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土地革命与农民政策

二十世纪的上半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以“土地革命”为其主要内容；而以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为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这是自一九二七年以来一直到中共统治了大陆所经过的事实所证明了的。

关于这个中国革命问题中的主要问题——土地革命和农民问题，看得最重要，认识得最清楚的就是毛泽东。我们可从他一九二七年三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及以后来革命斗争的实践过程可以看出来。我们可以说：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一革命阶段的领袖及所以能够夺取中国政权，也就是能够把握着这个主要问题所致，绝非侥幸成功的。

毛泽东在土地革命实践时，他的政策大体来说有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井岗山时期，他是采取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给农民的政策；这个时期的农民政策，对于富农是与中农、贫农，僱农平均分配田地的。他认为由勤俭起家的富农是值得赞许的。

第二个时期：（大约是一九二九年古田会议后开始至一九三二年）是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来分配土地给农民，这个时期的富农，同样是受到与中、贫、雇农平等待遇的。甚至有些奸猾的富农还在数量和质量上隐瞒了一些田地。

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维护富农利益？以我的见解认为：他是出身於农村，对农村经济情形及生产状况，是很明了的；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是依靠着富农和中农；若取缔富农，有使农村生产萎缩之虞。而且富农亦是农民，若能善为诱导亦可成为革命的力量。

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由沪迁来江西后，于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清算毛泽东的富农路线。并由是年冬起实行查田运动，但是由于一九三一年冬至一九三三年六月以前这半年来，查田运动的工作并没有积极的开展。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三年四、五月间又在宁都召开了一次会议，严厉的批判了毛泽东的富农路线，重新订定土地政策和农民政策；重新分富农的土地。在分田时，富农只能得到一定数量和质量较坏的土地，并主张剥夺富农和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否认毛泽东主张的中间阶级在现阶段民主革命运动的存在性（因乡村富农及城市手工业主、小贩……等是中间阶级，在民主革命运动中，他们可以站在革命的一边，又可以参加反革命的一边）。

五月下旬在瑞金中央政府内召开了一次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我是出席者之一。讨论土地政策和农民政策。

会让由周恩来主持（博古、洛甫末出席），他报告农民政策是：“消灭地主，反对富农，中立中农，联合贫农，以雇农为基础”。

并即席说明：“地主阶级的实质是反革命的。若保留这阶级份子存在苏区，一旦革命受到挫折时，他们必会起来勾结并联合反动势力，破坏革命。为了镇压苏区内反动阶级的死灰复燃，必须毫不姑息的斩草除根，将地主阶级彻底消灭，这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所说的：‘对反革命份子的姑息，便是对革命同志的残忍’。

“其次是对富农政策太过于放纵，他们利用着优越经济力量，仍可以在农民身上进行剥削；或从土地生产中取得更多的利益，逐渐再成为农村的资本家，这是有害革命的前途的，故应进一步没收富农的财产，以彻底剥夺其经济的优越条件。

“中农是农民中的革命与反革命的中间份子，但他们有很快便成为富农的条件。他们的革命性是极度薄弱的，应防止其走向反革命的集团。

“贫农在土地革命中是热心的。但要注意他们的自私自利的观念、保守观念、温情主义和封建思想。

“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只有雇农是基本的革命农民。

所以我们要以雇农为基础，进一步扶助他们，团结他们，养成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强意志与信心”。

周恩来的农民政策报告完毕，全场静寂下来。大家都在考虑有没有修正的意见。会议桌上的时钟滴答滴答的响着——时间过去了将近十分钟，还没有人发表意见。

我不是无产阶级出身，我的家庭是个小量土地拥有者兼营商业的中产阶级。按中共的定义应该列为富农。但我并不以为我是富农而反对这一个农民政策，因为我在农村中生活很久，我深深地了解农民的痛苦，不独是雇农、贫农苦，甚至富农和地主一样苦。由於农村经济的贫乏，农村的土地分散，大地主极少。我和一般农民一样，厌恶并愤恨一般苛索农民的土豪恶霸；因之，我参加中共的革斗争，希望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良好社会，尤其是使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我未到过苏联，没有实地考察苏联在大革命时的农村情形；但是，从留俄归国的中共党员中，我获悉了帝俄时代的农村情形，与中国现状不同；俄国的地主所占的土地动辄以万亩计；俄国的富农都是经营有广大的农场。他们多是农村的资本家；俄国的贫雇农特别多，他们多数是农奴转变为贫农，或者受雇于农场为雇农，他们可以说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

中共在南昌暴动时宣布没收二百亩以上土地，也可以说是对二百亩以下的土地不加没收。但土地革命一次又一次的修正，到一九三三年时，地主富农的定义都规定得非常苛刻与不合理了。凡有土地十亩，甚至不足十亩，只要其生活来源主要是收租，或部份收租部份自耕者，皆名之为地主。农民中凡自耕自给，或雇用一二农民助耕的即名之为富农。如果照周恩来这个说法，那么农村中要杀的人实在太多了。我想：中共现阶段的革命，如果是为了被压迫的人民谋解放，为了要使广大人民得到自由幸福的生活，那么就不应站在阶级仇恨的立场，把稍有田地的人，一概加以屠杀。同时我认为：地主剥削制度是中国数千年来遗留下来的社会制度，决不是这个时代的地主的个人犯罪行为。以革命手段来消灭其制度是合理的，但毁灭其生命，不仅是违反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大伤国家的元气！而且中国革命的主力是农民，若得不到广大农民的同情和拥护，革命是没有前途的。我经过这样的考虑，便打好了一个腹案，在大家沉默中站起来，说明我对这个政策的意见：一、本党土地政策，照现在的地主定义，要消灭的地主实在极多，牺牲人民生命过大，有损国家元气。

二、因反富农，很容易发生执行政策时的偏差，致演变为任意屠杀。

三、因反对富农，必动摇中农，并因而影响贫农的革命情绪。

四、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薄弱，中国革命必须争取广大农民的积极参加和拥护，若采取这一农民政策，必断送广大的农民群众。

五、中国农村生产，主要的是建筑在小地主、富农与中农阶层，若摧毁了小地主与富农，必造成生产萎缩的现象，影响国家经济。

因此，我们的农民政策，应修正为“反对地主，消灭地主阶级剥削制度”，“中立富农，以稳定农村生产”，“以中农、贫农、雇农为基础，充实与巩固人民阵线”。

我这个意见，得到许多同志的赞成。接着起来讲话的是贺昌，他说明中国现阶段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是现阶段革命的重要力量，本党不能忽视了小资产阶级与广大农民的利益。龚楚同志的修正案，我很同意。继续还有几位同志发言，他们踊跃地发表与我相同的意见，更充实了这一建议的内容。在这个激辩的过程中，会场情绪显得很紧张。

可是，中央的负责人，固执地务必要贯彻他们的主张。并不因多数同志的反对而加以修改。周恩来提出说明：“这个政策是根据第三国际给我们的指示而决定的，过去中国革命的不断受到挫折，都是党的负责同志不能彻底执行国际路线的结果，我们鉴于过去的失败，今后再不能对国际路线有所怀疑。今天只有讨论如何去深刻的了解，及如何去执行这一政策，而不是研究修正的时候”。这个执行国际路线的大帽子，镇压了全场反对者的意见，各项实施细则，也就如议的通过了。

会后，我到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家里，跟他和他的小脚太太三人共进晓餐。他很沉重的对我说：“龚楚同志，你今天的见解虽然有充份理由，但太过激了”。说到这里，中共的高级干部贺昌也跑来了，他急忙问道：“老项！你同意他们的政策吗？你看事情还有什么发展？”项英笑道：“我看事情不会那么简单，龚同志要当心一点！”项英的太太虽然是个旧式女子，但社会经验非常丰富，她劝我道：“龚同志你这么口直心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本来是很好的，但以后还是含蓄一点好”。我听了很受感动。但我仍觉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基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讨论党的政策，我是有权说话的。尤其是这一个关系到人民生存与党的前途的重大政策问题，我更不能不说，惟事情已经过去，只有静待事件的发展。第二天，我便起程回筠门岭去了。

满天阴霾，暴风雨终究是要来的。八月下旬，我接到命令调回军事委员会，粤赣军区司令员一职由何长工接任，其余的职务，也分别有人接任。交卸手续完毕后，我便回到瑞金军事委员会。

第二天，项英偕我到俄顾问李特自己个人的办公处，这也是他的住宅。周恩来和朱德已先到，围坐在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上。李特指着五万分一的军用地图，问我南面前线的情况（有翻译员传话），我详细的告诉他。他再问我：“（一）前线的碉堡线构筑为什麽将近三个月还没完成？（二）龙布墟独立第六团被袭击，为什么事前没有准备？”我告诉他：“前线的堡垒百余座，已完成了百分之六十。因正在早稻收割的农忙时期，动员民工比较困难，我可以说，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龙布墟独立第六团被敌军袭击事，该地与我司令部相隔百里，并无电话网架设，全靠徒步通讯，事前我曾到该团巡视，事后也曾亲往处置，粤军系先以武装便衣化装小贩，潜入龙布墟，然后内外夹攻，致该团处于混乱状态，损失步枪五十余支。这次事件固然是该团警戒疏忽，但在敌我双方对峙中，相互的军事袭击，亦是常事”。李特听了我的答覆，点点头，似乎表示满意。

但坐在一旁的周恩来，立即站起来以严肃的口吻向我说：“龚楚同志！你阶级意识一向模糊，在此革命斗争到了短兵相接的时期，一切个人利益要服从革命战争的需要。农民要收成，赶着收稻、种稻，自然很忙；但任何工作都没有构筑这条堡垒线的重要。你只顾及单纯的农民利益，忽视了整个革命的利益，是你的错误之一。守龙布墟的独立第六团被袭击，是由于阶级警觉性不够，事前疏于防范，致被敌人化装潜入，内外夹攻，而遭受了重大的损失，这是你的错误之二。你以前在广西工作时，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走进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道路；现在又对农民政策没有彻底的认识，保持着狭隘的农民保守观念，动摇了同志们的意志，这是你的阶级意识薄弱所致，这是你的错误之三；根据你上述的三个错误，党中央已决定开除你的党籍一年，并给你一个学习机会，希望你能彻底转变”。

他说完之后，大家不说话，木然的望着我。五分钟过去，李特才打破僵局，带着笑容对我叽哩咕噜说了一通。翻译员告诉我：“李顾问说你是党的老同志，知道你过去很努力，将来对革命贡献时间正长，特请你在这里吃顿午饭”。

不久，特务员端上两大盘白面馒头和四大盘鱼及青菜。大家围拢着欢欢喜喜的吃着谈着，彷佛刚才的事像一个噩梦似的过去了。这个场合我本是非常尴尬的；这些党的高级同志，只知坐在家里及上层机关中谈革命，只知盲目地听从苏联的命令，没有了解中国农村经济情形，将来不仅要危害中国人民的生命，而且要断送中国革命，我心里不觉隐伏着无限的愤怒！所以表面上反而没有尴尬的表情。

晚上朱德约我在他家里吃饭。他要我提高阶级觉悟，并好好的到红军大学去学习，特别是不要写信回家，因为政治部已截留了由白区家里寄来的信，应在苏区另外找一个思想前进的女同志作老婆，以免给人以攻击的口实。我听了，默不作声，餐后，便回到军委会去。

中共中央，像是郑重其事的来转变我的思想；在一个黑暗的晚上，在红军总部会场召开一个规模甚大的思想斗争会，同时被斗争的，还有被撤了职的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瑞金的党政军上级干部近百人也全来参加，由周恩来亲自主持。我知道，这一次思想斗争会的作用，一方面是在向我们两个人进行思想斗争，希望转变我们的思想，同时也在教育其他的高级干部，然而，这给予我们的伤害实在太深了，他所得到的恰恰是一个相反的作用。

会议开始时，由周恩来宣布：“龚楚、孔荷宠两同志，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是革命的老干部。党为了要教育他们，特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使他们的错误屈服在全体同志的猛烈斗争火力之下，再成为一个党的优秀干部；现在先由龚楚同志坦白反省自己的错误”。他说完话时，整个会场静寂下来。我在这场合中，既不愿昧着良心，对自己的灵魂作残酷的凌辱，承认自己确有着一些内心并不同意的“错误”；同时，又顾虑到环境的恶化，如果太倔强，便有招致牺牲生命的危险。这时内心异常痛苦！如何突破这一个难关？我考虑之后作了一个简单的报告，大意是：

“一、我在广西右江工作，没有彻底执行党的政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一点，我是承认的。我犯这一个错误的原因，是由于我迁就当地社会环境，以致执行党的政策发生错误！

“二、我在粤赣军区司令员任内，我认为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因防线辽阔，兵力单薄，且所指挥的多数是地方部队，百密一疏，在所不免。第六团的被袭击，遭受损失，我自然应负其咎。对于堡垒线未能如期完成，是我顾虑到农民的生活和不影响农村生产所致，党对我的批评确是事实，但我认为我们不能完全忽视了群众困难的实际问题。关于农民政策，我的意见已在干部会议上详细陈述，至今我仍认为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我要申明的是：我的出发点是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着想，绝无半点自私观念存在其间。党开除了我的党籍，这是在我革命过程中的最大耻辱。但是我的错误绝不是背叛革命的行为，而是对中国革命现阶段政策见解上的稍有不同而已。”

我说完后，便坐下来等侯同志们的“批评”。

在静静的角落里，一个人站了起来，他便是黄苏，三十四师的政治委员。

“我和龚楚同志认识很早，而且有很多次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知道龚楚同志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过去生活腐化，在广西工作时，曾以千元代价娶一个妻子，这一点龚同志没有坦白的”。黄苏这段话的最后一段，完全是无中生有，使我听了忍无可忍。因为我与我的妻子结婚，是在广西南宁国民政府下工作的时候。当时得到党内同志如贺昌和邓小平的协助，他们还参加了我的婚礼。这一千元代价娶老婆的话真是从何说起？于是，我立即据实提出答辩。中共高级同志贺昌亦即席提出证明，总算是渡过这一难关。

孔荷宠是个无产阶级出身。但他在湘东红十六军军长任内，平日好买点肉食，且有时打麻雀牌为戏。中共即认为他的生活腐化，便被撤职调来江西苏区。在会议中遭受了许多同志的严厉批评，使他啼笑皆非，情形非常尴尬！最后由周恩来作总结，指出：“龚楚同志，对他的错误仍没有深刻的认识，我们希望他能进一步的去自我检讨；孔荷宠同志，头脑顽固，更须他自己切实的去纠正”。

孔荷宠在这次斗争会中，给他的精神打击极大，嗣后他在红军大学结业后，被派到兴国县做群众工作时，乘机逃出苏区，向泰和的国民党军队投降，脱离了中共的牢笼。

斗争会后，我与黄苏又在项英家里碰面，恰巧邓小平也在座。我便质问黄苏：“我在广西工作时，你并没有参加，为什么说我一千元买老婆？”他搭讪地说：“这个消息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志，在这次斗争会上我若不批评你，便是我缺乏无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不得不将这件事说出来，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老同志还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哈哈……”。

他这番话真令我太寒心了！原来他为了争取党对他的信任，表现他有无产阶级不徇情的优良品质，不惜以道听途说之词来斗争我！假如没有党中央强有力的同志声援，我在斗争会上怎样下台？如此老同志！如此无产阶级优秀干部！真使我有无限的感慨！

红军大学是训练上级军事干部的最高学府，开办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位置在瑞金县西十华里的松林内，依着小冈用木板建成了十余座课堂、宿舍和校本部。辟有两个广阔的操场，并有一座可容千人的大礼堂。

学员区分为上级干部训练队，高级军事研究班，及参谋人员训练班三个部门。上级干部训练队有四百八十个学员，由红军中曾任连长以上的青年军事干部抽调受训。并将红军学校上级干部训练队并入红军大学：共分编为四个中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正规红军团长以上的军事干部，提高红军的战术修养，与诸兵种联合作战的指挥”。高级研究班是抽调红军中师长以上的军事干部及适合担任军事指挥员的政治干部，以研究战术战略和大兵团作战指挥，培养高级军事指挥人才为目的，全班只有十二人。参谋班就是红军中的中级干部，遴选其文化水准稍高者调训，全班共有四十五人。

红大校长周昆，过去曾任红四军的师长，后升军长，在反第四次围剿末期作战负伤，治愈后调来高级班当学员，被选为校长，但仍参加高级班上课学习。校内行政由事务人员负责。

这种只重学习不重人事行政的作风，是红军大学的特点。

高级研究班主任何迪周，是国军工兵营营长。参加对苏区四次围剿时在黄陂作战被俘。他的学识很好，他虽然在国军中地位低微，红军反而将他重用。这一来，他很乐意将他全部的学识教授出来。教官有陈时骥（国军师长）及另一国军郭旅长，俄顾问李特亦为教官之一，担任兵团战术及研究战略的指导。

高级班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兵团战术、诸兵种联合战斗指挥、战略研究、战史研究、筑城学、兵器学、参谋业务……等。

教育的实施方法，是尽量采用现地战术作业，与图上作业。每天除了清晨运动外，有六小时正课，其余的时间之阅读军事政治书籍，自我学习。每星期六在大礼堂开晚会，有红军总政治部剧社演出话剧及各种娱乐节目表演。朱德及所有高级党政军干部，常来参加。

我们的给养很好，每星期有一次肉食，每人有四两猪肉或六两鱼肉。平日的菜蔬也很丰富，比较红军士兵要好上几倍。

我们于入校后，每人发一套灰斜列宁装军衣，两套白布内衣，尚有蔴草鞋和布袜，这些，都是红军士兵所没有的。高级班学员中，有孔荷宠、彭雪枫和我三人，每月能领十元大洋的营养补养费。因为我们过去曾为革命流过多次血，身体健康受很大的影响，所以有这个特殊待遇。这个特殊待遇，在我到苏区以后就开始按月发给，其他高级干部如彭德怀等，因为没有负过伤，也就没有这个特殊待遇了。

在红大受训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本班党支部书记彭雪枫通知我：“奉到党中央的通知，你已经恢复了党籍。请你今晚参加党支部会议”。我听了非常骇异！我不是被公开宣布开除党籍一年吗？现在仅只两个月，又是在学习期间，并无工作表现，为什么这么快便恢复了党籍？孔荷宠同志在我之前开除党籍一年，期间已经过去了，而他的党籍还没有恢复，这又是什么原因？我为警惕与喜悦的心情所包围，警惕的是：“今后的工作更加繁重，更难应付，必须有更好的工作表现，才能得到党的信任和满意”。喜悦的是“在开除党籍阶段，随时有杀头的危险，党籍既恢复，生命暂时有了保障，心情逐渐安定下来”。

后来，我从一个中央高级同志那儿，得到关于我恢复党籍的原因。原来我被开除党籍，完全是周恩来所主张的，当时情势颇为紧张，且有杀头的危险。时值中共中央总书记秦邦宪及组织部长张闻天，因赴宁都调整第五军团人事未返（第五军团政委萧劲光在那次被撤职开除党籍，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亦被撤职处分），没有参加那次会议。待秦邦宪、张闻天回来，知道了开除我的党籍，认为周恩来处置失当，不能因为这种小事而开除一个有长远斗争历史的高级同志。但事情已经发表，不好朝令夕改，只好过了一个短时期，再在中央会议提出讨论，恢复了我的党籍。这种业经开除党籍一年，而能在两个月内恢复的事情，在共产党中是很少有的。

一九三四年四月中旬，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们高级研究班便提前毕业。在红军大学大礼堂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毕业典礼。

所有高级干部都到场观礼。毛泽东、朱德均致训词。高级班同学推举我致答词，由校长周昆同志发给我们一白布（三平方寸）的毕业文凭（他自己也领了一份），会后叙餐，情形颇为热烈。

毕业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召集高级班学员，到总司令部训话。大意是“在此革命斗争的严重环境中，各位能得到几个月的学习时间，这是极可宝贵的事，在这一学习阶段中，据我所知，多数同志均能努力学习，在军事的修养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中仍有个别的同志，游击思想仍极浓厚，政治的觉悟还不够。希望你们自加警惕，迅速转变，否则革命的纪律是不能放松的。现在，各位既已毕业，即要分配各位的工作岗位，今后务须加倍努力，庶不负党对各位的期望……”他那副冷酷的面孔，和刻薄的语调，使我们一班同学都感到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