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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调职红七军
红十二军的三十四师，是福建人民武装编成的，时间已有两年，但因过去管理教育松弛，行军、作战力很脆弱，精神散漫，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整理训练，才比较像个军队，我正在进一步的提高官兵学术训练时，因十二军参谋长林野调红军学校任教育长，我又奉命调接该军参谋长；我到职仅七天，又奉命调任红七军军长兼政委。
罗炳辉军长于接到命令时。很郑重的对我说：“龚楚同志，你的调职，我既为你欢喜，又为我自己可惜！因为由此可以发挥你的才智，为革命事业而奋斗，这是应该为你高兴的，但我却失去了一个如师如友的参谋长，这不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吗？”
他说话时，既肃穆而带有三分笑容，充份流露他人性真情，使我内心有点难过。
我对这一次调职，是欢喜的，但不是为了升官而欢喜，升官对一般军事干部来说，是不感兴趣的，因为升官只是加重个人对革命的责任，并无任何好处；责任越重就犯错误的机会越多。我所以欢喜是为了能和同艰共苦的七军同志又聚在一起，这三个月来，七军同志来信，均盼望我回去领导，我亦很信任他们。在这个艰苦的斗争中，官兵间的互相信任，是极为重要的。
那时七军驻在会昌，因此我就决定于三天之内起程。第二天中午，十九师的政委陈漫远来到长汀找我，我见他到来，有不胜之喜，立即和他到大街上的一家饭馆里食饭，坐下后，他对我说：“七军同志已知道你调回七军，张云逸军长及以下的指战员皆大欢喜！李师长（十九师师长）主张我来接你，张军长亦同意，所以我特地由会昌跑来接你，不知你何日动身？”我对他说：“我亦很想念七军同志，两天后就可起程了”。他听了很高兴。即将七军到江西后的一切情形告诉我，如：交换干部、整肃改组派、李明瑞被杀经过及张云逸虽重任军长，但常感忧惧，指战员情绪忧郁，七军在反二次、三次围剿中的战绩等等。
我听后不免为之唏嘘叹息！
我们饮了几杯酒，食完饭后，他又对我说：“你既不日动身，我不如先行回去，以免各人悬望”。我同意了他的意见，他便赶着起程回去了。
那天晚上，罗军长备了一席很丰盛的酒荣，邀同军政委谭震林，廿五师师长张宗逊等为我饯行，席间各人都流露着惜别之情，这种设宴送别的情形，在闽赣苏区内是很少有的现象，这亦表示了罗炳辉尚有温情，我的内心亦感到安慰。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我带着罗炳辉送给我的一匹枣红色雄马，及特务员阮成，于晨光曦微时即由汀州起程，罗军长及张师长（二十五师驻在汀州）也赶来送行，大家互祝为革命珍重，在依依不舍中，一声再见，我们便分别了。
从汀州到瑞金有一百二十里，我和阮成都急着赶路，那天天气晴朗，步行得很灵活，我因腿部不便，步行二十里即骑马，骑了一段路又步行，中途除了喂过一次马料之行，没有休息，午后五时便到了瑞金，我急于要见朱德，一直找到总司令部，我和他有三年多未见面，他见我到来，大喜！忙请我到他住的一间小楼上谈话。刚好他的太太康克清在外工作末返，我们便在烧着柴头的火炉旁边相对坐下，他便滔滔不绝的谈起来了。
“你的情形我从七军同志中，知道很详细。每个同志都说你好，张云逸同志也说你是一个军事政治两方面都有卓越见解的人才。我老早就想调你回来主持红七军。但毛同志不同意，认为多年不见，要考查一下？因为听说你在广西工作时政治立场不坚定，定的是改良主义路线。直到最近秦邦宪、张闻天两同志，才提起你，他们说在长汀和你谈了一整夜，广泛的讨论过有关中国革命问题；认为你的见识很卓越，思想很正确，主张调你回来主持第七军。这时毛同志才表示同意，并且说：‘到底是我们井岗山同志不错！’他这个人倒很聪明的”。
然后他又问我的负伤经过和疗治情形，以及在十二军三十四师的观感，我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
已经是吃饭的时候了。特务员送上酒菜，是一罐糯米洒，一盆大蒜炒腊肉，一盆鸡肉生菜火锅，这些都是他预先吩咐特务员安排的，朱德笑对我说：“龚同志！你还记得四年前我在长垑村你家中吃饭的情形吗？你老太太做的腊肉不错呢？她老人家现在还健康吗？”我便将负伤期间，我母亲如何爱护我的一切情形告诉他，彼此唏嘘了一番。朱德又说：“四年前我在上堡鹅形一带打游击；四年后的今天，情形不同了！现在革命的力量一天比一天的壮大了”。这几句话，是他的感慨，也可以说是表示得意。饭后，我准备告辞，他忙拉着我的手说：“我还有很要紧的话跟你谈，我的老婆，今天不回来了，你就住在我这里吧！”这时室外天气很冷，屋子里烧了一盆熊熊的柴炭火，而且吃了好几杯酒，我们的精神都很兴奋。朱德便将我离开红四军后的一切变化都说出来。
“你离开红四军之后，发生了一连串的不幸事件，这些都是你所关心的。如陈东日、胡世健都是我们湘南革命的老同志，能力很好，对革命也很热诚而努力。但在几次清党肃反的党内斗争中，都先后被牺牲了！这个幕后主使人，相信你会知道的（意思是毛泽东），由井岗山转移到闽、赣边区时，我们红四军中曾闹过‘拥朱反毛，拥毛反朱’的笑话。最令我痛心的，是林彪这个家伙，他竟公开反对我？我当时以最大的忍耐，才没有使局面破裂。杀AB团引起的富田事变，也是完全老毛一手弄出来的。许多同志全给自家人杀害了！”说到这里，他似有无限的伤感。接着，又幸灾乐祸的说：“现在好了，中央迁到苏区来了，一切由党来解决，不能由一个人来决定”。他顿一顿又说：“现在红军有四个军，而实际上战斗力较强的是四、五、七军。
我兼四军、你担任七军，彭德怀的五军，也马马虎虎，只要这三个军弄好，我们就有办法了”。跟着又将三次粉碎国军围剿的经过，及积极扩军备战的计划，详细的告诉我，并告诉我：准备增加七军一个师，要我努力训练，好好的领导等语。
十一月二十日起床后，到总司令部拜访参谋长叶剑英，我和他是初次见面，但我们都闻名已久，一见如故，他身材修长，服装整洁，仪表俊秀，神情开朗，谈吐简洁，相与叙谈，如坐春风。他是广东梅县人，当时苏区内广东人甚少，他对于红七军亦特别关怀，谈到七军整肃改组派情形，深恐影响人心，要我好好的振作士气。李明瑞之死，他表示惋惜。关于七军改隶三军团指挥一事，他认为彭德怀虽是毛泽东的爱将，不过目前党中央在苏区领导，不会有因私人喜恶来决定是非的事件发生，但仍劝我以忍让为好，对彭德怀须凡事小心。我见他对我这般亲切，便问他：“我初到汀州时，为什么不让我回七军工作？”
他稍加考虑后才说：“这是主席的主张，其中原因，当与整肃红七军改组派有关，朱总司令对我谈过你的事，他对你极赞许，现在事成过去，你不必介意”。
我们谈到上午十时，和他食了早饭后，他将有关军队训练的资料送给我，于是我向他告辞，是时已是正午十二时了，便带同特务员起程赴会昌，当天到达武阳围住了一晚，廿一日正午到达会昌。
驻在会昌的红七军指战员，听到我即将到来的消息，欢欣若狂，正筹备盛大的欢迎仪式。我带着特务员阮成，刚到会昌城外，张云逸率红七军各师、团长政委、及军部参谋人员、政治部高级干部等，在城外河岸的草坪上，列队欢迎。我内心交织着悲痛与喜悦的情绪和他们一一握手。因为自己虽回到了手创的红七军，但过去一同奋斗的高级干部，现在，死的死了，调的调走了，俯仰今昔，感慨万千！
晚上军部的欢宴，团长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他们都很关心我的腿伤和健康，并问我分别后的经过。我简单的告诉了他们。
第二天早晨，集合了全军指战员，由张云逸布达了我接任红七军军长兼政委的命令。午后，我与张云逸到各部队巡视，指战员情绪都很兴奋。我便决定将军部剩下的公积金（是到达江西前存下的）发给全体指战员每人二元作叙餐费。在城外已收割的稻田上，聚集全军指战员，大碗酒大块肉，欢天喜地的同进晚餐。各人都感到红七军前途，大有希望。
张云逸是我的老战友，他对红七军的爱护，和我一样，干部对他，也非常爱戴；我们交换过去的经验，畅谈今后的发展。
流连了三天的时间，还和高级干部欢叙了好几坎，他才怅然分手，到红军总部工作。
红七军过去只有十九、二十两个师，我接长红七军不久，朱德将红三军的一部，和其他军事机关的特务营之类，新编成一个师，补充红七军，编为红七军第廿一师。师长龙云（湖南人，约二十多岁），由彭德怀所保荐。这样一来红七军的实力，更加强了。当时红军的编组情形如下：红军总司令：朱德
政治委员：周恩来
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第一军团总指挥：朱德（兼）辖第四、第十二两军。
政治委员：周恩来（兼）。
第四军军长：朱德（兼）辖等十、十一、十二，共三个师。
政治委员：周恩来（兼）。
第十二军军长：罗炳辉，辖卅四、卅五，两个师。
政治委员：谭震林。
第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辖第五、第七两军。
政治委员：滕代远。
第五军军长：邓平，辖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师。
政治委员：滕代远（兼）。
第七军军长：龚楚，辖十九、二十、廿一，三个师。
政治委员：龚楚（兼）。
军部直属队有：一个特务团、一个通讯连、一个工兵连。
师辖三个步兵团、师直属队：一个步炮连、一个特务连、一个卫生队、一个担架队。
步兵团辖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连、一个通讯排。
步兵连辖一个特务排、三个步兵排。每排辖三个步枪班、二个机枪班，有困轻机枪不足者暂缺。班有战斗员十二至十六人（班长一、副班长一、观察员二、特等射手二，其余系步枪手）。
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第三次反围剿时阵亡，该军损失甚大，其部队分编入红五军与红七军。
中共的军事组织体系，在中央苏区时期，党中央下有军事委员会，苏维埃中央政府有军事人民委员，红军组织有：红军总司令部、方面军总司令部、军团总指挥部，军、师、团、连、排、班之系统。
中共最高军事领导机构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它是党领导军事斗争的，负责有关军事建设、决策、及红军人员考核、升迁等工作；一切军事计划，均透过党的组织，交到军事机关去执行；苏维埃中央政府军事人民委员，亦受军事委员会领导去执行军事行政上的职权。
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军事会议，除了重要的决策由中央政治局议决外，多由军事委员会召集举行，并以军事委员会之主席为军事会议的主席。
红军总司令部，是奉中共中央的指示组成的。它是全国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它根据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决策，及中央政府行政上的命令，领导全国红军的军事建设和作战指挥。
但因交通通讯的困难，除中央苏区湘赣边苏区，可直接领导指挥外，其余各远地苏区如：鄂、豫、皖区，湘鄂西区，广西右江苏区等，均由各该地区的中共中央分局或行动委员会负责领导，故权力只能及于中央苏区及湘赣边区。其他地区则是鞭长莫及了。
方面军总司令部，是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才创设的，以中央苏区红军编为第一方面军，湘、鄂西苏区红军编为第二方面军，鄂、豫、皖苏区红军编为第四方面军。当时成立方面军的原因：是因鄂、豫、皖苏区红军发展甚快，按照当时红军编制，非一个军团所能容纳，且其他地区的红军亦有继续增加之势，同时，还有扩大政治影响的作用包含在内。
第一方面军的总司令部，并未另行设立，其一切业务统由红军总司令部办理，实际上只是加多一个名称而已。
军团总指挥部，是一个作战指挥机构，对隶属各军仅有作战指挥之权。各军的人事、训练、补给、医疗等，均直接由红军总司令部负责。
“军”是红军建制的最高单位，对所属兵团负有军事组织、作战、人事、补给、医疗上的一切责任。
参谋长的制度：中央苏区时期的红军编制没有副指挥员的设置。参谋长就是指挥员的第一个代理人，这是仿效苏联红军的制度。师以上军事机构的编制，均设有参谋长。团设团副，连设连副，以辅助指挥员。如遇指挥员临时出缺，或因故离职与作战阵亡时，不须待上级命令之指派，各级参谋长及团连副，立即行使指挥员的职权。参谋长对本军军事单位作战、情报、教育、补给、通讯等一切业务，均须负责研究，并经常提供具体意见，以辅助指挥员；指挥员对于参谋长所提供的意见，必须予以尊重和慎密的考虑。但最后的决定，仍取决于指挥员，参谋长不应固执己见，以动摇指挥员的决心。指挥员的一切决心和处置的实施，由参谋长负责领导各参谋幕僚人员，分别拟具各项实施计划，及命令、训令、电报、通报、报告等，经由指挥员及政治委员签署后实施，并有监督下级贯彻实的责任。
下级指挥员须接受上级参谋长之指导。所以红军中参谋长的地位，是很崇高的；红军对于参谋长的遴选，亦特别严格；他的条件，不仅是要有优良的军事学识和作战经验，最重要的是他为中共的忠实党员。
中共党内最高的军事领导机关——军事委员会，当时亦认识到现代战争已不是指挥战斗的时代，而是组织战斗的时代。
对于红军各级指挥机构的组织，曾经不断的研究和改进，但因人才的缺乏，亦认为始终还没有达到理想。当时红军各级指挥机构的编成如下：
一、红军总司令部：设有作战、情报、教育、军医四个局（后改设六个局）一个事务室及红军经理部（后改称供应部）。
二、军团总指挥部：仅有参谋处之设置，内分作战、情报两科，另有管理员两人，办理其他事务。
三、军部：设有参谋处，办理作战、情报、教育、通讯等业务；军医处，办理卫生行政、医疗、救伤等业务，作战时期改为临时野战医院；经理处，办理军需器械之补给供应，及前运后送等运输事宜。管理室，办理其他事务。
四、师司令部：设有参谋长一人，参谋室（参谋二人），军需室（军需一人，助理军需一人）；管理室（管理员一人，书记一人）分办各项业务。初期有经理处之设置，后已撤销。
红军的经理制度是独立的，军司令部的经理处对上直属于总司令部经理部，对下直接指挥到连一级的军事单位之军需人员。各级指挥员对经理处或军需人员，只在行动上及所属部队之位置、任务、时间、以及所需之粮食弹药数量方面，命令他们执行；对于现金收支，粮食出纳，预算决算事项，均不须指挥员负责，指挥员亦无权过问。因此红军指挥员之调动，没有经理部门的同时交替。
如上所述，当时红军指挥机构的编成，是不健全的。但因幕僚人员有高度的工作精神，和精密的分工，以及红军中的公文简便，在办理各种业务时均能迅速而确实执行。且在大家的不断研究中，日趋进步。
关于军事行动之决策研究，凡有决定性者，指挥员均须邀集政委、参谋长、政治主任，四个人在场；参谋长须提出军事情报及军事行动意见；政治部主任，须提供政治情报（包括敌我军官兵的政治情绪）及在政治上配合有关的问题。
决策既定后，参谋长负责主办军事工作实施部份，政治委员负责主办政治工作实施部份。参谋长与政治部主任，须互相连系，以保证军事、政治工作之相互配。
红军干部任、免、升、迁问题：
红军初至井岗山时期，人事制度没有建立，军队中的军政干部任、免、升、迁，均由朱德提出，会同陈毅、王尔琢及我商讨决定；待与毛泽东会合后，即由前敌委员会决定。当时的原则，是根据党性（包括党龄、思想）、能力、资历、功绩而取决的。中共苏区时期，团长以下干部由军长、政委提出军党委决定，即可实行；师长以上之干部由红军总司令部提交党中央领导同志决定（如得中共中央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等少数领导人之同意便可），但师长之任免，则军长及军政委有权提出意见，报告总司令及总政委提交党中央领导决定。
对于任、免干部，无论任何职级，均是以一纸便条通知，并没有正式任命状及免职令；亦无官阶之指明。
我接长红七军兼政委后，首先必须明了的是政治委员的职权，和政治部的工作问题。当时红七军的政治部主任是袁任远（湖南人，曾任中共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我到政治部去跟他谈话，并查考上级发下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指示，政治委员应注意的事项，及红军中政治工作实施纲领等文件后，才有了深切的认识。
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公开代表，他的职权是：监视军事指挥员及所属部队，执行上级给予的一切命令，及其所规定的任务，以巩固党对红军的控制，并领导所属军队里面党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实施。为要保障政治委员在红军中的职权能够施行，硬性的规定各军事指挥员（指挥员就是军事主官，如军长、师长……等）所发布的命令、训令，及对上级报告，均须由政治委员副署（签名或盖章于指挥员姓名之左边），方能生效。有关行动的口头命令，除了在战场上执行已定的作战计划、战斗行动外，均须得政治委员的证明，方能生效。
否则，上不承认，下级亦不执行。但如遇有特别情形，或受时间限制，又非违背革命利益者，下级得一面执行，一面设法报告政委。政委和同级指挥员，无论平时或战时，是相处在一起的。在这种制度下，红军的指挥员，是有责任而无权力的。但是共产党为了要发挥军事指挥员的军事学识和技能，以及保持指挥员对下级的威信，俾其命令能够贯彻实现起见，在政委工作规定下有：为了要发挥指挥员的军事天才，举凡军队的作战、行动、教育、各种计划和决心，不违背上级意旨和党的决策者，政委必须尊重指挥员的意见，不应妄加干涉。同时，在各种场合，必须注意保持指挥员的威信，下级政治委员对上级指挥员，必须以长官看待；上级政委及指挥员，对下级指挥员如有错误，须予以指责或教育者，除错误严重须予撤职者外，不得当着他的下级部属（指挥员之部属）面前指责之，以免损及其威信。
除非有万不得已之情形，否则损害了同级指挥员威信之政委，须受到党内和行政上的处分。．但如同级指挥员有背叛革命行动时，政委有将之逮捕之权，甚至因情况紧急，不及逮捕时得指令特务员枪杀指挥员之权，甚至下级政委对上级指挥员亦有权指令特务人员捕杀之，李明瑞之被杀事件，便为一例。
红军的组织中，师以上的军事机构，均设有政治部。团、连有列宁室。政治部设有主任，受上级政治部的指挥及同级政委的领导及指挥，负责红军中党的工作及政治工作。政治部主任，又是同级政委的第一个代理人；如遇政委因故离职或作战伤亡时，毋待上级命令，即代理政委的职权。团之列宁室，由政委兼主任，另设干事两人，连之列宁室不设主任、由连政治指导员负责（连是指导员）；他领导该连内的政治战士以及全体指战员，进行教育、训育、文化、党务、及对民众、对敌军的政治工作。
党在红军中的组织，是军、师、团各级均有委员会之组织。
党书记，师以上通常是由政治部主任兼任，亦有由政治委员兼任的。团、连党书记概由政委政治指导员兼任。一般来说，红军中党的组织和党员，对非党员是秘密的。各级政治部列宁室，就是党的办公厅。连一级设有党的支部，支部书记通常由政治指导员兼任，但亦有连长或排长兼任的；支部下设有党的小组，通常每班一个小组；但党员少者，即以排为单位，编成小组。
红军的政治工作的目的：是保障与协助军队完成其所负的军事任务；政治部主任与同级参谋长，是经常保持着密切连系的。政治部主任参加军队中的军事会议，及重要情况判断，政治部主任只提供政治情报资料，及听取军事情报和指挥官最后所下的决定与措施，以便策定政治部的工作计划。参谋长则拟定各种作战、行动、教育计划时，须于下达前通知政治部主任，以便政治部主任根据这些计划，拟订政治工作计划；同时下达政治工作命令，或颁布政治工作的实施步骤。
以上是中央苏区时期红军政治领导的概况。关于红军政工制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第一个时期：是南昌暴动至失败，朱德所部之编入范石生部，亦属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是政治指导员制，政治指导员在军队的地位低于指挥官，但高于下一级的军官，他的任务是：
（1）负责军队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他兼党的书记）。协助指挥官达成战斗、训育、管理、给养等任务。一切工作以争取军事胜利为主（有人称指导员等于军事主官的姨太太，这是因为有些指导员不负责任，专事奉承主官所招来的）。
（2）平时对军队工作，在早晚点名时要作政治性的训话，每日定时上政治课，组织和领导士兵的文娱活动，维持军风纪。
（3）战时则鼓励士气，向士兵讲解作战意义和目的，提出适当的口号，鼓励官兵，慰问伤员，教育俘虏；发动战地群众协助军队，对敌军作战地宣传……等；在必要时还与指挥官分工合作，担任指挥一部军队作战。
（4）行军时若无敌情，政工人员先行出发，发动沿途民众准备茶水，供应部队；到达宿营地时，发动群众准备出卖粮食，供应军队。
若有敌情则随军行动，维持行军备战纪律和精神。
这一时期，指挥官和指导员关系是融洽的，原因是政工人员能帮助指挥员的一切军队工作，而且以指挥官的意见为主。
（二）第二时期：是一九二八年红四军成立起至一九二九年十月古田会议止，是党代表制度。党代表地位与同级指挥官相等，但有代表党监督指挥官之权，他的任务：（l）领导党的工作（他们多数是兼党书记）。
（2）与指挥官共同负责军队的领导指挥，但军事方面须尊重指挥官意见，政治工作则负完全责任。
这一时期，指挥官与党代表的关系是：地位平等，互相合作，但有时亦经常因不同的意见而发生争执，有些指挥官觉得他们妨碍工作进行。他们的合作程度，远不如指导员时期的融洽。
（三）第三时期：古田会议后改为政治委员制度。
政治委员制度时期，因政委的职权高于指挥员，故常引起指挥员不满，在红四、五军中均曾发生过提出取消政委制度的意见，彭德怀也是其中之一，但为党所拒绝，并且引起一次纠正反政委制度倾向的斗争。
朱德本人，在指导员及党代表制度时期，均与政工人员相处得很好，他自己亦经常参加政治工作。他对军队的一切决策均召集军政人员共同商讨，政工人员对他亦很尊重。但对毛泽东则常有不满表示，他常对政工人员说：一切为了军事胜利，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同一目标，这可见得他对政工的重视。
中共的情报工作，一向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在国共分家以后，便处心积虑的保留了很多中共党组织在国民党的军事机关及军队中工作。同时还密令地方青年学生党员，投考国民党所办的军校，毕业后渗入国军中去。这些中共党员，是以反共为外表的中共工作者。他们希望由初级军官逐渐升上去，备为将来中共之用。这是中共布置于军中情报工作步骤之一。在这工作中所收的效果，如：国军营长黄公略，是因通报敌情于中共，被其上级军官怀疑，准备解决他的；他就在湘东特委的安排下与彭德怀联络叛变。又如廿六路军孙连仲部的高级军官——赵博生、董振堂等，利用官兵不满国民党中央的情绪，而策动了大规模的“起义”皆是显著的例子。
国民政府统治区内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及每一个中共党员，都是中共的情报工作者。在接近苏区的地方，他们运用工农及妇女党员，伪装上山割草、砍柴，或拿着食物盒等等各种方法递送情报外，还利用回娘家的妇女，或挑着大粪出田工作的农民，以通过国军的警戒线，内中多藏着重要的情报递送给红军。
这些情报传递的方法，虽曾在南城及萍乡，均被国军破获过；但他们所破获的，还不及万分之一，这就是红军的情报来源的一项。
但收效最大而最迅速的便是电讯的侦察与破译。它的主要办法是：窃收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关与各总司令部、军部、师部的来往无线电报，将这些电报设法译出，对国军的一切动态与计划了如指掌，故国军未行动前，其部署作战的计划，便被红军所获悉。这一支无形的赤色第五纵队直接伸入了国军最高统帅的指挥部。
这支无形的赤色第五纵队的组织，分为四个部门：一、侦察组：有电报机三座，负责侦察国军电台方向位置，来判定国军的位置与动向。
二、收报组：有收报机四部，日夜不停的窃收国军高级指挥机构所发出以及各军部师来往的电报，如系新密码，即送猜报组研究，若系旧密码即交译报组翻译。
三、猜报组：以王铮为领导，有若干专门研究密码学的高级技术人材（其中有由苏联受训回来的），长年累月的研究国军所使用的最新密码。尽管国民党最高统帅部经常更换新的密码，但红军的密码专家，运用他们卓越的密码技术，在无线电报侦察中窃取了三至八个电报后，便能将国军所使用的密码全部破译出来，仿照国军的密码方式，制成密码本交译报组翻译。
四、译报组：使用猜报组交下的仿制国军密码本，将收报组送来之电报，翻译成文，送情报机关研究。
中共对这些高级情报技术部门的人员，特别优待，尤其是注意他们的营养与保护他们的康乐。尽管在瑞金最艰苦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要比红军总指挥还要好几倍，使他们安心的从事最有代价的情报工作。同时对于他们安全与居处，也特别保守秘密，经常给他们以最周密的戒备。红军中不仅中下级干部都不知道这个机构的存在，连红军总指挥、军长之流，也无法清楚其内部，后来我任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时，掌握了最高的机密；而且常与这些工作人员相处在一起，给我的印象很深。
以上是仅就搜集情报而言，其防止情报外泄的方法，同样周密。红军部队中，布满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务人员，及中共党的组织人员；重重的监视着每一个官兵。他们为了要防止泄漏军事秘密，在作战撤退时及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收容队随着后卫警戒部队同行，对于落伍的官兵如无法抬运时，便毫不留情地将落伍者枪毙。在战场撤退时，对于负伤不能行动，又无法搬运时，只要被红军打扫战场的队伍看到，必将之杀死。所以在作战时，国军想俘虏伤兵亦是难事。除了在没有打扫战场的时候，才有例外。那些担任收容队及打扫战场的部队，是派有政治干部率领的。
中央苏区，是个贫瘠地区，经济最落后的农业社会，在这个包括十多个县份的苏区内，要供应十万以上的红军及十万以上的地方民众武装（赤卫军、独立师、独立团）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消费及战争的消耗。而且从一九二九年起至一九三四年冬止，支持到六年的时间，这奇迹是外人所不能了解的。我重回红七军的时候，亦为了军需补给供应问题万分顾虑。经过了查询，全部明了了苏区中的措施之后，才知道他们是不惜人民的牺牲，来进行革命战争的。这种毅力和勇气，我当时亦觉得佩服；但站在人道的立场上来说，就觉得是太残忍而不合理了。
中央苏区的红军待遇：红军指战员的待遇是平等的，他们采取了实物供给制度，每人每日发给糙米一斤四两，青菜半斤，植物油四钱，盐三钱；另外，每人每月发给零用钱二元（后改为一元，到最后两年是很少发给了）。服装每年夏季发粗布军服一套：冬季发棉衣一件，夹裤一条，这些衣裤的布料，是很粗劣的。内衣内裤，原定是每年两套，其实是只有一套。棉被呢，在新兵入伍时，发一张夹布被。天天在行军作战中过活的士兵，那一年一套的粗布衣当然是破烂不堪的了。袜是从来没有的，鞋是依靠着苏区的妇女们制造送来的慰劳品，或可一年分到一对，主要的是靠自己拿着稻草和烂布条来打草鞋，否则就只有赤着两脚，爬山越岭，行军作战了。可是红军官兵，谁也是肉体做的，而不是钢筋铁骨，吃的不足维持身体所需的营养，穿的不能保持身体所需的体温，天天在挨饥受寒，而又天天做着超过体力和精神所能负担的工作；他们的身体，也就只有一天一天的衰弱，走上疾病和死亡的道路。就算身体强壮，在艰苦战斗，营养不良之下，脚部都会生疮烂疼，患者为数甚多。在一九三三年的统计中，士兵烂脚的占百份之二十以上。因此红军的死亡率极大！这完全是由于待遇恶劣，才使官兵受到这种痛苦与死亡的威胁。
怎样去筹集供应这么庞大的红军粮食？说穿了——红军粮食的主要来源，无非是取诸苏区内的人民。中共除了在苏区征收土地税外，并运用统制人民的粮食，廉价收买粮食的办法。
在苏区内的人民，每人只限每月存谷二十斤，平均每人每日约有米八两，其余的就是余粮，统由政府定价收购。还要运用劳军、献金、献粮各种手段，来搜刮人民全部所有，这是红军在苏区内解决军粮的主要方法。
他们还不断的深入到国府统治区内筹粮、筹款、就食；所以红军没有作战时，便开到“白区”去打游击。这是红军官兵们最喜欢的工作。因为到“白区”去打游击，就有土豪打。不仅是可以有充足的粮食，而且可以吃一顿猪牛肉下酒。他们打土豪的方式，是由政治部负责调查出某家是土豪之后，再由经理机关派出征发队，由政治人员率领，协同红军部队到土豪的家里，将其家所有尽数没收。在屋内墙壁里及地下埋藏的金银首饰，也要搜劫净尽。要是土豪家中还有人留在家里，无论男女老少，一律拘回勒榨罚款，甚至枪毙处死。而他们打土豪的收获，是食物交由经理机关及政治部统一分配；金钱财物，就全数归公家所有，以充军饷；这也是红军的粮饷来源之一。中共就是这样的维持了它庞大的军费政费的开支，及长期战争的消耗。
红军的弹械补充，主要的来源是从国军手中夺取过来。每当弹药缺乏的时候，官兵都希望打仗来补充自己。红军的编组中，每个步枪班，有两名以梭标大刀为武器，及携带四个手榴弹的士兵，在作战时，红军伤亡士兵的步枪，或当时缴获的敌人枪弹，立即交给他们使用。所以红军作战，不论是战胜或战败，只有增加枪械，很少损失枪械的。另外苏区内设有修械厂、翻制子弹及制造手榴弹厂。红军作战时，非常珍惜子弹；就是子弹壳，他们都能尽力保管，以便带回交给经理机关，转交制弹厂翻制子弹。制弹厂研用的火药，有黄色药和黑色药两种；黑色药是用盐硝和以硫磺炭末制造。黄色药是用枯木制成的黄色尘灰，和以硫磺炭末制成的。子弹用黑色药、手榴弹用黄色药制成。其爆炸力虽不甚强，但尚可用；这就是苏区唯一的军事工业。
这些少量的弹药生产，当然未能供应长期战争的消耗；因此，弹药补充是红军最感困难的事。
苏区内没有适合运输的河流，又没有汽车。粮食、弹药、伤兵的前运后送，均要依靠人力。他们动员苏区内的人民，男的、女的，编成运输伤兵的担架队，及运输粮食军用品的运输队。共产党就是这样不惜人民的生命，来克服自己这些困难。
我在回到红七军的第五天（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廿六日），接到总司令部的寝午电：
“限即到会昌龚军长。某密、该军即开赴瑞金县城北面村庄集结待命，并限于感午前到达，勿延。朱德、周恩来寝午参作”。
我看了这一个电报，立即以电话命令所属部队，准备于本日午后八时，按军部直属队十九师、二十师之序列出发（廿一师正在瑞金整编中）。各师大小行李在各师后头行进，并即补发了一个出发命令，着各师派联络参谋一人，于八时前到军部随同军部行进。我便于八时率领军部出发。是晚天气寒冷，开始出发时，寒风袭人，官兵都有瑟缩之状；但行动后，便将寒冷克服了。那天晚上，星月无光，行走在高低不平迂回曲折的道路上，非常吃力。直至第二天（廿七日）午前十时，我和先头部队才到达目的地。立即命通讯连接通总司令部的电话线，乃由电话与朱德总司令连络，报告本军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他答覆我是“七军部队，可入附近村庄宿营，请即来总部一谈”。那时各师部队巳陆续到达，我告诉参谋处长唐睿（那时七军没有参谋长）分配各师及直属队的宿营地，并着各部队迅速吃饭后休息，准备接受新的任务。我便带了一位林参谋，两个传达，赴相距五华里的总司令部。不到三十分钟便到了，朱德总司令正在作战室内和参谋长叶剑英，看墙上挂着的五万份一军用图。
看到我来，朱德即和我握手，并问我：“昨夜行军辛苦吗？士兵没有掉队的？现在都到齐了吧？”
“并不见得辛苦！士兵行军力很强，该不会有掉队的。我来的时候，十九师已到齐，廿师也开始陆续到达”，我答。
“我们大家坐下来谈谈吧”，他说。于是朱德、叶剑英和我三个人便围坐在日字形的大办公抬侧。朱首先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驻宜黄的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原是冯玉祥的部队。在去年（一九三零）秋天‘反蒋’失败，孙连仲部投降后，于今夏调到宜黄来进攻苏区，曾参加国民党对苏区的第二次及第三次围剿失败后，该军未受到大的损失，但和我们作过战，退守宜黄不敢出来。他们的官兵都是华北人，初到南方又值天气炎热，官兵水土不服，患病死亡的很多。现在南京又积极布置第四次围攻，由于不惯山地战，他们便不免发生恐惧。同时南京对该军完全以杂牌军看待，从来没有补充该军的枪弹；军饷和粮食运济数量上固不及南京的嫡系军队之中央军；时间上又常拖延时日。同属国民党军队，而待遇不公平，致该军官兵发生极大的反感。该军参谋长和一位旅长，是我们的同志。本月中旬曾派一位代表吉某来广昌，跟我们连络；准备伺机起义。我们已督促他迅速行动，并允许他编为一个军团。
最近该军总指挥孙连仲，已前往南京，要过年后才能回来。他们（廿六路军的中共党员）准备在过新年的时候，乘机起义。
前几天又派代表李某来连络，据称已得到一位非党内同志的旅长赞成参加，要求我们派兵策应。一切问题，都已商定。本拟派七军开赴宁都，协同策应。所以调七军先开来瑞金，再转赴宁都。但昨晚接到四军由广昌发来的电报，据云已派一个师，开赴宁都，准备于三十日开始向宜黄推进，卅一晚到宜黄附近，并已与宜黄城内国军同志取得密切连络，无庸七军协助。我刚才正和剑英同志研究，七军赶赴宁都，廿九日可到达，时间尚足；但到宁都后，又马上要向宜黄推进，不免过于疲劳。现宜黄策反工作既已成熟，且有两个旅为基础；四军又愿意单独负责完成这一个任务，使全军迫近宜黄策应，则兵力尽已足用，七军可不必再赴宁都。但仍应在瑞金附近集中，以备必要时调动”。
叶剑英接着说：“我也认为四军全部，已足担任这一个任务，七军可不必再出发，就在此间整训。廿一师已编组完成，可即乘此期间命归还七军建制。龚同志应特别注意该师的整训工作”。
谈话至此，他们见我有点疲劳，且知我夜来行军末得休息，便就让我回部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的早上，朱总司令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语气非常兴奋：“廿六路军起义，已顺利的成功了。四军昨天已进出宜黄东北地区，掩护起义军队整理，并准备于今天开始南下，移驻宁都；宜黄县城，暂由四军接驻。今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对该军处置问题，另有通知给你，晚上便知详细情形了”。是日午后二时我接到通知：“本日下午八时，在中央政治局开会，请按时出席”。中央政治局办公室，距我驻地不远，我于晚餐后前往出席。会议厅是在一间民房的楼上，长方形的大厅，四张方枱连接的摆在厅的中央。枱面铺上一块白布，周围摆着日字形的木凳；厅之一端，摆了一张日字枱，放置着茶具，另一端挂了一幅中国地图；厅中的会议枱上面，吊着一个大的洋油灯，照耀着全屋，虽不十分光亮，但比我们军部挂了一只马灯要明亮得多，这就是一个重要会议厅的布置。我走到楼上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正坐在会议厅的旁边谈话；我先向他们敬了礼，他们都站起来；毛泽东笑容满面的走前来和我握手。我到中央苏区以来，这是第一次和他会面。我注意到他的脸色，隔了三年多的毛泽东，嘴角的笑容掩不住他的憔悴！这可能是三年来的艰苦斗争生活，给予他的影响，同时，党中央迁来苏区，对他的权力抑制，也使他很不愉快吧。他握着我的手不放，很热情的说道：“你健康好吗？”我说：“我好！祝你健康”。他接着说：“多年不见了，我们革命同志，经过了几年的斗争，今天尚能再见，真是不容易的事呢！哈哈”。他又面向张闻天说：“龚同志是我们井岗山斗争的老同志呢！”张闻天接着说：“我早知道了。我和龚楚同志谈过了一个通宵”。这时，周恩来已上来，他只向大家点点头，那副冷酷的脸孔，可比较平常温和。毛泽东斜视他一下，又望望我，好像有点不自然的情形。接着项英、朱德、彭德怀、林彪、邓发等，都先后来到。朱德随即介绍我和彭德怀见面：“这是彭德怀同志，这是龚楚同志”。我和彭德怀互相握手，林彪很有礼貌的走过来和我握手，我说：“你好吗？你还是往年那么年青”。他很兴奋地说：“祝你好！”我观察他的态度，还是和以前一样的沉默（那时他任红四军第十师师长）。忽听得周恩来叫道：“请大家坐下，开会了”。各人便纷纷入座。周恩来坐在主席位上，张闻天在左，毛泽东在右，朱德、彭德怀、我、邓发等，连坐在一起。先由周恩来站起来报告，略云：“驻宜黄的廿六路军的孙连仲部，由本党同志该军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的策动，说服了警卫旅长季振同，于一月一日晚上起义，其经过情形是：先由赵同志借春茗之名，请全军团长以上的官佐饮酒，乘机将全体军官拘留。同时由董振堂同志及季振同旅长，集合全军官兵，监视着全军的部队，宣布参加红军革命。如不愿共同行动者，无论官或兵，均可放下武器，自由离去。当时除少数官佐离去外，百份之九十五官兵，均愿意参加红军。被拘留之高级军官，亦任其自由离去。现起义官兵共有二万余人，械弹甚多，已由第四军掩护该军开来宁都整理，这是该军起义的情形。关于该军的初期处置，已令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以季振同为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但要如何保障这个胜利的果实，是我们今天要决定的问题，请各位提供意见”。
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站起来说：“关于该军的编组、人事、和整理问题，军委会曾经研究，并提出以下的意见：一、依照红军现行编制整编，按照现有人事，分编为十三、十五两个军，成立第五军团，以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
二、以赵博生同志兼第十三军军长，董振堂为十五军军长，确实掌握部队。其余各级军事干部，目前仍由该军旧部遴选充任，以后再继续调整。
三、派萧劲光同志为该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同志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其他各级政治委员与政治部主任，由现有红军中遴选优秀政治干部调任，迅速展开该军团的政治工作。
四、对该军团之动摇份子，应迅速调整，由萧劲光、刘伯坚，会同赵博生、董振堂负责办理。
项英报告完毕，并交出书面提案。周恩来对于萧劲光为政委的问题，曾再三考虑，且问张闻天对萧劲光的印象如何？张闻天表示同意，并说：“不过小资产阶级意识稍强一点”。毛泽东接着赞成这一建议，并说明该军是国民党部队，若不派一位有相当学识能力的干部，去负领导责任，恐怕不能取得该军官兵的信任，关于以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甚为适当。刘同志过去曾任冯玉祥总政治部主任，与该军有历史关系。毛泽东说完，大家并无异议。周恩来提出，关于其余各级政治工作人选问题，请总政治部迅速从四、五、七军政治部同志中，立即遴选派去；俾能加强党在该军的政治领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当即要求我们各军负责人回去后，立即办理，两天内将名单送交总政治部。
我当时提出关于人事调整工作，不要操之过急，以免引起该军官兵的不安心理；并应注意到如何从精神上和物质上，鼓舞该军士气。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并决定先以三万元犒赏官兵。林彪提议：为了保障这一胜利果实，对于该军政治控制工作，应马上展开。请国家政治保卫局迅速计划，并展开工作。
毛泽东听了之后，即对周恩来说：“林彪同志很进步呢？是不是？”周恩来微笑点头。以后王稼祥提出两个提案：一、立即发动苏区各地劳军运动，并在宁都举行欢迎大会，以鼓励该军士气，扩大政治影响。
二、由党政军高级干部在瑞金开会，欢迎季振同参加革命，并通知各地政府在其经过之地，均举行欢迎会，以坚定其意志。
这两案全体同意，并请总政治部会同苏维埃政府立即发动。
会议经过了三小时才结束。我走的时候，毛泽东拉着我说：“龚楚同志，你在这三年多来，做了很多工作，而且负了重伤，我想找一个时间和你谈谈，好吗？”我说：“请主席约定时间，在我末出发前，随时我都可以来”。他听了后，说：“好！我会通知你”。
会议后的第三天，第五军团后方办事处便在瑞金成立，剩余的各种械弹军品，动员了很多人员由宁都搬运到瑞金来，苏区党政军人员，皆大欢喜！
不久，苏区党政军高级人员在中央政府礼堂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欢迎起义来归的高级将领；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都感到无限的快慰！
会后，朱德在红军总司令部设筵欢宴他们，使他们更加兴奋！
这便是国军廿六路军起义，投入中共的一幕。由于廿六路军起义，不仅壮大了红军的实力，也提高了红军的士气，和苏区人民的革命情绪，而且破坏了国军对苏区的包围圈，沉重地打击了国军的士气，延缓了国军积极筹划的第四次围剿计划。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我军（七军）奉命改隶于第三军团指挥，移驻会昌西北地区整训。十一日全军三个师（十九、二十、廿一）均驻在会昌西北十里附近乡村；第三军团总指挥部及第五军驻会昌县城西北郊区，总指挥部与我七军军部距离约十里，因为初辖第三军团之故，我于各师营地布置好后，即于十三日准备到总指挥部拜会彭德怀，我先打了一个电话征求他的同意，他很高兴。并约我于午后二时到达总指挥部。我依时到达总指挥部村外时，他的参谋处长张翼，便在村前接我，他前是七军十九师的团长，我们相处极好，隔别一年，在此重逢，心里有无限感慨！他简单的告诉我：“彭德怀曾向他详询我在红七军的情形，七军官兵对我的观感及我为人作风如何？”他曾一一的告诉他，“他表示很希望我和他合作”。关于彭德怀的为人，他说：“是一个勤俭克苦耐劳的人，但有权力欲，对毛泽东很佩服，对朱德则有不大尊重的言论”。
我们来到总指挥部，刚踏入门，即见彭德怀走出来，我向他行了举手礼，他答礼后，立即和我握手，他开口就问我：“部队还好吗？”我说：“还好”。他随即介绍他的参谋长舒适给我认识，然后请我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内。这个办公室，又是他的卧室，床前是办公枱，光线很暗，枱的右侧，烧着一炉炭火，他坐在床上，另一端是一条长木凳，我和他在火炉边对面坐着，他对我说：“我已经请求朱毛调你为第三军团副总指挥，但还未获答覆，你的意见怎样？”我说：“我的精神体力不如往日，现任军长已感吃力，我感谢你的好意，但我必尽力领导七军，追随你为革命奋斗”。他听后，面露愉悦之色。
我们的谈话直到下午五时，晚餐已备，他亲自煮红烧猪肉，并备了一瓶白酒，就在火炉旁放置一张小矮枱，一同用膳。那天气候寒冷，坐在火炉边，饮了几杯酒，全身感到温暖，他的谈兴更浓，谈到军事，自命最有办法，目空一切；谈到政治，他觉得只要有军队实力，便自然有办法；谈到党务，他有无限感慨！认为女人，是不够革命的，政治委员制度是对指挥员的不信任，你（指我）兼任政委是最好的事，亦证明党对你的信任……等等，一直谈到下午八时，我才起程回军部。
我自和他经过这一次深谈后，对他的印象是一个豪迈自负，野心勃勃的军人，并对我有拉拢的自私企图。那天谈话，因我很少发言，事后他对张翼说：“龚楚军长太沉默，要他多和我连络”。张翼告诉了我。我们都以为他的头脑太简单，不难相处，凡事以正常同志的态度对之，岂知因此而招致他的妒忌，以致后来发生不愉快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