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初到闽赣苏区的观感

从上海到香港，住在老地方九龙弥敦酒店，随伴的有我的妻子。这是我参加中共革命以来最愉快的一次旅行。但是温馨的家庭生活，我却无法久享。在第五天的早上，我在酒店里便脱去西装，换上便服，带着简单行李，先到香港摆花街某号四楼的广东省委交通机关。由他们派出一位连络员，偕同我乘船去汕头。

为了追求革命的理想，我不得不抛弃了自己的幸福，踏上征途。妻子只好要她再回娘家去住。她是一个富有中国旧道德的女子，她有信赖丈夫和尊重丈夫的美德，但结婚了两年的夫妇，实际共同生活的日子仅三个月。临别时不免有无限的依恋！

两天的旅程，由香港经汕头到潮安，正准备搭船赴大埔，不料在搭船时竟和交通员失了连络，而在码头上偏又遭到扒手的光顾，身边的钱都被窃去，这时我身上末名一文，焦急万分。

怎样办？迫不得已，将自来水笔和手表卖去，在潮安一间小旅馆住了一宵，第二天的下午才再乘船回香港。广东省委又送我廿元港币作旅费，另派一位交通员同行，仍取原路经汕头、潮安到大埔。第二天步行至国军封锁线边的小镇青溪，住在一家小客栈中。这客栈是中共的交通机关。交通员都是地方人，熟悉道路，精明干练。国军的驻地、人数，那座山有哨兵、那条路有哨岗，他们都很清楚。我由他们派人带路，在黑茫茫的夜里，步行了三十多里崎岖的山径，通过了国军的三道封锁线，才进入福建永定县内的中共游击区。

摸索了一个整夜，东方已露出了曙光，带路的把我送到一个小山村的交通站，在那儿休息了二小时。因为此地是缓冲区，并不十分安全。吃了早饭后，便由这个交通站，改派一位农民交通员，送我到三十里外游击区的另一交通站去。

我由上一个交通站，抵达永定县属的苏区，走进一个四十多户人家的山村，顿感兴奋和喜悦。喜悦的是我又重新回到革命斗争的土地上来了！兴奋的是这些人家都打扫得清洁整齐，村庄外有持着梭标鸟枪的农民在守望；他们都精神抖擞，比较白区，确另有一番气象！

到了交通站，马上有一位女同志迎接我，亲切的叫着：“龚同志！辛苦了”。接着送来一盆热水，给我洗面洗脚，泡了一壶很好的山茶，又送来一碟乡村米饼。并要我脱去内衣给她洗濯，这种殷勤招待体贴之情，使疲劳已极的我，得到无限温暖。

我安适地午睡了三小时，醒来已是夕阳衔山的时候了。我步出大门，坐在桂花树下的石凳上，欣赏附近的山色，觉得乡村生活，非常安宁而恬静，花香鸟语，令人心旷神怡！

我正痴痴的游览这些大自然景色，交通女同志带来了四个农民来见我，她介绍我相识，其中一个是赤卫队长，另一个是少先队队长，其余两个是农村干部，她对他们说：“这位龚同志是红七军的师长”。我问她：“你怎样知道这么清楚？”她笑对我说：“前几天有一位交通员通知我们，要我们好好的招待你；因为你是红军将领，而且曾为革命负重伤”。听了她的话，我不得不暗自赞叹，苏区的群众工作做得的确不错！

回到屋里，桌上已点上一盏小油灯，那位女同志为我送上饭菜，两个煎鸭蛋，一碟鱼干煮辣椒，一碗酸菜汤，这些都合我口味，吃了两碗饭。又来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农民来见我，他自我介绍，是党的支部书记，刚从城里回家没有休息便赶来看我。他告诉我当地赤卫队的情形和分田的情形，谈了很久才告辞走了。

晚上我睡得很舒服，一直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早饭后，在屋前的树荫下和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农夫聊天，一个摇着小鼓贩卖洋什货的小贩，从我们的面前经过；村中很多妇女小孩都围上去购买。我发现他们所使用的都是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所发行的纸币，我便问小贩：“这种纸币通行吗？”他说：“这种苏币①，不仅在苏区内通行，在靠近苏区的白区，也受欢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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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苏币，当时中共苏维埃控制区所发行的货币，称为苏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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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后来我才知道，苏币的准备金是粮食和土产。在苏区一切交易都用苏币，白区商人需要到苏区购买粮食和土产，不能不用苏币，所以附近苏区的白区商人也乐得使用苏币了。

中午时分，由大埔交通站带来了一位姓刘的同志（梅县人），他是个曾经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决心到苏区去工作的，他和我谈得很投机。下午，地方赤卫队同志送来了两只鹅，二十个鸡蛋，一罐糯米酒，这是他们对我表示最尊敬的礼物。我便邀集当地的工作同志共进晚餐，吃喝得很高兴。席间，那位少先队队长自动请求做我的卫士，并说已经得当地负责人和父母的同意。这个孩子名叫阮成，年仅十五岁，刚好我的大腿伤愈行动仍不大方便，正需一个人帮忙做些琐屑的事，便答应了他的要求。他喜极了！连忙回去告诉父母，并向当地共青团取了介绍信来给我，他的父母也跑来感谢我提带他们的孩子。我真想不到中共游击区有如此现象，这是不能抹煞朱、毛经三年来的成绩。但我想起了我手创的广西苏区和红七军的事时，又不禁大为惆怅了！

第三天，我们离开了这个可爱的山村，向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长汀——进发，沿途都有交通站接待，一站一站的轮换交通员引路，所经过的地方，虽然都有点荒凉，但都整洁有致。赤卫队、少先队都拿着步枪或梭标，布满交通要道，检查行人，没有苏维埃政府证明，无法通过。苏区内的青年妇女多数剪短了头发，态度大方，没有畏羞之态。我们每到一交通站休息，便有女同志来慰问，并将我们的衣服拿去浣洗。晚上还唱山歌给我们听，减少了我们的旅途寂寞。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我到达长汀，那天正是中秋节的前一天，街上虽然有月饼出售，但比起一九二七年中秋节的热闹情形，已冷落得多了。当年我参加南昌暴动后，曾经长汀入粤时，也正值中秋佳节。那时长汀市面繁盛，想不到四年之后，竟然如此？这正反映出苏区的农村经济已开始衰退了，而人民的生活也日趋艰苦了。

但在旅途中，各地同志纷纷传报新近挫败了国军第三次大围剿的捷报，群众兴高采烈！又见到苏区在日渐扩展，革命的前途美景，便又给我以无上的鼓舞！

由香港到永定游击区，直到长汀河田，这一段长长的水陆路程，是中共通过白区进入苏区最主要的交通线，我在香港起程前的想像，这一段路程必定是很艰险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除了白区的青溪至游击区的一个站约三十里须要夜间通过国军的封锁线外，以后的行程都是白天行动，他们布置周密，无懈可击；所有人员来往及军用物资，如无线电器材、电话器材、药品、炸药和银洋钞票等等，均经由这一条路线运入苏区。沿途如汕头、潮安、大埔而至永定、上杭直到长汀的河田，均开设有药房、电器、运输、旅馆等商店，他们只有纵的关系，没有横的关系。乡村的交通站只知前后两站的位置。他们工作联系，完全由交通员负责。交通员亦分两种，一种是专责带人员来往的，一种是负责运输的，这些交通员，亦互不认识。全条交通线，最重要的是大埔县起至永定游击区而至河田这段路程。

其中要经过白区国军或民团的重重严密封锁线；有碉楼、碉堡、哨岗等等。通过这段路时，即取道罕无人迹的山道或山坑，攀藤附葛的行进。运输物资通过封锁线时，即利用妇女伪装割草或农民伪装挑肥下田，将物资埋藏在草中或肥料之内偷运出去。

一段接一段，一站接一站，使国军无法截查。

这一条交通运输线，自一九二九年夏，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击溃了国军郭凤鸣师，占领长汀、上杭、永定起，直到一九三四年中央苏区红军西窜止，其中虽曾发生过一时的困难，但始终未被破获。这种周密的布置，和善于运用群众力量，与连络运输的技巧，是值得称道的。

长汀（汀洲）是福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中共福建省委会亦设于此。我在香港时已知省委书记卢永次（广东人），是一九二八年冬在香港工作时的老同志。他是香港工人出身，那时他任广东省委会组织部长，为人诚实，富情感。他的太太是一个纯洁而大方且很喜客的家庭主妇，在香港时，我们大家都称她为二嫂。

这时，他两夫妇都是三十多岁左右，都在长汀，因此，我到达长汀，马上就去找他。省委会是设在一间旧时政府的小机关内，房子很大，我进入大厅，向一位负责收发的同志说明我的姓名及来意后，他立即通传入去。

卢永次闻我来到，很快的便出来见我，紧握着我的手，很高兴的对我说：“我上星期就知道你要来了，但闻你失去连络，想不到你那么快便到了，请到里面坐，再详细谈谈”。我随他入一小厅内，厅内陈设简单，只有一张四方枱和几张竹椅，我们坐下时，他的太太已端上茶来，她见到我，非常高兴的对我说：“龚同志，你瘦了！你来了我们又多了一个广东老同志，没有那么无聊了，今晚就在这里食饭，我去弄菜来”。看她的情形，似有人地生疏，不大习惯之感。

我问他关于苏区政府及苏区的社会民生等情形，卢永次告诉我：“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是农民出身，曾读过高等小学，是个老党员。政府委员中，有工人、农民、军人；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也是委员之一。他们都很负责。农民分了田，生活本当比较好，但他们因为缺乏资本，缺乏肥料，且因人力不足，生产上不免要受影响，农民们是要踊跃缴纳政府地税，及劳军捐输等等。由是他们的生活，就自然比较困难了。至于豪绅地主，他们失去了土地和债权，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屋宇；他们的生活，当然是很痛苦。商业方面，因敌人的封锁，物资出入极困难；且人民的购买力弱，亦自然不及往昔的繁荣。惟有独门的西药商，因政府特许他们自由卖买，算是一枝独秀；其中有少数人，赚了许多钱。工人为数不多，但亦多数无工可做，所以都回乡分田去了”。

我接着问他，朱德和毛泽东的情形。他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我们很少见到，更少有谈话的机会，不过，一般同志对朱德的印象很好；至于毛泽东嘛……”。他沉思了一会才再说：“他的资格及他的聪明才智，当然是现在闽赣苏区的唯一领导者，但他的作风过于严厉，所以畏之者多，真正爱之者很少，这是我的见解，你曾和他两人在井岗山共同工作，应当比我对他们的认识更深刻，我们份属老同志，我得告诉你，在苏区切勿多言，将来你自会明白的”。我想深入的和他谈下去，因见他有不愿多言之意，我便不再多问朱毛之事了。我转问他红七军到了对苏区后的情形。他说：“闻七军有改组派①已整肃了几个干部，详情我亦不明，你回去七军后，自会知道的，不必急急问我”。我听他这么说，大为震惊。但见他不欲尽言，我亦不便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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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改组派：是汪精卫所领导，以改组国民党中央为号召的反蒋组织，俞作柏曾接受汪的领导，就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因而失败。但红七军内绝无改组派份子，那是毛泽东藉以整肃反抗他的份子，俾能控制红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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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之后，他安置我在汀洲最好的教会医院一间雅静房间里休息，并介绍我认识了该医院的院长傅连璋，接着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偕同卅五师师长张宗逊来访。罗军长是云南人，他原是云南国军的团长，一九三O年率部参加红军，体格魁梧，性情爽直坦白，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谈得很投机，大有一见如故之感。张宗逊原是红四军时的老同志，他与林彪是同时期当营、连长的军事干部，他对我当然更加亲切，我们直谈至午夜，才各自休息。但我因卢永次对苏区情形不敢尽言。尤其是闻红七军干部有被整肃的事，使我终夜不安。

健康未复，又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精神感到疲惫，罗军长及张宗逊走后，即上床休息，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急欲起床又觉头晕目眩，便倒在床上休息，我知道自己病了。阮成见我有病，即去通知傅院长，他亲自为我诊治，据说是因身体虚弱，感冒风寒所致，体温达103度，要我休息几天，不可外出。

午后，罗炳辉、张宗逊等均来看我，嘱我好好的休养，并说代我报告朱、毛。这样我便安心的住在医院。五天后，病已痊愈，卢永次夫妇来看我时，通知我：毛泽东、朱德已派你暂任十二军卅四师师长，不必到瑞金去了。当时我很不高兴，因我原拟回七军工作的，但朱、毛既已决定，只好服从，将来再行打算。

罗炳辉为了表示欢迎，于是晚设宴招待，席上我与十二军的高级干部见面。军政委谭震林（他虽是井岗山时期的同志，但末见过面）在这里见面了。参谋长林野是前红四军的参谋，湘南时的老同志。三十五师师长张宗逊是红四军的同志，二十四师政委黄苏，曾参加北江工农运动，更是多年的老同志，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但我还是怀念着七军的战友！特别是李明瑞和张云逸。

坐着罗炳辉送给我的马，我和黄苏带着两个特务员（卫士称特务员），第二天早上到河田去，接任第三十四师师长（原师长游某，亦红四军的老同志）。

这里苏区的军队，和我所创建广西红军编制不同，每师有三个团，每团辖三个步兵连，一个机关枪连（没有营的编制），师直属队，有特务连、步炮连、通讯队、卫生队、全师指战员（官称指挥员、兵称战斗员，简称为指战员）有三千人。是由闽西地方武装编成，过去因未经严格训练，军风纪不好，战斗力与军力均脆弱。三个团中仅有杨遇春①一团较好。我接任后，即针对该师情形，定下了训练计划。特别注意精神教育，并利用部队训练空暇的时间，亲自训练各指挥员；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全师的学科术科，均有显著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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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遇春：瑞金武阳围人。曾充任红军独立师师长，因家庭是小地主，叔父曾被中共清算杀掉，在愤怒之余，后在浙赣边投降国军，曾任江西省保安副处长，抗日战争时，会充任江西保安团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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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三十四师这一期间，发生了两件使我最痛心的事，使我第一次体味到共产党中派系斗争，倾轧和迫害的丑剧；也看到了他们那柄锋利的屠刀，不断的指向党内同志的胸膛！

我初到三十四师时，曾接到李明瑞和张云逸的信，他们都盼我早日重回红七军工作。李明瑞函内有“如兄不回来，七军前途大有问题”之句；张云逸信中也说“别后情形，屡经惊险；相见非遥，容作长夜之谈”。从这字里行间，我敏感到七军里面，可能酝酿了极不寻常的暗潮。时间不久，又听到李明瑞被杀的消息，这是一件最痛心的事。经过多方探问，我才知道红七军初到江西时，毛泽东曾欲调整七军干部，但为全军同志所反对，他们就指七军内有改组派的反动组织，要在七军内进行“肃清改组派”的清党运动，起初杀了二十多个干部，其中有两个是高级干部，嗣后情形渐趋严重。总指挥李明瑞眼见情势不好，绞绳快要套到他的头上了，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驻军于云都会昌之间的一个小墟场，他准备率特务连向白区逃走。当他集合特务连宣布脱离苏区走向白区的时候，跟他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竟是一个受过训练奉命监视他的特务人员，受连指导员龙腾云的指挥，立即拔枪把他杀死。我听了这一血腥的事实，对李明瑞的死于非命，内心深深的痛悼！因为七军官兵向来都很团结，虽在极困难的环境中，对革命的信心，从没有丝毫的动摇。在党的领导下，并没有小圈子集团，更没有改组派的组织；所谓“肃清改组派”的清党运动，不知从何说起？

虽然在广西俞作柏执政时，汪精卫曾派了几个干部与俞连络，但汪的干部，从没有钻进过红七军来，也没有可能钻进来。

他们既没有参加七军工作，而且与红七军的党员同志是积不相容的死对头。现在党硬将“改组派”的罪名加诸七军同志头上，真是无中生有，冤哉枉也！李明瑞所以要出走，全因这种恶劣形势所促成的；而他的性命竟葬送在自己同志手里，试想这是何等残酷！

第二件不幸的事，发生于十月的下旬。有一天晚上，师敌委黄苏通知我：“现接军政委谭震林的通知，本师有‘社会民主党’分子五十二人，应即捕杀；已由军部派特务人员直接执行”。

我听了不禁为之感伤，因为即使本师发现有“社会民主党”分子，也应秘密通知我和政委，慎密侦察，才不至发生有错误与冤枉。今竟在直接执行之后，才通知我；像这样越权处理的作风，实在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我想来想去，整夜不能入寐！

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着我的心头。

翌日，我亲自到各团巡视，知道已被捕去排长三人，士兵四十九人，已于昨夜由特务人员押到附近山上秘密处决了！这次秘密捕杀事件，使全师官兵情绪非常低落，每到一处，他们都怔怔的望住我，这种乞怜求援的神色，使我十分难过！

在恐怖的气氛笼罩下，官兵人人自危，祸福难料！我可以救援他们吗？我有这个力量吗？我自己也感到惶惑起来！

午后，黄政委说已集合全师的指战员，要我去宣布昨晚肃清全师“社会民主党”份子的经过；说明这些反动份子，是受福建“社会民主党”傅伯翠所利用，潜入本师工作，现已全部被破获，并将他们处决了。希望全体指战员安心工作共为革命而努力。部队集合好了，我在政委的导演下，走上讲台，面对着三千多官兵，我的喉咙哽住，隐痛难言！但又不能不说话，只呐呐地简单的说几句言不由衷的话：“昨晚上级派员来肃清本师‘社会民主党’分子，这是本师一件不幸的事。我们要自己检讨，自问良心，有没有反革命的企图与行动？如果没有，自然不必惊慌。关于本师肃反详情，因我接事不久，尚未十分明了，请黄政委向各位报告”。随后，便由黄苏作了一个说明，这一幕悲剧才算结束。可是，部队中指战员的情绪，仍是非常不安；陆续的逃了二十多个战斗员，两个排级的指挥员。

不幸的事情连续发生，使我对中央苏区的措施，甚感困扰和怀疑？整肃的劫运虽没有临到我的头上，至少也有点不安的心理。我为了要明了更多的问题，特别到长汀去找福建省委书记卢永次，和他商谈，他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知道我不会出卖他，所以就赤裸裸的告诉我。综合他的谈话，关于屠杀AB团分子的肃反运动，概述如下：

AB团①，是一九二七年一月，由国民党右派高级人士在南昌发起组织，大约半年后便解散了，但在江西省内，尚有少数AB团分子，自动自发的活动。朱、毛红军到达赣南，展开了苏维埃运动，建立了闽赣苏区时，这些少数的AB团分子，早已逃出苏区之外的南昌、吉安等城市。迨至一九三O年秋，国军准备进剿江西朱、毛红军时，AB团分子又准备进行活动，以配合国军进剿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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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B团：（AntiBolshevik）“反布尔塞维克”，是国民党内右派的反共中坚份子所组织。开始于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占领南昌时，由顾孟余、陈果夫、丁维汾等所发起。但因没有严密组织，不到半年便瓦解，成为中国党争历史上一个名词而已，毛泽东借AB团名词来打击报李立三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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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间，朱、毛占领吉安县城，曾搜获一些AB团活动的资料，其中有AB团分子派人送信给李文林父亲所签的收条，因为当时李文林是赣南特委书记，又是东固地方革命领导人物；朱、毛对他并不怀疑，对他父亲也末采取行动。十月中旬，毛泽东以进攻南昌、长沙的失败，是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且鉴于当时国军准备围剿形势的紧迫，在吉安曾召集了一次会议，他提出反对李立三进攻大城市路线，主张红军回苏区打游击，当时受到参加会议的多数军政干部所反对，如第三军军长黄公略，第二十军军长刘德超，及江西省委、少共省委的领导同志所反对，但最后还是同意了撤回赣江东岸苏区的主张。红二十军原是东固工农武装所编成，亦遵命退回东固、富田一带担任对吉安方面警戒。朱毛即退驻瑞金。当红军全部退回苏区后，毛泽东以李文林家里是东固的大地主，过去领导东固革命斗争既不执行党的土地政策，又不打土豪，采取了阶级妥协的改良主义；现在又积极支持李立三，反对他的主张，非常愤怒，便以AB团的名义，加诸他的身上，进行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造成富田、黄陂大屠杀的悲惨事件。在进行肃反运动的执行工作时，将逮捕的同志，严刑拷打迫供，被审讯的，初虽不认是AB团分子，在严刑之下，无法忍受，只得胡乱供出同志的姓名，如此反复迫供，牵连甚大。所谓AB团分子就越捕越多，以至杀了近万的干部和战士，当时江西省委级的同志，除曾山、陈正人外，其余的多被屠杀，红廿军全部消灭了。 当我了解了全部肃反运动的秘密时，才恍然知道，所谓肃反运动，原来是毛泽东对付异己的手段。

那天晚上，卢永次坚持要我在他家里吃饭。并告诉我：“我的妻子不日要返香港，我准备送他到大埔附近，你买不买东西？

我可以替你带回来”。我问他：“二嫂，是不是再回来？”他说：“不一定再回来，但我要在大埔附近候她一个星期，将需要买的东西购妥后，我才回来”。当时我提出：“红军正需要购西药，可托她在香港购买。我自己即要买一枝墨水笔和一个手表，并要带五十元给我妻子作零用”。他听了满口答应。

我为此特和罗炳辉军长商量，在军部、师部的经理处及福建省党部，凑集了一百两黄金，请卢永次的太太购买西药；另外给她二百元，作为购物之用。

谁知身为福建省委书记的卢永次，就这样堂堂皇皇的以送眷为名，竟一去不返，脱离了中共。但我托他买的墨水笔和手表，却寄到给我，看来他对我总算够交情了，我很感谢他。

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和王明（陈绍禹），都是中国留俄中山大学的优秀学生，于一九三零年冬回国，那时立三路线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已遭到严重的失败，第三国际派中山大学校长兼中国部长的米夫来中国，代表第三国际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因为他们在中山大学时是支持米夫的国际派，甚得米夫的信任。中共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四中全会时，王明以一个非中共中央委员而破例的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洛甫为宣传部长，赵云（康生）为组织部长，博古为少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是个船员出身的工人阶级，能力薄弱，自任总书记以来即为宣传部长李立三所操纵，致发生了错误的立三路线。李立三赴俄后，中央原尚有一位精明圆滑而又是老资格的周恩来帮助他，但通权达变的周恩来，深恐开罪米夫，不背负起责任，致实权落在王明之手，而王明于四中全会后，二月以中共驻俄代表资格，随同米夫赴莫斯科，中央实权即由博古、洛甫把持。自向忠发被国民党捕杀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虽由周恩来代理，但实权仍由国际派掌握。至是年九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改组中央委员会，国际派的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等均被补为中央委员，以王明为总书记，而实际上仍是博古主持，故中共中央由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前）这一阶段，被称为王明路线，其实是由博古主持的。

博古、洛甫于中共中央迁入闽赣苏区时（大约是十月下旬）到汀洲那天，我也适在汀洲。是晚，福建省委招待晚餐，我亦被邀参加，这就是我和他们初次唔面。那天晚上，我和他们都是住在汀洲医院的客房，当我回到客房时，洛甫即邀我到他们的房间谈话，他们两人都穿着深灰色布质的唐装，博古脸色青黄，态度沉默，一见令人有阴森之感，洛甫则生得眉清目秀，一表斯文，有书生的气质。首先是博古对我说：“龚同志，你过去的斗争历史，我们略知一二，现同在苏区工作，今晚时间尚早，乘此机会和你谈谈，你疲倦吗？”我说：“我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你们两位领导同志谈谈，是我最高兴的事，请不要客气”。我们便由晚上十时谈到午夜，乃分别休息。那晚谈话的主要部份有以下各点：

（一）问：（是博古、浴甫，下同）你在井岗山根据地时期，曾与朱、毛共同领导军事斗争，你对朱、毛的观感如何？你因何离开红四军？

答：（我，下同）朱德同志，是个纯朴勇敢而又能克苦耐劳的军人，对党很忠实，军事学术经验，都很丰富，可称是一位好的指挥官；他对人和霭可亲，平易近人，四军官兵对他都很拥戴。毛泽东同志，有领导政治斗争的才智；对军事战略的决策，亦常有卓越的见解，但战场指挥及战术的运用，因他不是军人，当然非其所长。关于我离开红四军，是中央调我去长沙领导党的工作，因中途被敌军袭击，失去连络地址，迫得转赴香港与党连络。

（二）问：毛泽东的领导能力及方式如何？军人是否都拥护他？亟望你忠实坦白的告诉我们。

答：毛泽东同志的才智非我们所能及，领导方式不免有唯我独尊的独裁作风，军人的个性，一般来说是喜欢坦白、诚实、而又勇于负责的长官，以我所知，过去廿八团的最大多数及廿九团的干部，对他是有敬而远之之感。

（三）问：闻说，你领导广西工作，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给中央的报告，又有责备中央忽视广西工作之意，实情如何？

答：广西工作初期是我领导，并有贺昌、邓小平两同志协助；后来，贺、邓两同志返回上海后，中央则派陈豪人同志来领导，我负责军事；关于广西工作路线和政策，确是有改良主义的性质；采取这种路线和政策，我是同意的，因为地方情形特殊，主观力量又薄弱，若采取急进政策，恐不易为当地工农所接受，故有此错误的决策；对中共中央提出批评，亦是事实，这个报告是我起草的，我认为若中央在开展广西工作时，即派高级领导同志去负责，当可创造一个更大的局面；则使以后不调来江西集中，红七军也可以创造一个滇、黔、桂边的广大苏区；红七军的实力原已有三万人，有一万八千枝枪；当时我正在计划彻底消灭右江各县民团及击溃贵州省王家烈的国军主力；若这一计划实现，红军很快可扩充到三个军；但因奉调而丧失了这一个机会，至今我仍感到遗憾！

（四）问：你对闽赣苏区过去党的整肃运动有何意见？

答：我亦刚到苏区不久，不过我知道两件事是有疑问的，第一件是关于七军整肃改组派的，我认为七军内绝无改组派的组织或个人，但如何会发生如此不幸的误会事件，我实在不明白；第二件事是：日前整肃三十四师的社会民主党，我虽然接三十四师仅有廿余天，但发生事件后，我曾深入调查，该师虽是早在一九二九年由闽西地方武装编成，初时曾有社会民主党份子在内，但自傅柏萃公开叛党后即已逃去，或被地方同志查出开除，现在全是工农份子的革命同志，这件事的发生，亦不知怎样误会的。根据上面两件整肃案，我对于江西过去整肃“反布尔塞维克”（即AB团），亦甚怀疑。我希望中央迁来後，正视这个问题，必须詳密查，以免再残杀自己的同志，消除苏区干部人人自危的不安情绪。

（五）问：你原是七军的军、政的主要领导人，此次回来，为何不回七军工作？

答：我原拟返回七军工作的，但朱、毛两同志命我暂留福建任三十四师师长，原因不明。

博古对我说：“你今晚的谈话，我很满意，中央领导同志对你，都称赞你是个好同志，你在广西工作给中央的报告，我虽没有看到原文，但据说写得很坦白，我们认为你确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希望你以后自我检讨，切实纠正；关于你今后的工作，我仍主张你回七军去，因为苏区红军主力是四、五、七三个军，必须加强领导……。

我们的谈话，便在愉快的情绪中结束了。那时已是秋末，天气清凉，是夜又值月明如画，午夜之后，更觉清澈可爱，我独自欣赏了一回月色，精神为之一振！想起刚才的谈话，深感并不平凡，遂命特务员阮成，泡了一壶好茶，一面品茗，一面忖测。当时我有以下的感觉：

（一）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对毛泽东不敢信任，而且还担心毛泽东控制红军以对抗中央，因此，他们到苏区后，即争取军人的拥护。

（二）他们和我谈话的目的，是要了解我是否为亲毛分子。

（三）中央对闽赣苏区的肃反运动已有怀疑，他要明了我对肃反运动的态度。

（四）他们了解我不是亲毛分子，而且不满毛的作风之后，他们就拉拢我，以达到他们争取军人掩护之目的。

（五）他们主张我回红七军工作，是有意利用我领导七军，并使我忠于他们。

（六）他们指出我在广西工作的错误，是违背国际路钱的，要我纠正，忠实执行国际路线。

我这些忖测，果然不出所料，两个月后我就调回红七军，而且以后其他问题亦陆续表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