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国军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红军的编制，一九二八年湘南成立红四军时，按军、师、团、营、连、排、班的三四制。十二人为一班，三班为一排，三排为一连。三个步枪连、一个重机连为一营，三个步兵营及一个步炮连为一团。团以上是师，但因兵力不足，不编师，由军直接指挥团，这是权宜之计，无可厚非的。但朱毛到了闽赣边区以后，却将营级取消，改为军、师、团、连、排、班的制度，其用意不过是虚张声势，以壮声威，但在作战时的兵力使用上，是极其不便的。

至一九三三年反四次围剿结束后，因弹械获得不少，红军又积极动员苏区壮丁参军，以扩大红军组织，同时因红军积极研究苏联陆军的战略战术，为了便于运用，红军的编制决定从新拟订。当时我就奉中央军事委员会之命负责这一拟订红军新编制的工作，并按所拟新编制组织了一个模范团，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中旬编组成立，五月间即参加东路军福建之清流及新泉、朱坑各次战斗，成绩尚好。红军总司令部便于七月间开始整编红军，整编的办法如下：

（一）取消军、以师为红军建制最大单位。

（二）按照师、团、营、连、排、班之系统编成之。

（三）先将军改为师，师改为团，团改为营，连排照旧。

（四）按照现在武器数量，先建全排、连、营之编制，然后再充实团和师。

（五）排、连、营之编制，照模范团之编制编成，这一整编工作之进行，在九月份大已完成，其番号及兵力如下：

（一）中央军事委员会直属兵团：

中央警卫师（由原有警卫团及国家政治保卫局之警卫队合编而成，兵力约八千人）。

（二）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

1、特务团（约一千五百人）

2、野战炮兵团（内辖山炮营、迫击炮营、特务营，共约一千五百人）

3、通讯大队（包括无线电总台、电话总机等）

（三）第一军团总指挥：林彪

1、直属特务团（一千五百人）

2、第一师（第三军改编）

3、第二师（第四军改编）

（四）第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

1、直属特务团（原总指挥部警卫连及七军特务团改编）

2、第四师（第五军改编）

3、第五师（第七军改编）

4、第六师（独立师改编）

（五）第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

1、特务团（原有特务团扩编，有一千五百人）

2、第十三师（十三军改编）

3、第十四师（独立团改编）

4、第十五师（十五军改编）

（六）第九军团总指挥：罗炳辉（稍后成立）

1、特务团（长汀独立团改编）

2、第三师（十二军改编）

3、第廿五师（第九军改编）

以上一、三、五、九，四个军团是红军主力，总共兵力约有十万人，此外尚有已经整编之军区部队：

（一）粤赣军区何长工

第廿二师五千人

（二）江西军区陈毅

第廿一师三千人

第廿三师三千人

（三）赣东北军区方志敏

第十九师（第十军改编，五千人）

（四）闽赣边军区邵式平

第二十四师（第廿二军政编，六千人）

（五）湘赣军区张启龙

第十六师高咏生（第八军改编，五千人）

第十七师萧克（独九师改编，于一九三二年由中央苏区调湘赣区，六千人）

第十八师阎图阁（独立师改编，有四千人）

以上五个军区的红军已正式整编完成，且能配合红军作战。

尚有福建军区，当时仍在整编中，它早已成立独立师，已编入第九军团。另外尚有赣东地区之三十四师在整编中。

湘、鄂、赣区原有十六军由孔荷宠指挥，孔犯错误后调中央苏区红大高级班受训，结业后逃出苏区投国民党，该区党政军领导另派员负责，情况不详。

国军对苏区的围剿，经过四次挫沂后，国民党当局已认识到：不能再以啸聚山林的土匪，乌合之众，来比拟红军了；同时也认识了过去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是失败了。为了组织第五次的围剿，蒋介石将军在庐山举行了一连串的剿匪军事检讨会议、决策会议，以及举办军事干部训练班，以研究剿匪的山林战、碉堡战等战术和技术。费了半年以上的时间，才完成准备工作。

当时中共对国民党庐山会议及训练班的情形，因为国军内有中共潜伏的党员参加训练班，及事前布置了庐山谍报工作；国民党的一切活动、中共情报工作者，很快的便送到苏区。故苏区对庐山会议的情形，亦了加指掌。

关于剿匪检讨会议，对红军的优点和缺点，大略有以下各点：

（一）红军的优点：

1、红军作战的突击力极强，而且行动迅速，动作灵活。其机动作战的性能，常出国军意表。

2、红军的情报工作极好，国军的一切行动，均能事前侦察；因此，应战应退，均取得主动。

3、在苏区作战，红军地形熟悉，且有民众掩护和帮助，其行动秘密飘忽，国军无法捉摸其作战主力。

4、红军通讯敏捷而灵活，故于各地区作战均能互相策应和互相配合，使国军作战处处受到牵制。

5、红军在其占领区内，对于人民生杀自由，不受法律束缚，致苏区人民不敢反抗红军，而苏区的壮丁，随时可补充红军，甚至老幼男女均纳入其各种民众组织之内，以支援红军作战，故红军作战伤亡后，很快就可补充，而恢复其战斗力。

（二）红军的缺点：

1、红军的装备太差，战斗的火力弱，不能攻坚。

2、红军的士兵及初级军官，多未经过较好的训练，战斗技术极差，他们作战全凭一鼓勇气。故他们讲求速战速决；战斗时间不能太持久。

3、苏区除了人力外，别无战争资源，物力和财力均极度贫乏；他们的械弹补充，专靠向国军抢掠而来。因此，战争的时间亦不能持久。

4、苏区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他们帮助红军，不是感其德，而是畏其威；只要国军能够保护人民，人民必反对共党及红军。

国民党根据上述红军作战的优缺点，策定围剿苏区的作战方略，大致如下：

（一）军事方面：

1、战略：采外线作战，对以瑞金为中心的苏区大包围，构筑碉堡包围圈；逐步推进，逐步紧缩调堡的包围线；以持久战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及物质，缩小苏区，将红军压集于苏区中心地区之内，而彻底将之歼灭。

2、战术：步步为营，在碉堡火力掩护之下方逐步踏进，每次跃进应在十里距离之内，使红军无法获得乘国军运动中而突击之机会。也就是避兔与红军作运动战，而迫使他们和国军作阵地战、攻坚战。

（二）政治方面：

1、组织政治工作队，在国军控制地区内，恢复一切行政组织，办理保甲，切实保护人民，严禁屠杀人民之行为。

2、对苏区政府，共党及红军的投诚人员，妥为保护和优待。

（三）经济方面：

实行经济封锁：包围苏区的碉堡线，严禁人民及物资流通，使苏区经济物资陷于绝境，以困毙之。

上述国军第五次围剿苏区红军的作战方略，是针对了红军的弱点和避开了红军的优点而订定的，从一般的军事观点来说是正确的，其胜利只是要能在持久的时间上，缓缓的不变来取得。

一九三三年九月间，中央苏区红军方面，已完全了解了国军即将开始向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新作战方略。当时红军亦已扩充整编完竣。总共兵力达十四万人，除了中央警卫师担任中央机关之警卫及保密工作，及各军区指挥之各师各有地方任务，不能集中作战外，其余有十个师（十万人）可集中作战。

此外苏区各县仍在积极编组模范师、独立师、独立团等，以负责地方警卫任务策应红军作战。

中共中央当局以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为主体，在俄顾问李特的领导下，真实的负起决策责任。他们召集了一次会议，研究反第五次围剿的作战方略。那时我正当被开除党籍在红军大学学习期间，高级人员，每星期能来和我叙晤一次的只有叶剑英一人，我们每次晤面多是在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由他来访我，我们通常是到乡村的小菜馆食一顿晚饭。那次会议，他是出席的一个，他于会后告诉我：会议开始时，秦邦宪的政治报告说明：

（一）国民党统治阶级因对日本侵略的屈服，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其党内派系又引起更大的分裂。各省军人对中央的反抗，亦日形严重，他们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力量来对付我们苏区。

（二）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亦因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以及全国工人、农民、学生、民族资产阶级，抗日情绪的高涨，全国抗日运动发展的趋势均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

（三）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就是国民党政权和苏维埃政权的决战。

（四）反第五次围剿战争的胜利，是实现一省或数省革命首先胜利，以至全国胜利的重要关键。

根据上述形势，我们中央苏区红军必须动员一切力量，不惜一切牺牲去争取这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我们红军的实力，现在可集中作战的有十万人以上；此外尚有地方部队，我们在任何地区都有地方武装配合作战。因此，我们对反五次围剿的作战方略：是以堡垒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堡垒，以坚强的防御战，对付敌人的进攻。我们要反对游击性的运动战，不能让寸土给人。在战术上，我们要用短促突击，歼灭脱离碉堡向我进攻的敌人有生力量，以促使战争优劣形势的转变，而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我当时问他（叶剑英），会议时有没有人反对？你是否同意这种战略和战术？他告诉我：当时毛主席曾提出反对的意见，他坚决主张集中优势的兵力，以运动战消灭进攻的敌人，他说明：敌人虽然是以碉堡政策，步步为营的向苏区包围进攻，但运动的机会仍然是有的，只要我们有忍耐性去捕捉机会，并要积极的想办法去争取机会，制造机会。可是当时遭到了秦邦宪等及李特的反对。叶剑英说他自己亦同意毛主席的意见，以我们红军现时的装备要和国军进行阵地战，硬碰是没有把握的。

他问我的意见如何？我当时答覆他是：我们红军现在无论质量和数量，均处在绝对劣势的地位，若照中央领导同志所提出的战略原则，和国军进行阵地战，正是国军求之不得的机会。我们应该珍惜艰苦创造的苏区和红军，请你和朱老总及项英同志研究，缓缓的说服中央领导同志。他对我说：我亦有意在将来遇到挫折时乘机提出修正这一个方案，不过现时是无法转变李特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意向和决心的。他说话时的态度，流露出忧疑的神情！

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于反国军第四次围剿战役结束后，即以备战的姿态，集结于中央苏区之北面，加紧补充、整训，其驻地如下：

（一）第一军团：南丰及黎川卧南地区。

（二）第三军团：福建之泰宁、建宁地区。

（三）第五军团：宁都、广昌地区。

（四）第九军团：福建之长汀、清流、宁化地区。

（清流、宁化之十九路军于八月间已撤退，即由罗炳辉主十二军进驻。）

各军区负守备任务，其区分如下：

（一）东面：由福建军区司令部负责，以汀州为中心，指挥该地区之独立第七师及独立团对福建方面敌军警戒。

（二）南面：由粤赣军区司令部负责，以筠门岭为中心，指挥廿二师及各独立团对南面由福建之武平起，经广东之平远、江西之浔坞、安远、信丰、南康、暨赣州之线警戒。

（三）西面：由江西军区司令部负责，以龙冈为中心，指挥廿一师、廿三师对万安、泰安、吉安、永丰、乐安、暨宜黄之线警戒。

由一九三三年三月至九月，是红军主力整训时期，七个月的时间，红军主力没有作战，整训扩充计划亦已完成，指战员们都从上级指挥员及政治委员的讲话中，知道国民党庐山会会议，准备以明堡围剿苏区的作战方略；他们（红军）要从战略、战术、技术及政治觉悟上去充份准备战胜敌人，保卫苏区。这种精神、思想、技术的准备，已经有了几个月的时间。

暴风雨终于来了；十月初旬，苏区北面，抚州、金溪、资溪、南城的国民党军队突然占领了硝石及黎川县城，很迅速的构筑碉堡工事，包围苏区北面。红军主力为了消灭运动中的国军，一、三、两军团亦很迅速的运动到黎川东北地区，以雷霆万钧的压倒之势，在洵口地区，突击正在南进中的国军一个师，战斗不到三小时，便已将国军全师解决。这是一九三三年十月九日红军反第五次围剿的第一战，得到了完全胜利。

洵口战役胜利之后，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对于黎川县城的失去，大感震惊！认为是被国民党打开了北面苏区的门户，必须要反攻收回；他们命令红五军团由南丰进攻硝石（黎川南城间），截断黎川国军退路，然后消灭黎川之国军。

十月十四日，红五军团向硝石四个师的国军碉堡强攻，结果伤亡惨重而退至资溪墟。廿二日又奉命进攻资溪桥，战斗了两天，至廿四日向黎川东南地区撤退。

由此以后，红军辗转向北面黎川附近之敌军碉堡进攻，如：罗家山、云盖山、大雄关、团村、德胜关、东山、黄土关诸役，红军无不因缺乏攻坚武器，装备拙劣，而遭失败。

中共中央又命令红军分兵驻守，以碉堡对碉堡与国军进行阵地战，阻止国军南进；以集中对集中与国军进行大决战。他们这种战略方针，不特不能收阻敌之效，而且将红军的机动性束缚住，将红军兵力分散，而无法把握运动战的时机，进行有利的主动的进攻战斗。特别是在一九三三年末至一九三四年初，福建人民政府与红军签订协定反蒋抗日时期，当北面国军转移兵力向福建人民政府进攻之时机，红军不特没有集中兵力配合十九路军夹攻国军，反将主力一部西向，进攻永丰以南地区之国军碉堡线。而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歼灭国军，粉碎国军五次围剿的机会。卒因红军不能及时增援十九路军作战，致使十九路军遭到彻底的失败。

十九路军失败之后，国军就从东北两面向苏区进攻，红军西自乐安南之招携，经南丰南之三溪墟、广昌、康都至福建建宁之线与国军相持四个月之久。红军的伤亡极大，战争形势已日趋恶劣。第五次围剿会战，已露出了失败的端倪。中共的领导者已有徬徨之感了。

红军大学高级研究班四月中旬结业后，朱德即派人来请我到总司令部，他告诉我：“总部参谋长刘伯承同志，因患严重的贫血症，已赴汀州医院休养，现在战争紧急时期，不能一日无人负责，昨晚党中央会议，咸认为只有你能胜任此职，决定派你代理参谋长，请你即搬来总部开始办公”等语。

我以受过党的严重处分之后，又要负此重大责任，心里有点着急，我因与朱德素来无所不谈，我立即对他说：我受过严重处分，现在即负此重责，恐不为领导同志所信任，将来我的意见若不受尊重，则有负我的职守，何不调叶剑英同志任参谋长，以驾轻就熟。朱德对我说：这个问题是昨晚中央领导同志一致的意见，而且秦邦宪同志还说，过去对你的处分失当，周恩来同志亦赞成调你任参谋长之议，他还说：作战计划和作战指导，你比剑英同志强。你来绝不会有困难的。如此，我便于当晚迁入总司令部，开始负担这个繁重的工作。

我的办公厅是在地下与朱德为毗邻，楼上是周恩来和李特的办公厅，我的办公厅内除了我自己外，还有年轻的参谋四人，他们是协助我处理各部送来的文件之收发、登记、呈阅及人事登记等工作。

总司令部内分为五部：

（一）作战部部长张云逸，有参谋五人，分办业务。

（二）情报部部长王铮，除有参谋六人分办搜集、整理、研究情报等工作外，还有无线电情报组。

（三）军事教育部部长唐睿，有参谋四人分办业务。

（四）供应部部长叶季壮，该部兼办党、政、军的供应业务，它名义上是属于总司令部，实际上是受党中央指挥。

（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兼任），负责红军及地方政治工作，组织庞大，部内的职员有一百二十余人；尚有新闻报纸、政治工作队、印刷机等附属组织。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很少参加总司令部的情报、作战等研究工作。总司令部的一切行动决定及命令，由参谋长分送一份给他便是，他也很少和参谋长联络，这是与红军政治工作体制不符合的，但周恩来虽是政治委员，他对王稼祥非常客气，不特不去指导政治部工作，相反的有时王稼祥还要指导政治委员的工作。朱德和我当然乐得不理。

关于红军总司令部公文的处理，是很简便的，各部的工作由各部主办，拟定办法或文稿后，送来参谋长室，经参谋长研究，如有修改时立即修改，普通文件由参谋长自行处理，但如作战、情报、人事等重要文件则送总司令作最后核定，或立即由总司令通知政委和参谋长共同研究，决定后，交给参谋长办理，参谋长在研究作战、情报问题时，通常须提出具体意见俾总司令有所抉择。

我接代总参谋长时，正值广昌县城防御战及福建、建宁阵地战的紧张阶段，我和朱总司令、周恩来、李特，每天早上九时，晚上十时必同在一起研究情况，若遇有特别事故即由我随时提出和他们研究。整天由早上六时至午夜十二时均在办公厅工作。

广昌失守后（四月末），五月中旬，以一、三、五军团组织了一次广昌以南之高虎脑战斗，及万年亭战役，集中兵力，采取积极的阵地防御战，希图挽回北线战场的颓势，结果虽杀伤国军极多（国军损失两师以上），但红军的伤亡亦重，元气大伤。

五月份福建方面之建宁江安庙战斗、及建宁县城战斗、永安战斗、连城战斗均失利，六月，红军又从新调整阵线。福建方面：守宁化、清流至长汀以东之线。江西方面：守宁都、石城之线，又暂时成了胶着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