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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编 中央苏区的末期
第五章 中央苏区瓦解了
战争是要靠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持的,当时中央军区直接指挥的军队尚有二万三千多人,江西、福建、赣南三个军区,亦有一万三千多人,合共起来则有三万七千人之多,装备虽不如野战军,但力量尚属非小,比诸朱毛初到闽赣边区时要强得多,亦比诸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兵力差不多;但由于红军主力的突围以及苏区经济的总崩溃,士气民心都已受到极大的影响,每个人都似有大祸即将临头的旁徨心情。我是这个地区最高军事指挥部的幕僚长,对于今后军事供应问题,不能不作一个切实的研究。当时由司令部召开一次闽、赣两省党政高级干部会议,检查了苏区内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情形,特别是存粮还有多少?当时统计的数字令我吃惊!人力已无可动员了;物力,全部在现有军事组织之内,此外亦无可利用;粮食,以三万七千人计算,仅能支持两个月的供应。
会后,我在百忙中亲到长汀、瑞金、云都三县地区去视察,所见到的是凋零、凄惨,一片荒凉,到处风声鹤唳,充漏了日暮穷途的失败现象,令我非常失望和痛心。我们中央军区司令部所存的现金只有十万元,是中央军区成立时,党中央发下来以备必要时开支的,两个月后,我们怎样支持下去?我和项英、陈毅三个人从新研究这个迫切的问题,我们在无法中,决定将全部苏区红军包括各省军区独立团整编为五个师,一个野战炮兵团,一个教导团,放弃苏区,继续突围,追随野战军的路线西进,准备与野战军会合,集中行动。并将这个计划以无线电报向正在流窜中的中共中央请示,很快的便接到中央的覆电(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旬),内容如下:
一、鉴于野战军突围受挫经验,中央军区应立即放弃突围计划,而将部队分散游击。
二、闽、浙、赣区(中央苏区在内),成立党中央分局,该区党政军由项英负责。
三、以龚楚率步兵一个团,配足电讯器材,突围转移至湘粤桂边地区,收集野战军遗留部队,建立新根据地。并在该区设立本党中央分局、苏维埃政府、及红军总指挥部,该区之党政军事宜,即由龚楚负责。
同志们见到党中央对我如此信任,给予我以独当一面的党政军大权,以为是莫大的荣幸。但我对这些高级的名位,并不感到荣耀;反而感到责任更加重大,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挫折。
毛泽东以中央苏维埃主席之尊,也屡遭开除中委、警告及留党察看的处分,那便是最好的榜样。因为我们的命运,并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那高高在上的苏俄顾问及政治保卫局的特务手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受那些魔鬼支配呢?
项英接到这个电报后,表现得很徬徨。他对我说:“我们指挥着五个师的大军,你走了我怎样办呢?”我对他说:“陈毅同志虽然不是军人出身,但他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可将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同志调来司令部工作,就足以领导了。况且以后作战以游击战为主,尽可能避免阵地战,军事问题或许比较简单了”。他表示中央既有指示,只得照办。并很客气的让我挑选红军中装备优良的部队,二十四师七十二团(约一千二百人)和两座无线电台人员,配足通讯器材,带了一万元上海实业银行纸币作经费,离开中央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会昌县属西江市)向湘粤桂边区进发。
红军主力突围后,国民党军事当局仅派湖南之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及调动围剿苏区之薛岳、周浑元两个军跟踪追击,其余围剿苏区的军队均未调动。并派顾祝同为江西绥靖主任,蒋鼎文为福建绥靖主任,陈济棠为广东绥靖主任,继续其碉堡围剿进攻政策,分区清剿。他们调整部署后,由一九三五年一月起开始清剿工作。由于苏区红军战意消沉,又缺乏粮食,且采分散游击之计划。当国军大举进攻时,除了江西军区曾予坚强抵抗外,其余红军部分散游击或潜伏保存实力,避免与国军作战。由一月至三月这一期间,中央军区红军及地方武装被国军搜剿消灭甚多。二月间,江西军区之残部由曾山率领分散潜伏于东固山区,三月初旬,赣南军区之红军千余人由蔡会文率领,向南突围,被粤军截击,伤亡惨重,仅存三百余人,流散至湘、粤、赣边区游击。闽、浙、赣区红军总指挥(中央军区改称),项英及政治部主任陈毅率领红军二十四师之一部于三月中旬流窜至粤赣边区之猷山(又名油山),以后就潜伏大庾山脉山区。
福建军区之红军,由张鼎丞、邓子恢、钟循仁等领导,潜伏于武夷山区。
至此,中央苏区已无大股红军活动,苏维埃政权全部被摧毁了,国民党第五次围剿苏区的军事至三月底亦宣告结束了。
该区红军残余部队,待至一九三七年国共再度合作抗日后,编为新四军。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旬,我以湘、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领着一支一千二百人的队伍,逃开了国军的主力封锁线;沿着云都、会昌边境大山,经马岭、牛岭至信丰之铁石墟;再经猷山,转出梅关、南雄间,进入北山;沿途经过了三次战斗,突破了小股敌军和地方团队的阻截,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到达湖南郴县之黄茅。
在黄茅休息了三天,建立了当地的秘密组织。然后,缓缓地继续前进,经桂阳、临武、蓝山、江华,转入广东连县边区。
我每到一个地区,便积极进行收容和联络工作;并将当地党的组织、赤卫队组织、苏维埃政府组织完全恢复或建立起来。两个月的时间,建立了由郴县以西的黄茅至临武以北,转入蓝山、江华、连县边区,长达四百多里,横跨五县广大山区的湘粤桂边区根据地。
我来到湘粤桂边区的消息,迅速的传遍了边区各县,湘南各县的地方党负责人多数亲来联络,或派人请示工作任务。活动于桂阳、常宁、新田间的湘南游击队二百人,也派员前来联络,红军主力西窜时,遗留在湘桂边区永明、灌阳边境的红七军两个团,也与我派往该方面的游击部队取得了连系。那时国军一方面正向红军主力追击,一方面仍以大军围剿中央苏区。
在湘粤区作战的只有湘南保安团,战斗力不强,我们曾两次击败湘南保安团的攻击,一时声威大振,中共在湘粤桂边的武装力量又迅速的发展起来了。
我这个中共湘粤桂边区党政军最高指挥机构,以郴县之天阳山、临武之源头、连县之天光山为基地。由于国军一时无力也无法向这毗连三省的山区进剿,我虽然过着流动性的游击生活,但环境安定,工作清闲、荒岭的夜月,山野的清晨,颇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的时间和空间。
人民对红军进入这一地区,并不像四五年前那么热情和欢迎。红军野战军突围西窜时也曾经过这一地区,人民所受损失,非常重大;因此他们对红军厌恶,自不待言。虽然他们并不敢形诸于词色,可是,无言的反抗和愤怒,更令人痛苦和惶恐。
而我早巳洞若观火的看到这广大人民的一般心情了。
红军中的指战员们,谁不知道中央苏区撤退以前的大屠杀?那种残民以逞的暴虐行为,那种灭绝人性的对付同志的手段,岂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卫局严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动和言论早已丧失了自由,参加革命斗争的人,连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这样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吗?
然而在这种情势逼迫之下,有些人只好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将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给命运,成了一个失去灵魂的躯壳。有些人便忧郁恐惧,终日在愁城中过日子,让无情的现实,残酷地啃噬着他们的灵魂。他们不想脱离黑暗,寻找光明吗?可怜的是,他们全受着特务员的监视,恐怕光明还没有找到,生命便可能先被摧残。
红军中的高级干部,只要稍存半点民族意识,对于高高在上的苏俄顾问,和遥遥控制的第三国际,无不心怀愤恨的。而以改造社会拯救同胞为革命出发点的我,对于中共这多年来的残酷手段,更是深恶痛绝。尤其是与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老同志,他们假如是为了革命而战死沙场,则死何足惜,可是他们的生命竟无辜断送在自己同志手中,想到这里,真令人不寒而栗!
虽然我现在负荷着三省党政军的重任,但在良心上实不容许长此这样盲目下去!
每夜,我都做着可怕的梦,我彷佛看到了千千万万个鲜血淋淋的苏区人民,在痛哭!在呼号!在呻吟!在挣扎!在愤怒!
在反抗!我怀疑这并不是梦呀!我在亲身经历那些惨绝人寰的景象,一幕一幕都呈现在我的眼前,中共在武装斗争短短的八年中间,已经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千万人的死亡,今后若再盲目地错误下去,又不知要惨死了多少人?由于这种心理的发展,我的耳畔似有人说:“饶了我吧!中国再不需要流血的革命呀!”
这种声音,是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呼声!
因此,我决心脱离中共,离开红军!我决定立刻逃亡!
然而,身为一个指挥湘粤桂三省党政军首长,在一班特务员时时刻刻的监视中,在党的组织与各级党的工作人员环伺包围之下,脱离和逃亡,决不是轻易的事。所以我时时都警惕自己:“不要做李明瑞第二!”经过了五天的周详审虑,我布置好了一个严密而决心的逃亡计划。
我将身边的特务员,陆续的派出了六个到各部队作连指导员及排长,名义上是使他们实际掌握部队,防止指战员逃亡;而实际是遣开他们,逃避他们的监视。
然后我又故意拟好几件并不重要的指示,分派给身边党的重要助手,要他们到各地方党部和游击队的基地去联络,这就只剩下四个特务员在身边。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我藉着出席指导宜章县委会议之便,带着一连部队,由临武基地赴郴县的黄茅,这一连红军警卫部队,并不同国家政治保卫局派来的特务员一样,要时刻守卫在我身边的,他们只是在外围保护着我的安全,根本不会监视我的行动。
到达黄茅的那天晚上,我托词身体不舒适,要早些休息,吃过饭便上床睡觉。特务员们也因白天的步行过于疲劳,纷纷睡觉去了。我便趁这时爬起床来,悄然的离开了黄茅这个小山村,向南方的故乡逃去。
我临走之前,写了一封信放床前的台上,给我的政治部主任何君。他已被派赴桂阳和中共县委联络,我在那信上大意说:“何同志!你回来的时候,我以到广东去了,以我一个负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脱离你们而逃,你们该会觉得惊奇?更将会责骂我由动摇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道路的。诚然,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责骂我,这是我错的。但我要告诉你们,中国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真正革命党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在苏俄役使下的卖国党,它定向毁灭国家、毁灭人民,以及毁灭世界人类文化的道路。近三年来,中央苏区的措施,你们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吗?红军主力西窜时对党内干部的大屠杀,你们难道不寒心吗?这些事一向是我所坚决反对的;往年对党的政策曾经勇敢的提出建议与纠正,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可是,听得的结果,是个人被处分,而党的政策依然没有转变过来。今后呢,我还能盲从他们去干杀人放火的勾当吗?我如何对得起国家和人民?更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这么简单的理由,此后请你领导这一支同过患难的队伍;并希望你将我这封信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来检讨一下,倘若是你们对于我的出走还表示同情的话,你们可派人到乐昌长垑村我的家里来找我,我当尽我的力量来帮助全体同志走出这个罪恶的深渊。倘若你们认为我的出走是错误的话,那时,人各有志,请从此一别……”。
山高夜黑,只有天空几点星光,闪烁摇动,点缀这林青茂密的山径,我一步紧一步的向前赶路!到星光曦微时,已经离开黄茅数十里了,回望那云山重叠的湘粤桂边境,不禁使我有无可名状的伤感!别了!这溅满了同志们和同胞们的碧血的莽草长林!别了!这埋葬了我的心的碎片的古岭深山!
(全文完)
第四章 政治保卫局这是最后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