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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编 中央苏区的中期
第一章 红军的干部训练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初旬,红军总司令部在黎川附近召开了一次军事检讨会议,主要是检讨浒湾和李西赵战役的优点和过失,出席的有:俄顾问李特、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龚楚、林彪、赵博生、董振堂、邓平等。
首先由朱德报告浒湾战斗经过:“第四军各部队在攻击时,开展迅速,并能同时使用优势兵力,将敌击溃;五军团增援作战,动作迅速,且能机动地攻击敌人侧背,收到了很好的战果”。
按着由彭德怀报告李西赵战役经过情形:“李西赵战役,使用了第七军全部,和五军一个师;敌军是李云杰、毛炳文、许克祥三个师。七军在最初攻击时,动作很迅速,战斗刚开始,便解决敌军一个团。但敌军占领阵地后,不能乘敌阵地未固,即行强烈攻击,致敌军有构筑临时工事的时间;且因攻击不力,以致到午前还没有将最后一个阵地攻下。龚楚同志是最前线的指挥员,报告敌情不实,影响指挥官对敌情判断错误,致没有将敌人全部消灭,给他们乘夜逃去。还有就是五十八团在战斗中动作迟缓,也是一项必须追究的过失”。
彭德怀这一席话,完全是针对我而发的,他将没有全部歼灭敌人和自己判断错误的责任,加在我的身上,想藉这机会给我一个打击。出席会议的人听了他的话,都集中视线到我的身上,等我答辩。朱德望了我一眼:“情形到底怎么样?龚同志,你自己详细说吧!”他这句话和这个眼色,似在为我声援,意思是“不要怕得罪人,我并不相信彭德怀的话呢!”
于是我站起来,将战役的经过情形详细说明,并且指出:“整个战斗过程中,全军团兵力没有同时作战,是这次没有全歼敌人的最大原因。假如要追究责任的话,这责任要向谁追究呢?七军在战斗时,牺牲了十九师师长李显,和一百四十多个指战员,还生俘了一千五百多敌人和很多弹械,试问五军的战绩又如何?至于五十八团战斗行动迟缓,这是事实,该团团长黄冕昌和我都应该负责;但是,当时由于军部进展过速,电话线路没有构成,致该团脱离了掌握,不过该团的位置就是在总指挥部之下,彭总指挥已有所见,为什么不直接指挥?”这两个反问,问得彭德怀涨红了脸,瞠目不言!
李特问我:“五十八团所派任务是什么?”我告诉他:“战斗初期,该团是本军伏击部署最左翼的伏击队,当敌军后续队占领寒婆岭一带连接的山地,构成了抵抗阵地后,敌军的兵力和地形,均比我占优势,我军因经过一次广大正面的激烈冲锋战斗,且须立即清理战场,处置俘虏,运送伤兵;搬运胜利品等工作;致建制纷乱,不能不重新调整部署。因敌阵地正面是广阔的田洞,从正面攻击,不易接近。而我的攻击部署,是以五十八团为钳制队,向敌正面进攻;全军主力迂回至敌军阵地左侧,向敌包围攻击。军的指挥所,亦移向主攻方向,以致该团一时脱离掌握,而指挥不灵”。他听了我的详细叙述,点头认为满意。
至是全场静默,大家都不作声。最后还是由周恩来出来做结论:(一)李西赵战役,在敌我兵力对比上,敌军占极大优势,我军不能同时使用所有兵力,给敌人有占领阵地起而抵抗的时间,是一个最大的错误。这一错误,彭龚两同志都要负责。(二)关于龚同志报告不实一点,这是彭同志误会所致,不会有不实之处。(三)五十八团战斗动作不积极,龚同志及该师师长黄子荣要负责任;因为战场指挥员必须切实掌握部属,才能适时合宜的运用”。一切彭龚之争的僵局,就因为周恩来用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手法,轻易地结束了。不过,从此彭德怀对我是更加怀恨与不满。
散会后已是深夜十二时。我和林彪同住在一间房里,林对我说:“革命队伍里,想不到仍有赏罚不明,功罪未分的事情,真是奇怪。今晚周恩来的结论,分明是袒护老彭,我不明白,他是党的最高领导者,赣州作战检讨会,和今晚的检讨会,都顾全老彭的面子,真是岂有此理!”他为我发出不平之鸣!
会议过了数天,十二月中旬,我的调职命令来了。朱德召我到硝石总司令部去,他向我恳切的解释:“你不应该与彭德怀闹意见,因为彭德怀和毛泽东是同一鼻孔出气的。这次党中央对你并无处分,而且连黄冕昌也不加处分,都是为了平息七军指战员的不平之气。既然这样,你无法继续在第三军团工作,只好调你到上级干部训练队去当副队长,藉此休息一个短时间。
同时可以学习学习,使理论与经验融合起来。你看好不好?”
我便告诉他:“我正希望有一个机会多学习些革命理论,和军事学识;当了副队长便阻碍了学习时间,我愿意当一个学员”。他马上答应,即提笔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我(红军中的重要人事调动和部署,并不一定经过参谋拟稿,书记缮写、校对,监印和收发这一连串手续的;大都由指挥员和政委写一字条便行了。有时一张极粗劣的纸上便是一个最重要的计划,或是人事调动的命令),这样,我便立即离开了红七军,到瑞金的红军学校里去,开始接受红军干部训练的学习生活。
红军是在不断的战斗中长成的,扩大的;军事政治干部的缺乏自一九二八年红四军成立之日起,即成为一个重要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初期的红军,只能办军工教导队,以训练初级干部。对于中上级干部的补充,只在战争生活中吸取实际经验和教训,来提高军事学术技能。故初期红军干部,除了过去是国民党军校的毕业生外,一般的初级干部的能力都是薄弱的。我在红七军时期,就运用了各式各样的军事学术讲演会、讨论会、研究会、战斗检讨、战役检讨......等,去提高干部的能力。但成绩仍赶不上对干部的需要。闽赣苏区,自一九三二年起正式开办红军学校,以训练初级干部,一九三二年九月,又成立“上级干部训练队”。由此,红军的上级干部才开始有培育的机会。
我是在离开红七军后到上级干部训练队的,那时距结业之期已不到一个月了,为时甚短,但该队的学习生活亦有一谈的价值。
在上级干部队里面,有共产党支部组织,隶属于红军学校的共党委员会。支部之下,分编九个小组,教官与学员混合编组。每月开支部党员大会一次,主要的包括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本党的政策,红军的任务……等内容的政治报告。每星期有一次小组会议,除了讨论上级发下的政治文件外,更注重各个人的学习生活之检讨与批评。因为全体学员都是党员,且在训练期间过着一定的学习生活,没有对外做群众工作,党的生活表现得松弛和枯燥无味,反比不上在红军中那样的积极和紧张。但讨论问题时,发言辩论的精神却很积极;往往超过开会时间,这是因为所有的党员,除少数什役同志外,最大多数都是高级干部之故。
我们的军事学科教材,是苏联步兵操第二部,以讲授、图上作业、野外现地作业的方式实施。政治教育,是用讨论方式,由红军学校发下研究资料,交与学员分组讨论,每组临时推定组长作结论,总结研究所得。
这种自发式的互相切磋,容易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故收效很大。
每天早晨六点钟的时候,我们便起床了。经过一小时的早操后,便是每日八小时的学习时间的开始。晚上还要召开学习生活检讨会,时事讨论会……每一周的晚上,又有晚会(红军学校全体),有各种的歌唱、演奏、幻术等游艺节目。队内起居清洁,营房整顿,统由学员自己处理。与红校各队之间,并有内务比赛——包括清洁、卫生、武器保管等,每星期日员生共同组织检查队检查,经过评议给分。
每周末,出一期壁报,由学员中推选出来的壁报委员会负责主持,广泛的发动学员投稿,每一个学员都能利用这一个园地,自由地发抒对党的理论的创见,学习心得,教育的意见,生活的建议等;这个园地,成为同志间经验与意见交流的场所。
我们的给养,比较红军的指挥员及党政机关都要好些。每周有一次肉食,每日虽全是青菜、豆芽、豆腐之类,但植物油充足,故亦足够营养;在国军地方团队的重重封锁下的苏区,一般红军及人民的生活,均陷于极端艰苦的情形下,有这样的生活,大家都很满足了。
生活、教育,完全采取自发式,发动学员自动遵守纪律的精神,并以生活检讨为辅助。我当时感到这样自动维持纪律的办法,非常进步;自然而然地养成了学员遵守纪律,约束自己的生活习惯。
我从上海到苏区一年多来,每天过着紧张的战斗生活,一旦摆脱了职责与任务,与同学们过着轻松的学习生活,仿佛觉得自己年青了许多,精神非常愉快。
在我们结业的时候,中共便决定将上级训练队,由第二期起,专门训练军事干部,成为以后红军大学学员总队的前身。
红军的政治干部,是在工作中锻练出来的,但因为红军的迅速扩大,需要政治干部更多,以致干部的进步,赶不上形势的需要。当军事上级干部训练队第一期结业时,中共中央当局,即决定成立政治营,成为培养上级政治干部的教育机关。当时我被任为政治营营长,对该营的训育生活,亦感颇有足取之处。
它树立了以后中共军事政治干部教育的生活作风。
政治营的学员,是从红军中现职的连政委、团政委、各级政治部科长、干事、及地方党务机关的中级干部遴选调来入学的,第一期共有学员三百六十人,分编为三个连。
教育的目的,完全在造就政治工作人才,故军事学科仅占全部教程的百分之三十。主要的课程为军队党务,军队政治工作的实施,对官兵政治教育,对民众政治工作,对敌军政治工作,对俘虏政治工作……等。
因为学生中大都是没有受过严格军事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出身的优秀干部,为了养成他们军队生活的习惯,采取了军事管理。但以自发自动的遵守纪律为原则,而以开展生活批评为执行纪律的主要方法。教育方式避免枯燥的课室教授,减少课堂讲授时间,大多采用作业、讨论、问答等方法实施。
“做礼拜六”是中共仿效苏联的办法。每逢星期六下午,所有党政机关各级工作人员及红军指战员,都替人民做两小时无代价的劳动工作。这种制度称为“做礼拜六”。这一时期做“做礼拜六”的制度正在苏区开展。开始发动的时候,苏区内的工作人员无不踊跃参加,我们政治营的员生,当然不能例外。为响应中共的号召,全营员生分编为四十个小组,于星期六下午,由各组长率领到农村中去,直接找到人民家里,帮助群众做工。
所做的事情,大致是砍柴、割草、扒松毛、挑水、舂米、种田……等,不受人民任何的招待和代价。初时人民见我们是官长和学生,不敢给工作我们做,经过了解释后,才给我们做点轻工,如搬柴草、清洁地方等;我们做完了工,就集体回去。等到逐渐习惯后,人民就不再客气了。
因为苏区的人力实十分缺乏,所以我们到达时,各家各户的男女老幼都抢着带我们去做工。我曾做过整菜地、扒松毛、舂米、修路等工作。做工的时候,大家都有说有笑,欢天喜地。
我们也利用了这种机会,来进行群众宣传工作,使教育与群众工作联系起来。我并利用这一机会调查苏区农村情形和人民对中共、对苏维埃政府的观感。因为人民和我们已没有隔阂,他们和她们心里的事情,往往无保留地坦白说出来。一般的说,对苏维埃政府全不了解,他们所知道的是:共产党的政府就是“毛主席”的政府。他们时时顾虑“白鬼子”(指国军)来,因围剿时要杀人烧房子。他们又感觉负担不起各种慰劳的捐款捐食物,且不满意共产党限制粮食数量及收购的办法;更有很多人不满意苏维埃政府的地方干部那种凶狠行为,如严禁无故不许过村探亲留宿的办法。其中一个人告诉我,政府要她做两对布鞋劳军,既没有布,又没有钱,迫得回到娘家去借布借钱,适天黑又下倾盆大雨,便在娘家住了一宵,因此被政府扣留了两日,说时还不断的流下泪来。在这一短期的调查访问中,使我对苏区的人民生活和人民对共产党革命的观感,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红军学校在这一期间,发动了各种比赛运动。计有:成绩、生活、纪律、演讲、壁报、射击、卫生等各项节目,并分为团体与个人两项。这一比赛制度的建立,是教育中的一种进步的措施。
我主持政治营期间,除负起全营的教育实施与管理的责任外,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轮流去参加学生的各项小组会议。
因此,不特能深刻了解每一个学生的思想、能力、学习进步的情形,并且从学生那里得到很多宝贵的工作经验,所以时间虽只两个月,但学生与我个人,在理论与经验上均有很大的进步。
值得提出的便是军队政治工作实施时最切实的方法,便是在战斗紧张时,提出适当的政治鼓动口号:如“这是生死关头,只有硬打是我们的生路,被敌军俘去必被惨杀!”及“敌人就快败了!这是我们胜利的最后五分钟!”……等,可以稳定军心,提高士气,使局势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对士兵的政治和识字教育,最好是利用行军、作战的作业时间,运用巧妙的方法去进行教育,比较在课室操场里教育还易深入。对于动摇敌军军心的政治工作,如:“火线喊口号”、“与国军士兵相约不打枪”、“火线上和敌军士兵谈话,进行瓦解敌军宣传”、“投掷香烟慰劳敌军士兵”……等,也在小组的交流经验中,得到很多良好的意见。这种打破师生界限的教育方式,不是我去教育学生,而是学生自己在教育自己。第一期政治营的学生,不久便遍布在红军和苏区党政机关中,成为日后中共政治人才的主干。
中央苏区红军在进行反国军第四次围剿的后期,曾接到第三国际关于建设正规红军二十万的指示。待反四次围剿战役胜利结束后,即开始研究红军的编组问题,我那时正主持政治营,突接到军事委员会项英的电话,要我立即到红军学校,那时红军学校校长叶剑英(刘伯承已调任红军总参谋长),当我到达时,项英已比我先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