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红军的干部训练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初旬，红军总司令部在黎川附近召开了一次军事检讨会议，主要是检讨浒湾和李西赵战役的优点和过失，出席的有：俄顾问李特、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龚楚、林彪、赵博生、董振堂、邓平等。

首先由朱德报告浒湾战斗经过：“第四军各部队在攻击时，开展迅速，并能同时使用优势兵力，将敌击溃；五军团增援作战，动作迅速，且能机动地攻击敌人侧背，收到了很好的战果”。

按着由彭德怀报告李西赵战役经过情形：“李西赵战役，使用了第七军全部，和五军一个师；敌军是李云杰、毛炳文、许克祥三个师。七军在最初攻击时，动作很迅速，战斗刚开始，便解决敌军一个团。但敌军占领阵地后，不能乘敌阵地未固，即行强烈攻击，致敌军有构筑临时工事的时间；且因攻击不力，以致到午前还没有将最后一个阵地攻下。龚楚同志是最前线的指挥员，报告敌情不实，影响指挥官对敌情判断错误，致没有将敌人全部消灭，给他们乘夜逃去。还有就是五十八团在战斗中动作迟缓，也是一项必须追究的过失”。

彭德怀这一席话，完全是针对我而发的，他将没有全部歼灭敌人和自己判断错误的责任，加在我的身上，想藉这机会给我一个打击。出席会议的人听了他的话，都集中视线到我的身上，等我答辩。朱德望了我一眼：“情形到底怎么样？龚同志，你自己详细说吧！”他这句话和这个眼色，似在为我声援，意思是“不要怕得罪人，我并不相信彭德怀的话呢！”

于是我站起来，将战役的经过情形详细说明，并且指出：“整个战斗过程中，全军团兵力没有同时作战，是这次没有全歼敌人的最大原因。假如要追究责任的话，这责任要向谁追究呢？七军在战斗时，牺牲了十九师师长李显，和一百四十多个指战员，还生俘了一千五百多敌人和很多弹械，试问五军的战绩又如何？至于五十八团战斗行动迟缓，这是事实，该团团长黄冕昌和我都应该负责；但是，当时由于军部进展过速，电话线路没有构成，致该团脱离了掌握，不过该团的位置就是在总指挥部之下，彭总指挥已有所见，为什么不直接指挥？”这两个反问，问得彭德怀涨红了脸，瞠目不言！

李特问我：“五十八团所派任务是什么？”我告诉他：“战斗初期，该团是本军伏击部署最左翼的伏击队，当敌军后续队占领寒婆岭一带连接的山地，构成了抵抗阵地后，敌军的兵力和地形，均比我占优势，我军因经过一次广大正面的激烈冲锋战斗，且须立即清理战场，处置俘虏，运送伤兵；搬运胜利品等工作；致建制纷乱，不能不重新调整部署。因敌阵地正面是广阔的田洞，从正面攻击，不易接近。而我的攻击部署，是以五十八团为钳制队，向敌正面进攻；全军主力迂回至敌军阵地左侧，向敌包围攻击。军的指挥所，亦移向主攻方向，以致该团一时脱离掌握，而指挥不灵”。他听了我的详细叙述，点头认为满意。

至是全场静默，大家都不作声。最后还是由周恩来出来做结论：（一）李西赵战役，在敌我兵力对比上，敌军占极大优势，我军不能同时使用所有兵力，给敌人有占领阵地起而抵抗的时间，是一个最大的错误。这一错误，彭龚两同志都要负责。（二）关于龚同志报告不实一点，这是彭同志误会所致，不会有不实之处。（三）五十八团战斗动作不积极，龚同志及该师师长黄子荣要负责任；因为战场指挥员必须切实掌握部属，才能适时合宜的运用”。一切彭龚之争的僵局，就因为周恩来用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手法，轻易地结束了。不过，从此彭德怀对我是更加怀恨与不满。

散会后已是深夜十二时。我和林彪同住在一间房里，林对我说：“革命队伍里，想不到仍有赏罚不明，功罪未分的事情，真是奇怪。今晚周恩来的结论，分明是袒护老彭，我不明白，他是党的最高领导者，赣州作战检讨会，和今晚的检讨会，都顾全老彭的面子，真是岂有此理！”他为我发出不平之鸣！

会议过了数天，十二月中旬，我的调职命令来了。朱德召我到硝石总司令部去，他向我恳切的解释：“你不应该与彭德怀闹意见，因为彭德怀和毛泽东是同一鼻孔出气的。这次党中央对你并无处分，而且连黄冕昌也不加处分，都是为了平息七军指战员的不平之气。既然这样，你无法继续在第三军团工作，只好调你到上级干部训练队去当副队长，藉此休息一个短时间。

同时可以学习学习，使理论与经验融合起来。你看好不好？”

我便告诉他：“我正希望有一个机会多学习些革命理论，和军事学识；当了副队长便阻碍了学习时间，我愿意当一个学员”。他马上答应，即提笔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我（红军中的重要人事调动和部署，并不一定经过参谋拟稿，书记缮写、校对，监印和收发这一连串手续的；大都由指挥员和政委写一字条便行了。有时一张极粗劣的纸上便是一个最重要的计划，或是人事调动的命令），这样，我便立即离开了红七军，到瑞金的红军学校里去，开始接受红军干部训练的学习生活。

红军是在不断的战斗中长成的，扩大的；军事政治干部的缺乏自一九二八年红四军成立之日起，即成为一个重要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初期的红军，只能办军工教导队，以训练初级干部。对于中上级干部的补充，只在战争生活中吸取实际经验和教训，来提高军事学术技能。故初期红军干部，除了过去是国民党军校的毕业生外，一般的初级干部的能力都是薄弱的。我在红七军时期，就运用了各式各样的军事学术讲演会、讨论会、研究会、战斗检讨、战役检讨......等，去提高干部的能力。但成绩仍赶不上对干部的需要。闽赣苏区，自一九三二年起正式开办红军学校，以训练初级干部，一九三二年九月，又成立“上级干部训练队”。由此，红军的上级干部才开始有培育的机会。

我是在离开红七军后到上级干部训练队的，那时距结业之期已不到一个月了，为时甚短，但该队的学习生活亦有一谈的价值。

在上级干部队里面，有共产党支部组织，隶属于红军学校的共党委员会。支部之下，分编九个小组，教官与学员混合编组。每月开支部党员大会一次，主要的包括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本党的政策，红军的任务……等内容的政治报告。每星期有一次小组会议，除了讨论上级发下的政治文件外，更注重各个人的学习生活之检讨与批评。因为全体学员都是党员，且在训练期间过着一定的学习生活，没有对外做群众工作，党的生活表现得松弛和枯燥无味，反比不上在红军中那样的积极和紧张。但讨论问题时，发言辩论的精神却很积极；往往超过开会时间，这是因为所有的党员，除少数什役同志外，最大多数都是高级干部之故。

我们的军事学科教材，是苏联步兵操第二部，以讲授、图上作业、野外现地作业的方式实施。政治教育，是用讨论方式，由红军学校发下研究资料，交与学员分组讨论，每组临时推定组长作结论，总结研究所得。

这种自发式的互相切磋，容易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故收效很大。

每天早晨六点钟的时候，我们便起床了。经过一小时的早操后，便是每日八小时的学习时间的开始。晚上还要召开学习生活检讨会，时事讨论会……每一周的晚上，又有晚会（红军学校全体），有各种的歌唱、演奏、幻术等游艺节目。队内起居清洁，营房整顿，统由学员自己处理。与红校各队之间，并有内务比赛——包括清洁、卫生、武器保管等，每星期日员生共同组织检查队检查，经过评议给分。

每周末，出一期壁报，由学员中推选出来的壁报委员会负责主持，广泛的发动学员投稿，每一个学员都能利用这一个园地，自由地发抒对党的理论的创见，学习心得，教育的意见，生活的建议等；这个园地，成为同志间经验与意见交流的场所。

我们的给养，比较红军的指挥员及党政机关都要好些。每周有一次肉食，每日虽全是青菜、豆芽、豆腐之类，但植物油充足，故亦足够营养；在国军地方团队的重重封锁下的苏区，一般红军及人民的生活，均陷于极端艰苦的情形下，有这样的生活，大家都很满足了。

生活、教育，完全采取自发式，发动学员自动遵守纪律的精神，并以生活检讨为辅助。我当时感到这样自动维持纪律的办法，非常进步；自然而然地养成了学员遵守纪律，约束自己的生活习惯。

我从上海到苏区一年多来，每天过着紧张的战斗生活，一旦摆脱了职责与任务，与同学们过着轻松的学习生活，仿佛觉得自己年青了许多，精神非常愉快。

在我们结业的时候，中共便决定将上级训练队，由第二期起，专门训练军事干部，成为以后红军大学学员总队的前身。

红军的政治干部，是在工作中锻练出来的，但因为红军的迅速扩大，需要政治干部更多，以致干部的进步，赶不上形势的需要。当军事上级干部训练队第一期结业时，中共中央当局，即决定成立政治营，成为培养上级政治干部的教育机关。当时我被任为政治营营长，对该营的训育生活，亦感颇有足取之处。

它树立了以后中共军事政治干部教育的生活作风。

政治营的学员，是从红军中现职的连政委、团政委、各级政治部科长、干事、及地方党务机关的中级干部遴选调来入学的，第一期共有学员三百六十人，分编为三个连。

教育的目的，完全在造就政治工作人才，故军事学科仅占全部教程的百分之三十。主要的课程为军队党务，军队政治工作的实施，对官兵政治教育，对民众政治工作，对敌军政治工作，对俘虏政治工作……等。

因为学生中大都是没有受过严格军事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出身的优秀干部，为了养成他们军队生活的习惯，采取了军事管理。但以自发自动的遵守纪律为原则，而以开展生活批评为执行纪律的主要方法。教育方式避免枯燥的课室教授，减少课堂讲授时间，大多采用作业、讨论、问答等方法实施。

“做礼拜六”是中共仿效苏联的办法。每逢星期六下午，所有党政机关各级工作人员及红军指战员，都替人民做两小时无代价的劳动工作。这种制度称为“做礼拜六”。这一时期做“做礼拜六”的制度正在苏区开展。开始发动的时候，苏区内的工作人员无不踊跃参加，我们政治营的员生，当然不能例外。为响应中共的号召，全营员生分编为四十个小组，于星期六下午，由各组长率领到农村中去，直接找到人民家里，帮助群众做工。

所做的事情，大致是砍柴、割草、扒松毛、挑水、舂米、种田……等，不受人民任何的招待和代价。初时人民见我们是官长和学生，不敢给工作我们做，经过了解释后，才给我们做点轻工，如搬柴草、清洁地方等；我们做完了工，就集体回去。等到逐渐习惯后，人民就不再客气了。

因为苏区的人力实十分缺乏，所以我们到达时，各家各户的男女老幼都抢着带我们去做工。我曾做过整菜地、扒松毛、舂米、修路等工作。做工的时候，大家都有说有笑，欢天喜地。

我们也利用了这种机会，来进行群众宣传工作，使教育与群众工作联系起来。我并利用这一机会调查苏区农村情形和人民对中共、对苏维埃政府的观感。因为人民和我们已没有隔阂，他们和她们心里的事情，往往无保留地坦白说出来。一般的说，对苏维埃政府全不了解，他们所知道的是：共产党的政府就是“毛主席”的政府。他们时时顾虑“白鬼子”（指国军）来，因围剿时要杀人烧房子。他们又感觉负担不起各种慰劳的捐款捐食物，且不满意共产党限制粮食数量及收购的办法；更有很多人不满意苏维埃政府的地方干部那种凶狠行为，如严禁无故不许过村探亲留宿的办法。其中一个人告诉我，政府要她做两对布鞋劳军，既没有布，又没有钱，迫得回到娘家去借布借钱，适天黑又下倾盆大雨，便在娘家住了一宵，因此被政府扣留了两日，说时还不断的流下泪来。在这一短期的调查访问中，使我对苏区的人民生活和人民对共产党革命的观感，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红军学校在这一期间，发动了各种比赛运动。计有：成绩、生活、纪律、演讲、壁报、射击、卫生等各项节目，并分为团体与个人两项。这一比赛制度的建立，是教育中的一种进步的措施。

我主持政治营期间，除负起全营的教育实施与管理的责任外，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轮流去参加学生的各项小组会议。

因此，不特能深刻了解每一个学生的思想、能力、学习进步的情形，并且从学生那里得到很多宝贵的工作经验，所以时间虽只两个月，但学生与我个人，在理论与经验上均有很大的进步。

值得提出的便是军队政治工作实施时最切实的方法，便是在战斗紧张时，提出适当的政治鼓动口号：如“这是生死关头，只有硬打是我们的生路，被敌军俘去必被惨杀！”及“敌人就快败了！这是我们胜利的最后五分钟！”……等，可以稳定军心，提高士气，使局势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对士兵的政治和识字教育，最好是利用行军、作战的作业时间，运用巧妙的方法去进行教育，比较在课室操场里教育还易深入。对于动摇敌军军心的政治工作，如：“火线喊口号”、“与国军士兵相约不打枪”、“火线上和敌军士兵谈话，进行瓦解敌军宣传”、“投掷香烟慰劳敌军士兵”……等，也在小组的交流经验中，得到很多良好的意见。这种打破师生界限的教育方式，不是我去教育学生，而是学生自己在教育自己。第一期政治营的学生，不久便遍布在红军和苏区党政机关中，成为日后中共政治人才的主干。

中央苏区红军在进行反国军第四次围剿的后期，曾接到第三国际关于建设正规红军二十万的指示。待反四次围剿战役胜利结束后，即开始研究红军的编组问题，我那时正主持政治营，突接到军事委员会项英的电话，要我立即到红军学校，那时红军学校校长叶剑英（刘伯承已调任红军总参谋长），当我到达时，项英已比我先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