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篇 论帝王
所欲之事甚少，所惧之事甚多，此乃一种可悲的心态。然而这往往就是为帝王者之心理。他们已称孤道寡，至高无上，故而缺乏更高的企求，这便使他们心中多有苦思；但同时他们身边又总是险象环生，这又使他们心中少有宁静。此情亦是《圣经》曰“君王之心测不透”[1]的原因之一。因若无一种占支配地位的企望来规范妒羡、戒疑等诸多感情，任何人的内心都难测或叵测。于是乎每每也有帝王替自己营造欲望，把心思寄托于一些琐事：或设计一座建筑；或新创一种祭礼；或栽培一位臣僚；或精于某种技艺，如尼禄之精于竖琴，图密善之精于射箭，康茂德之精于角斗，以及卡拉卡拉之精于驾车[2]；此类事例，不一而足。有人会觉得这似乎难以置信，殊不知此乃人之天性使然，即在小事上有所进取比在大业上停滞不前更使人心情舒畅，精神振奋。世人尚可看到，有些帝王早年东征西讨无往而不胜，但由于征服不可能无限，成功总有尽头，结果他们在晚年或变得迷信，或郁郁寡欢，例如亚历山大、戴克里先和世人尚记得的查理五世[3]等等。因习惯勇往直前者一旦发现自己止步，往往会自暴自弃，不复故我。
接下来且说帝王权力之平衡。这种平衡很难保持，因为平衡和失衡均由王权和自由这对矛盾构成，不过平衡是让这对矛盾融为一体，失衡则是让这对矛盾交替出现。关于这点，阿波罗尼乌斯[4]给韦斯帕芗的答复极富教益。后者问：“尼禄因何被推翻？”前者答：“尼禄虽善弹琴并善调琴，可治理帝国却时而把弦绷得太紧，时而把弦放得太松。”而毫无疑问，最有损于帝王权威者莫过于既不合时宜又极不均匀地使用权力，忽而滥施淫威，忽而放任自流。
不可否认，近代君王巩固霸业之智谋与其说是可防患于未然的真谋实策，不如说是待灾难临近时如何消灾避难的权宜之计；然而这纯粹是在同运气较量。君王们务须注意，别忽略或容忍欲作乱者备下柴薪，因为谁也没法阻止火星迸发，而且也难测火星会来自何方。君王巩固其霸业之困难既多又巨，但最大的困难往往是在他们心中。因为君王们想法矛盾是常有的事，（正如塔西佗所说）“为人君者之欲望通常都极其强烈但又互相矛盾”[5]；因既想达目的又不忍用其手段乃当权者之致命错误。
君王们不得不与之打交道者有其接壤邻邦、妻子儿女、高级教士、王公贵族、新贵士绅、市贾商人、平民百姓以及士卒兵丁，而为君者若稍有不慎，以上人等均会带来危险。
关于如何与邻国打交道，由于情况多变，故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规律，但有一条原则永远适用，即为君者须保持应有的戒备，勿让任何邻国（通过领土扩张、贸易垄断或重兵压境而）过分强大，以致给本国造成前所未有的威胁。预见并阻止上述情况之发生通常应是政府枢要的工作。在英王亨利八世、法王弗兰西斯一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三雄鼎立的年代，三国之间就这样互相监视，一方若得巴掌大一块领土，其余两方也会马上着手使之均衡，或以结盟之手段，必要时则诉诸战争，绝不会牺牲本国利益以换取和平。与上述情况相似的还有由那不勒斯王斐迪南、佛罗伦萨共和国僭主洛伦佐·梅迪契和米兰大公卢多维卡·斯福尔扎结成的联盟（圭恰尔迪尼[6]称该联盟为意大利的安全保障）。某些经院哲学家对战争的见解并不可信，他们认为战争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殊不知对潜在危险之恐惧亦是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即使那种危险尚未变成现实。
说到帝王们的后妃，历史上不乏祸起后宫的残酷事例。莉维亚因毒死其丈夫而声名狼藉。[7]奥斯曼帝国苏丹苏里曼一世之宠后罗克娑拉娜不仅是害死太子穆斯塔法的罪魁，而且是扰乱皇家宫廷、混淆皇家血统的祸首。[8]英王爱德华二世之后亦是废黜并谋害她丈夫的主谋。[9]所以当后妃们密谋让自己的儿子继位，或者是当她们与人私通之时，君王尤须提防上述危险。
至于君王们的子嗣，由他们引发的祸乱也屡见不鲜，而不幸的悲剧通常都始于君王们对其子嗣的怀疑。上文提到的穆斯塔法之死对苏里曼家族就是一场灾难，因谢利姆二世被世人认为是其母的私生子，故时至今日世人还怀疑自苏里曼一世之后的历代土耳其君主均非正统。君士坦丁大帝处死年轻有为的大儿子克里斯普斯，这对他的家族亦是一场灾难，结果他的儿子康斯坦提努斯和康士坦斯都死于非命，他另一个儿子康斯坦提乌斯结局亦不见佳，因为他虽说是死于疾病，但那是在朱里安起兵反他之后。[10]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诛其子季米特里乌斯，后因发现系误杀而悔恨身亡。[11]历史上这类事例不胜枚举，但少见为父王者从对子嗣的猜疑中得到好处；不过儿子们公开举兵反叛当属例外，如苏里曼一世诛逆子巴耶塞特，又如英王亨利二世败其三个逆子[12]。
高级教士妄自尊大亦可给君王造成危险，如当年的两位坎特伯雷大主教安塞姆和贝克特，他俩曾试图用主教的权杖与君王的利剑抗衡，只是他们不得不与之抗衡的是几位顽强而自信的君王：威廉二世、亨利一世和亨利二世。这种危险并非由于教会本身，而是由于教会有国外势力[13]撑腰，或是由于神职人员之选任不是靠君王或有圣职授予权者的决定，而是靠平民百姓的拥戴。
说到王公贵族，对他们敬而远之并不为过。对贵族加以抑制虽可加强王权，但却会减少君王的高枕无忧，而且在实施其主张时也不那么随心所欲。笔者在拙著《英王亨利七世传》中对此已有过评述。亨利七世对贵族加以抑制，结果他执政时期充满了麻烦和骚乱，因为贵族虽说继续忠于皇室，但对亨利进行的事业却不予合作，所以他实际上不得不日理万机。[14]
至于新贵士绅，鉴于他们只是个松散的阶层，故不会对君王形成多大危险。他们有时会高谈阔论，但那几乎无甚妨害。何况他们是一种中和力量，可使王公贵族的势力不致过于强大；而且由于他们是君王与平民间的直接纽带，所以他们最能缓和民愤。
至于市贾商人，他们好比国家的门静脉，若门静脉血量不盛，国家即使有健全的四肢也难免会出现血管供血不足的情况。对商人课重税于君王的岁收好处甚微，因为从小处所得将会失于大处，原因是若各项税率增加，商贸的总量反倒会减少。
平民百姓对君王几乎不构成危险，只要他们没有强有力的领头人物，或是君王不对他们的宗教、习俗和生活方式横加干涉。
至于士卒兵丁，若让他们建制不变、久驻一方并习惯于领赏，那对君王将是一种危险。土耳其御林军之骄纵和古罗马禁卫军之贪残均可作为后事之师。防范之道是让兵无常帅，驻无常地，并不给赏赐，如此君王可高枕无忧。
帝王君主好比天上的星宿，可带来盛世，亦可造成浊世。他们受人崇拜，但却永不安宁。所有对君王的戒律实际上可归纳为两记：一是记住你是凡人，二是记住你是神或神的化身。前者约束君王的权力，后者则限制君王的欲望。
[1] 《旧约·箴言》第25章第3节云：“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测不透。”
[2] 此四人均为罗马暴君。尼禄（在位期54—68）即位后曾师从当时的竖琴大师特尔普努斯，习成后为自己举行演奏会；图密善（在位期81—96）因不好重武器而喜弓箭，相传他曾让一名奴隶站在百步开外举掌为靶，他射出的箭从其指间穿过而不伤其手；康茂德（在位期180—192）据说在竞技场参加过735场角斗，最终为一角斗士所杀；卡拉卡拉（在位期211—217）则喜欢驾战车，并宣称他此好是模仿太阳神阿波罗（神话中阿波罗每天驾载着太阳的金马车由东向西驶过天空）。
[3]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在位期前336—前323）曾先后征服希腊、埃及和波斯，建立亚历山大帝国，不幸死于疟疾，终年33岁，临终前还在筹划远征，虽普鲁塔克对他的迷信有所记述，但那并非在晚年，故培根以其为例似有不妥；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在位期284—305）当政21年后自行隐退，相传他8年后因忧于政局而自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位期1519—1556）当政37年后隐退，两年后死于西班牙一修道院。
[4] 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公元1世纪希腊哲学家及著名术士，曾游历各国。
[5] 此言非塔西佗所说，而是出自罗马历史学家萨卢斯提乌斯（Sallustius，前86—前35）的《朱古达战记》一书。
[6] 圭恰尔迪尼（Guicciardini，1483—1540），佛罗伦萨史学家及政治家，所著二十卷本《意大利史》打破邦国界限，勾勒出了1494—1534年间尚未统一的意大利之全貌。
[7] 罗马皇帝提比略（在位期14—37）之子德鲁苏斯被其妻莉维亚毒死（见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罗马十二帝王传》第146页）；另相传奥古斯都之妻莉维亚为确保儿子提比略继位而加速了病重的奥古斯都之死亡。
[8] 苏里曼一世受其后罗克娑拉娜挑唆杀死皇太子穆斯塔法（与前妻所生之长子），此事导致穆斯塔法的弟弟桑格尔自戮；罗克娑拉娜的亲生子巴耶塞特谋叛被诛，另一亲生子后继王位称谢利姆二世，但其相貌性格与苏里曼一世迥然不同，世人怀疑其并非皇家嫡传。
[9] 爱德华二世之后乃法王腓力四世之女伊莎贝尔，她与情夫莫蒂默（马奇伯爵）共谋废黜并谋害了爱德华二世。
[10] 年仅17岁就被任命为恺撒的克里斯普斯是君士坦丁大帝与前妻米列尔维娜所生的唯一儿子。其后母法乌斯塔欲提携亲生子，诬告克里斯普斯调戏她，后者遂被其父处死。康斯坦提努斯死于与康士坦斯的火并，康士坦斯后被部下所杀。康斯坦提乌斯死于起兵征讨自封为奥古斯都的朱里安（他的堂弟）之途中。
[11] 季米特里乌斯因被其兄伯尔修控犯叛国罪而被父王处死。培根在此误将腓力五世作腓力二世（亚历山大大帝之父，在女儿的婚礼上遇刺身亡），译文改之。
[12] 指1172—1173年亨利二世的三个儿子杰弗里、约翰和理查联合反叛那次。后理查终在1189年击败其父亲并夺得王位，称理查一世（诨号“狮心王”）。
[13] 指教皇。
[14] 实际上，亨利七世打击封建贵族、重工重商的政策得到了除贵族之外的各阶层人民的支持，使当时已在英国萌芽的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