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突围

一九三四年六月初旬（大约是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一、三、五、九军团的高级干部均由前线召回来参加会议，地点是总司令部会议厅。

到会的有：李特、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项英、王稼祥、邓发、叶剑英、瞿秋白、彭德怀、林彪、董振堂、罗炳辉、陈毅、龚楚……等，在当日下午二时开会。

会议由秦邦宪主持，他宣布开会理由，略云：反五次围剿的战争形势已日形紧张，我军现处在内线作战的不利形势下，必须要避免敌军的合击，今后应如何进行作战，请各位军事同志多提意见，针对敌军状况，定出一个适合战事环境的作战方略，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等语。

周恩来接着宣布：请各军团总指挥扼要的报告八个月来的作战经验及应采取的对策。

林彪报告：反五次围剿开始，洵口战役得到一次大胜利，这次胜利是乘敌人向无明堡凭藉，我军即以坚决迅速的机动消灭敌人，我军若能依靠着这次胜利的精神，忍耐的捕捉时机，乘敌军推进即向敌人突击，是可以取得胜利的，但我们这几个月来从事阵地战束缚了自己的行动，失去了不少运动战的机会，这是今后作战指导应该特别注意的。

彭德怀发言：我们红军不能及时援助十九路军，配合消灭国军，是一个最大的损失，否则五次围剿早就粉碎了。

董振堂发言：阵地战、碉堡战在我们五军团来说，是惯熟的正常的作战方法，但我们的装备实在远不及国军，没有火力去摧毁敌军的工事和碉堡，只靠血肉之躯去硬碰，牺牲实在太大，今后仍应改变战略方针，避免阵地战，力求争取运动战，方能改变战争的形势。

罗炳辉发言：军事是最危险的东西，必须慎重从事，否则随时有覆灭的危险，过去的作战指导，或有失当的地方，但已成过去，似不必追究，未来的决策是要请中央领导同志多多考虑，我们是军人，只知服从，只知切实去执行我们的战斗任务，其他的我们管不来。

至此，会议的气氛非常严肃，当各军团总指挥报告的时候，李特及秦邦宪等的脸色凝重，而且表露出很不高兴。待罗炳辉报告完后，李特即向秦邦宪讲了有十分钟左右的话，秦邦宪随即起来答话，大意是：根据各位的报告，都认为过去的战略方针有决定性的错误，但李特同志认为，这不是作战方略的错误，而是各位不善于运用阵地战，攻防战及短促突击战术的错误而致，但今次会议是研究以后如何转变战争形势的问题，各位发言没有提出具体的意见，今晚八时仍继续开会，请各位精密的研究，准备到时提出意见，现在已六时，即休息晚餐。

散会后，李特、秦邦宪邀我到楼上共进晚餐，周恩来、朱德、张闻天亦同在一起。大家坐下不久，秦邦宪即提出三个问题问我：

（一）应采什么战略和战术？

（二）这次会议尚有没有办法转变形势？

（三）倘若形势再趋向不利有何对策？

我答覆他是：

（一）目前我们处在内线作战的环境，内线作战利在能集中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而各个击破之，以我们十万的兵力集中对一路的国军，胜利的公算是极大的。战术上，是要在敌军运动之时，以坚强迅速的突击而歼城之为上策。

（二）内线作战的战区形势，利害的分野是在敌军尚未超越利害变换线之时，则是尚末形成合击的形势，我们还有战胜机会。现在这个战区，是以瑞金为中心，按敌军五十万兵力计算，必须到达东面的长汀，南面的会昌，西面的云都，北面的博生（宁都）石城才是利害的变换线，才形成了合击的形势，也就是说：敌军没有进到上述位置相连之线时，我军仍有集中兵力选择敌军向苏区分进兵团各个击破的时机。

（三）倘形势再趋不利，我们惟有于尚能突围之时转移到敌军包围之外翼作战，仍采取集中兵力以速战速决的运动战各个消灭敌人。

我答覆完后，秦邦宪即以俄语翻译给李特，李特听得连连点头，当时表现得很兴奋，他对大家说：龚同志的意见极之正确，我的意见亦是如此。今晚会议就根据这个意见提出来讨论，但为了要阻滞国军向苏区推进，对北面国军仍须要构成防御线，以适当的兵力固守之，主力应随时准备集中出击。

周恩来提出：利害变换线应在长汀、会昌、兴国、胜利、广昌（那时广昌已失）之线。

朱德提出：加紧动员工农参军以补充红军，对突围之准备亦须进行……

李特对这些提议，亦很同意。

我们这次谈话，被其他的同志知道了，他们称之为：“大会议中的小会议”。

晚上八时，继续开会，由秦邦宪挂出以下两个问题：

（一）战略和战术问题：

采取积极防御，红军主力以一部（不超过三分之一）守备北面防御阵地，阻止敌军向苏区前进，主力集结控置于北线阵地附近，准备捕捉时机，在运动战中以速战速决之短促突击战术，各个消灭敌人。

（二）充实红军问题：

加强动员工农参军，限于一个月内充实红军主力，继续每一个县编组一个模范师。

当讨论第一个战略问题时，毛泽东曾热烈发言，他说：这个战略提案比较正确，但仍嫌不够彻底，他认为根本可以不设防，要设防亦仅能派地方部队守备；红军主力应集结于北面之闽赣边区之宁化、石城间，待敌深入；然后选择有利目标及有利战场，以三倍至五倍以上之兵力向敌突击，机动作战，每次战斗都求速战速决，一举而歼灭敌人。我们但求打一次至两次胜仗后，敌运进攻的形势即要改变，而予我们更多的胜利机会……。

但讨论的结果，李特等坚持要以红军主力之一部担任防守北面防御阵线，而将提案通过。第二个扩大红军问题亦照提案通过了。

这时已是午夜，主席秦邦宪宣布：会议准备连续三天，白天不开会，各同志个别自由交换意见，每晚八时开会……旋即散会。

第二天晚上八时继续开会，讨论第三个准备转移外线作战问题：

（一）转移作战的目的和方向。

（二）转移作战之时机。

周恩来首先提出具体意见，略云：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有继续恶化的可能，我们希望在今次会议所决定的新战略，能将形势扭转过来，但对于应付形势恶化的准备是不能疏忽的，认为军事以胜利为主，我们从事内线作战，若不能达到战胜的目的，就要转移为外线作战，目的还是消灭敌人，保卫苏区。因为我们转移到国军封锁线之后，即以运动战向敌人的外翼进攻，或向敌人的心脏地区进攻，敌人即必放弃进攻苏区，转移兵力对付我们红军主力。这样敌人对中央苏区围攻的封锁线，不攻自破，苏区也就可以保全。但从那一方面转移作战？也即是说从那一方向突围出去，有利于我们转移及转移后作战，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根据现时中央苏区形势，是有两个方案可以选择：（一）是向东北突围，沿闽赣边转移到闽浙赣边，以闽北苏区及赣东北苏区为根据地，转向围攻苏区国军之外翼进攻，如金溪、抚州均可。或者向浙江之衢州、皖南之广德等之苏、浙、皖，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挺进亦可。

（二）是向西南之赣粤边区突围，越过湘粤边区后，沿湘桂边区北上进入湘鄂西区与贺龙第二军团会合后，向湖南之衡阳、长沙方面进攻。

这两个方案，他认为以第二方案为最有利，因活动范围广大，不受长江及沿海地形之限制。关于时机问题，则认为必须在敌军末超越北面阵线即石城、博生（宁都）、胜利（龙冈）之线为宜。

周恩来报告后，毛泽东即发言：

（一）他同意于内线作战陷于不利时红军主力转移外线作战。

（二）突围之方向，他主张向东北沿闽赣边区进出闽浙赣区较为安全，因为这一地区有深山密林为掩护，敌军亦较薄弱，若利用闽北山区转移，可不用作战而进出国军封锁线之外，北面外翼且有赣东北及闽北苏区之掩护，至于活动范围，有苏、浙、皖、赣各省，尽足转移作战。

接着林彪、彭德怀相继发言，反对周议，赞同毛议。争持相当热烈，但结果通过了周案而散会。

当时我觉得毛泽东的见解很对，屡欲起而发言，但想到我受过严重处分，恢复党籍不久，也就不愿参加这次辩论了。

第二天下午四时，秦邦宪、李特到总司令部，约我到楼上（李特、周恩来办公厅）研究突围准备工作，朱德、周恩来、项英均在座。秦邦宪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两队北上，为红军主力突围试探，经过研究的结果拟定：（一）派方志敏率十九师为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总司令，向衢州方面挺进（衢州有中共工作基础），创造皖、浙、赣边根据地。

（二）将湘赣边区六十七、十八两个师合编为第六军团，以萧克为军团长，任弼时为政治委员，王震为政洽部主任（原是萧克十七师政委），称为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向桂东、汝城间突围，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与贺龙会合，准备策应红军主力突围后的行动。

（三）将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并由会昌移至云都县城，以龚楚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如西南之敌情，碉堡建筑情形，桃江水之河床探测，湘桂边区侦探之派遣……等均须缜密进行。

晚上八时又继续第三晚的会议，开始时由秦邦宪将小会议拟定三个问题提出讨论，毛泽东仍出席会议，但没有发言，其他同志发言情形亦不热烈，只是稍为说明后便通过了，会议即宣布结束。

散会时每个人的心情都感到沉重和悲哀！各自沉默的散去，惟有项英拉着我的手到我的办公厅坐下，两眼望着我说：艰苦的工作又交到你的手上了，你要小心啊！我倒不以为然，我对他说：这个赣南军区的工作不难做，因为粤桂合作反蒋形势已将成熟，我判断粤军必不会再进攻南面苏区，其他的任务我是很易完成的，只是要派侦探时的一笔现金开支请你注意不要为难我就得了。他听我说得轻松，他亦笑起来，对我说：我以为很艰难呢？关于侦探人员所需之现金，绝无问题，将来你到职后，做个计划来军委会就是了。

时已深夜一时，他才带着两个特务员回去。他走后，我觉得他是对我最关怀的一个同志，我心里深深的感激他！

我自四月间接代红军总部参谋长，历时两个多月，是处在紧张的战争形势中，但因为总司令部的五个主要部门，作战、军事教育、供应的部长是红七军的老同志，各项工作进行，我不用十分费神；政治部是独立的，与我只是发生横的联络关系；惟有情报部，业务既重要，人事又不熟悉，我的工作重点，就注意到该部的工作上，部长王铮，是一个有科学头脑，而且精通无线电科学技术的人，且作事负责，我很快的便摸清了该部的工作，故在这两个多月来，我的工作表现是为中央各领导同志所赞许的。对于各军团首长的关系，因为我日夜注意各军的动态，凡可通电话时，我经常以电话和他们联络；不可以通电话的，我便给他们无线电联络，所以很密切，在这期间，我们相处得很好，与我有心病的彭德怀，对我的态度亦已完全转变，他每次到总部，都来看我，前方情况，亦经常亲自直接用电话向我详述。因此，这一段时间虽然是很辛苦，但精神上是愉快的。

七月初旬，总司令部发表了新的命令：

（一）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军区司令部移驻云都。；

（二）粤赣军区司令何长工调总司令部另行分配工作。

（三）派龚楚任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四）派刘伯坚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五）原属粤赣军区之部队概归赣南军区司令部指挥。

（六）红军学校校长叶剑英调任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红军学校校长改由刘伯承接充。

这个命令公布后，我即偕同刘伯坚到云都县城接长赣南军区司令。

那时军区司令所指挥的红军计有：

第二十二师师长黄子荣

第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

会昌独立师。

赣州独立师。

第一、二、三、四、五、六独立团。

当时南方前线除筠门岭（原粤赣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被粤军第三军占领外，其余各地无变化。我判断：广东广西正在反对国民党中央，南面之粤军必不会进攻苏区，我的工作重点是，完成红军突围的准备工作：

1、侦探赣江上游——桃江水之沿线水位，找寻徒涉场。

2、派遣四个侦探组：第一组深入广东之南雄、仁化；第二组，入江西之信丰、大庾；第三组，入南康、赣州；第四组，入湘南之宜章、郴州，在这一带侦探敌情及碉堡状况。

军事之部署调整如下：

1、二十二师进驻云都县属之大墟坳及安远县属之塘村墟，策应龙布小坌方面作战。

2、二十四师进驻筠门岭以北之水口江，策应天心及筠门岭附近地区作战。

3、会昌独立师驻青溪，向浔坞、安远游击。

4、赣州独立师仍驻大田市、洛口墟，对桃江水西岸之敌警戒，并监视其动态。

5、各独立团位置和任务如前。

我的工作，很快的全部展开了。我在一个星期之后，即亲自出茅店，然后沿桃江水东岸、龙布、塘村墟、青溪、水口江前线巡视一次，检查前线防御工事及慰问前线指战员，经过会昌、瑞金回云都。我的工作便告一段落了。

在我这次出巡中，最使我激动的是二十二师指战员，他们知道我出巡，到达小坌时，即派员和我联络，当我到塘村墟时，他们全师集合举行全师指战员叙餐大会，来欢迎我；因为该师是模范团扩编的，我是他们的老指挥员同志，相隔别了一年，人人都想接近我，将我抬起来；他们流露出那种内心的欢喜情形，使我感动得流下泪来！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尽管共产党用尽方法去消灭人性，用尽方法去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但人性的感情仍旧常在不觉中流露出来。二十二师的指战员对我如此；我对朱德、项英、叶剑英、张云逸等的感情又何尝不是仍旧保存着哩！这种情形，是共产党的教育失败吗？还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人民？这要留待历史来证明了。

八月初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在读五万份一的军用地图，研究湘粤边境的地形，忽然特务员跑来报告：“毛主席来了！”我连忙放下地图，毛泽东带着两个特务员刚在门外下马，我便请他到我的办公室休息，他那时面色发黄，形容憔悴！我问他：“主席不舒服吗？”他回答道：“是的，近来身体固然不好，精神更坏。你近来好吗？我有个多月没有到总司令部去，也有个多月没见到你了！”

我招呼他洗过脸，抽着烟，他接着说道：“我现在来云都督导苏维埃政府工作。在此将有相当的时间住，我们在一起，一切问题可随时谈谈。我住的房子，最好是离你不远，那就更方便了”。这时云都县的负责同志跑来报告：“请主席到后面园里休息，那里是一幢独立房子，还有半亩园地，一切已安顿好了”。

毛泽东便随着那同志去了，临行时要我有空暇便到他的住处谈天。

第二天晚上，我和刘伯坚去看毛泽东。他的爱侣贺子珍也来到云都，手里抱着一个孩子。几年不见，她已经从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变为一个沉静的少妇了！我们谈了一小时。毛泽东问起我赣江上游沿岸情况，及红军二十二师、二十四师的位置。我一一告诉了他。

我们告别时，毛泽东握着我的手，诚恳微笑地说：“我们是井岗山的老同志，希望你晚上有空时便来谈谈，我还有许多问题和你商量呢？”因此，我在晚间有空的时候，便到他家中去谈谈各种问题。毛泽东是很健谈的。贺子珍更为我们弄些可口的食品宵夜。三个人一面谈谈笑笑，一面喝酒抽香烟，常常谈到深夜十二时才返回司令部。

毛泽东住在云都这段时间，除了云都县的地方同志常向他请示工作之外，则没有其他的领导同志来过，他亦似很安闲，但精神上则常流露出抑郁和凄凉的神态！

九月间的一个晚上，我们喝了很多酒，谈到我一九三三年八月被开除党籍一年这件事，他愤然说：“这件事完全是周恩来搅的，不过在我们党内越肯负责的同志则越易遭到处分！我自一九二七年以来至今年（一九三四年），曾受过三次开除中委和八次严重警告，比如这次十九路军福建人民政府之失败，本来是秦邦宪等几个党中央领导人，不信任福建人民政府，认为是国民党内部的斗争，与我们革命无重大关系；为围攻苏区北面的国军移向福建十九路军进攻时，仍认为是国民党内部的战争，不主张红军积极援闽，后来见十九路军情势危急，才派一、三两军去援闽，但时间太迟了，我们的援军末到，十九路军已彻底失败，致红军中途撤回，这个不积极援助十九路军以致失败的错误，明明是他们几个中央领导同志应该负责的。伹现在第三国际追究责任，却反说我不肯援闽，给我一次严重处分。这种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他们既没有实际斗争经验，又不肯接受我们老同志的意见，将来还会继续下去，真是革命的损失！”

他说到这里喟然长叹！跟着说：“龚同志，现在不是我们井岗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只好暂时忍耐吧！”说至此，他竟凄然泪下！这时他有些轻微的咳嗽，脸部瘦削而枯黄，伴着一盏黯淡的豆油灯，更显得他的凄凉和沮丧！但他的说话语气，却坚定而有力。我当时见他那种充满悲愤的表情，回想到我自己被开除党籍时内心的痛苦，很自然的对他发生无限的同情！

十月初旬，红军已决定西窜，毛泽东才由云都返回瑞金与中央政府人员随野战军突围。

在后来的突围行程中，沿途遭受国军的追击截堵，红军损失甚大，许多干部都表示不满和动摇。当他们逃到贵州遵义时，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便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便是那有名的“遵义会议”。

善用策略的毛泽东，利用着他与红军老干部长期斗争的历史关系，来检讨这次“突围”决策的错误，将这一错误的责任，加在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秦邦宪等人头上，以打击留俄归国学生派。这个会议虽仅仅是撤了秦邦宪的总书记职，而以张闻天接任总书记，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重要性又恢复了，由于毛泽东的湖南同乡任弼时、彭德怀、滕代远、刘少奇等的协助和大部红军老干部的拥护，由遵义北窜后的党政军一切大权，又重新回到毛泽东的手中了。

五次围剿苏区北面的战争形势，自五月十三日红军退出建宁后，集结在福建之宁化、江西之石城以北地区。第五军团的十五师担任守备广昌以南之头陂街，白水镇之线，六月，这一个月是双方对峙的胶着状态。那时，闽、浙、赣区已被国军在资溪、铅山之线隔开，成为两个区，一个是赣东北的信江上游区（今之浙赣铁路线上饶、横峰线上）由方志敏率领的十九师为主力。一个是闽北区（武夷山、福建崇安县西北地区）由邵式平领导，这两个区与中央苏区亦已被隔离。七月间由福建编成的一个师，号称第七军团，由萧劲光指挥，携带中央派遣方志敏为第一抗日先遣队总司令的命令，及全部行动计划，从福建之清流，沿武夷山脉通过闽北区，绕道浙江边至信江区，与方志敏会合，将中央的命令及计划交与方志敏。并将新编第七军团与十九师合编为第十军团，约有一万八千人，由方志敏、粟裕率领，号称中国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于七月中开始向皖、浙边区挺进。萧劲光仅率少数特务员沿原路回江西苏区。

这个抗日先遣队，挺进至浙江之衢州，因受国军追击围剿，辗转于浙、皖、赣边，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在玉山附近被国军击溃，方志敏被俘（是年七月在南昌被杀），残部由粟裕率领退回闽北武夷山区与邵式平会合。

萧克、任弼时率领第六军团之抗日先遣队约六千人，于八月八日亦遵照中央命令向桂东突围，辗转流窜于湘桂边境，损失重大，剩下约有一千人，于十二月在贵州省东部地区与贺龙会合，合编为第二方面军。

这两个抗日先遣队的派遣，无论在政治影响上，军事行动上，均无补于红军主力的突围，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损失而已。

七月和八月两个月是红军和国军在广昌以南、石城以北之地区进行决战的阶段，经过了广昌县属之头陂战斗、白水镇战斗、贯桥战斗、大岭战斗，双方均伤亡惨重，特别是大岭战斗，国军先头一个师伤亡殆尽，至驿前战斗，红军集中三、五两军团由八月廿九日至卅一日，苦战两日，才放弃这个战地。退守石城及以北之小松市。红军自经过这两个月的决战，已知不能继续在内线作战的形势下战胜敌人。于是立即加紧进行突围准备，当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为适应以后作战要求，便利主力突围，决定新的兵团编组及作战计划如下：

一、红军主力编为野战军，由赣州以南突围西进，转移至湘西地区，然后向湖南国军外围采取攻势作战。

二、以红军之一部，及地方独立师，独立团之大部，编为中央军区守备军，留守中央苏区继续作战，以牵制国军，掩护红军主力突围。

三、红军一、三、五、九四个军团编为野战军（总共兵力约十万人），中央党部及苏维埃中央政府各机关，均随野战军行动。

四、红军廿四师、三十四师、红军野战炮兵团、江西独立师、福建独立师、红军干部学校、军事委员会特务团（总共兵力约三万七千人）编为中央军区守备军。

五、福建、江西两省地方部队除动员参加红军，充实野战军外，概编为独立团，分由江西、赣南、福建各军区司令部指挥。

六、闽、浙、赣边区方志敏部，归中央军区司令部指挥。

七、高级人事调整如下

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

野战军总司令朱德

政治委员周恩来（兼）

参谋长叶剑英（后改任学生军团长，以刘伯承任参谋长）

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中央军区司令项英

政治委员项英（兼）

参谋长龚楚

政治部主任陈毅

国家政治保卫局分局长谭震林

野战军总司令部设六局，第一局主管作战（办理野战军各兵团作战业务），第二局主管情报，第三局主管教育，第四局主管后勤，第五局主管通讯，第六局主管游击作战（办理并指导二、四军团及各地区游击作战业务）。

十月中旬，红军主力向赣州以南大庾、信丰间地区突围西进，沿湘、粤、桂边区转向湘黔边境北进；国军以何键、薛岳、周浑元各军向野战军追击。并从新调整继续进攻中央苏区部署。

红军主力突围后，国军即分路衔尾追击；而沿途各地的国军，亦分头截堵、袭击；红军损失惨重，且无停留集中的机会；而预定以萧克部建立湘西新根据地的企图，亦因湘西各地方反共民团的反抗和国军的进剿而失败。

于是红军主力不能不放弃预定的作战计划，继续向黔川西北逃窜。以后几经艰验，才经西康、青海而到达陕北。这一段长途的逃窜，便是中共自诩为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绩”的“二万五千里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