屠杀地主豪绅的政策。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仅取消了地主豪绅在农村中把持乡政的特殊地位，与重租高利的剥削。并没有消灭地主豪绅阶级敌人，或其家属；所以右江苏区的豪绅地主，仍能自食其力，安居乐业。他们对共产党，没有深切的仇恨观念。
4、所有被俘的右江各县政府机关的职员与各县县长，均未加以屠杀，且任其自由离去。其中也有少数愿意参加红军工作者亦予收容，如养利县长陈叔度及其兄陈伯度兄弟两人，均参加红七军工作。
5、取得了苗、瑶、侗、僮各民族的合作，完全打破了民族歧视的观念。红七军中也有不少的各民族官兵。我们为了争取各民族的团结合作，曾在平马举行过一次各民族联合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除汉、苗、瑶、侗、僮五个民族外，还有回、伶、犁及安南等民族。各参加的民族，男男女女，都盛装到会；情形异常热闹，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我们的政工人员，对于他们的招待，特别周到，而且热情，使他们得到从所未有的尊荣。
当时曾有一位苗族代表，感动地说：“我们苗人没有梦想到汉人会这样热烈的招待我们！以前我们不仅不能见到汉人的大官，或和汉人官吏一起食饭喝酒，就是乡长都难得见呢！”他说话的时候，竟流下泪来！我们对他们宣扬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使到会的都深受感动！
6、红七军没有建立政治委员或党代表制度，也没有实行特务控制的办法；仅有政洽部主任及政治指导员的设置，专负责部队政工之推行，及发动群众工作。所以红七军的党、政、军、官兵之间，感情融洽，没有发生叛变，或向敌人投降的事发生，甚至没有逃兵、
7、苏区与白区，有时虽因战争交通受阻，影响运输；但战争结束后，马上恢复交通。一切商业上的来往，物资的交流，都不曾受到阻滞。如云南贵州的烟土，仍通过百色运往南宁出口；右江大量的牛皮、山货，照常输出。苏区所需的西药布匹和食盐等，也没有中断。向安南购买军用品如望远镜、西药等军需物资，都可平安运入。所以我们在右江一年的时间，人民并不感到困扰。
8、红七军的卫生设备，由于经济较充裕，中西药及仪器的购买都容易。因自己本身有医药，地方上的中西医生，也很乐意服务，加上官兵的体格强健，营养充足，在医药环境上说，还没有发生困难。
9、对宗教问题，我们始终依照既定政策，实行信教自由，在广西苏区内，僧侣、基督、天主等教，仍任其自由传道。他们也常常帮助红军，如平马教堂经常帮助红军救伤医疗工作。
我们这里与江西苏区之绝对禁止宗教活动没收宗教财产者，完全不同！这是值得特别提出的。
10、对于俘虏政策，除了吸鸦片烟的立即遣散外，其余的经过宣传教育后，由其自愿去留，去者给子旅费，留者编入队伍，视其能力来分配工作，待遇是平等的，故红七军内俘虏很多。
广西苏区这几个特点，是我参加党的工作时间所认为愉快兴奋的事。而所以有这几个特点，是因为我们在执行政策时，抱着悲天悯人的心理，人道主义的立场；或多或少渗进些改良主义的意识。但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所不能容忍！不过我是为了适应地方的特殊环境而运用的斗争政策，并非反马列主义原则上的错误，因此，我亦认为是适当的。
可是中共中央负责人，对广西工作的缺点和错误，并没有正确的认识。广西工作的缺点和错误主要的是：（一）中共中央没有把握着俞作柏在广西执政时的机会，派遣中央大员到广西去，协助俞作柏工作。适时的提出本党的主张，缓和他反对南京政府的行动，积极建立起自己的实力；及派出大批党员渗透国军十五师与五十七师，控制这两个师的实力。同时也未能领导广西地下党部，积极发展地方党的组织，使与军事渗透工作和建军工作相配合。只派了我们几个干部到广西去，担当这种艰巨的任务。由于干部缺乏，致使工作发生困难和阻延。这种错误的产生，是党中央对俞作柏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而只采取一时利用的决策。且特别注意向他筹钱，甚至俞作柏失败逃到香港，仍不断的向他索钱！由三二千元到一百几十元都要。但当俞作柏提议再回左右江领导军事斗争，即遭党的拒绝，这就是党对俞的不信任之佐证。其实当时俞作柏是诚意接受中共领导的。由于党中央对俞的认识不够深入，致失去一个建立实力，创造新局面的最大机会。
（二）俞作柏政权失败，对左江工作，没有配置相当的政治干部，仅由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俞作预和史书元负责领导，当时左江军队，除了第五大队外，还有蒙志仁一个团；及省政府，特派员公署的直属部队，左江的兵力，要比右江多了一倍；因为没有正确的领导，以致损失了这一个第八军的力量。
（三）右江工作，犯了保守观念的错误；只注意百色及沿江几个县的工作，没有积极向滇、黔及安南边境的那些山城小邑发展；没有积极去消灭附近县份的反动民团势力；只顾着沿江几个县的安全。倘若当时能积极肃清滇、黔及安南边境如：西隆、西林、凌云、镇边、靖西、镇都等县的少数反动民团势力，向云南、贵州两省发展，则这一苏区，决不致被桂军摧毁。
（四）我们整个的忽视了民众教育与文化运动工作。占领右江一年的长时间，没有订定普通教育的教材，没有普遍的展开成年工农的文化普及教育运动，没有出版报刊，宣传党的革命理论和政策，使我们的政策没有普遍的深入到群众中去；一般的宣传工作，也不够深入。因此，工农群众只知依赖红军，保护他们，没有使这一革命斗争成为广大工农群众本身的斗争。
以致敌军来时，群众不积极参加反抗，而让红军单独作战。
（五）在广西我们党的组织，无论在白区或苏区，都是很脆弱的。这是忽视了发展党的组织的事实表现。因为党的组织薄弱，自然党不能在广大群众中起领导作用，演成红军单纯的军事行动。
（六）右江苏维埃运动，因党的领导薄弱，政府组织又不健全；所以在右江革命斗争，没有起重大的作用，出没有引起工农群众的重视。
以上这些缺点和错误，使广西革命的工作不能迅速广泛的开展。是红七军主力在东调后的失败主因。站在党的立场来说，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至于红七军调江西集中，党指示沿途夺取城市，打硬仗，这更是中央的严重错误。当时桂系军队正在“反蒋”，绝无力量进攻右江，正是扩大广西苏区的好时机，同时贵州省的反动力量，是西南数省最脆弱的一环，要是积极充实红七军三个师的兵力，以广西右江为基地，向贵州扩展，进而夺取贵州全省政权，是有把握的。最低限度，亦可建立一个巩固的黔、桂边的广大苏区，以与江西苏区相呼应。这对于当时革命运动的作用与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但中共中央竟没有看到这一形势的重要性，却盲目的将红七军主力东调，致红七军遭到重大的损失！
当到达江西时仅剩下两个团的兵力。而广西苏区，也因红七军主力东调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完全瓦解了！并且牺牲了无数的革命战士，甚至连韦拔群师长也殉职了！
在红七军离开广西之前，我们决定沿着湘桂边境通过。为了要明了沿途敌情起见，首先派出六个密探组化装行商，前往广西之怀远、融县、全县；湖南的武冈、道县一带侦察敌情。
在右江成立并奋斗了一年多的红七军（缺廿一师），于一九三零年十月下旬，离开右江基地东兰，向指定的江西苏区集中。
红军离桂的消息，已为桂军所获悉。路上不时遭到桂军的正规部队与民团的袭击，但都被红军击退。我们第一步经河池、思恩、天河，而至融县之北的古龙。
由思恩到古龙行了二天，沿途都是崎岖的山地，古木参天，沿途民居甚少；携带的粮食因无法购买补充，已经吃光了。我们到古龙时已是下午四时，古龙的民众全都逃往山中，这时正下着毛毛细雨，我焦急万分，便亲自跑去找民众，结果只找到了一位年轻的教员，我说服了他，然后通知政治部各部队的政工人员，随同那位教员到附近山上叫民众回家。经过政工人员努力向他们解释之后，民众才陆续地返回家去。
在行军期问，我们规定是用现金购买粮食；除了著名的反动分子及大土豪，我们必须没收其财物之外，对于群众，是绝不骚扰的。因此军纪极好，民众回家后，我们便先以银元给他们，动员全体农民，整夜磨谷作米，好不容易才筹得了两天的粮食，
那天下午八时，接到密探组的报告：“长安墟内所存的被服布匹及其他物资甚多，仅有敌军一个团驻守”。这时，正值“已凉天气末寒时”的旧历十月初了；我们部队的冬服还未有解决。
而在山区行军又特别寒冷，棉衣正极需要，为了解决这个急切的问题，唯有打下长安是个最好的办法，就因为这样，我们不能不来一次军事冒险！
长安是榕江边的一个墟场，又是桂黔两省的交通要道；市尘栉此，是桂北的重要商场。守军虽只有一个团兵力，但他们深沟高垒，事前早有戒备；市区的巷战工事，也构筑得很坚固。
红军两师兵力，经过一日的战斗，仅占领了长安市区西北部份，继续强攻五日，也只占领市区的一小部。那天下午三时，我正在长安东北端沙田柚园内的炮兵阵地指挥，突接密探报告：“桂军四个团自柳州开来增援长安。其先头部队一个团已到达长安的对岸，现正开始从浮桥过河，进入市区；其后续部队正源源到达中”。我即以电话报告李明瑞总指挥及张云逸军长；那时我军在连日作战中，已伤亡二百多人。李总指挥立即决定放弃原定作战计剖，向福禄转进。并即分派部队打扫战场，掩埋阵亡官兵，撤退伤患者，另由十九师派五十六团，埋伏于长安北十余里的山地，做好伏击准备，然后陆续撤退向福禄转进。敌军从长安墟所派出的一个团追击部队，遭到红军的伏击，仓皇退去，被红军俘获五十余人，算是这次战役的最后收获。此役虽不能攻下长安，达到作战目的；但我们的攻击精神和转进的部署，使桂军有所警惕；从此以后，桂军便不敢轻举妄动向我军攻击了。
评：既知敌军有强固防御设备，红军在东调途中，不应强攻；强攻不下，更不应恋战，致遭不必要之损失；惟主动撤退时，能从容不迫，打扫战场，且掩护部队能运用游击战伏击敌人，消灭其一部，使敌人知所警惕，堪称退兵之楷模。
福禄在黔桂边境，是榕江左岸的一个墟市，附近多系瑶区，该墟为瑶民贸易之所。有商店百余间，商业繁盛，是年七月间，我军由古州回师右江时，曾经过一次，并在该墟休息过一天，做了一天宣传工作，他们对红军的纪律，留下深刻的印象。此次见我军由长安撤退，回到福禄，时间虽已入夜，但全墟商民均闭门提灯，燃放爆竹，欢迎红军。不少男女居民，帮助红军伤兵换衣洗脚，送茶送饭，他们那种真诚的热情，使我们全体官兵都为之感动。
第二天，在福禄休息，商民替红军四处收购粮食（该墟存粮不多）并集中了全市所有布匹，替红军赶制冬服，仅仅一天的时间，我们在这小小的市场，准备了三天的粮食，和三百多套冬服。还有三十个重伤士兵，群众全部替我们留下来掩护疗治。在我们出发时，他们仍热烈的欢送。这种民心所向的表现，足以说明：军队纪律的严明与否，实为中国内战胜败的决定因素。
从福禄经三江、横岭，进入湖南，红军官兵的精神体力，都已恢复。连续攻克绥宁、梅口。沿途虽有小战斗，都由前卫部队十九师击退。因此士气又迅速提高了。不久，前锋便进抵武冈县境。
武冈县城，这时有地方团队千人驻守。环绕在武冈周围的据点邵阳、新宁、城步都没有国军。我们判断：即使国军从衡阳驰援，以汽车运兵，也需要三天时间才能到达。如果我们能在这有利的时间内，夺得武冈，对我军军需的补充，有很大的帮助。由于这一鼓舞，红军以急行军向武冈突击，但固守武冈的民团，已有充份的准备，红军的突击计划，不能实现。从而重新部署围攻县城，希望发挥炮火威力，掩护步兵以云梯爬城。
武冈县在明末时，曾作为桂王的皇城；城墙坚固，高达六丈以上；守军又是沉着应战，无懈可击，致攻城战斗毫无进展。
到第三天晚上，我建议放弃攻城，以防敌军增援部队到达时，内外夹击。但李明瑞和张云逸都不同意。他们认为党中央已有沿途攻夺城市的指示，而敌人的增援部队料非五天不能到达；我军应在两天内攻下县城，再打击其增援部队。于是一面继续攻城，一面派出了一个营向宝庆之桃花坪方面游击，侦察敌情。到第五天拂晓，游击部队仓惶退回，国军部队亦跟着由东南北三面增援，向红军攻击；至此，已是前有坚城，后有强敌，只有急忙向南撤退。这一次，损失甚大。第十九师五十五团团长何子礽阵亡，官兵伤亡者有三百余人；还有两营在撤退时失了连络。以后在全县时，才有二百人归队。
评：是役以恋战之故遭受重大损失足为后戒。
武冈失败，对于红军的士气影响极大；从后跟踪的湘军，威胁着红军的安全。为了避免再打硬仗，脱离国军的追击，乃经大云山出广西。攻克全县。那时桂系军队，已攻湘失败，受了重大损失，退回柳州一带。而攻桂之滇军，仍在围攻南宁。
粤军已深入贵县、宾阳一带，截断了柳州与南宁的联系；李、白正在积极向围攻南宁的滇军进攻。桂林没有大军，我们也就安心在全县休息了三天。又添置了五百套冬服，然后由永安关入湖南，占领道县。像这样今天湖南，明天广西，后天又回到湖南的迂回曲折的转来转去，完全为了避免战斗的行动。
湘、粤、桂三省毗连的地区，都是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这一带的县城，也都很偏僻、贫瘠，无法一次可以补足两个师的冬服，加以流寇式的强抢手段就地征集，则沿途经过十余个县城和市镇，早可设法补足，但这样对群众的印象太坏，而且会引致军纪废弛，无法收拾！
季节已进入深冬，风雪载途，使我们无法行军。士兵们在宿营或中途休息，及警戒哨所，都烧着柴火取暖，那种瑟缩的情状，不忍卒睹！在道县休息了两天，因为有敌情顾虑，不得已冒着雨雪前进，途中积雪敷寸，遍野皆白！由道县到江华士兵在进行途中，冻死了三十多人，冻病了的为数更多！
为了激励士气，我们在江华，动员了全体官佐，将自己多余的冬服和被褥，分配给士兵。更有些从身上脱下来，送给患病而衣薄的人，高级干部也是如此。这一来官兵间的界限完全打破，官兵间的感情更加融洽；这一种甘苦与共的做法，使全军的人上下一心，坚决的向江西苏区前进！
同时为了二百多个重伤兵的夫力无法解决，我们决定一改当时部队中“只重物质不重人”的观念，将多余的步枪和整个野战炮营的四门山炮及所有炮弹，均埋藏在一个荒山雪野中；令该营运输兵抬运伤兵。那些睡在担架床上的伤兵，看到红军首长们这样对他们的关怀，大多数都感动得哭起来了！他们声言伤愈后，誓将生命献给革命战争。故红七军在流窜的途中，虽然痛苦，但官兵间的感情，终始打成一片，绝没有逃亡和背叛的事件发生。
由于雨雪所阻，在江华休息了四天；迨雨雪停止，天气放晴，才继续行进，越过广西之桂岭，转入广东之连山。到达连县的东陂，探悉连县仅有民团驻守，为了急切解决冬服问题，便于次日进攻连县。仅有微小战斗，即占领城外市区，但连县的地方团队早有准备，顽强地固守县城；并将城外毗连城墙的房屋，喷射火油烧毁，使我们无法接近城边，此时我五十五团团长李显受重伤（何子礽死后接替）。在这种情况下，只得放弃攻城计划，再向北沿着粤湘边境，向江西前进。
因为我们和江西苏区做法不同，不反对宗教，更没摧残宗教；连县城外基督医院，收容了我们二百多个重伤的官兵。这些伟大无私的宗教传道者们，给予我们伤兵以极好的照顾，主持医院的院长，答应将红军治疗至痊愈为止；并负责运送赴香港，并向我们保证，在治疗期间的安全，绝不容许国军将他们屠杀。这样，我们才放心地将伤兵留下，向粤湘边区的梅花进发。
红七军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旬，到达梅花镇，因长期行军与作战，伤亡损失极重。为便于指挥，适合作战要求，在梅花镇休息时，特将两个师缩编为两个团。十九师编为五十五团，由我兼任团长，陈漫远任政治指导员。以冯达飞任第一营营长，张翼任第二营营长，黄子荣任第三营营长，李天佑当时是连长。
二十师全部合编为五十八团，以李明瑞总指挥兼任团长，袁任远任政治指导员，原廿师师长李湛兼第一营营长，黄冕昌任第二营营长，章健任第三营营长。部署已毕，拟经乐昌出仁化，然后沿湘赣边境入赣南。
整编了的红七军，正在梅花镇准备出发的早上，忽然湖南国军的一个旅，广东国军的一个团（团长邓挥），从东北两面向红七军包围攻击。我五十五团很快的占领了梅花东面山地，五十八团占领了村外碉堡及村缘，与敌对峙，于是激烈的战斗，便在梅花镇附近展开了。这一仗，带给我以无边的痛苦与辛酸！
是我在生命史上毕生难忘的一役。
从清晨到午后二时，战斗激烈地进行着，冲锋接连着冲锋，肉搏连续着肉搏；在反复冲杀中，双方的伤亡都很大。五十八团第一营营长李湛（原廿师师长）由左翼出击敌军时，不幸阵亡！第三营营长章健亦跟着牺牲了！军心大受影响，迫得退回原阵地固守。为了扭转战场形势，我率五十五团由右翼出击。
在冲锋时，敌人阵地上一阵密集的机枪响了，我左腿已中弹，倒在地上；幸而抢救得快，迅速脱离了敌人火网。
“哎呀！师长带花了！”这震动而沉痛的消息，迅速传遍战地。李湛、章健的牺牲和我的重伤，顿使军心动摇！无法再战。
李明瑞迅即将部队脱离战塲，向南撤退，至大坪杨家集结。晚上，李明瑞、张云逸来到我床前慰问，并商讨今后的行动。我仍主张按照我原先拟定的计划，先到黄坪集结；于拂晓前在乐昌南十五里之长栘村，渡过武江，经仁化直趋江西，途中不致有多大困难。因为那里是我的故乡，与当地的人民有深厚的关系，只要说是我的部队，人民必踊跃协助征集船只渡河。他两人都同意我的见解和主张，
我这时左脚重伤，流血过多，不能随军行动，只好设法隐蔽身份，疗冶枪伤。恰好这时参加湘南革命斗争的农民二十多人，接我到大山休养，安全问题，无须顾虑。次日，我被几位湘南农民抬着，随军行至胡洞的岔路口；李明瑞、张云逸及各高级干部，均趋前与我道别！大家都含着眼泪，为革命斗争的胜利前途和各人的安全而祝福！
第七军是我创建的革命部队，今竟在中途离开战友，脱离队伍，我的内心此肉体更为痛苦！我还能再和他们在一起吗？
不断的在我的思潮中反复的疑问着！
我离开红七军后，李明瑞、张云逸率部于是晚到达预定目的地——黄坪洞，这是里有八十户人家，是一个高山的大山村，地形险要，位于乐昌之西南，距乐昌县城廿里，距我的家乡——长垑村亦廿里。一九二八年一月，我和朱德脱离范石生军后，亦曾经此入湘，群众基础极好，红七军到达时，村民闻是我的部队，均自动送米运菜，供应红军。按行军计划，原拟是在拂晓由长垑前武江西岸渡过武水东进，但他们因官兵过度疲劳，延至上午九时才抵达长垑西岸，当先头部队（五十五团第一营）到达时，即声称：是我的军队，当地船民男女五十余人，全体出动，驾舟运载红军渡江，但因先头部队渡江后，没有将电话线截断，致被当地乡公所电告乐昌县长，又适有两个团粤军驻防于县城，便立即用汽车运送军队至长垑北面，截击红军，当时红军仅有李明瑞率领之五十五团已渡过武江，遂与敌展开激战，张云逸率五十八团见战斗激烈，乃停止渡河，退回黄坪洞。
李明瑞见战况不利，且五十八团已撒回西岸，即以第一营掩护退却，照原定计划东进，是晚在仁化县之石塘村宿营，以后经仁化县城、扶溪墟、长江墟（仁化县北部），越过大庾山脉，进入江西之崇义县休息。
张云逸率领之五十八团，回抵黄坪洞后，即由农民带路，经乐昌北面九十里之罗家渡，渡过武江，沿粤湘边境，越罗霄山脉进入江西之上猷县属地区。不久，红七军两个团又再在祟义县城会合。以后经大庾、信丰。于一九三一年三月间，安全到达闽赣苏区与朱毛汇合。
红七军由百色出发时全部官兵有二万余人，到达闽赣边苏区时仅有六千人了。而且损失了很多优秀的军事干部，至为可惜！
广西苏区自红七军主力东调后，韦拔群之廿一师以东兰为根据地的右江苏区，于一九三一年一月，桂军即开始大举进攻，红军苦战了半年，卒以众寡悬殊，被桂军攻陷，除少数干部逃出外，韦拔群以下官兵全部牺牲了！至此，广西右江苏区整个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