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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编 中央苏区的初期
第一章 闽赣苏区成为中央苏区
中共中央委员会自一九二一年正式成立以来,即由陈独秀任书记,并秘密在上海办公,至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迁往武汉办公,嗣因国民党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与中共关系由恶化而至决裂,陈独秀被党内外及第三国际指为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而消极。是年的“八七”紧急会议,他未出席,推选瞿秋白继任。瞿秋白任总书记后,抱着左好过右的心理,坚决执行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路线。因此,他在上海盲目的发动工人的暴力行动,及策动了广东省的广州暴动,陕西的谓南华阴暴动,湖南、湖北的秋收暴动。这一连串的暴动皆先后失败了,使到暴动地区各业、各阶层的人士,都遭到重大的损失和牺牲,尤其是工农群众所遭到的牺牲更为重大,使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走向低潮。他于一九二八年春调回莫斯科检讨。接着于七月在莫斯科举行中共第六次全国的表大会,瞿秋白以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被撤职,而改以工人出身的向忠发继任总书记,周恩来为组织部长,李立三为宣传部长。但因向忠发能力薄弱,周恩来是个圆滑的人,不愿负起领导的责任,中共中央大权便为李立三所操纵。
在李立三领导的初期,他认为中国革命高潮尚未到来,审慎的根据六全大会决议的精神,领导中国革命。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给湘赣边区毛泽东的指示,被毛泽东四月五日给中央的报告,斥为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太悲观了,同时毛泽东认为一年可夺取江西。李立三是个好大喜功,而又易于冲动的人,他的革命斗争路线,便由此开始转变,眼见闽赣苏区朱毛红军的发展,紧接着鄂、豫、皖区,湘、鄂西区的红军之发展,及一九三零年国民党内部发生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这时他认为中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产生了要夺取一省或数省的政权以至全国政权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一九三零年,命令朱毛红军夺取南昌、长沙,配合鄂、豫、皖以及湘、鄂西红军进攻武汉;及将广西左右江苏区的红七军、红八军调往江西集中攻打大城市……等。那时,立三路线发展到最高峰。由于他的革命斗争路线的错误,致使革命组织及红军实力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他因此于是年十月被第三国际调赴莫斯科受到严重处分。
他走后不久,中共中央党的领导权又被缺乏经验的国际派的留俄学生陈绍禹、秦邦宪等所操纵。当时一方面是:在上海中央的领导同志,很多被国民党特务捕杀,中央领导同志在上海的处境甚危;另一方面,各地苏区的发展和红军已日益壮大,他们认为在闽、赣苏区建立全国苏维埃政府以加强全国苏维埃运动,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早日来临,必须加强党在苏区的领导。因此,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四中全会时便有将中共中央迁入闽赣苏区之议,四中全会结束后,张国焘于一月二十日由莫斯科回抵上海,随即派赴鄂豫院区,以加强该区党、政、军的领导,待至向忠发、恽代英先后被捕杀后,便更积极的准备迁往闽赣苏区工作。周恩来那时是的中共中央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于八月间即离开上海赴闽赣苏区(那时我尚在上海,约十天后才离沪)。九月,陈绍禹、秦邦宪等在第三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改组中央,将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国际派列为中央委员,而叫陈绍禹为书记,并即决定全部迁入苏区办公,但陈绍禹决暂留上海,而以秦邦宪代理书记。于是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及其他高级人员,亦即于十月及十一月先后进入闽赣苏区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即在闽赣苏区正式开始领导中共全国革命的斗争。十二月初旬,第三国际派来了一位军事顾问李特,他化装为神父,由中国留俄学生伍修权陪同经香港来到苏区,协助中共领导同志,以加强苏区的军事领导,当他们到苏区时,我在福建之河田接待他们,相谈甚欢。
李特,是德国人,身形高壮,沉默寡言,年纪已有四十左右,倒似一个有修养的军人。他在俄国时,是任第三国际军事委员会的干事,此次与他同时准备来苏区者,共有三人,其中一个是第三国际军事委员会委员,但到香港后,因无法隐蔽身份,致中途折返,所以仅有李特一人来到苏区。
伍修权是武汉工人,学徒出身,留学莫斯科多年,他的俄文很好,中文仅读过小学,说话很有条理,为人亦坦白、忠诚、无机心,后来我任模范团长时,曾一度任我的政治委员,相处很融洽,以后我调任粤赣军区司令时,他即调回中央党机关工作,我们都有依依不舍之感。
中国的“苏维埃政府”是个不折不扣的苏联产品!这名词的第一次出现在中共的正式文件中,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五日,在汉口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准备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议。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时,也有“实行土地革命,发动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议案。但这时“苏维埃政府”还不过是一个徒托空言的名词,在南昌暴动时,也没有成立苏维埃政府。
中共在潮汕失败之后,彭湃领导广东海陆丰两县农民武装暴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成立“海陆丰两县苏维埃政府”
开始,中国才第一次有了苏维埃政府的出现。接着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时,又成立了“广东苏维埃政府”,高岗、刘志丹在陕西华阴、渭南暴动时,也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但是这三个苏维埃政府都只有三天或半个月的寿命,可称是最短命的婴孩。
一九二八年二月,朱德领导湘南暴动,成立了湘南各县苏维埃政府,规模较前三次为大,寿命也较长些。但在红四军退出湘南后,也无形瓦解了。井岗山朱毛会合,建立罗霄山脉中段苏维埃政府,到一九二九年二月,也告失败。因国军攻陷井岗山。朱毛率红四军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离开井岗山转移到闽赣边区,击溃了国军郭凤鸣师。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占领了福建长汀的全县和上杭、永定、连城、龙岩的一部。江西的广昌、宁都、石城、郦都、兴国、瑞金、会昌六县的全部。另赣县、浔邬等县的一部,在这些地方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此外,还有鄂、豫、皖苏区,洪湖苏区、广西右江苏区。中共中央为了广泛地开展苏维埃政府运动,扩大苏维埃运动的政治影响,于一九三一年,积极筹备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在瑞金城西北约五华里之沙洲坝,建筑中央政府大厦。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举行了六天会议,选出(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定)中央政府委员及正副主席各会局首长。毛泽东被指定为主席,张国焘、项英为副主席,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张鼎丞为土地人民委员,周一粟为内务人民委员,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务人民委员,张国焘兼司法人民委员,何叔衡为工农检查委员,邓发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便于十一月七日正式宣布成立,山僻小县的瑞金选为苏维埃政权的“国都”,在苏区里的同志竟称瑞金为瑞京,闽赣苏区便成为中央苏区。
自中共中央委员会迁到瑞金苏区后,一九三一年一月成立的闽赣苏区中央分局撤销了,原任中央分局书记的项英,改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接替周恩来),中央苏区的党政军一切大权尽落在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及李特等几个人手上,而以李特为马首是瞻。
秦邦宪和张闻天既缺乏工作经验,又因回国不久,初来苏区,对于苏区内的党政军上级干部都不熟悉,他们只有借重周恩来这位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协助工作。
周恩来是一个最会看风驶舵,通权达变的人,且手段圆滑,他虽然失了代总书记和军委会主席之职,但眼看到国际派的权高势大,他也不能不遵从秦、张的领导,特别是对李特这位“太上皇”诚惶诚恐,事事请示,唯命是从,恭维备至,连他的起居饮食,香烟洋酒均供应不辍,甚至还物色一位读过小学的女同志送给李特为临时太太,这种巴结奉承,令李特对他言听计从。因此他又成为一个中央上下沟通的中心人物,比他稍为低级的同志,他即摆出其领导人物的架子,颐指气使!
朱德,是有斗争历史的红军领袖,为人忠厚,红军中除了一两个有野心的高级将领对他阳奉阴违之外,无不对他拥戴;中共中央新的领导同志,对他亦很尊重,而且还积极去笼络他,争取他合作;周恩来是朱德入党的介绍人,又是南昌暴动时少数领导者之一,他往日及初到苏区时对朱德常以党的领导者自居,每与朱德商讨问题时,常作肯定的口吻,但在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他就一改常态,对朱德即客气起来了。
李特是个初到中国的外国人,他不明苏区的人事关系,因朱德是红军总司令,听以他对朱德也很客气。
朱德处在备受各领导同志尊重的环境下,是喜欢极了!他也知道自己责任之重,事事小心,更与各领导同志衷诚合作。
刘伯承,因在南昌暴动时和暴动后都担任参谋长,南昌暴动后的军事失败,他要负相当责任的,所以他再不敢以诸葛亮自居,而且身体健康不大好,那时他任红军学校校长,只是尽他的本份责任,对于其他的事,他都不敢过问,因他有谦虚精神,各领导同志都对他好感。红军干部均承认他是一个有学术经验的军事长才,大家见到他时都很尊重,并请教他,所以他在苏区时,精神也感愉快。
项英是个心地坦白、平易近人的人物,他无权位思想,上下级同志均能融洽相处,在苏区内很多同志都喜欢和他接近,我就是其中之一,因他有太太在身边,我每到瑞金,都到他家里聊天、食饭,他和太太都很喜客,故无寂寞之感。
至于毛泽东,他就不同了!在中共中央末迁到苏区时,所有党、政、军的一切决策,均以他个人意见而定,中央的指示若与他的见解不同,他就置之不理,甚至予以驳斥,中央对他的处罚,他亦一笑置之,抱着你罚你的,我作我的态度;但自中央迁到苏区后,他的权力丧失了!因党、政、军人员都不敢违背党中央的指示。那时他不特不能任意指挥军事及党务,甚至身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凡重要的措施和建设,必须要请示党中央决定,然后才能执行,而且还要他自我检讨过去领导的错误,特别是批评他土地革命的富农路线,给他很严重的处分;这种滋味,使他非常难堪!他那时除了参加会议之外,只有写点文章;苏区的经济建设计划,就是在这个时候写出来的。
可是,党中央领导同志一样不同意他的经建计划,认为当时的苏区谈不上经济建设。以毛泽东那种不可一日无权的根深蒂固的思想,遭到这样的冷落,其内心的苦闷,是可以想像的。
在当时来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富农路线,也很赞赏他的经济计划。他过去的错误,只是在肃反问题上,而中央领导同志竟抹煞了他过去的斗争成绩,给他太难堪的处分,我觉得很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