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闽赣苏区成为中央苏区

中共中央委员会自一九二一年正式成立以来，即由陈独秀任书记，并秘密在上海办公，至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迁往武汉办公，嗣因国民党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与中共关系由恶化而至决裂，陈独秀被党内外及第三国际指为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而消极。是年的“八七”紧急会议，他未出席，推选瞿秋白继任。瞿秋白任总书记后，抱着左好过右的心理，坚决执行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路线。因此，他在上海盲目的发动工人的暴力行动，及策动了广东省的广州暴动，陕西的谓南华阴暴动，湖南、湖北的秋收暴动。这一连串的暴动皆先后失败了，使到暴动地区各业、各阶层的人士，都遭到重大的损失和牺牲，尤其是工农群众所遭到的牺牲更为重大，使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走向低潮。他于一九二八年春调回莫斯科检讨。接着于七月在莫斯科举行中共第六次全国的表大会，瞿秋白以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被撤职，而改以工人出身的向忠发继任总书记，周恩来为组织部长，李立三为宣传部长。但因向忠发能力薄弱，周恩来是个圆滑的人，不愿负起领导的责任，中共中央大权便为李立三所操纵。

在李立三领导的初期，他认为中国革命高潮尚未到来，审慎的根据六全大会决议的精神，领导中国革命。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给湘赣边区毛泽东的指示，被毛泽东四月五日给中央的报告，斥为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太悲观了，同时毛泽东认为一年可夺取江西。李立三是个好大喜功，而又易于冲动的人，他的革命斗争路线，便由此开始转变，眼见闽赣苏区朱毛红军的发展，紧接着鄂、豫、皖区，湘、鄂西区的红军之发展，及一九三零年国民党内部发生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这时他认为中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产生了要夺取一省或数省的政权以至全国政权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一九三零年，命令朱毛红军夺取南昌、长沙，配合鄂、豫、皖以及湘、鄂西红军进攻武汉；及将广西左右江苏区的红七军、红八军调往江西集中攻打大城市……等。那时，立三路线发展到最高峰。由于他的革命斗争路线的错误，致使革命组织及红军实力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他因此于是年十月被第三国际调赴莫斯科受到严重处分。

他走后不久，中共中央党的领导权又被缺乏经验的国际派的留俄学生陈绍禹、秦邦宪等所操纵。当时一方面是：在上海中央的领导同志，很多被国民党特务捕杀，中央领导同志在上海的处境甚危；另一方面，各地苏区的发展和红军已日益壮大，他们认为在闽、赣苏区建立全国苏维埃政府以加强全国苏维埃运动，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早日来临，必须加强党在苏区的领导。因此，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四中全会时便有将中共中央迁入闽赣苏区之议，四中全会结束后，张国焘于一月二十日由莫斯科回抵上海，随即派赴鄂豫院区，以加强该区党、政、军的领导，待至向忠发、恽代英先后被捕杀后，便更积极的准备迁往闽赣苏区工作。周恩来那时是的中共中央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于八月间即离开上海赴闽赣苏区（那时我尚在上海，约十天后才离沪）。九月，陈绍禹、秦邦宪等在第三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改组中央，将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国际派列为中央委员，而叫陈绍禹为书记，并即决定全部迁入苏区办公，但陈绍禹决暂留上海，而以秦邦宪代理书记。于是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及其他高级人员，亦即于十月及十一月先后进入闽赣苏区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即在闽赣苏区正式开始领导中共全国革命的斗争。十二月初旬，第三国际派来了一位军事顾问李特，他化装为神父，由中国留俄学生伍修权陪同经香港来到苏区，协助中共领导同志，以加强苏区的军事领导，当他们到苏区时，我在福建之河田接待他们，相谈甚欢。

李特，是德国人，身形高壮，沉默寡言，年纪已有四十左右，倒似一个有修养的军人。他在俄国时，是任第三国际军事委员会的干事，此次与他同时准备来苏区者，共有三人，其中一个是第三国际军事委员会委员，但到香港后，因无法隐蔽身份，致中途折返，所以仅有李特一人来到苏区。

伍修权是武汉工人，学徒出身，留学莫斯科多年，他的俄文很好，中文仅读过小学，说话很有条理，为人亦坦白、忠诚、无机心，后来我任模范团长时，曾一度任我的政治委员，相处很融洽，以后我调任粤赣军区司令时，他即调回中央党机关工作，我们都有依依不舍之感。

中国的“苏维埃政府”是个不折不扣的苏联产品！这名词的第一次出现在中共的正式文件中，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五日，在汉口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准备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议。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时，也有“实行土地革命，发动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议案。但这时“苏维埃政府”还不过是一个徒托空言的名词，在南昌暴动时，也没有成立苏维埃政府。

中共在潮汕失败之后，彭湃领导广东海陆丰两县农民武装暴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成立“海陆丰两县苏维埃政府”

开始，中国才第一次有了苏维埃政府的出现。接着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时，又成立了“广东苏维埃政府”，高岗、刘志丹在陕西华阴、渭南暴动时，也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但是这三个苏维埃政府都只有三天或半个月的寿命，可称是最短命的婴孩。

一九二八年二月，朱德领导湘南暴动，成立了湘南各县苏维埃政府，规模较前三次为大，寿命也较长些。但在红四军退出湘南后，也无形瓦解了。井岗山朱毛会合，建立罗霄山脉中段苏维埃政府，到一九二九年二月，也告失败。因国军攻陷井岗山。朱毛率红四军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离开井岗山转移到闽赣边区，击溃了国军郭凤鸣师。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占领了福建长汀的全县和上杭、永定、连城、龙岩的一部。江西的广昌、宁都、石城、郦都、兴国、瑞金、会昌六县的全部。另赣县、浔邬等县的一部，在这些地方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此外，还有鄂、豫、皖苏区，洪湖苏区、广西右江苏区。中共中央为了广泛地开展苏维埃政府运动，扩大苏维埃运动的政治影响，于一九三一年，积极筹备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在瑞金城西北约五华里之沙洲坝，建筑中央政府大厦。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举行了六天会议，选出（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定）中央政府委员及正副主席各会局首长。毛泽东被指定为主席，张国焘、项英为副主席，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张鼎丞为土地人民委员，周一粟为内务人民委员，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务人民委员，张国焘兼司法人民委员，何叔衡为工农检查委员，邓发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便于十一月七日正式宣布成立，山僻小县的瑞金选为苏维埃政权的“国都”，在苏区里的同志竟称瑞金为瑞京，闽赣苏区便成为中央苏区。

自中共中央委员会迁到瑞金苏区后，一九三一年一月成立的闽赣苏区中央分局撤销了，原任中央分局书记的项英，改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接替周恩来），中央苏区的党政军一切大权尽落在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及李特等几个人手上，而以李特为马首是瞻。

秦邦宪和张闻天既缺乏工作经验，又因回国不久，初来苏区，对于苏区内的党政军上级干部都不熟悉，他们只有借重周恩来这位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协助工作。

周恩来是一个最会看风驶舵，通权达变的人，且手段圆滑，他虽然失了代总书记和军委会主席之职，但眼看到国际派的权高势大，他也不能不遵从秦、张的领导，特别是对李特这位“太上皇”诚惶诚恐，事事请示，唯命是从，恭维备至，连他的起居饮食，香烟洋酒均供应不辍，甚至还物色一位读过小学的女同志送给李特为临时太太，这种巴结奉承，令李特对他言听计从。因此他又成为一个中央上下沟通的中心人物，比他稍为低级的同志，他即摆出其领导人物的架子，颐指气使！

朱德，是有斗争历史的红军领袖，为人忠厚，红军中除了一两个有野心的高级将领对他阳奉阴违之外，无不对他拥戴；中共中央新的领导同志，对他亦很尊重，而且还积极去笼络他，争取他合作；周恩来是朱德入党的介绍人，又是南昌暴动时少数领导者之一，他往日及初到苏区时对朱德常以党的领导者自居，每与朱德商讨问题时，常作肯定的口吻，但在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他就一改常态，对朱德即客气起来了。

李特是个初到中国的外国人，他不明苏区的人事关系，因朱德是红军总司令，听以他对朱德也很客气。

朱德处在备受各领导同志尊重的环境下，是喜欢极了！他也知道自己责任之重，事事小心，更与各领导同志衷诚合作。

刘伯承，因在南昌暴动时和暴动后都担任参谋长，南昌暴动后的军事失败，他要负相当责任的，所以他再不敢以诸葛亮自居，而且身体健康不大好，那时他任红军学校校长，只是尽他的本份责任，对于其他的事，他都不敢过问，因他有谦虚精神，各领导同志都对他好感。红军干部均承认他是一个有学术经验的军事长才，大家见到他时都很尊重，并请教他，所以他在苏区时，精神也感愉快。

项英是个心地坦白、平易近人的人物，他无权位思想，上下级同志均能融洽相处，在苏区内很多同志都喜欢和他接近，我就是其中之一，因他有太太在身边，我每到瑞金，都到他家里聊天、食饭，他和太太都很喜客，故无寂寞之感。

至于毛泽东，他就不同了！在中共中央末迁到苏区时，所有党、政、军的一切决策，均以他个人意见而定，中央的指示若与他的见解不同，他就置之不理，甚至予以驳斥，中央对他的处罚，他亦一笑置之，抱着你罚你的，我作我的态度；但自中央迁到苏区后，他的权力丧失了！因党、政、军人员都不敢违背党中央的指示。那时他不特不能任意指挥军事及党务，甚至身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凡重要的措施和建设，必须要请示党中央决定，然后才能执行，而且还要他自我检讨过去领导的错误，特别是批评他土地革命的富农路线，给他很严重的处分；这种滋味，使他非常难堪！他那时除了参加会议之外，只有写点文章；苏区的经济建设计划，就是在这个时候写出来的。

可是，党中央领导同志一样不同意他的经建计划，认为当时的苏区谈不上经济建设。以毛泽东那种不可一日无权的根深蒂固的思想，遭到这样的冷落，其内心的苦闷，是可以想像的。

在当时来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富农路线，也很赞赏他的经济计划。他过去的错误，只是在肃反问题上，而中央领导同志竟抹煞了他过去的斗争成绩，给他太难堪的处分，我觉得很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