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凋零、凄怆的中央苏区

红军主力——野战军突围前，九月至十月间，苏区北面之小松市（石城北）石城县城、雄岭、古龙冈等地，各红军防御据点，均经过剧烈战斗后，相继失陷，最后是兴国县城之掩护战，亦于十月十四日放弃；中央军区的兵力及位置大略如下：中央军区司令部驻西江市（会昌县属）（一）直属部队

1、特务团（一千五百人）驻西江市

2、野战炮兵团（一千五百人）驻西江市

3、红军干部学校（四百人）驻瑞金麻田墟

4、通讯大队，无线电台四座以及电话队（四百人）驻西江市

5、二十四师（六千人）驻会昌

6、三十四师（六千人）驻宁都

7、江西独立师（一二千五百人）驻石城以南

8、瑞金独立团（六百人）驻瑞金附近

9、福建独立师（三千五百人）驻长汀共二万三千四百人。

（二）赣南军区司令部（云都）：

1、教导团（五百人）驻云都

2、独立三十三团（五百人）驻长洛

3、云都独立团（九百人）驻云都北面

4、赣州独立团（五百人）驻茅店

5、会昌独立营（二百人）驻会昌以南

6、信丰独立营（二百人）驻小坌

7、安远独立营（二百人）驻龙布

8、各县游击队（五百人）

共三千五百人。

（三）江西军区司令部（黄陂）：

l、教导团（四百人）驻黄陂

2、江西独立团（八百人）驻黄陂附近

3、洛口独立团（一千人）驻永丰以南地区

4、永丰独立团（一千人）驻乐安以南地区

5、第一分区司令部（二千人）驻东韶

6、第二分区司令部（一千八百人）驻东固共六千八百人。

（四）福建军区司令部（长汀）

l、教导团（五百人）驻清流

2、第十五团（五百人）驻宁化

3、第十六团（五百人）驻长汀

4、第十七团（五百人）驻上杭

5、第十八团（五百人）驻龙岩地区

6、各县独立营（共约八百人）

共三千三百人。

总共兵力约三万七千人。

野战军于十月中全部向西南突围后，十月末，国军攻宁都县城，红军三十四师稍事抵抗，随即放弃了。当时我和顶英研究作战计划，拟定两个方案：

（一）国军如仍以大兵团向苏区围剿时，我军即依据闽赣边区的武夷山脉东、西、南、北各方面，均可按敌情变化转移战场，与敌进行游击战。以求保存实力，待机策应野战军作战。

（二）如国军进攻苏区的兵力不大，我军有将其击溃之把握时，即集中兵力转移攻势，各个歼灭敌军，以保全苏区的领土，配合野战军作战。

我们中共军区的初期计划，便是这样决定了。

中华苏维控中央政府业已随同野战军突围，关于中央苏区的政治领导，曾有以下的决定：

（一）设立中央政府办事处于中央苏区，由项英任主席，以领导闽、浙、湘、赣各省政府工作。

（二）设立中央分局于闽、浙、赣区，以项英为书记，领导各省党务工作。

当时福建省及中共省党委仍设于汀州，由张鼎丞、邓子恢、钟循仁等负责。

江西省府及中共省党部设于东固，由曾山、李赐凡负责。

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仍保持工作，于必要时，领导游击队与国军进行游击战。

闽赣边区被红军占领的十多个县，都是山岳地带，地少山多，但人口亦少，故粮食生产不仅足以自给，而且尚有盈余。

广东之韩江各县依靠其粮食流入为数极大，根据红军占领前的大概估计，每年经过筠门岭（江西方面）及汀江（福建）流入韩江的谷米，超过三百万担以上，此外尚有土纸、竹、木材、钨砂及鸡、鸭、猪牲口等，每年输出亦不少；由广东及福建沿海地区输入的物资，如：布匹、食盐、火柴及其他工业产品以供应农村生活的需要，比对起来，出入口足资平衡而有余，故这个地区，在红军未来以前，是一个很安定的社会。乡村间农民每天从事生产事业外，是过着优闲自得的生活。我于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后南进中，经过广昌、石城、瑞金、长汀、上杭等地区，于我们大军经过时间，常在乡村的茶寮里，路边的树荫下，或在乡村的小楼中，看到下棋、品茗、聊天、玩音乐……等等，乡村人民的逸趣，我那时真是不胜羡慕之至。可是这个往日宁静的山区，现在到处都是颓垣败壁的房舍，及鹑衣百结，脸黄肌瘦的老人和妇孺，或残废的病人了。一九三三年的冬天，毛泽东曾感到苏区经济的危机，达到了无法支持的境地，他费了很多心血，起草了一个以保障红军战争物资供应及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为目的之苏区经济建设计划，提出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全部内容请参阅毛泽东选集第一册“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但中央领导同志并不重视，而且以：现在苏区谈不上经济建设为辞，将它搁置，不予讨论，但毛泽东仍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廿三日的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以主席的身份，提出报告，并督导实施，结果，是年的秋季，表现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事业等方面，均收到了相当的成绩。可是因红军战争物资，粮食消耗浩繁，待至野战突围时，中央苏区又是民穷财尽了。

一九三三年四月中旬，我率模范团由清流南下，道经长汀县城，那天晚上，有位五十多岁姓刘的中医生，特地跑来见我，这位诚朴慈祥而医术颇精的儒医，两年前曾为我医过病，因而和我有一段交情，他老泪纵横的告诉我：“三十年来我都是靠做医生来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因为省吃俭用，积蓄了一点钱，早年在乡间买了七亩田，还在县城开了一间药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我在乡间的田地被没收了，一家的生活，于是仅靠着药店的少数收入和我行医的酬金来维持，而政府每次派下的捐款，我都设法照付，并没有任何拖欠的情事。近一年来，店里两位工友，先后都去当了红军，店里完全由我一人料理，而他们的工资，我还是照政府的规定，按月送给他们的家属。惟近来没有生意，屡次想停业，政府都不批准。最近不知为了什么，又要我捐出一大笔捐款。你想，我已一贫如洗，就是倾家荡产，也无法筹出这笔钱来。这怎么办？我想来想去，只有请你救救我，不知你愿意不愿意？”我听了他这番诉说，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替他去主持正义吗？一则恐怕不发生效力，再则甚至引起地方政府对他更深的仇恨；不理他？我的良心又觉得不忍；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所以在离开长汀时，便鼓起勇气，特将此事面告当地政府负责同志，请他查明办理。不料，经过十多天后，我由闽西再回到汀州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孤儿寡妇已沦为乞丐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异常痛苦，也非常愤怒！好几晚，我为了这件事不能入睡。

一九三三年七月，那时正是展开查田运动的时候，我由会昌到瑞金去参加红军总部的军事会议，路经距瑞金十多里的龚坊，因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姓的全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休息的一幢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当走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荒凉和萧条！屋子里的家具都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烂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身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进来，非常惊恐！小孩子吓得哭起来了！我的特务员连忙叫她们不要怕，并说我们暂借此休息片时的，她们才半信半疑的跑到厨房里去为我们煎茶。特务员借了她们家里一个旧脸盆，盛了一盆冷水给我洗脸，她们听到特务员称我为“司令员”，便悄悄地问“这位司令员姓什么？”特务员不经意的说是姓龚的，她们马上带着三个孩子，一家六口跪在我的眼前，求我救救她们的命！

老太婆哭哭啼啼的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她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然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迫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那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时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便想去找你，另外两位小叔也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许我们离开一步，今天真是天开眼了，你来到我们家里，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都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的磕起头来，她的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头，流泪！

这时，从隔邻又来了两位农民，跑来帮她们说情：“她们家里实在没有钱了，请司令员看在同宗面上，救救她们寡妇孤儿的六条命！”我问这两个农民：“你们是不是农会会员？”他们回答说：“是的！”“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替她们证明呢？”他们无可奈何的说：“我们也曾经说过两次，村政府主席说我们袒护自家人，假如再说情，连我们都要受处分呢！”处在这个场面，任你铁石心肠也要感动，何况我一向是怀着人道主义精神来从事革命的呢？过去我只知道在某些方面中共的农民政策太过火了，但因环境限制，使我无法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又因种种关系，人民有痛苦也不敢向我伸诉，我对人民的痛苦自然有很多隔膜。前次为了长汀刘医生的事件，已使我心中非常难过，现在摆在我眼前又是这样一幅血泪交流的场面，叫我怎样向自己的良心交代？于是，我毅然地答应了替她们想办法。她们听了我的话，这才含泪的站起来。不过，这件事，我后来还是没有办通，虽然我几次下决心，必须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将这些实际的情形向党中央报告，但终于找不到适当的机会，负人负己，惭恨每难自己！

自一九三三年秋，中共实行消灭地主的农民政策后，农村阶级斗争更趋严重，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物全被没收，他以参加革命多年的结果，弄得家破人亡，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掉转枪头，参加到反共的队伍中去。无产阶级出身的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也因不满现实，在红军大学高级研究班毕业后，也逃出苏区投降国军。其他红军中下级干部逃亡的更多，地方干部中逃亡的有石城、宁都的赤卫队长，许多县份的村、区赤卫队长，以及大批人民纷纷逃出苏区，走向吉安、赣州一带的国军区域去。

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

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所谓“人性”这个名词，在共产党的经典中，已经找不到了。

中共打着革命的旗帜，其目的，若从正常的路线来说，是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我曾经组织并策动过苏维埃运动，我深深地体验到，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及其同盟——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们，认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份。

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发财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听，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实，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分子，更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因此，这一批鸡呜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为新统冶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为地方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地方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胡为了。第一、他们过去或者受过了善良人们的厌恶及歧视，现在便利用“翻身”的机会，吹毛求疵来报复泄愤。第二、他们过去穷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发财机会，可以不劳而获，坐事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后，有将富农称为地主，中农称为富农，极尽其敲榨勒索的手段。第三、他们现在有钱有势，便藉着“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提倡妇女参加革命工作为手段，将乡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妇女，任意凌辱与玩弄，如果她们反抗，便用种种罪名，加以迫害，许多农村女子，便在这种淫威之下惨遭蹂躏！而一生坚贞不屈的便牺牲了生命。有一个时期，中共也觉得这种情势非常严重，曾发出：“反贪污、反腐化、反保守报复的农民意识”的指示，在党内展开思想斗争，进行思想教育，企图纠正地方干部的错误。可是，这些流氓地痞的本质太坏，任你如何斗争、教育，都无法改过纠正。他们已变了新兴的统治阶级，成为苏维埃的骨干，如果没有他们，苏维埃便一无所有了。所以，揭穿了苏区内统治阶级的面幕，完全是一群贪污腐化、卑鄙龌龊的魔鬼在狂舞！像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怎不令纯洁的革命份子寒心呢？怎不令善良的工农人民受尽磨折呢！

当红军主力突围走了之后，这班流氓地痞，知道来日无多，有的是窃取公家财物逃出苏区，有的是拥着娇妻潜匿深山逃避斗争，有的更原形毕露，带着手枪藉借粮筹款供应红军之名，向稍有存粮存款的红军家属抢掠，甚至强奸红军家属妇女。这时，乡、区政府多数已找不到一个负责人，苏区社会已陷入无政府的恐怖状态。项英曾严饬各省级党政负责人消除这极严重现象，迅速恢复苏区秩序，但结果毫无办法，这就是最后苏区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