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内万托

1885年4月11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先生： 我给您写这几行字，仅仅是为了告诉您译稿 ［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意大利文译稿。——编者注］已经收到并且正在校阅。希望过十天半个月后，能将译稿连同我的意见和建议一起寄还。就我至今已经读了的那部分来看，我认为译得很好。

衷心感谢您。

　　仍然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致卡尔·考茨基

伦敦

1885年4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琳蘅有一点支气管炎，医生让她躺在床上了，因此很遗憾，我们通常的星期日聚餐就不能举行了。

但愿你妻子的头痛已经痊愈。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5年4月16—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上一封信寄出后才想起来，对拉甫罗夫的俄国朋友们是可以做点事情的，只要他们肯拿出一些钱来作准备费用。（1）如果人死在伦敦，而他的死亡日期、地点等等大体上都知道，凭这些细节就可以使任何人都能找到真正的死亡证明书。（2）有了上述证明书，就容易在受理继承案件的法庭上查明：是否留有依法确认的遗嘱，或者是已有人和究竟是谁领了支配死者财产的法院证书和占有了假定是死者留下的黄金。

无论如何这两个步骤是应当首先采取的，这样一来有关的人就能更好地判断，事情是否值得继续办下去。我想这种初步工作可以委托给派尔希去做，并且我会注意使他的开支不超过通常的费用。当然，费用的大小，要看派尔希所碰到的困难的多少来决定。

不幸的拉甫罗夫的视力怎么样了？对他来说，不能读自己的书，想必是很可怕的。

这儿还有一个病人——老哈尼，他自去年7月起走遍了整个英格兰和苏格兰，但关节风湿病和坏天气处处跟踪，现在他终于来到了伦敦。他试过种种江湖医生的疗法，什么土耳其浴疗、海水浴疗、磁带疗法等等，当然，这一切都未见效；现在他又求助于一位被大肆吹嘘的“专家”，这位专家照我看是以极端荒谬的方法应用痛风病同尿酸的关系的理论（这本身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我还是希望他有所好转，不幸的人是非常需要这一点的。他的手脚都发疼，而且由于经过那种治疗，他的身体当然也很虚弱。今天我看见过他（他就住在离布雷克诺克不远的地方），他谈的都是自己的病痛，虽然有时还能感到他以往那种少有的幽默。治病当然使他花了一大笔钱，而且看来他还在担心不得不回到美国去。你从这一切可以看出，八个月连续不断的病痛和恢复健康的希望的逐渐消失，把老头子折磨到了什么地步，我希望春天的气候（它总归要到来的）最终能使他减轻一些病痛。

现在周围都是一些病人。杜西大约已经告诉你了，十天以前爱德华也病了（唐金认为是肾结石）；现在他在文特诺尔，我们希望休息能使刺激平静下来。当然，有相当多的人都被肾脏里的这种东西缠在身上，这无疑是不太好受的。

还有一个病人倒不怎么严重：就是尼姆，她得了重感冒，而且因为无法使她离开厨房，感冒此刻又转成轻微的支气管炎。今天我催她去看了医生，医生说最快的疗法就是卧床休息；我们让她躺下了，室内生了壁炉，温度有华氏六十四度；希望她大致在星期一就能起床。

我现在就结束这张病人的名单了！这是最近以来最长的一张名单；这是写信的最有意思的话题，而对读信的人来说还更有意思。

保尔为考茨基写的文章将用德文发表在《新时代》上 ［注：保·拉法格《法国的危机。东京的战争》。——编者注］和用英文发表在下一期的《公益》杂志上 ［注：保·拉法格《东京战争和社会主义》。——编者注］。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按时收到这个杂志。事务方面象往常一样弄得糟糕透了，一切都压在爱德华身上，而他又不能什么琐碎的事都照顾到，所以谁也不知道，报纸是否确实寄给国外那些应该收到报纸的人。目前，整个社会主义同盟[266]由于阿富汗的动乱[294]正处于惊人的激昂状态之中，他们仿佛看到的不仅仅是战争，而且还有战败了的英国，燃起起义烽火的印度，以及国内的革命，社会主义的胜利——真是一片欢呼声！不幸的巴克斯打算写这类文章，然而杜西劝他和我商量一下，我则竭力设法使他的激情稍微冷却一些。在英国人完全摆脱了侵略主义以后，看来，他们就会真正仇视自己的民族性。这倒不是什么坏的素质，只是在谈判和俄国沙皇的战争时，它不完全合适就是了。社会主义同盟暂时还不能把英国点燃起来，而俄国的虚无主义者却可以借助失利的战争在俄国做到这一点。

你大约已看见了德国议员们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那篇愚蠢的声明。[290]正如我一开头所担心的那样，小资产阶级分子在议员中完全占了多数。他们是靠反社会党人法[23]做到这一点的，因为反社会党人法为他们提出自己当候选人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然而，即使这件事还没有发生，错误也会很快暴露出来。他们自我表现得这样快，这样愚蠢，我甚至感到高兴。这些人主要是由朋友李卜克内西推举和央求出来的（和以往一样，当然他是一片好意），同他们是一定会分手的，但是在目前反社会党人法继续有效时，我还不愿意使它发生，因为这样会妨碍我们把反对这一法令的斗争进行到底。反社会党人法为这批人造成一定的优势，但我们暂时还应该和他们和解。而且，我也并不认为他们会把事情弄到发生危机的地步。

现在给保尔写几句。[295]无疑地，lex〔法律〕一词来源于legere〔收集〕，而υóμοз〔法律〕一词来源于υεμω〔我在牧场上放牧〕，由此可以断定，在农业术语和政治术语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也不可能不是这样的。曾经采用过的那些最初的社会规章必然是同当时生产和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语言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是完全自然的。但如果再进一步要从legere和υεμω的词源上找出完整的系统，单单因为我们不知道每一个单独的派生词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更不知道这个词在什么时候获得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种含义，就会得出荒诞的结果。此外，旧词源学家，譬如说维科，都是一些蹩脚的空谈家。ilex〔栎属果实〕的词根是il，它与lex毫无共同之处。词源学，也和生理学以及别的任何“学”一样，需要加以研究，但决不能发明它。这使我想到罗舍一家。你记得查理曾经专心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的火车车厢，这种车厢能够在发生冲撞的情况下使用新的方法拆开来。然而，这并没有成功。但是查理的两个弟弟（一个二十岁，一个十八岁）却发明了一种新车厢，并得到了发明专利权，而大罗舍，看来还不放弃从事这项事业呢！真是有才华的一家啊！

就写到这里。向保尔衷心问好。我希望“下次会有好消息”。

　　爱你的　弗·恩·

　　4月17日

医生来过了。尼姆好了一些，再过几天她能起床了。

[2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报刊都被查禁，社会主义书刊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该法令的有效期每两三年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令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0、23、28、35、55、102、105、109、125、137、142、144、152、157、160、178、203、215、230、234、238、249、261、289、292、297、309、315、321、325、328、329、332、341、471、493、560、609、639、650、656页。

[266]指社会民主联盟（见注229）和社会主义同盟。

社会主义同盟是英国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12月30日由一批不满社会民主联盟领导的机会主义路线而退出联盟的社会主义者创建。同盟的组织者有爱琳娜·马克思、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威廉·莫利斯等。在同盟存在的最初年代，它的活动家们曾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但是，在同盟的成员中无政府主义者很快就占了上风，它的许多组织者，其中包括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都离开了同盟的队伍，于是到1889年同盟就瓦解了。——第265、285、296、349、422、460、462、472、475、480、500、524、560、563、569、629、631、634、650页。

[290]德国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机会主义多数派不满《社会民主党人报》批评其对待轮船公司津贴法案（见注263）的态度，企图对党的机关报是否有权批评党团的活动提出异议。党团就此发表的声明载于1885年4月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4号上。但是，社会民主党大部分地方组织坚决支持该报编辑部。党团的多数派被迫让了步，在4月23日与《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共同发表的声明中，实际上放弃了他们的要求（见注303）。——第289、291、297、314、325、326、341、351、609页。

[294]指1885年3—4月由俄英双方在阿富汗西北边疆地区的帝国主义利益的争斗而引起的冲突。——第296页。

[295]保·拉法格在1885年3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想知道恩格斯对他的关于法律术语来源的假设是否正确的意见。——第297页。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85年4月23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您上月9日（21日）那封亲切的来信我已收到，非常感谢您在信中提供的那些很有意思的资料。[296]工资额与工作时间长度成反比的规律同样在俄国也得到了证实，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同样有意思的是由于现代工业和金融制度的发展，世界正在迅速分化，无产业的业主数目的日益增加证明了这一点。凡是这样一些事实对我来说都有巨大的意义，如果您有时能向我提供一些您所知道的有关你们伟大国家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发展的材料，我将十分感激。很遗憾，现在我的全部时间都为发表手稿 ［注：《资本论》。——编者注］占去了，以致我不得不中断了不仅与此无关的一切工作，而且还中断了我的科学研究，甚至连写信都要勉强挤时间。所以，您可以看得出来，目前我不能采纳您把有关经济问题的俄文原著给我寄来的亲切建议，因为我肯定没有时间利用它们。不过，以后一有机会，可以要您履行这一亲切的诺言时，希望您不要埋怨我。而现在这些珍贵的手稿对我则是最大的科学 享受的来源；毫无疑问，您在读校样[278]时也会有同样的心情。大约三个星期以前（3月27日）我给您寄去了第5—9印张，昨天又寄去了第10—14印张。很快还要给您寄去一批，也用 挂号寄。第二卷全部约有三十七印张，将在5月底出齐。现在我正在搞第三卷，这是圆满完成全著的结束部分，甚至使第一卷相形见绌。我在口授原稿，这份原稿除了我以外，简直是谁也不能读下去，因此，在没有把全文誊清成在任何情况下其他人都能阅读的东西以前，我就不放心。在这以后，我才能从事最后的校订，这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原稿没有完成。即使是我也未必定能完成这项工作，但是无论如何手稿将被抢救出来，不会全部毁掉，必要时可以按照它的原样出版。这个第三卷是我所读过的著作中最惊人的著作，极为遗憾的是作者未能在生前把这项工作做完，亲自出版并看到此书必定会产生的影响。在这样清楚地叙述了以后，就不可能再有任何直接的异议了。最困难的问题这样容易地得到阐明和解决，简直象是做儿童游戏似的，并且整个体系具有一种新的简明的形式。恐怕这部第三卷将有整整两册。此外，我手头还有一部旧稿[283]，稿中对理论史作了探讨，它也要花费不少力气。总之，您可以看出，我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忠实于您的　派·怀·罗舍

［注：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278]为了加快《资本论》第二卷俄译本的出版，德文版校样印出一批，恩格斯就给丹尼尔逊寄一批去翻译。——第280、287、299、314、319、328、338页。

[283]指马克思在1861—1863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里对这部手稿作了详细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页）。这部手稿的一部分，也是整理得最细致的部分，构成《剩余价值理论》即《资本论》第四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第285、299页。

[296]丹尼尔逊在这封信里给恩格斯提供了一些关于俄国工人的工作日长度和工资水平以及关于农民无产阶级化的材料。丹尼尔逊还提出要给恩格斯寄去俄国经济学家的著作：尼·伊·季别尔《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研究》（н．и．зибер．《Давид　Рикардо　и　Карл

Маркс　в　их　обществен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ссдованиях》），伊·伊·杨茹尔《莫斯科省的工厂生活》（и．и．э．Янжул．《фабричный　быт　Москов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和普·阿·彼斯科夫《莫斯科市纤维类物质加工厂卫生调查》（П．А．Песков．《Санитарное　иссдедование　фабрикло

обработке　волокнистых　веществ　в　г．Москве》）。——第298页。

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

日内瓦

1885年4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女公民： 我还没有答复您2月14日的来信。担搁当然不是由于我懒，而是由于如下原因：

您征求我对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的意见。为此我得把书看一遍。如果我有一个星期对俄语下一点功夫，我读起来就会相当容易，可是我往往一连半年都找不到这样的机会；于是语言就生疏了，我不得不重新学习。看《意见分歧》一书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向秘书 ［注：艾森加尔滕。——编者注］口授马克思的手稿，要占去我整个白天的时间；晚上有客人来，总不能把他们拒之于门外；还要看校样，写大量的信，最后，还有我的《起源》 ［注：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的译文（意大利文的、丹麦文的等等）要我校阅；而校订译文有时决不是一件多余的和轻而易举的工作。由于这种种打扰，《意见分歧》我只看了六十页。假如我能有三天空闲时间，这件事也就做完了，而且我还可以温习一下我的俄语。

但是，我想，这本书就我所看过的这么一点也足以使我多少知道所谈的 ［注：草稿中这里删去了：“你们这一派和民意党人之间的”。——编者注］意见分歧了。

首先，我再对您说一遍，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有一点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 坚定不移和 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至于我，对俄国现状知道得太少，不能冒昧地对那里在某一时期所应采取的策略的细节作出判断。此外，对俄国革命派内部的秘密的事情，特别是近几年的事情，我几乎一无所知。我在民意党人中的朋友从来没有对我谈过这类事情。而这是得出肯定意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我所知道的或者我自以为知道的俄国情况，使我产生如下的想法：这个国家正在接近它的1789年。革命 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它每天都 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就象一颗装上炸药的地雷，所差的就是点导火线了。从3月13日[297]以来更是如此。这是一种例外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很少几个人就能 制造出一场革命来，换句话说，只要轻轻一撞就能使处于极不稳定的平衡状态（用普列汉诺夫的比喻来说）[298]的整个制度倒塌，只要采取一个本身是无足轻重的行动，就能迸发出一种后来无法控制的爆炸力。如果说布朗基主义的幻想（通过小小的密谋活动震撼整个社会）曾经有某种理由的话，那这肯定是在彼得堡 ［注：草稿中这里删去了：“我不说是在俄国，因为在远离行政中心的省份，这样的打击是无法进行的。”——编者注］。只要火药一点着，只要力量一迸发出来，只要人民的能量由位能变为动能（仍然是普列汉诺夫爱用的、而且用得很妙的比喻）[299]，那末，点燃导火线的人们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因为这种爆炸力将比他们强一千倍，它将以经济力和经济阻力为转移尽可能给自己寻找出路。

假定这些人设想能够抓到政权，那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们凿穿堤坝引起决堤，那急流本身很快就会把他们的幻想冲得一干二净。但即使这种幻想偶然赋予他们更大的意志力，这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呢？那些自夸 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 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象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讽刺[300]，免遭这种讽刺的历史活动家为数甚少。您不妨看看违反自己意志的革命者俾斯麦，看看到头来竟同自己所崇拜的沙皇 ［注：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闹得不可开交的格莱斯顿。

据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在俄国能有一种推动力，能爆发革命。至于是这一派还是那一派发出信号，是在这面旗帜下还是那面旗帜下发生，我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是 ［注：草稿中这里删去了：“贵族集团或交易所集团，——好吧，祝你成功！——一直到”。——编者注］一场宫廷阴谋，那它在第二天就会被一扫而光。在这个国家里，形势这样紧张，革命的因素积累到这样的程度，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状况日益变得无法忍受，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原始公社到现代大工业和金融寡头——都存在，所有这一切矛盾都被无与伦比的专制制度用强力压制着，这种专制制度日益使那些体现了民族智慧和民族尊严的青年们忍无可忍了，——在这样的国家里，如果1789年一开始，1793年很快就会跟着到来。

亲爱的女公民，再见。现在已经是深夜两点半了，而在明天邮班截止以前我也来不及补充什么了。如果对您更方便的话，可用俄文给我写信，但是请不要忘记， 草体的俄文我并不是天天都读的。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297]1881年3月13日（俄历1日），根据“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在彼得堡刺死了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第301页。

[298]恩格斯指的是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著作《我们的意见分歧》（《Наши　раэногласия》）中一再使用的说法，即俄国的村社关系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第301页。

[299]指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中以下的一段话：“我认为，俄国革命的位能是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如果反动势力日益抬头，那只是因为我们不善于把这种位能变成动能。”——第302页。

[300]恩格斯在这里引用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中的说法。见《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14卷第62页（G．W．F．Hegel．Werke．Bd．XIV，Berlin，1833，S．62）。——第302、375页。

致理查·施特格曼

[301]

杜宾根

［草稿］

1885年5月5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经过充分的考虑，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您的请求。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把您要我写的东西写得很简短，那就只能包含我的论断，是一种没有论证的和文艺性的东西；或者我必须列出论据，那就会写成一本书，而这对您是不需要的，况且我也不能随随便便地写。这容纳不了我的大量材料。

此外，关于要写的著作，我只是从您的简单叙述中知道一些，我怀疑我是否有权利作它的合著者而承担一定的道义上的责任。

再说，受既定范围的限制，这一著作会是毫无用处的。半吊子庸人（您准备驳斥这种人的偏见）即使是对我的最有说服力的话，也会根本无动于衷。那些硬说马克思“去世时没有朋友”的人，首先必然认为根本没有我这个人。那我的论断又怎么能发生什么魔力呢？

1850年到1859年庸俗民主派流亡者杜撰的、后来波拿巴雇佣的密探卡尔·福格特（从土伊勒里的文件中看到，1859年给了他四万法郎）胡乱涂写的那些陈旧的无稽之谈，在你们那个地方也许比别处散布得更多，因为士瓦本人民党[144]就是当时流亡的民主派的直接继承者，这个党的某些领袖则是上面提到的福格特的密友。这一切，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中都已经清算了，所以我没有理由正是在目前再来重提旧事。有人对马克思散布过无数的谣言，他曾认为不必加以反驳。也许有朝一日，我得替他做这件事情，不过那要由我自己来选择地点、时间和行动方式。那时当然有人又会说我也是“冷漠无情的”人。

无论如何，目前我没有时间在这方面做任何事情，既能符合原定的目的，又能满足我自己对这类著作的要求。我的全部时间都花在出版马克思的手稿［注：《资本论》。——编者注］上了，我在履行自己的这一义务时，完全不理睬庸人们的恶言秽语，而是无条件地按照马克思的精神去办事。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144]恩格斯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的两篇文章：1884年3月13日第11号上作为社论刊登的爱·伯恩施坦的文章《纪念三月战斗一周年》（《Zum　Gedenktage　der　Märzkämpfe》）和1884年3月20日第12号上以《论人民党自然历史问题》（《Zur　Naturgeschichte　der　Volkspartei》）为题的社论。

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维尔腾堡、巴登、巴伐利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因此，德国人民党又称为南德意志人民党和士瓦本人民党。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第131、306、534页。

[301]这封信是恩格斯对施特格曼第二次请求的答复。施特格曼请恩格斯写一篇评述马克思个人的短文，作为他正在准备出版的评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著作的绪论（见注286）。施特格曼说他提出这个请求，是因为必须对各国资产阶级著作家歪曲马克思形象的企图给以回击。——第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