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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
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日,日军进攻上海,与驻上海的国军十九路军激战,全国人民抗日情绪的情形,空前高涨!中央苏区于二月四日已接到了中共上海办事处的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于六日接到中央政治局通知,七日赶赴瑞金出席,时间大约是八日晚上(是农历新年第三天),地点是瑞金北端,上次政治局开会之小木楼。出席者有:李特、陈绍禹、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邓发、刘伯承、赵博生、彭德怀、我及林彪等共有十多个人,会场的设备与上次一样,仅增加了一个洋油大吊灯。楼小灯多〈有二盏灯),顿觉光朗,但洋油灯的烟臭气味,弥漫全楼,又因天气寒冷,窗户不能全部打开,空气混浊,很不好受。会议在下午八时开始,由秦邦宪主持,会议气氛肃穆,他简略的报告了日军侵沪,十九路军抗日,全国人民抗日情绪极高的情形后,并对时局作了分析,及本党政策的报告,略云:日军侵沪的情形,对于中国政局的影响,有两个可能:一、国民党可能进行全国团结,领导抗日战争。若如此,我们红军必须争取合作抗日条件,以求在抗日战争中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在抗日过程中夺取抗日领导权。
二、国民党政府可能向日本政府屈服投降,签署卖国和平条约,及反共协定,全力进攻苏区,实现其所谓安内攘外的骗人政策。若如此,本党即必须揭露其投降面目和阴谋,发动全国军民与红军合作,实行抗日战争;迫使国民党放弃其进攻苏区,消灭红军的企图。
他报告完后,周恩来接着发言,略云:现在的国内形势最有利于本党军事和政治的发展,我们必须把握这一个时机,争取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在政略上,我很同意博古同志的意见,对于军事建设上,我主张立即利用抗日之名,首先动员全苏区的壮丁参加红军,以扩大红军实力。战略上应先夺取赣州,使赣江西岸至湘赣苏区之广大地区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然后藉北上抗日之名,攻打大城市,以扩大苏区,使军事与政治相配合的发展。
当其报告时,睁眉禄眼,紧握拳头,意气激昂,大有气吞牛斗之势!
毛泽东的态度很沉默,又很安详,毫无兴奋表情,待周恩来说完话后,他才缓缓的右手挽左手的站起来,并左顾右盼一番,然后才慢条斯理地说道:“刚才,秦、周两位同志的报告,原则上我很同意,但据我个人的观察和想法,我不敢过于乐观;我认为国民党不会立即和日本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上海十九路军的抗战行动,照情形来判断,乃是自发的,不能当为国民党当局有计划有准备的战争行动,他必定在加强局部战争中,换取谈和的代价,因此,我们在政略上尽管提出全国联合抗日的口号,以争取全国广大人民和各阶层如作家、新闻界、学生、工人、农民等抗日民族组织或个人的同情与合作,藉此破坏国民党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信誉,我们能够收效多少,对本党总是有利的;若我们估计得过高,则很易松弛了我们的斗争意志,和招致失败的情绪。”
关于军事方面,他仍以为战略持久战,战术速决战是红军军事行动的最高原则,没胜利把握的仗,以不打为宜;攻赣州的提议,他同意,但必须要集中五倍至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彻底、干净的消灭敌人,才是上策;切勿分散兵力,致遭失败;五军团应该乘此机会使用,以巩固和提高他们的革命情绪。
彭德怀接着站起来了,他的面包铁青,但声音很低,而且很不自然,似是极力抑制情绪似的,说道:“各位同志对政治的见解我很同意,军事方面,我主张立即行动,我敢担保一个星期打下赣州,请中央同意将这个任务交给我”。
朱德在会议中表示:政治上同意秦邦宪同志的政策,军事上亦同意攻打赣州。
项英、刘伯承、赵博生、林彪等均先后发言,大意都是扩大抗日宣传,严防国民党妥协卖国;红军要藉抗日救国之名,积极向外发展;本党要呼吁全国军民不分党派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等。
我是最后发言的一个,我首先说明:对政治局势的分析,我同意毛泽东的见解;我们不应该过于乐观,但不是取消主义,而是要积极的去推动这一局势的发展,积极去争取广大人民的支持,使本党的愿望得以实现。关于进攻赣州的军事行动,我亦同意,但我认为除准备军事进攻之外,还要对赣州城的国军,展开政治攻势;我们是要利用抗日的名义,呼吁守城官兵及抗日民众,和我们团结抗日;在我们军事进攻之前,要先进行政治战、精神战,以瓦解其战志气,是可能收到“末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的。
关于军事准备方面,我认为本非今日会议的讨论范围,但因行动时间紧迫,不能再召开军事会议,特在此提出,以供大家讨论;赣州城高墙厚,且有两团守军,我军又缺乏重武器装备,难作攻坚之战,必非旦夕所能攻下,我们对于现有的炮兵(包括迫击炮在内)都要集中使用,先行给予城内守军以重大的火力威胁,以配合步兵的进攻;对于爆破器材,坑道作业器材等亦须事前充分准备,俾免临时遭遇困难,这是军事学上多谋必胜之意。
当我说完话后,彭德怀急忙站起来,大声说:“赣州城算什么?长沙我都打下了,龚楚同志太没勇气,还谈什么革命”。
泰邦宪忙制止他再说下去,并说:“我虽非军人,但我觉得龚楚同志的意见是深谋远虑的,果使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又有何不好?而且即使不能收预期的效果,亦与我们无损,政治的进攻和说服工作,是应该与军事相配合双管齐下的”。
朱德又接着说:“赣州守城国军是马昆的独立旅,并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马昆与罗炳辉军长都是云南人,且是云南讲武堂同班同学,不妨着罗炳辉写信去劝他和我们合作,事情不是绝无希望的;我们尽管做就是了”。
李特最后讲话由伍修权翻译,大意是今晚的会议很成功,政略及战略均有正确的意见,综合起来是:政治采取广泛而强大的攻势,军事亦采取攻势,先攻赣州的战略,很有意义;若能完成这政治军事两大任务,即对国际的影响极为重大……。
继由张闻天综合各人的意见,提出了政治、军事议案各三条,无人反对,一致通过。
〈一)政治决议案内容:
1、本党坚持抗日救国主张,号召全国人民联合抗日,促成国民党的抗日行动,以解除国军对苏区继续围剿的威胁。
2、把握抗日时机,争取合法地位和公开活动。在抗日过程中,壮大自己。
3、立即通令全国各地组织,利用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工人与学生的反日情绪,在全国各城市组织人民抗日救国会,督促国民党政府,扩大抗日战争,本党对这种民众组织,必须取得领导地位,以实现本党的抗日主张。
(二)军事决议内容:
1、以抗日为号召,发动苏区工农参军,首先充实红军。将现有的组织充实,继续扩大红军组织。
2、苏区红军应立即集中行动,提出“打通抗日之路”的口号,攻打大城市。
3、江西苏区红军,应首先攻下赣州,使赣江西岸苏区与东岸苏区连成一片。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三日接到总司令部二月十一日的命令,大意如下:
1、三军团为主攻兵团,进攻赣州县城。
2、一军团之第四军,以主力进占南康新城(赣州至大瘐交通要点),截断粤军援赣通路,并打击援赣之广东部队(此时林彪己任四军军长)。
3、第四军派一个团,进出赣州县北之沙地,对吉安南昌方面警戒,并阻滞该方面向赣州增援之敌。
4、五军团为总预备兵团,控置于赣州附近之赣江东岸。
5、第十二军仍驻长汀,相机夺取连城、上杭两县。
我立即打电话报告彭德怀,他答覆我是:总指挥部亦同时接到命令,你准备明天先行出发,我率五军跟进,明(十四日)到达新陂墟宿营,十五日至大田市渡过赣江上游之桃江水宿营,于十六日拂晓进攻赣州县城,命令稍迟即可发下,这次进攻赣州意义重大,请你鼓励全体指战员,奋勇以赴,务期于一个星期内攻下赣州,如有作战不力指战员必予严厉处分等语。
我立即召政治部主任袁任远及参谋处长唐睿前来,将总司令部命令及总指挥以电话通知明(十四日)出发的情形告诉他们,着参谋处长即拟定明天行军计划及给予各师以命令,并先行以电话通知各师今晚完成一切行军作战准备;政治部应即拟定行军作战的政治工作计划,颁发各师实施。是晚九时才接到总指挥部向赣州进军的命令,他的作战计划大意是:七军于十六日拂晓进占赣州东门至小南门之线,向赣州东南门进攻;并掩护第五军向西门至小南门连接之线,向赣州进攻。
我当晚即派遣探员一组(三人)按行军路线沿途侦查敌情,并下达命令大略如下:
一、据确报:赣州城内驻国军为独立廿四旅马昆部二个团。
二、本军奉命以进攻赣州城为目的,决于明(十四日)上午六时集合出发,到达新陂墟宿营,十五日经大田市渡过桃江水宿营,准备十六日拂晓进攻赣州。
三、行军序列:
(1)十九师附工兵连为前卫,按行军计划路线向赣州侦察前进。
(2)军部直属队、廿师、廿一师(缺一团)为本队,在前卫后跟进。
(3)廿一师之一个团为后卫,掩护本军大小行李在本队后跟进。
四、行军时余在前卫师之本队行进。
注意事项:
(1)全军大小行李,行军时由军部管理员指挥。
(2)各师派连络参谋一人,传达两人随余行进。
(3)驻军警戒由前卫师担任。
(4)抵达大田市时,前卫师立即渡过桃江水对赣州方面警戒,掩护工兵连架设轻便桥,协助后续部队渡江。
十四日我军按照命令出发,十五日按照预定计划渡过桃江水宿营,总指挥部第五军在大田市宿营。是晚接获之情报,敌情无变化,但赣州城门检查出入人民极严,已准备守城。
我于是晚下达进攻命令,大意如下:(一)敌情无变化,但有回守待援企图。
(二)友军情况:
1、第四军明(十六日)进出南康、大瘐间新城之线,截击向赣州增援之粤军。
2、第四军之一个团,进出赣州北面之沙地对北面警戒,掩护我军攻城
3、第五军团控置于赣州之东、赣江东岸,为总预备队。
(三)军团之进攻部署:
1、第五军进攻赣州西门亘小南门相连之线;2、本军进攻赣州城小南门赣东门相连之线;3、战斗分界线:小南门至南门外高地之线,线上属第五军。
(四)我军之攻击部署:
1、十九师为主攻兵团,进攻东门外街道及东城门亘赣江右岸之线。
2、第廿师一个团为钳制队,进攻小南门亘东门大街屋后之线。
3、其余为预备队,控置于东门街道外南端村庄。
4、廿师(缺一团)以一个团为战场警戒部队,占领预备队村庄西南面之山地,对西南方向严密配置警戒。
(五)我军之野战医院设于大田市。
(六)军部随主攻兵团行动,余在军部。
十六日拂晓,我主攻部队迅速扫荡了东门城外之国军,占领东门街道两侧之商店,并迫近城门设备巷战工事。国军两个团固守城内城墙,城墙厚约三十尺,东南门外有与赣江相连的护城沟,水深三尺以上。红军没有攻坚武器,无法破坏城墙。
南门外是一条正对城门的直街,在城上火力瞰射下,不能接近城边,因此,我们的攻击部队,乃沿着街道两旁商店,穿墙前进,直抵城下。我亲自缜密侦察,决定由东门外右侧水沟内水面之上,开挖坑道,爆炸城墙,并从城外电灯厂,拆来大铁板,遮盖沟面,进行坑道作业,惟因坑道底须与沟水之平面平行;过低即有水渗出之顾虑。坑道内之上层,不足五尺,须以杉木支撑,提防崩溃。且因坑道内之高度,不足四尺,搬运泥土杉木,往返不便,作业亦感困难,致工程进展极慢。经过六昼夜作业,坑道内端达到深入城墙约五尺,仅及城墙的厚度五分之一。
这时,彭德怀命令于翌晨六时,施行爆炸,乘机攻城。当时我曾提供意见,必须待坑道深入城墙过半,爆炸方能收效,要求再以两天时间进行作业。但彭德怀好大喜功,坚持己见,拒绝我的建议。我也只好在已挖好的坑道内装置炸药,准备按时爆炸。并令十九师备好竹梯,趁爆炸之瞬刻爬墙。可是爆炸的结果,仅将城墙外层炸崩约五十尺宽的面积,守城国军即以沙包在城上构筑侧防工事,经过二小时的冲锋战斗,我军无法抢登城墙。且伤亡过百。第五军攻西南门,亦无进展。于是又从新寻找新坑道口,再行坑道作业。可是,同样末完成作业,彭德怀又命爆炸,复归失败。而五军方面亦毫无成就。
当第一次爆炸攻城未能成功之后,由总政治部负责的政治策反工作开始。印了很多招降小传单,用弓箭束缚射进城上,呼吁国军官兵与红军合作抗日。晚间组织宣传队,在城边高声呼叫,进行对敌宣传,并电请十二军军长罗炳辉,亲来赣州城边致书守城旅长马昆,劝其来降,并约他来城上面谈。当时城内官兵,都极动摇,绅商闻此消息,深恐守军投降,影响到他们的生命财产,乃以绅商经常随从马昆,劝其坚强抵抗;另由绅商轮流上城督战;这一政治攻势,依然归于失败。
红军两次炸城失败,朱德偕参谋长叶剑英,亲到赣州前线视察。我带着他们视察各爆炸口及巷战设备,并将经过情形面报;他们也认为过去若能多以两天时间,延长坑道,必可成功无疑。功亏一篑,至为可惜。现在应继续侦察新坑道门,再进行坑道作业。
当时,叶剑英问我:“三军团攻城部署的缺点,在什么地方?
敌人增援部队到达时,可能出击的地区在那个方向?”我告诉他:五、七两军接合部之小南门外高地,兵力配备薄弱,且无防御工事设备。国军若从城内挖坑道通出城外,攻占我军阵地,即可截断五军的退路。但该地区在五军战斗境地之内,我已通知彭德怀总指挥注意;可是仍不见其改善。现七军重点置于左翼,也就是注意该地区的变化。
叶剑英认为我的意见很对,要我特别注意。朱德偕叶剑英离开了前线第二天,侦察员即来报告:“赣州北门昨夜已架设浮桥,由吉安南下增援部队,为陈诚十八军之十一师、十四师,该两师已在今晨过桥入城”。同日午后六时,又接赣州北面沙地担任对南昌方面警戒之第四军一个团的报告:“国军两师,昨晚已通过沙地,向赣州增援,我军因兵力薄弱,无法阻止,已向塘江撤退”等语。
守城的国军已得增援,我们的总指挥部还没有新处置,我只得密切注视着情况的变化。
第二天(一九三二年三月七日)天还未亮,西南门一带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国军发动的攻势展开了。虽然本军的阵地并没有发生战斗,但我急速将指挥所,移到小南门附近小高地,令廿师特别注意戒备。拂晓时,国军两个团,由坑道进出小南门洼地,向五军阵地猛攻,旋即占领,并向五军退却部队追击。
我即将集结的廿师及廿一师共五个团兵力,向国军则背攻击,将国军击退,恢复第五军已失的阵地。这时,彭德怀偕第五军军部已向南退却,我乃按第廿一师、廿师的次序,陆续向南退却。我亲自指挥十九师作掩护部队,击退了国军的两次攻击。
从容脱离战场,撤至桃江水东岸之大田市附近一带休息。
是役,是红军反国军三次围剿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攻击了十九天的时间,不但没有攻克赣州,反而遭受了损失。红七军伤亡指战员百余人,红五军伤亡最重,超过五百人以上,且被国军俘去师长一员,及指战员二百余人。红四军在新城击退了粤军独立第二旅,伤亡极少,红五军团没有参加战斗,撤回江口塘休息。
总司令部在长洛墟召开军事检讨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均亲自赶来主持。参加者有: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龚楚、邓平、赵博生等;首先检讨攻赣州战役失败的原因。
彭德怀首先指出:“龚楚同志领导第七军,坑道作业不力,不能依照预定时间完成,两次爆炸均末成功;致延误了时间,而遭受失败”。我即席批评这是他的主观判断,并将彭德怀的错误,和战役经过情形,作了一个详实的报告。同时又申明红七军未能依照预定时间,完成坑道作业,我自己应负责任,个人决不推诿。
朱德站起来说明两点:“(一)我曾亲到赣州前线视察,发觉七军之坑道作业工程浩大;且在敌军火力控制之下,自较其他地区为困难。彭同志如能亲到七军前线视察,那么,我相信必不致在坑道作业未完成前,实施爆炸,致两次爆炸均告失败。
因此,这次失败责任,不能单独由龚楚同志担负。(二)五军西南方的坑道作业,施工较易,为什么不能将城墙炸垮?这责任是应该追究的”。
叶剑英继续指出:“五军攻城部署有很多缺点,各攻击据点,没有构筑坚固工事;尤其是夜间警戒太过疏忽,致敌军出击时,攻入师部才发觉,连师长也被俘去,这还成什么话?”
彭德怀和邓平在这样的指责下,无法狡辩,两人急得脸都变了色,态度非常不安!作为会议主席的周恩来,见会议快要闹成僵局,不想使彭德怀太难堪,便站起来作总结报告,指出:“这一次攻城战的血的教训,各军须分别召开干部会议,详细检讨,俾能彻底纠正错误”。至于彭德怀和笔者所负的失败责任却不提起,轻轻的一笔抹煞;向以冷酷无情著称的周恩来,今天却使这次会议的气氛逐渐缓和了。
一九三二年三月中旬(攻赣州失败后)军事委员会在瑞金红军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俄顾问李特,中共中央领导人员,及总司令部参谋长等均出席,彭德怀和我因路途遥远,时间急迫,没有参加。会后,军事委员会以极机密之通知书,将会议决策通知我,其要点如下:
(一)攻赣州失败之检讨:由参谋长叶剑英报告攻赣州军事计划及战役经过之详情。综合检讨意见,总结如次:1、攻赣州之决策是正确的。
2、组织战役计划有以下之缺点:A、没有集中炮兵参加作战;
B、对赣州北面,没有使用适当兵力利用野战消灭敌人之增援队;
C、总预备队控置于赣江东岸,致不能参加对赣州增援队反攻之作战。
3、攻赣州之战场指挥员,没有周密之攻城计划,且犯了轻举妄动之严重错误,致失去破城良机;攻城指挥员彭德怀应予严重警告之处分。
4、政治进攻的工作:准备不周,没有在军事进攻前深入城内散发宣传品,制造谣言等,致不能达到预期之效果。这一错误,红军总政治部应负责任,以后须特别注意。
(二)今后的战略以及作战方针:1、战略:以两个拳头打人,红军主力同时向福建及赣江之西岸进攻,以扩大苏区。
2、第一军团进攻福建,以占领厦门、福州海口为作战的目标。
3、第三军团进攻赣江西岸,以控制面、孤立点,乡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截断赣州城对外之一切连络,伺机夺取赣州县城。
4、第五军团驻苏区,负责对南北两面之警戒,以确保苏区之安全。
这次会议,我虽没有参加,但后来据项英说:讨论战略问题时,毛泽东反对两个拳头打人,过度分散兵力的决策,他说(指毛泽东)打赣江西岸,打福建,我都同意,但须集中兵力打一处,五军团亦需参加作战,若能集中三个军团的兵力,攻打一面,即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若分散兵力,恐怕无一可达到目的;至于苏区的防守,现在的地方部队,北面有萧克的独立第九帅,闽浙赣边有第十军;南面有杨岳斌的二十二军,及现有之独立团,尽可负此责任,毋须将五军团置于无用之地等语。当时事辩甚为剧烈,但结果还是遭否决了。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军事决策,没有接纳他的主张,认为是大错特错,他后来在雩都时曾对我谈过这事件,并说:“攻福建没有成功。阻碍了革命力量的发展,他们这班书生(指秦邦宪、张闻天等)要负完全责任”。事隔两年犹有余憾,可见他当时的奋激了。
我收到会议决策后,第三天便接到彭德怀的出发命令。第三军团于三月下旬,从赣州北面之良口渡过赣江,经南岭关,进入遂川、上猷间之寺下墟,七军继续进至上猷县之营前。
赣州县城由粤军第一军余汉谋之第一师驻守。
总指挥部因见这一地区,民穷财尽,给养困难,彭德怀的作战计划并未遵照中央赤化赣州外围,截断赣州城对外连系,伺机夺赣州之决策,而以五军及七军之廿一师(归总指挥部直接指挥)配合湘赣边区之游击队向粤湘边区发展,连下湘南之都县、桂东、汝城、及广东仁化县属之长江、城口等地。七军(缺廿一)以上猷、崇义两县地区为根据地,向赣州南北两面游击。
七军奉命后,首先进攻遂川县属之集龙墟,击溃国军一团,缴获步枪五十余支,解除北面国军之威胁,立即转移到上猷、崇义县,以十九师进占南康以北之钟村,向赣州以西之塘江、及西南之潭口游击,断截赣州与南康之交通,曾与粤军约一个营之出击队遭遇,我十九师五十六团,以迅速坚决之动作将其击溃,掳敌排长一人,士兵三十六人,缴获轻机一挺,步枪三十四支,但七军军部管理员一人于采购粮食时被粤军俘去,并伤亡十余人,待赣州粤军大队增援时,我军按敌进我退之游击战术,迅即退回钟村集结。
五月中旬,进袭湘粤边之三军团总指挥部及五军之主力因受湘、粤军之压迫,陆续退回上猷、崇义地区;七军之廿一师亦退回归还建制。是时总指挥部驻于崇义县属之恩顺,七军军部驻于鳞潭,相距很近。粤军独立一旅范德星及独二旅陈章旅,另第一师两个团分由聂都、大瘐、赣州向崇义七军进攻,我军均以敌进我退,敌退我追之战术与敌周旋;除官田之役我五十八团略有损失外,在多次的突袭战斗中,我军均有斩获,且迫使粤军退出崇义地区。六月中旬,湘军王东原师四个团我与二十师之六十团在上堡遭遇,我军迅速脱离战场,国军进驻上堡,次日拂晓,我集结十九、二十两个师,向上堡进攻,激战六小时,将其击溃,敌向沙田败退,遗尸五十余具,缴获步枪百余枝。自此,崇义县属地区,已无国军,我军即转移至杨眉寺、钟村一带向赣州游击。
朱德亲率第一军团于三月下旬在汀州集中,连下龙岩、漳州两城,国军张贞的四十九师退守泉州、厦门,嗣因粤军第三军进占武平、上杭,配合四十九师反攻,因而撤回汀州,转向信丰南进。这两个拳头打人的决策,正如毛泽东所预料,无一可达到目的。
我们占领了赣江西岸之上猷、崇义、赣州各县地区,以至湘粤边区,工作了有三个月,七月五日,七军由钟村开到杨眉寺,准备展开群众工作,是晚突接到总指挥部送来的命令,大略是:“(一)我军以消灭大庾、南雄之敌为目的,一军团已占领信丰,向南推进;五军团由王母渡向梅关急进,截断大庾、南雄交通;三军团应在南康附近,消灭赣州南调敌军之后,立即进攻大庾县城。(二)七军即由杨眉寺进出南康,截断赣州南下之敌,五军由崇义进出池江,尔后五、七两军均向大庾推进”。
六日拂晓我率领红七军向南康前进,廿师担任前卫,接近南康时,仅发生小接触,即顺利占领南康,知道赣州的粤军已全部通过南康,向大庾急进;七日,我即率部向大庚前进,在池江附近追上国军之后卫部队,消灭其一部,总指挥部及第五军随即到新城会合。
七军指战员在一日之间步行百里,经过一次小战斗,指战员均疲惫不堪!仅休息了两小时又接到命令向黄龙墟急进,攻略大庾,指战员们立即整顿行装,向大庾前进。午后十时前已迫近大庾县城边。红军第五军团已占领梅关,粤军被迫固守大庾。
是时新月将残,星光照耀,远望大庾城上,戒备森严;城外西北端有碉堡两处,亦有军队驻守,且守军是粤军第一军军部及第一师,是粤军中较强的一个师,约有一万三千人,兵力充足。我当即派三个连分三个搜索队,向城之东北门及碉堡进行威力搜索,守军沉着应战,八日拂晓后,乃开始总攻,经过一昼夜的战斗,仍末攻下。七军又突奉命绕道游仙墟,转出邓坊,增援红四军在南雄水口墟与粤军第二师及独立第三师之战斗。本军到达水口墟附近时,即以十九、二十两个师从右翼加入战斗,以廿一师为预备队,战斗约两小时,即将粤军独立第三师击溃,向南雄逃窜,但缴获甚少,我军仅伤二人。战斗结束后,奉命在新田墟待命(一九三二年七月十日),是晚总司令部在邬迳宿营,接获赣州情报:“国军于粤军由赣州撤退大庾时,已进驻赣州县城;现有向信丰及池江前进,攻击红军侧背企图”。
总司令部决将各军撤回信丰、雩都之线。七军奉命撤回信丰以南之铁石墟、安息墟一带组训民众,经过了七天的时间,于七月廿日又奉命调兴国县城,集中整训。
这一阶段的战略,一时南进,一时北进,举棋不定,使红军遭受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而红七军在这一举棋不定的战略运动中,因彭德怀的过份自私,使红七军疲于奔命,指战员对他这种作风都表不满;肉体与精神大受刺激!幸全军上下融洽,士气尚无影响。总政治部为加强七军的政治工作,特派叶季壮同志调任七军政治部主任。叶季壮是七军的老同志,各部情形都很明了,与各指挥员有深厚的感情,他重返红七军,对我的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