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政治保卫局

中共的肃反工作是在一九三零年朱毛红军占领吉安县城开始的，那时是以肃反委员会来负责肃反任务，当时肃反的目标是指向豪绅地主，反动派等阶级人士，接着又发现了AB团的恢复活动，遂又指向AB团开刀。当时这种工作的进行，完全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后来毛泽东感到以肃反委员会的名义，及由自己直接领导，易招党内同志的攻击，乃于一九三一年春，仿效苏联政治警察组织的办法，成立国家政治保卫局，而以由香港工人出身的邓发任局长，由这个机关负起肃反任务，有组织、有计划的全面去推行。这就是中共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的开始。

邓发是广东惠阳淡水人，少年时即到香港在海军船坞做打磨工人，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罢工时已任工人纠察队队长，那时他已加入了中共，曾在香港为中共做工运及广东省委工作，至一九三一年入苏区，即给予政治保卫局局长职，其人体形瘦长，面有麻子，态度刚强而沉静，说话带有浓厚的客家口音。一九四六年由重庆飞返延安时因飞机失事，与秦邦宪、王若飞、叶挺等一起去世。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主要任务，是防止与取缔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巩固苏维埃政权；同时，它有负监视全体党员、人民与所有高级干部之责。有权随时拘捕、审讯、与处决每一个被认为有反革命嫌疑的人。除了党的高级人员，须要报告中央政治局审查议决外，中下级干部及普通平民的处决，根本不须要任何机关的核准。

它的组织，在国家保卫局之下有省、县分局，乡有特务员和机关部队中的特务员。他们执行任务时，与各级党部及各级苏维埃政府经常取得密切联系，以听取各方面关于反革命分子所有活动的情报；并充份运用党员为实施调查工作时的细胞，使他们在各机关，各部队和乡村中的每一角落，监视着每一个干部和人民，同时他们自己也互相监视。

他们逮捕人民或干部，大多在夜间，执行时往往不说明理由，第一句话便是：“保卫局请你去问话”。说完便把人带走，反抗是绝不可能的事。被传去问话的人，多数是从此失踪了。

失踪的人绝不会宣布任何罪状或透露任何消息。

国家政治保卫局就像一条绞索，套在苏区每一个人民和干部的颈上，它高兴时，可以让你在圈子内多活几天，不高兴时只要将绞绳收紧，便要你的命。它又像一个恐怖的魔影，时时刻刻跟随着你，使你由出生到死亡，始终在它的控制之中。

关于政治保卫局特务人员的训练，是采取秘密方式的，在瑞金时是借红军政治部以临时特别训练班的名义进行，遴选特务员，则将由党组织系统在党员中调训，被调训之党员初时亦不知其真实原因，经过训练后，即返回原部队服务，首要要求，就是要能绝对保守秘密，不得暴露身份，故在部队中除了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之外，无人知道谁是特务人员。惟侍从高级指挥员身边的特务员，可以说是公开的，因每一个指挥员身边的特务员，多数经过政治部调训之故。

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政治保卫局仍然存在，只是对其人员称号稍有更改，称之为保卫员，侍从高级人员称为卫士。至统治了中国大陆之后，政治保卫局即并入公安部，仍称政治保卫局，但其工作是独立的，至于省的公安厅设保卫处，县的公安局有保卫科，它们的任务是专一的，经常和各级党委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保持密切的联系，交换情报，执行它们的任务。

中共在准备突闽西窜时，为了要使红军的组织更加强固，保证在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的事件发生，以保持军事机密，特将红军部队、地方部队、苏维埃政府中的各级干部与员兵，来一个严密的整肃。一时被撤职查办的干部达数千之多。中共特在瑞金县属之九保、麻田、沿坝田心墟一带，设立了十多个收容所。

收容所就是变相的集中营。到收容所的干部，经过了所长的登记，便有住、有食，还可在附近行动，但不能离开指定范围。他们表面上很自由，住的附近虽无红军驻守，但外围就不同了，重重叠叠的赤卫军、少先队守在路口，没有苏维埃政府的路条是不准通行的。

中共为了要处置这一大批被指为动摇的干部，和少数残余的“反动阶级”，在瑞金北与云都边界的大山丛中选择了一个山深林密的山腹，设立了一个特别军事法庭。有一座木板房屋为审判处，一座警卫员兵及法官的宿舍。离开法庭一百五十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乱石纵横，荆棘丛生，距离桥面有二丈多深，人在桥上过，就觉得胆战心寒，恐怖万状，这条冷辟的山径，平日就很少行人，这时经已全部封锁，特别军事法庭设置好了，并在不远的山麓，挖了一条大坑，那些在收容所里被撤职的干部、动摇分子、反动阶级，便三个五个，一群两群的被送到特别法庭去审讯；但与其说是审讯，不如说是宣判，因为审讯时，手续非常简单，只要点了名，便对犯人宣布：“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说完，便由背着大刀的刽子手，押着犯人到预先挖好的大坑边，一刀结果了性命，跟着飞起一脚将尸首踢落土坑之中，随便的扒些坑土将尸体掩盖住，便算了事。

另外一种最惨酷的死刑，便是要犯人自己挖坑，挖好后就对他一刀杀掉，或者将犯人推落坑去活埋，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后来国军克服苏区几个月之后，中共所制造的超历史残酷的大屠杀才为人所发现，“万人坑”这一恐怖的名词，始为苏区以外的人所知，其实区内的人民，早已闻之战栗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季振同率部在宜黄起义投共（详情见本书第六编第二章第七节），当时中共委他为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虽然实权操在中共党员赵博生、董振堂的手中，但中共在表面上对他很客气，季振同自己也感到踌躇满志。

可是，在调整第五军团干部的时候，他与赵博生、董振堂的意见发生冲突。因为他主张以原任警卫旅的团长黄宗岳为师长，为赵博生反对，并说他培植私人派系，不顾革命利益，结果将黄宗岳撤去兵权，调总指挥部任副官处长。因此季振同和黄宗岳大有“飞鸟尽，良弓藏”的感触！心怀不满，时有怨言。

于是赵博生将这种情况报告上去。中央接到报告，深恐这种情绪会影响到第五军团内部的团结，便立即将季振同、黄宗岳调来瑞金县一个乡村中，名为“读书”，让他有一个研究马克斯学说和中国革命问题的机会，其实就是将他们软禁。惟对外行文方面，初期还是用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的名义。这是一九三二年六月的事。

季振同被软禁期间，我曾去看过他一次，他住在一间很整洁的民房里，屋子里有很多共产主义的理论书籍。他的饮食起居都很好。有两个卫士随持在身边，但他的精神却很颓丧！我安慰他说：“有机会读书，是很难得的，将来你一定还要负很重大的责任”。他回答我一个苦笑，笑里隐藏着无限的辛酸和痛苦；别后，我不敢再去看他。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就听说季振同和黄宗岳两人同时被杀害了。

林野是福建龙岩县人，黄埔军校毕业的中共党员。红四军在湘南成立时，他在军部任少校参谋，参加革命历史，相当长久。

然而，因他的家庭成份是地主阶级，影响到党对他的信任。

当一九二九年朱德率红四军攻陷龙岩时，他的父母被当地农民在暴动时杀害了。当地共干并要求朱德将林野送交地方处置。

但朱德不允，并痛斥当地干部。因之，林野仍继续在红军工作。

红十二军在福建成立，林野调任该军参谋长。由于他得罪了阴险诡诈的政治委员谭震林，又被调任红军学校教育长，并种下了他异日惨遭杀害的祸根。

一九三四年冬，红军主力突围时，林野调野战军总司令部任参谋。大军行了两天，因为他的脚部曾受过重伤，行动不便，朱德便要他回中央军区司令部来工作。当他回到瑞金的那天，他的妻子刚由上海大厦大学毕业，由福建跑来江西苏区，和他团聚。久别重逢，两夫妇自然是说不出的喜悦！他俩在瑞金住了三晚，便相偕到江西市中央军区司令部，请示工作。

他到司令部的第二天，谭震林秘密地跑到我的办公室中细声对我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我误会他的意思，以为要林野回福建龙岩工作，便回答他说：“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材，我看还是另外调人到龙岩去吧！”谭震林狞笑道：“不是要他到龙岩去，是要他回老家！”我听了不觉打一个寒噤！忙问道：“林野同志是老党员，他并没有错误啊！”

谭震林严厉而坚定的对我说：“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且又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主阶级，中央早已对他怀疑。现在他回来了，在此艰苦斗争中，我们再不能让他混在革命队伍中。我已报告了项英同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

我听了他这席话，心里愤恨极了，像林野这样一个年青有为的革命同志，并没有显著的错误，为什么要把他杀掉？谭震林的地位虽然比我低，但他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分局长，直接受中央领导；而且他为人刻薄，冷酷无情，我知无法阻止他，但心中打算，希望能说服项英，也许能救林野一命。

于是，我找了一个机会去问项英：“林野究竟怎样处置？你有考虑过吗？”他很庄重的说：“谭震林的意见很对，在这严重斗争的环境，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到私人的感情了！”我见他口口声声“为了革命利益”，知道项英已被老谭说服，无可挽回。

那时，瞿秋白和阮啸仙同住在附近，我平日和他们私交颇深，尤其是阮啸仙是早年广东农会的委员。为多年的老同志，又同在苏区内工作多时，特别感到亲热。我想若能得到他们两个说话，或者还有希望救救林野。于是我立即跑去找他们，将这件事告诉他们，并说：“若将林野杀了，难免影响一般中央军区司令部同志的情绪。现在要挽救林野，除了你两人之外，没有第三者了”。他们听了以后，互相望了一下，瞿秋白先开口说：“这件事，我同意龚同志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不便说话了！”

阮啸仙也说：“龚同志，我看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离开这里（阮啸仙以后派任赣南军区政治委员），你和谭同志共同工作的时间长着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后的不愉快？”

我听了他们这般说法，只好带着失望的心情告别而去。

就在这天的下午三时，项英通知林野，派他到红军学校去当教育长，并请他们夫妇吃晚饭，林野夫妇听了非常高兴，双双赴约。下午四时正，特务员开上饭来，并为林野夫妇加了一碟炒蛋，我知道林野大妇吃的是最后一次晚餐，再也没法救他俩了！眼见到这一对恩爱夫妇，饭后便要惨死，而他们却一点也不知道！我的心好似有万把利刃刺在我的心房，每颗饭粒似是石子一般，无法下咽！我忽然间一想，既救不了林野，也应该救救他这个不幸而无辜的妻子，我便对林野夫妇说：“林野同志，今晚去红军学校有十五里路，天快黑了，此间有空房，让你太太暂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吗？”坐在一旁的项英和陈毅也知道我的意思，附和着说：“龚同志的意见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了！”可是他俩却婉谢了我的好意，他俩那里会知道我的真正用意呢？

结果，林野夫妇便在赴红军学校的中途，遭护送他俩的特务员杀掉了。

事后，那两个杀林野的特务员中，有一个对我说：“走了十里路，那时已入夜了，林野先行，他妻子在后，我们便动手，黄同志（另一特务员）拔出大刀去杀林野，他的妻子见了大叫！

双手拖着黄同志不放，林野见状大惊，发足狂奔！我立即赶上前去，举刀便砍，他连忙闪避，给我斩中左肩。他立即回过头来和我拚命。但他左肩受伤，又给我劈中右肩，这时他再想逃走时，我追上去照头一刀，将他的脑袋破开两边，他便倒下了。

这时他的妻子已给黄同志结果了”。他说完还笑着说：“这次若不是我们两人，恐怕给他跑掉呢？”我听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悲愤。有一次我对谭震林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干掉，不必要再演这样的活剧了”。他带着讽刺口吻笑道：“参谋长还有一点温情主义的意识呢，哈哈！”

同样的情形，还有一位红军大学上级干部训练队的李队长，也是在特务员护送途中杀了的。这些事实，红军干部中，很早就互相传告，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即高级干部也感到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但是，逃亡到那里去？周围左右满布着的特务密网，甚至为我铺床叠被，招呼无微不至的特务员，就有一排以上直接受谭震林指挥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通天特务”，任何行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稍一不慎，我便会踏上李明瑞的覆辙了，所以我唯有忍耐心着。

一天，我在批阅各方送来的文件中，知道红七军有十多个同志被撤职，有四个已送到田心墟招待所。由中央军区司令部西江市到田心墟，相距并不很远，我决定去救他们。

我批阅公文后，走出办公室，吩咐特务员快备马。项英含笑问我：“到那里呀！”我故意伸一伸懒腰说：“带久了兵，不惯坐办公桌，好久没有到外边跑了，想到外面跑跑马，松松筋骨”。

项英忙道：“对的对的，你应该到外面去跑了跑，舒畅一下”。

他对我素来很好，并时时关怀我的健康，现在同在一起工作，自然更加亲密了。

离开了司令部，我特地用力在马上加了一鞭，飞也似的向田心墟跑去，步行跟随我的四个特务员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到了田心墟，我在这个小市集的街上绕了一个圈子，然后走进一间茶馆，在靠近里面的一张抬子，坐下来喝茶。我看见到四个特务员不住的擦汗，便以很体恤的口吻，要他们坐在门口的桌上喝茶。因为门口比较清爽，可以凉一凉，这一来，便将他们遣开在十步以外了。

那个小市集尚有五百多个待处决的“囚犯”，但他们仍不知死期之将至。红七军被撤职的一个营长，见我骑马来了，立即找着另一个营长同来见我。他们见到我如看到久别的家人一样，不住的流着眼泪，问我能不能给他们一个工作岗位。我见到这些同患难共生死的老同志，内心痛苦极了，明知他们的生命在十天内要完结，但又不敢将秘密对他们明言；我经过考虑后，望望门口的特务员，见他们不住的在喝茶，并没有注意我们的谈话，我立即扼要而含蓄的轻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你们只有拚命的逃走，再没有第二条路了，注意！不要向其他无关系的人说出来，快些走！”他们领悟我的意思，只说了一声：“谢谢军长！”就走开了。

我付过茶钱，乘着马，缓缓地似游山玩水地返回司令部。

第二天晚上接到田心墟招待所报告：“逃了四个第七军的同志”。

经过八天的继续追缉，知道他们已沿着山地向安远逃走，幸而他们没有在中途被拦截，所以我教唆他们逃亡的秘密也不致败露。压在心头上的一块大石，这才放了下来。一方面我庆幸自己，同时也为这四位七军同志感到庆幸！因为他们已逃出了死神的魔掌，走上新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