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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湘南暴动
一 走投无路的朱德残部 朱德，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南昌暴动后经过抚州，由抚州出发的那一天的早上。我的部队刚刚集合在大路口的旁边空地，等待革委会的首长们到来，然后行进。
这一天第一批出发的是前卫部队，朱德的第九军，最先行的约有一排武装士兵及几个手上拿着红绿标语的政工人员，接着又是两排士兵，跟着朱德就步行来了，他身后跟随有几名卫士及一个马夫牵着一匹枣红色的马，后面便是他们的大队，不到一千人。行进时，政工人员不时高呼口号：“打倒朱培德，拥护朱德！”部队士兵也跟着高叫。我当时觉得这个口号很新鲜！
朱德军长穿着全身一色的蓝灰色半新旧的军服，脚踏草鞋，肤色黄中带黑，约有五尺八寸身材，年纪已四十过头，体格壮健，行进时步履稳重。从他的外表看来，我觉得他不像一个将军，恰似一个伙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印象。
我第二次见他的时候，是壬田周家排作战之役，当时我营归他指挥（他的第九军只有百多人），他在阵地上的表现，既沉着而又十分坚定。对干部又很和气，当我被俘逃回来时，战斗仍在进行，他一见到我时喜极了，但立即指示我由右侧高地进攻，他这种临阵果敢、指挥若定的修养，确证他是一位卓越的战场指挥官，顿使我改变了以前对他的“伙夫”印象。
当我军占领潮汕时。他留驻韩江西岸丰顺县属的留隍市，对梅县警戒，后由教导团接替他的任务，他才移到三河坝，和二十五师周士第负责对梅县松口警戒。汤坑作战时，梅县方面国军黄绍雄师亦同时向三河坝进攻，他们苦战四日后，驻留隍之教导团一营，得悉汤坑之“贺叶军”失败，遂退至三河坝，与他汇合，但这时已知主力被击败，他便和周士第的二十五师配合当地农民武装继续作战，经过苦战三天，因伤亡惨重，迫得渡过韩江东岸，退入福建九连山区，官兵只存一千多人，稍事整理后，即向赣南流窜，进占信丰县城。
在信丰县城时，朱德曾召开过一次干部会议，坚决主张继续打游击，但当时有部份同志反对，他迫得公开宣布：由各官兵自行决定，如不愿意打游击者，即日可自由离队。会议后，当日自行离队的有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①及官兵三百余人。
①周士第原是第四军廿五师七十三团团长，南昌暴动后升任廿五师师长，贺叶军占领潮汕时，他率师一个团驻三河坝警戒，潮汕失败后，他与朱德率部退入赣南，至信丰时不愿随朱德打游击，离开部队出走，后参加十九路军，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一九三四年一月再入中央苏区。
朱德便将部队从新编组，向大庾进发。占领大庾后，休息数日，逃至崇义、上猷两县以西之鹅形、上堡等湘赣边区活动。但那些地区都是贫瘠地方，田地不多，人民穷困。他们千多人的粮食，只好向山村稍有余粮的人家打主意，但很快的便搜刮一尽。时令将届隆冬，山区特别寒冷，官兵的棉衣被盖更无法解决。正在万分焦急彷徨之际，忽然有了一线生机，就是驻韶关的国军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派了一个姓何的参谋（是共产党员）带着范的亲笔函件，到鹅形来见朱德。会见时，何参谋说明来意，并向朱德转达范军长对他们的关怀，拟请率部来归，共同为国家效力。 这个从天上飞来的佳音，使朱德大喜过望。答应马上考虑，殷勤款待来使。当晚即与王尔卓、陈毅等高级干部举行会议，商讨是否投降问题。朱德即席说明：“范军长是我少年时候云南讲武堂的同学，而且是结拜兄弟，情谊甚深。因他是云南的军队，素为南京政府所歧视，我军由南昌回粤，途经上杭时，范军长曾使专人送信给我，相约：若‘贺叶军’能攻占广州，他（指范石生）即在韶关响应，如‘贺叶军’失败，即请我率部来归。这是他过去的诺言，必不欺我。现在我们的处境极端困难，暂时从权归范，保存实力，将来驻扎曲江，更可与党方取得密切连络。再作打算”。
朱德这一主张，即为王尔卓、陈毅等高级干部所同意，因为在当时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路走。但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和实力，乃向范石生提出了以下三个条件：一、本部编为一个团，不得分散。军司令部不得干涉人事权。
二、本部政治工作保持独立性质，军政治部不得干涉。
三、本团械弹被服要从速补给，并须先发经费一个月，以便开拔赴韶。
这三个条件，由朱德写成覆信，交由来使何参谋带赴韶关。
当时中共广东省委也派人到鹅形来找朱德，命他率部到广州参加广州暴动。
朱德便决定藉投降范军为名开赴韶关，然后相机行事。
过了十多天，何参谋带着十名武装士兵，押解银洋五千元到鹅形，将范军长覆函与银洋一并交与朱德接收。范军长的覆函：对所提三个条件完全接受，先送银洋五千元作为开拔费用，着即率部到韶北三十里之犂市整训。
朱德接信后即于次日开拔，经大庾、南雄，行军八天，于十二月十九日抵达犂市驻扎。
当朱德率部开赴犂市途中，广州暴动①已于十二月十三日失败，是以没有参加广州暴动。
①一九二七年十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揖张发奎回师广州，第四军参谋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为叶剑英，警卫团长梁炳枢（均是共产党员）。中共于贺叶军潮汕失败后，即派叶挺、徐冠英潜入广州会同张太雷及德、俄顾问各一人策划广州暴动，以叶剑英、梁炳枢两团为主力，发动广州工人和近郊农民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拂晓突行暴动（叶剑英已于暴动前潜赴香港，未参加行动）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以苏兆征为主席，恽代英为秘书长，杨殷为肃反委员，周文雍为劳动委员，彭澎为土地委员，何来为经济委员，陈郁为司法委员。又成立红军总司令部，叶挺为总司令，徐冠英为参谋长，张太雷为党代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一切政权归工农兵苏维埃”、“饭给工人吃”、“土地给农民耕”等口号。并于暴动时立即分兵团攻第四军军部，第十二、廿六等师后方办事处，广州市公安局和一切军政机关银行等，当时全市和郊区的工农群众，青年学生，都颈围红带，热烈参加，惟因缺乏严密组织和正确领导，一时秩序混乱。甚而将太平沙的中央银行都放火焚烧，参加暴动者，任意抢掠商民财物，形同土匪式的抢劫行动。由十一日至十三日晨，第四军军部和各师后方办事处，均未被暴动的部队攻入。张发奎和黄琪翔仓促走河南，留黄琪翔指挥部队，他自己则赶赴肇度调兵反攻广州。并亲乘军舰至广州指挥，以教导第一师薛岳部的两团由靖海门渡河，廿六师的林祥团由黄沙渡河，原驻西村的教导笫一师莫雄团攻观音山，驻防河南的第五军李福林部亦派兵渡河协同进攻。红军被迫退守维新北路公安局附近一带.
广州暴动既失败，朱德即正式接受范石生的改编命令，将该部改编为国军十六军一百四十团。朱德化名为王楷任团长（朱别字玉楷，故改此名），王尔卓为参谋长，陈毅为政治指导员；第一营营长周子昆，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第三营营长何某。林彪当时在第一营第三连充当连长。
全团官兵有一千二百余人。装备有俄式重机枪两挺，手提机枪四挺，驳壳手枪一百二十余枝，步枪五百余枝。由范石生军长授给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标志的“国民革命军第一百四十团”团旗，被服、经费均如数发给，并补充了六万发步枪子弹。
一切问题解决了，士气亦为之一振。便积极从事部队整训，并暗中进行党的政治教育，准备等待有利的时机再行举事。
韶关以北之犂市，正是北江特委的所在地，特委书记卢克负隅抵抗，战斗非常惨烈，至下午五时，红军伤亡甚大，张太雷作战阵亡。
是时，莫雄部已占领观音山，红军已被包围，叶挺乃下令撤退向海丰转进，所有部队由陈团长率领指挥，但除正式军队千余人遵令撤退外，所有工农武装及部份军队，均不肯撤退，继续顽抗，是晚已大部牺牲，残余之红军，乃向龙眼洞逃窜，各路国军跟踪追击，将红军在龙眼洞包围缴械。广州苏维埃政权，成立只不过三天便宣告结束。
此次暴动不仅中共党员及官兵死亡甚多，一般颈围红带的工农群众，青年学生，亦在混乱中被杀不少，广州市内的中华路、惠爱路，永汉路、天字码头一带，遍地尸骸，惨不忍睹！徐冠英藏匿于妓馆之内，一个月后才潜逃香港，叶挺藏匿在其妹家，后又逃赴香港。徐向前那时名徐像谦，随徐冠英至广州，暴动时他任连长。
平，是一位慎重而富有思考力的青年。他早就知道朱德部队是“贺叶军”的残部，但不明了朱德本人的意向，所以不敢贸然与他连络，他一面将情况报告省委，一面派人暗窥该团的动态。
有一天，陈毅召集全团军政干部开会，就当前的环境说明此次受范石生收编为国军的策略，大意是说：“……革命是常有波折的，不能全走直线，要适应客观情势来决定我们的革命方法，现在我们就是适应环境，为了保存实力，以求将来的发展，所走的是曲线。但最紧要的是：我们不要为环境所屈服，而忘记我们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应该担负的伟大任务”。
这段话为北江特委所侦悉，这才明白朱德他们这次投降是被迫的，而且并没有放弃党的立场。于是派了一位充任小学教员的同志去设法再向陈毅试探。经过密谈之后，这位小学教员同志便表明身份是北江特委书记派来连络的。陈毅知是党方派来的人，便带他去见朱德，由朱德详细说明了投降经过和投降的条件，同时他表示绝对服从党的命令，请求特委转报省委，指示他们今后的行动，并要求派熟悉地方情形的军事同志前来参加工作。这样，朱德便和北江特委发生了密切关系。在交谈中，朱德知道我已回到乐昌，便请北江特委转知我来犂市会面，及参加军事工作。
北江特委派了一位连络员于十二月廿五日到我家里，找到我的母亲，旋而找到了我。苦闷的我，一听到朱德的消息，喜欢得很。我觉得参加军事工作总比做地方秘密工作有兴趣而适当。于是我即偕来人星夜起程，走了一个通宵，天还没亮，就抵达犂市。稍事休息，即到团部会晤朱德。两人相见，有着说不出时兴奋和喜悦。我化名为林芝，由朱德呈报范石生给我以团附之职，于是我便和朱德共同在一起工作。
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我们全团官兵很热烈的庆祝新年。
官兵组织剧团，一连三日演出话剧以娱军民。三日上午。朱德应该师师长赵超之邀，到韶关城去会宴，宴后并作麻雀牌游戏。
就在该日下午七时许，范石生由广州派专人送给朱德一封最紧急的密函，我连忙和王尔卓、陈毅等会同拆阅，只见信内只有寥寥数字：“请朱德迅速离开犂市，自谋出路”。原来那时广州政局已变，李济琛得悉范石生收编朱德部队，乃严令范石生①将朱德缴械，范为顾全与朱德的友谊，所以暗通消息与朱德，叫他立即离开犂市。
①范石生原受广州之张发奎指挥，嗣因张发奎在广州发起反对李烈钧的护党运动，为张静江、吴敬恒等通电呼吁停止纷争，主张在上海召开第四次中央委员会全体预备会议，并电在粤中委赴沪出席，国民党内部纷争遂告一段落。护党运动结束，张发奎、黄琪翔即辞职出国考察。其所属国军第四军三个师及教导第一、二两个师交由第四军军长缪培南率领，请电中央继续北伐，以竟全功。斯时蒋介石已准备复任总司令，复电嘉许，并令该军队北上，开赴南京集中待命，该军队遂于十二月下旬全部出发北上。李济琛、陈铭枢等又回广州，主持军政。
朱德在韶关接到我们转知的秘密消息，于次日晨即赶回团部，立即准备行动。召集我和王尔卓、陈毅三人商议今后的行动。
当我们进入他的办公室时，只见他跨开双脚背着手，站立在办公室内，脸带愁容，焦急之情，溢于形表。一见我们来到，神态紧切地说：“我们怎么办？”我即提出意见，建议部队先入仁化，然后绕道乐昌经长多村渡过武江，沿乐昌乳源边境大山区入湖南活动。王尔卓立即打开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我即指出行动路线给他们看，但他却主张由犁市沿武江北上，先消灭
曲江乐昌边境五里排之土匪（原是乐昌豪绅地主之武装，后变为土匪），然后沿武水西岸北上湖南。
我对王尔卓的意见立即加以说明：（一）那股土匪所在地是靠着广大的瑶民山区，占据着险要山地，背山面水，进攻不易，欲将之消灭，殊费时日，倘后有追兵即不堪设想。（二）仁化有我们的群众基础，并可迷惑追兵的方向，万不得已时亦可由仁化转入湖南，较为安全。
经过我的详细解释后，各人终于同意我的建议。决定照我的行军计划，各自分头准备。当时我和他们共同工作已有八天的时间，我觉得朱德是一个为人纯厚而坦白的人，他对革命充满信心而又热情，意志也很坚定。陈毅是高个子，体格可称魁梧，心直口快，说起话来无所不谈，能言善道，语言风趣，与人相交，很容易使人对他发生好感。王尔卓是湘西人，黄埔军校毕业生，身材矮小，脸型稍长而小。留着披肩的头发，说话时语如连珠，声音清脆，但满口湘西土音。我和他们都相处得很融洽。
为了这次行军计划，虽然各有意见，但当决定了后，我们并没有任何成见藏在心里。
在这时候，我又介绍一位湖南籍朋友胡少海参加本团工作，以便入湘时有所协助。
胡少海是湖南宜章人，曾任国军团长，为人勇敢有为，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是本党的同情者。朱德对此亦很同意。
于是将部队紧急集合，同外宣称是“野外演习”。
我们就这样堂而皇之的离开犂市，向仁化进发，下午六时到达仁化董塘墟宿营。我们在董塘墟和当地党的同志以极短的时间，迅速策动农民五百余人，次日向仁化县城进攻，因该县的地方团队毫无准备，只与警戒队稍有接触，便即占领县城。
缴获步枪三十二枝。我们即将所缴获的武器分配与参加的农民。
在仁化县城住了一天，筹集了二千多元现款。第二天又同驻董塘墟，第三天便继续前进，经乐昌长移村渡过武江，沿乐乳边境的黄坪、大小洞，经五日的行军，进入乳源县北的梅花乡，暂且休息，派出侦察人员，打探坪石及湖南国军的动态，再定行动计划。
二 工农红军第四军的成立 梅花乡是广东乳源县北接壤湖南宜章县的一个行政区的中心市镇，原民党政府的区署，就设在市内。附近农村有三百户以上的人家，良田千亩，四面皆山，一泓流水，处身其间，有令人恬淡安逸之感。当地的区长邓光汉，是高等小学堂的毕业生，年纪已有三十岁，区署拥有二十多枝步枪，对我们不只全无敌意，且甚好感。我们因行军疲劳，对湖南情况又不明了，故在梅花乡住了五天。在供应粮食和侦察敌情方面，邓区长给我们很多便利和协助。当时我们很想争取他入党，建立以梅花乡为中心的湘粤边区根据地，可是他对共产党总是表示怀疑和恐惧。由于我们积极去争取他，反而促使他逃离了梅花乡，因此增加我们采购粮食和建立与当地民众关系的困难。
当时，宜章县籍的中共党员陈东日带着十多个武装农民由栗源埠前来连络（他是参加南昌暴动至潮汕失败后跑回原籍的），他与我是武汉时期的同事，而今重逢于流窜的生活中，真是喜不自胜。因为他是最好的助手，我立即介绍他与朱德相见，朱德亦感到高兴。他一来，就告诉我们宜章县城只有民团四百人驻守，便决定进占宜章，作为我们的根据地，开展湘南的革命斗争。
我们决定了进占宜章县城的计划，便筹划如何行动，我详细向陈东日查询，得悉宜章没有无线电台也没有接通广东的电话线，连我们脱离十六军的清息都不知道。我遂与朱德商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去解决宜章民团，以胡少海伪充团长，扯着国军一四○团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军旗，浩浩荡荡向宜章进发。
因胡少海和陈东日俱是宜章人，沿途民众都很欢迎。农历十二月三十日（一九二八年一月廿二日）的正午，我们的部队一路无阻的进驻了宜章县城。
宜章县长赴省述职未返，城内的官绅都以为是国军到来驻防，非常高兴，沿街燃放炮竹欢迎。
这一月，正是农历除夕，绅商为了表示他们的敬意，送猪送酒，犒赏官兵，并于是晚八时设宴于绵政府内，欢宴本团营长以上的官长。我们便乘此机会，布置围缴民团枪械、逮捕官绅的计划。
当晚的宴会，朱德、王尔琢、陈毅等都没有参加，他们负责指挥部队围檄民团枪械。我与胡少海、袁营长带了十四名干练的士兵，服装整齐，佩带着驳壳手枪，不露声色的前去赴宴。
酒席还没吃完，警察局长、县府科长及十多个绅商等，正在欢愉的气氛中向我们举杯敬酒的时候，突闻外面枪声卜卜，枪声一响，我们的卫士立即将席旁的县府卫士的手枪缴去。在座的官绅眼见情形突变，大惊失色，想脱身逃走，但见到我们的卫士已把守住出路，只得又复坐下。那位警察局长神色慌张，声颤颤地向胡少海问道：“胡团长，有甚么对不起的地方？”那时，我坐在胡少海之侧，便轻轻的推他一下，示意他宣布，他立即会意站起来说：“请各位不要惊慌，我保证各位绝对安全。今晚的事变是对宜章县民团局邝团长而发，可惜邝团长不在此。今晚唯有请各位屈驾一晚，明天再与各位详谈”。各官绅闻语，才神色稍定，但纷纷要求准许回家渡岁，明晨亲到团部拜年。胡少海对他们的请求不敢作主，此时我便起立对他们说：“各位请原谅，这是公事，我们不能答应各位的要求，一俟事情解决，我们再向各位道歉”。他们听了，面面相觑。这时，进攻警察局的一连人已将驻守县府时所有警察全部缴械。袁营长便指挥该连将缴获之枪械集中，并将宴会上的各官绅全部扣留。五分钟前的主人，这时便变成失去自由的阶下囚。
由于地方团队的首长都给我们一网成擒，所有地方团队无人领导，所以毫无抵抗。当我们回到团部时，战事已告结束。
城内的民团全部被缴械，只有城外一小部份民团逃去。
这次战果，缴获步枪三百五十枝，驳壳手枪七枝，俘警察及民团三百多人。我军毫无伤亡。
当天晚上，朱德、王尔琢、陈毅和我四人连夜开会，商讨成立红军开展革命斗争等问题。因为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鉴于我们这个部队的官兵多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人，乃决定采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番号，并即派员去赶制一面斧头镰刀的红军旗备用。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革命部队——中国工农红军（以下简称红军）便在我们几个人经一夜的筹划下，正式产生了！
第二天是农历的新年初一（一九二八年一月廿三日），我们于上午八时在宜章县立中学时操场上集合全团官兵，并发动四百多个农民参加，举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成立典礼。我们集中了全团的号兵组成乐队，经过奏乐、升旗，行礼如仪后，朱德便向大家致词，大意如下：
“同志们！今天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武装——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的日子。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正式红军的第一次。回想我们由潮汕失败，退到赣南，困处上堡鹅形地区，没饭吃，没衣穿，部队内的动摇分子都跑了！幸赖同志们团结一致，同艰共苦，站稳革命立场。在这一期间，我们曾忍辱受编，目的是保存实力，等待时机一到，我们就又重新举起革命旗帜，为中国及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奋斗。我们现在力量虽少，但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劳苦群众拥护，有世界无产阶级最大的国家苏联的援助，更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做后盾，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现在本军的编组和人事，经过了我和陈、龚各同志开会决定，朱德为红军第四军军长。一四○团改编为红军第四军第二十八团，王尔琢任团长，陈毅为党代表；粤北湘南参加的农民子弟兵编组为第四军第二十九团，胡少海任团长（原名胡鳌，少海是其别字，湖南讲武堂出身，是国民党左派分子，国民党清党后，不敢回乡，寄居在我家里，参加朱德部队后，即以少海为名），龚楚为党代表。二十八团的营、连排长，仍任原职。
二十九团各级干部，稍后另令发表……”
朱德讲话完毕，全场掌声雷动，继则燃放炮竹之后散会。
那天晚上，全体官兵举行聚餐，并开游艺大会，参加的民众有三千余人，盛况空前。由此开始，便在湘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怒潮。
除夕夜宴上被扣留的宜章官绅，也在这时经过分别审问罚款后即释放。其中有位教育局督学曾日山，因与宜章党内同志有私交，思想进步，释放后即参加了我们的工作，以后且成为党的高级干部，惜在长征时阵亡。
在我军宣布正式成立红军第四军的一天，我们打开宜章县监狱，将所有囚犯解除枷锁，由我向他们训话，鼓励他们回到家乡继续为反抗统治阶级而斗争到底。释放时，不论轻重囚犯，我们发给他们每人一斤米。我看到他们兴高采烈的离去，感到无限的快慰。
不久，廿九团的各级干部职位也公布了——第一营营长刘新，宜章人，黄埔军校出身，在参加南昌暴动后在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任少校团附，曾与我同事，潮汕失败后，逃返原籍。
为人精明能干而且很谦虚，我和朱德到达宜章的第三天，他便与我连络，适值我们正在编组廿九团，遂任他为第一营营长。
（不久即在宜章作战时阵亡，遗缺却由朱舍我继任，朱是广东梅县人，亦黄埔军校出身）。第二营营长李光标，宜章人，湖南讲武堂出身，曾任国军营长，国民党清党时，逃返家乡，是胡少海的同学。第三营营长姓陈（忘其名），宜章人，黄埔军校出身。以下各连、排长都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干部。
至此，红军第四军之初步编组便完成了。
三 白色恐怖和赤色恐怖 湖南的农民运动，在国共合作期间，不仅国民党人攻击为过激，甚至中共高阶层人士（除毛泽东之外）亦多认为过火。
当时农会控制了乡村政权，地方官——县长——大多数失去权力，实际无法制止农会和工会的种种暴行。他们在乡间任意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并将豪绅地主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死人无数。国军军官家属亦不能幸免。甚至连中共高层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亦惨遭农会杀害。
李立三是湘东醴陵人，生长在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个读书人，为人一向诚实，李立三还有一个弟弟李龙光（后改名李湛），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当湖南农会控制了乡村政权后，他的家即遭到清算，李父即逃抵武汉避难。中共中央闻知此事，即致函湖南省委会，着即制止农会不得对李父为难。李父这才放心返回乡间居住，孰料农会竟将他杀害了。
李立三之父被杀后，中共党内人士咸认为此事应由毛泽东负完全责任，因为当时湖南农运实际上掌握在毛泽东手上，同时，大家都知道毛与李早有成见①。加上这一次的杀父血海深仇，即更结下了宿怨。
赤色恐怖②笼罩着整个农村社会。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一日许克祥发动政变，接着武汉国共分家后，地主民团在军队的支持下向农会、工会发动反攻，又屠杀了不少工农会的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农村社会又由赤色恐怖转变为白色恐怖③。
①参阅本编第三章第四节。 ②“赤色恐怖”：赤色代表中共，中共杀人放火，手段残忍，造成恐怖现象，人称之为赤色恐怖。
③“白色恐怖”：白色代表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及工农群众积极份子，造成恐怖现象，人称之为白色恐怖。
在此疯狂的屠杀与反屠杀中，已不知牺牲了多少人民，可谓是一场人间浩劫。
湘南地区过去的工农运动工作，虽然比湘中、湘东地区较为缓和，但地主阶级重掌乡村政权后，即压迫农民补租、补息等等。经过一场农村阶级斗争的反复报复，杀害的人亦为数不少。
当我们红四军宣布成立，经过发动宜章市区及附近工农群众开过大会之后，立即风靡了临近地区的工农群众，大大的提高了他们的斗争情绪，他们蜂涌的跑到宜章县城来观察，甚至有的立即参加各种民众活动，以前潜伏着不敢动，不敢说的工农运动的积极分子，现在就挺身出来，纷纷前来请示工作，其中有宜章县青年团支部书记胡世健（他是逃避国民党当局的缉捕，潜伏在宜昌县西约六十里的碕石村充当小学教员的）也偕同负责组织工作的同志彭祜星夜赶来连络，准备重出活动。
那时我们忙得要命，因为军中能作政治工作的只有朱德、陈毅和我三人，政治工作干部又十分缺乏。朱德虽很喜欢接近工农群众，而且是一个措词通俗的马克斯主义宣传家，他每与群众谈话，首先必问人家的家庭状况，人口及生活情形等等，接着就讲共产主义的理论，和一个工人或农民常谈一两个钟头而不倦。他身负军事重任，对于地方群众工作确是无暇兼顾。
至于陈毅，他是法国留学生，返国后即任江西永丰县长，缺乏群众工作经验，指导群众工作，仅说些原则性的问题，既不够深入，也不详尽。因此，一切群众运动的计划和指导，多由我负责。胡世健和彭祜来了，我觉得他两人来得正好，便即召集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地方工农代表，杨子×，刘耀文、胡世健、彭祜……等，讨论今后的各项工作问题，这次会议，有以下的决定：
一、以实行八小时工作，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及增加工人工资等口号，发动工人斗争。
二、以打倒地主豪绅，分田分地给农民的口号发动农民斗争。
三、以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口号发动妇女参加革命工作。
四、收檄豪绅地主自置枪械及地方公署枪械，武装工农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
五、宣传苏维埃政府，号召工农兵联合起来组织苏维埃政府。
六、恢复工会、农会及一切民众团体组织。
七、凡工、农会会员由十九岁至卅岁的壮丁编组为赤卫队。
八、凡十四岁至十八岁之少年编组为少年先锋队。
经过这一次会议之后，地方工作立即展开，不到十天，全县工、农会组织普遍的成立了。赤卫队、少先队、各乡村苏维埃政府亦相继成立，接着就举行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宜章县苏维埃政府，当时选出杨子×为苏维埃政府主席。
由此，宜章工农革命的火花，遍及每一个角落。
在这短短的期间，宜章妇女运动，也有值得记述的。当时参加工作而起了领导作用的女同志即有：彭堃、彭谦、彭娟、彭儒、刘深、郭怀振、吴统莲、杨佩兰、李青、廖彩兰等。因彭氏姊妹工作最积极，故在红四军中有“彭家将”称号。
“彭家将”女同志，都是衡阳第三师范的毕业生，也是中共青年团员，参加红军后，便从事组织妇女和农村群众的工作，或是管理官兵伙食和抄写文件等工作，他们对工作积极而热情，意志坚定，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影响很大，这些女同志后来多数都在革命斗争中不幸的相继牺牲了。
一九二八年二月上旬，宜章县的工农运动，正如火如荼的开展，于是惹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湖南省府主席何键调兵一师进驻郴县，粤北方面国军第二十四师许克祥①部也由乐昌进抵坪石。
①许克样自一九二七年五月发动“马日事变”后。不久升为国军廿四师师长，因国民党讨伐唐生智，许部即移驻广东乐昌，后因拟配合湖南何键军会攻湘南红军，遂移师于乐昌之坪石镇。
我们见国军兵力过大，便分令各赤卫队化整为零，潜伏乡村或山地，待机配合红军作战。红四军亦即由宜章县城转移至本县芭篱铺以西广东边界一带山地的小村落（胡少海的家乡），以脱离敌人的包围。
从南北两路进攻宜章的国军，本就存着轻敌的心理，湖南的国军未遇红军抵抗，长驱进驻宜章。且被我们所散布“红军打回广东去”的谣言所惑，以为红军真的退回广东去。他们因有省界和任务时限制，湖南部队不便越境追击，实际上，他们也要防备唐生智军乘虚而入，不能分兵与红军作战，且可乘机对上级虚报“克复宜章”、逐共匪回窜广东之功。湖南省当局据报，即将该师调回衡阳。
广东坪石的许克祥师得悉湘军收复宜章的情报，也即停止会攻宜章的行动。
红军获悉湘军调离宜章的消息，朱德拟即复占宜章县城，遂于二月中旬率师向宜章县城进发。第一天预定在岩泉墟宿营，孰料许克祥的教导团贺国光部也于同日同时到达，两军即在岩泉墟北端的高地展开遭遇战，红军以坚决迅速的战斗行动，在黄昏前击溃教导团主力，并向其残部进击，实施“猛打猛追”的战术，在栗源铺附近，我又歼灭了该团之一部，红军士气大振，勇猛百倍，是晚红军在该地宿营。
翌日上午八时许，红军前卫刚渡河向宜章前进时，又与许师两个团遭遇，我们仍采用坚决迅速的战斗行动向敌攻击。至正午十二时即突破其主阵地，许师另一团增援部队还没有展开，便被他们自己溃败的部队所冲乱，我与朱德立即分左右两翼向敌包阻攻击，敌军无力抵抗，残部向坪石方面败退。红军并不清理战场，仍继续追击，直捣坪石。敌军二十四师师部和它的直属部队，因红军追击来势紧迫，无法部署抵抗，抛弃了所有的军需用品和银洋，狼狈地从东南突围向乐昌的黄圃唐村方面逃窜。该师经过这次战斗后，仅师长许克祥和少数官兵逃脱，其余全被红军击毙或俘虏。“猛打猛追”的战术，第一次发挥了辉煌战果。
这次战役，红军以不足二千人的兵力，消灭了人数四倍、装备精良的国军，掳获了步枪二千五百余枝，重机枪十余挺，八一迫击炮八门，各式手枪百余枝，马十三匹，弹药被服银洋不计其数。栗洋铺的农民，也缴获散兵的步枪五十多枝，被俘国军官兵八百余人。
这一胜利，不仅充实了红四军的实力，且振奋了整个湘南工农群众的革命情绪。
战争结束，红军官兵都有无上的兴奋，这是我们成立红四军后第一次作战便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这象徽着前途有无限的光辉，朱德时时露出愉快的笑容，并对我们表示，红四军正缺少迫击炮和机关枪，现在都有了。而且足够两个团的装备，今后更有把握了。
在坪石休息一天，接到宜章党支部的通报和红军所派出谍报人员的报告，宜章县城已没有国军，少数维持治安的民团也闻风逃去，赤卫队已入城维持秩序，苏维埃政府也恢复办公，并动员了五百群众赶来坪石搬运战利品，欢迎红军回去。
红军在湘南民众的热烈欢迎和帮助之下，又回师到宜章县城。
红军回师宜章的晚上，朱德、陈毅、王尔琢和我四个人，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对党政军各方面通过了如下的决策：关于党政方面：
一、普遍建立湘南各县、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府。
二、策动农民向地主斗争，实行土地改革。
三、策动工人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及增加工资而斗争。
四、普遍组织各职业工会，各县成立总工会以领导工人斗争。
五、保存党的地下组织，但须有部份党员公开活动，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提高党的地位。
关于军事方面：
一、作战方针——乘国军何键与唐生智两部内争无暇南顾的机会，我军对北面取攻势，扫荡郴县、耒阳、永兴各县的敌军和民团，向衡阳游击，以开展苏维埃运动。对南面取守势，以巩固宜章政权。
二、部队区别——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向北发展，由朱德同志指挥。第二十九团固守宜章由龚楚、胡少海两同志指挥，并监视广东坪石方面动态。
三、军事建设——发动工农组织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收檄民枪以武装人民，并利用大刀、梭标、鸟枪等旧式武器，充实斗争力量。
四、号召青年工农参加红军，充实红军战斗力。
五、目前参加红军的青年工农，尽先补充第廿八团和第廿九团，并迅速组成宜章独立营。
关于俘虏处置：
一、立即由宜章县人民团体发动物质慰劳和慰问。
二、由红军政工人员进行政治宣传，揭发敌军军官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的罪恶，煽动俘虏检举潜伏俘虏营内的军官，并宣布党及红军宗旨。
三、待一二项工作完成后，由朱德同志对全体俘虏训话，并宣布，如愿参加红军者，一律平等待遇，不加歧视。如要求回家者，给以必需的旅费遣散。
这是我们第一次的宜章特别会议的决策，也是湘南斗争的总方针，尤其是对待俘虏政策，便成了以后红军对俘虏政策的先例。这样，便争取了被俘国军的同情，逐步的瓦解了部份国军的军心。
以这几项决策为中心，第二天的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上，由朱德报告今后的斗争工作路线，我报告军队员兵协助地方工作和建立地方革命武装的方针，并分配给与干部以适当的任务。
经过向俘虏的教育和宣传，潜伏在俘虏营中的国军官佐三十余人，很快的便被清查出来。并有士兵三百余人和排长七人志愿参加红军，其余四百余人请求准予回家，每人发给三块银洋遣散。我们这样处理引起当地民众的赞许，都说红军的作风比国军不同，因此也增加了他们对红军的向心力。
红四军重新调整装备，每个团增加一个重机枪连，一个步炮连。步兵的枪弹人员亦尽量补充齐全，剩下一千多枝步枪便送给了宜章的独立营和赤卫队。
坪石是乐昌县属的一个市镇，是湘南入粤的门户，广东的盐和工业制成品都经此输入湘南；湘南的土产如粮食、牲口、茶油、牛皮等，亦经坪石入粤，市面旺盛。自国军许克祥师溃散后，即被土匪胡凤璋部占踞，并积极构筑碉堡等防御工事。
坪石的人对这帮土匪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当地党的支部书记李光中特地到宜章报告，请求我军去消灭胡部土匪，并说当地有许多民众参加作战。
朱德听了，以胡部土匪兵力不大，且有民众协助，便决定先行进攻坪石，消灭胡凤璋匪部，再向郴县发展。我当时提出反对的意见，认为：（一）胡凤璋土匪占踞坪石，他的兵力薄弱，绝不会也不敢进攻宜章，反而有防阻广东国军向我进攻的作用。
（二）坪石有几个碉堡，我军无攻坚武器。不能迅速攻下，倘迁延时日，徒遭不利。（三）坪石是广东地境，非我军应守之地，即使占领，也得放弃。不如乘湘南空虚，士气民气沸腾的时候，迅速向北发展，以展开整个湘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在政治上反而有极大的意义。
可是朱德不以为然，认为他对坪石地形熟悉，并有民众协助，灭此朝食，必有把握。他独自率领了红军二十八团的三个营，在阴雨连绵的天气下向坪石进攻，土匪胡凤璋部利用既有的碉堡和商店屋宇进行抵抗。街道上分段用盐包阻塞，筑成巷战的防御工事。红军虽有坪石皈塘村的民众二百多人，携带步枪土炮协同攻击，经过两昼夜的艰苦战斗，仅占领了坪石一半街道，无法迅将胡部解决。朱德猛然记起了我说的：“倘迁延时日，徒遭不利”这句话，于是决心放弃攻击，将部队撤回宜章。
回到宜章，他见到我的时候，带着疲乏的神情，拍着我的肩膀说道：“你不错，你估计得很对，我们还是北攻郴县罢！”
这时宜章独立营已经编成，由黄埔军校出身的龚楷（四川人）任营长，第一连连长张华（宜章人），第二连连长萧克，黄埔军校出身，后在共军中历任军团总指挥，军训部长等职，第三连连长陈光①。
① 陈光，是湖南宜章县栗源埔人，曾当过兵，年轻，聪明勇敢，先为其本县赤卫队队长，不久率全队加入红军廿九团为第三连长，至一九三四年已升为师长，解放战争时更任兵团司令。
附近各县党的负责人，亦多来宜章接洽，各县的党员，回乡军官，也陆续来宜章集中。我们的军事干部也就不感缺乏了，军队的组织也更健全了。 因为我是粤北人，对湘南地形熟悉，在率领农军北上时，曾与湘南特委书记夏民正，与耒阳县、永兴县各地方党及富地民众团体有过联系，为了开展湘南地区苏维埃运动，我便匆匆的来往各县，连络及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和过去的农会，为朱德的军事发展，铺平了道路。
朱德率领红四军廿八团，很顺利的占领了耒阳，永兴，郴县，资兴等县，红军所到的地方，当地的党员就立即起来领导民众，很快的就恢复了过去的工会和农会组织，并自动的组成了赤卫军，少年先锋队，各级苏维埃政府。常宁县水口山的煤队工人宋乔生（矿工）也起来领导矿工夺取矿警步枪手枪百余枝，组织了工人赤卫队，响应各县农民暴动。于是湘南的革命浪潮，一时风起云涌，蓬勃的发展起来。
但他们打土豪，分财物，牵牛杀猪……逮捕地主豪绅，滥用刑法，强迫罚欺等等，成了普遍的现象，任意杀人，到处放火，频频发生。
他们那种报仇泄愤的疯狂残酷的行为，无法抑制，赤色恐怖又再度笼罩着湘南。
当时我曾分别与郴、宜，永各县党员同志谈过，劝谏他们不要乱杀乱烧。但他们都说：“这是党中央的指示，要杀绝地主，烧毁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因我自离开广东后，就没有与党的省级党委连系，不知党的政策转变（当时党中央还在执行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路线）所以不便强加制止。
我是一个以人道主义思想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革命者，眼见到这种违反人道的行为，我内心觉得很难过，并使我陷于极端苦闷之中。
经验告诉我，领导民众革命斗争，不仅要有正确的革命路线，而且须有正确的指导原则。否则，就会造成无可收拾的违背革命理想的严重现象。
四 毛泽东闻风鼓舞 正当红四军在湘南领导苏维埃运动的时候，处在井冈山的毛泽东正陷于最艰苦困难的环境中；他是在中共“八七”紧急会议后，受中央派赴湖南策动秋收暴动的。他跑到湘东浏阳县文家市，当时因为进攻长沙的平江、浏阳、醴陵及江西萍乡的农民自卫军及武昌警备团①等残部正溃败下来，毛泽东乃加以收编，于九月八日整编为工农革命军。
①武昌警备团是中共党员领导的部队，国共分家后，因赶不到参加南昌暴动，遂改赴湘东参加秋收暴动。失败后，随毛泽东上井冈山，成为毛泽东的基本军事力量。
本拟再攻长沙，但因自卫军中收容国军夏斗寅部的叛变部队再度叛变，而农军亦逃亡不少，致部队零落，全部仅七百多人，乃放弃再攻长沙的计划，匆匆率部南窜至莲花三湾，从新整编，调整干部，正式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自任司令，由此人皆称他为毛司令。部队整编后，他即率部于十一月间进入江西之宁岗县城砻市东南之井冈山。 井冈山是罗宵山脉的中段，周围二百多里，横贯江西之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的酃县、桂东、汝城相毗连。
山上有五个较大的村庄，村前都有水井一个，故称之为大小五井。以大井、小井、茨坪为最大。每村各有数十户人家。小井和茨坪还有十多间小商店，经营一些农村的日用品。
井冈山的居民并不多，民风纯朴而保守，与世无争，靠着山坡上的梯田收获一些农作物，过着最贫苦的日子。大部份的居民很少有米吃，大多是吃红薯和粟米。但他们在这种生活方式下，仍感到满足，并没有其它的妄想。后来因为被土匪所胁迫和引诱，壮丁才常外出抢劫行旅，甚至到较远的乡村去打家劫舍，藉此来增加他们的收入。
井冈山的地形，有无数座巍峨高耸的山峰，巉岩峭壁，溪谷纵横，构成了井冈山的险要地势。通达井冈山的道路有三条：一条是由宁冈县经汪洋界，上山十五里，方可到井冈山腰的村庄小井，其次是由永新县经龙源口、七极岭而到小井，另有一条是由遂川经黄坳到井冈山。这三条路都是崎岖的山径，碎石嶙峋，步行非常艰难。只要凭险据守，很难攻破，即使有新式武器也难发挥它的威力。所以，这区域向来都是匪徒们最理想的根据地。
在历史上明朝武宗时代，朱宸濠在江西南昌叛变，失败后即逃上井冈山落草，后被王阳明所剿灭。王氏削石为碑，记载剿匪的史实，这个古迹至今尚存。由此可以想见；井冈山的军事价值，在很早以前就被人所重视了。近代有聋子匪首亦以此为基地，打家劫舍，无往不利。
一九二八年二月以前，盘据在井冈山的一批土匪，数约六七十人。匪首王佐与宁岗县拥有步枪七十枝的土豪袁文才互通声气，亦以井冈山这个险要的地区为凭借，作为他们抢劫行商和富户的根据地。附近各县人民，视为畏途，称王佐为“王老虎”。因为绅匪勾结，使地方团队无法征剿，遂令坐大，井冈山几乎成了王佐、袁文才二人的私产。
毛泽东明了井冈山的军事价值，当他们从湖南茶陵窜入宁冈县城，便首先送了两枝手枪和一些礼物给袁文才，联络感情。再由袁文才介绍给王佐与毛泽东见面。王佐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三个一拍即合，大块肉大碗酒的结拜为兄弟。
毛泽东运用其与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他满口仁义道德，哄得袁王两人服服贴贴，都接受了毛泽东所委派的营长职务。从此，毛泽东便在井冈山立定了脚跟。
毛泽东自到井冈山后，得袁文才、王佐之助，又因地势险要，遂以井冈山为革命根据地。但粮食缺乏，而自身的兵力又极薄弱，今后怎样去发展？自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而外面又常有国军在山外地区进犯。正是内忧外患，使他伤透脑筋。他们住在深山之中，经过了好几个月都不敢远出打游击，生活自然感到很寂寞。
三月末，有一天下午，毛泽东在极端无聊之中和袁文才，同到王佐家里饮酒解闷，正在这时，忽然来了一个卖绒线的小贩（该小贩经常由郴州贩绒线到山区贩卖，亦曾见过毛泽东），他见到毛泽东等在饮酒，便对站在门外的卫士说：“毛司令尚在这里饮酒？现在山下的郴州、耒阳、永兴一带尽是朱德的红军，到处打土豪分田地哩！”卫士便将小贩的话转报毛泽东。
毛泽东不听犹罢，一听到这个消息，当堂跳起来！急问道：“你说什么？”卫士指着门外的小贩答道：“他说朱德红军正在郴州，耒阳各县打土豪分田地，非常热闹”。
毛泽东听清楚了，登时站起来，口里喃喃的说道：“好极了！好极了！”袁、王见他这样子，均莫明其妙。两人忙问道：“司令，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这才自知失态，忙说道：“是好消息，朱德是党的军事高级领袖，又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到了湘南，我们没有一点消息。如今他既来了是最好不过了。我们今后的力量大得多了，你们马上派人去打探，迅速报告我知，切勿延误，至要至要”。袁、王两人听罢大喜，立即命人前往打探。他们三人即继续杀鸡治酒，举杯痛饮，等侯佳音。
翌日的晚上，派出的探子回来了，证明了这一消息确实。
而且说：朱德的红四军司令部在耒阳。资兴县方面亦有一回乡军官李奇中领导农民自卫团进攻地主民团，打土豪……（李奇中是黄埔军校出身，参加南昌暴动后曾任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中校团副）。
毛泽东得到朱德在湘南的真实消息，即派何挺颖偕同两个亲信前往耒阳。
何挺颖携带有毛泽东的亲笔信，于四月初到达耒阳晋见朱德，呈上毛泽东的亲笔函。朱德阅后，非常高兴。即对何挺颖说：“毛同志既在宁冈，相距这里不远，最好请他即来耒阳，共同领导湘南斗争。他的军队应就近向酃县、资兴、桂东等县发展，和我们互相呼应，使与耒阳、永兴、郴州连成一片，以巩固这一后方”。并留何等人在军部盘桓数日。
那时候正值朱德和耒阳女同志萧贵莲（即吴玉兰，萧贵莲是衡阳第三师范读书时的正名）结婚之后，大家都很高兴。何挺颖等在耒阳住了三天，带着朱德的覆函回到砻市时，毛泽东已将部队移驻在此。何挺显即将见到朱德的情形报告给毛泽东。并说：耒阳工农群众已全部武装起来，配合红军作战。
毛泽东看过朱德的覆信后，不胜感慨。因他四个月来匿居井冈山上，寂寂无闻，毫无工作表现，而朱德他们则轰轰烈烈的打了几场胜仗，开展了湘南苏维埃运动，创造了一个新局面出来，若现在前去和朱德会合，岂不相形见拙。于是他决定暂不去耒阳和朱德会合，准备在酃县、桂东地区开展工作后，再和朱德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