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311字　　下载全书　

霍布根

1883年5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为了保存马克思的一些好照片，我们已向这里一位替马克思照了最后几张相的优秀摄影师梅奥尔定了照得最成功的两种：

一千张四寸的——十二英镑，就是说，约三便士一张；

二百张六寸的（半侧身像）——八英镑，就是说，约九便士一张。

你需要多少就可以得到多少，价格按成本计算。我也要把它们提供给李卜克内西和苏黎世的伯恩施坦。如果上面说的照片数目不够，我们还可以再定，但这需要迅速决定。

　　你的　弗·恩格斯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83年5月10日)

勃斯多尔夫1883年5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如果由于你那种爱搞空洞计划的癖好和任意的轻率行为，仍旧使我不得不浪费笔墨的话，那末我大概又要中断同你的通信。

当时我只请你回答：我对维干德有什么样的权利？1845年的合同规定出第二版，并写明为此应付的稿酬。[26]要回答的是：

（1）这个合同现在对我是否还有约束力？

（2）如果还有约束力，那末维干德要是拒绝按照合同规定的稿酬条件出第二版的话，我能否认为自己可以完全不受约束？

这样简单的问题，我就是不能得到你的回答，而由于你曾经答应过我，所以我把你这种行为不客气地叫做是“你的偷懒”。

我从来没有亲自或者通过第三者委托你就我的事情进行谈判，所以我不明白，你怎么会不顾一切地和任意地想起现在要进行这种谈判。我坚决要求你绝对不要作出任何决定，否则我将不得不立即写信给维干德，宣布一切无效。

今天收到了迈斯纳的来信，关于分册出版的事［注：大概指《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他根本没有提及。合同没有给我们过问此事的权利。但狄茨如果能向迈斯纳证明此事于他有利，那迈斯纳大概还会这样做的。

拉法格的地址是：巴黎波尔-罗亚尔林荫路66号（紧靠圣珀拉惹，坐牢很方便）。

照片将成批送交，并将尽快寄给狄茨。［注：见本卷第16—17页。——编者注］

[26]指同维干德签订的合同，维干德于1845年出版了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由作者校对过的这一著作的第二版于1892年由狄茨出版社出版。——第22、269、271、274、283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勃斯多尔夫

1883年5月10—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我深信你是宁肯不进国会的。但是你看到，这造成了什么后果。还在多年以前，白拉克就写信告诉我说：在我们所有的人中间，毕竟只有倍倍尔一个人掌握得住真正议会活动的分寸。[27]我也一向确信是这样。因此，只要一有机会，你就得重新把自己的职务担当起来，此外没有别的法子。要是你在汉堡当选，并由此只好打消自己的疑虑，那我会感到很高兴。

[28]

长期从事鼓动工作和议会活动，当然会使人很厌烦。这和登广告、搞招贴以及四处招揽生意一样，不会立刻收到成效，而且有些人往往一无所获。不过，没有别的法子，谁把事情抓起来，谁就应当把它进行到底，不然将会前功尽弃。而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23]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不应放弃这个唯一剩下公开途径。

关于哥本哈根代表大会[7]的报告，写成这个样子，我无法领会言外之意并根据它来校正李卜克内西的总是夸张了的报道。不管怎样，我曾断定，那些动摇不定的人[29]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当然，我也认为，现在他们会收敛一些。然而，看来事情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对这些人，我们从来没有看错。哈森克莱维尔也和哈赛尔曼一样，当时是绝对不应准许参加的，但是李卜克内西过早地追求合并（对此我们当时是全力反对的[30]），迫使我们接受了一头蠢驴，而在一段时间里还是一个坏蛋。布洛斯以前曾是一个生气勃勃和勇敢的人，然而自从结婚等等事情以后，便为日常生活而操劳，很快就动摇不定了。盖泽尔一向就是一个极其自负而又懒惰的人，而凯泽尔则是一个好吹牛皮的商品推销员。里廷豪森早在1848年就不是一个什么人物，他当社会主义者，只是为了装潢门面，以便依靠我们的帮助去实现他的直接的民权制度。但是，我们有更重大的事情要做。

关于李卜克内西，你谈的那些话，大概是你老早的意见了吧。我们认识他已经多年了。对他来说，受人欢迎是生存的条件。因此，他不得不用调和和粉饰的办法来延迟危机。加之他按其本性来说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把一切事情都看得很美妙。这种情况使他生气勃勃，这是他受人欢迎的主要原因，不过这里也有他的阴暗面。在我和他一个人通信的时候，他不仅把一切消息以他惯用的美妙口吻加以渲染，而且把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向我们隐瞒起来，而对我们的询问却回答得那样轻率和马虎，总是令人非常恼火：他竟把我们当成可以任意捉弄的傻瓜！同时，他那种孜孜不倦的进取精神，对日常的鼓动工作无疑是很有好处的，然而在这里却给我们增添了大量无谓的笔墨；他那永无休止的空洞方案加重了别人的工作负担。简单说来，你也明白，在这种情况下，要象我多年来同你和伯恩施坦那样，进行一种真正工作上的通信，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就出现了永无休止的争论，为此他和我开过玩笑，赐给我一个光荣称号——欧洲第一号粗暴汉。我给他的信确实常常是粗暴的，但这种粗暴也是由他信中的内容造成的。这一点，谁都没有马克思知道得更清楚。

其次，具有许多可贵品质的李卜克内西，还是一个天生的学校教师。如果一个工人议员在国会里把“第四格的我字”说成“第三格的我字”，或者把拉丁语的短母音说成长母音，而遭到资产者嘲笑的话，他就会灰心丧气。因此，他在国会里就需要象饭桶菲勒克那样的“有教养的人”，但是这帮人在国会中只要发表一篇演说，就会比两千个不合语法的“第三格的我字”给我们造成更大的损害。此外，他还不善于等待。在他看来，立刻取得成就，比世上一切都重要，即使为此牺牲将来重大得多的成就，也在所不惜。你们在弗里茨舍和菲勒克之后到美国去，一定会在那里体会到这一点。[31]当时把他们派到那里去，如同跟拉萨尔派过早实行合并一样，都是失策的；因为半年之后，这些拉萨尔派自己就会去找你们，——不过是作为一帮瓦解的人，摆脱了声誉扫地的头头而去找你们。

你知道，我同你谈的是由衷之言，是十分坦率的。但是我也认为，你如能对李卜克内西的花言巧语给以坚决的反击，那就做了一件好事。那时，他大概就会让步。如果把抉择真正摆在他的面前，他无疑会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这一点他宁可明天做，而不在今天做，而且最好不是明天做，而是过了一年以后做。

如果有些议员真的投票赞成俾斯麦的那些法案[32]（那就等于被他在屁股上踢了一脚，却向他的屁股报以一吻），而党团又不赶跑这些人，那时我就不得不公开同容忍这种现象的党断绝关系。可是，据我所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照党的现行纪律，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其实，这一点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

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情况下，任何分裂在我看来，都是一种不幸，因为党根本无法同群众接触。但是，有人可能把这种分裂强加给我们，而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正视现实。因此，如果发生这类事情，不论你在什么地方，都请通知我，并且要立即通知我，因为德国报纸我总是很晚才收到。

布洛斯在被驱逐出汉堡而到了不来梅的时候，确曾给我来过一封诉苦的信[33]，对此我极其坚决地回答了他。但是，我这儿的信件早就放乱了，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把它找出来。不过我总有一天要进行整理的，那时，如果需要，我就把此信原件寄给你。

你对经济情况的判断，正为英国、法国和美国发生的事情所证实。[34]现在是中间危机，和1841—1842年的危机相似，但是规模要大得多。十年一个周期，大致只是从1847年才明显地表现出来（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开采，世界市场终于形成）。现在，当美国、法国和德国开始打破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并由此象1847年以前那样又开始更迅速地出现生产过剩时，又产生了为期五年的中间危机。这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彻底衰竭。繁荣期再也达不到它的充分发展了；五年过后，便又出现生产过剩，甚至在这五年当中，整个说来，情况也是不大妙的。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1884—1887年间，就不会再象1844—1847年间那样，工商业又有相当大的复苏。但是，在这之后，彻底破产必将到来。

　　5月11日

我本来还要给你写一点关于一般的贸易状况，可是此刻即将停止接受挂号信件。下次再写吧。

你的　弗·恩·

[7]指1883年3月29日—4月2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进一步展开党的革命派反对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这些机会主义分子是在187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之后积极活动起来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一致反对对统治阶级采取妥协政策，号召党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并揭露俾斯麦的社会盅惑宣传。——第8、15、23页。

[2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报刊都被查禁，社会主义书刊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该法令的有效期每两三年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令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0、23、28、35、55、102、105、109、125、137、142、144、152、157、160、178、203、215、230、234、238、249、261、289、292、297、309、315、321、325、328、329、332、341、471、493、560、609、639、650、656页。

[27]白拉克在1879年6月6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钦佩倍倍尔，他是我们中间唯一能掌握议会活动策略这门艺术的人。”——第23页。

[28]1881年选举时，倍倍尔没有被选进帝国国会。在1883年4月因进步党（见注62）议员赞德曼死去而举行的补选中，汉堡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倍倍尔为候选人。1883年5月2日倍倍尔写信给恩格斯说，在反社会党人法条件下，在德国进行鼓动工作，特别是议会活动收效较小，因此他请求汉堡选民不要提他为候选人。但他的信到得太迟了；6月29日倍倍尔获得11715票，被选进帝国国会。——第23页。

[29]倍倍尔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代表盖泽尔、布洛斯、哈森克莱维尔、里廷豪森等人叫做动摇不定的人。——第24页。

[30]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过早地同拉萨尔派合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给倍倍尔的信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1—35页和第3—10页），提出了这种反对意见。社会民主工党（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和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是威·哈森克莱维尔，领导人之一是威·哈赛尔曼）合并后，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向1875年哥达代表大会提出的合并起来的党的纲领草案，有严重的错误，在原则上对拉萨尔派作了让步。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对建立德国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件事表示赞许，但是反对在思想上同拉萨尔派妥协，他们尖锐地批判了纲领草案的错误论点。可是该草案只是略加修改就被代表大会通过了。在代表大会上哈森克莱维尔被选为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之一，1875年6月哈赛尔曼参加了根据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决议成立的、属于党的“柏林全德联合印刷所”的管理委员会。——第24页。

[31]指弗里茨舍和菲勒克受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派遣于1881年2—5月访问美国。访问的目的是进行宣传并为党募集选举基金。虽然他们在美国召开的群众大会获得了很大成功，并为党募集了大笔款子，但是他们的宣传本身却不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无论对德国工人运动还是对美国工人运动都带来了一定的损害。——第25、88页。

[32]1883年4月下半月—5月初，帝国国会对工人疾病保险法案和修改工艺规章法案进行二读讨论。这两个法案是俾斯麦实行的所谓“工人立法”的一部分。在三读讨论之后，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于1883年5月31日和6月2日对这两个法案分别投了反对票。——第25页。

[33]由于在德国若干地方实行所谓小戒严（见注46），威·布洛斯于1880年底被驱逐出汉堡。在1881年2月4日他从不来梅给恩格斯的信中，反映出了取消主义情绪和在已经发动进攻的反动势力面前完全惊慌失措的情绪。——第26页。

[34]倍倍尔在1883年5月2日写信告诉恩格斯，德国各经济部门呈现出危机临近的征兆。——第26页。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3年5月22日于伦敦

老朋友：你怎么会想到我有办法替这个党内的青年同志［注：克洛弗。——编者注］找到文字工作呢？要知道，除了迈斯纳（为了出版《资本论》），我已多年完全没有同任何一个德国的出版商发生联系，而同报纸和杂志就更没有联系了。我有什么办法呢？即使这个人会把德文倒过来译成法文或英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无法帮他找到工作。最好托托李卜克内西，他在编《新时代》，有许多关系。

在马克思家里我们还得搞到明年3月，因此不能特别急于离开那里和制定未来的计划。整理这些遗物，也要花费许多劳动。我感到惊奇的是，马克思甚至把1848年以前所写的几乎全部文稿、书信和手稿都保全了下来，这是写传记的绝好材料。传记我当然要写。除了其他一切，传记也是一部《新莱茵报》和1848—1849年下莱茵地区运动的历史，是一部1849—1852年讨厌的伦敦流亡生活的历史和国际的历史。首先要出版《资本论》第二卷[2]，这不是一件小事。第二册的手稿有四稿或五稿，其中只有第一稿是写完了的，而后几稿都只是开了个头。这需要花费不少的劳动，因为象马克思这样的人，他的每一个字都贵似金玉。但是，我喜欢这种劳动，因为我又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了。

最近我清理了1842—1862年的书信。过去的日子和我们的敌人给予我们的许多愉快的时刻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想起这些往日的经历，我常常笑得流下泪来。我们的幽默是我们的敌人永远不能夺走的。但是这中间有许多非常严肃的东西。

这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注意，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一个字也别透露到报刊上去。可以发表的东西，我有时登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伯恩施坦有很大改进，他努力学习，头脑机智，思想开朗，能经得起批评，摆脱了小资产阶级那套平庸的说教。我们的德国小伙子们，自从反社会党人法[23]使他们摆脱了“有教养的”先生以来，确实是好样的。1878年以前，这些先生企图用他们大学里那一套无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高高在上地教训工人；遗憾的是，很多“领袖”助长了这一点。现在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陈腐的东西，但是运动毕竟重新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轨道。我们的小伙子们所以出色，正是在于群众比几乎所有的领袖要强得多。现在，反社会党人法迫使群众靠自己的力量来活动，而领袖的影响则缩小到最低限度，——现在运动比任何时候都好。

　　你的　老弗·恩格斯

[2]照马克思的计划，《资本论》第二卷包括两册。后来，恩格斯决定把马克思这两册的手稿分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见本卷第132、134页）。恩格斯在他写的这两卷的序言中对马克思的手稿做了详细的介绍。——第3、5、6、8、15、18、20、28、31、35、42、46、48、57、63、64、71、96、101、127、132页。

致路德维希·克洛弗

日内瓦

1883年5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克洛弗先生：只要可能，我是非常乐于帮您忙的。但在德国，无论同书商，或者同著作界，我根本没有任何联系，所以那里我实在没有人可托。［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党目前在德国还办有各种杂志等等，例如，李卜克内西和考茨基在斯图加特出的《新时代》（狄茨出版社）。您可以请贝克尔替您给那里写些信。也只有那里能替您想些办法，我们在这里，也和您在日内瓦一样，同一切断绝了联系。

您9日来信盖的邮戳是“日内瓦，5月13日”，这是我对您迟复的部分原因。

但愿我指出的路子使您获得成功。

　　仍然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致劳拉·拉法格(1883年5月22日)

巴黎

1883年5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保尔要的五英镑，我并没有象他认为的那样已经忘记了，但因赛姆·穆尔在这里，我没有空去办并用挂号信寄去。昨天晚上赛姆回曼彻斯特去了，要不是保尔来信改变了他对我的吩咐，钱今天就寄出去了。现附去十英镑支票一张。

现在，当我写这些话的时候，亲爱的保尔已经做了囚犯。[5]此刻（五时四十五分）正好是停止探望者探望他的时候，他现在可以安静地同盖得讨论革命的革命的机会了。这个星期日，我们为他的健康干了一杯极好的五月葡萄酒，愿他更加勇敢和忍耐。

我早就想过，你可以趁保尔过着被迫的独居生活时到伦敦来。瑞琴特公园路122号的整个房子可以立即供你使用。但是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况来看，我担心这样的建议会伤害某个人的感情。尼姆回来以后甚至一句话都没有提到，你曾表示要在这气候阴暗的地方出现你开朗的面容。当保尔写信表示他希望每天早上在圣珀拉惹同你一起进早餐时，我就完全放弃了希望。但是现在一切都有了头绪，我希望很快听到你接受我的邀请的回音，让这个地方至少给你作两个月的大本营。当然，这并不排除到海滨去旅行等等。既然保尔不得不坐牢，那你更有理由要关心自己的健康。

赛姆在这里时，我们从他那里知道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就是摩尔过去没有未经作者同意就不准翻译《资本论》的权利，而我们现在也没有这种权利。在第一年里，没有发表一部译文［注：《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文。——编者注］的开头部分，这种权利就失去了。因此，既然几个人都在搞这一卷，我们不得不采取巧妙的做法，利用没有发表的第二卷[2]，使他们放弃自己的打算。

第二卷要花去我非常多的劳动，至少第二册是这样。有一份完整的稿子，大约是1868年写的，但这只是一个草稿。此外至少还有三份甚至四份属于不同的较晚时期的修改稿，但其中没有一份是完成了的。要从中搞出一份定稿来，那可是一件吃力的事情！第三册完成于1869—1870年，从那以后马克思再也没有去碰过它。但是探讨地租的那部分，我要同马克思的俄文摘录[35]核对一下注释、事实和例子。也许，我甚至能用1858—62年的手稿[36]（开头部分1859年在柏林发表过［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编成第三卷的一小部分，手稿中每一章的结尾都有该章所探讨的理论问题的批判史。

最近我清理了书信。有一个大箱子，装满了从1841年（甚至从1837年——你爷爷马克思［注：亨利希·马克思。——编者注］的来信）到1862年间非常重要的信件。这一箱子差不多清理完了，不过还得有几个钟头才能搞完。请你相信，我接触到这些旧时的东西觉得非常有趣，其中多半象涉及摩尔一样也涉及到我，而且那里面有那么多可以令人发笑的东西。尼姆在帮我的忙，因为要擦去大量尘土！每当回想起过去的时代，我们就从心底里笑出来。1862年以后的书信，马克思自己已经清理得相当好了。但是我们要弄清放满箱子、纸包、包裹、书籍等等的这个阁楼的全部秘密，还得过些时候，而我应当为第三版［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准备好法译本中的各种补充，据我所知，这些补充摩尔曾打算收进去。这项工作必定在三四个星期里做完。

邮班截止时间到了。今天就写到这里。

爱你的　弗·恩格斯

[5]1883年4月底，保·拉法格、茹·盖得和让·多尔莫瓦因1882年秋在外地（蒙吕松等地）发表演讲而被送交木兰市陪审法庭审判，罪名是搞阴谋活动和煽动内战。法庭判处每人六个月监禁和罚款。从1883年5月21日起，盖得和拉法格被监禁在巴黎圣珀拉惹监狱。——第5、30、32、45、50、52、65、67、69、70、126页。

[35]马克思从俄国资料中所做的那些主要是与《资本论》第三卷有关的摘录，曾部分地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1卷、第12卷和第13卷。——第31、97、285页。

[36]指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1）1857—1858年手稿，曾于1939—1941年用德文在莫斯科出版，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echen　Ökonomie（Rohentwurf）》），（2）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的1861—1863年手稿，其中大部分构成《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第一种也是唯一保存下来的《资本论》第四卷稿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第31页。

致劳拉·拉法格(1883年6月2日)

巴黎1883年6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给保尔随信附去十英镑支票一张，是他要的。如果注意到他现在所处的环境，从他的来信判断，他的情绪似乎相当好。不过，当然罗，钥匙和门栓的锵锵刺耳声一定会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5]白天的相对自由到了夜晚就化为单人监禁，这种自由算得了什么，他怎么能够歌唱：

“不要悲哀地歌唱

那黑夜的凄凉，

啊，美丽的姑娘，

黑夜原为欢乐而临降”。［注：歌德《威廉麦斯特的修业时代》第5册第10章。——编者注］

既然保尔打算在狱中提高自己的德文，那可以让他翻译这篇东西。

现在，两个英勇的蒙难者［注：拉法格和盖得。——编者注］大概已经很好地安顿下来了，你是不是认为，你能够来一趟，比方说，在下星期四或星期五？情况是这样：我今天晚上等着肖利迈来，他可能在这里呆到下下个星期一，即6月11日，他多么想看到你呀！此外，关于你来的事情杜西也谈了很多，看来，她很希望你来，要跟你商量一下家里的东西如何处理，等等。好象一个人负责使她感到很苦恼。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你来是为了办事。如果你要来并立即写信给我，我就马上寄钱给你。我本想把这笔钱一并开在今天这张支票上，但是现在我手头有点紧，下个星期才会收到款子。

在摩尔的文稿里，我发现了一整堆稿子，是我们在1848年前那段时间合写的著作［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弗·恩格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编者注］。有些我很快就要发表。

你来到这里以后，我要读其中一篇稿子给你听，你会笑破肚皮的。这篇稿子我已读给尼姆和杜西听过了。尼姆说：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你们两个人那时候在布鲁塞尔天天晚上这样哈哈大笑，使得家里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入睡。我们那时都是大胆的小伙子，海涅的诗篇同我们的散文相比，不过是天真的儿戏而已。

[37]

《资本论》的译本［注：第一卷英译本。——编者注］有可能由基根·保罗公司出版，这家公司可能是最合适的了。杜西打算星期一［注：6月4日。——编者注］去找他们。假使这有了什么实际结果，那时我们再一起去。由赛·穆尔翻译，我来校订。其他人也想插手搞这本书，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事情安排妥当，他们一定会很快放弃的。赛·穆尔是在这里度过圣灵降临节周的，凡是与他有关的事情，我们都同他商量好了。他来完成这项任务是一个最理想的人物，就是做事有些慢吞吞，不过这可以纠正。他作为一个法律顾问，对我们很有用处。我还得就一个法律问题给他写信，由第一次邮班寄走。

彭普斯身体很好，她的两个婴孩也很好，男孩长得很大很胖，几乎和他的姐姐一样！至少自豪的母亲是这样说的。要是你下个星期日（过一个星期）来这里，我们可以好好喝一大杯五月葡萄酒；它此刻正是盛开的时候，我指的是车叶草；在这里，我们在过星期日的时候喝过两大杯，其他日子在杜西家里喝过两大杯，还剩下不少摩塞尔酒。

如果你说你打算来，我当天就向都柏林订一箱最好的和最高级的克拉列特酒，我们两人可以悄悄地把它喝得精光。

过一两天再给保尔写几行。

　　仍然爱你的　弗·恩格斯

[37]看来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第四章和恩格斯的著作《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73—628页和第641—692页），这些著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7年期间在布鲁塞尔写的。——第33、40页。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3年6月12—13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现在是12日午夜。我刚看完并寄出《资本论》第三版［注：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第二印张的校样（花的功夫不小），晚上剩下的时间，我想用来给您写信，即使开个头也好。

关于党内事务，我从《记录》[38]的字里行间已经看出了一些，后来很快又接到倍倍尔的一个简短说明。在此以前，我早就写信告诉过倍倍尔，同右翼的这些蠢货们的分裂终究要发生的[39]，但是在我们无法重新同群众直接接触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还存在着反社会党人法[23]的时候，加速这种分裂，我认为对我们不利。如果他们逼迫我们走这一步，那就应当让他们去违反党纪，而不是我们去违反党纪，这样我们的胜利就事先有了保证。如果他们不安分，就应当把他们往这方面引。至于李卜克内西，他会尽一切可能推迟危机的到来，但是当危机到来而他也确信无法再加以推迟的时候，他就会采取正确的立场。

我要做的事简述如下。

（1）整理遗物［注：马克思的遗物。——编者注］，而且几乎都得我亲自动手，因为除了我，没有人熟悉旧的书稿。这些东西一大堆，而且非常乱。缺的还很多，许多纸包和箱子甚至还没有打开！

（2）准备第三版［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把法文版所作的种种修改和某些补充加进去，还要看校样。

（3）利用现有的机会出版英译本（我今天为这件事访问了这里的一个大出版商［注：基根·保罗。——编者注］），然后亲自校订译文（由穆尔来译，他是很出色的翻译，是我们二十六年的老朋友，不过做事有些慢吞吞）。

（4）核对第二卷开头部分的三、四种稿本，做好付印准备工作，并把第二卷[2]全部誊清。

（5）有时同肖莱马玩上个把礼拜，他昨天又去曼彻斯特了。他总是带着工作，但是呵，上帝！［注：赫夫林的大学生歌曲的副歌，原词是：“啊，上帝，上帝，上帝！各不相象！”——编者注］

生活就是这样！

《福斯报》的一头蠢驴（这篇东西[40]已经寄给我四次了），在善良的德国，显然制造了大量关于忧伤的马克思的忧伤情绪。等我特别愉快的时候，我也许要痛骂他一顿。这些蠢货要是有机会读一读摩尔和我的通信，简直会惊讶得目瞪口呆。海涅的诗篇同我们的泼辣而欢乐的散文相比，不过是儿戏而已。摩尔有时会狂怒，但从来不消沉！我重读旧稿，总是笑得前仰后合。这些书信也具有历史意义，我将尽自己所能，使这些书信落到适当的人手里。可惜我只有马克思从1849年起的书信，不过是完整的。

随信寄去《共产党宣言》末尾的一页草稿[41]，供您收藏留念。头两行是口授的，由马克思夫人笔录。

随本信附去的维尔特的这首诗，我本来可以及时寄给您在小品栏上发表，但是您的来信晚了十二小时，所以我只好等待，看小品栏是否照原样刊印出来。不过，您还能够把它登出去。[42]维尔特的所有作品和道貌岸然的弗莱里格拉特相反，都是讽刺性的和幽默的。丝毫没有“一本正经”的痕迹。

关于废除反社会党人法问题，在德国，人们总是目光短浅。亚历山大三世在莫斯科抛出宣言，使俄国大失所望，正如1841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使普鲁士人大失所望一样[43]（不过那里的气氛更紧张得多），他这样做对废除这个法令所起的作用，比盖泽尔、布洛斯及其同伙怨天尤人所起的作用更大。如果有一天他被刺死（他一定会被刺死），那俾斯麦的全部内政制度就会一文不值。那时就会出现另一番情景。甚至只要老威廉［注：恩格斯指的是威廉一世，下半句话是双关语：《bloβ》是“只要”的意思，Blos（布洛斯）是“姓”。——编者注］一死（我指的不是威廉·布洛斯），就必然会有变动。目前这一代人没有亲身经历，因而根本无法想象年老的王储［注：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在革命形势到来时能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况且他还是一个象“我们的弗里茨”那样犹豫不定、优柔寡断的傻子。甚至不排除这样的可能：疯狂的法国政府会挑起同全世界的争吵，以至在巴黎把事情弄到发生某种冲突的地步。突尼斯、埃及、马达加斯加、东京[44]，而现在他们甚至还打算同英国人争诺曼底沿岸附近的几个连五十个居民都不到的岩石岛屿。我只希望巴黎不发生任何事情，因为那里群众中的愚昧，只有伦敦这里才能超过它。

此外，忠实的俾斯麦象六只骆驼那样在为我们效劳。他的最新理论说什么帝国宪法，无非是各邦政府之间的一种协议，它们随时可以用别的东西来代替而无需通知帝国国会，——这话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就让他试一试吧！其次，引起冲突的明显意向以及他在国会中的愚蠢而又无耻的伯迪克尔之流，——这也都对我们有利。在这种情况下，“反动的一帮”[45]的论调当然应该停止，这种论调主要适用于装腔作势的演说（或真正革命的形势）。要知道对我们有利的历史的嘲弄正是在于：这个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一帮中的各种分子正在互相倾轧，互相争吵，互相吞并，这对我们有好处，这样就会形成清一色的一帮的对立面。只有蠢人才会认为，只要把他们都叫做“反动的”一帮，就能对付他们。恰恰相反，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坏蛋必然会首先相互残杀，两败俱伤，声名狼藉，相继暴露出自己的无能，从而为我们准备立足之地。拉萨尔的一个极其重大的错误，就是他在鼓动时，把他从黑格尔那里学到的一点辩证法的皮毛也都忘得一干二净。而且他总是只看到一面，这同李卜克内西一模一样，可是后者还偶尔从诸根据［注：根据（Grund）是黑格尔的用语。——编者注］中看到正确的一面，所以毕竟还是比伟大的拉萨尔高明。

德国目前资产阶级运动中的不幸，恰恰在于人们正在组成“反动的一帮”，但这种局面一定会结束。至少有一部分资产阶级被迫（不管是迫于国内或国外局势）走上真正的运动的道路以后，我们才可能前进。正因为如此，对我们来说有现存的俾斯麦制度就够了；正因为如此，他只有在发生冲突或者引退的情况下才能对我们有益；正因为如此，现在是用半革命或彻底革命的方法来废除反社会党人法的时候了。至于废除的只是“小戒严”[46]还是整个法令，一般刑法会不会加强，所有这些争论，在我看来，就象争论马利亚在分娩时和分娩后算不算处女一样。有决定意义的是国内和国外的一般政治条件，这些条件是在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可是，在德国，人们仅仅从德国现状万古不变这一前提出发来考察问题。同时还存在着一种同反动的一帮这个观念相联系的看法，即目前的制度一推翻，我们就会掌握政权。这真是胡说八道。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参照1642—1646年和1789—1793年），要使条件成熟到我们能够利用，还要使我们成熟到能够利用条件，必须有一个一切中间党派轮流掌握政权并相继破产的过程。那时才会轮到我们，而且我们也可能再次遭到暂时的失败，虽然在事物的正常发展情况下，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今天我通过大陆包裹快递公司（德国和瑞士的包裹邮务代办处）给霍廷根—苏黎世“人民书店” ［注：指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社。——编者注］寄去一包定购的照片［注：见本卷第16—17页。——编者注］，邮资未付。现附去账单一张。请从这笔款子中留下一英镑七先令，存入我的账户，四法郎买烈性酒、订购书刊等（邮汇余款时，为了方便，凑成整数，稍多一点或少一点，当然都无关紧要）。现在这里还有四寸的照片五百张，六寸的二百八十张，先定的先得到。目前除了狄茨，您还没有其他竞争者。堆在我身上的事很多，这从下述情况中可以看出：今天我为您和狄茨检查了照片，又重新包装（每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亲自动手），还得把照片送到代办处（离这里有两英里半）。瞧，我得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工作！

博尔德是头蠢驴，我们认识他已经很久了。马克思那里有他寄来的近一百本笔记，一直没有打开过。让他见鬼去吧！

只要大陆旅途还不大安全，我就不去瑞士。早些时候就不能肯定，马克思是否能够在今年夏天到法国去或路过法国而不致招来麻烦。一个被驱逐出境的人，如果不同意采取我无法采取的那种步骤，就应当准备万一。这一点我是知道的。

您谈党内事务决不会使我厌烦。一个住在国外的人，对于这个不管怎样在欧洲居于领导地位的工人政党的这种内部斗争的详细情况，总是不可能了解得很充分的。我的朋友李卜克内西原则上把这一切都对我保密，他的报道都象朝霞一般火红，晴天一般蔚蓝，而且充满着青年的希望。

为了纪念1848年的六月战斗，寄去马克思发表在《新莱茵报》的一篇文章［注：卡·马克思《六月革命》。——编者注］。在起义者失败的时候，他是全欧洲报界唯一站在起义者一边的。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6月13日

1847年马克思和我写了一部无比大胆的著作[37]，痛斥了至今仍然盘踞在帝国国会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您认为把该文作为小品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是否适合时宜？这是所有用德文写的著作中最大胆的。

[38]关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除新闻报道以外，还出版了代表大会资料的单行本：《1883年3月29日至4月2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83年霍廷根—苏黎世版（《Protokoll　über　den　Kongress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in　Kopenhagen．Abgehalten　vom　29．März　bis　2．April　1883》．Hottingen-Zürich，1883）。——第35页。

[39]恩格斯在1882年6月21日写信告诉倍倍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同右翼分子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329—331页）。——第35页。

[40]恩格斯指的是题为《评卡尔·马克思》（《Zur　Beurteilung　von　Karl　Marx》）的文章，署名Ｈ．Ｖ．Ｔ．，发表于1883年5月24日《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第235号；该文作者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形象。——第36页。

[41]保存下来的《共产党宣言》的这一页草稿属于《宣言》第二章的初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83页）。——第36页。

[42]这封信里指的是维尔特的两首诗——《帮工之歌》和《莱茵葡萄种植者》。前一首诗随恩格斯写的维尔特传略一起发表于1883年6月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4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9页），后一首诗发表于1883年7月1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9号。——第36页。

[43]亚历山大二世1881年3月13日（俄历1日）被民意党人暗杀后，在俄国人们曾期待实行自由主义改革，但是亚历山大三世在1881年4月29日颁布的宣言中声称，他决意巩固并保卫专制制度。

在1840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即位时，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曾希望他实行他父亲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所答应的制宪改革，但是这些希望都落空了。——第36页。

[44]恩格斯指的是七十至八十年代法国统治集团实行的殖民主义扩张政策：1881—1883年确立法国对突尼斯的保护权；1876年法英两国对埃及实行财政监督和干涉埃及内政，直至1882年埃及实质上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为止；1882年挑起同马达加斯加的军事冲突并炮击其海岸；1882年在越南北部（东京）发动殖民战争，后扩大为对华战争并于1884年6月导致确立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第37、62页。

[45]拉萨尔关于“反动的一帮”的论点被载入由哥达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见注30）中。纲领写道：“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对这一拉萨尔主义论点的批判，见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4—25页）。——第37页。

[46]“小戒严”是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23）第28条规定实行的措施；这些措施就是德意志各邦政府（在联邦会议同意之下）可以在个别的专区和村镇实行为期一年的戒严；在戒严期间只有得到警察局的允许才能举行集会，禁止在公共场所散发印刷品；把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驱逐出该地；禁止或限制拥有、携带、运进和出售武器。——第38、89页。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内万托

1883年6月19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先生：我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的意大利文译稿收到了，您译得很好，非常高兴。我通读了一遍，建议您在某些地方稍做修改，虽然我自己也没有把握，因为我的意大利文不大好，并且没有用过。尽管这样，但我还是希望您能够看懂补充部分的译文（意大利文的或法文的），这些补充我根据德文第一版加在您的译稿中有关的地方。

现附去不久前出版的德文版一本，随后将寄去一本目前正在印刷的第二版。可惜，当时没有可能根据德文本翻译：要知道意大利文比法文更适于作辩证的叙述。

您说要给我寄几册译本来，谢谢您的盛情；寄六本或者顶多十二本就够了。

致深切的敬意。

　　弗·恩格斯

小包一个也随本次邮班挂号寄去，内有：

（1）您的译稿；

（2）德文版一本。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3年6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您如果去巴黎，务必渡过海峡到我们这里呆几天。路上来回的花费，要比您这段时间呆在巴黎的花费省一些。这里房间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到时我要给您看的既有前一封信提到的大胆的稿子［注：见本卷第40页。——编者注］，也有其他的稿子。拉法格夫人会告诉您最方便的走法。

　　您的　弗·恩·

向李卜克内西问好。

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3年6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你说你知道可怜的摩尔在斐维时有过哪些打算和想法[47]，这就和那些多少带有遗嘱性质的遗言是有联系的了，因此，我自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你在暗示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遗言可能包括关于书籍和其他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同纪念你母亲等等有关）的意见，又因为我们在这里应该做出某种决定，而杜西似乎又在竭力避免承担独自作主的责任，所以我认为我有直接的义务通知你，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们，那就及时说出来。

可怜的摩尔去世以后，杜西在一次答复我的问题时告诉我说，摩尔对她说过，要她和我处理他的全部文稿，并关心出版那些应该出版的东西，特别是第二卷[2]和一些数学著作[48]。德文第三版［注：《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正在修订，我也在关心这件事情。如果你想知道摩尔的原话，那末只要你请杜西告诉你，她毫无疑问会这样做的。

保尔在这里的时候，这个问题曾经讨论过，我相信这件事他是知道的。

至于“遗著处理人”这个说法，责任要由我一个人来负。那时我不可能选择别的字眼，如果我因此而有所得罪你的话，那就请你原谅。

[49]

遗言本身怎么会伤害你，我不能理解。工作应该在这里，在原地完成。实际上，工作必定主要由我来负担，这一点你同杜西一样知道得很清楚。但是，因为摩尔只有一个女儿住在伦敦，所以他叫她同我一起来搞这件她力所能及的工作，我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不是住在巴黎，而是住在这里，那末，毫无疑问，这一定会委托我们三个人共同来做。

不过，这件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根据英国法律（赛姆·穆尔给我们解释过），摩尔在英国的唯一法定代表就是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她是唯一在得到支配死者财产的法院证书以后，能够成为他的法定代表的人。这必须由住在英国的近亲来办，也就是说，要由杜西来办，只要她不放弃，也不提出其他什么人（此人也应当是住在联合王国的）。因此，根据法律，我也不合适。由于许多原因，这张法院证书是必须得到的。

关于摩尔在斐维时同你商量过的那些计划，我当然毫无所知，我所遗憾的只是，你3月14日以后没有来。要是你来的话，那我们当时就会知道这些计划，就会尽量考虑到这些计划。英译本［注：《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得出结论（根据赛·穆尔以及迈斯纳的解释），我们没有权利阻止任何人出版未经作者同意的译本。这种权利最多不过在第一次发表后三年之内有效，而在1870年它就完全无效了。于是，就有几个人想插手，其中最不适当的就是出版商里夫斯，他虽有良好的愿望，但既没有资金，又没有业务素养。他跟雷德福说，他找到了一个译者，打算出版译本。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能耽误时间了。我们必须找到愿意并且能够完成这件工作的人，我们就只能在赛·穆尔和基根·保罗出版公司身上打主意。他们开始通信联系，接着杜西同基根·保罗碰了面，后来我也见了他。还没有什么结果，不过我们很可能要达成一个协议。请问：在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你能否担任翻译，并在一定的期限，譬如说六个月完成。

讲到写国际史，那末就我而言，我一点也不反对为了这一目的把全部有关国际的文件等等转交给你。但是，我打算写一部摩尔的详细传记，要是你把这些文稿都拿走，那末我的计划就要落空。摩尔的一生，要是没有国际，便成了挖去了钻石的钻石戒指。

关于你的信，我对杜西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不想用任何一种方式来过问你们两姊妹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你需要她作某些说明的话，请你直接写信给她。不过我认为，你能够做到的最好办法，就是你到这儿来一趟，一起商量一下这件事情。你知道得很清楚，我除了最大限度地并在各方面考虑到你的愿望以外，并没有任何其他要求。我对杜西也是这样做的。如果你希望在共同的工作中把你的名字同我们的放在一起，如果你想参加这件工作而又能想出怎么做的方法，那我本人对此只会感到高兴。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十分需要你的帮助，以便得到资料等等，除了你和杜西之间产生新的误会以外，没有任何东西会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更大障碍。我们都在努力以应有的方式使摩尔永世长存，这将由而且应该由发表他的遗著开始。让我们尽我们的力量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共同努力吧。

关于这件事，我只跟尼姆一个人讲过，她的意见也完全如上所述。

至于我们的两位蒙难者［注：拉法格和盖得。——编者注］，他们似乎很幸福，很满意，甚至怕格雷维7月14日要解除他们那种怡然自得的监狱生活。[5]对路易丝·米歇尔的判决多妙啊！[50]十分幸运，谁也不知道两三年以后谁来统治法国。只要往亚历山大三世脚下扔一个炸弹就够了，除爱尔兰以外，欧洲和亚洲的所有监狱之门就会立即完全敞开。

现在我必须搁笔。我要看四个印张第三版［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的校样，这是星期六［注：6月23日。——编者注］送来的，我答应四十八小时以后一定送回去。在这以后，我要部分地根据马克思的批注本，部分地根据法文版做些修改，加到第三版里去（这一版达四百零四页）；这应该迅速完成，以免提供口实，拖延出版。今天就写到这里。

永远爱你的　弗·恩格斯

[47]劳·拉法格在1883年6月20日的信中说，1882年8—9月她在斐维（瑞士）同马克思在一起的时候，马克思对她谈了以后的工作计划，尤其是答应把撰写国际的历史所需要的一切文件和文稿交给她，还要她着手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英文。——第42页。

[48]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遗著时，发现了马克思的一些数学著作。——第42、47页。

[49]恩格斯在他发表于1883年5月《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卡尔·马克思的逝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80—388页）一文中说，马克思指定他的幼女爱琳娜和恩格斯为他的遗著处理人。——第43页。

[50]法国女革命家路易丝·米歇尔于1883年6月因参加1883年3月巴黎失业者示威游行而被判处六年监禁和十年最严格的警察监督。1886年1月被特赦。——第45、433页。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3年6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我晚上的工作时间因接待来访而报销了，所以有一点空余时间给你写信。

马克思寄给你的对亨·乔治的批判，内容出色，结构完整，要是加进马克思在那一本书上用英文写的不连贯的页边批注［注：见本卷第15页。——编者注］，会削弱批判的力量，那是很可惜的。这些批注以后可以另外使用。马克思在给你写这整封信的时候，正象他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所做的那样，是考虑到以后要逐字发表的。所以，你如果发表它，也没有什么不妥当。如果用英文发表，我给你翻译，因为《宣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的译文再次表明，你们那里看来没有人能够至少是把我们的德文译成规范的、语法正确的英文。为此必须具备用两种文字写作的经验，而且不仅仅是在日报上写作的经验。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俄译本是目前我看到的所有译本中最好的译本。

[51]

《资本论》第三版［注：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要求我做大量的工作。我们手头有一个本子，马克思在上面注明了要根据法文版进行的修改和补充，但是这一切细致的工作还要去做。《积累》[52]以前的都已经整理好了，但是这里整个理论部分几乎全部需要加工。同时还要很负责。因为法译本和德文版相比，有些简化，而马克思是从来不会这样用德文写作的。此外，出版商也在催促。

目前我这项工作还没有做完，根本不考虑着手搞第二卷[2]。这一卷的开头部分至少有四种稿本，马克思几次拿起这项工作，但每次都因为生病而没有定稿。1878年最后一稿的材料编排和结尾部分同1870年以前写的第一稿，在多大程度上相一致，目前我还说不出来。

1848年以前时期的材料几乎全部都保存下来了，——不仅是当时他和我写的手稿几乎全部保存下来（除了被老鼠咬坏的以外），而且来往的书信也都保存了下来。当然1849年以来的材料也都是完整的，而1862年以后的甚至还相当有条理。还有大量关于国际的手写材料，我认为，这些材料足够写一部完整的国际史，但是我还没有比较仔细地看过。

那里面还有三四本数学著作笔记[48]，我有一次把马克思在微分学上的一个新论证例子[53]给你的阿道夫［注：左尔格的儿子。——编者注］看过。

要不是有那么多美国和俄国的材料（单是俄国统计学方面的书籍就有两个多立方米），第二卷早就印出来了。这种详细的研究工作使第二卷的进展耽误了许多年。他向来这样，总是要把直到最后一天的所有材料都搜集齐全。可是现在这一切都没有用处了，只有一些摘录除外，在这些摘录里希望会有许多按他的习惯所做的评注，可以用作第二卷的注释。

照片收到了［注：见本卷第21页。——编者注］，等我有空包装好，就给你寄去。但是怎么寄法？寄印刷品是不让包得很严实的，邮寄包裹还不让寄，而通过邮包代办所寄这样一个小包，得花很大一笔钱。也许你能告诉我最好的办法。

第三版的末校样我已经看了五个印张，出版商答应一周送来三个印张。

　　你的　弗·恩格斯

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答复小赫普纳的许多长信。他写来的消息，我总是很感兴趣，虽然其中夹杂着个人的议论和充满着新流亡者的自负。因此暂请你代我向他道歉。

舍维奇带着“尊严”答复了我，并且对我的“小气” ［注：见本卷第14—15页和第99—100页。——编者注］表示惋惜。尊严对他是相称的。答复他得不到。

莫斯特也是一样。这个人不得不承认我所说的一切［注：见本卷第10—11页。——编者注］，正因为如此，他气坏了。我想，在美国这个宗派主义的国家里，他会找到志同道合者，并且将在一个时期内造成混乱。但是美国运动的特点就是这样：所有的错误观点在那里都要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如果美国的干劲和充沛的活力同欧洲的理论上的鲜明性结合起来，那你们那里的事情在十年内就会完成。但是从历史上看这是不可能的。

[48]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遗著时，发现了马克思的一些数学著作。——第42、47页。

[51]恩格斯在谈到《共产党宣言》俄译本时，看来指的是1869年日内瓦出版的《宣言》俄文第一版和1882年日内瓦出版的俄文第二版。——第46页。

[52]指《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19—843页）。——第46页。

[53]看来恩格斯指的是马克思1881年寄给他的一部分数学手稿；恩格斯在1881年8月18日和1882年11月2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曾详细地谈到手稿中所研究的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21—23页和第108—109页）。——第47页。

致加布里埃尔·杰维尔

[54]

巴黎

1883年8月12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杰维尔公民：您的信和稿子已经收到，谢谢。下星期我要由伦敦到海滨浴场去[55]；在那边，我会有空闲时间看您的著作，我将尽快把它寄还给你。

您的稿子寄到我这里正赶上好时候：我刚刚完成《资本论》［注：第一卷。——编者注］德文第三版的最后校订工作，并决定从海滨一回来，就着手校订第二卷[2]。您的稿子正是在我有一点空闲时间的时候寄来的。

您前些时候寄给马克思看的那一部分，我已经读过了。我觉得这一部分写得很明白，很正确，由于它包括了著作中最困难的部分，因此可以断定，其他部分不会有什么误解的地方。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54]这封信里提到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者加·杰维尔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简述，兼论科学社会主义》（《Le　Capital　de　Karl　Marx.Résumé　et　accompagné

d’un　appercu　sur　le　socialisme　scientifique》）。这一著作早在马克思在世时就开始写了，恩格斯答应给杰维尔校阅这一著作并作必要修改，但是杰维尔借口出版者急于出书而对恩格斯的大部分意见未加考虑。该书于1883年在巴黎出版。恩格斯对该书的评论，见本卷第83—84页。——第48页。

[55]恩格斯从1883年8月17日至9月14日在伊斯特勃恩（英国南部海滨）休养。——第48、49、51、53、54、64页。

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3年8月19日于伊斯特勃恩市卡文迪什街4号

亲爱的劳拉：我终于从伦敦脱身出来了。[55]情况一许可，我就派了派尔希（上星期三）到这里来找房子。这件事他办得很好，经过一些周折，找到了一所极好的住宅：离海滨林荫道只隔两幢房子，在码头的对面，房间很好，阳光适中，海景美丽，饮食精美。我们唯一不快的，就是没有及时安排好，使你跟我们一起来。我们是星期五到这里的，有彭普斯、孩子们和保姆、尼姆、肖利迈（他身体又不大舒服，但是在这里立刻就好了，并且很快就要离开我们）和我。我们来的那天，正是地地道道的苏格兰的雾天，细雨时断时续，下了一夜，令人快慰极了！但第二天是一个好天气，我们可以在树荫下散步，让尼姆观赏了一下这个地方。今天星期日，是一个美丽的早晨，但是雾上来了；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抓住目前这个时机了，不过，不管怎么说，现在这个地方和我们上次下雨天来到这里时［注：1879年8月。——编者注］，看来是完全不同了。这里有了大量的建筑物，市内住宅区几乎扩大了一倍，朝比契角方向的所有田野和一大段斜坡盖满了房子。这里比尔森啤酒很盛行，质量甚至比伦敦的还好。尼姆和彭普斯发现，这里一切都比家里价廉物美。

艾米莉·罗舍的可怜的早产儿一个星期前死了，这是他所能选择的最好归宿。

我已立即写信给杰维尔，告诉他稿子［注：加·杰维尔《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见上一封信）。——编者注］收到了。在这同时或者稍后一点，我也收到了赛姆·穆尔的译稿［注：《资本论》第一卷英译稿。——编者注］，因此我在这里的工作将是很多的，我要偿还的大笔信债还未计算在内。

这个小地方人多得很，但是，看来人们比以前更加“放纵”。甚至在星期日早上，戴大礼帽的也寥寥无几，倒是“运动”服随时都可看到。

所有的人刚刚又闯了进来，渴得要命，肖利迈只好开了比尔森啤酒。你可以想象，我受到这样大量的干扰，不仅有条理的信写不下去，连没有条理的信也写不下去，真让我毫无办法。刚打开第二瓶，小丫头攀到我的膝头上来了，我只好搁笔，没有一点法子。大家向你和保尔致最衷心的问候，我们后天要多喝一点比尔森啤酒，来庆贺他的囚期已经过去了一半[5]。

尼姆要你（原话）“好好留意她发财的事，因为她觉得很快就要发上这笔财了” ［注：大概说的是中彩票。——编者注］。

就此搁笔，亲爱的劳拉。

　　最爱你的　弗·恩格斯

[55]恩格斯从1883年8月17日至9月14日在伊斯特勃恩（英国南部海滨）休养。——第48、49、51、53、54、64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致威廉·李卜克内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