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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参加农民运动
我自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正值香港工人在中共党员苏兆征、邓中夏领导之下，继上海“五卅”运动①，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九口开始大罢工；紧接着六月廿三日，广州工、农、商、学、兵十万群众举行反日反英的示威游行，又发生“沙基惨案”②，致造成了严重的省港大罢工风潮，这一次巨大的大罢工风潮，充份表现出工人阶级的力量。
①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分组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进行讲演，揭露帝国主义枪杀顾正红、抓捕学生的罪行、反对“四提案”。租界当局大肆拘捕爱国学生。
当天下午，仅南京路的老闸捕房就拘捕了100多人。万余名愤怒的群众聚集在老闸捕房门口，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等口号，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英国捕头爱伏生竟调集通班巡捕，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其中捕去学生四十余人，击毙学生四名，击伤学生六名，路人受伤者十七名，已死三名。6月1日复枪毙三人，伤十八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②6月21日，为声援上海的罢工工人，香港、广州工人也进行罢工，工人纷纷离职返回广州。23日，10多万工人、商人、学生在东较场举行集会，要求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并游行到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下午3时，当游行队伍行经沙基西桥口时，双方发生冲突。学生声称法国兵首先开枪。英军士兵从沙面向游行群众开机枪扫射，驻扎在白鹅潭的英国军舰同时向北岸开炮。游行队伍毫无防备，四散躲避，当场死亡52人，17多人重伤，轻伤者不计其数。
尽管如此，因为中国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农业社会阶段，全国工人的总数，根据中共当年的调查估计，仅约为二百万人，以中国四亿人口计，它的比例，工人仅占全国人口的二百份之一；再从质量上言，中国工人绝大多数都是刚从农村跑到城市去做工，从农民转为工人，所此真正的工人无产阶级实在少之又少。以这样少数的工人阶级能够肩负起中国革命的重任吗?
当我接受了参加农民运动工作的时候，我就考虑到农民问题。
中共的农运，开始于一九二一年，广东彭湃所组织的海陆丰两县农民协会，有十万会员之多，在当地进行了对地主阶级的经济斗争，甚得农民所拥护，后来虽曾被陈烱明所摧残，但陈军失败后，农民协会又恢复活动。
一九二四年，毛泽东在汪精卫、廖仲凯的协助下在广州开办了一间“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下简称农训所），由他自己负责，学生人数不到百人，以广东籍之知识青年为最多，如当时在北江做农运工作的侯凤墀、陈果强、李乐大、蔡正文，及福建的张鼎丞……等，都是当时广东农训所的学生，我既不是农训所的学生，对于农民工作是否胜任？但我又想到：彭湃可以做，难道我不可以做吗？我乃搜集有关农民问题的文件，加以研究，根据中共一九二五年一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党如何展开全国性的民众运动”，指出了工人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的：“在于争取这个革命的彻底胜利后，把它引向无产阶级革命，同时指出了农民是工人阶级的主要同盟军，必须尽可能的组织农民，进行政治及经济的斗争，因而必须普遍的组织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以反对地主政权和地主武装”。这个农民问题，过去未为中共所重视，直至此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加以特别注意，但他们仍认为农民只是无产阶级的主要同盟军。我当时觉得：在中国现阶段革命斗争中，他们对农民力量的认识，仍然是不够的。我认为：农民在数量上占全中国人口的百份之八十以上，甚至现时各阶层各业的人中包括工人在内，也多是农民出身，因此，中国革命必须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和参加，才有成功的希望，这是无可否认的铁一般的事实。无论你是国民党或是共产党，不管你是民族革命、民主单命、民权革命或是无产阶级革命，都不能脱离这一巨大无比的农民力量。
那么，要争取中国广大农民来参加现阶段这一“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是当前最主要的工作，农民将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因此我觉得我的任务极有意义，而且很重要。我对农民问题得到了这个结论，就怀着兴奋而又喜悦的心情，于六月廿一日乘搭粤汉铁路的火车赴韶关。是日下午五时到达韶关后即前往省农会北江办事处接洽。是晚与办事处负责人侯凤塀、卢克平及曲江农会负责人陈果强（上述数人都是农民部特派员）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我先到乐昌协助陈德钊开展乐昌县农民协会的组织工作，并负责指导仁化县农民运动。
翌日晨早起程去乐昌，於晚上六时才到达了我的故乡——乐昌县城，便立即到民团局与陈德钊同志晤面。我们隔别了将近四个多月，又在故乡重叙，而且共同工作，自然是喜不自胜。
当晚我洗过澡后，即与陈德钊同志同到一间小酒家吃晚饭，正是：杯酒言欢，畅叙旧情，并听他叙述过去的工作情况，直到深夜，才尽欢而散。次日一早，我就独雇小舟，回家省亲，稍事勾留，即回县城。是夜我和陈德钊同志应乐昌民团局长李傅楷之邀宴。席上他对我回乐昌工作，表示极为欢迎，允以全力支持，并要求我利用时间为他整训现有之民团，以为将来革命之用，他这种无私精神和诚恳的态度令我感佩。
李局长虽是前清拔贡，伹思想开明，当中山先生组织中华革命党时，他就是党员之一，被派来乐昌发展组织，又曾任乐昌民选县长，卸任后，便留在家乡，因他是本县大绅，具有实力，外来官吏皆必须利用他的实力来维持地方治安，故任本县民团局长有年。後来乐昌农民协会的发展，赖他的助力不少。
北江地区横亘着五岭山脉，位连湘、赣之边，这一带大部份是起伏不断的山峦，地形险要，由赣入粤，经梅岭关至南雄，沿浈江南下；由湘入粤，经蔚岭关至乐昌或经坪石，沿武水南下至乐昌；浈、武两水汇合於韶关成为北江，故韶关为北江之枢纽，从来为军事要地，现虽有粤汉铁路贯通南北，但仍不失其军事要地之价值。
北江农民都具有中国农民的劳动朴实的品质，他们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因为土地并不肥沃，而耕作技术又十分保守，所以长年都生活在穷困的日子里，吃的是青菜饭和杂粮，穿的是破烂布衣，住的是泥土筑成的古老房屋，中国传统的“乐天知命”的思想保持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根本就不会自发地从事一项要求改善生活方式的行动。
北江的可耕地面积很少，而且很分散；拥有二百亩以上土地的地主为数很少，多半是十亩至五十亩的自耕农。他们的生活虽然比较普通农民好些，但由於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及中国社会的变乱相袭，农村的经济破产，正如中山先生所说：只有“大贫和小贫”的分别而已！
少数的豪、绅是农村中的特殊阶级，他们与贪官污吏相勾结，朋比为奸，把持着地方政权。国家的粮赋和捐欵，全部分派给小商人及穷人负担，他们不愿拿出分文，还要从中窃骗。
属於人民大众的教育基金、义账基金、积谷基金等等，他们可以随意侵吞，巧取豪夺，纵情浪费。农民稍有异言，小则破产，大则亡身。同时，有些劣绅，常在乡间利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制造争讼，使人倾家荡产，而他们却从中渔利，藉此来增加他们在农村中的权势。至於放高利贷和藉故强夺民产……亦为地方土豪常做的事。
农民耕种着地主的土地，每年要将土地收益的百份之三十至百份之五十，缴纳给地主作田租。每逢节日还要送礼孝敬地主，有时还要无条件为地主义务劳动。许多刻薄的地主常利用他们剩余的粮食和金钱，在青黄不接的夏荒时候，将粮食或相等於粮食价值的金钱，作高利贷贷放给农民。最普通的是在夏荒时借一担（一百斤）谷子，秋收后即要还一担半（一百五十斤），仅仅三四个月的时间，利息就等於贷金的百份之五十。
有些有田契或屋契作抵押的贷欵，年息亦达百份之三十六以上。农民终年辛勤，秋收后所得的谷物，除了缴付地租和利息外，便所剩无几了。
农村中流行着一首民歌：“农民收了谷，家中无粒粟，田主家里堆满屋！”这首充满辛酸血泪的歌詞，正是当年中国农村社会的最好写照。
农民在秋收后，必须以收获的谷物去换取日用必需品，如油、盐、火柴、布匹等。因为运输困难，农民无法将谷子运送到城市中去售卖，而且穷苦的农民很少有储藏粮食的谷仓，只好忍痛的卖给附近的豪绅地主及收买的小商人。
贪婪的豪坤地主们，利用他们的金钱势力，故意压低谷价，大量收购廉价的谷米；到夏荒时，又以超过原价百份之七十或八十的高价卖给缺粮的农民。无钱购买的农民，只好忍受着高利贷的剥削，这样循环下去，许多农民便成为终身负债者。他们的劳动力也永无止境的被剥削下去了。
农民并不心甘情愿的忍受这种无限无制的剥削，他们心中早巳隐伏着愤怒和怨恨。可是他们缺乏积极的革命性与组织性，如果没有外在的力量来冲击起他们内在的反抗意识时，他们不可能也无力量来掀起一次惊天动地的革命运动。根据中国的历史，每一朝代，都曾发生过农民的革命运动，但是每一次的农民革命运动，都是由中产阶级或知识分子首先发难，并不是农民自己所主动；北江农民运动的开展情形，也是如此。
因此，这一阶段中的国民党的农民运动，可以说全部为共产党员所包办。中共老党员林祖涵，当时便是中央农民部的部长，中共为了实际掌握广大农民，适应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提出农民运动的口号，那便是：“反对豪绅地主压迫，厉行减租减息，实行耕者为其田！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民生活！”
这些动人的口号，虽然当时农民运动的手段还温和，但在农民看来，已经是非常满足了。
北江区包括了清远、英德、佛岗、曲江、翁源、南雄、始兴、乐昌、仁化、乳源、连山、连县、阳山等十三个县，全区的工作领导由设于韶关之广东省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负责，北江办事处由负责曲江盟运的候凤埠、卢克平等兼顾。北江的工作重点放在粤汉铁路沿线之清远、英德、曲江、乐昌四县，为了工作的联系，各县农运之特派员，每月均定期到韶关开会一次，北江的农运工作，便由此而蓬勃的展开了。
广东农民协会的组织系统是这样的：省农会——县农会——区农会——乡农会——村农会。
农民入会时每人缴交会费银圆二毫，入会后由县农会每人发给铜质证章一枚，作为会员之凭证。
各级农会均有会旗，旗的大小代表农会的等级，旗的特征是旗杆尖端的红缨之下，有一面绣有镰刀斧头的小红旗，这一小红旗约等于大红旗的二十份之一，小红旗下面便是大红旗，旗的正中绣有一张中国农民惯用的犁，犁是白色的，红白相衬，互相辉映，鲜艳夺目，红是象征革命热情，白是象征纯洁无邪，它的标志，很明显的表示出它的代表性，大旗之上的小红旗，使人一望而知是共产党。
乐昌农运工作，陈德钊筹备了三个多月，仍是“乐昌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一块空招牌，而且是附设在乐昌民团局内。民团局本来是豪绅地主操纵地方武装势力的指挥部，是我们的革命对象。虽然乐昌县民团局的情形有些特殊，因为李傅楷局长思想进步，他不特不反对革命，而且赞助革命，但农民协会的招牌挂在民团局内，难免不使人发生怀疑。同时还有一件令我惊奇的事，乐昌竟没有国民党的组织。我觉得以乐昌纯朴的民风，若没有一个合法的公开机关去发动工农运动，人民会畏缩不前的。我想起了先贤有一句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一点，陈德钊同志是没有理解到这个问题的。所以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都徒劳无功。为着要迅速展开工农运动，我觉得必须首先组织国民党，成立乐昌县党部，从而掌握住这个国民党部，利用国民党名义，以推动工农运动，这样就事半而功倍了。我经过慎密的考虑后，立即约同乐昌县长曾昭声、民团局长李博楷及陈德钊等发起召集地方各界举行一次组织国民党筹备会议，适於此时，乐昌籍在广州读书学成归来的学生丘剑一、朱节山等（他们都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正好共同参加这一工作。
第一次筹备会议在七月二日举行，出席的有二十余人。会议由曾县长主持，李傅楷也在会议上发言，他说：“自中华革命党改组后，乐昌党务即已解体，现在龚、陈两同志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来乐昌工作的，关于本县组织国民党及成立县党部等项工作，自应急不容缓……”。我继即说明：国民党改组后的“联俄”、“容共”、“扶植农工”三大政策的意义，虽然中山先生今年（一九二五）三月在北京不幸逝世，但国民党领导下的广州革命政府仍有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诸先生继续领导，遵循中山先生遗教迈步前进，俄国政府亦仍继续援助中国革命事业，国民党正在不断的进步发展中。希望我们大家共同为革命而努力奋斗。
经过大家热烈发言之后，即席选出曾昭声、李傅楷、朱节山、陈德钊及我五人为筹备委员，出席这次会议的人都纷纷登记加入国民党，并分别负责征求党员。旋於七月十二日召开党员大会，出席的党员共有三十八人，即席选出：朱节山为常务委员，曾昭声、李傅楷、陈德钊、谭军略、龚无害、丘剑一为委员，我为监察委员。乐昌县党部即日宣告成立，并以乐昌公局为中国国民党乐昌县党部的会址。
此次选出的党部委员除曾昭声、李傅楷外，其余的均是共产党员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且在会后在国民党员中我们又吸收了四个青年团员。
国民党县党部成立之后，我们就积极展开群众运动，由朱节山负责学运，陈德钊负责工运，我负责农运，丘剑一、龚无害负责党务，谭军略协助李傅楷整训民团，以加强民众武装力量。从此县党部便给我们掌握住了，为我们所利用了。
关于乐昌农运工作之开展，我们首先遴选了知识青年李光中、杨高林、谢××（以后被杀〉参加工作，按着又有白铎声，李家源两位积极分子参加我们的行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粗布短衣，深入到农村去，先找寻一两个农民作个别谈话，继而发动十人至二十人作集体宣传，每到一村均注意吸收积极的青年农民参加工作，并告诉他们怎样组织农会，怎样造名册，向他们宣传参加农会的好处。
我们组织农会首先是成立村农会，有了两个以上村农会的地区即筹备成立乡农会，若有两个以上乡农会的地区即成立区农会，由于农民的热烈参加，所以农会很快的普遍发展起来了。
当农运开始时，有些狡猾的豪绅便想加入农会，企图从中操纵，但为农会所拒绝。另有一部份老成持重的较为富裕的农民，对农会则心存观望，所以农会的会员除少数系知识青年之外，其余绝大部份都是贫苦农民。农会成立之后，乡村政权便落在农民手里，他们就实行减租减息运动。以前心存观望的农民眼见农会势力日益壮大的时候，便要求参加农会了。那些豪绅地主们，因权力被剥夺自然是大表不满，但他们面对着庞大的农民组织力量，却敢怒而不敢言，也不敢有任何行动。乐昌的农运因而得以和平发展。从一九二五年七月起至一九二六午三月，在这短短的八个月中，全县成立了八个乡农会，五十七个村农会。
工运方面，也成立了船员工会、店员工会、理发工会等。
乐昌县全县人口约十五万人，加入工会和农会组织的男男女女达二万余众，无疑的，共产党的势力已遍及到全县每一个角落。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下旬，广东省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全省代表大会，会议地点是在文明路中大附中礼堂举行。我被指定出席这一次大会。
代表大会由陈延年、任卓宣、沈宝同等主持，会议连续达三天，在政治报告中，强调要保持与国民党紧密合作的革命联合阵线，特别是组织及团结广大工农群众路践外，并指出了过去一年来团的工作的错误和缺点，如“只注意学运，忽视了农村青年工作”等等。至于决议案中主要的有“开展农村青年运动，吸收青年农民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提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口号。
大会结束后，我本来是以国民党乐昌县党部代表资格出席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只可惜我病了。所以没有出席这一次大会，至一月中旬我才病愈返回北江。
仁化县的农民运动，原有仁化县籍的工作同志蔡正文负责，但由於该县国民党党部为地方豪绅所把持，所以工作受到阻力，致使成绩不大理想。
我於二月初前往视察，当时该县只有附城及董塘两个乡农会，该两个乡农会拥有十二个村农会。我们经过一番检讨，认为农会发展缓慢，主要原因固然是缺乏干部，其次是我们还没有掌握住国民党这块正统招牌，亦为重要原因之一。为了解决干部问题，遂由各乡村农会选拔优秀青年出来，分派赴长江、扶溪、城口三个大乡推动工作。我随即与蔡正文同志亲到董塘、石塘一带乡村分别召集村农会大会，并分访当地知识青年，连开明地主也去接触。我们争取了不少知识青年参加工作。
在这期间，有一件事令我最难忘，就是石塘村李家一位大地主，他拥有步枪二十余枝，并有可容五百人的水寨一座，他竟慷慨地无条件的全部献给农会使用。对於减租、停息，他也首先实行，似此开明地主，可说是极之罕见。
当我离开仁化返回乐昌之后，仁化董塘乡农会的农民则积极起来向地主实行减租及停止付息，因而与该乡沥连村之地主发生武装冲突，双方互有死伤。我见情势严重，二月中旬，遂赶赴仁化，协同该县刘县长及该县国民党部常务委员刘玉堂进行调解，尚幸双方均肯让步，冲突事件总算平定下来，但已种下后来互相屠杀的恶果了！
二月底，我们在北江办事处检讨工作时，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掌握住国民党党部的地方则工农运动较为顺利。因此，我们要求各县工作同志在工作中必须尽可能的以团结国民党左派打击右派的策略，分化国民党内部，争取掌握国民党各级党部的控制权。运用这一策略，后来在各县都能得到相当有效的工作成绩。
广东农民协会（以下简称农会）至一九二五年底，组织工作已全面展开了，惟农军的编组，尚停留在准备阶段，广东省农民部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始派来了一位黄埔军校姓朱的第一期生（梅县人），带同黄埔生李资等到韶关筹办北江农军干部训练所，以造就农军初级干部，由农会北江办事处通令各县农会选派优秀青年送入该所训练，各县农会接到通令后即发动青年热烈参加。於同年三月一日第一期学生入学，共有学生三百二十人。原定训练计划为期一年；但因各县农军编组急需干部，乃提前於是年十月底毕业，毕业学生即分派至各县充当农军初级干部。第二期的学生亦於十一月一日开学。
关于农军的编制，以分队为最小的单位，由八至十二人编成，每村编一个分队至一个小队，每乡编一个小队至一个中队，每区编一个中队至一个大队，大队为农军编组的最大单位，受县农会军事部直接指挥。
农军的训练：已编入农军士兵的农民，不脱离生产，他们的训练，因为各地环境不同，总以利用农暇时间为原则。以乐昌而言，农军的训练时间，是每日下午六时至七时，星期日下午四时至七时为集训时间。
农军的训练科目：着重于射击及利用地形地物等分别战斗教练。
农军的装备：初期接收了各乡村民团的武器——步枪，这些步枪种类复杂，包括有德造七九、粤造七九、六八，日造六五（三八式）及川田式等旧式步枪，每枪子弹不足一百发。因枪枝数量极少，每分队仅有二、三枝或四至五枝不等，平时集中於村农会，训练时轮流使用。
农军的任务：初期接替了地主豪绅的民团，维持地方治安，但与民团相反的是它专反抗豪绅地主对工农运动的镇压活动。
乐昌的农民自卫军，如上述的情形组成。迨至一九二六年七月编成了八个中队（约有一千人），另外还有乐昌民团局一个中队，配备有德造七九步枪六十枝，驳壳（盒子炮）手枪四枝。
其余北江各县，如：清远、英德、曲江、仁化，均有相当的成绩。
七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在广州召开全省扩大会议，我偕同乐昌县农民协会代表杨高林、邓水石、薛仰圣等出席参加，这次会议开了五天，陈延年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说明当前的政治形势；他认为北伐军已开始胜利前进，国民革命已进入胜利阶段，但我们必须更加提高警惕！防止反革命的破坏，确保与国民党的民族革命统一阵线的团结。继由省农会罗绮园报告全省农会的概况。然后由阮啸仙、任卓宣等分别轮流主持会议。
讨论关于发展农会，扩大农军编组，实行减租减息等等问题。
大会结束后，罗绮园约我於是日上午十时到省农会谈话，我依时到达省农会时，他巳与阮啸仙同志坐在会客厅里候我，他们一见到我，便起来和我握手。
阮啸仙同志喜气洋洋的称赞说：“龚楚同志，你这一年来的工作表现很好，现在除了彭湃同志直接领导海陆丰农运工作成绩顶好外，要算你们北江的工作最好了！你们的工作成绩，连我们省农会直接领导的中区各县农运都此不上哩！”接着又说：“罗绮园同志是负责军事部的，关于如何武装农民，如何扩大农军组织，如何争取时间在最短的期间内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因为你是军人，对於这些问题比较熟悉，所以罗同志特地约你来研讨。我因有特别的事要辨，请于罗同志详细具体地作出决定性的研究”。他说罢便走了。
罗绮园身材短小，年约三十余岁，有深度近视眼，脸色白晰，态度严肃，样子是个文弱书生。他当时很郑重的对我说：“自今年三月二十日发生中山舰事件①之后，
①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是中共党员，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接到海军学校副教育长欧阳格利用校长室电话，命中山舰开入黄埔接载蒋校长，当该舰奉命驶近黄埔时，则有人密报蒋，谓中山舰叛变。蒋即下令戒备，并命中山舰立即停航。随即到李芝龙寓所将其拘捕，同时并收缴广州市工人纠察队武装及俄顾问卫士枪械。所有在黄埔军校及第一军工作的中共党员一律奉命离职，集中黄埔听候处置。事件发生后，俄顾问便自动离粤回国，汪精卫亦因此而出洋。迨至四月十四日李芝龙获释后，旋又下令通缉海军临时总指挥欧阳格。由此便造成蒋氏独揽党、政、军大权的局面。
接着国民党于五月十五日召开第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党务整理方案①。主要内容是：确立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并规定跨党的党员不得在国民党中央任部长级职位，各级党部委员人数亦不得超过三份之一，致使本党同志谭平山、林伯渠等均已辞去部长职。目前本党的对策是：团结左派，抑制蒋介石，打击右派。将来的演变如何，甚难预料。因此我们在这期间必须积极武装工农，尤其是扩大农军组织，以最快的步骤训练成为劲旅，随时准备应变……”。
①党务整理案，是调整国共合作的关系，确立国民党的领导权。 其主要内容是：
（一）跨党党员不得担任部长级职。
（二）各级党部委员不得超过总数三分之一。
（三）设立国共两党联席会议，，所有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及中共对国民党内党员之训令，均须交联你会议通过。
（四）在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名单须交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
（五）汪精卫领导权由张静江代替，张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谭延开接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蒋介石接长组织部长。
我当时很率直的答覆他：“发动农民参加农军并不困难，最困难的有三点：一、枪械缺乏；二、军事干部太少；三、没有政治干部。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关于械弹补给，我问他：“能否请俄顾问鲍罗庭转请苏联供给？”他说：“此事己请求过了。但苏联方面因不愿意开罪蒋介石，要保持与国民党合作的局面。所以农军枪械惟有由各县自行想办法购买来补充。至于军事干部，可加强北江农军干部训练所，政治干部可商请驻韶关的国军教导师师长陈嘉祐协助筹办训练，因陈师长是国民党左派，与我们有紧密的合作，他一
定能够协助。我今天就写信介绍你回到韶关时和他接洽，该师的政治部主任是本党同志，一切事情你不妨多与他商讨”。
我和罗绮园的谈话至此结束。是日，我带着罗绮园的介绍信，返抵韶关便与陈师长会唔，经过几次商谈，他对于开办政治干部训练班问题，一切人力物力及经费等都肯负责，但学员则须由我们北江办事处选送。关于农军械弹问题，他亦答应尽量设法。
北江政治干部训练班得到陈师长的帮助，由该师政治部负责，於十月开办，第一期学员有二百人。这些学员后来都是农军的政治干部。北江农军的组织由此逐渐建全起来了。
一九二六年五月至八月是国民革命军由广州从事北伐的时期，除第一军入闽外，其余所有第二、三、四、五、六各军均经韶关、乐昌入湘。当时粤汉铁路南段，仅由广州通至韶关，军运可利用火车；由韶关经乐昌入湘，既无铁路交通，亦无可行汽车的公路，北伐军均由陆路徒步行军。国民革命军连队以上均设有党代表，他们多是黄埔军校政治科出身，而且多数是共产党员，他们在行军时都先行发动群众，而各地农会亦自动地踊跃的帮助国军运输军需粮食，农军负责保卫后方治安，使北伐军无后顾之忧，顺利北上；北伐军胜利的消息亦很快的传播到后方，振奋了民众的革命情绪。八月初，蒋总司令及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北上，道经韶关乐昌，我便发动群众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蒋总司令及加伦将军，虽是戎马悾惚，亦很欢愉的出席群众大会，接受民众的欢呼。那时的蒋总司令，身穿布质蓝灰色戎装，精神奕奕，当他向群众致词时，简短而有力，使民众不断的欢呼，掌声雷动！
这种军民合作，连成一片的情形，是中国自古以来从所未有过的现象，在这种民气沸腾的时候，我们便号召民众支持北伐，武装自卫及购买枪械，充实装备的工作。这一号召，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拥护，所以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乐昌各乡村农会，均将往日豪绅们用于祭祀、酬神的祠堂、庙宇公款，提出来作为购买枪械之用。在这期间，乐昌发生了两件很不愉的事件。一是民团局长李傅楷在坪石镇被湖南大土匪胡凤璋杀害，丧失了一个国民党老同志。二是乐昌县长曾昭声被调职，亦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合作得来的开明行政官。最后，选派了一个腐败的刘应福来接任。
新来的乐昌县长刘应福，云南人，年约四十岁，身材短小，脸带黝黑气，一望便知是个抽大烟的烟精，唇上留有短胡子，眼睛小而稍陷，看人时不断的溜动，令人一见而知是一位工于心计的狡狯之徒。他于接任视事后约一个星期的一天晚上，在县府衙内容厅，设宴招待我们，我们应邀到达后，他即将所珍藏的书画给我们欣赏，表示他是一个风雅的饱学之士。按着他便举杯劝酒，态度诚恳，状极愉快。那天我适患胃病，他发觉后，立即请我随他进内室，室内设有吸鸦片的烟床、烟具，对我说：“我备有上等云南的枷楠烟膏（枷楠是一种名贵的止痛提神中药材），你睡下抽两口，就可立刻止痛了”。我那时正值年少气盛，而且生平最讨厌抽大烟的人，所以我毫不留情的对他说：“刘县长，我们都是国民政府领导下的革命同志，抽大烟是最腐败的行为，你这番善意，请恕我不能接受，同时我还希望你能戒除这种恶习”。当时他不但面红耳赤，而且怒形于色，但眨眼间又脸带笑容对我说：“你的话很对，我对此并无嗜好，不过备以疗疾而己，我们还是出去喝酒吧”。在他那种怒而反笑，恨而反亲的奸滑态度及殷勤招待下，我只得维持着和洽的气氛以至席终。但是，刘县长则对我怀恨於心，由此就种下了祸根。
我那天晚上回到宿舍之后，想起了今天对刘县长的态度，深深的感到自己的冲动和鲁莽。因为他要我抽大烟的动机是善意的，他虽然不是什么革命同志，更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到底是一个县的行政官，我不应该以对同志的态度来对待他。
何况我们正想利用他，我这样的伤害他的自尊心，恐怕将来对自己和乐昌今后的革命工作都会遭到不利影响，一念及此，甚感后悔。但我却没有设法去弥补这次过失，当时可能是自尊心太重所致。但我亦未将此事宣扬，只是和他保持着相当客气的态度。谁知我竟因此事而坐了三天的牢。
是年冬，十一月初，我偕同乐昌农会同志杨高林、薛仰圣同到广州购买枪械，随身备有省农会北江办事处的证件。我们到达广州后，住在西湖街西湖旅馆，向第六军后方买得粤造七九步枪二十枝，子弹二千发，正准备於次日乘粤汉路车北运。
讵料我们睡至午夜，突遭广州市公安局的侦缉和警察所的拘捕。
当时我们曾出示证件和说明身份，但他们竟置之不理；当晚即被拘禁在严重罪犯的监狱内，且禁止对外通信。
我们三人被拘禁的监狱，是一间密不通风的小屋，犯人大小便均在室内，臭气熏天，室内设有碌架床，但早已有五个犯人住着，我们每人分配得一个床位，空气污浊不堪。在愁容相对时，我们研究这次被捕的原因，怀疑到是国民党要消灭共产党的行动，要取缔工农武装的政策。我们这种忖测，如果是真的话，那么，我们的命运很可能会为革命而牺牲了。可是我们并没有因此有丝毫恐惧，大家皆泰然处之，静侯事件的发展。
时间过得很快，眨眼间便是三天。三天后上午九时，突然有个警官到来释放我们，并请我们到督察长室去，当我们踏入督察长室时，即见到省农会的一位同志和督察长同坐在一起，他见到我们便立即站起来，督察长分别和我们一一握手，并以误会两字向我们道歉。
我们一声不响地走出公安局，即与我的同志到省农会去。
对於我们被捕的事，省农会罗绮园同志对我说出了真相。
他说：“这件事是乐昌县长刘应福串同国民党右派分子搅的，他们通知公安局，指你们为运械的罪犯，局长不查真相，便将你们拘捕了。后来公安局发觉你是中央农民部特派员，便即通知农民部及省农会，我就去民政厅找陈树人，陈即通知公安局放人，这才将你们释放”。
他又告诉我：“国民党内部，自今年五月举行二届二中全会后，造成了蒋介石将军独揽党、政，军大权，成为名实相符的国民党最高领袖，他充份表现出军人的独裁作风，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分子，多已对他不满。在广东的国民党和各省市党部代表，曾在十月间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他们一致反对张静江，主张欢迎汪精卫先生回国主持国民政府，藉此来压制蒋介石。
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正走向分裂之途，本党联合左派，打击蒋介石右派的政策，已获得初步的胜利。关于本党方面，今年一月的第四次大会及三月举行的四届三中扩大会议，均没有提出分配土地给农民的土地革命政策，对于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党务整理方案又采取了忍让妥协政策，致使党内许多同志对党中央大表不满。特别是广东省委会同志，如谭平山、陈延年、彭湃及我们等”。
他又告诉我“目前我们不仅要提出实行土地革命，将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口号，争取农民群众站在我们这一边来，并且应该抓紧北伐时机增强自己的武装实力，准备夺取广东政权。你回到北江后，一方面要握出土地归农民的口号，提高农民的斗争情绪，另方面要加紧扩大及训练农军，随时候命行动”。
我听了他这一席话，觉得他们对农军的实力估计过高，因当时的农军，人数虽多，但械弹缺乏，且未经严格训练，等于乌合之众，用作镇压豪绅地主则有余，若与正规军作战，实在言之过早。
我稍加考虑后即对他说：“现在的农军无论装备、训练、干部等等问题，均未到可用之时，请你注意并设法补救”
他听了很不高兴，立即对我说：“这是你不相信民众力量的机会主义观点，须知只要民众的革命情绪提高了，即使是赤手空拳，也可以暴动夺取政权，何况你们已将民众组织起来，也编成了农军，你应该坚定的依照我们的指示，领导北江同志，一致努力，完成党交给你们的任务，切勿畏首畏尾，贻误革命事业”。
他这种盛气凌人的命令式口吻，使我十分反感。但我忍受下来，因我是军人出身，知道服从的重要性，我只好说：“我一定遵照你的指示去做”。
他见我不再反对，就送我出门，说声再会，握手而别。
我回到寓所，便将罗绮园对我的指示向杨、薛两人作了一次简短的传达，并对他们说：“广东的上层领导同志，心理上已有夺取广东政权的积极企图，但在行动上则没有切实的加强工农的武装，徒托空言，於事无补。我们回去必须加紧准备，否则，将来可能遭到重大的损失”。
他们听到省农会对农军的枪械无法补充，要自己另想办法，表示失望，但他们对革命的前途仍是充满信心。
十一月中旬，我们三人带着买来的二十枝步枪和子弹，乘粤汉车返回韶关。
翌日，我去拜访陈嘉佑师长，请求他抽拨三百枝步枪以装备乐昌农军，并申明给予相当代价，将来北江农军在革命战争中亦必受他领导和指挥。他听了高兴之极，立即命师部军械处长将库存旧步枪中挑选了二百五十支精良的和二万发子弹给我。只收了我们三千元银洋。
有了枪不愁没有人，我们立即由乐昌调集了二百名徒手农军到韶关搬运这批枪械，并发给各乡农军使用。
自此，北江的农军便日益壮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