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3年12月22日于伦敦]

如果《劳动旗帜报》还在您那儿，请 马上寄给 拉法格。他为《人民呼声报》写了一篇批评希普顿的短文，需要看看原文，因为目前的吵吵闹闹是由这引起的。[88]我要到星期一甚至星期四才能收到（而且也不一定）另一份。

星期六 ［注：12月15日。——编者注］开始我又能下地了，不过仍然十分虚弱。

冯·德尔·马尔克您对付得很好。这头蠢驴认为必须考虑 他所说的“国家”一词的意思！[89]洛贝尔图斯也完全如此，指责马克思把资本理解为 真实的资本，而不是理解为洛贝尔图斯的“资本概念”。[90]这是德国人的特色。

考茨基回来了吗？

祝好。

　　您的　弗·恩·

[88]保·拉法格在1883年12月19日《人民呼声报》第53号上发表一篇短文《奥当奈尔的杀人行为》（《L’Assassinat　d’ O’　Donnell》），批评了由乔·希普顿编辑的英国工联机关报《劳动旗帜报》对爱尔兰秘密团体成员奥当奈尔1883年7月杀死凯里的审判案所持的立场。凯里于1882年作为爱尔兰秘密团体成员参与了暗杀爱尔兰事务大臣卡文迪什和副大臣伯克的事件，后来却充当叛徒和主要证人来出卖同案人。凯里的可耻行为受到英国广大阶层的谴责，奥当奈尔的行为受到赞扬。《劳动旗帜报》同所有进步报刊的舆论不同，它强烈指责奥当奈尔杀死凯里的行为。——第78页。

[89]1883年12月2日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纽约人民报》的星期日版，发表了该报编辑威·路·罗森堡用冯·德尔·马尔克这个笔名写的一篇文章。作者在文章中断言，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是一种个人的联盟。伯恩施坦在1883年12月2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2号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和国家》（《Der　Sozialismus　und　der　Staat》）一文对冯·德尔·马尔克作了答复。该文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他们主张不是从废除国家开始，而是从把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开始。

1884年1月3日，罗森堡在《纽约人民报》上发表了第二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者向无政府主义者让了步，便把无政府状态、无国家状态和无政权状态这些概念混为一谈，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国家消亡后无政权状态就将到来。——第79、94页。

[90]恩格斯指的是洛贝尔图斯1871年9月20日给鲁·迈耶尔的信，该信发表在《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的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迈耶尔博士出版》1882年柏林版第1卷第111页（《Briefe　und　Socialpolitische　Aufsätze　von　Dr．Rodbertus-Jagetzow．Herausgegeben　von　Dr．R．Meyer》．Bd．I，Berlin，S．111）。——第79页。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1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 首先向您和考茨基以及整个发行部 ［注：《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行部。——编者注］祝贺新年。

其次，请把上星期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寄给我。报纸应该是在12月29日星期六就到的，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收到。

两星期以前，我终于又能下地了，并且身体在一天天好起来。我希望过一个星期能重新工作，这是极其必要的。

我在您的稿子[81]上作了很多修改，想来您不会太生气吧。我已经对考茨基说过，虽然我们摹仿不了马克思的文体，但也必须使我们的文体不要同他的截然相反。对此请稍加注意，这样咱们译出的著作才可以毫无愧色地拿出去。

关于美国奴隶制的注释[91]以及其他一些注释，即将完成。许多东西我可以在序言 ［注：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中概括说明。关于奴隶制那一段的正确程度现在也还在得到证实：在植棉的几个州里，资本主义生产没有任何进展，因为那里没有 苦力，即没有中国人或印度人，也就是说，没有名为自由工人的奴隶；在古巴、毛里求斯、留尼汪等岛屿，资本主义生产则很盛行，而且正是因为那里有苦力。

至于您以前对《宣言》序言 ［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编者注］中引用《法兰西内战》一书的一个地方所提出的询问，您大概会同意原书中所给予的答复（《内战》第19页及以下各页）[92]。如果您那里没有这本书，我可以寄一本给您。这仅仅是为了指明下列事实：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能够利用旧的官僚的、行政集中的国家机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前，必须把它加以改造；然而， 所有资产阶级共和派从1848年以来，在他们处于反对派地位的时候，一直都在抨击这一机器；但是一当他们取得了政权，他们就不加改变地把它接受过来，部分地利用它来反对反动派，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用来反对无产阶级。在《内战》一书中，把公社的 不自觉的倾向当作多少有些自觉的计划而归功于它，这在当时的情况下证明是正确的，甚至是必要的。俄国人做得很对，他们已经把《内战》一书中的这个地方载入自己的《宣言》译本的附录。[93]如果当时发行部不那样紧催，我们也会这样做并再做些别的。

顺便提一下，您有一次说过盖得有可疑的经历或诸如此类的话。我对此一无所知。我相信这是马隆捣的鬼，不过我倒很希望您能帮助我把这件事彻底弄清楚。

日内我将把肖莱马的一英镑寄给您，作为他的订费，余款供党需用。今天要邮汇已经晚了。

俄国终于又干起来了。沙皇坐雪橇事件十分可疑[94]，而苏德伊金事件却是非常清楚的[95]。我真想打电报给亚历山大 ［注：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祝贺“欢乐的节日”。

杜西·马克思有没有把《今日》和近几期《进步》给您寄去？如果没有，由我来办。这两种杂志 完全站在工联运动 之外，掌握在一批 成分十分复杂的人的手里。巴克斯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但还不怎么成熟；艾威林很好，可是他没有很多时间去钻研他十分陌生的经济学；乔因斯是一个不可靠的人（他在伊顿一所很大的古典学校当过教师，和亨利·乔治一起到爱尔兰去过，又一起被捕，丢掉了职务，现正在寻找一个安身之地）；最后还有海德门，他是一个野心家，一个徒有虚名的（in　partibus　infidelium） ［注：直译是：“在异教国家中”。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党的领袖，他还只是在找党，现在是一个光杆司令，但他却是一个相当精明的人。最好是支持那些好的倡议，但不表示同某些个人意见一致。正当伦敦东头 ［注：伦敦东头是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居住区。——编者注］的贫民开始说话的时候，《今日》的出版以及《进步》的转变为社会主义杂志，这无论如何具有很大意义。况且全国慢性的生产过剩，现在看来将转为危机。情况是有利的，但是掌握运动的人们是否已经成熟到这些情况所要求的水平，这要到将来才会知道。这次恐怕不会象以前多次的高潮那样毫无结果吧。

就写到这里！我已有三个月没有写这样长的信了。肖莱马和我向所有的朋友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81]指的是把马克思用法文写的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译成德文一事。最初是爱·伯恩施坦翻译，后来卡·考茨基也参加了。恩格斯校订了译文，专门给这个版本写了序言，并加了许多注释。该书由狄茨出版社于1885年1月下半月在斯图加特出版。——第73、80、99、136、138、147、150、166、191、202、205、207、211、212、282页。

[91]指恩格斯在1885年斯图加特出版的马克思著作《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德文第一版上所加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46页）。——第80页。

[9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55—362页。——第81页。

[93]这里提到的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中的一段话，曾载于1882年日内瓦出版的由格·瓦·普列汉诺夫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的附录中。下面恩格斯指的是1883年《宣言》德文版，他为此版写了专门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4页）；这一版本没有附录。——第81页。

[94]1883年12月24日（俄历12日）俄国报刊发表了一则报道，说1883年12月10日（俄历11月28日）沙皇狩猎时，马匹狂奔起来，把亚历山大三世乘坐的雪橇弄翻了。——第82页。

[95]1883年12月16日秘密警察监督苏德伊金中校在彼得堡斯·普·戴加耶夫（雅布朗斯基）的住宅里被刺杀。这一恐怖行动是根据“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进行的，该委员会以处死相威胁，迫使被揭露的奸细戴加耶夫组织刺杀他的顶头上司苏德伊金。

1884年1月11日《旗帜报》第18561号报道了彼得堡警察局长的推测，说凶手是受在巴黎的拉甫罗夫和吉霍米罗夫领导的。——第82、87页。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1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我们之间何必还用“先生”这个陈腐的称呼？）关于描绘加冕典礼的装饰画的消息很说明问题，使人非常好笑；同时我们已经注意到在这里不过早地声张出去，即在装饰画交货和付款之前不声张出去。除了肖莱马、琳蘅和杜西，没有旁人知道。

[96]

谢谢您告诉了我弗兰克尔的地址。

就纯理论部分来说，杰维尔的著作 ［注：加·杰维尔《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编者注］在至今出版的简述中是最好的。他的理解都是正确的，可是表达得极其马虎，我在稿子上作了订正。叙述部分则写得太草率，因此不了解原著的人有好些地方根本看不懂。其次，他把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这两个 彼此衔接的历史时期在历史上的出现放在过于次要的地位，而这一点在简述中恰恰可以大大帮助理解。（甚至只字不提“工厂立法”在法国根本没有，只有英国才有！）最后，他把全部内容都原原本本地叙述一遍，其中有些东西是马克思为了科学研究的完整性而写的，对于理解剩余价值理论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而这对简述才是重要的）并不是必要的，如货币流通量等等就是如此。

此外，他逐字逐句地复述马克思的概括性的原理，而对这些原理的前提却只是一笔带过。结果把这些原理的意思往往给歪曲了，所以我在校阅的时候常常产生想反驳马克思的某些原理的念头，其实在原著中由于前面作了阐述，这些原理具有非常明确的界限，在杰维尔的著作中却带有绝对普遍的、因而是不正确的意义。这点我无法改变，除非把全稿重新改写。

关于您译这本著作的问题[97]，由于我同迈斯纳的关系，我只好采取完全中立的态度。只要您写信告诉我已经最后决定翻译，我打算同杜西（她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商量之后采取以下行动：我给迈斯纳写封信，说有人想出版杰维尔著作（我把该书寄给他）的德文版，我认为这对销售《资本论》不会有什么坏处，甚至可能还有好处；这我也不能加以阻拦；如果迈斯纳想采取措施反对这件事，那就让他告诉我一声，我好通知别人。

抽象地来看，即不管迈斯纳如何，出一本新的、通俗的、 简短的（篇幅比杰维尔的少 一半）阐述剩余价值理论的著作非常需要，杰维尔的著作就其 理论部分来说，比其他著作好得多。不过应该：（1）放弃对《资本论》逐章逐节纹丝不差的摹仿；（2）删去一切对理解剩余价值理论不必要的东西。这当然就要求对叙述部分进行修改，大大压缩。这样还可以消除迈斯纳主要的疑虑，如果再把标题改一下，譬如改为《无酬劳动及其转化为资本》或诸如此类的标题，那就更可以消除他的疑虑了。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象出版倍倍尔的《 妇女》一书那样[98]，把该书交给狄茨印刷，在瑞士出版。

总之，这件事请周密考虑，再写信告诉我。

附上照片 ［注：恩格斯的照片。——编者注］两张，一张给您，一张给莫特勒。

缺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原因当时就弄清楚了[99]。这是社会民主党迄今取得的最大成就，它竟然能使 一年包括五十三个星期，——真是奇迹！要是这样下去，我们大家会多活百分之二的时间。

向伯恩施坦和您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我本想随信替肖莱马邮汇一英镑，可是来不及了，只好留待下次再汇。我和杜西订的报纸什么时候到期？直到前天，她也没有收到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报》，难道这件事给忘了吗？请查问一下。

[96]1883年12月沙皇政府向卡尔·考茨基的父亲约翰·考茨基在布拉格的画室定制了一批装饰画，这些装饰画是描绘1883年5月举行的亚历山大三世加冕典礼的各种场面的，准备用来在俄国各城市向公众炫示。——第83页。

[97]考茨基在1883年12月29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他打算在德国出版刚刚在巴黎出版的加·杰维尔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简述，兼论科学社会主义》（见注54）。考茨基按照恩格斯的劝告，放弃了他原来的打算——单纯出版杰维尔著作的译本，而根据恩格斯在这封信以及后来一些信（见本卷第110页）里的指示，单独写了一部著作。考茨基的著作于1887年出版，书名是《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卡尔·考茨基的通俗阐述和注解》1887年斯图加特版（《Karl　Marx’s　Oekonomische　Lehren．Gemeinverständlich　dargestellt　und　erläutert　von　KarlKautsky》．Stuttgart，1887）。——第84、86、110页。

[98]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的第二版即秘密版是在斯图加特狄茨印刷所印刷的，但在1883年出版时用的是苏黎世出版商沙贝利茨的书局的名义，书名是《妇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Die　Frau　in　der　Vergangenheit，Gegenwart　und　Zukunft》）。——第84、144页。

[99]1883年《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不是象往常一样在星期四出版，而是在星期一，即1月1日出版；第2号在该周的星期四，即1月4日出版。因此到12月20日就出版到第52号，而12月27日报纸一般都不出版。——第85页。

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4年1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附去十五英镑支票一张，我希望这能满足房东的要求。你抱怨消息闭塞，这里情况也一样；常常是只有老尼姆和我呆在家里，对此我倒并不很抱怨，因为我身体还相当弱，恢复得很慢。派尔希在他的新企业里很忙，近来身体也很不好，有风湿病、丹毒性鼻炎，还有胃炎。杜西和艾威林昨天来过，“昨天”使我想起了《 今日》，谅你已经收到。这是一个成分相当复杂的团体 ［注：见本卷第82页。——编者注］，关于这个团体的多数人，海涅曾经说过：

“你们心中装着的思想，

就象一团深沉的乌云。”

这是开始，以后他们一定会互相倾轧。

你是否收到《社会民主党人报》？如果没有，告诉我一下。最好在苏黎世和巴黎之间组织书刊交换，这样可以防止前些时候发生的那种错误和误会。考茨基想翻译杰维尔的《资本论》[97]，书是否已经寄往苏黎世？如果没有，请关照一下这件事（地址：瑞士霍廷根—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人民书店 ［注：苏黎世设有《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部和印刷所以及“人民书店”出版社。——译者注］）。如果肯定译这本书了，请再寄一本给迈斯纳，以免将来发生麻烦。等问题一决定，我就通知你。

寄去五张摩尔的照片和四张我的照片。摩尔的照片大小都有，你要多少有多少。

保尔列举的那些得胜的德国“趣味”的例子，多半是老而又老的。[100]德国的儿童画一般都不错，原因很简单，画这种画已经有五十多年了，主要是在杜塞尔多夫、慕尼黑等地，作画的又都是些年青的、往往是有才华的画家，他们作画为了挣几个钱。可是我记得，四十年前在德国曾经有过法国这一类的画，其中有许多都是那位擅长画马和士兵的画家亚当画的，画面的别致和生动，是德国画无法比拟的。法国画家没有继续干这一行，想来是因为画找不到销路。

说到 玩具，德国的长处在于：（1）价钱便宜，家庭工业的生活水平极低（不久前埃曼努尔·扎克斯博士在《绍林吉亚的家庭工业》一书中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描述）；（2）玩具是农民创造的，城里人决不能为儿童想出什么玩艺，尤其是法国的城里人，他们对自己亲生的孩子都讨厌。

关于 家具，保尔自己说明了原因：法国政府的愚蠢的赋税政策。

花也是同样原因——分工和低工资：就价廉这一点，有谁能竞争得过伦敦东头 ［注：伦敦东头是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居住区。——编者注］和德国？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趣味变得极为低下，连德国人也能有希望满足它了。只要有某一生产部门衰败到拿“价廉质劣”作为它的经营原则，那你可以相信，德国人就会马上插足进去，用强迫本国工人挨饿的办法来战胜所有竞争者。现在这已成为一切生产部门的普遍规律，这也就是德国商品出现在各个部门和各国市场的原因。

我给拉甫罗夫寄去了上星期四的一份《旗帜报》。报上有一篇该报记者访问彼得堡警察局长的报道，把一切都归咎于拉甫罗夫，而这一切当然是适应市侩的要求伪造出来的，但手法十分笨拙，其用心在每句话中都暴露得十分明显。

[95]

肖利迈是上星期一 ［注：1月7日。——编者注］走的，他身体好多了，但还没有完全恢复。赛姆·穆尔根本没有来，他曾得了严重的胃炎，现在又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大法官法庭里奔忙。作为一个新手，他在法律事务方面确实干得很好。

今天早晨我接到迈耶尔的信，说他在3月以前不会到这里来，要我把我手头直到1852年的所有关于德国社会主义历史的材料，全部寄给他！这些材料我自己写摩尔的传记时当然需要用。我自然要予以拒绝。

尼姆向你和保尔问好，而我用英国庸人的圣礼用语来说，也“随声”问好。

　　非常爱你的　弗·恩·

[95]1883年12月16日秘密警察监督苏德伊金中校在彼得堡斯·普·戴加耶夫（雅布朗斯基）的住宅里被刺杀。这一恐怖行动是根据“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进行的，该委员会以处死相威胁，迫使被揭露的奸细戴加耶夫组织刺杀他的顶头上司苏德伊金。

1884年1月11日《旗帜报》第18561号报道了彼得堡警察局长的推测，说凶手是受在巴黎的拉甫罗夫和吉霍米罗夫领导的。——第82、87页。

[97]考茨基在1883年12月29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他打算在德国出版刚刚在巴黎出版的加·杰维尔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简述，兼论科学社会主义》（见注54）。考茨基按照恩格斯的劝告，放弃了他原来的打算——单纯出版杰维尔著作的译本，而根据恩格斯在这封信以及后来一些信（见本卷第110页）里的指示，单独写了一部著作。考茨基的著作于1887年出版，书名是《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卡尔·考茨基的通俗阐述和注解》1887年斯图加特版（《Karl　Marx’s　Oekonomische　Lehren．Gemeinverst?ndlich　dargestellt　und　erl?utert　von　KarlKautsky》．Stuttgart，1887）。——第84、86、110页。

[100]保·拉法格在1884年1月7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法国许多工业部门都经受不住外国的竞争，特别是德国的竞争。——第86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勃斯多尔夫

1884年1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终于又能一天伏案两三个小时履行自己的通信义务了。这个病并不特别严重或痛苦，但是却拖得要命，令人极其厌烦，所以我还得在一个长时间内注意自己的健康。

我在床上用铅笔写的那封关于伊斯莱布小姐的信，你大概已经收到了；因为我再也没有听到什么，所以我认为此事已经了结。给李卜克内西的信是我口授而由当时正好在这里的考茨基执笔的，我想该信李卜克内西已经收到，并已根据我的要求把它转给了你。你从信中会看出，我对美国的事情不抱任何幻想，也不愿向你把这件事说成是绝对必要的。不过我仍旧认为，如果你们要获得成功，那就需要你们两人去，而不是别的任何人。至于你能不能去，这一点我不能作出判断，你本人应当知道。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派去的人，又象弗里茨舍和菲勒克所做的那样，把党的立场降低到庸俗民主派的和庸夫俗子的水平，那末不管用什么样的美国金钱，都不能补偿那种必然会遭到的损失[31]。为了防止发生这类事情，你亲自出马，当然是最可靠的保证。

你传来的运动获得胜利的好消息，使我非常高兴。[101]政府现在到处把我们的人卷入这一场激烈的同警察进行的地方斗争中去，它的确不能找到比这更好的方法来支持和加强运动的了，——特别是警察如果都象德国那样是一些卑鄙的家伙，而我们的小伙子又能掉转矛头向敌人展开进攻的话，那情况更是如此。此外，警察要是象在柏林不久前所发生的那样，被上面那些朝令夕改的指示弄得不知所措的话，那对我们还要有利。

如果有人又企图使“劳动权”流行起来[102]，那我也要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点这方面的东西。我同考茨基商量过这个问题 ［注：见本卷第60—61页。——编者注］；我倒很愿意盖泽尔及其同伙先用什么东西把自己束缚起来，先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表演表演，以便有把柄可抓。但是，考茨基认为，他们不会这样做。这些无赖的家伙——大学生、店员等等，简直是运动的灾星。他们根本一无所知，正因为如此，又什么都不想学习；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平庸之谈而已。

你们能不能摆脱开戒严条款[46]，我不知道，——实施该条款的借口永远是，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保护住老威廉 ［注：威廉一世。——编者注］，而一切市侩都是拜倒在这句话面前的。

承蒙寄来你的《妇女》一书，多谢。我已津津有味地把它读完了，有很多好东西。你谈到德国工业发展的那些地方，写得特别清楚，特别好。我最近也多少研究过这个问题，如果有时间，准备就这方面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点东西。市侩们真奇怪，竟不理解：如此令人悲痛的“流浪生活这个灾祸”，是大工业在德国既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必然产物；正是这种大工业——因为德国处处落后——只有经常在恶劣的经济状况的压力下才能发展起来。因为德国人只有依靠极其微薄的低工资，只有对作为工厂工业陪衬的家庭工业进行越来越重的剥削，才能经得起竞争。由手工业变成家庭工业，由家庭工业——只要合算就行——逐渐变成工厂工业和机器工业，这就是在德国的发展过程。我国目前还只是在钢铁工业方面有了真正的大工业，而在纺织工业方面还是手织机占优势，这是由于纺织工人的工资微薄和他们有种马铃薯的菜园子的缘故。

在英国，工业就具有另外一种性质了。从1870年起，由于美国和德国的竞争，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已经开始进入尾声。看来，从那个时候起，十年的周期被打破了。从1868年起，在一些基本部门中，由于生产增长缓慢，受抑压的状况占了优势，而现在美国和英国似乎都面临新危机的威胁，在英国这里，新危机到来之前，已经没有繁荣期作为前导了。这就是在这里突然地（虽然近三年来缓慢地酝酿着，但是现在却突然地）爆发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秘密所在。有组织的工人（工联）直到现在仍然置身运动之外；运动是在出身于资产阶级的一些“有教养的人”中间发展着，他们在某些地方正试图同群众发生接触，有时也不无成就。这些人在精神上和理性上是大不相同的，因此要过一段时间，他们才会显出差别，情况才会明朗。但是，这一运动现在未必又会完全停止下来。亨利·乔治和他的土地国有化，大概会起一颗流星的作用[103]，因为在这里，在大地产具有巨大规模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既有传统的意义，又有现实的意义。但是，在世界第一个工业国里，事情不会长时间地局限于此。况且乔治是一个地道的资产者，而 他的计划，即全部国家开支靠地租来弥补，不过是重复 李嘉图学派的计划，所以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

假使你要研究国家社会主义的样板，你可以拿 爪哇作例子。在那里，荷兰政府在古代共产主义农村公社的基础上，把全部生产如此之好地“社会主义式地”组织起来了，并且把全部产品的销售如此巧妙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以致荷兰政府除了用近一亿马克作为薪饷发给政府官吏和军队以外，每年还可捞到约七千万马克的纯收入，来支付荷兰的倒霉国家债权人的利息。相形之下，俾斯麦简直是一个黄口孺子！

在俄国，现在无论如何大概在这一年内要有宪法了，那时就会动起来。

你的　弗·恩·

[31]指弗里茨舍和菲勒克受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派遣于1881年2—5月访问美国。访问的目的是进行宣传并为党募集选举基金。虽然他们在美国召开的群众大会获得了很大成功，并为党募集了大笔款子，但是他们的宣传本身却不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无论对德国工人运动还是对美国工人运动都带来了一定的损害。——第25、88页。

[46]“小戒严”是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23）第28条规定实行的措施；这些措施就是德意志各邦政府（在联邦会议同意之下）可以在个别的专区和村镇实行为期一年的戒严；在戒严期间只有得到警察局的允许才能举行集会，禁止在公共场所散发印刷品；把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驱逐出该地；禁止或限制拥有、携带、运进和出售武器。——第38、89页。

[101]倍倍尔在1883年11月1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正在成功地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合法的鼓动工作，这就使整个德国警察当局束手无策。——第89页。

[102]恩格斯指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人物所进行的争取实行“劳动权”的宣传。——第89页。

[103]1882年和1884年，亨利·乔治曾到英国去宣传由资产阶级国家来实行土地国有化是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社会矛盾的手段。——第90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勃斯多尔夫

1884年1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在星期六写的信 ［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中忘了告诉你，你和李卜克内西不要定购《资本论》第三版 ［注：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了，因为我们一收到书，就会给你们每人寄一本的。给苏黎世的党的档案馆[104]也寄一本。

翻译《妇女》一事，杜西大概已经写信告诉你了。[105]至于你的稿费，恐怕很难挤出来，不过可以试试；每出售一本最多能得3便士＝0.25马克，这是当地一般的稿酬。我想这本书在这里可以卖两个或两个半马克，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三十要落入书商的腰包。经营这类书籍的出版商，在这里还很少，而且很穷。出版《资本论》 ［注：第一卷。——编者注］英文版，我们自己能得的现款大概不超过二百英镑，可能还得付翻译的稿费，这样，分到我们名下的只有这个数目的一半；不这样恐怕也没有别的办法。

向李卜克内西和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104]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是根据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见注7）的决议成立的。档案馆收藏了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稿、德国历史和国际工人运动文献、工人报刊。档案馆最初设在苏黎世，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以后迁往柏林。——第91、93、105、117、121页。

[105]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的英译本于1885年在伦敦出版，书名是《妇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Woman　in　the　past，present，and　future》）。——第91页。

致查理·菲兹吉拉德

伦敦

［草稿］

［1884年1月26日和28日之间于伦敦］

随信寄去十先令十便士汇票一张，作为我订《正义报》一年的订费。

我不仅在最近而且在较长的时间内工作已经排满，我要再答应为贵报撰稿，那就太轻率了。近半年来，我因病无法好好工作，现在体力稍有恢复，使我能执行我最紧迫的任务——把我的亡友马克思的遗稿准备好以便付印。我有责任为此献出自己的全部时间。我曾答应为《今日》杂志写篇文章，但这是在比较好的情况下答应的，恐怕他们也得等一等了。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 我1日的信，大概您已收到，我9日的信，大概考茨基也已收到 ［注：见本卷第80—82页和第83—85页。——编者注］。对后一封信，我没有十分把握，因为门牌号码靠不住（38号？）；我还给他寄了他要的照片 ［注：恩格斯的照片。——编者注］。

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

在马克思的遗物中，有些东西给党的档案馆[104]合适；我正忙于整理书籍等等，很高兴又能做这件事了。有许多东西，这里并不需要，但对编辑部 ［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编者注］图书室可能很有用处。还有一些在这里是多余的，因为有复本。首先是词典：（1）莫赞—佩希埃法德大词典，四开本，五卷，书皮已经破损得很厉害；（2）亚格曼的那部老的意大利语词典 ［注：克·约·亚格曼《意德和德意两用词典》。——编者注］，也是非常好的；（3）西班牙语的、荷兰语的、丹麦语的词典，可能还有其他语种的词典。我还不清楚杜西想不想从中给自己留点什么；如果不留，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词典同所有其余的东西都寄到苏黎世？另外，还能发现一些别的书籍，只要我知道您同意，就可以给您寄去。

其次是关于《正义报》。海德门在没有足够的财力准备和任何写作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出版了这个报纸。《今日》杂志本来是可以支持下去，过半年或一年之后改成周刊的。现在这两种刊物必定会互相削弱。但海德门急不可待，他恐怕又会在这件事情上碰钉子。他们请我写稿，但我推说没有时间，拒绝了。 ［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今日》杂志的工作无疑是可以参加的，但它若作为党的机关刊物（周刊）出版就不能参加。这要先看看情况再说。《正义报》的头两期都毫无内容，由此可以看出，这伙人已经完全无能为力，现在只能指望新的撰稿人了。总之，这是一种不成功的尝试，只有意外的有利条件，才能帮助该报站稳脚跟。

如果冯·德尔·马尔克先生或者别的什么人还在说我们向无政府主义者作了“让步”[89]，那我可以举出一些地方来证明，我们还在根本没有任何无政府主义者的时候，就宣布过国家的消失。

《哲学的贫困》第177页上说：

“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

《共产党宣言》第2章结尾说：

“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

[106]

最近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 ［注：1月24日的。——编者注］又非常好。叙述生动，材料丰富。诚然，后面一点并不总是取决于编辑部。您对拉法格文章的加工好极了，某些德国说法我非常欣赏。

[83]

向考茨基问好。

您的　弗·恩·

[83]保·拉法格1883年夏在圣珀拉惹监狱时，为把最初发表在1880年《平等报》上的《懒惰权。驳1848年的劳动权》（《Le　droit　à　la　paresse．Réfutation　du　droit　au

travail　de　1848》）一文印成小册子进行了准备工作。小册子于同年在巴黎出版。这篇文章还于1883年12月至1884年1月用德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题为《懒惰权》（《Das　Recht　auf　Faulheit》）。——第74、95页。

[89]1883年12月2日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纽约人民报》的星期日版，发表了该报编辑威·路·罗森堡用冯·德尔·马尔克这个笔名写的一篇文章。作者在文章中断言，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是一种个人的联盟。伯恩施坦在1883年12月2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2号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和国家》（《Der　Sozialismus　und　der　Staat》）一文对冯·德尔·马尔克作了答复。该文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他们主张不是从废除国家开始，而是从把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开始。

1884年1月3日，罗森堡在《纽约人民报》上发表了第二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者向无政府主义者让了步，便把无政府状态、无国家状态和无政权状态这些概念混为一谈，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国家消亡后无政权状态就将到来。——第79、94页。

[104]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是根据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见注7）的决议成立的。档案馆收藏了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稿、德国历史和国际工人运动文献、工人报刊。档案馆最初设在苏黎世，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以后迁往柏林。——第91、93、105、117、121页。

[106]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97页）；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90—491页）。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第94页。

致路德维克·克齐维茨基

[107]

莱比锡

［草稿］

1884年1月28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同志：您本月23日的来信收到，答复如下。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波兰文，我们只能怀着高兴的心情表示欢迎，并愿意尽力协助您克服在出版波兰文版时可能碰到的各种困难。

我们［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作为作者的遗著处理人，真诚地表示完全同意出版这一译本，并祝您一切顺利。

< [107]这封信是恩格斯以他自己和爱琳娜·马克思的名义写的。路·克齐维茨基在1884年1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求允许他用波兰文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该卷由波兰革命青年代表斯·克鲁辛斯基、卡·普拉文斯基、米·布谢金斯基、约·谢马什柯和路·克齐维茨基翻译，路·克齐维茨基校订了全部译文。1884年出版了第一分册，1886年出版第二分册，1889年出版第三分册。全书于1890年在莱比锡出版。——第95页。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黎

1884年1月28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拉甫罗夫： 大约三星期前，我给您寄去一份《旗帜报》，上面载有一篇可能使您感到兴趣的文章 ［注：见本卷第87页。——编者注］，谅您已经收到。

我现在忙于整理马克思遗留下来的书籍等等，健康状况终于允许我做这件事情了。其中有一大批俄文藏书，这是依仗丹尼尔逊收集起来的，里面有关于俄国当代社会状况的很重要的材料。凡是出版的东西，差不多都收集起来了。象我这样的年纪，加上工作过分繁重，没有可能 再对俄国进行深入的研究。这项工作在我们的朋友死后就不幸中断了。于是我想起来，我们有责任把这些书交给您处理，杜西也同意我的意见。您作为俄国革命流亡者的公认代表和死者的老友，当然比谁都更有权接受由于您和我们在俄国的朋友的忠诚而收集起来的藏书，以便留下供您个人使用，或者把它作为核心来建立俄国革命流亡者的图书馆。如您同意，我可把这些书寄到您处，或者别的什么地点，地址则请您在2月份内告诉我。我这里只留下马克思作过摘录的书，以及对于我整理《资本论》第二卷[2]可能用得着的那些书。除去所有这些书以外，还存有将近一百本。

至于第二卷，我终于开始整理它了。关于第二册即《资本的流通》，关于它最重要的一些部分，关于它的开头部分和结尾部分，我们有1875年写的和后来写的稿本。这里只要按已有的提示把引文搞出来就行了。关于第二册的中间部分，至少有1870年以前写的四种稿本；唯一的困难就在这里。关于第三册即《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有1869年以前写的两种稿本；后来就只有一些札记和一整本都是用方程式来表示剩余价值率同利润率关系的笔记[108]。但是，从有关俄国的书籍和有关美国的书籍中所作的摘录[35]，包含有许多关于地租的材料和札记；其他则是关于货币资本、信用、作为信用工具的纸币等等。我还不知道能在多大程度上把它们用在第三册上，也许把它们并在一起出单行本更好。如果把它们编入《资本论》太困难，我肯定是会这样做的。对我最重要的是尽快出书。其次，特别重要的是，我所出的应当是 马克思的真正著作。

我们天天盼望着收到第一卷第三版的书 ［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一俟收到，我们就给您寄一本去。

日内瓦的几个俄文本——《宣言》等等[82]，我很满意。

刚刚收到两个波兰人克齐维茨基和索斯诺夫斯的来信。他们要把《资本论》译成波兰文，征求我们 ［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的同意。我们当然同意了 ［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索斯诺夫斯基现在在巴黎。也许碰巧您认得这两个公民？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2]照马克思的计划，《资本论》第二卷包括两册。后来，恩格斯决定把马克思这两册的手稿分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见本卷第132、134页）。恩格斯在他写的这两卷的序言中对马克思的手稿做了详细的介绍。——第3、5、6、8、15、18、20、28、31、35、42、46、48、57、63、64、71、96、101、127、132页。

[35]马克思从俄国资料中所做的那些主要是与《资本论》第三卷有关的摘录，曾部分地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1卷、第12卷和第13卷。——第31、97、285页。

[82]恩格斯指的是1882年出版的由普列汉诺夫翻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以及作为《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第二册于1883年秋在日内瓦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后一译本上注明：“根据1880年德文版翻译”。——第73、97页。

[108]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时使用了这份手稿，见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三卷写的序言。——第97、264页。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2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邮班快截止了，匆忙写几行。

请您赶快告诉我，您对杰维尔的书 ［注：加·杰维尔《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编者注］打算 怎样加工，是整章地保留，逐字逐句地翻译呢，还是按我所建议的加以压缩。 ［注：见本卷第84页。——编者注］只有等我知道了这一点，我才能够向迈斯纳征求意见，因为我得告诉他一个确定的意见。已经在巴黎给迈斯纳定了一本；等书来的时候，您的回答大概也到了。

理论部分我很愿意校订，虽然我并不认为这样做有必要。至于叙述部分，校订没有意义，因为您不会重复杰维尔的错误。他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杰维尔忽视了这些条件，因此那些原理本身就成为不正确的了。

其余的问题过几天再谈。

　　您的　弗·恩·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4年2月5日)

苏黎世1884年2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 有一点您可以放心：我并不期望有比您更好的翻译。[81]在第一个印张中，您力求把意思译得忠实、确切，而有点忽视了文体。只是这一点。此外，我希望在译文中把马克思所特有的而你所不习惯的文体表达出来，因而作了许多修改。

如果您用德文把意思译出后，再通读一遍译稿，简化一下句子结构，并且记住，那种深印在我们脑子里的、副句中动词一定要放在末尾的学生腔的累赘句法，尽可能都不要用，如果这样，您就不会碰到大的困难，而且您自己就能把一切处理好。

译稿最好按比较完整的段落， 一部分一部分地寄给我，每译出一个、一个半或两个印张就立即寄来。这样我就能马上写注释。校样我也愿意看，因为印出来后，很多东西看起来不一样。

请把旧《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那篇《论蒲鲁东》的文章[109]寄给我，我把这点忽略了；也许可以把它 整个加到序言里去。当然我会寄还给您的。

关于冯·德尔·马尔克和《人民报》，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马克思逝世的时候，舍维奇拿我给左尔格的电报 弄虚作假，登载时弄成好象我是打给《人民报》的。我提出了抗议 ［注：见本卷第12页。——编者注］。他为这辩解，造谣说什么头一个字字迹不清，——但他在刊印时却把它刊印 对了！他的另一个理由是，他“认为，为了报纸的利益，这样做是必要的”！同时他认为我提抗议是“小气”。当然，这些先生们利用马克思的逝世来吹嘘自己和宣扬他们同莫斯特的半同盟，就不是“小气”，而是证明他们的 大方罗。但是舍维奇是最后一个怀有社会主义情绪的俄国贵族，这些人总是力求“比别人走得远”，并且惯于利用世上的一切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关于宽容的那篇文章简直是愚蠢的。俄国人好互相倾轧，爱尔兰人也是这样。

[110]

不知您是否经常收到《劳动者》等等，我有时收到几期，现在给您寄去。此外还寄去两份《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面有马克思做的记号，这些记号您大概会感兴趣的。

肖莱马的一英镑我留在这里了，请把它记在我的账上，再从这些钱中给肖莱马支付一年的订费，余款交选举基金，并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相应地登一个声明。请替我和杜西（如果杜西拿《今日》交换不到报纸的话）支付订费，钱也记在我的账上。另外，给杜西寄报请写另一个地址：

伦敦西中央区大科仑街32号马克思小姐收。

修建马克思纪念碑 ［注：见本卷第20页。——编者注］用的款子如何处理，我不知道。那里一共有多少？如果您愿意，我可以替您给3月14日的报纸写一篇文章，只要大体告诉我写些什么对您合适就行。

迈斯纳那里大概还有一些《雾月十八日》；他不推销这部著作，恐怕是由于害怕。既然马克思把 整个版本卖给了他，我们也毫无办法。

杜西从书籍中拿了一些好的词典，法语的和意大利语的，但剩下的书还相当不少。我给您留了一件珍品——一套编辑部使用的《新莱茵报》。本月内全给您寄去。

我不知道有什么诗，除非是我那本《工人阶级状况》里的《蒸汽王》 ［注：米德《蒸汽王》。——编者注］。[111]现在这里有人在找这首诗的英文原本，但看来是已经散失了，就象歌德《哈桑-阿加的贵夫人的哭泣》那首诗歌的塞尔维亚文原本一样；但前者的情况更坏，因为后者毕竟还有手抄本。

俾斯麦为了制造“柏林的维也纳人”即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什么使不出来呢！这真是对俄国人的拙劣模仿，无疑这是 警察搞出来的。

[112]

　　您的　弗·恩·

[81]指的是把马克思用法文写的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译成德文一事。最初是爱·伯恩施坦翻译，后来卡·考茨基也参加了。恩格斯校订了译文，专门给这个版本写了序言，并加了许多注释。该书由狄茨出版社于1885年1月下半月在斯图加特出版。——第73、80、99、136、138、147、150、166、191、202、205、207、211、212、282页。

[109]指马克思应《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请求而于1865年1月24日写的《论蒲鲁东》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8—36页）。恩格斯打算把这篇文章整个加到当时劳拉·拉法格准备出版的《哲学的贫困》法文第二版序言里去。1885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哲学的贫困》德文版中收了这篇文章，作为马克思的代序。——第99、111、223页。

[110]1884年1月14日《纽约人民报》第12号上发表了一篇以《两个榜样》（《Ein　paar　Muster》）为题的文章，劝告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德国的和法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要以爱尔兰革命者和俄国革命者为榜样，因为照文章作者的话说，他们注意团结并能与人和睦相处。

1884年2月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6号上发表的一篇以《宽容，但不是无所谓》（《Toleranz，aber　keine　Indifferenz》）为题的文章批判了这些论点。——第100页。

[11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72—474页。——第101页。

[112]恩格斯指的是在奥地利发生的事件。1884年1月在维也纳有两名警察密探——布勒赫和赫卢贝克被杀。这一凶杀事件是政府唆使的，政府却把罪责加在无政府主义者头上，利用这次事件在维也纳及其郊区实行戒严，并打着反无政府主义者法的幌子通过反社会党人法。——第101页。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黎

1884年2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甫罗夫： 那就是说，决定了，书我寄给您。 ［注：见本卷第96—97页。——编者注］

咳，这个第二卷[2]！我的老朋友，您不知道，我是多么希望尽快地把它整理出来啊！可是我那该死的病却使我不得不失去半年的时间。即使是现在，我在3月中旬以前也还不能认真地开始这项工作。我还需要用这段时间来整理所有的书籍、文稿、报纸等，而且我还不能过于疲劳，一天只能整理几小时。这使我特别担心，因为现在 活着的人中只有我才能辨认这种字迹、这些缩写的字以及整个缩写的句子。至于分册出版的问题[113]，这多少还得取决于出版商和德国的法律。现在我还不认为这样做对于这样一本书是合适的。对于校样，我尽量按照洛帕廷所希望的那样去做。但是大约两个月以前，维拉·查苏利奇给我来信，要我同意让她翻译。我回信说，翻译的优先权是属于洛帕廷的，并告诉她现在谈这事还为时过早。 ［注：见本卷第71页。——编者注］但是现在可以讨论 在俄国发表译本的可能性了。你们的看法如何，这办得到吗？第二册是纯学术性的，谈的都是有关 资产阶级本身中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但是第三册的一些地方使我甚至怀疑，在德国，在实行非常法[23]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把它们印出来。

在出版马克思全集方面，存在着同样的困难，而且这仅仅是我们要克服的许多困难中的一个困难。我手上大约有六十个印张（每个印张合十六个印刷页）马克思和我在1845—1848年间的旧稿。在这全部稿子中，只能发表摘要，但我在把《资本论》第二卷手稿整理完毕以前，还不能动手做这件事。所以就只能等了。

您说的那篇我们这里也没有的文章[114]，大概有三个到五个印张。这是对法国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的政治发展局势的综合概述。《雾月十八日》 ［注：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中对此作了简述，但文章仍值得翻译。我自己在找全套的《新莱茵报评论》，我手头只有五分之二。

杰维尔把他的稿子 ［注：加·杰维尔《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编者注］寄给我校订。由于生病，我只看了理论部分，作了很少的修改。但叙述部分编写得太草率。首先是不读原著的人有时就看不懂，其次是他在表达马克思的结论时常常把条件完全忽视了，而这些结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是正确的。这有时会造成有些歪曲的印象。我已提请他注意这一点，但是人们都希望这本书尽快出来。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2]照马克思的计划，《资本论》第二卷包括两册。后来，恩格斯决定把马克思这两册的手稿分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见本卷第132、134页）。恩格斯在他写的这两卷的序言中对马克思的手稿做了详细的介绍。——第3、5、6、8、15、18、20、28、31、35、42、46、48、57、63、64、71、96、101、127、132页。

[2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报刊都被查禁，社会主义书刊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该法令的有效期每两三年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令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0、23、28、35、55、102、105、109、125、137、142、144、152、157、160、178、203、215、230、234、238、249、261、289、292、297、309、315、321、325、328、329、332、341、471、493、560、609、639、650、656页。

[113]拉甫罗夫在1884年1月30日写信给恩格斯，建议将《资本论》第二卷按照恩格斯定稿付印的进度分册出版。拉甫罗夫在同一封信中讲到俄国公众对这一卷的即将出版甚为关切时写道，格·洛帕廷因办理党务到巴黎去了几天，他打算在彼得堡出版该卷的俄文版，所以希望恩格斯把收到的德文版校样随时陆续转寄给丹尼尔逊。——第102页。

[114]拉甫罗夫在1884年1月30日写信建议恩格斯把马克思的那些现已成为珍本的旧著加以再版。他还写道，有人建议他在《民意导报》（《Вестник　Народной　Воли》）上发表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一著作的译文，这部著作曾于1850年刊登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标题是《从1848到1849年》。拉甫罗夫请恩格斯把关于这篇文章的更详细的情况告诉他。——第102、281页。

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4年2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知道他 ［注：保尔·拉法格。——编者注］又要露面了。《劳动者》已收到。保尔和盖得“误了点”，真有意思。[115]希望很快能听到孩子们 ［注：让·龙格、埃德加尔·龙格、马赛尔·龙格和燕妮·龙格。——编者注］的好消息，杜西对他们有些不放心。也希望你的感冒已经治好。尼姆感冒了，跟你一样厉害。我要她昨晚在睡前喝一小杯热的威士忌酒，但是她不喝，这你是可以料想到的。彭普斯感到不大舒服，昨天她跟爱莎来拜访我，爱莎跟往常一样，样子很 难看（而且很 瘦）；他们在这里碰见了来办事的杜西和艾威林。布莱德洛和贝赞特夫人看见社会主义在伦敦又“很风行”，他们的生存手段有被剥夺的危险，不由得怒火万丈，因此他们对杜西和艾威林进行了一两次攻击。布莱德洛到处极其神秘地暗示说，摩尔鼓吹过暗杀和纵火，还同大陆各国政府有过秘密勾结，——但没有任何具体内容。[116]我想让他再放肆一些，然后再把 我的大炮亮出来。

尼姆和我现在在梅特兰公园 ［注：马克思住过的那所房子。——编者注］整理书籍。有许多书，如果堆放在我这里或者杜西那里都会是毫无用处的，而且这里地方不够大，只放得下一半。在书籍当中，有许多好的珍贵的法文书，我们认为对你和保尔比对任何人都更有用处，如：

马布利《全集》，

亚当·斯密的法文本（重新装订过的精装本） ［注：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编者注］，

马尔萨斯——同上 ［注：托·罗·马尔萨斯《人口论》。——编者注］，

基佐《法兰西文明史》，

所有关于法国革命的书籍（路斯达洛 ［注：《巴黎革命》。——编者注］、两个自由之友 ［注：[克伟索和克拉夫廉］《1789年革命史》。——编者注］，等等）。

总之，只要你们要，我们就出邮费寄给你们。我无法开列完整的清单。如果保尔还需要什么美国官方出版物，也可以照样办，这种书很多，而我只需要少量的。那里面还有一些你的书（《旧英国的剧作家》等），可以一同寄去。

请尽快把意见告诉我，因为期限快到了，而这里的书又多得不知选什么好。俄文书我们已答应给拉甫罗夫，我认为他完全有权得到这些书，因为在俄国国外他是丹尼尔逊最亲密的朋友。一大批复本之类的东西，我们准备寄往苏黎世，一部分给党的档案馆[104]，一部分给编辑部图书室。大部分蓝皮书[117]寄给赛姆·穆尔，供他翻译 ［注：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英文。——编者注］时使用，一些“通俗”著作给这里的工人协会[118]。

如果你或者保尔还需要什么书，请告诉一下，只要不是这里绝对必要的，我们都给你们寄去。

昨天我收到了一位叫农涅的大学生的来信，这是一个在写毕业论文的语文系学生，不久以前在这里，现在在巴黎，住址是：波尔-罗亚尔林荫路56号。他是巴黎的德国工人的领导人之一。这些德国工人，你记得，几年前曾被马隆的阿谀逢迎的演说引入歧途，并且在《公民报》所干的某些蠢事的推动下越走越远。现在，从“国际代表会议”[78]以后，他们成了激烈的反布鲁斯派，但是同阿德·勒克莱尔以及他的“国际小组”[119]仍然难分难舍。我曾几次要保尔同巴黎的德国人建立联系。他们的价值虽然不大，但是 在巴黎的事情方面对德国党有影响。从反社会党人法[23]实行以来，这些侨外团体自然重新获得了比它们的功绩大得多的影响，因为它们是唯一保存着公开组织性质的团体。《社会民主党人报》将很难以自己对巴黎内部分歧的看法来公开反对它们。因此值得试一试说服它们，这件事并不困难。既然这个人是你们的邻居，我就想最好是给他寄一张我的名片，“以便把农涅先生介绍给拉法格先生和拉法格夫人”。这能不能得到什么结果，我不知道。无论如何我希望你们能原谅我的唐突。

很遗憾，我很少看见公民罗伯累。他来了，露了一下面，又不见了。

保尔能不能给我们写几句，谈谈他在外地神秘的奇遇？

女公民保尔·曼克怎么样了？最近的消息说“她在南方 一再露面”，因此，她“ 在发挥自己的主题”就不足为奇了。结果怎么样？

　　爱你的　弗·恩格斯

能否请你尽快地再寄一本杰维尔的《资本论》来？考茨基要翻译它，但须迈斯纳同意 ［注：见本卷第84页。——编者注］，而如果不把原著寄给他，我是不能指望他会同意的。

《哲学的贫困》的新版搞得怎么样了？人们为这事老来烦我。搞出点什么没有？

[120]

[2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报刊都被查禁，社会主义书刊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该法令的有效期每两三年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令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0、23、28、35、55、102、105、109、125、137、142、144、152、157、160、178、203、215、230、234、238、249、261、289、292、297、309、315、321、325、328、329、332、341、471、493、560、609、639、650、656页。

[78]指的是1883年10月29日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根据1883年9月底—10月初举行的可能派（见注13）代表大会的决定召开的。可能派把这次代表会议看作是建立新国际的第一步。代表会议的组织者竭力要把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而不邀请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以及欧洲各主要国家的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参加代表会议。出席代表会议的只有英国工联、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社会党。代表会议成员批准了它的具有自由改良主义性质的决议。1883年的这次代表会议对国际工人运动其实并未产生什么实际影响。——第70、105页。

[104]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是根据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见注7）的决议成立的。档案馆收藏了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稿、德国历史和国际工人运动文献、工人报刊。档案馆最初设在苏黎世，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以后迁往柏林。——第91、93、105、117、121页。

[115]由于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即将在鲁贝举行（1884年3月29日—4月7日），茹·盖得、保·拉法格、西·德雷尔和让·多尔莫瓦于1月底前往法国北部地区。1月27日拉法格同盖得和德雷尔一起在圣昆廷的大会上作了发言，28日在圣比埃尔-雷-加来的大会上作了发言，他们到达那里时已经是晚上十点钟，因为他们在利尔等候去加来的火车等了三个半小时。尽管如此，大会还是开得很成功。

关于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决议是马克思的追随者茹·盖得及其支持者在1879年马赛工人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代表大会批准了党的章程。1880年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制定了工人党的纲领，纲领的理论部分是由马克思起草的。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这个纲领，并且正式成立了法国工人党。——第103、473、474、601页。

[116]恩格斯指的是安·贝赞特的文章，该文发表在由查·布莱德洛和安·贝赞特出版的1884年《国民改革者》周刊（《The　National　Reformer》）第5期上。——第104页。

[117]蓝皮书（Blue　Books）是公布出来的英国议会资料和外交部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其蓝色封面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研究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曾使用过蓝皮书。——第105、141页。

[118]指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建立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共产主义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05、130、227、284、635页。

[119]国际小组　是巴黎第五区的一个工人团体，同可能派（见注13）的巴黎中心关系密切。小组的书记是可能派的领导人之一阿·勒克莱尔。德国和俄国的工人流亡者都同该小组保持联系。——第105页。

[120]指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当时正在准备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法文第二版。但是这一版的准备工作拖延了，只是到恩格斯逝世以后，在1896年才在巴黎出版。——第106、110、114、121、126、136页。

致亨利希·农涅

[121]

巴黎

［草稿］

［1884年2月9日和21日之间于伦敦］

关于您拟定的计划，我不能作出确定的答复，因为我不知道指的是什么人和什么事。我只能说，在一定的情况下，只要值得，我可以同不是完全采取革命共产主义立场的人达成协议，但决不同他们结成同盟。此外，我的时间全被工作占去，这些工作无论如何是一定要完成的，而我的国际通信本来就够广泛的了。克列孟梭在我们可能同他结成同盟以前，无疑还要走得很远。我怀疑，他，极左派眼中最合意的内阁候选人，除了同我们仅仅保持“友善关系”而外，是否还愿意做点什么。这种友善关系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都是可以保持的，只要还没有发展到原则上的或策略上的分歧就行，因为到那时友好就会为敌意所代替。现在您自己确定吧，我对您是不是一个合适的人。

< [121]恩格斯写的这封信是对农涅1884年2月7日的信的答复。来自汉诺威的亨利希·农涅住在巴黎，教外国语，1884年9月查明，他是为普鲁士警察当局服务的。他告诉恩格斯说，他打算组织各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国际联系。农涅请恩格斯给他寄一些有关其他各国发生的事件的统计简讯和报道。——第106页。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84年2月14日)

日内瓦1884年2月14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老朋友： 关于我的健康，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病拖得很长，但一点也不危险，它会慢慢过去的。

你的新年贺词我已抄下来，转给了劳拉。

我刚刚又给你邮汇了五英镑，想让你这个老朋友和你的妻子可以稍微治疗一下。希望这个比较温和的冬季和即将来临的好季节又能使你们两人健康起来。

我找到了一些跟你有关的文件，但还不能说这是否就是全部；我还得把整整一大筐的信件等物查看一遍。等到把这搞完了，就把找到的东西[86]全部给你寄去。

至于你的计划[122]，首先得考虑到德国现有的条件。我有时直接从德国得到一些这方面的消息，根据这些消息来看，德国现在警察当局横行无忌，政府决定取缔我们党 一切合法的鼓动工作，不管它是以什么名义和借口进行的。只要是社会民主党人搞的，每一次集会都要解散，每一次在报刊上发表东西的尝试都要遭到压制，一切参加的人都要从宣布戒严的地区赶出去。近六年来的经验使我们对此毫不怀疑。

我认为，我们在国外根本不能决定新的群众鼓动工作的尝试现在是否合适以及它的时间和内容等问题，这应该完全交给我们在德国的同志们去做，他们亲身受到压迫，比谁都知道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所以，如果你去问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如果他们能在那里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我认为他们应该决定是行还是不行，而我们应该服从他们的决定。

话得说回来，在德国，鼓动工作的情况并不那么坏，虽然资产阶级报刊大多数对此闭口不谈，只是有时不由自主地发出恐怖的呻吟，因为我们党在急速地争得地盘，而不是丧失地盘。警察给我们的同志们开辟了极好的活动场所：到处都在不断地同警察本身进行斗争。这个斗争不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都进行得很成功，特别妙的是进行得很幽默。警察被打败，而且还被嘲笑。这个斗争，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是最有益的。首先它使我们的人敢于藐视敌人。不可能派出比德国警察更糟糕的力量来对付我们了；警察即使在他们力量很强的地方也遭到道义上的失败，而我们的小伙子们的胜利信心一天比一天高。这一斗争的结果将是：一旦压迫终于减轻（当俄国情况激化的时候就会如此），我们就会拥有几百万群众，而不是几十万群众。在所谓的领袖当中，有许多腐败的家伙，但对我们的群众我是绝对信任的，他们在革命传统方面所缺少的东西，在这场同警察的小小的战争中正在越来越多地获得。不管怎样，我们还从来没有看见过无产阶级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集体行动和一致动作。因此，虽然表面上什么也看不出来，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十分安然地等待吹响集合号的时刻的到来。那时你会看到，我们的人会怎样地行动起来！

致兄弟般的敬礼。

　　你的　老弗·恩格斯

[86]贝克尔在1883年11月23日的信中，请恩格斯提醒劳拉·拉法格：她曾当着马克思的面并在马克思的同意下，答应把贝克尔在1848—1849年期间为马克思写《福格特先生》这一小册子而寄给马克思的信件还给贝克尔。后来贝克尔还请恩格斯再找一找他当时寄给马克思的其他一些材料。——第75、107、165、219、325页。

[122]贝克尔在1884年2月5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他认为在德国应当更广泛地开展鼓动工作，那里的群众没有受过集体一致行动的训练。贝克尔认为，必须在德国进行争取普选权的广泛鼓动工作。贝克尔写道，这是使城乡群众行动起来和揭露资产阶级政党的极好手段。——第107页。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黎

1884年2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甫罗夫： 您所说的关于《资本论》第二卷俄译本的事，知道了。[123]到时候我再来谈这个问题。

至于德文版，您知道，在德国，我们是处于无比专横的统治之下， 什么都会遭到查禁。马克思从来不把现行法律放在眼里，他总是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如果根据1878年法令[23]，第二卷没有充足的理由被没收和禁止，那才是怪事。但是应该冒险，我当然决不会示弱。

格·洛帕廷在这里 ［注：见本卷第65页。——编者注］的时候，曾经跟我说，尼·丹尼尔逊希望我把那本叫《俄国粮食工业调查委员会报告》的书还给他。于是我找了许多有关粮食贸易和粮食生产的书。跟上述书名最相当的一本书，就是：《帝国自由经济学会和帝国俄罗斯地理协会组织的俄国粮食贸易和粮食产量考察团报告》（1870年版第2卷）。

是不是指的这本书？如果是，一经您来信肯定，我就立即寄给圣彼得堡莫伊卡街27号。

希望下周就能把您的书寄 ［注：见本卷第96—97页。——编者注］出。其中，有些我留下了，如果发现它们对我编第二卷并无用处，以后再寄给您。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2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报刊都被查禁，社会主义书刊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该法令的有效期每两三年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令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0、23、28、35、55、102、105、109、125、137、142、144、152、157、160、178、203、215、230、234、238、249、261、289、292、297、309、315、321、325、328、329、332、341、471、493、560、609、639、650、656页。

[123]恩格斯曾问拉甫罗夫《资本论》第二卷俄译本在俄国能否发表（见本卷第102页），拉甫罗夫在1884年2月9日回信说，俄国革命者决定无论如何要出版这个译本，如果出版后被没收，则在国外出版。

《资本论》第二卷俄文第一版于1885年在彼得堡出版，译者是丹尼尔逊，并由他写了序言。——第109页。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2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我今天有一点空闲时间，因此马上回信。

杰维尔的书 ［注：加·杰维尔《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编者注］，不仅 历史部分，而且叙述部分（工作日、合作社、工场手工业、大工业等等）都需要修改。只要仔细读它几章，您就会确信这一点。暂时我给迈斯纳什么也不写，只给他寄去这本法文书，并通知他：这本书正在修改[97]，到时候我会把详细情况告诉他。

巴黎也要出《贫困》的法文新版[120]。我在给它写序言[124]；在德文版的序言 ［注：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中，我要揭穿关于洛贝尔图斯的神话。这个神话来源于鲁·迈耶尔的著作[125]，并在德国、英国甚至美国流传开来，需要予以澄清。我要证明：（1）在1850年我们没有机会从洛贝尔图斯先生那里学到什么东西；（2）我们根本不知道他；（3）他那些伟大发现还在1848年就已成了老生常谈；（4）他那些独特的社会主义万应灵丹还在他发现它们 之前已在《贫困》 ［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中遭到批判。

您会看到，对于您，仍然有足够的工作可做，但是上面所说的事，能够做的只有 我，因为这是我亲身经历的，还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掌握着1840—1850年的有关材料。

洛贝尔图斯的租的理论是一种谬论；在1861—1863年《资本论》的第一个手稿[126]中，有马克思用相当讽刺的笔调写的对这种理论的详尽批判，这一批判包括在篇幅浩繁的《剩余价值理论》这一部分里，这部分我可能把它印在第二卷末尾，或者是作为第三卷。

但是为了写我的序言，我需要洛贝尔图斯的《给德国工人协会委员会的公开信》（1863年莱比锡版）。您或者是爱德能不能在几天之内给我弄到这本东西？我作完摘录就立即归还。

旧《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关于蒲鲁东的那篇文章[109]，爱德答应了寄来，我还没有收到，也许今天晚上能到。很可能为了法文版，我要把它译出来。

要是爱德能突然来到这里，我是很高兴的，况且我现在又能陪他喝酒了（极少量的）。

现在来谈您上上封信。狄茨早就想得到《工人阶级状况》。我有条件地表示了同意，说先得弄清楚我跟老出版商维干德的关系。李卜克内西答应通过弗莱塔格替我弄清楚这事（即我同 维干德的法律关系）已经十五年了，可是我仍然什么也不知道。 ［注：见本卷第22页。——编者注］无论如何，狄茨比谁都更有这个权利，而我终究会自己设法弄清楚我有权做些什么。

如果有人肯花点力气用 爪哇（国家社会主义在这里极为盛行）的实例来说明猖獗一时的国家社会主义，那倒是一件好事。全部的材料都包括在莫尼律师著的《爪哇，或怎样管理殖民地》（1861年伦敦版，共两卷）这本书里。从这里可以看到，荷兰人怎样在古代公社共产主义的基础上以国家的方式组织生产，并且怎样保证人们过一种他们所认为的非常舒适的生活。结果是：人民被保持在原始的愚昧状态中，而荷兰的国库却每年得到七千万马克的收入（现在大概还要多）。这种情况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很容易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这也附带证明了，那里的原始共产主义，象在印度和俄国一样，今天正在给剥削和专制制度提供最好的、最广阔的基础（只要现代共产主义的因素不去震动这种原始共产主义），并且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它和瑞士各旧州[127]的独立的马尔克公社一样，成为极其引人注目的（或者应当被克服或者应当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历史遗迹。

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现在有一本象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 决定意义的书，这本书当然也是被马克思发现的，这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版）。马克思曾经谈到过这本书，但是，当时我正在思考别的事情，而以后他也没有再回头研究；看来，他是很想回头再研究的，因为根据他从该书中所做的十分详细的摘录 ［注：卡·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编者注］中可以看出， 他自己曾打算把该书介绍给德国读者。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他根据蒙昧人的、尤其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组织，第一次充分地阐明了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氏族，从而为上古史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假如我有时间，我倒想利用马克思的札记来把这些材料加加工，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杂文栏或《新时代》写点东西，但是，目前不可能去考虑这一点。[128]泰罗、拉伯克及其同伙所搞的整个骗局，不管是族内婚、族外婚，还是其他各种荒诞无稽之谈，现在都被彻底揭穿了。这些先生们在这里拚命抵制这本书，它是在美国印刷的，五个星期以前我就订购了这本书，但直到现在还没有收到！虽然在扉页上还印着一家伦敦书局作为共同出版者。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97]考茨基在1883年12月29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他打算在德国出版刚刚在巴黎出版的加·杰维尔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简述，兼论科学社会主义》（见注54）。考茨基按照恩格斯的劝告，放弃了他原来的打算——单纯出版杰维尔著作的译本，而根据恩格斯在这封信以及后来一些信（见本卷第110页）里的指示，单独写了一部著作。考茨基的著作于1887年出版，书名是《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卡尔·考茨基的通俗阐述和注解》1887年斯图加特版（《Karl　Marx’s　Oekonomische　Lehren．Gemeinverständlich　dargestellt　und　erläutert　von　KarlKautsky》．Stuttgart，1887）。——第84、86、110页。

[109]指马克思应《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请求而于1865年1月24日写的《论蒲鲁东》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8—36页）。恩格斯打算把这篇文章整个加到当时劳拉·拉法格准备出版的《哲学的贫困》法文第二版序言里去。1885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哲学的贫困》德文版中收了这篇文章，作为马克思的代序。——第99、111、223页。

[120]指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当时正在准备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法文第二版。但是这一版的准备工作拖延了，只是到恩格斯逝世以后，在1896年才在巴黎出版。——第106、110、114、121、126、136页。

[124]恩格斯没有为《哲学的贫困》法文第二版专门写序言，劳·拉法格把恩格斯给1885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这部著作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用作该版的序言。——第110、114、136页。

[125]指鲁·迈耶尔的书《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1874年柏林版第1卷（R．Meyer．《Der　Emancipationskampf　des　vierten　Standes》．Bd．I，Berlin，1874）。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提到了这本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10页）。——第111页。

[126]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对这部手稿作了详细的介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页）。《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马克思没有来得及整理出版。恩格斯也没有能够实现把这部手稿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的愿望。1905—1910年卡·考茨基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他对马克思的手稿作了许多删改和变动。1954—1961年按马克思的手稿次序编辑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新版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1962—1964年出版了该书德文新版本。——第111、114、132、134、204、264页。

[127]所谓各旧州是指瑞士的山区各州，这些州在十三至十四世纪是瑞士联邦的基本核心。——第112页。

[128]恩格斯利用马克思的札记并且根据自己研究积累的许许多多和各种各样的材料，在两个月时间内（1884年3月底至5月底）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7—203页）。恩格斯关于泰罗和拉伯克著作的批评意见，见他为1891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文第四版所写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46—259页）。——第113页。

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4年2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明天是星期日，而星期一我们又要到梅特兰公园 ［注：马克思住过的那所房子。——编者注］去东翻西找，因此，要是我今天不给你写信，那就很难说要拖多少时间了。我们终于把老“仓库”清理了出来，发现了大量需要保存的东西，以及约有半吨无法清理的旧报纸。我想，下个星期可以开始搬东西，再过一个星期把剩下的东西卖掉，什么价钱都可以。有一个时候我曾担心，我又不得不放弃这个工作了，但是，幸好我一天天好起来，又能象从前那样迅速地走动半个小时了，并且靠尼姆的帮助，每昼夜可以干上两瓶比尔森啤酒和份量相当多的克拉列特酒。

在手稿中，有《资本论》的第一种稿本（1861—1863年）[126]，在那里头我发现了几百页《剩余价值理论》，其中一部分经过加工已收在《资本论》的稍后几种稿本里，但是，这里留下来的足够把第二卷扩大为第二卷和第三卷。

伯恩施坦已答应把摩尔1865年登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文章《论蒲鲁东》寄给我。很可能为了《贫困》的法文版[120]，要把它全部译出来。

顺便说一下，伯恩施坦明天到里昂，既然他已动身，那就可能去巴黎，甚至会把自己的旅行延长到伦敦。如果他到了巴黎，请劝他也到这里来一趟，我有很多事要同他碰碰头。他知道，这里有现成的床位，假使他的钱不够用，那也不要因此使他不能来，这可由我们来解决。

保尔对我说，《贫困》的序言[124]，我用不着赶写，但我不相信这一点，因为我跟出版商打交道的经验太多了。我要知道奥里奥尔什么时候要序言，虽然我并不能担保，能按时在哪一天甚至哪一个星期把它交出来。但我必须知道哪怕是个 大概期限也好。梅特兰公园的房子3月25日一定得腾出来，可是除此之外，我还有大量的工作；我必须有可能预先订出自己的计划，至少订到一定的程度。

保尔以为是摩尔评论蒲鲁东“财产就是盗窃”的一篇文章的那个材料，在《神圣家族》[129]里，这部著作我手头有。

我不大赞成保尔对伦敦《正义报》的热烈称赞，据我看来，这个报纸非常枯燥无味。但是，对那帮子在一些连他们自己也一窍不通的问题上教训世界的人，又能期待什么呢？没有任何一个迫切的问题，是他们所能解决得了的。海德门既玩弄国际主义词句，又在散布沙文主义意向；乔因斯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糊涂蛋（我两个星期前见到他）；莫利斯在做某种工作时，干得还是不错的，但他并非总是如此；而可怜的巴克斯则深深陷到十分陈旧的德国哲学里面去了。这一切对于一个月刊说来，还能凑合得过去，因为在那里有可能预先把文章准备好，但是对于一个必须就各种时事问题作出反应的周刊说来，这就不行了。

不管怎样说，新的“可敬重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这里确实进行得很好，它成了时髦的东西，但是工人阶级还是不去理它。一切都取决于这一点。因此，急于出版《正义报》是极其愚蠢的。象这一类的文章，决不会把群众激发起来。同工人接触半年，就会培养出读者，就会教会作者要怎样为他们写作。但是，发牢骚有什么用呢？渺小的大人物们一定要走他们自己的道路！

希望孩子们 ［注：让·龙格、埃德加尔·龙格、马赛尔·龙格和燕妮·龙格。——编者注］都在好起来。尼姆很挂念他们。他们近况如何，请告诉我们。

尼姆和我向你致最衷心的问候。

　　爱你的　弗·恩格斯

[120]指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当时正在准备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法文第二版。但是这一版的准备工作拖延了，只是到恩格斯逝世以后，在1896年才在巴黎出版。——第106、110、114、121、126、136页。

[124]恩格斯没有为《哲学的贫困》法文第二版专门写序言，劳·拉法格把恩格斯给1885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这部著作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用作该版的序言。——第110、114、136页。

[126]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对这部手稿作了详细的介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页）。《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马克思没有来得及整理出版。恩格斯也没有能够实现把这部手稿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的愿望。1905—1910年卡·考茨基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他对马克思的手稿作了许多删改和变动。1954—1961年按马克思的手稿次序编辑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新版本（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1962—1964年出版了该书德文新版本。

——第111、114、132、134、204、264页。

[129]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第4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7—67页）。——第115页。

致约翰·达比希尔[130](不早

曼彻斯特

［草稿］

［不早于1884年2月17日，于伦敦］

在这方面我本人不能做任何事情；您的《原则》，我是否应当转给民主联盟[67]、《正义报》或者《今日》杂志？

[67]民主联盟　是1881年6月8日在亨·迈·海德门领导下集立的半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性质的大不列颠的各种激进派团体的联合组织。1884年8月民主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见注229）。

民主联盟宣言　于1883年出版单行本，题为《社会主义简述——民主联盟社会和政治宣言》（《Socialism　made　plain，being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Manifesto　of　the

Democratic　Federation》）。——第58、116、124、130、135、179、265页。

[130]恩格斯的这封信是对约·达比希尔1884年2月17日的信的答复。达比希尔告诉恩格斯说，他早就试图重建国际，如今他终于为此目的在曼彻斯特组成了一个由英格兰人、爱尔兰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组成的委员会。达比希尔请恩格斯给他提醒一下国际会员的名字，以便和他们恢复通信联系，并且还答应给恩格斯寄一份为筹建的组织拟定的原则和宗旨。——第116页。

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4年2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你关于孩子们 ［注：让·龙格、马赛尔·龙格和燕妮·龙格。——编者注］健康的消息，多少是令人欣慰的，只是可怜的沃尔弗 ［注：埃德加尔·龙格。——编者注］例外。可是，他在所有的孩子当中，看来是最壮的，所以我们希望，当你再寄消息给我们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好起来。

至于龙格如果出了事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这要在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时再作考虑。对这一点的“思辨”（我指的是哲学意义上的“思辨”），我看不出有多大好处。无论如何，我想象不出，在目前有象龙格这样一位慈父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但是如果你对这一点有所考虑的话，我很愿意知道你的意见。

关于给你们和拉甫罗夫包书寄书等事 ［注：见本卷第104—105页。——编者注］，我们已经同吉当斯公司谈妥，因为他们这两天没有来办这件事，所以尼姆已催他们去了。

现将《贫困》序言 ［注：卡·马克思《论蒲鲁东》。——编者注］附去，这是摩尔自己写的！伯恩施坦找到了这篇旧文章，我立刻把它译了出来。为了使我的译文法语化，请你和保尔校订一下，并同原件一并寄回，原件是苏黎世“党的档案馆”[104]的。对此要补充的只有下面几句话。法国读者一看到摩尔用相当不礼貌的笔法谈论他们时，会说些什么呢？引用这种正确的和毫无偏见的见解，要冒这样的风险，那就是布鲁斯派一定会说：瞧，普鲁士人就是这个样子。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做是否适当呢？无论如何，我很不愿意缓和这篇文章的语气而去迁就巴黎人的口味，但是这一点值得考虑。不可否认，在法国十八年来存在着没落帝国 ［注：即东罗马帝国，拜占庭。这里指法兰西第二帝国。——编者注］。

保尔的“善良的上帝”和他的讲稿[131]的导言一样，好极了。对他的听众来说，叙述得也是极其引人入胜的，我倒并不因为他的成就而惊奇。不过，除了那段从李比希那儿弄来的关于征兵身高的旧引文以外，他本来能够不时地从《资本论》中向他们提供 新的例证，并且也不必谈到（1）竞争和（2）供求（这不过又把竞争讲一遍）。如果说我对他要求严格，那只是因为我认为这对他有好处，因为不时地给予一些严肃批评，他就会有显著的进步；他最近的一些表现确实证明他大有进展。只要他更加注意一些理论上的问题（主要是对一些细节），那他就会成为巴黎这个光明之城的一盏明灯。

现在我不得不结束了。尼姆已经回来，我们要给俄国和美国包装书籍，以便及时用印刷品挂号寄走。她说，吉当斯公司不会在星期二或星期三以前来人。她吻你，我也一样，并同保尔紧紧握手。

　　爱你的　弗·恩格斯

[104]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是根据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见注7）的决议成立的。档案馆收藏了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稿、德国历史和国际工人运动文献、工人报刊。档案馆最初设在苏黎世，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以后迁往柏林。——第91、93、105、117、121页。

[131]指专门阐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讲座。这个讲座是由法国工人党（见注115）社会主义图书馆所属的一个小组举办的，自1884年1月23日起每个星期日由拉法格和杰维尔宣讲，并将讲稿在报上发表。

恩格斯所说的“善良的上帝”，指的是拉法格在第一讲《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中对唯心主义世界观进行的驳斥。

下面提到的李比希的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67—268页。——第117、126、146、156页。

致亨利希·农涅

巴黎

［草稿］

［1884年2月26日左右于伦敦］

我写信跟您谈的马隆的事，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些事实我已得到了证实，巴黎的任何谣言都不能改变它们。马隆的确同巴枯宁和其他十五个人一起退出了和平同盟代表大会，并参与了秘密同盟的创立。[132]我本人掌握了1870年3月的文件[133]。现在无论马隆又对国际诽谤什么，同我毫不相干，我未必会去注意这个。他是无师自通的人，在我看来，这并没有给他伪造历史的权利。如果 他是一个在法国人中间起领袖作用的合适的人，那么我只能替法国无产阶级惋惜。

至于说到您的国际联系 ［注：见本卷第106—107页。——编者注］的宣传，那么

（1）它的目的是如此不明确，以致我确实不能把自己的时间花在这种性质含糊的任务上。

（2）几乎所有您提到的人，我都不认识（我唯一 比较熟悉的，恰恰没有提到）。但是，在国际运动中积极工作了四十年，而在各处却没有政治上和道义上与之有联系的老朋友和盟员，那是不可能的。关于您提到的人中某些人的情况，以及他们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也得先向那些老朋友和盟员了解一下。但是，在没有展示出您的计划之前，这一点我也不能很好做到。

（3）可是，当我完全不知道同盟会把我引向何处以及今后使我担负什么联系的时候，我就不能加入同盟。看来，在巴黎将会成立一个中央委员会之类的机构，由它解决接受新的成员和采取这些那些行动的问题，那时就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我势必要同我应当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的人处在一个组织里，或者我要对我不赞同的言论负责。我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置于这样的地位。

但愿这不会成为您的障碍。如果您能成立一个什么相当好的组织，我不管怎样，是会为此而高兴的。谢谢您的信任。永远……

[132]这里提到的恩格斯给农涅的信没有找到。

和平和自由同盟　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其中有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于1867年在瑞士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1867—1868年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工作。在和平和自由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1868年9月21—25日在伯尔尼举行），巴枯宁提出了一个宣布必须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实现“阶级平等”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多数票的否决，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由于没有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便退出了同盟，并于同年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秘密同盟指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它是米·巴枯宁于1868年10月在日内瓦创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性组织，其中包括他早先创建的阴谋家的秘密联盟。同盟在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国家的工业不发达的地区和法国南部都有自己的支部。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的各支部。巴枯宁加入国际后，实际上并未服从这个决定，而是打着国际的日内瓦支部的幌子使同盟混入国际，实则仍保留了同盟的名称。巴枯宁派进行了公开的和秘密的分裂活动反对国际，力图把总委员会掌握在自己手里，从而使国际工人运动听从自己的指挥；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群众性的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导致工人运动直接听命于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总委员会坚决地对同盟进行了斗争，揭露它是力图分裂工人运动并使其离开独立发展道路的敌视工人运动的宗派。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上，给予巴枯宁派以致命的打击，巴枯宁被开除出国际，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社会主义取得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胜利。——第118页。

[133]恩格斯大概指的是1871年3月21日由巴黎第十七区的区长助理贝·马隆和该区区长及另外两个区长助理签署的声明。在这个文件中指出：由于区长及其助理被强行解除职权，“自即日起，巴黎第十七区区政府的一切法令暂停实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一文中也谈到了这个文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21页）。——第118页。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3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爱德·伯恩施坦以你的名义并且替你同我欢饮订交。我立即在实际上接受了这一点，希望你不要拒不承认。

他今晚去巴黎，明天将在那里度过，当晚动身，这样他大概将与此信同时到达苏黎世。

附去的东西，谈的是把俄国出卖给俾斯麦，以换取俾斯麦请求布莱希勒德给俄国一笔新借款[134]。首先是费里和格莱斯顿受了骗，但是如果布莱希勒德给钱，那俾斯麦也就会陷进去，而一旦俄国情况紧张起来，他们都会当傻瓜。

　　你的　弗·恩格斯

[134]1884年4月，俄国从德国得到三亿马克的借款。——第120、160、364页。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黎

1884年3月3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拉甫罗夫： 上星期五，我给您寄去一箱已经跟您提过的书籍 ［注：见本卷第96—97页。——编者注］，由巴黎保尔·勒隆路27号弗拉若勒兄弟代办处转， 寄费已在这里付清；如果他们向您索款，请即通知我。如未收到，则劳驾去上述地点取书。

在这里是托吉当斯公司寄运的。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35

日内瓦

1884年3月6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女公民： 《哲学的贫困》俄文译本出版的日子，不论对我或对马克思的女儿们来说，都将是一个节日。不言而喻，我是很愿意把对您也许有用的一切材料提供给您的。我的意见如下。

除了德文译本，目前正在巴黎出版一个新的法文版本[120]。我正在为这两个版本写一些注释，我将把注释的全文寄给您。

马克思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1865年）上发表的一篇《论蒲鲁东》的文章，可以用来作为序言，这篇文章差不多完全包括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它将印在法文和德文两个新版本的卷首。这篇文章只保存下来一份，现收藏在苏黎世的我们党的档案馆[104]里；如果在马克思或我的文稿里找不出第二份（几星期之内我就可以知道），那么您能很容易地通过伯恩施坦弄到一个抄本。

我一定要给德文版专门写一篇序言 ［注：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驳斥胡说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剽窃了洛贝尔图斯的那些反动社会主义者[136]，并且证明，恰恰相反，还在洛贝尔图斯写他的《社会问题书简》以前，马克思就在《贫困》里批判过他。在我看来，俄国读者对此恐怕是不会感兴趣的，因为我们的冒牌社会主义者还没有渗透到他们当中去。但是，您对这一点会有自己的看法；这篇序言如果您认为有用，您可以自行处理。

您告诉我在俄国研究社会主义理论著作的兴趣日益浓厚，这使我非常高兴。这种几乎完全从我们德国各学派中消失的理论精神和批判精神，看来，实际上在俄国找到了容身之地。您要我给您提供一些可供翻译的书目。但是，您已经翻译了或者已经答应翻译马克思的几乎全部著作；您也已经把我的著作中最好的一部分翻译出来了；我们其余的德文书，不是理论上较弱，就是其中所涉及的问题或多或少只限于德国的范围。最近，法国人写了一些相当好的东西，不过这才是开始。杰维尔的《资本论》简述，理论部分写得很不错，但叙述部分写得太草率，对于那些没有看过原著的人来说几乎是看不懂的；此外，作为一本简述，它所涉及的面未免太广了。然而我相信，经过加工，它是可以成为一本好书的。在很难弄到《资本论》原著的国家里，一本简述总会有用的。

在谈到俄国的情况时 ［注：见本卷第71页。——编者注］，当然，我在各种问题中特别注意的是财政问题，但不仅仅限于这个问题。对于一个象彼得堡政府那样的陷于困境的政府，对于一个加特契纳隐士式的囚犯似的沙皇[137]，情况是不能不越来越紧张的。贵族和农民同样都濒于毁灭，军队的沙文主义情绪受到伤害，他们对那个隐藏的皇上每天玩弄的把戏感到愤怒；统治者需要一场对外战争来为这种“恶劣情绪”和普遍不满找一个出气口；同时，由于缺少金钱和有利的政治形势，又无法投入这种战争；一个强有力的民族知识分子阶层也渴望打碎束缚着他们的枷锁；除去这一切，再加上钱财奇缺和政治家们又把刀子搁在政府脖子上——据我看来，情况的困难程度必然逐月加深，而且，假如能物色到一个具有立宪思想的勇敢的大公，那末，俄国“社会”必定会把宫廷政变看做摆脱这种绝境的上策。俾斯麦和布莱希勒德现在会出来拯救他们的新朋友吗？我很怀疑。我倒要对自己提出一个问题：这两个缔约国谁会被谁抢光。

随信寄上马克思的稿子（抄本）一件，您可以酌情处理。我已经记不清，他究竟是在《言语》还是在《祖国纪事》上看到《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 ［注：尼·米海洛夫斯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编者注］这篇文章的。他写了这篇答辩文章 ［注：卡·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编者注］，看来是准备在俄国发表的，但是没有把它寄到彼得堡去，因为他担心，光是他的名字就会使刊登他的这篇答辩文章的刊物的存在遭到危险。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我的那本小册子 ［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我认为您译得好极了。俄语是多么美的语言啊！它具有德语的一切优点，但没有德语那种可怕的粗俗气。

[120]指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当时正在准备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法文第二版。但是这一版的准备工作拖延了，只是到恩格斯逝世以后，在1896年才在巴黎出版。——第106、110、114、121、126、136页。

[135]维·查苏利奇在1884年3月2日的信中，代表在瑞士的俄国流亡革命家请求恩格斯允许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一书出版俄文版。此外，她还请求将恩格斯当时打算为准备付印的该书德文第一版所写的序言（见注81）寄去，而且还希望恩格斯看一看俄文版的校样，并提出意见。《哲学的贫困》俄文版于1886年在日内瓦出版。——第121页。

[136]对马克思的这种诽谤包含在洛贝尔图斯1871年11月29日给鲁·迈耶尔的信和洛贝尔图斯1875年3月14日给约·泽勒尔的信中，见《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的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迈耶尔博士出版》柏林版第1卷第134页（《Briefe　und　Socialpolitische　Aufsätze　von　Dr．Rodbertus-Jagetzow．Herausgegeben　von　Dr．R．Meyer》．Bd．Ⅰ，Berlin，S．134）和《一般政治学杂志》1879年杜宾根版第35卷第219页（《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mte　Staatswissenschaft》．Bd．35，Tübingen，1879，S．219）。——第121、202、204页。

[137]1881年3月13日（俄历1日）俄国民意党人刺杀了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后，登上皇位的亚历山大三世由于害怕革命的发动和“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可能采取新的恐怖行动而躲在加特契纳。——第122页。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4年3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整个秋天和冬天我一直患着慢性病，实际上并不严重，却十分令人讨厌，此后我又不得不卧床静养两个月。在这一切之后，我终于好了，能够真正做工作和偿还自己的信债了。但愿你和你的妻子也逐渐地好起来，摆脱你们的严重得多的疾病的后果，那时一切又会渐渐走上自己的轨道。

因为我还不能完全随便走动，只能在最近的地方散散步，而我又没有人可差遣，所以你的委托我办得多少有些走样。准备好给你的一本第三版《资本论》 ［注：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以及杰维尔的《资本论》简述一书，是分两包按印刷品寄给你的，照片我也将用同样方法寄去，因为现在我学会包扎它们了。其他两本《资本论》，你大概在美国容易弄到。

《今日》杂志我给你订了一年，你可能会按时收到。所有这些人有许多良好的心愿，但是却很缺乏知识。对《今日》来说，这还凑合过得去，但是现在民主联盟[67]出版了周报《正义报》，它的特色是：由于经常重复同一些问题而异常枯燥无味，并且根本不能很好阐明哪怕是一个迫切问题。现寄几号给你，但是订它不值得。对民主联盟根本不应寄予特别信任，那里面有种种可疑分子。海德门硬要充当徒有虚名的（in　partibus　infidelium） ［注：直译是：“在异教国家中”。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党的领袖，是一个不择手段的野心家，几年以前他还作为保守党的议会候选人而落选，而且他对待马克思很卑鄙。[68]我委婉地推说没有时间，置身在这整个民主联盟之外，而比较接近《今日》，特别是巴克斯；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小伙子，但是他现在啃 康德是完全不恰当的。 如果你根本不反对的话，我就在《今日》上用英文发表马克思写给你的那封关于亨·乔治的信[15]，这样你们就可以在那里利用它了。

我未必有时间去同斯蒂贝林进行争论。[138]对这样一些渺小的宠儿，可以听其自便。美国的宗派主义反正还要存在许多年，对此是无法阻止的。了不起的莫斯特到头来可能落得象卡·海因岑第二那样的结局。《人民报周刊》我收到了，但那上边有趣的东西很少。

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或其他人去美国的事情如何，我不知道。对他们的询问，我已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每隔三年都为选举而从美国索取款子，是不完全合适的。德国的情况很好。我们的小伙子们干得漂亮极了。反社会党人法[23]到处把他们卷入同警察的地方斗争。在这种斗争中，需要机智灵活，使警察丢脸，而我们在这种斗争中多半都胜利了。这种斗争是最好的宣传手段。一切资产阶级报纸都因我们的人取得巨大的成就而常常哀叹不已，他们对新的选举[139]都感到害怕。两个星期以前，我的侄子从巴门来看我。他是一个自由保守党人，我对他说：“现在我们在德国已经处于这样的地位，我们简直可以坐享其成，而迫使我们的敌人为我们工作。不管你们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或者把它延期，不管你们把它修改得更残酷些或者稍微温和些，——反正都一样。无论你们做什么，总是对我们有利。”他答道：“是啊，一切情况都对你们非常有利。”我说：“当然罗，要是四十年前我们没有正确地判断情况，没有根据这个正确的判断来进行自己的活动的话，那么情况就不会对我们有利了。”侄子什么也没有回答。

从拉法格、盖得和多尔莫瓦重新获得自由[5]以来，法国的情况也好起来了。他们很积极，常常到外地去，所幸的是，他们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在那边；他们在兰斯和圣比埃尔-雷-加来办了报纸 ［注：《工人保卫》和《劳动者》。——编者注］,过一个月就要在鲁贝召开代表大会[140]。此外，每个星期日他们都在巴黎讲演，听众很多；拉法格讲唯物主义历史观，杰维尔讲《资本论》[131]。我会写信给他们，要他们把所有正在发表的讲稿寄给你。他们眼下在巴黎没有办日报，这是件幸事，办报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哲学的贫困》正在巴黎出新版本[120]，在苏黎世也在出德文版，而在日内瓦出俄文版。我的《发展》，好象我一本也没有给你寄过，这是因为我本人总是只收到一两本（真浑！）。现在这部著作已经出了第三版，此外，还出了法文、意大利文、俄文和波兰文的版本。艾威林要把它译成英文。他也是一个可爱的青年人，但他揽事过多，目前把许多时间花在同他过去的朋友布莱德洛的斗争上；布莱德洛这个家伙由于这里的社会主义运动而失去立脚的根基，与此同时也在失去生活资料，所以他不得不维护自己，然而，对这个心胸狭隘和蛮横无礼的家伙说来，这并不是容易的。

杜西一般生活得不错，她几乎每个星期日都来这里。你大概知道，琳蘅在管我的家务。再过两个星期，我终于能认真地着手搞《资本论》第二卷[2]了，这是一项庞大的工作，但是我乐于做它。

请读一读摩尔根（路易斯·亨·）的《古代社会》，是1877年在美国出版的。他巧妙地展示出原始社会和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的情景。 他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并且在自己著作的末尾对现时代作出了共产主义的结论。

向阿道夫 ［注：左尔格的儿子。——编者注］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2]照马克思的计划，《资本论》第二卷包括两册。后来，恩格斯决定把马克思这两册的手稿分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见本卷第132、134页）。恩格斯在他写的这两卷的序言中对马克思的手稿做了详细的介绍。——第3、5、6、8、15、18、20、28、31、35、42、46、48、57、63、64、71、96、101、127、132页。

[5]1883年4月底，保·拉法格、茹·盖得和让·多尔莫瓦因1882年秋在外地（蒙吕松等地）发表演讲而被送交木兰市陪审法庭审判，罪名是搞阴谋活动和煽动内战。法庭判处每人六个月监禁和罚款。从1883年5月21日起，盖得和拉法格被监禁在巴黎圣珀拉惹监狱。——第5、30、32、45、50、52、65、67、69、70、126页。

[15]左尔格在1883年3月19日写信给恩格斯说，由于亨利·乔治在美国的宣传危害了工人运动，那就应当公布马克思1881年6月20日给左尔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190—194页）；这封信对1880年在纽约出版的亨利·乔治《进步和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一书进行了评论。——第15、125、657、680页。

[2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报刊都被查禁，社会主义书刊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该法令的有效期每两三年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令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0、23、28、35、55、102、105、109、125、137、142、144、152、157、160、178、203、215、230、234、238、249、261、289、292、297、309、315、321、325、328、329、332、341、471、493、560、609、639、650、656页。

[67]民主联盟　是1881年6月8日在亨·迈·海德门领导下集立的半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性质的大不列颠的各种激进派团体的联合组织。1884年8月民主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见注229）。

[68]1881年海德门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大家的英国》（《Englang　for　All》）。照作者的意思，这本小册子是用来说明刚刚在他领导下建立的民主联盟的纲领的。海德门在这本小册子的两章里，讲述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些章节，在许多地方歪曲了这些章节，并且既没有提到作者，也没有提到这一著作的本身。马克思在1881年7月2日给海德门的信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194—196页），强烈反对海德门用科学共产主义原理来论证民主联盟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这种弄虚作假的做法，并且同他断绝了任何关系。——第59、125页。

[120]指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当时正在准备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法文第二版。但是这一版的准备工作拖延了，只是到恩格斯逝世以后，在1896年才在巴黎出版。——第106、110、114、121、126、136页。

[131]指专门阐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讲座。这个讲座是由法国工人党（见注115）社会主义图书馆所属的一个小组举办的，自1884年1月23日起每个星期日由拉法格和杰维尔宣讲，并将讲稿在报上发表。

恩格斯所说的“善良的上帝”，指的是拉法格在第一讲《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中对唯心主义世界观进行的驳斥。

下面提到的李比希的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67—268页。——第117、126、146、156页。

[138]左尔格在1884年2月10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乔·斯蒂贝林准备发表一部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著作。——第125页。

[139]指1884年10月28日举行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第125、163、165、201、207页。

[140]1884年3月29日—4月7日在鲁贝城召开了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见注115）。鲁贝代表大会一致赞同1880年通过的纲领。民主联盟（见注67）的代表厄·贝·巴克斯和哈·奎尔奇出席了大会。会上宣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贺词，其中谈到各国工人要团结一致。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对这篇贺词的答词中对德国代表团未能出席大会表示遗憾，并指出政府玩弄任何手法都不能够破坏法德两国无产阶级的团结。——第126、130、134、137、142页。

致保尔·拉法格

[141]

巴黎

1884年3月11日和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除以下几点外，我几乎完全同意您的修改。

第6页。对……交换价值的理解始终是……错误的，——下面的句子不能用“和”来连接，因为下面他那些空想主义的解释正是这种错误理解造成的；这一因果关系应当表达出来。

第6页，下面。刺耳等等，——这太简化了；虚假的或自夸的科学这里没有译出来。应该设法更接近原文。

第7页，也是一样；而且，“但是不得不放弃他对独创性的觊觎”这一句歪曲了原文。马克思说：“此外，这是自学者炫耀自己学问的极为笨拙而令人讨厌的伎俩，这个自学者对自己的独创思想的那种天生的自豪感已经被挫伤。”蒲鲁东确实曾经是一个独创的思想家，并曾经以此自豪，但当他发现自以为是独创的和崭新的东西，别人在他之前就已经说过了，他就不再自豪了。于是他就转向虚假的科学，如此等等。您的译文否认了蒲鲁东的独创性。

同上。卡贝。您没有权利把马克思实际上没有说过的话强加于他。他说的是：“卡贝这样一个由于对法国无产阶级所采取的实际态度而受到尊敬的人。”马克思根本没有说自我牺牲（dévouement）这个词，您大概也知道，他是讨厌这个词的。可以这样说：由于他对法国无产阶级（或在法国无产阶级政治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而受到尊敬，等等，或诸如此类的说法。

同上。在三卷书期间进行宣传，——能这样说吗？

同上，下面，梯也尔。既然您是节译，那应当把原文中说的一句话加上：梯也尔反对“蒲鲁东提案”的演说，“后来出了单行本”。这好象就是《财产论》这本有名的著作，但这我也没有把握。

第8页。信贷制度……能加速，——不是信贷制度，而是信贷制度的应用；因而应该这样说：能有助于加速，或者用其他类似的说法。

第9页。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出愚蠢的厚颜无耻？——为了迎合沙皇而暴露了愚蠢的厚颜无耻。蒲鲁东对待波兰的灾难采取厚颜无耻的态度，是对沙皇政策的讨好。正是这一点应该加以强调。

同上，下面。由一方面等等。小资产者的利益所决定的两种矛盾的倾向，不应忽略；这些在您的译文中不知怎么没有了。

第10页。用大吹大擂比用吵吵闹闹好些。

　　3月15日

　　就是这些。请尽量更准确地表达原文。马克思这样的著作，草率地翻译是不行的。希望劳拉力求做到把原文译得又好又确切。

附去十英镑。

我们把所有书籍和书柜都运来了［注：从马克思藏书的地方。——编者注］，三天来我们干的就是把两处藏书合并起来并把它们整理好。这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我和尼姆两个人都很疲劳，所以今天就写到这里。尼姆和我向劳拉亲切问好。

忠实于您的　弗·恩·

< [141]在1884年2月21日的信中（见本卷第117页），恩格斯请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校阅他翻译的马克思的《论蒲鲁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8—36页）一文的法译文。在1884年3月11日和15日的这封信里，恩格斯研究了对译文的修改意见。这篇文章曾作为附录收入当时劳·拉法格准备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的法文第二版（见注120）。——第127页。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4年3月24日)

苏黎世1884年3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有些消息赶紧告诉你。今天我们终于把梅特兰公园 ［注：马克思住过的那所房子。——编者注］的事都了结了，旧房子退给了房东 ［注：威利斯。——编者注］，但我还是为整理书籍和文稿忙得不可开交，在整理完毕之前，无法着手任何重大的工作。

16日的游行[142]出了两件丑事：一件是海德门的，一件是弗罗梅的。

据说，根据拉科夫的提议，曾经指定海德门为演讲人，但没有得到本人直接同意。他觉得没有成功的希望，于是在《正义报》上宣布，将有“一位工人”讲话，而 他只是听讲 ［注：亨·迈·海德门《不幸的纪念日》。——编者注］。同期《正义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最近一期《今日》杂志的极其无礼的短评，——几乎就是宣战。[143]后来，海德门玩弄起阴谋手段，反对派遣代表出席鲁贝代表大会[140]，说什么这是少数派的代表大会，不能干涉法国人的内部争论。可是在下一周星期二的民主联盟[67]委员会会议上，他遭到了彻底失败：他的一些最忠实的信徒也反对他；他不能说出他这种行为的真实动机；会议热烈地通过了参加游行和参加代表大会的决定。 这时海德门又愿意在海格特发表演说了，但是他已经给自己切断了退路。会议建议由艾威林讲话，他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自己设下骗局反过来害自己，——这是那些卖弄聪明的卑鄙的耍弄权术的人常有的事。

弗罗梅在海格特似乎讲得很好，可是在协会[118]却讲得令人反感。现在给您寄去一份《德意志伦敦报》，那上面有一个市侩记者天真地透露了自己喜悦的心情，因为弗罗梅用他那些可恶的陈词滥调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后来这在协会里似乎引起了一场大风波。这是太过分了。弗罗梅被痛骂了一顿，于是他好象宣布，他在伦敦没有见到一个社会党人，更不用说 某一个人了。他不会很快回来。幸而，他宽恕了我。

《德意志日报》收到了，十分感谢，现一并寄还。重提伯·贝克尔的无稽之谈，那就过分抬举了他。这位人类的超级首领所写的和《德意志日报》所刊登的一模一样；这些现在连在柏林的人也早已忘却了。这种色厉内荏的愤恨将自行熄灭。但是刊登这类无稽之谈的报纸有什么价值！巴黎《费加罗报》撒谎还更高明一些，不过，那也只是在公社以后的初期，在普遍灰心丧气的时候是如此。

虽然如此，三月的文章还是很好的，主要点都强调得十分正确。刊登在下一期里的那篇论述人民党员对农民进行宣传工作的文章也是这样，其中只是对民主这个“概念”的引证是糟糕的。[144]这个概念每次都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它没有帮助我们前进一步。照我的意见，应当这样说：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 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但是，如果在今天，有人要把民主看成 目的，那他就必然要依靠农民和小资产者，也就是要依靠那些注定要灭亡的阶级，而这些阶级只要想人为地保全自己，那他们对无产阶级说来就是 反动的。其次，不应该忘记，资产阶级统治的 彻底的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国，虽然这种共和国由于无产阶级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而面临严重的危险，但是，象在法国和美国所表明的，它作为直接的资产阶级统治，总还是可能的。可见，自由主义的“原则”作为“一定的、历史地形成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不彻底的东西。自由主义的君主立宪政体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适当形式：（1）在初期，当资产阶级还没有和君主专制政体彻底决裂的时候；（2）在后期，当无产阶级已经使民主共和国面临严重的危险的时候。不过无论如何，民主共和国毕竟是资产阶级统治的 最后形式：资产阶级统治将在这种形式下走向灭亡。就此结束我的赘谈。

尼姆向你问好。昨天我没有看到杜西。

你的　弗·恩·

[67]民主联盟　是1881年6月8日在亨·迈·海德门领导下集立的半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性质的大不列颠的各种激进派团体的联合组织。1884年8月民主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见注229）。

[118]指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建立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共产主义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05、130、227、284、635页。

[140]1884年3月29日—4月7日在鲁贝城召开了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见注115）。鲁贝代表大会一致赞同1880年通过的纲领。民主联盟（见注67）的代表厄·贝·巴克斯和哈·奎尔奇出席了大会。会上宣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贺词，其中谈到各国工人要团结一致。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对这篇贺词的答词中对德国代表团未能出席大会表示遗憾，并指出政府玩弄任何手法都不能够破坏法德两国无产阶级的团结。——第126、130、134、137、142页。

[142]1884年3月16日在伦敦举行了工人游行，以庆祝巴黎公社纪念日；在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前举行了集会。——第129页。

[143]恩格斯指的是1884年3月8日《正义报》第8号上刊登的一篇以《今日》（《To-Day》）为标题的短评。这篇短评是对1884年《今日》杂志第3期的评论。短评作者认为，该杂志不应刊登爱·艾威林的文章《基督教和资本主义》以及爱琳娜·马克思的文章《马克思博士和1863年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演说》。后面这篇文章揭露了所谓马克思从格莱斯顿演说中伪造引文的谰言。——第130页。

[144]恩格斯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的两篇文章：1884年3月13日第11号上作为社论刊登的爱·伯恩施坦的文章《纪念三月战斗一周年》（《Zum　Gedenktage　der　Märzkämpfe》）和1884年3月20日第12号上以《论人民党自然历史问题》（《Zur　Naturgeschichte　der　Volkspartei》）为题的社论。

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维尔腾堡、巴登、巴伐利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因此，德国人民党又称为南德意志人民党和士瓦本人民党。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第131、306、534页。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3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摩尔根的书 ［注：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编者注］最好在美国订购，麦克米伦书局为英国印了一批，册数不多，看来已经全部批发或零售完了。我那一本是费了很大劲才从 旧书商那里弄到的。我不认识美国出版商。我买那本书花了十三先令四便士。

一有功夫，我就把这本书为你给《新时代》作一番加工，但你们一定要出单行本（搞成以后，大概有三个印张） ［注：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我本人对马克思担负着这项义务，我可以利用他的札记 ［注：卡·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编者注］

我和迈斯纳现在已一致同意，先单独出版《资本论》第二册，接着是第三册和作为第二卷[2]后半部的《剩余价值理论》[126]。这样，事情会进展得更快。邮班快截止了。

你的　弗·恩·

莫利斯的事没有什么意义，他们都是一些十足的糊涂虫。

[2]照马克思的计划，《资本论》第二卷包括两册。后来，恩格斯决定把马克思这两册的手稿分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见本卷第132、134页）。恩格斯在他写的这两卷的序言中对马克思的手稿做了详细的介绍。——第3、5、6、8、15、18、20、28、31、35、42、46、48、57、63、64、71、96、101、127、132页。

[126]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对这部手稿作了详细的介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页）。《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马克思没有来得及整理出版。恩格斯也没有能够实现把这部手稿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的愿望。1905—1910年卡·考茨基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他对马克思的手稿作了许多删改和变动。1954—1961年按马克思的手稿次序编辑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新版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1962—1964年出版了该书德文新版本。——第111、114、132、134、204、264页。

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4年3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即使今天上午没有收到保尔的来信，我本来也打算用下午的时间给你写信。现在我很烦恼，因为不但是我的时间，而且连我的房间和我的书桌都不是我自己的了。上星期一 ［注：3月24日。——编者注］，我们腾出了梅特兰公园路41号的房子 ［注：马克思住过的那所房子。——编者注］，向威利斯付了钱，并把钥匙交给了他。那边剩下的家具交给了吉当斯公司，他们出价十二英镑十先令，但还是劝我们拍卖，我们想卖十五英镑，把这件事了结；这将在本星期内办理。此外，我忙于整理书籍，现在已搞得差不多了，再有两天，这项繁重的工作就能完成。可是你看！房东派油漆匠来油漆房子的外部，而在我们的房子里头，是三个磨洋工的家伙，窗户都开着，每个房间都不定在什么时候会有人闯进来，最要命的是屋里跟屋外一样吹着一股寒冷的东风。这样，我成了一个最好的风湿病例是很自然的了。幸好，虽然这些磨洋工的家伙现在还在房子里，东风却已经停了，风湿病也多少好了一些。允许我今天在我的房间再住一天，明天就得交出房子。让我们高兴地度过眼前这一天吧。

尼姆说，现在旧房子处理了，她的精神负担放下了，又睡得着觉了。对于她来说，这曾经象梦魔一样，甚至有时睡前喝点“爱尔兰酒”也无法驱除。我们住的地方大大变了样，我的两个书柜移到楼下，钢琴放在壁炉和折门之间的角落里（在前房），另一个角落里放的是摩尔的一个书柜，而他的大书柜（他沙发后面的那一个），现在放在后房以前放钢琴的地方。等油漆匠走了以后，我就把最后一堆书清理好，然后设法把最后一箱书寄给你；那里面有一些关于法国革命的好东西，如路斯达洛的周报 ［注：《巴黎革命》。——编者注］、《农村报》、《革命时期的巴黎监狱》等等，等等。

我已和迈斯纳商定，第二册 ［注：《资本论》。——编者注］（《资本的流通过程》）先单独出版，等 粗活一完成，我就可以开始干了。接着便是第三册和《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是我发现的一部批判性的巨著，是《资本论》 第一稿（1862年）[126]的一部分。英译工作 ［注：《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进行得很慢，赛姆 ［注：赛姆·穆尔。——编者注］要做的法律工作太多，他又非常认真，不会“不顾质量”而去赶速度。

这里的运动一周比一周显得空虚。《正义报》使我绝望，它太无能，连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今日》到下个月全得靠达维特和保尔来维持。你会高兴地从《正义报》上知道，保尔是当今法国农民所有制问题的第一位权威。[145]这些家伙甚至在给人以应有的评价时，也总是要想办法把人家弄得十分可笑。依我现在看，只有巴克斯和艾威林两个人还能有点出息；但巴克斯的头脑中有康德的东西，艾威林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同时做许多事情，而且在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一切方面他完全是个新手。保尔一定会在鲁贝[140]见到巴克斯，民主联盟[67]派遣他和一个工人 ［注：奎尔奇。——编者注］当代表，这同海德门的愿望很不一致；海德门最近几次企图把他个人的一些计划和花招强加给他们，但遭到可耻的失败。于是他反对派遣代表到鲁贝，因为他希望保持同布鲁斯之流联系的机会。这家伙干不了什么，他不会等待时机。

保尔恐怕会对派德国代表去鲁贝一事感到失望，除非李卜克内西去；但李卜克内西虽然答应要去，却未必会去。其他人都不会说法语，也许伯恩施坦除外，而议员们决不会派他去，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恨他，如果他们能够并且敢于撤换他的话，他们在苏黎世早就这样做了。由于小资产者（一些有教养的蠢人）的大量加入，我们德国的“领袖们”已经变成了一群可怜虫。不管怎样，我希望鲁贝代表大会在群众中取得巨大成功，这会有极大的益处。

现寄去十英镑支票一张。尼姆和我多多地吻你。

　　爱你的老残废　弗·恩格斯

[67]民主联盟　是1881年6月8日在亨·迈·海德门领导下集立的半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性质的大不列颠的各种激进派团体的联合组织。1884年8月民主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见注229）。

[126]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对这部手稿作了详细的介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页）。《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马克思没有来得及整理出版。恩格斯也没有能够实现把这部手稿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的愿望。1905—1910年卡·考茨基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他对马克思的手稿作了许多删改和变动。1954—1961年按马克思的手稿次序编辑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新版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1962—1964年出版了该书德文新版本。——第111、114、132、134、204、264页。

[140]1884年3月29日—4月7日在鲁贝城召开了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见注115）。鲁贝代表大会一致赞同1880年通过的纲领。民主联盟（见注67）的代表厄·贝·巴克斯和哈·奎尔奇出席了大会。会上宣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贺词，其中谈到各国工人要团结一致。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对这篇贺词的答词中对德国代表团未能出席大会表示遗憾，并指出政府玩弄任何手法都不能够破坏法德两国无产阶级的团结。——第126、130、134、137、142页。

[145]在1884年《今日》杂志第4期上发表了迈·达维特的《爱尔兰社会问题》（M．Davitt．《The　Irish　Social　Problem》）和保·拉法格的《法国的农民所有制》（P．Lafargue．《Peasant　Proprietary　in　France》）两篇文章。

1884年3月29日《正义报》第11号发出预告说，《今日》杂志4月号将要刊登保·拉法格的文章《法国的农民所有制》，并指出保·拉法格是法国农民问题方面的最大的权威。——第134页。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4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你和爱德的信收到了。关于摩尔根的书 ［注：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希望在下星期能写好；现在我无法做很多工作，肖莱马和穆尔在这里。在一段时间里，这是我最后一本著作，要把内容如此丰富、但写得如此糟糕的书 ［注：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编者注］概括起来，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如果杜西能把信找到，书中还将包括马克思对理查·瓦格纳的批评；这里有何联系，请您自己去想吧。

[146]

这以后我将立即转入第二卷的工作，此外还要：（1）校订你们的《贫困》[81]；（2）为该书法文版[120]加注写序[124]；（3）校订英译稿 ［注：《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该书现在必须加劲赶出来；（4）现在还有《杜林》以及法国方面还可能送来校阅的东西。

法比安总是跟我过不去[147]，他要是知道他这样干使我们在这里发笑，就不会干了。几年前，他打算和另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 ［注：罗森堡。——编者注］一起，根据一个仓促拼凑起来的哲学纲领（内容是被曲解的和变质的第四代的康德主义）出版一种杂志，我们本来要为这个杂志撰稿的。后来，他攻击我对数学的辩证解释，并且告到马克思那里，说我污蔑了 。现在，这段历史又重演了。让他和冯·德尔·马尔克携手漫游世界吧，我是不准备看他的东西了。

关于《工人阶级状况》。 我从李卜克内西那里得到有关此书的最新消息：按弗莱塔格的说法，我仍然受同维干德订的合同的约束。但是李卜克内西 说的全不可信，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做。我要亲自写信给弗莱塔格，这是唯一的办法。 ［注：见本卷第22页和第111—112页。——编者注］

不管盖泽尔如何骂无神论者，俾斯麦还是不会让他满意——不会废除反社会党人法[23]。以前在这方面还抱有幻想的人，在俾斯麦为了挽救这一条法令，动用了他最后的后备力量——列曼这头老驴[148]之后，大概会丢掉这些幻想了。

党团 禁止李卜克内西为报纸 ［注：《柏林人民报》。——编者注］撰稿，这妙极了。这比旧普鲁士书报检查更干脆。如果李卜克内西屈从这一禁令，说明情况很严重了。

洛贝尔图斯的材料 ［注：洛贝尔图斯《给德国工人协会委员会的公开信》。——编者注］等等已收到，十分感谢，下周即寄还。你说的《资本论》中的那条注释，见第二版第552页[149]，在第三版中，我又作了大量的补充，请看一下。

写到这里，你该满足了，因为我还要给爱德写信。

你的　弗·恩·

[2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报刊都被查禁，社会主义书刊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该法令的有效期每两三年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令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0、23、28、35、55、102、105、109、125、137、142、144、152、157、160、178、203、215、230、234、238、249、261、289、292、297、309、315、321、325、328、329、332、341、471、493、560、609、639、650、656页。

[81]指的是把马克思用法文写的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译成德文一事。最初是爱·伯恩施坦翻译，后来卡·考茨基也参加了。恩格斯校订了译文，专门给这个版本写了序言，并加了许多注释。该书由狄茨出版社于1885年1月下半月在斯图加特出版。——第73、80、99、136、138、147、150、166、191、202、205、207、211、212、282页。

[120]指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当时正在准备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法文第二版。但是这一版的准备工作拖延了，只是到恩格斯逝世以后，在1896年才在巴黎出版。——第106、110、114、121、126、136页。

[124]恩格斯没有为《哲学的贫困》法文第二版专门写序言，劳·拉法格把恩格斯给1885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这部著作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用作该版的序言。——第110、114、136页。

[146]马克思的这封信没有找到。恩格斯在他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二章里引用了马克思对理·瓦格纳的批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8页）。——第136页。

[147]1884年4月，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党人亨·威·法比安在《自由思想者》（《Freidenker》）上发表了一篇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的文章。

1880年10月11日法比安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他打算从1881年1月1日起在美国的一个城市里出版的一个杂志撰稿，该杂志的纲领是他和威·路·罗森堡共同拟定的。

关于√-1问题，法比安曾于1880年11月6日写信给马克思。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章中提到了这个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133—134页）。——第136、321页。

[148]1884年3月22日，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在接见向他祝寿的联邦会议、德意志帝国国会和普鲁士议会的代表团时说，他不理解，为什么帝国国会否决了（在一读时）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法案。皇帝明确表示，他将把反对这个法令看做是反对他本人。——第137、160页。

[14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81页。——第137页。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4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我也认为，弗罗梅的那本厚书 ［注：卡·弗罗梅《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编者注］最好让它自然死亡。

在讨论反社会党人法[23]的时候，派代表团到鲁贝去，会造成很大的危害。[140]抱怨派[84]会说，只是这一点就会使法令延长，尽管这一法令反正是会延长的；这一情况应该避免。开代表大会，是一种示威，是有益的个人会见，既然如此，代表大会只有第二位的意义，不能因此而牺牲更为重要的考虑。我将努力向巴黎人说明这一点。在目前情况下，发贺信是唯一可行的，而且也完全足够了。在伦敦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想法，使我十分反感，那时我将离开这里。

关于洛贝尔图斯，你们最好等收到我给《贫困》写的序言 ［注：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以后再说；你们那里根本不能知道基本的即英国的著作（《贫困》第……页[150]注明了这些著作）；从这些著作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地 应用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这是洛贝尔图斯十分欣赏的题目），在英国，从1820年起已经成为经济学家的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从1830年起也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我好象写信告诉过你们 ［注：见本卷第110—111页。——编者注］，我将在序言中说明，马克思不仅丝毫没有剽窃洛贝尔图斯，恰恰相反，早在《贫困》中就预先批判了（虽然他本人不知道这一点）这位洛贝尔图斯已经写的和其他还没有写的著作。我想，在《贫困》出德文版以前，我们最好等一等再进攻，书出来以后就给以应有的打击（我指的是主攻，至于小的接触总是有益的，可以引起洛贝尔图斯派交火）。

我在等稿子[81]。顺便说一下，如果第二章里的黑格尔用语使你们感到困难，那干脆在稿子上空着，由我来填；在德文本中，应当准确地沿用黑格尔的专门术语，不然就会不可理解。

第三版 ［注：《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我收到了 三本。对于随书寄来的《杜林》，我费了一点脑筋，后来认为是误寄给我的，也就放心地搁在一边了。我根本没有想到，这是暗示要出第二版。使我很高兴的是，事情果然如此，尤其是现在各方面都告诉我，这本东西产生了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影响，特别是在俄国。可见，尽管同不足道的对手进行论战不可避免具有枯燥的性质，但是我们百科全书式地概述了我们在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问题上的观点，还是起了作用。我几乎只限于作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可能在自然科学部分再作些补充。前一版所以分两册出版，是因为该书当时是分册出版的，一般说来，这没有任何意义。

你问的给尼姆的照片，还没有收到。

你的　弗·恩·

[2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报刊都被查禁，社会主义书刊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该法令的有效期每两三年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令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0、23、28、35、55、102、105、109、125、137、142、144、152、157、160、178、203、215、230、234、238、249、261、289、292、297、309、315、321、325、328、329、332、341、471、493、560、609、639、650、656页。

[81]指的是把马克思用法文写的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译成德文一事。最初是爱·伯恩施坦翻译，后来卡·考茨基也参加了。恩格斯校订了译文，专门给这个版本写了序言，并加了许多注释。该书由狄茨出版社于1885年1月下半月在斯图加特出版。——第73、80、99、136、138、147、150、166、191、202、205、207、211、212、282页。

[84]抱怨派（Heuler）是1848—1849年德国革命期间民主共和派给资产阶级立宪派起的绰号。恩格斯在这里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代表叫做抱怨派。——第74、137、152、157页。

[140]1884年3月29日—4月7日在鲁贝城召开了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见注115）。鲁贝代表大会一致赞同1880年通过的纲领。民主联盟（见注67）的代表厄·贝·巴克斯和哈·奎尔奇出席了大会。会上宣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贺词，其中谈到各国工人要团结一致。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对这篇贺词的答词中对德国代表团未能出席大会表示遗憾，并指出政府玩弄任何手法都不能够破坏法德两国无产阶级的团结。——第126、130、134、137、142页。

[150]此处手稿缺损，指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1版第49—50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10页）。——第138页。

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4年4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非常感谢你谈了孩子们 ［注：让·龙格、埃德加尔·龙格、马赛尔·龙格和燕妮·龙格。——编者注］的情况，对此我们都很高兴。希望新的安排能保持下去，哪怕是一段时间也好，不发生太多的摩擦就行，虽然从你谈的情况来看，她 ［注：龙格家里的女用人。——编者注］是个很粗鲁的人，可能会引起相当多的摩擦。

至于我们这里的“社会主义”小组，我也是这样看，并且已经说过，只有巴克斯和艾威林是有用的人，至少他们有学习的愿望，尽管这种愿望并不总是使用得很恰当的。但最糟糕的是，这一小伙人， 明里“互相吹捧”， 暗里（至少是半明半暗）则“互相诽谤”（特别是海德门），他们恶意搬弄是非，实在令人讨厌。我们先是从赛姆·穆尔那里知道：他在曼彻斯特听说什么海德门在忙于译《资本论》。这个莫名其妙的消息，我们暂且还无法仔细查证，但很可能是 谣传。这件事我们还没来得及好好搞清楚，巴黎那两个爱管闲事的人 ［注：巴克斯和乔因斯。——编者注］又散布风声，说艾威林也在译！简单地说，情况是这样的：艾威林在读德文原文时，给自己译了几页。正当人们提到海德门可能是这方面的竞争者的时候，赛姆声明，他自己的翻译进展很慢，如果有谁帮他忙，他会很高兴。于是就提到了艾威林。我看了他的译稿，认为根本不能用。但是他非常热心，因此，上星期他在这里见到赛姆·穆尔时，商定让他试译《工作日》这一章，因为这一章主要是叙述性的，困难的理论性的段落比较少，而要翻译这种段落，艾威林在目前还没有仔细研究和弄懂全书的情况下，是完全不能胜任的。但同时我对赛姆说，我有一个条件，让你也参加这项工作，对此赛姆很高兴，现在我就请你选择。现在的情况有如下述：

赛姆现在译第一篇，从头译起。我们看了第一章他译出的部分，译得很好，虽然我们还要看一遍。他打算译到底，即译到第127页（第二版）[151]，而最难的部分（第22—44页），我们将各自分头译，然后再进行比较。第128—221页（第二篇和第三篇，即第五、第六和第七章）已经都完了。第八章我们将给艾威林试译。余下的你可以随便选择。我想你不会选择下一篇，第四篇——协作、分工……机器等等，即第318—529页，因为这是相当专门的东西，第六篇——工资，也是这样。第七篇——积累，我看对你最合适。不过还是由你自己选择吧。凡是在巴黎难以找到相应的英文译名的专门用语，你可以空在那里，我们可以在这里或在曼彻斯特查找出来再填上。因为所有的译文都要经过我的手，我不难保持用语的统一（在全书中用同一的专门用语）。如果象我期待的，你接受我们的建议，给自己选择一篇，那我们一定能实现（哪怕是部分地）摩尔的遗志，而你的名字和你的劳动将与这部译著联系在一起；我一天比一天更加确信，只要英国目前的运动，不因本身的空虚而象戳破的皮球那样泄气，这部译著是绝对需要的，同时我们能够加速此书的出版。杜西已经着手寻找引自蓝皮书[117]的所有引文，并用原文抄录下来，以避免倒译和由此必然产生的错误。她也要尽快地，也许就在今天（复活节打断了这方面的活动）去见基根·保罗，并和他约定我同他见面的时间。我们希望，见面时能安排好事务问题。那时我们也将知道，关于海德门的传闻有几分属实。

总之，如果你说“行”，那末巴克斯和乔因斯的胡传乱说就总算还带来了好结果，因为，坦率地说，我对艾威林 目前的试译信心不大。

摩尔的照片，约有四百五十张小的（四寸的），每一百张二十四先令，二百五十张大的（六寸的），每一百张五十先令，都按成本计算。如果你要，等我有空包装好了，给你寄一大包去。现在我还有一大堆书籍要收拾。赛姆星期三走了，肖莱马还要在这里呆到星期一。他最衷心地向你多多问好。

第三版 ［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编者注］书一册，我在4月5日 用印刷品挂号直接寄给了丹尼尔逊，保尔下次给他去信时，如把此事提一下，那我将很高兴。洛帕廷请求我寄这本书，并给了我地址。

现在我该给保尔写信了。下次再写吧。

　　仍然爱你的　弗·恩格斯

[117]蓝皮书（Blue　Books）是公布出来的英国议会资料和外交部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其蓝色封面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研究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曾使用过蓝皮书。——第105、141页。

[15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7—166页。下面提到的页码，见同卷第61—83、167—257、347—553页。——第140页。

致保尔·拉法格

巴黎

1884年4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保尔： 差一刻就五点了，因此得赶紧写！

我祝贺你们的代表大会[140]成功。这从《鲁贝日报》上关于头几次会议和后几次会议报道的差别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德国人没有派遣代表是做得对的，否则会大大有助于政府和资产阶级延长非常法[23]。我们党内的 温和派（在领导人中大有人在，在优秀的普通党员群众中却寥寥无几）会利用这一点。这类错误应当避免。在这种情况下，牺牲示威，甚至是国际性的示威，是应该的。

译稿 ［注：马克思《论蒲鲁东》一文的法译文。——编者注］什么时候寄回来？这回请您好好花点力气。这项工作要绝对做好，否则就根本不需要。什么时候可以着手付印？我要知道这一点，好准备几个注释和一篇简短的序言，——如果您愿意的话，请写一篇序言寄来。您要求法文版比德文版先出，但要知道，我手头已经有德文版第一部分的现成稿子，在苏黎世，他们只要一拿到稿子，就可以开始付印。

校订这份德文稿和《资本论》的英译稿，我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因此我很想知道，如何安排才不至于白白浪费时间。因为第二卷 ［注：《资本论》。——编者注］我终究是要着手搞的，而现在苏黎世又通知我，说必须出我的《杜林》第二版和《农民战争》第四版[152]，就是说又要重新修改和写序言！这就是德国查禁我的书给俾斯麦先生和我带来的事情！

老威廉 ［注：威廉一世。——编者注］已奄奄一息。他已经认不得来探望他的人了，再也不能重复别人硬要他背熟了来答复代表团的话了。

尼姆刚上街回来，她向你们多多问好。

祝好。

　　弗·恩·

下午五点二十分

[2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报刊都被查禁，社会主义书刊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该法令的有效期每两三年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令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0、23、28、35、55、102、105、109、125、137、142、144、152、157、160、178、203、215、230、234、238、249、261、289、292、297、309、315、321、325、328、329、332、341、471、493、560、609、639、650、656页。

[140]1884年3月29日—4月7日在鲁贝城召开了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见注115）。鲁贝代表大会一致赞同1880年通过的纲领。民主联盟（见注67）的代表厄·贝·巴克斯和哈·奎尔奇出席了大会。会上宣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贺词，其中谈到各国工人要团结一致。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对这篇贺词的答词中对德国代表团未能出席大会表示遗憾，并指出政府玩弄任何手法都不能够破坏法德两国无产阶级的团结。——第126、130、134、137、142页。

[152]指1886年将在苏黎世出版的《反杜林论》第二版，以及恩格斯修改《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打算。恩格斯的这个打算没有实现。保留下来的片断和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48—460页。——第143、145、154、235、263、264、269、356、391、399、402、446页。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4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我曾经打算，并且在这里也对大家谈过，要作弄一下俾斯麦，写一篇他绝对无法查禁的东西（摩尔根） ［注：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愿望虽好，但是做不到。关于一夫一妻制那一章，以及关于私有制是阶级矛盾的根源和破坏古老公社的杠杆的那最后一章，我根本 不可能写得适合反社会党人法[23]的要求。正如路德说的：宁可让我去见鬼，我也不能改变！

如果只是“客观地”叙述摩尔根的著作 ［注：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编者注］，对它不作批判的探讨，不利用新得出的成果，不同我们的观点和已经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阐述，那就没有意义了。这对我们的工人不会有什么帮助。总之，写得好，就一定被查禁；写得坏，就得到许可。可是按后一种做法，我办不到。

到下星期，我大概可以完成（肖莱马又在这里，要住到星期一）。足足有四个印张，甚至更多。你们读了以后，如果 愿意冒险刊登在《新时代》上，那一切后果落到你们头上，可别怨我。如果你们明智一些，不致为一篇文章而让整个杂志担风险，那就把这篇东西印成小册子，或者在苏黎世印，或者照《妇女》一书处理[98]。这就是你们的事情了。

我想，这篇东西对于我们共同的观点，将有特殊的重要性。摩尔根使我们能够树立崭新的观点，因为他通过史前史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事实根据。不管你对上古史和“蒙昧时代”的某些事实还有什么怀疑，氏族基本上把问题解决了，并且阐明了上古史。因此，这篇东西要认真加工，仔细推敲，从总体上作周密思考，但是在写作时 不应当顾虑反社会党人法。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应当指明，傅立叶早就天才地想到了摩尔根谈的很多问题。而傅立叶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则由于摩尔根而显示出它的全部天才。对这一点还要下一番功夫。

[153]

我星期一写的关于出新版书的信[25]，你大概收到了。请你关照一下，在接到我的稿子以前， 什么也不要付排。《农民战争》将 完全修改[152]。在《杜林》中，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所作的修改，应当放在最前面，而且还有许多要修改和补充的。

顺便提一下，我这里放着五十来本《杜林》；你们需要的话，我立即寄去，但是请说明通过哪条路线可以不经过德国，否则中途会被截住的。关于这一点，那里会知道的。请给我最准确的答复。

你的　弗·恩·

[2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报刊都被查禁，社会主义书刊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该法令的有效期每两三年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令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0、23、28、35、55、102、105、109、125、137、142、144、152、157、160、178、203、215、230、234、238、249、261、289、292、297、309、315、321、325、328、329、332、341、471、493、560、609、639、650、656页。

[25]信没有找到。——第21、145、160、380、414、465、557、587、622、628、634、643、649、652、660、661页

[98]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的第二版即秘密版是在斯图加特狄茨印刷所印刷的，但在1883年出版时用的是苏黎世出版商沙贝利茨的书局的名义，书名是《妇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Die　Frau　in　der　Vergangenheit，Gegenwart　und　Zukunft》）。——第84、144页。

[140]1884年3月29日—4月7日在鲁贝城召开了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见注115）。鲁贝代表大会一致赞同1880年通过的纲领。民主联盟（见注67）的代表厄·贝·巴克斯和哈·奎尔奇出席了大会。会上宣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贺词，其中谈到各国工人要团结一致。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对这篇贺词的答词中对德国代表团未能出席大会表示遗憾，并指出政府玩弄任何手法都不能够破坏法德两国无产阶级的团结。——第126、130、134、137、142页。

[152]指1886年将在苏黎世出版的《反杜林论》第二版，以及恩格斯修改《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打算。恩格斯的这个打算没有实现。保留下来的片断和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48—460页。——第143、145、154、235、263、264、269、356、391、399、402、446页。

[15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02页。——第144页。

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84年5月4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库格曼： 我的健康很正常，病是慢性的，令人厌烦的，但并不严重，可是要把病情描述一番得写好几页。你的明信片收到了，莱布尼茨的材料[154]也收到了，谢谢。可惜，我不可能去研究这类次要问题，因为第二卷 ［注：《资本论》。——编者注］的工作以及校订马克思著作的德文、英文、法文译文 ［注：指《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以及《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和法文第二版——编者注］的工作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此外，还有我的两本著作在再版[152]。第二册 ［注：《资本论》。——编者注］看来要单独出版；可是我在秋天和冬天丧失了很多时间，严重地耽误了所有的事情，很多方面要求我履行诺言，所以我下决心不再作任何许诺。

　　你的　弗·恩格斯

[152]指1886年将在苏黎世出版的《反杜林论》第二版，以及恩格斯修改《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打算。恩格斯的这个打算没有实现。保留下来的片断和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48—460页。——第143、145、154、235、263、264、269、356、391、399、402、446页。

[154]看来库格曼寄给恩格斯的是莱布尼茨的通信集。该通信集起初发表于1881年和1884年的汉诺威《下萨克森历史协会会刊》（《Zeitschrift　des　historischen　Vereins　für　Niedersachsen》），以后又从该杂志中抽出来出版了两个单行本：（1）《莱布尼茨和冯·伯恩施托尔夫大臣1705—1716年的通信以及其他有关莱布尼茨的信件和文件》1882年汉诺威版（《Leibnizens　Briefwechsel　mit　dem　Minister　von　Bernstorff　und　andere

Leibniz　betreffende　Briefe　und　Aktenstücke　aus　den　Jahren　1705-

1716》．Hannover，1882），（2）《莱布尼茨和奥尔良公爵夫人伊丽莎白·夏绿蒂1715和1716年的通信》1884年汉诺威版（《Briefwechsel　zwischen　Leibniz　und　der　Herzogin

Elisabeth　Charlotte　v．Orleans　in　den　Jahren　1715　und　1716》．Hannover，1884）。——第145页。

致保尔·拉法格

巴黎

1884年5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附去十四英镑支票一张。

我看不到巴黎的报纸，因而，只是从《旗帜报》和您那里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你们的竞选策略正好是我原来要建议的。这些人如果让他们自由行动，那他们就会自己毁灭自己。只要给他们足够的绳子，他们就一定会自己去上吊。但是伯恩施坦来信告诉我，说你们提出了一个候选人同若夫兰竞选；伯恩施坦认为，不应当这样做。请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我好给他回信。

[155]

文章收到，谢谢，这只是第一部分，我不记得我是否还写了续篇。

[156]

瓦扬的译文，我只看了第一期上的，译得很好、很确切，只是他不大熟悉军事用语。

您的讲稿和杰维尔的讲稿都很出色[131]，但是第二讲关于达尔文主义的结论，至少在出书时，您应该发挥得更充分些。由于前面的材料分量太大，这部分似乎没有展开，结论本身不够清楚，而且也没有详尽地发挥。第三讲我还没有看。待苏黎世译完《哲学的贫困》[81]，我建议他们用德文出版这些讲稿。

我必须搁笔，我要完成一部重要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想在下周末搞完它，在此之前还得苦干一番。

代我和尼姆吻劳拉，尼姆也吻您。

祝好。

　　弗·恩·

[81]指的是把马克思用法文写的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译成德文一事。最初是爱·伯恩施坦翻译，后来卡·考茨基也参加了。恩格斯校订了译文，专门给这个版本写了序言，并加了许多注释。该书由狄茨出版社于1885年1月下半月在斯图加特出版。——第73、80、99、136、138、147、150、166、191、202、205、207、211、212、282页。

[131]指专门阐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讲座。这个讲座是由法国工人党（见注115）社会主义图书馆所属的一个小组举办的，自1884年1月23日起每个星期日由拉法格和杰维尔宣讲，并将讲稿在报上发表。

恩格斯所说的“善良的上帝”，指的是拉法格在第一讲《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中对唯心主义世界观进行的驳斥。

下面提到的李比希的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67—268页。——第117、126、146、156页。

[155]在定于1884年5月4日举行的巴黎市参议会选举中，工人党为了免遭可能派（见注13）的攻击，决定只在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团体的候选人的地方，提出自己的候选人。

机会主义派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对代表法国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的称呼。——第146、154、341、354、358、440、473、701页。

[156]根据保·拉法格1884年5月9日给恩格斯的信来判断，是指在他那儿找到的恩格斯写的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文章。——第146页。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5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稿子今天写完，还要再校阅一遍并作最后的润色，这需要几天的时间。随后即寄给你们。我想，考茨基可以在《新时代》发表关于家庭那一章（删去一夫一妻制）[157]，作为试验，而全文则应当印成单行本。在哪里出版，如何出版，关于这一点，你们接到稿子以后可以向我提出建议。

关于巴黎选举 ［注：见本卷第154页。——编者注］和其他问题，我一有空就写。现在稿子使我不得安生，为此我把其他一切事情，甚至最紧急的事情都搁下了。文章很长，约一百三十页八开纸，而且写得很密，标题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邮班截止时间和吃饭时间到了。向考茨基问好。

你的　弗·恩·

除其他干扰之外，彭普斯的小儿子又病危，我替他很担心。

[15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73—87页。——第147页。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5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小伙子们： 稿子 ［注：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寄上，最后一章还需要校订，暂缺。你们可以看到，这部著作对于德国 合法的市场是不适宜的；请仔细考虑，是否用一个假公司的名义，在斯图加特出版，或者马上就在苏黎世出版，请写信告诉我。从《普鲁士烧酒》[158]以来， 凡是有我署名的东西一律被查禁。如果稿子发往斯图加特，我不希望预先交给在那里独霸天下的聪明人[159]去评判。无论如何我应当亲自看 校样，请寄给我 两份纸张好、页边宽的校样，否则不可能作仔细的校对。收到稿子，请用明信片告知。今晚或明天答复你们的来信；为了完成这件事，我把一切都搁下了，现在我要去参加星期日去世的彭普斯小儿子的安葬。

你们的　老弗·恩·

[158]弗·恩格斯《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41—59页）写于1876年2月。这篇揭露普鲁士容克的文章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并以单行本出版之后，引起了俾斯麦政府的狂怒。因此，恩格斯的著作在德国被查禁。——第148页。

[159]聪明人是暗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例如布鲁诺·盖泽尔（他也是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新世界》杂志的编辑），以及卡尔·弗罗梅、威廉·布洛斯、路易·菲勒克等人。——第148、166、174、181页。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5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一至八章稿子 ［注：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谅已收到，是昨天 用印刷品挂号寄给你的。如果你想从中抽出一些供《新时代》发表，那最好象我向你建议的 ［注：见本卷第147页。——编者注］，抽家庭那一章，把一夫一妻制删去。那里对一夫一妻制已经预先作了充分的说明，足以构成一定的完整性。

至于说到禁令，我已经写信告诉你了 ［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凡是有我署名的东西照例一律被查禁；《普鲁士烧酒》是对俾斯麦的人身侮辱，并且自从李希特尔用这个为自己搞出了烧酒政策以后[160]，烧酒和信封纸的英雄，对我一点也不再宽恕了。在通过反社会党人法 ［注：见本卷第152—153页。——编者注］并随即查封《南德意志邮报》[161]以后，你所有的论据自然都落空了[162]。政府显然要滥施禁令的，自由派报刊的动态说明了这一点，它正式要求严厉地处置我们。你是奥地利人，完全想象不到俾斯麦、普特卡默及其同伙头脑中的思路；为此需要了解1848年以前普鲁士的警察国家制度。用反社会党人法来复活 这种制度，这就是这些容克官僚的动机。国内政策方面的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关于放在这里的《杜林》，我还没有听到任何回音。 ［注：见本卷第145页。——编者注］

洛贝尔图斯的《资本》一书，我有。书好象毫无内容。他老是重复那些极其贫乏的内容。

档案馆的材料[163]完好地保存在我这里，将完整地归还。完成最后一章，再整理一下家中的书籍等什物以后，立即着手《资本论》第二卷；这在 白天进行， 晚上则首先校订你们译的《哲学的贫困》[81]，并为该书作注写序 ［注：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这样分开来，不仅有益，而且绝对必要，因为长时间在灯光底下辨认马克思的字迹是不行的，除非你想把眼睛弄瞎。此外，我对洛贝尔图斯的批判，主要是甚至仅仅是驳斥关于剽窃的问题[164]，其他一切（他的拯救社会的乌托邦、地租、为地主偿债的土地信贷，等等）只是略涉一二。你自然会有充分的材料，给这位波美拉尼亚无地农民的小剥削者以应有的鞭挞；他要不是出身在波美拉尼亚，也许会成一个第二流的经济学家。弗赖阿尔施 ［注：恩格斯写的是“弗赖阿尔施”《Freiarsch》，而不是“弗赖瓦尔德”《Freiwald》。——编者注］·图林格尔一类的糊涂虫一面抓住我们，一面又抓住讲坛社会主义者[20]，妄想从双方得到保障；自从这些糊涂虫利用“了不起的洛贝尔图斯”攻击马克思以来（现在甚至阿道夫·瓦格纳及其他俾斯麦主义者也把他奉为名利社会主义的先知[165]），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理由饶恕这位由洛贝尔图斯自己发现的、迈耶尔加以吹捧的大人物（迈耶尔对经济学一窍不通，对他说来，洛贝尔图斯是一个神秘的大圣人）。这个人在经济学方面毫无贡献；他很有才能，但始终是一个半瓶子醋，而首先他是一个极端愚昧的波美拉尼亚人，一个妄自尊大的普鲁士人。他的成就充其量是有一些巧妙的正确的论点，但是从来不会应用。一般说来，一个正直的人怎么可能有这样的遭遇，即被推崇为俾斯麦名利社会主义者的福音呢？这就是历史对这个靠人工吹捧起来的“大人物”的惩罚。

你提供的德国党内事务的消息，总是很受欢迎。

现在我要给爱德写信了。

你的　弗·恩·

[20]讲坛社会主义者　是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的代表，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讲坛社会主义者在大学的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者（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第18、150、200、244．375、412、417、445页。

[81]指的是把马克思用法文写的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译成德文一事。最初是爱·伯恩施坦翻译，后来卡·考茨基也参加了。恩格斯校订了译文，专门给这个版本写了序言，并加了许多注释。该书由狄茨出版社于1885年1月下半月在斯图加特出版。——第73、80、99、136、138、147、150、166、191、202、205、207、211、212、282页。

[160]李希特尔是德国自由思想党（见注169）的首领，他反对有利于容克的烧酒垄断。——第149页。

[161]由于社会民主党报纸《南德意志邮报》第57号刊登了一篇以《劳动权》（《Recht　auf　Arbeit》）为题的社论，该报于1884年5月被查封。根据反社会党人法第11条，该报被指控为企图颠覆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第149页。

[162]卡·考茨基在1884年4月29日写信给恩格斯，建议《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德国发表，他认为当时是个有利时机，因为帝国国会正在讨论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法（见注23）的问题，而在选举前夕各党派都得考虑选民的意见。——第149页。

[163]指寄给恩格斯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见注104）的材料：（1）洛贝尔图斯《给莱比锡德国工人协会委员会的公开信》1863年莱比锡版（Rodbertus．《Offener　Brief　an　das　Comité　des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s　zu　Leipzig》．Leipzig，1863）；（2）刊登马克思《论蒲鲁东》（见注109）一文的1865年2月1、3、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17、18号。——第150页。

[164]恩格斯指的是洛贝尔图斯的诽谤。洛贝尔图斯说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剽窃了他的著作《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见注136和200）。——第150页。

[165]指参加出版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的遗著的那批人。遗著中包括他的著作《资本。给冯·基尔希曼的第四封社会问题书简》1884年柏林版（《Das　Kapital．Vierter　socialer　Brief　an　von　Kirchmann》．Berlin，1884），这一著作的出版者及其导言的作者是泰·科扎克，序言是由德国庸俗经济学家阿·瓦格纳写的。——第150页。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5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希望你的公务旅行最后会取得成功。我认为，事情首先在于把这些先生诱离旧路线，这一步成功了，旧路线还可以部分利用。其余可以借助于警察的愚蠢。

[166]

洛贝尔图斯的《标准的工作日》，我订购了，可是书已卖完。如果你能寄一本给我（当然是暂借），我很高兴，因为只有那本书准确地叙述了他为工人提出的改革方案。几份旧《社会民主党人报》用 印刷品挂号寄还给你，因为我发现这些报纸列斯纳那里都有。那时同拉法格关于翻译的讨论还没有结束 ［注：见本卷第127—129页。——编者注］，因此我这里需要原文，现在当然可以归还了。

辛格尔来过这里；我顺便向他谈了我对重选策略的看法。我认为制定某种在一切场合都必须遵守的条例，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种条例在实际上也从来没有得到遵守。我们掌握着强大的力量，但如果在我们的候选人一个也没有进入重选的情况下宣布拒绝投票，那我们的力量还是完全没有加以利用。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总是自然会产生竞选联盟，例如同中央党[167]的联盟：如果你们 在那里投我们的票，我们就 在这里投你们的票，这样我们会赢得好些席位。这自然会干一些蠢事，但蠢事在任何时候都有，这不是干更大蠢事的理由。我甚至对他讲，例如在象柏林这样一些地方，竞选几乎完全在我们和进步党人[62]之间进行，但并不排除在基本选举 之前有订立协议的可能：你们让给我们某些选区，我们也让给你们一些，当然，只在可以预期义务会得到履行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做。我觉得，要在代表大会上预先制定普遍适用的条例，为将来可能出现的情况规定策略，是不明智的。

反社会党人法[23]延长而 不是废除，对此我实质上是满意的。自由党庸人会在选举中让保守党[168]取得巨大的胜利；为了保存反社会党人法，他们不仅会赴汤蹈火，而且会陷进最深的粪坑。其结果将是产生新的更厉害的法令。按目前情况判断，这个法令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延长了，如果老威姆 ［注：威廉一世。——编者注］因肾脏病一命呜呼，这个法令实际上很快就会不再存在。德国自由思想党[169]和中央党在投票中大出其丑，也有某种价值，而更有价值的是俾斯麦的劳动权[170]。这个糊涂虫抓住这一点以后，我们就有希望摆脱盖泽尔之流的抱怨派[84]。也只有象俾斯麦这样的人，才会在连非常法也无法镇压下去的工人运动面前，干这种蠢事。目前我们的人做得对，就是要当他在这个问题上稍微束缚住自己手脚的时候（不过他不会很容易就这样做），就要求他的话兑现，使他陷得越深越好，这全部谎言必将化为普鲁士的警察专权。拿这种空话当作竞选纲领，丝毫帮不了他的忙。

劳动权是傅立叶发明的，但是，他认为这种劳动权只有在法伦斯泰尔里才会实现，所以，它是以建立法伦斯泰尔[171]为前提的。傅立叶派，即《和平民主日报》（这是他们报纸的名称）的爱好和平的庸人，所以能到处散布这种空话，正是因为它听起来不感到危险。1848年巴黎工人（由于在理论上非常模糊）相信了这种空话，因为这些话听起来是那样实际，那样不带有空想色彩，又那样容易实行。政府用设立毫无意义的国家工厂[172]的办法（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能实现这种空话的唯一办法）实现了这种空话。在1861—1864年棉纺织工业危机期间，在这里的郎卡郡，劳动权同样是通过开办市营工厂的办法来实现的。而在德国，也是通过建立挨饿的和挨打的工人移民区来实现的，而这种移民区目前却正是德国庸人梦寐以求的。作为 单独的要求而提出来的劳动权，根本 不可能用别的办法来实现。要求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劳动权，它就只能在 自己的生存条件以内来实现；如果向 它要求劳动权，那就是要求在这些特定条件下的劳动权，也就是要求建立国家工厂、习艺所和工人移民区。如果说要求劳动权便 间接地表明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变革，那末，这对当前的运动状况来说，是一种怯懦的退步，是对反社会党人法的一种让步，是一句空话，这种空话不可能有别的目的，只能使工人思想混乱，认识模糊，看不清自己应当追求的目标，看不清唯一能够达到自己目标的条件。

在巴黎，我们的人在市参议会选举中实际上采用了你所建议的策略，提出德雷尔仅仅是为了反对若夫兰，因为起先没有一个机会主义派反对他，可见这里反对派几乎非有不可。[155]西莫诺只是在后来才出来的；于是盖得就立即要求德雷尔撤销自己的候选资格，由于没有这种勇气，德雷尔遭到惨败。而瓦扬在自己的选区却战胜了可能派[13]；酒鬼（poivrard）雷提声名狼藉，遭到应有的失败。若夫兰在重选中失败，那只能怪他的人，怪不到我们的人。只要可能派不同我们的人在选举中达成协议，还是厚颜无耻地把自己装扮成地道的工人党，迫使我们的人采取直接的反对立场，那必须同他们一直对峙下去。总之，二者必居其一。这取决于这些先生们自己。

单拿若夫兰来说吧，他的纲领是多么温和、多么卑劣，连激进派也不愿提出同他竞选的候选人，因为若夫兰的纲领据说基本上是 他们的纲领！

这里的《正义报》内容一周比一周贫乏。

你的　弗·恩·

我将同时着手搞《杜林》。你们大概什么时候着手付印？尽管正是在开头部分有许多需要修改，但只要我一动手，就可以完成六至八个印张。

《农民战争》除对战事的描述外，将进行修改。[152]近几年来，我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研究，书中将补充相当篇幅的德国史。等《杜林》一脱稿就动手。

[13]这封信中提到的恩格斯的文章，发表于1883年5月3日和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号和第21号，题为《卡尔·马克思的逝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80—388页）。这篇文章是对可能派领袖之一保·布鲁斯的演说的答复，布鲁斯在1883年3月24日和4月14日《无产者报》（《Le　Prolétaire》）第234号和第237号上发表了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

[2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报刊都被查禁，社会主义书刊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该法令的有效期每两三年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令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0、23、28、35、55、102、105、109、125、137、142、144、152、157、160、178、203、215、230、234、238、249、261、289、292、297、309、315、321、325、328、329、332、341、471、493、560、609、639、650、656页。

[62]进步党是1861年6月成立的。它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1866年从进步党中分裂出了右翼，这个右翼向俾斯麦投降并组织了民族自由党（见注178）。与民族自由党人不同，进步党人在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以后还继续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纯粹是一纸声明。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地主）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1884年3月进步党人同由民族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成为德国自由思想党（见注169）。——第56、152、160、568、606、608页。

[84]抱怨派（Heuler）是1848—1849年德国革命期间民主共和派给资产阶级立宪派起的绰号。恩格斯在这里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代表叫做抱怨派。——第74、137、152、157页。

[152]指1886年将在苏黎世出版的《反杜林论》第二版，以及恩格斯修改《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打算。恩格斯的这个打算没有实现。保留下来的片断和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48—460页。——第143、145、154、235、263、264、269、356、391、399、402、446页。

[155]在定于1884年5月4日举行的巴黎市参议会选举中，工人党为了免遭可能派（见注13）的攻击，决定只在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团体的候选人的地方，提出自己的候选人。

机会主义派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对代表法国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的称呼。——第146、154、341、354、358、440、473、701页。

[166]由于瑞士—德国边境的警戒加强，《社会民主党人报》很难运进德国，伯恩施坦便到比利时去组织通过比利时—德国边境转运报纸的工作。——第151页。

[167]中央党　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于普鲁士议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各个中小邦的天主教僧侣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对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同时又投票赞成它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26—527页）和《今后怎样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8—9页）两篇文章中对中央党做了详细的评价。——第152、208、233、240、369、389、606页。

[168]保守党　是普鲁士容克、军阀、上层官僚和路德派僧侣的政党。它是从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中极右的保皇派党团发展起来的。保守党人的政策充满好战的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精神，其目的是在国内保持封建残余和反动的政治制度。在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以后，在德意志帝国成立后的头几年，保守党是从右边反对俾斯麦政府的反对党，他们担心俾斯麦政府的政策会使普鲁士“溶化”于德国。但是从1866年起就从这个党分出了一个叫“自由保守党”（或者“帝国党”）的党，这个党反映大地主和一部分工业巨头的利益，并且无条件地支持俾斯麦。——第152、160、208页。

[169]指德国自由思想党，该党是1884年3月由进步党（见注62）和民族自由党（见注178）的左翼合并成立的。它的领导者之一是帝国国会的议员李希特尔，它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俾斯麦的政府。

1884年5月10日帝国国会表决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法（见注23）有效期的法案时，大多数议员——德国自由思想党党员以及将近半数的中央党的议员投票赞成延长该项法令，从而抛弃了他们通常对俾斯麦政府采取的反对立场，表现出自己害怕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第152、162、417页。

[170]1884年5月9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讨论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23）有效期的法案时，俾斯麦宣称，他承认劳动权。在此后不久，俾斯麦政府的半官方刊物《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用在英国实行的一种办法，即把有劳动能力的人送进习艺所或监狱来解释这个口号，并以此为根据，主张在德国也利用失业者去进行各种繁重的劳动——修路、砸碎石、砍柴等等，发给他们相应的工资或食物。

根据1601年（伊丽莎白女王四十三年）颁布的英国济贫法规定，每个教区必须缴纳救济贫民的特别税，教区中不能维持自己和自己家庭生活的居民可以通过济贫会得到救济。

英国1834年通过的济贫法只允许用一种方式来救济贫民，就是将他们安置在习艺所中，习艺所的制度同监狱苦役制不相上下，人民称之为“穷人的巴士底狱”。济贫法的目的是强迫贫民接受在艰苦的劳动条件下到工厂里去做工，从而为工业资产阶级增加廉价劳动力。——第152、163页。

[171]法伦斯泰尔——按照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学说，这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费协作社的成员们居住和工作的场所。——第153页。

[172]国家工厂是1848年二月革命结束后立即根据法国临时政府的法令建立起来的。当时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路易·勃朗关于组织劳动的思想在工人中丧失威信，另一方面是想利用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工厂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因为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挑拨性计划没有成功和国家工厂的工人越来越怀有革命情绪，资产阶级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取消国家工厂。这种做法引起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义的导火线之一。起义遭到镇压后，国家工厂被解散。——第153页。

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4年5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自从收到你15日的信以来，我们一直是在悲痛中度过的。18日彭普斯的小儿子死了，22日我们安葬了他。这孩子患的是百日咳、支气管炎、痉挛和假膜性喉炎，在死前的一个星期里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我以为彭普斯或派尔希已经写信告诉你了，但看来他们是指望我来告诉你。我当时正忙于赶完自己的小册子 ［注：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为此我甚至把最急迫要写的信都搁下了，你可以想象得到，我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把它赶完了的。好了，现在工作搞完了，最后几个印张明天寄出。要多少时间印出来，我不知道。

你不想参加翻译《资本的积累过程》这一篇 ［注：指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英文（见本卷第140—141页）。——编者注］，我感到很遗憾。请再好好考虑一下。我担心，我们没有外援不行，说实话，我对我在这里所能得到的帮助没有什么信心。艾威林虽有极好的心愿，但他要译的东西，对他来说是生疏的题材，而且要从他所不熟悉的一种德文译成他同样所不熟悉的一种英文。如果这是自然科学，那对他来说是相当容易的，但这是政治经济学和工业方面的事实，在这方面他甚至连最普通的用语都不知道！而赛姆 ［注：赛姆·穆尔。——编者注］虽然第一章译得比我预料的要好得多，但所花的时间很多。可是出版译本的需要日益迫切，基根·保罗公司也在催，我希望很快能同它达成协议；但如果我不能答应例如到11月译完稿子的话，那就什么合同也订不了。你最好能试译几页，看看搞得怎么样。德英词典无济于事； 你要查的字在那里是查不到的；你可以把它们空在那儿，我会填上去的，这多半是一些专门用语或哲学术语。

保尔的讲稿写得很成功。[131]《纽约人民报》按期刊登，我想是他们自己译的。如果法国人当中有两三个人也能这样利用德文刊物的话，那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帮助。我预料，我的《家庭……的起源》出版后，保尔一定很想译它，因为那里面的东西正好是他所熟悉的；如果他要译的话，他必须把握住德文字的原意，而不要用他所喜欢赋予它们的意思，因为我根本不会有时间去加工。现在我将着手搞《资本论》第二卷，白天搞它，晚上校订手头已经有的和可能会有的各种译文。我刚刚赶完的那本小册子，在一段时间内将是最后一本独立的著作。请告诉杰维尔，我一直没有时间看他写的最后一讲，但是在本周内一定看，希望这一讲也象前几讲那样好。

现在我必须搁笔，已经过十一点了，尼姆也要准备睡觉，她由于着了凉，“周身发痛”即患轻度的肌风湿病，而在我去寄这封信的时候，她必须守着门，因为安妮已经上床睡了。因此我不再耽误尼姆，她很需要休息（她已经在靠椅上睡了一会儿），希望你原谅我没把这张信纸写完。

顺便说一句，李卜克内西好象已在巴黎，德国报纸神乎其神地大讲他的秘密行动，还说他在一次宴会上同那个笨蛋勒克莱尔一起讲了话。

[173]

尼姆和我吻你。

　　爱你的　弗·恩格斯

[131]指专门阐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讲座。这个讲座是由法国工人党（见注115）社会主义图书馆所属的一个小组举办的，自1884年1月23日起每个星期日由拉法格和杰维尔宣讲，并将讲稿在报上发表。

恩格斯所说的“善良的上帝”，指的是拉法格在第一讲《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中对唯心主义世界观进行的驳斥。

下面提到的李比希的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67—268页。——第117、126、146、156页。

[173]在1884年5月20日左右，一些德国报纸就威·李卜克内西于1884年5月中去巴黎一事，登了种种说法不一的报道，说什么正在巴黎筹备召开几个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第157页。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6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在海滨住了一个星期。[174]右手食指割破，很厉害，所以写得简短而潦草。这么说，考茨基就不得不等待一下，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比《新时代》更重要，况且后者的情况是这样的：不论我是否参加意见，反正一样。不过，根据考茨基告诉我的情况和我对情况的判断，我认为考茨基的一切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175]

《社会民主党人报》情况有些不同。自从抱怨派[84]先生们实际上联合成一个政党并在国会党团中占了多数之后，自从他们意识到反社会党人法[23]赋予他们的力量并利用这一力量之后，我认为，我们尤其必须竭尽全力守住 我们手中的一切立足的阵地，而首先是守住其中最重要的阵地——《社会民主党人报》这个阵地。

这些人是靠反社会党人法 过日子的。如果明天公开论战成为可能的话，我主张立即转入进攻，那时他们马上就会完蛋。但是目前任何的公开论战都是不可能的，目前德国出版的所有报刊都在他们手中，而且他们的人数（在“领袖”中间他们占多数）使他们有可能拚命造谣中伤，施用阴谋和暗中破坏，——我认为，在这样的时候 我们应当避免一切使他们有口实说我们搞分裂，即把分裂的 罪名加在我们身上的行动。这是党内斗争的常规，而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应当遵循这一常规。若是分裂，我们应当继续掌握老的党，而他们或者退党，或者被开除。

现在谈谈时机问题。现在一切优势都在 他们方面。我们不能阻止他们在分裂后在德国对我们进行诬蔑和诽谤，不能阻止他们冒充群众的代表（群众真会 选举他们！）；我们手中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国外的报刊。他们能够大叫大嚷，而我们很难办到。如果 我们现在就成为分裂的倡议者，那末全体党员群众就会不无理由地说，党费了很大力气，遇到种种危险，刚刚在改组，而我们却在这时候制造不和，瓦解党。如果我们能够避免这一情况，那末我仍然认为，分裂应当推迟到在德国发生某种变化的时候，那时我们就会有较大的行动自由。

但如果分裂还是不能避免的话，那末它决不应当带有私人的性质，不应当成为私人争吵（或某种可能被描绘成私人争吵的东西），例如，你和斯图加特分子之间的私人争吵，而应当在某个十分明确的原则性问题上发生，在当前就应当由于纲领遭到破坏而发生。无论纲领[176]怎样坏，你对它稍加研究就会确信，对你来说，那里足以找到立脚点。况且，国会党团是管不着纲领的。其次，分裂必须经过充分的准备，至少要使倍倍尔同意这样做并立即跟我们一起走。第三，你自己应当弄清楚，分裂一旦发生，你打算怎么办和你 能够怎么办。如果让《社会民主党人报》落入这些人的手中，那就是在全世界面前败坏德国党的声誉。

在这个问题上，再没有什么比冒失更坏的了；一时激动作出的决定在我们看来似乎总是非常高尚的和英雄主义的，但是通常会导致蠢举，这一点我已经有了千百次的亲身经验。

总之：（1）分裂应当尽可能往后拖；（2）如果分裂不可避免的话，那就应当让 他们提出来；（3）同时做好一切准备；（4）至少要有倍倍尔，而且尽可能还要有李卜克内西，否则不采取任何行动，李卜克内西只要看到分裂不可避免，就会又转变过来（也许，甚至会 矫枉过正）；（5）不顾一切地竭尽全力守住《社会民主党人报》这个立足的阵地。我的意见就是这样。

这些先生正在“傲慢地”看着你们，你们完全可以以千百倍的傲慢回敬他们。你们本来很会说话，也许你们会用相当尖刻和相当讽刺的话去对付这些蠢驴，以便摧毁他们的此类癖好。同这些不学无术和自命不凡的人，没有必要进行认真的争论，而应当挖苦他们，用他们自己讲过的话嘲弄他们等等。

同时你别忘了，我的手脚已经被我承担的大量工作束缚住了，所以，如果事情达到短兵相接的地步，我不可能象我希望的那样参加进去。

我还想从你那里比较详细地了解这些庸人不满的是 什么和他们要求的是 什么，而不是对这些庸人的一般的怨言。你要记住，你同他们谈判越久，他们向你提供的可用来指责他们自己的材料就越多！

请来信告诉我，我在和倍倍尔通信中关于这些问题可以谈到什么程度；我这几天必须给他写信，我将等到星期一，本月9日；在这之前，我一定能够接到你的回信。

向考茨基问好。

你的　弗·恩·

[2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报刊都被查禁，社会主义书刊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该法令的有效期每两三年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令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0、23、28、35、55、102、105、109、125、137、142、144、152、157、160、178、203、215、230、234、238、249、261、289、292、297、309、315、321、325、328、329、332、341、471、493、560、609、639、650、656页。

[84]抱怨派（Heuler）是1848—1849年德国革命期间民主共和派给资产阶级立宪派起的绰号。恩格斯在这里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代表叫做抱怨派。——第74、137、152、157页。

[174]恩格斯从1884年5月29日至6月4日在哈斯廷斯（英国南部海滨）德国民主派政论家西·波克罕家中做客。——第157、165页。

[175]伯恩施坦在1884年5月29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新时代》杂志编辑部内考茨基同出版者狄茨和一批撰稿人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因此暂时不要在该杂志上发表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一些章节。——第157、166页。

[176]指1875年5月在哥达召开的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Programm　der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见注30）。——第158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勃斯多尔夫

1884年6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你本月4日的来信已经收到，附信一定转交。你没有提起是否收到了我4月21日的挂号信[25]，我在那封信中附去了你同月18日那封信的 拆开的信封。如果信封被没收，那施梯伯式的邮检就得到了双重的证明[177]。

如果一切都按照保守党人[168]和自由党人[178]的意愿，按照进步党[62]市侩内心的欲望进行的话，那末，反社会党人法[23]当然早就成了德国永久的制度，并将永远保存下去。但是要实现这一点，除非世界上不发生任何其他事变，除非一切都保持原状。同所有这些市侩的愿望相反，要不是俾斯麦老兄使出了自己最后的、最厉害的两招——让列曼出面直接干预[148]以及用解散国会相威胁[179]，这个法令就完蛋了。因此，对于目前如此平静的现状，甚至不需要发生特别强烈的震荡，就可以结束这全部事情。依我看，这肯定会到来，而且用不着两年就会到来。

不错，俾斯麦破天荒第一次对我们耍了一个 确实很阴险的手法，替俄国人弄到了三亿马克。[134]这使沙皇在几年内不致发生尖锐的财政困难，从而在最近期间摆脱威胁最大的危险——如1789年的法国或1846年的普鲁士那样，不得不召集各等级代表来批准借款。如果俄国的革命不会推迟几年，那末，或者会发生不可预料的复杂情况，或者会爆炸几颗虚无主义者的炸弹。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事先都是无法预料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再采取不久前那种借款手法是办不到了。

在国内，正如你自己所说的，我们面临着王位的更迭，这将震撼一切。现在的局势同1840年老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临死前的局势相类似。同旧的停滞的政治制度的利害关系如此之多，以至所有的市侩一心幻想这种制度能万古长存。但是只要老皇帝 ［注：威廉一世。——编者注］一死，基石就会随之消失，一切人工的建筑都会一并倒塌。当旧的利益遇到完全新的形势时，突然发现，今天和昨天相比，世界完全变样了，因此必须寻找新的支柱。新皇帝 ［注：王储弗里德里-威廉。——编者著]和他周围的一批新人有蓄谋已久的计划；全体执政的和有能力执政的人员在充实和更新；官吏们在新情况下感到惶惑，对未来失去信心，不知道明天或者后天由谁上台执政，——所有这些使得整个政府机器的工作松懈下来。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我们还会得到更多的收获。第一、新政府在开始时无疑会有自由化的倾向，而以后很快就会对自己的行动害怕起来，开始左右摇摆，最后来回瞎摸，勉强打发日子，不时地作出自相矛盾的决定。姑且不说这种摇摆的总的后果，反社会党人法在这种情况下又会怎么样呢？稍微试图“诚实地”贯彻这个法令的做法，都足以使它失去作用。两者必居其一：或者象现在这样，必须采取纯粹的警察暴政来贯彻，或者处处不起作用。

这是其一。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铺子最终又会活跃起来，官方各政党将不再象现在这样结成反动的一帮（这对我们并不有利，而是非常有害），他们又会开始激烈地互相倾轧，并争夺政治权力。将来不仅是民族自由党，而且支持王储的自由思想党[169]也有可能上台呢，还是象现在这样，除了自由保守党，谁也没有资格执政，——这对我们来说有很大差别。当这些自由主义政党还没有机会在实践中当众出丑，没有机会掌握政权，并表明它们毫无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决不可能使群众抛弃它们。

我们还和1848年一样，是未来的反对派，所以，我们必须让现有政党中最极端的政党来掌握政权，那时我们就能成为它们当前的反对派。政治上的停滞，也就是说，官方各政党间象目前这样所进行的无目的的斗争，不可能长久对我们有好处。但是，这些政党在斗争重心不断左移的情况下所进行的进步斗争，对我们倒是有利的。目前法国发生的斗争正是这样，在那里，政治斗争始终是按照典型的形式进行的。接连更换的几届政府都是愈来愈向左转，克列孟梭组阁已是将来不久的事情；但它将不是最极端的资产阶级内阁。每向左转移一次，都给工人带来一些让步（看看德南最近一次罢工，这是第一次没有遭到军队干涉的罢工[180]）；而尤其重要的是，进行决战的战场已经打扫得越来越干净，各政党的态度也更清楚、更明朗了。法兰西共和国这种缓慢的但又无法阻止的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激进的冒充社会主义者的资产者和真正革命的工人之间的对立，我认为这种发展是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我希望这种发展不要中断；我很高兴，我们的人在巴黎还不够强大（可是在外地要强大一些），不足以在受到革命词句的影响时举行什么暴动。

当然，象法国这样典型的、明确的发展在我们混乱的德国是不会有的；在这一方面我们实在太落后了，因此我们现在正经历着的一切，都是别人早已经历过的。但是，不管我们官方各政党多么卑鄙，任何一种政治生活，对我们来说，总比目前这样政治上的死气沉沉要有利得多，在这种死气沉沉的情况下，除了对外政策上的一些阴谋诡计以外，别无什么事情发生。

俾斯麦老兄比我预期更快地就脱去了裤子，在与会者面前露出了他的劳动权的屁股：伊丽莎白女王四十三年颁布的英国济贫法加上1834年完善了的“巴士底狱”！[170]布洛斯、盖泽尔及其同伙是多么高兴啊，他们早已在喋喋不休地称道这个劳动权了，看来他们已经认为自己抓住了俾斯麦！既然我谈到过这个题目，所以我不能不来谈谈：这些先生们在国会的发言（就从糟糕的新闻报道来判断）以及在他们自己报刊上发表的言论，越来越使我相信，至少我绝对不和他们站在同一的立场，我和他们毫无共同之处。对于这些看来“有教养的人”、实际上完全不学无术并且什么也不愿学习的慈善家，人们不顾马克思和我多年来的警告，不仅允许，而且帮助他们取得议会席位，——在我看来，这些人越来越觉察到，他们在国会党团中居于多数，正是他们这些对俾斯麦扔下一点点国家社会主义的碎屑就感恩不尽的家伙，最关心让反社会党人法继续有效，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要宽容他们这些好心人；在这方面又是只有你我这样的人才使政府碍手碍脚，——要知道，这伙人要是离开了我们，那可以很容易地证明，对他们不需要什么非常法。在表决禁止使用爆炸物法令时拒绝投票以及对待这一法令总的态度，也很说明问题。[181]如果象情况表明的那样，一些最可靠的选区落入这些人的手中，那即将到来的选举[139]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非常遗憾的是，在临近选举的关键性的几个月，你将离开那么长时间；当然，我们还是有事要经常联系的。你能否给我一个地址，以便把我的信从那里转给你。同时希望你不时地把旅行中有趣的事情告诉我。

除了我所认为的党内的资产阶级“有教养的”分子在不断加紧纠合以外，对于当前事态的进程，我一点也不感到忧虑。我希望在我们还没有取得行动自由以前，尽可能避免分裂。但如果分裂势在必行（这一点你们更清楚），那就这样办吧！

我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即将出版。一出版，我就给你寄去。

　　你的　老弗·恩格斯

[2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报刊都被查禁，社会主义书刊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该法令的有效期每两三年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令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0、23、28、35、55、102、105、109、125、137、142、144、152、157、160、178、203、215、230、234、238、249、261、289、292、297、309、315、321、325、328、329、332、341、471、493、560、609、639、650、656页。

[25]信没有找到。——第21、145、160、380、414、465、557、587、622、628、634、643、649、652、660、661页

[62]进步党是1861年6月成立的。它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1866年从进步党中分裂出了右翼，这个右翼向俾斯麦投降并组织了民族自由党（见注178）。与民族自由党人不同，进步党人在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以后还继续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纯粹是一纸声明。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地主）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1884年3月进步党人同由民族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左翼合并成为德国自由思想党（见注169）。——第56、152、160、568、606、608页。

[134]1884年4月，俄国从德国得到三亿马克的借款。——第120、160、364页。

[139]指1884年10月28日举行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第125、163、165、201、207页。

[148]1884年3月22日，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在接见向他祝寿的联邦会议、德意志帝国国会和普鲁士议会的代表团时说，他不理解，为什么帝国国会否决了（在一读时）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法案。皇帝明确表示，他将把反对这个法令看做是反对他本人。——第137、160页。

[168]保守党　是普鲁士容克、军阀、上层官僚和路德派僧侣的政党。它是从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中极右的保皇派党团发展起来的。保守党人的政策充满好战的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精神，其目的是在国内保持封建残余和反动的政治制度。在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以后，在德意志帝国成立后的头几年，保守党是从右边反对俾斯麦政府的反对党，他们担心俾斯麦政府的政策会使普鲁士“溶化”于德国。但是从1866年起就从这个党分出了一个叫“自由保守党”（或者“帝国党”）的党，这个党反映大地主和一部分工业巨头的利益，并且无条件地支持俾斯麦。——第152、160、208页。

[169]指德国自由思想党，该党是1884年3月由进步党（见注62）和民族自由党（见注178）的左翼合并成立的。它的领导者之一是帝国国会的议员李希特尔，它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俾斯麦的政府。

1884年5月10日帝国国会表决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法（见注23）有效期的法案时，大多数议员——德国自由思想党党员以及将近半数的中央党的议员投票赞成延长该项法令，从而抛弃了他们通常对俾斯麦政府采取的反对立场，表现出自己害怕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第152、162、417页。

[170]1884年5月9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讨论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23）有效期的法案时，俾斯麦宣称，他承认劳动权。在此后不久，俾斯麦政府的半官方刊物《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用在英国实行的一种办法，即把有劳动能力的人送进习艺所或监狱来解释这个口号，并以此为根据，主张在德国也利用失业者去进行各种繁重的劳动——修路、砸碎石、砍柴等等，发给他们相应的工资或食物。

[177]恩格斯指的是普鲁士警官威廉·施梯伯（他是1852年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的策划者）所使用的一套警察挑衅、间谍活动、伪造证据和捏造罪名的办法。——第160页。

[178]指民族自由党。该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由于资产阶级的进步党的分裂而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它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在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彻底形成为大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国内政策愈来愈具有效忠君主的性质，因此民族自由党实际上放弃了它从前提出的自由主义的要求，包括1866年纲领中提出的必需“首先捍卫预算法”的要求。——第160、208、456、467页。

[179]1884年5月9日在二读中讨论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法（见注23）有效期的法案时，俾斯麦威胁说，如法案遭到否决，就立即解散帝国国会。——第160页。

[180]1884年2月底在法国北部安森（德南区）煤矿爆发了约有两千工人参加的大罢工。罢工持续到4月中，结果企业主放弃对工人实行新的更苛刻的劳动条件。——第162页。

[181]指“禁止使用爆炸物”的法案。1884年5月13日在讨论这个法案时，社会民主党的议员宣称，他们不参加法案的讨论，也不参加表决。1884年5月15日帝国国会通过了这一法案。这项法令规定，制造、使用、贮藏和从国外运入爆炸物，都要受警察当局的监督。违犯这项法令时要判以长期监禁甚至死刑。——第163页。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4年6月20日于伦敦

老朋友： 告诉你，今天我给你邮汇五英镑，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谅必已经接到邮局的通知单了，因为信是在下一邮班寄出的。很久以来，我就在等待什么时候我能有富余的钱，很高兴，现在等到了。

可惜，我不可能给你写长信，因为我这样的健康状况，伏案久坐是有害的，也不许我这样做。很遗憾，因为久坐，我的健康又有些恶化；我不得不干很多工作；这几天我又努力做到静卧，一切很快又会恢复正常的。我正在口授《资本论》第二卷，总的说来，工作进展很快，可是这毕竟是一项巨大的工作，要花很多时间，有些地方得绞尽脑汁。幸好我的头脑完全正常，完全有工作能力，即将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想必可以向你证明这一点。我想今年年底以前还能出版《资本论》第二册，第三册要明年出了。

圣灵降临节周期间我在波克罕那里住了八天[174]，他还是躺着，半身不遂，一天起来三次，吃饭并稍微写点东西，写他的传记[182]。他是那样乐观，那样开朗，在他这样的状况下，这简直是奇迹，但有时也感到十分痛苦。而且他不能过于紧张地看书，他过去也确实没有这样做过。我有时寄给他一些书籍之类的东西。他经常问起你；关于你，一般是关于往事，我们谈得很多。

我在马克思的文稿中找到几本军事行军日记和其他关于在瑞士的德国部队的材料，这大概就是你提到的文件。[86]可能还会找到一些。这里一切都保存完好，但是还非常乱。我暂时只好把所有信件和其他东西放在一个大箱子里，等我有时间再加以分类整理。目前绝对必须把《资本论》最后几卷的手稿誊写清楚，并加工成可以付印的稿子。这两件事，在所有健在的人中间只有我能胜任。如果我没有完成这些工作就去世的话，那就没有其他人能够辨认这些手稿，这些手稿连马克思本人也往往在事后认不出来，大概只有他的夫人和我才能够辨认。书信倒是写得别人也能看懂。

过三四个月，德国将进行选举[139]。我抱着最好的希望。在领袖中间废物很多，但我对群众的信赖却坚如磐石。

　　你的　老弗·恩格斯

[86]贝克尔在1883年11月23日的信中，请恩格斯提醒劳拉·拉法格：她曾当着马克思的面并在马克思的同意下，答应把贝克尔在1848—1849年期间为马克思写《福格特先生》这一小册子而寄给马克思的信件还给贝克尔。后来贝克尔还请恩格斯再找一找他当时寄给马克思的其他一些材料。——第75、107、165、219、325页。

[139]指1884年10月28日举行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第125、163、165、201、207页。

[174]恩格斯从1884年5月29日至6月4日在哈斯廷斯（英国南部海滨）德国民主派政论家西·波克罕家中做客。——第157、165页。

[182]波克罕的自传是在他死后以《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的一个参加者的回忆》（《Erinnerungen　eines　deutschen　Achtundvierzigers》）为题发表在1890年《新时代》杂志第3、5、6、7期上。——第165页。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6月［21—］22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谅你已从萨尔茨堡旅行回来了，并很快会告诉我，《新时代》的事情[175]在尼喀河畔斯图加特是如何了结的。根据爱德和奥古斯特给我的来信，我断定，聪明的先生们[159]当时多少还是给制服了。也该是我知道我那部稿子 ［注：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命运的确定信息的时候了。爱德用铅笔写了几行，答应再写，执行＝0。

你们的稿子[81]还在这儿放着，由于下述原因，我至今还没有看。在赶完稿子 ［注：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以后，开始搞第二卷以前，我如坐针毡。现在我终于开始搞第二卷了。我本来打算每天晚上校订你们的译稿以及英译稿（《资本论》第一卷），但是，想得太简单了。从复活节起，我加紧工作，往往要伏案八至十小时，这样长时间坐着，我的老毛病又有些复发，不过，这次已是慢性，不象以前那样是亚急性的。因此，除了个别情况外，又不准我坐在书桌旁了。于是，我决定采取果敢的措施：请了艾森加尔滕，向他口授手稿。自本周初起，每天从十点到五点，和他一起又紧张地工作起来，而且由于躺在沙发上，看来（蠢话——这你无法看到，只能感觉到），我在好起来，当然并不快。出乎意料，事情进行得很好。艾森加尔滕是一个开朗、勤奋的人，而且肯干，尤其是因为他正好在钻研第三版的第一卷。但是手稿多半处于这样的情况，只是为了搞出一个初定稿，我就得每天晚上对口授稿进行加工。目前，这项工作占了我的全部空余时间。但是，估计不久事情将进展得顺利一些，因为我们现在已转入1870年以前早期写的稿子，这部分要校订的不多。再说， 在躺着的情况下，我也无法好好地校订你们的稿子。如果此事很急，我就找时间，逐步搞完它。然而，只有在极端必要时，即在你们很快地完成全书时，我才能着手搞。到那时候，也许再早一些，还要准备一篇论洛贝尔图斯的序言 ［注：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

至于你对“有教养的人”的抱怨，我不准备专门谈；我认得这些庸人已经有四十年了，他们以各式各样的面貌出现，在这方面，我已向爱德详细地讲了自己的看法。 ［注：见本卷第157—159页。——编者注］主要的是无论如何不要让他们把你缠住，但同时又要十分沉着。

带炸药的人终于发现了真理。[183]问题是要连根铲除旧社会，但这时却发现，这个根其实不是根，而是枝。他们坚信这一深奥的真理，终于找到了那个应该抓住的地方，于是，把一个公共厕所炸毁了。

我此刻想起来了，操纵日内瓦—卡鲁日的《爆破》报的不是别人，正是意大利的间谍卡洛·特尔察吉。此人我们早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一文中就已揭露过了！

[184]

被驱逐出境的奥地利无政府主义者[185]，在这里已经同那些早就存在的普通德国乞丐组织联合在一起了；其中一个从我这儿骗去了一笔津贴费，但是已被揭穿，今天又来时，立刻就被轰出门去。

《资本论》第二册比第一册更伤脑筋，至少开头部分是如此。但是，这是异常出色的研究著作，人们从中将会第一次懂得什么是货币，什么是资本，以及其他许多东西。

又该是躺下的时候了。如果不算局部病痛的话，一般来说，我是十分健康的，头脑完全正常。

向爱德问好。

你的　弗·恩·

　　22日星期日

又及。海德门想在这里把整个小小的运动 收买过去。他竭尽全力要使《今日》破产。为这一杂志出过钱的巴克斯打错了算盘，即将破产。海德门本人就是一个有钱人，又能支配那个十分富有的热心艺术家但却是个无能的政治家莫利斯的资财，到那时，他不是将《今日》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便是使这个杂志彻底垮台。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他都想成为唯一的主宰。我很高兴，对于这一切无谓的琐事，我都采取冷淡的态度。海德门并不愚蠢，他是一个出色的生意人，然而是一个肤浅的人，是一个典型的约翰牛，他所具的虚荣心，远远超过了他的才能和他所干的一切。巴克斯和艾威林有最良好的意愿，他们学习了一些东西，但是一无所获，单靠这样一批文人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群众目前还没有跟他们走。当人们稍稍分化时，情况就会好一些。

[81]指的是把马克思用法文写的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译成德文一事。最初是爱·伯恩施坦翻译，后来卡·考茨基也参加了。恩格斯校订了译文，专门给这个版本写了序言，并加了许多注释。该书由狄茨出版社于1885年1月下半月在斯图加特出版。——第73、80、99、136、138、147、150、166、191、202、205、207、211、212、282页。

[159]聪明人是暗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例如布鲁诺·盖泽尔（他也是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新世界》杂志的编辑），以及卡尔·弗罗梅、威廉·布洛斯、路易·菲勒克等人。——第148、166、174、181页。

[175]伯恩施坦在1884年5月29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新时代》杂志编辑部内考茨基同出版者狄茨和一批撰稿人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因此暂时不要在该杂志上发表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一些章节。——第157、166页。

[183]1884年5月30日伦敦发生了好几起由无政府主义者策划的爆炸事件。在爆炸苏格兰广场（伦敦警察局大厦）时，炸药暗中放在大厦一角的公共厕所里。——第167、277页。

[184]无政府主义的报纸《爆破》于1884年4月在卡鲁日（日内瓦附近）开始出版，曾是巴枯宁分子的卡洛·特尔察吉是该报的支持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73年就已经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65—515页）这本小册子中证实特尔察吉是警察局的人。——第167页。

[185]指由于1884年1月在维也纳及其郊区实行戒严（见注112）而从那里驱逐出去的无政府主义者。——第167页。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6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反驳洛贝尔图斯的稿子[186]，明天挂号寄还。我只发现少数几个地方值得商讨，已经用铅笔注出。另外再提出以下几点：

（1）罗马法是 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法，但是它也包含着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权关系。因此，这正是我们的市民在他们兴起时期所 需要，而在当地的习惯法中找不到的。

在第10页上，我认为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1）在使用奴隶和农奴的生产中，剩余价值仅仅是例外；这应当叫做剩余 产品，这些产品多半是被直接消费掉，而不是 拿到市场上去出卖。

（2）生产资料的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在所有以自然分工为基础的社会里，产品支配着生产者，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生产资料至少在某些场合也支配着生产者：在中世纪，土地支配着农民，农民只是土地的附属物；手工工具支配着行会手工业者。分工是劳动资料对工人的直接支配，虽然这并不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支配。

在结尾处你对生产资料也有类似的看法。

（1）你不应该把 农业和 技术同政治经济学分开，象你在第21和22页上所做的那样。正如蒙昧人和野蛮人的工具同 他们的生产分不开一样，轮作制、人造肥料、蒸汽机、动力织机同资本主义的生产也是分不开的。正如现代工具制约着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蒙昧人的工具也制约着 他们的社会。你的观点导致的结论是：似乎生产只是 现在才决定社会制度，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并不是这样，因为那时工具还没有犯下原罪。

一说到生产资料，就等于说到社会，而且就是说到由这些生产资料 所决定的社会。正如没有 自在的资本一样，也没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 自在的生产资料。

但是，生产资料在包括简单商品生产在内的先前各个时期中，同现在相比仅仅起着微不足道的支配作用，它怎样发展成象今天这样专横的支配力量，这是需要加以证明的，而你的证明我看是不充分的，因为它没有指出另外的一极：一个自己不再占有生产资料、从而也不占有生活资料、从而必须将自己零碎出卖的阶级的产生。

在说到洛贝尔图斯的积极建议时，应该强调指出他的蒲鲁东主义——他自命为蒲鲁东第一，说他先想到了法国的蒲鲁东的观点。洛贝尔图斯早在1842年发现的构成价值，应当指出来。[187]这些建议比布雷，比蒲鲁东的交换银行落后得可怜。产品中只有四分之一应该归工人，然而却是稳拿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到以后再谈。

安静（身体方面的）对我有很大的好处，我一天天地好起来，这一次我会痊愈的。《资本论》第二册的口授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已经进行到第二篇，不过这里疏漏很多。当然这只是初稿，还要全部加工。我弄清楚下一步怎么办，这就行了。

爱德的信收到了，谢谢。但是你们和我通信要有耐心，我不能再损害自己的健康，而且堆积起来的工作和通信已经多得可怕了。

祝好。

　　你们的　弗·恩·

《雇佣劳动与资本》[188]校对后就寄去，也许明天寄出。

[186]1884年6月23日，考茨基给恩格斯寄去了他论述洛贝尔图斯的《资本》一书的文章的开头部分，请恩格斯校阅。这篇文章以《洛贝尔图斯的〈资本〉》（《Das《Kapital》von　Rodbertus》）为题发表在1884年《新时代》杂志第8期和第9期上。——第169页。

[187]这个问题在恩格斯为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所写的序言《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05—220页）一文中作了分析。——第170页。

[188]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73—506页）以《新莱茵报》社论的形式于1849年第一次发表。这部著作的单行本于1880年在西里西亚的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一次出版，马克思没有参与其事。1881年又在同一地方再版。在恩格斯的参加下，这部著作于1884年又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并附有恩格斯写的一篇关于该书发表经过的简短前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04页）。——第171、173页。

致叶甫盖尼娅·埃杜阿尔多夫娜·帕普利茨

[189]

伦敦

1884年6月26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夫人：您说的那种石印刊物，我已听说了，不过我还一本也没有见过。

我觉得，您对您的同胞有点不公平。我们两个人，马克思和我，是不可能埋怨他们的。如果说某些学派曾经多半是由于他们的革命热情而不是由于科学研究而引人注目，如果说过去和现在在某些方面还彷徨徘徊，那末另一方面，在纯粹理论领域里也出现过一种批判思想和奋不顾身的探讨，这是无愧于产生过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民族的。我指的不仅是参加实践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是俄罗斯文学方面的那个历史的和批判的学派，这个学派比德国和法国官方历史科学在这方面所创建的一切都要高明得多。甚至在参加实践的革命者当中，我们的思想和马克思根本改造过的经济科学也总是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同情。您必定知道，不久前我们的一些著作已被译成俄文出版，其他一些著作（包括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也将很快出版。马克思在1848年以前写的小册子《雇佣劳动与资本》也包括在这一批著作里面，并且是用这个书名出版的。

[190]

您认为把我那本《大纲》［注：弗·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编者注］翻译过去是有益的，这使我感到非常荣幸。虽然我至今对自己的这第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点自豪，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现在已经完全陈旧了，不仅缺点很多，而且错误也很多。我担心，它引起的误解会比带来的好处多。

《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注：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一本，现邮寄给您。

至于我们过去在报纸上发表的那些文章，现在难以找到了。其中大部分现在已经失去现实意义。在马克思遗稿出版以后，我有了充分的空闲时间，就准备把这些文章编成文集，加上注释等等，予以出版。但这是将来的事情。

我不太清楚，您说的是给英国工人的哪一个宣言。也许，您指的是《法兰西内战》，即国际关于巴黎公社的宣言［注：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这我可以寄给您。

如果我的健康状况许可的话，我将请求允许我去拜访您。虽然我在家里感觉还好，但是很遗憾，在城里走走是被禁止的。如果您能光临我处，我晚上七八点钟左右都可以奉陪。

夫人，请接受我的深切的敬意。

永远是您的　弗·恩格斯

[189]这封信是对叶·帕普利茨1884年6月26日的信的答复。帕普利茨写信告诉恩格斯，为了在俄国社会中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正在莫斯科着手出版一种石印刊物《社会主义知识》，在这个刊物上将要发表一些西欧作者的著作的译文和社会政治问题方面的文章。帕普利茨说她正在翻译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96—625页），她请恩格斯提供一些他和马克思的不太为人知道的、可供翻译的文章，帕普利茨还打听哪里可以搞到“给英国工人的最后宣言”以及恩格斯的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第171页。

[190]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头五年，在日内瓦出版了不少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俄译本：1882年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1883年出版了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1884年出版了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1886年出版了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1885年在彼得堡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第172页。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6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1）现将《雇佣劳动与资本》寄还。西里西亚版，当然很需要校订。[188]我实在没有时间把它同原文全部核对一遍，只对照了一下最有疑问的地方，不过原文你们那边有，你们在看校样时可以做这项工作。

（2）我要向给我制过马克思像的那个人，再定制一幅像给你们寄去。这不是铅笔画，而是放大的照片。不过，这个人没有见过摩尔，没有见过他那特有的淡褐脸色，不知彩色照片能否搞得好？

（3）《变革》一包四十本 ［注：弗·恩格斯《反杜林论》（见本卷第145页）。——编者注］，前天寄出，地址写的是：瑞士霍廷根—苏黎世娱乐场街3号人民书店。“书价三英镑，邮资由 收件人支付”（也就是说，邮资未付）。这包书是通过大陆包裹快递公司，即德意志帝国邮局和瑞士邮局以及法兰西包裹管理所的代办处寄送的。联合会由苏黎世寄包裹到这里也是这样办的。英国和大陆之间不办邮包业务，因此，也不办“五公斤重的邮包”业务，至少在这里是这样；分两包寄， 在这里要花双倍费用；不分开寄，你们 那里付的邮资肯定不会象这里分两次寄来得贵。

（4）肖莱马来信说，他的兄弟路德维希在达姆斯塔德虽有《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订报收据，但始终没有收到一份报纸。这是普遍现象还是个别情况？请查一下。

（5）正是维尔特的社会主义诗歌，我无法弄到。好象在莫泽斯·赫斯1845年的旧《社会明镜》上登过一些，但是这些，你大概已经知道了。我曾听说出过他的诗集[191]，但是从来没有见到。不管怎么样， 他也好， 我们也好，都没有出过这样的集子。

（6）档案管理人只好等一等，我没有时间整理自己需要的资料；等我整理的时候，一定考虑他的要求。[192]现在首先要完成《资本论》第二卷。工作正在顺利进行，初定稿大约已经整理好三分之一，每天完成约半印张或略少一点。只要我们进行到最后那一篇（《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艾森加尔滕就可以在我的帮助下誊写属于此篇的1878年的手稿，同时我就着手最后校订已整理好的稿子。这样我们就能比较快地弄完，接着转入最重要的第三册。

只有那时才能考虑整理1848年以前的旧文稿，并选编一些付印。我很愿意做这件事，但是这需要花功夫，也就是说要有时间。

总之，你到头来也会相信，这些“聪明人”[159]毕竟是很好对付的。我已请人寄几期《新世界》给我，以便对这些先生作进一步的了解。直到现在我只看过“编者信箱”栏；这是德国小学生的胡闹，是给很温和的读者看的。

对小小的刺激，根本用不着管它。这是斗争的第一条规则，并且要记住：

“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

刺痛敌人乐呵呵，

单拿蠢货来开心，

单拿傻瓜来奚落。” ［注：格·维尔特《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编者注］

向考茨基问好。

你的　弗·恩·

[159]聪明人是暗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例如布鲁诺·盖泽尔（他也是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新世界》杂志的编辑），以及卡尔·弗罗梅、威廉·布洛斯、路易·菲勒克等人。——第148、166、174、181页。

[188]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73—506页）以《新莱茵报》社论的形式于1849年第一次发表。这部著作的单行本于1880年在西里西亚的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一次出版，马克思没有参与其事。1881年又在同一地方再版。在恩格斯的参加下，这部著作于1884年又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并附有恩格斯写的一篇关于该书发表经过的简短前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04页）。——第171、173页。

[191]看来恩格斯指的是维尔特诗集的单行本。它取自1843年巴门出版的《艺术和诗歌年鉴》（《Jahrbuch　für　Kunst　und　Poesie》．Barmen，1843）和1847年出版的《格奥尔格·维尔特原诗集录》（《Album．Originalpoesien　von　Georg　Weerth》．1847）。——第174页。

[192]伯恩施坦在1884年6月26日写信告诉恩格斯，格奥尔格·阿德勒请求《社会民主党人报》档案室将有关无政府主义问题的材料寄给他临时用一下。看来，这些材料（或其中一部分）当时是在恩格斯那里。——第174页。

致萨拉·艾伦

伦敦

［草稿］

［1884年7月6日以后于伦敦］

夫人： 现在答复昨天收到的您5日的来信，因为我不在城里，所以未能立即回复。现谨荣幸地告诉您，我认为爱·艾威林先生对您是非常合适的房客，并且相信，您把住房租给他，是不会后悔的。

　　您的……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7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希望爱德治好自己的热病。代我向他问好，我还要为他的健康干杯。

我同意把迁往汉堡的事交给奥艾尔。我所以提到倍倍尔和狄茨，只是因为我总得告诉这个人，我打算把他的名字告诉给谁；不言而喻，这丝毫不会束缚你们的手脚。

[193]

同狄茨打交道是件麻烦的事。要是他不置可否，那就不能再等待他的答复。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让这本东西 ［注：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出版，其次，使它不致立即被大批没收。这两条只有在瑞士才能具备。只有在 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同意在奥地利出版，因为（1）这样就要再次延期和重新交涉；（2）书 仍然要被查禁，对此你们不要抱丝毫幻想 ［注：参看本卷第144页。——编者注］；（3）在奥地利，书不仅可能被查禁，而且可能被没收（请回忆一下你去年秋天给我讲过的维也纳事件）。因此，最后请你们决定采取一种积极的办法！

《新时代》还在发生怪事，否则想必不会让聪明的席佩耳去讲什么“洛贝尔图斯——马克思的理论”，以及“从洛贝尔图斯那时起 才为人知道的”事情，而且这一切都没有加编者按语。[194]德国人确实是大大降低了水平，他们至今还不理解，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的全部共同点，不过是“ 平均主义地应用李嘉图的理论”，这一点马克思在《贫困》第49页[195]中就讲到了，而且从1827年以来就已经是英国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点！但是这还决不是马克思下了定义并贯串整个经济科学的剩余价值。因此，英国先生们，洛贝尔图斯也是完全一样，抄袭了李嘉图的东西，根本未能在经济学上创立什么新东西；只有马克思才前进了一步，推翻了整个旧的经济学。

顺便说一下。为了 认真剖析洛贝尔图斯，我需要他1842年的著作《关于我国状况的认识》 ［注：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编者注］（书名或者叫别的什么）。此书你曾引用过。你能否给我弄来用几天？能买一本更好。从一些引文来看，这本著作似乎是他写的最好的，因为这是他的第一部著作，后来的著作都是越来越差的老调子。

你的　弗·恩·

[193]看来是指将《新时代》杂志的出版地点由斯图加特迁往汉堡的方案，这一方案没有实现。——第176、204页。

[194]恩格斯指的是刊登在1884年《新时代》杂志第7期上的一篇麦·席佩耳对亨·迈·海德门《英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The　Historical　Basis　of　Socialism　in　England》）一书的书评。海德门的这本书是1883年在伦敦出版的。——第176页。

[19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10页。——第176页。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7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你和爱德合写的信今天早晨才收到，虽然邮戳上是7月17日自苏黎世寄出的。

只要现在有进展，我同意你的那些建议，我们的工人如能象阅读哥特字体那样自如地阅读拉丁字体，我当然宁可要拉丁字体。开本大致同《发展》 ［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一样就行，倍倍尔的《妇女》开本太大。如果你们认为五千册销得出去，那我并不反对。总之，就这样办吧，请尽快把校样寄给我。对沙贝利茨采取的办法也是完全适当的。

[196]

总之，我们对狄茨百般照顾，结果他却把我们大家都当成他的对头！

《新时代》要停刊[197]，这对党没有任何坏处。越来越清楚，在德国党内绝大多数 写文章的人都是一些机会主义分子和鬼鬼祟祟的人，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23]期间，尽管这个法令使他们在收入方面颇不痛快，可是 在写作方面却十分惬意；他们可以随意发表议论，我们却不能痛斥他们。因此，仅仅是为了每个月填满这样一本杂志，就需要采取极端宽容态度，这就使得弗赖瓦尔德·克瓦尔克之流、席佩耳之流、罗祖斯之流等等所有这一类人的博爱精神、人道主义、感伤心理以及其他反革命臭货逐渐蔓延滋长。有些人根本不愿意学习什么东西，只是粗制滥造地写些就书论书、就文论文的东西（现在德国的著作十分之九是评论别人书籍的东西）；而有些人想学点东西，并且只有在他们（1）研究了别人的著作和（2）认为其确有价值时才执笔评论别人的著作；在一年当中前者写的东西，当然要比后者写的东西来得多。反社会党人法为这些先生们 在德国出版的书刊中造成的优势，只要这个法令继续有效，就是不可避免的。可是我们拥有完全另一种进攻的武器，这就是在国外出版的书刊。

如果你能到这里来，那就太好了。不过，纽约人是否那样靠得住，我不知道。艾威林在三个多月前已受聘为驻伦敦通讯员 ［注：《纽约人民报》的。——编者注］，他经常写稿，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拿到过钱在这里本地不可能挣到什么钱。《正义报》和《今日》杂志不付稿酬，如果在其他任何一家报纸上能捞到点什么，那马上就有一帮人扑上去。

《新世界》上的千里眼[198]是一篇所能产生的最好的东西。这种“科学”总是要弄到这种荒诞的地步。走得越远越好；完蛋就越快。当我收到你的明信片时，我不禁大笑了起来。再来两三篇这种大胆的盖泽尔式的货色，我们的英雄就该赶紧滚蛋了。

海德门的书 ［注：亨·迈·海德门《英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编者注］，就象这个家伙本人一样，是妄自尊大、厚颜无耻的俗物，他在书中时时想刺刺马克思（因为马克思不是英国人；海德门是个独一无二的沙文主义思想最露骨的约翰牛）；同时他对英国历史又如此无知，凡不是他从德国人那里学来的，一概都是 靠不住的。不过，海德门正处在垮台的前夕；不错，他现在用自己和莫利斯的金钱收买了整个运动（也包括《今日》杂志，巴克斯由于缺乏资金不能继续出版，它现在已完全转到海德门手里），但是，他那想充当独裁者的焦急心情，对一切可能的对手的妒忌，高人一头的强烈欲望，甚至使他最可靠的朋友也不得不对他存有戒心，因而他在民主联盟[67]里的地位也动摇起来了。这个人是做不出大事来的，他不善于等待。此外，《正义报》越办越糟糕，但愿此地运动的这个 第一阶段尽快结束 ［注：见本卷第255页。——编者注］，它太冷冷清清了。

你由于使用了bacillum ［注：Bacillum和bacillus（杆状菌）这两个词是拉丁文，系由baculum和baculus（意为“棍子”）派生而成；二者通用，生物学中只用后者。——译者注］，你就把一张王牌交给了盖泽尔[199]，但愿他由于他的愚蠢而不会加以利用。baculus和baculum两个词形是通用的，就是说，两种派生词都是可以用的。不过在生物学中早就只用bacillus这个词形了。

因为本月底或下月初我也许要到海滨去，所以如有可能，我希望 现在能收到洛贝尔图斯的《认识》，我将把这本书同《标准的工作日》 ［注：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标准的工作日》。——编者注］等一并即刻奉还。但是，我一定要看看这本东西，因为 他本人在1879年硬说，马克思利用了这本东西，而没有提到作者的名字。[200]对马克思的这种指责，只有根本没有想到这种武断说法是多么无知的人才会干得出来。凡是读过李嘉图著作的人（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已经有相当多的地方谈论同一个内容了），为了知道剩余价值“起源”何处，是用不着再去读“了不起的”洛贝尔图斯的著作的。

你的　弗·恩·

[2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报刊都被查禁，社会主义书刊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该法令的有效期每两三年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令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0、23、28、35、55、102、105、109、125、137、142、144、152、157、160、178、203、215、230、234、238、249、261、289、292、297、309、315、321、325、328、329、332、341、471、493、560、609、639、650、656页。

[67]民主联盟　是1881年6月8日在亨·迈·海德门领导下集立的半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性质的大不列颠的各种激进派团体的联合组织。1884年8月民主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见注229）。

[196]关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斯图加特出版的问题，考茨基在和出版者狄茨长时间商谈无结果以后，于1884年7月16日告诉恩格斯说，该书可以在霍廷根—苏黎世由社会民主党“人民书店”出版社出版，印数为五千册，其中一千册将交给出版商沙贝利茨在德国发行。——第177页。

[197]《新时代》杂志尽管有一些暂时困难，但仍继续出版。直到1923年该杂志才停办。——第177页。

[198]在1884年《新世界》杂志（布·盖泽尔是该杂志的编辑）第20、21、22期上刊登了卡·杜普勒耳的《梦游症》（《Der　Somnambulismus》）一文。——第178、181页。

[199]1884年7月1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社会政治评论”栏中发表一篇短评，评论霍乱病在贫民中蔓延一事。在一条附注中，就Bacillus一词的写法，跟“《人民报》和德国其他报纸的博学之士”进行了笔战。这场笔战也指向布鲁诺·盖泽尔，因为他在《新世界》上使用了同样的写法。——第179页。

[200]指洛贝尔图斯1875年3月14日给约·泽勒尔的信，这封信在洛贝尔图斯死后发表在《一般政治学杂志》1879年杜宾根版第35卷第219页。恩格斯在为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05—220页）以及在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10—25页）驳斥了洛贝尔图斯这一诽谤性的指责。——第180页。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7月21日以后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附去的材料寄给奥艾尔，这是我故意这样安排的。

至于选区的分配[201]，我也常常为这事生气；但是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们想在纯策略性的问题上只照一般原则办事，这种情形在各次代表大会上总是有的，——而这在代表大会上是如此地简单和明了！一般说来，在两个地方提同一个候选人，确实没有好处；但是，如果指望优秀分子在那些没有把握的选区比其他人容易当选，因而把他们提为那些选区的候选人，那就得要么让他们具有双重候选资格，要么让他们去冒根本当选不上的风险。所以，要是绝对不允许有双重候选资格的话，优秀分子就应该在最有把握的选区提名。但是很奇怪，这种分到没有把握的选区里去的事情，李卜克内西从来没有碰到过，而只是倍倍尔碰到过，例如，在上次选举中，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李卜克内西就有 两个非常好的选区。不过，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不要忘记，在斗争中总是有时顺利，有时受挫折，所以，如果有时情况稍不顺利，也不要太不痛快。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只要《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我们手里，即使机会主义者先生们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在党团里取得统治地位（而这只有在倍倍尔不会重新当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还决不是说，他们就得逞了。他们有什么办法来对付群众呢？要知道，群众总是推着他们前进，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即使这些聪明人[159]连《社会民主党人报》也掌握了起来，那他们的统治也决不会象这个报纸最初摇摆时期那样长久，该报开始时甚至得到一些比较好的“领袖”的支持，但是群众迫使它改变了方针。

至于著名的非无神论者的伟大科学[202]，如果它有机会尽量表现自己，那很好。在保尔·德·科克《拜月者》中也写过这种神秘的学者 ［注：索西萨尔。——编者注］；但是，当人们花了极大的精力和功夫终于把他的科学弄清楚了是怎么一回事时，结果发现它原来是一些玩弄瓶塞的把戏。要知道，花费了多大的力气，才使这位有名人物向我们惠示他的科学的几个样品！而且是多么了不起的样品！现在他已经达到千里眼[198]的水平了。我们还期望什么呢，事情正在顺利发展！

代我和肖莱马向卡尔·考茨基问好。

你的　弗·恩·

曼茨给我写了信。请告诉他一下，正在给他制一幅同我这里那幅完全一样的像，只要像一制好，他就会收到 ［注：见本卷第173页。——编者注］；不过我不可能亲自为这件事情在这么大一个伦敦跑来跑去，因此我得靠别人来办。

[159]聪明人是暗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例如布鲁诺·盖泽尔（他也是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新世界》杂志的编辑），以及卡尔·弗罗梅、威廉·布洛斯、路易·菲勒克等人。——第148、166、174、181页。

[198]在1884年《新世界》杂志（布·盖泽尔是该杂志的编辑）第20、21、22期上刊登了卡·杜普勒耳的《梦游症》（《Der　Somnambulismus》）一文。——第178、181页。

[201]伯恩施坦在1884年7月16日写信告诉恩格斯，在今年秋天将要举行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的选举运动中，倍倍尔在他作为候选人的那些选区里当选希望甚小，李卜克内西在这方面的情况也不会比他好。——第180页。

[202]恩格斯指的是布·盖泽尔在他发表于1884年《新世界》杂志第14期和第15期上的《地球的内部结构》（《Das　Innere　der　Erde》）一文中对无神论的攻击。——第181页。

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4年7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下文明天再谈！”……可是，我一直在等着这个下文，向我说明你上一封信里许多用别的办法无法说明的事情。的确，我原以为你们是住在巴黎最优美、最卫生的一个街区里，那里有新鲜的空气等等，这样优越的住处足以使你们摆脱种种俗事的烦扰，可是现在你们突然打算搬家，而且是在一年之中这个令人讨厌的热天搬家，保尔又要到波尔多去，一切都打乱了。总之，你是不来了[203]，非要在巴黎度过热天不可，直到海涅最欣赏的那个季节才离开巴黎，那时：

“巴黎的天空，

繁星多么晶莹！

在寒冬的夜晚，

倒映在街头的积水之中！” ［注：亨·海涅《阿塔·特洛尔》。——编者注］

于是，尼姆、星期五来的肖利迈和我一起极为认真地分析了这个问题，并得到了一致但还不很令人满意的结论：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不管怎样，既然 下文不来，那末，我希望你还是亲自来一趟，以打消这种种看法。如果你要等保尔到波尔多去办报再来，那末，等一百年，这也许行，也许不行。如果他不去，而你们又一定要搬出波尔-罗亚尔林荫路66号的话，那就让 他去找房子搬家好了。因此，我看不出有什么事会妨碍你到这里来，譬如说，哪怕只来三个星期也好。只要你告诉我说来，我们就尽力使你此行顺利。

杜西和爱德华已去度第一个蜜月，大概还没有回来；从下星期四起又该度大蜜月了。当然，尼姆、肖利迈和我很久以来就完全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觉得这两个小傻瓜真好笑，他们总是以为我们看不出来，临到关键时刻还不免有些畏缩。但我们很快使他们解除了顾虑。其实，如果杜西在迈出这一步之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我会认为我有责任给她详细地讲一讲他们这一步的各种可能的和不可避免的后果。但是既然一切已经决定了，那末，他们最好是马上把它公开，免得这个秘密被人利用。我们大家知道了这件事，我感到很高兴，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因为如果有什么聪明人发现了秘密，来告诉我们这个了不起的消息，那我们就有了准备。杜西和爱德华看来现在是幸福的，希望他们今后也会如此。我很喜欢爱德华，并且认为，他除了经常同文教界人士来往以外，如能更多地接触一些其他的人，对他会有好处；他的学问根底很厚，他在命运把他抛进去的这一群极其浅薄的人当中，感到合不来。

肖利迈身体很好，也很有精神；我工作的时候，他就到远处散步，他现在又去散步了。彭普斯的支气管炎等病终于好了，今天她就要搬进基尔本的新居，对不起，我写错了，是在“西汉普斯泰特”（我从来不知道汉普斯泰特一直延伸到埃兹沃路，不过，看来是这样的）。

尼姆身体很好，也很有精神。我想，下星期我们就要动身到海滨去了，但到哪个海滨呢？这个大问题还待解决。至于我自己，近来对于锻炼身体、工作和娱乐都很有节制，所以身体还不错，希望换换空气会最终使我好起来。

现在我等待着“下文”，但愿它是一个很好的下文，能把你带到我们这里来！

保尔的《小麦》今天早上收到了。真遗憾，他不听从《经济学家杂志》编辑部的高见！

[204]

　　非常爱你的　弗·恩·

[203]由于预料霍乱将在巴黎流行，恩格斯和保·拉法格商量劝说劳拉·拉法格到英国住一段时间，恩格斯的这封信也和此事有关。——第182页。

[204]《经济学家杂志》编辑部在发表保·拉法格《美国的小麦》一文时加了一条按语，其中表示了这样的惋惜：“保·拉法格没有把他出色的研究才干和卓越的文风用之于政治经济学”。——第184页。

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4年7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下文，下文的下文和保尔·拉法格的结语已经收到 ［注：关于“下文”，见上一封信。“下文的下文”指劳拉·拉法格1884年7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保尔·拉法格的结语”指他1884年7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译者注］。我刚让我的秘书 ［注：艾森加尔滕。——编者注］回家去了，现在还有几分钟的空闲时间写信告诉你，我不仅很愿意校阅保尔的文章 ［注：保·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保尔·勒卢阿-博利约先生对它的批评》。——编者注］，而且很愿意提出有关进攻性论点的建议 ［注：见本卷第194—199页。——编者注］。但是，要这样做，我必须有那本书 ［注：勒卢阿-博利约《集体主义》。——编者注］，要弄到那本书，我必须知道 准确的书名。请立即把书名告诉我，以便去订购。

现在看来，你到底是不能和我们一起到海滨去了。其实，如果天气仍然这样下去的话，我真不知道是否还是在法国好一些。现在我们这里是下午五点钟，气温只有摄氏十七度，又总是下雨，所以可怜的肖利迈也不能出去散步了。

彭普斯和派尔希进来吃饭了，只好就此搁笔。大家都向你问好。

爱你的　弗·恩·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4年7月28日［于伦敦］

尊敬的施留特尔先生： 校样 ［注：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随信寄还。今后校样也随时立即寄还。不过我要请求尊重我的正字法，我没有任何理由在我老年的时候，还让人来对我进行 Zivilisieren〔开化〕， Zentralisieren〔统一〕，甚至 Zitieren〔传唤〕 ［注：这几个词恩格斯在原稿上按照旧拼法，开头字母用的是Ｃ，而校样上则按照新拼法，排的是Ｚ。——译者注］。所谓“彻底的”正字法，比起惯用的蹩脚的旧写法，多半是更加不彻底的，违反历史的。

我完全同意您的建议。其实这些事您比我更清楚。

请把清样寄来，印完之后，请寄来精装的二十五本，平装的五本。册数少了恐怕应付不了。

为了节省邮资，可以把稿子同校样包结实了，作为印刷品 一起寄来。在此地，稿子和校样的寄费同书的寄费一样，但必须先把邮资 全部付清，否则就到不了这里。

　　尊敬您的　弗·恩格斯

致詹姆斯·利·乔因斯

伦敦

［草稿］

1884年7月30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很遗憾，我现在不能同意您把我的著作《发展》 ［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译者注］译给《今日》刊登，因为已经答应了另一位先生 ［注：艾威林。——编者注］，我得受此约束。

至于我答应过给《今日》写文章，那是我向巴克斯先生应许的，但据我所知，巴克斯先生已经不再是《今日》的编辑了。

　　忠实于您的　弗·恩·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片断］

［1884年7月于伦敦］

…… ［注：信的开头部分残缺。——编者注］我硬着头皮看了几期《新世界》。这个杂志无聊透了，没法看下去。至于盖泽尔先生，他的“科学”， 那是打不倒的。一个人在如此低贱的杂志上炫耀他的科学，就证明他实际上什么学问也没有，何况他还一直把《bacillus》印成《Cholera-Baccillus》，好象这个词是来源于bacca，而不是来源于baculus。而这个词是任何一本拉丁文词典里都有的。说什么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一样，二者都有片面性，应当结合为一个更高的统一体 ［注：布·盖泽尔《地球的内部结构》。——编者注］，这种说法是陈词滥调，你不必去管它。至于无神论只是表示一种否定，这一点早在四十年前驳斥哲学家们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说过，但我们补充说：无神论 单只是作为对宗教的否定，它始终要谈到宗教，没有宗教，它本身也不存在了，因此它本身还是一种宗教。其他科学有代表性的是布洛斯谈希腊和德意志诸神的一篇文章 ［注：威·布洛斯《诗歌中的诸神》。——编者注］，我一眼就看出其中有如下一些严重错误：

1．说《愚昧人书信集》是罗伊希林的作品。书信集是在他的同道们中间产生的，而他参加写作比乌尔利希·冯·胡登少得多。

2．希腊诸神“ 饱餐玉液琼浆， 狂饮神仙食品”！！

3．《Met》，也叫《Meth》 ［注：蜜制饮料。——编者注］，在括号里解释为“啤酒”，可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直到今天它都是用蜜做的，不是用麦曲做的。

4．布洛斯甚至不知道德意志诸神的名字。［他］ ［注：手稿此处为墨水污迹。——编者注］忽而写的是古代斯堪的那维亚的，忽而写的是德意志的。古代高地德意志的齐奥〔Ziu〕同古代斯堪的那维亚的奥丁〔Odin〕并列起来。他不知道奥丁的德意志名字（在古代萨克森语叫沃丹〔Wodan〕，在古代高地德意志语叫乌奥坦〔Wuotan〕）。他说奥丁有一个名叫弗莱雅〔Freia〕的妻子，可是在古代斯堪的那维亚语她叫弗莉格〔Frigg〕，在古代高地德意志语她叫弗莉卡〔Fricka〕，这一点甚至理查·瓦格纳还知道得更清楚些。这是用十分钟粗粗浏览一遍就看出来的！ 这样的科学连黄口小儿也唬不住！就让他们在那个低贱的杂志上象孔雀那样炫耀自己吧，如果仔细看看孔雀尾巴的后面，那末看到的只是那个排泄粪便的部位！

向卡·考茨基问好。

你的　弗·恩·

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4年8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勒卢阿-博利约的书 ［注：保·勒卢阿-博利约《集体主义》。——编者注］已收到无误，谢谢。我还没有多少时间看它，但是现在要看了。 ［注：见本卷第194—199页。——编者注］肖莱马昨天已去德国。

我们可能星期一 ［注：8月4日。——编者注］动身去布莱顿附近的沃信。这是派尔希选的，别人都说那是一个极其枯燥无味的地方。我无所谓，如果彭普斯不喜欢，就让她跟她心爱的丈夫商量去。我将尽快地把准确地址告诉你。

由于天气热，又受了过堂风，我得了一次重感冒，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我没有吸烟，也没有喝啤酒，但是从昨天起，我又是烟酒齐来了。

保尔谈小麦的文章 ［注：保·拉法格《美国的小麦》。——编者注］还没有写完，从这篇文章完稿到写批驳勒卢阿-博利约的文章 ［注：保·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保尔·勒卢阿-博利约先生对它的批评》。——编者注］之间几乎肯定要有一个月的时间，因此，后一篇文章要到 10月号才发表，这样我们将有一点喘息时间，至少我希望如此。我确实需要休息一下，住在海边期间，除了这件事，还有很多译稿要校订。对于保尔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写得 简练，把问题 严格地限制在 勒卢阿-博利约对摩尔的批评上，完全不谈拉萨尔等，勒卢阿-博利约暴露出极端无知的地方或可例外。不过等我把他的书看完，我就能做出更好的判断。不管怎样，书很厚，而答复的篇幅很有限，因此势必只能谈那些非谈不可的东西。

我该停笔了。天气热得要死，我已经写了五封信，还得给“艾威林夫人”和苏黎世方面写信。

尼姆也有些咳嗽，她的这种咳嗽我有时几乎要把它叫做百日咳，但不厉害。你知道，杜西受了小莉莲·罗舍的传染，患了 真正的百日咳！这是千真万确的。

叫保尔代尼姆和我吻你。

　　非常爱你的　弗·恩·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8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今天已将洛贝尔图斯的《认识》一书，用 印刷品挂号寄还，希望它会准时寄到。收到此信后， 不要再 写信到这里来了，星期一 ［注：8月4日。——编者注］我要到海边去，大概明天就可以寄去新的地址（临时的）。

洛贝尔图斯的这本书，确实是他写的所有著作中最好的一本。无论就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来说，这是一本年青人的著作，是后来那些老调的蓝本。此书证明，如果他继续研究下去，而不去编造乌托邦的话，他已经十分接近了问题的实质。我 很高兴把它看了一遍。邮班就要截止，也该吃午饭了！

你的　弗·恩·

向治愈了附睾炎的爱德问好。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8月6日于沃信市

海军操场48号

亲爱的爱德： 我游游逛逛地终于到了此地，准备在这南方海滨好好住上三个星期。[205]门前是一道宽阔的海峡，它在退潮的时候，退下去三百多步远。一般说来，这是一个寂静幽僻的小地方，在这里闲散之中，我大概有空来校订你们的《贫困》译稿[81]。

请你费心关照一下，将校样 ［注：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暂时给我寄到这里来。从伦敦寄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事，由艾森加尔滕办理。

天气热极了，可是我还得将我的新地址写给一些人。因此，只把所有消息（消息极少）中的一点告诉你，就是海德门现在把《今日》也顺利地买下来了。巴克斯曾把他为数不多的钱投到这个杂志上（我在10月间就提醒过他，这点钱不够用），现在没钱了，于是海德门把自己手下的亲信秦平推了出来，通过他提出再投入一笔钱，条件是秦平进编辑部代替巴克斯。巴克斯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让步，结果是海德门现在掌握了全部所谓的社会主义报刊。但是，对于所有这些浅薄的渺小人物来说，由于他们的才能和性格同他们沽名钓誉的野心不相称，所以他们胜利之日，同时也总是他们失败之时。一方面，在外面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在本派别内部遭到失败。追随海德门的越来越限于被他直接收买或在经济上依赖他的那些人，他在民主联盟里的地盘日益丧失。前天举行了代表会议[206]，我不清楚会议的情况，艾威林出席了会议，但此刻他在得比郡。他和杜西没有经过到户籍局登记等等就结婚了，现在他们俩正在得比郡山区沉湎于恩爱之中。注意，不要把这件事张扬出去；很可能会有某个反动家伙把这件事捅到报刊上去，到那时候还有足够的时间。问题在于：艾威林有一个合法的妻子，虽然事实上早就同她没有关系了，但在法律上还不能同她脱离关系。这件事在这里有相当多的人知道了，即使在著作界的市侩中间，一般说来态度也是好的。我的伦敦，几乎就是一个小巴黎，并且在熏陶着自己的公众。

就此停笔。向卡尔·考茨基问好。

你的　弗·恩·

[81]指的是把马克思用法文写的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译成德文一事。最初是爱·伯恩施坦翻译，后来卡·考茨基也参加了。恩格斯校订了译文，专门给这个版本写了序言，并加了许多注释。该书由狄茨出版社于1885年1月下半月在斯图加特出版。——第73、80、99、136、138、147、150、166、191、202、205、207、211、212、282页。

[205]1884年8月5日左右，恩格斯去沃信（英国南部海滨）休养，在那里住到9月1日。——第191、193、205、206页。

[206]指在伦敦举行的民主联盟（见注67）第四次年度代表会议，会上通过了将民主联盟改名为社会民主联盟的决议。——第192页。

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4年8月6日于沃信市

海军操场48号

亲爱的劳拉： 我们已经到了这里，我们这个住址是英国海滨所能见到的最古旧的房子。[205]我们不得不离开第一个寓所，因为房东老太太讨厌吸烟！！

窖藏啤酒现在还没有，派尔希正设法在布莱顿弄些来，等酒一到手，我就试试啃一啃勒卢阿-博利约 ［注：保·勒卢阿-博利约《集体主义》。——编者注］。天气酷热，但这是晴朗的大陆性的炎热，伴有海风。海峡就在我们眼跟前，但在退潮时离这里约有四分之一哩远。彭普斯和尼姆正进来喝啤酒，她们说外面热得很，呆不住，屋里确实凉快些。

真奇怪，那些倒霉的巴黎人终将摊不上霍乱的份了！他们白忙了一阵子，多么遗憾。

尼姆方才说，她盼望她在7月31日巴黎那次大抽彩中发一笔大财。如果真是这样，你得马上按上面的地址给德穆特男爵拍电报，因为她要大宴宾客。

我很懒，还有很多信要写！所以我希望从保尔那里得到好消息，也就是说，伟大的勒卢阿-博利约不忙着挨他的揍。

暑气蒸人，只好就此搁笔。

大家都向你多多问好，我也向你问好。

　　爱你的　弗·恩·

[205]1884年8月5日左右，恩格斯去沃信（英国南部海滨）休养，在那里住到9月1日。——第191、193、205、206页。

致保尔·拉法格

[207]

巴黎

［1884年8月11日左右于沃信］

第1页。博利约总是写舍夫莱〔Schoeffle〕，其实这位先生名叫谢夫莱〔SchäZffle〕。

第3页。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于——？1780左右—1800年？这个制度诞生于十五世纪，大工业的兴起只是开创了它的全盛时代。

第1页和第4页。梅恩根本不配和毛勒相提并论，他没有任何发现，不过是毛勒的门徒的门徒；远在他以前，坎伯尔［注：乔·坎伯尔《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卷首附当地居民及其制度的某些材料》1852年的伦敦。——译者注］等人就知道并记述了印度的土地公社所有制，莫尼［注：莫尼《爪哇，或怎样管理殖民地》1861年伦敦版。——编者注］等人知道并记述了爪哇的土地公社所有制，哈克斯特豪森［注：奥·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农村制度》1866年莱比锡版。——译者注］知道并记述了俄国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梅恩的功绩只在于他是接受和传播毛勒的发现的第一个英国人。

第5页。需全部改写。您举的例子跟争论的问题无关。农民的小块土地如果成了资本，那就是土地资本。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马克思在第三册［注：《资本论》。——编者注］才加以探讨。您说的那个为新奥尔良市场生产商品的奴隶主不是资本家，正如剥削徭役农民的罗马尼亚贵族不是资本家一样。只有剥削自由工人的劳动资料占有者才是资本家！

最好这样说：革命前的小农为家庭衣著织布使用的织布机不是资本；甚至农民利用漫长的冬夜织出布匹卖给商人，织布机也还不是资本；但是，只要使用一个雇佣工人为商人织商品布，并赚取生产费用和布匹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那末，这个织布机就变成了资本。生产的目的是生产商品，这并不赋予生产工具以资本的性质。商品生产是资本存在的先决条件之一；但是只要生产者只出售他自己的产品，他就不是资本家；只有当他利用他的生产工具剥削他人的雇佣劳动时，他才成为资本家。这一点也适用于第6页。这您怎么竟没有加以区别呢？

与其谈您那个不会有的奴隶主（不要学雷亚歇！），您不如说：把土地交给徭役农民耕种，并从徭役农民那里征收蛋品、家禽、水果、家畜等贡赋的封建主不是资本家。他靠别人的剩余劳动养活，但是不把这种剩余劳动的产品变为剩余价值；他不出售这些产品，而是把它们吃掉，用掉，挥霍掉。但是，如果这个封建主象十八世纪常见的那样丢开他的一部分徭役农民，如果他把他们的小块土地合并为大农场，租给重农学派所极力推崇的大农场企业主，如果这个大农场主把原来的徭役农民作为农业雇佣工人用来在他的农场里做工，那时封建农业就变为资本主义农业，农场主就变为资本家。

第6页。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确是商品流通的最初形式。它在第二种形式产生以前必已存在。[208]同简单的物物交换相比，它不是最初的形式；但是，商品流通是以货币的存在为前提的；物物交换只会产生偶然的交换，并不造成商品流通。

第7页。资本主义生产不是这种或那种、间接或直接的商品流通形式。生产和流通是不同的两回事。一切资本主义生产都以商品流通为前提，并在商品流通中进行，但它不是流通，正如消化不是血液循环一样。您可以把整个这句话删去，因为它毫无意义。

第11页。加着重号的一段话，我不懂，而且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不对的。资本家平均起来把十法郎的产品以高于十法郎的价格出售，而且能够售出去。把您弄糊涂的是“生产费用”。而经济学上的生产费用［注：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上指的是生产价格。——编者注］是包括利润的。它的构成是（1）资本家为生产产品开支的总额和（2）利润，换句话说：是（1）对所耗不变资本补偿的总额，（2）对所付工资补偿的总额，（3）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全部或部分剩余价值。因此，应当抓住博利约的那句话，抓住他的价值定义（第9页末），并把价值的两种说法加以对照。或者是成本包括利润，那末商品就“按照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取价，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价值）包括活劳动超出被付给的工资所创造的并被资本所攫取的剩余价值。或者是成本不包括利润，那末价值就不是由物所包含的社会劳动确定，而是由对这种劳动支付的工资的高低确定，——这是早已遭到李嘉图批驳的陈词滥调。

第12—13页。机器和棉花把自己的全部价值，甚至把棉屑的价值，转移给产品；这就是您的论据的真正要旨。如果一百一十五磅棉花只纺出一百磅棉纱，那末这一百磅棉纱的价值就要包括一百一十五磅原棉的价格。可能博利约先生把在物质上已经消失但在价值上又重新出现的这十五磅棉花的价值叫做剩余价值？

第13页。假如资本家把他的机器等出借给工人，那末产品就属于工人，——决不会有这种事。

第13—14页。“产生称作利润的利益”：参看第270页第1段，博利约先生在那里证明，从技术进步中得益的不是资本家，而是消费者。他指责马克思忘记了竞争，而马克思在关于机器和大工业的整整一章中证明，机器只是使产品价格降低，而正是竞争使这种作用突出出来；换句话说，利益在于在同等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因而在每件产品上体现出更少的劳动，每件产品的价值也就相应降低。博利约先生忘记告诉我们，既然这种生产率提高以后的产品不属于雇佣工人，既然工人的工资不由生产工具的生产率来决定，那末，生产率的提高对雇佣工人究竟有什么好处。

第14—15页。博利约在这里为利润所作的辩解包含着庸俗经济学的精髓，即替资本家剥削工人辩解。资本的创造者要求给这种创造一笔“合法的”报酬（即所谓“节欲报酬”，见马克思[209]），而这笔报酬应当由被剥削的工人以无酬劳动的形式支付。您说“利润是活劳动的合法产儿”，那就附和了这种说法！“管理报酬”是以付给雇佣经理的工资来表现和衡量的，这是没有一个资本家会感到满足的一种报酬。请看一看《资本论》德文第3版第171、172页（我手头没有法文版[210]），您会发现那里寥寥数语就把所有这些论调驳倒了。防止“损失”的保险费确实是从剩余价值中提取的，但它算在利润之外；资本家每年储存一笔后备基金作为他所说的《ducroire》〔“保证金”〕（意大利文是del　credere，即为了应付没有信用的债务人可能造成的困难）。最后，使用最好设备的报酬，采用还未推广的发明的报酬，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取得，而且能够产生额外利润；但是这里讲的是一切工厂主的平均利润，即通常的、一般的利润。其实，您在《资本论》（德文第3版第314—317页[211]）中找得到对这种利润的解释。

您竟接受博利约的这些话，说什么这些话宣称“利润是活劳动〈不是工人的劳动，而是资本家的劳动！〉的合法产儿”，这样您就承认（替马克思并代表马克思承认）马克思一贯与之斗争的庸俗经济学的这种学说。因此，必须彻底改变您的说法，使您的说法同这类论调毫无相似之处。否则，您就上当了。

您在第16页上说：“当产品……时，资本家的利润就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这是与事实完全相抵触的。要是这样，哪里还有对工人的剥削呢？您又有什么可鸣不平的呢？而资本家靠什么维持生活、吃喝玩乐、发财致富呢？真见鬼，您的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连庸俗经济学家都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博利约也没有这个思想。而您竟把它称之为普遍规律！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机器生产一百米布使用的劳动量和手工生产一米布所需劳动量相等，那末资本家就可以把他的利润分散在一百米上，而不是集中在一米上；结果每一米只有百分之一的利润；但是，劳动消耗量所产生的利润会依然相等，甚至增加。

第16页。您把经济学上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理想”强加给马克思，马克思是会提出抗议的。你是“科学家”，你就没有理想，你就去研究出科学的结论，如果你又是一个有信念的人，你就为实现这些科学结论而战斗。但是，如果你有理想，你就不能成为科学家，因为你已经有了先入之见。

总之，只要您去掉我向您指出的那些主要错误，文章就会发挥作用。但是，至于您下一次的答辩[212]，应当更加严谨，我坚决认为，您应该把博利约的书放在旁边，从头至尾精心重读《资本论》，把所有谈到庸俗经济学的地方都标出来。我说的是《资本论》，决不是杰维尔的著作［注：加·杰维尔《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编者注］，那本书不顶用，因为叙述部分有严重缺陷。

还有：不要忘记，这些先生（博利约和其他人）对一般经济文献比您熟悉得多，在这方面您不是他们的对手。熟悉所有这些东西是他们的本行，不是您的本行。在这一方面可不要太冒失。

我是直言不讳，望您不要见怪。事关重大。如果您出了差错，全党都要遭受损失。

这里热得要命，不过我们的身体还很好。大家都向劳拉和您多多问候。遗憾的是我们的比尔森啤酒的存货即将用尽，从布莱顿弄来得用两天的工夫！我们在这里的生活简直同野蛮人一样。

祝好。

弗·恩·

[207]这封信的开头部分没有找到。

恩格斯在这封信里叙述了他对保·拉法格写的一篇稿子的意见。这篇稿子是拉法格对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保·勒卢阿-博利约的《集体主义，对新社会主义的批判性考察》（《Le　Collectivisme．Examen　critique　du　nouveau　socialisme》）一书的书评。该书的一部分内容是反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首先是反驳他的剩余价值理论的。拉法格的文章以《卡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保尔·勒卢阿-博利约先生对它的批评》（《La　théorie　de　la　plus-value　de　Karl　Marx　et　la　critique　de　M．Paul　Leroy-Beaulieu》为题发表在1884年《经济学家杂志》第9期上。——第194页。

[208]所谓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此处是指下述形式：商品—货币—商品；所谓第二种形式是：货币—商品—货币。——第195页。

[20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48—656页。——第197页。

[21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17—219页。——第197页。

[21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52—357页。——第198页。

[212]《经济学家杂志》主编莫利纳里向拉法格保证说，如果博利约要反驳，将让拉法格进行答辩，在此以后辩论就将结束。后来莫·布洛克写了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关于一个反批评》（《Le　Capital　de　Karl　Marx，à　propos　d’une　anticritique》）的反驳文章，发表于1884年《经济学家杂志》第10期；拉法格在1884年《经济学家杂志》第11期上发表《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布洛克先生对它的批评》（《Le　Capital　de　Karl　Marx　et　la　critique　de　M．Block》）一文作了答辩。——第198页。

致格奥尔格·亨利希·福尔马尔

慕尼黑

1884年8月13日于英国沃信市

海军操场48号

敬爱的同志： 您的信昨天才从伦敦转到我这里，因此我回信晚了。

您向我提出的问题[213]很难回答，或者只能做否定的回答。今天，在世界上所有的大学里，没有一门科学比经济学被糟蹋得更厉害。任何地方都没有人讲授李嘉图及其学派的那种老的古典经济学，不仅如此，甚至很难找到有人原原本本地讲授庸俗的自由贸易理论，即所谓巴师夏式的曼彻斯特主义。在英国和美国，同在法国和德国一样，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压力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几乎一无例外地都涂上一层讲坛社会主义的博爱主义色彩[20]，而且到处盛行着无批判的、善意的折衷主义，那是一种柔软的、可塑的、粘质状的动物胶，可以捏成任何一种形状，也正因为如此，它是培养钻营之徒的极好培养基，如同真正的动物胶繁殖细菌一模一样。这种使人委靡不振、动摇不定、糊里糊涂的思想方式的影响，至少在德国和一部分在美国的德国人中间，甚至在我们党内，都感觉得到，在我们党的周围极为流行。

在这种情况下，我看不出各种各样高等学校之间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最主要的是，认真自学从重农学派和斯密到李嘉图及其学派的古典经济学，还有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著作，以及马克思的著作，同时要不断地努力得出自己的见解。我认为，您的女朋友会研究原著本身，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为了便于了解经济状况本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了最重要的资料。如何利用各国的官方统计材料，如何判断其中哪些有用，哪些无用，这一点最好是通过研究和比较来掌握。其实自学越深入下去，就越能找到最好的门径，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学了，不过要有个前提，就是从真正古典的书籍学起，而不是从那些最要不得的德国经济学简述读物或这些读物的作者的讲稿学起。

我在这一问题上所能说的，大致就是这些。如果切尔伯格小姐能从中得到于她有益的东西，那我将感到高兴。

我急切地等着帝国国会的选举[139]。致真诚的敬意。

　　您的　弗·恩格斯

[20]讲坛社会主义者　是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的代表，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讲坛社会主义者在大学的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者（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第18、150、200、244．375、412、417、445页。

[139]指1884年10月28日举行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第125、163、165、201、207页。

[213]福尔马尔在1884年8月6日的信中向恩格斯询问，对社会主义感兴趣并打算认真研究社会科学的切尔伯格女士应该进哪个高等学校。——第199页。

致斯·列奥诺维奇

[214]

日内瓦

［草稿］

［1884年8月中于沃信］

同意。——我不得不向您提出的唯一的、但必须遵守的条件是：在全书用德文出版以前，您什么也不要用波兰文发表。在德国，此书将立即被查禁，稍一不慎或过早透露，都会引起德国警方的注意，妨碍德文版的推销，甚至很可能使一大批书被没收。因此，收到此信，务请告知，并答应我：您一定履行这个遗憾的必要条件。

< [214]恩格斯的这封信是对日内瓦的波兰社会民主派的代表玛丽亚·杨科夫斯卡娅-门德尔森（斯·列奥诺维奇）1884年8月12日的信的答复。她请求恩格斯允许将他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用波兰文发表。——第201页。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8月22日于英国沃信市

海军操场48号

（请在地址上 略去布莱顿，以免这里的邮局干蠢事。）

亲爱的考茨基：

你们的来信刚刚收到，到晚了一些，因为信上没有写门牌号码，而这里的邮差又头脑极其简单。

《 贫困》[81]。我手头上现有的稿子已校订完了。除了法语细微的地方（这只有在法国呆过的人才领会得透）有几处小的错误，没有多少可改动的。rapports〔关系〕一词，我大部分不译为Beziehungen，而译为外verhältnis，因为前面这个词太含糊，并且马克思本人总是用rapports来表达德文的Verhältnis，反之亦然。加之，例如在rapports　de　proportionalité〔比例关系〕中，rapports指的是 量方面的，这只能用Verhältnis来表达，因为Beziehungen主要指质方面的意思。我还要写几条注释。我等着你们后面的稿子。有关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的地方，我只有在伦敦才能校阅，因为我还需要看黑格尔的东西。我将尽一切可能把这件事情尽快做完。但在这段时间里，还得整理好《 资本论》第二册，而这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在 这种两相冲突的情况下，理所当然地先搞《资本论》！虽然如此，我将尽力而为。不知你们什么时候非拿到序言不可？对洛贝尔图斯的答复，我分开写，一部分放到《资本论》第二册序言[215]里，另一部分放到《贫困》序言 ［注：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里。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这两本书将同时出，而指责是洛贝尔图斯本人十分明确地提出来的[136]。在《资本论》里我得庄严郑重，而在《贫困》的序言里我可以畅所欲言。

如果你离开苏黎世的话，到这里来确实比到别的地方好，也许巴黎除外。物质问题当然要考虑，特别是现在，你作为一个象样儿的丈夫不能象单身汉那样冒失了。可是，巴黎的生活开支至少要和这里一样高，而对研究来说，英国博物馆是无与伦比的，巴黎图书馆对我们这些人来说，由于使用不便、目录不全等等，根本无法同它相比。希望一切得到顺利解决。

至于我的小册子应该怎么办，你们一定能比我做出更好的判断。你们认为怎样合适，就怎样办吧。[216]但是，我敢打赌，它会遭到查禁的。

我和爱德一样，认为你对倍倍尔太先入为主了。诚然，他最近的来信令人感到，他有点疲惫并想休息。至少应当让他休息一下。但是，即使他暂时离开国会，这是否能使他得到休息呢？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德国是没有人能代替的，应该受到爱护；如果必要，他应当保重自己，以便在决定关头能投入战斗。

我觉得，你对在德国的人，即对群众，也太苛责了。物色接班人的事总是进行得很慢的，多数人都有点象盖泽尔和菲勒克。反社会党人法[23]对这方面害多利少，这当然是不容置疑的。但目前还有这样多被查禁的书籍流入国内，基地还是在建立，一旦又可以自由呼吸，那就会很快得到弥补，也许比没有间断更迅速。

我还要给爱德写信。已经一点了，而邮件两点要走！

你的　弗·恩·

[2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报刊都被查禁，社会主义书刊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该法令的有效期每两三年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令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0、23、28、35、55、102、105、109、125、137、142、144、152、157、160、178、203、215、230、234、238、249、261、289、292、297、309、315、321、325、328、329、332、341、471、493、560、609、639、650、656页。

[81]指的是把马克思用法文写的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译成德文一事。最初是爱·伯恩施坦翻译，后来卡·考茨基也参加了。恩格斯校订了译文，专门给这个版本写了序言，并加了许多注释。该书由狄茨出版社于1885年1月下半月在斯图加特出版。——第73、80、99、136、138、147、150、166、191、202、205、207、211、212、282页。

[136]对马克思的这种诽谤包含在洛贝尔图斯1871年11月29日给鲁·迈耶尔的信和洛贝尔图斯1875年3月14日给约·泽勒尔的信中，见《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的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迈耶尔博士出版》柏林版第1卷第134页（《Briefe　und　Socialpolitische　Aufsätze　von　Dr．Rodbertus-Jagetzow．Herausgegeben　von　Dr．R．Meyer》．Bd．Ⅰ，Berlin，S．134）和《一般政治学杂志》1879年杜宾根版第35卷第219页（《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mte　Staatswissenschaft》．Bd．35，Tübingen，1879，S．219）。——第121、202、204页。

[21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10—25页。——第202、226、228、238页。

[216]考茨基在1884年8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建议在下一期的《新时代》上刊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出版预告，以使德国难于查禁此书。——第203页。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片断］

［1884年8月22日于沃信］

…… ［注：信的开头部分残缺。——编者注］给《资本论》编索引，太好了。但是为什么不等全部书稿整理好时一次编出全书的索引呢？只要我不病倒，目前还看不出会病倒，明年肯定能全部整理出来。《 理论史》也基本上写完了，这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在1860—1862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126]里，正如我好象在这里告诉过你的那样，《剩余价值理论》约占四开纸五百页，其中确实有很多要删去，因为这些后来改写了，但剩下来的还是不少。

拉萨尔在他的《舒尔采-巴师夏》中那样引证洛贝尔图斯，要是引证别人，人家会恨死他。就是说，他在一件小事情上把洛贝尔图斯当作权威或者说当作发现者来引证。当然，可能是《书信》[136]促成了对洛贝尔图斯的崇拜。主要是一些非共产主义者想把一个也是非共产主义者的人抬出来同马克思分庭抗礼，以及这些人糊涂无知。对所有那些徘徊在我们党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发表同情言论但毕竟希望避免违犯警章的人们说来，洛贝尔图斯阁下是求之不得的人物。

《新时代》搬到汉堡去，恐怕仅仅是这个杂志结束的先声。[193]现在谁在汉堡主持这件事，我的确一无所知。

星期二 ［注：8月19日。——编者注］，在沃信这儿发生了革命。救世军的一个狂热分子开的小店铺，遭到袭击，被砸毁了。店老板用手枪打伤了三个人。第二天警察局监狱的窗户被打坏，晚上来了四十个龙骑兵，五十个警察（这个小地方约有一万居民）；街上没有人，而那些以为停留在街上安全无事的资产者，一再遭到无情的杀戮。现在平静了。真是什么样的蠢事都有。救世军的拥护者也好，反对者也好， 双方都是被资产阶级暗中收买的。

你的　弗·恩·

[126]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对这部手稿作了详细的介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页）。《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马克思没有来得及整理出版。恩格斯也没有能够实现把这部手稿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的愿望。1905—1910年卡·考茨基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他对马克思的手稿作了许多删改和变动。1954—1961年按马克思的手稿次序编辑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新版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1962—1964年出版了该书德文新版本。——第111、114、132、134、204、264页。

[136]对马克思的这种诽谤包含在洛贝尔图斯1871年11月29日给鲁·迈耶尔的信和洛贝尔图斯1875年3月14日给约·泽勒尔的信中，见《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的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迈耶尔博士出版》柏林版第1卷第134页（《Briefe　und　Socialpolitische　Aufsätze　von　Dr．Rodbertus-Jagetzow．Herausgegeben　von　Dr．R．Meyer》．Bd．Ⅰ，Berlin，S．134）和《一般政治学杂志》1879年杜宾根版第35卷第219页（《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mte　Staatswissenschaft》．Bd．35，Tübingen，1879，S．219）。——第121、202、204页。

[193]看来是指将《新时代》杂志的出版地点由斯图加特迁往汉堡的方案，这一方案没有实现。——第176、204页。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8月30日于沃信］

来信都收到了。格·阿德勒的小册子 ［注：格·阿德勒《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洛贝尔图斯》。——编者注］已订购，回伦敦时可能见到书。感谢提示。[217]应当痛斥此人。我正在校订《贫困》[81]，希望在这里就把它校订完。哲学部分，许多地方要译成真正的黑格尔用语。

巴霍芬的《关于古代的书信》，不急用。梅里格尔在“母权”方面已经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一点对我来说在这里所以重要，只是就我提出的观点来说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156页脚注。——编者注］

这里有四个音乐家弹奏着不和谐的音乐为俾斯麦作宣传，用连我都完全不懂的莱茵—法兰克方言告诉英国人：他们全心全意效忠，仅仅为你而生，等等，等等；斯特拉斯堡是一个异常美丽的城市。

向爱德问好。

你的　弗·恩·

来信请只寄伦敦。我们于星期二返回。

[205]

[81]指的是把马克思用法文写的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译成德文一事。最初是爱·伯恩施坦翻译，后来卡·考茨基也参加了。恩格斯校订了译文，专门给这个版本写了序言，并加了许多注释。该书由狄茨出版社于1885年1月下半月在斯图加特出版。——第73、80、99、136、138、147、150、166、191、202、205、207、211、212、282页。

[205]1884年8月5日左右，恩格斯去沃信（英国南部海滨）休养，在那里住到9月1日。——第191、193、205、206页。

[217]卡尔·考茨基在1884年6月26日的信中曾提请恩格斯注意下面一件事：格奥尔格·阿德勒在其《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洛贝尔图斯》（《Rodbertus，der　Begründer　des　wissenschaftlichen　Sozialismus》）一书中认为，恩格斯断定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剽窃了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11页脚注）是错误的。——第205页。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9月13—15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我回到这里快两星期了。[205]我不在的时候，艾森加尔滕本来应该把第二卷 ［注：《资本论》。——编者注］整理好的那部分手稿誊清，可是因为天热，有一段时间没有抄，后来抄了一些，虽然抄得很漂亮，但是抄得太慢太少，以致已抄好的稿子是否寄给迈斯纳，我还没有拿定主意，因为我无法很快把后面的稿子陆续寄给他。因此，要很快出版，目前还办不到。我不知道迈斯纳现在会怎么办。我对此倒有点高兴，因为现在我踏实了，用不着仓卒地赶了。

关于翻译我的小册子 ［注：看来是指弗·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一事，你说的很好很对。但拉法格是 怎样翻译的呢？他既不问自己的妻子，也不查词典，一切由他自己干，自作主张：这个德文词相当于那个法文词，而且还以赞赏自己杰作的心情把译稿寄给我。这样干，我自己也干得了。他当然希望马上担负起来，不过我们还得再看一看。至于英译，目前艾威林要干的工作够多的了，他还想翻译我的《发展》。可是有肯付酬的出版商吗？而就他的生活状况来说，他不可能再担负比目前更多的无酬工作了。况且这也不是那么紧急的事。首先我们应当有英文版的《资本论》 ［注：第一卷。——编者注］，而这还需要花很大的心血和劳动。

同巴尔和法比安的论战，以及就交易所税问题同龚贝尔老兄的论战（对后者我总是辨别得出来，不管他是为同他一起经常亲热地下酒馆的海尔布朗的市侩们辩护，还是为别的什么），使我十分开心。[218]你们批驳的巴尔和法比安是德国“学术界”的两个绝妙的典型人物，看到德国“学术界”受到应得的处罚，我总是很高兴。打击巴尔，意在盖泽尔。我特别喜欢你那种打击的手法，突出要点，尖锐锋利。

现在我得中断一下，我还不能伏案久坐。我在海边洗了冷水澡，这对我利少弊多。明天再写吧。

　　9月14日

你们的《贫困》译稿[81]，我在上星期（9月4日）连同注释一起用印刷品挂号给你寄去，你大概已经收到。把我修改的地方同原文对照一下，你们就会看出，有些用语你们理解不正确（个别地方我作了批注），不过，如果没有在那个国家久住过，这也是难免的。

我终于把我收藏的放大照片给那位打算印马克思彩色像的美术家（忘了他的姓名，他的信也找不到了）复制了一张。我明天或后天把它寄给你。

既然我们期待在这次选举[139]中取得重大成就，那末，我们大家都应当尽力帮助做点事情。所以我给你寄去 二十五英镑支票一张，放入选举基金。

左尔格给我寄来了格朗隆德的《合作国家》一书，关于马克思的理论的叙述相当肤浅，但能为市侩所理解；他的主要目的，看来是要拿他的未来的结构（我读起来感到枯燥极了），冒充真正的“德国社会主义”。他不引证马克思，而只是说：“ 象马克思和拉萨尔这样 高尚的犹太人”！嘿！

《今日》在海德门主持下，越来越糟糕。为了使杂志吸引人，不惜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编辑部写信告诉我，10月号将刊登一篇对《资本论》的批判文章 ［注：菲·亨·威克斯蒂德《对〈资本论〉的批判》。——编者注］！！并约我反驳它，被我谢绝了。就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刊物变成了无赖们争论谁拥护社会主义和谁反对社会主义的刊物。

我给你寄去一份《科伦日报》，你从报上可以看到，斯坦利和比利时的列奥波特的人道的文明的国际协会，在非洲都干些什么勾当。[219]至于葡萄牙人和法国人，更不用说我们那些普鲁士的暴徒和刽子手，当他们在那里干起来的时候，会干些什么！而俾斯麦还把殖民诡计[220]当做竞选的妙招。市侩们盲目地大批地上这个当。俾斯麦大概又可以有双重多数供他任意选择：保守党[168]加民族自由党[178]，或者（如果后者又要发牢骚的话）保守党加中央党[167]。对我们来说，这都一样。

我要是还有时间，再给卡尔·考茨基附上几句。

你的　弗·恩·

　　9月15日

没有时间了。卡尔·考茨基只好稍微等一等。

[81]指的是把马克思用法文写的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译成德文一事。最初是爱·伯恩施坦翻译，后来卡·考茨基也参加了。恩格斯校订了译文，专门给这个版本写了序言，并加了许多注释。该书由狄茨出版社于1885年1月下半月在斯图加特出版。——第73、80、99、136、138、147、150、166、191、202、205、207、211、212、282页。

[139]指1884年10月28日举行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第125、163、165、201、207页。

[167]中央党　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于普鲁士议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各个中小邦的天主教僧侣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对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同时又投票赞成它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26—527页）和《今后怎样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8—9页）两篇文章中对中央党做了详细的评价。——第152、208、233、240、369、389、606页。

[168]保守党　是普鲁士容克、军阀、上层官僚和路德派僧侣的政党。它是从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中极右的保皇派党团发展起来的。保守党人的政策充满好战的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精神，其目的是在国内保持封建残余和反动的政治制度。在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以后，在德意志帝国成立后的头几年，保守党是从右边反对俾斯麦政府的反对党，他们担心俾斯麦政府的政策会使普鲁士“溶化”于德国。但是从1866年起就从这个党分出了一个叫“自由保守党”（或者“帝国党”）的党，这个党反映大地主和一部分工业巨头的利益，并且无条件地支持俾斯麦。——第152、160、208页。

[178]指民族自由党。该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由于资产阶级的进步党的分裂而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它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在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彻底形成为大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国内政策愈来愈具有效忠君主的性质，因此民族自由党实际上放弃了它从前提出的自由主义的要求，包括1866年纲领中提出的必需“首先捍卫预算法”的要求。——第160、208、456、467页。

[205]1884年8月5日左右，恩格斯去沃信（英国南部海滨）休养，在那里住到9月1日。——第191、193、205、206页。

[218]1884年9月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6号发表了一篇以《荒唐的胡说》（《Höheres　Blech》）为题的社论，反驳同年8月维也纳《德意志周报》（《Deutsche　Wochenschrift》）刊登的奥地利政论家海·巴尔的一篇吹捧洛贝尔图斯的文章。

1884年4月，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党人亨·威·法比安在《自由思想者》上发表了一篇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的文章。由于没有得到答复，法比安就在《纽约人民报》上再次发表此文。因为第二次是发表在社会主义报纸上，于是爱·伯恩施坦就在1884年9月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6号上发表《异教徒追踪者》（《Ein　Ketzerriecher》）一文对他作了答复。

1884年9月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7号发表了一篇显然是阿伯拉罕·龚贝尔写的文章，题目是《我们怎样对待交易所税？》（《Wie　stellen　wir　uns　zur　Börsensteuer？》）。这篇文章认为社会民主党应该支持俾斯麦的交易所法案。《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对此进行反驳时指出，交易所税仅仅有利于大地主的党。——第207页。

[219]1884年8月30日《科伦日报》第241号发表了一篇题为《施魏因富特教授论刚果》（《Professor　Schweinfurth　über　den　Congo》）的文章，讲的是1876年在布鲁塞尔建立的考察与开化非洲国际协会（1883年改名为“国际刚果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是由比利时国王列奥波特二世建立的，他吸收了探险家亨·摩·斯坦利参加协会的工作。协会的目的是侵占和掠夺刚果河流域地区。从文章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比利时移民在刚果所干的并不是什么慈善事业和科学活动，而是在那里采买奴隶，提倡使用奴隶劳动，包买象牙、棕榈油和其他各种土产。——第208页。

[220]从1884年起，俾斯麦政府走上殖民征服道路。1884年4月，不来梅大商人弗·阿·爱·吕德里茨在西南非的“产业”被置于“德国保护”之下。1884年7月，德国驻突尼斯总领事古斯达夫·纳赫蒂加尔奉帝国政府之命宣布，对主要是汉堡的阿道夫·佛尔曼商行在那里建立了业务的多哥和喀麦隆“实行保护”。这样德国就在非洲霸占了第一块殖民地，并在以后对非洲人的恐怖征战中夺得了德属西南非殖民地。——第208、215页。

致卡尔·考茨基

[221]

苏黎世

1884年9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随信将稿子用印刷品挂号寄还。

你评洛贝尔图斯的文章［注：卡·考茨基《洛贝尔图斯的〈资本〉》。——编者注］，有关经济方面写得很好，但我还是反对你在那些自己明知没有把握的领域下武断的论断，你这样也就把弱点暴露给施拉姆，这个人是很会抓住这些弱点的。

这特别表现在对待“抽象”这个问题上，一般说来，你的确过于贬低“抽象”了。这里的区别在于：

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共同内容概括为它们的最一般的思想表现，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想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内容。

与此相反，洛贝尔图斯给自己制造出一种或多或少是不完备的思想表现，并用这种概念来衡量事物，让事物必须符合这种概念。他寻求事物和社会关系的真正的、永恒的内容，但是它们的内容实质上是易逝的。这样就有了真正的资本。这不是目前的资本，目前的资本只是概念的不完备的体现。他不从目前的、唯一实际存在的资本里面得出资本概念，却为了从今天的资本达到真正的资本，去求助于孤立的人们，询问在他们的生产当中能体现为资本的是什么。当然是单纯的生产资料。这样一来，就干脆把真正的资本和根据不同情况有时是资本有时不是资本的生产资料混在一起。这样一来，资本的一切坏的特性，即一切真实的特性就都从资本中排除掉了。于是他就可以要求真实的资本必须符合这个概念，就是说，它只行使单纯的社会生产资料的职能，抛弃一切使它成为资本的东西，然而它仍旧是资本，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真正的资本。

你对价值也采取了类似的态度。现在的价值是商品生产的价值，但随着商品生产不再存在，价值也就“变了”，就是说，价值本身还存在，只是形式改变了。实际上，经济价值这个为商品生产所特有的范畴，将同商品生产一起消失（见《反杜林论》第252—262页[222]），就象它在商品生产以前并不存在一样。劳动同产品的关系，无论在商品生产以前或以后，都不用价值形式来表现。

幸好，施拉姆在哲学问题上也不高明，而且暴露了自己的弱点，这些弱点你都很好地看出和指出来了。

其次：

（1）施拉姆知道不是产生于——直接或间接地——生产方式的物质利益。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马克思的《批判》序言[223]，在那里叙述得简短明了，只用了二十行字。

（2）洛贝尔图斯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早在他以前很久，英国和法国的空想主义者以及李嘉图以后的以李嘉图价值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派就已经提出来了，而且提得同样好，甚至更好；其中有一些马克思在《贫困》第49—50页上引用了[224]。

（3）马克思讲的鲁滨逊［注：《资本论》第一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93—96页）。——编者注］，是真正的鲁滨逊，即丹尼尔·笛福原书中的鲁滨逊，连次要的情节——从难船上抢救出来的零碎物件等等，都是从原书里取来的。他后来又有了他的星期五，他是一个遭遇船难的商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当时还贩卖奴隶。总之，这是一个真正的“资产者”。

（4）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无论如何还为时太早。要是我，就压缩你的答复的这一部分，并首先引证马克思自己的话：《批判》中上述那一处，其次是《资本论》本身，特别是原始积累[225]，施拉姆在那里也能找到有关母鸡和鸡蛋的材料。

一切资产阶级分子现在都聚集在洛贝尔图斯的周围，这实在是好极了。我们不能指望比这再好的了。

你们的《贫困》译稿[81]，谅你们已经收到。我上一个星期日发出的一封信，内有捐给选举基金的钱，谅爱德也已收到。

杜西请求以后给她寄《社会民主党人报》等，地址是：

伦敦西中央区大罗素街55号艾威林夫人。

你的　弗·恩·

现将倍倍尔的信寄还。

1、2月间我们就在这里等你了。

《今日》变成了真正的“诸家论坛”，就是说变成了谁都可以在上面写文章表示拥护社会主义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杂志。下一期将刊登一篇对《资本论》的批判文章！［注：菲·亨·威克斯蒂德《对〈资本论〉的批判》。——编者注］他们约我反驳这篇文章，他们没有讲作者是谁。但是，我谢绝了。德赖斯代尔博士也在那上面写了篇文章［注：查·罗·德赖斯代尔《国家的治贫措施》。——编者注］，他引用了你的东西；伯罗斯的回信已收到，他打听你。我已采取了必要的办法，但比较慎重，因为我不知道德赖斯代尔有没有你的书［注：卡·考茨基《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编者注］。

[81]指的是把马克思用法文写的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译成德文一事。最初是爱·伯恩施坦翻译，后来卡·考茨基也参加了。恩格斯校订了译文，专门给这个版本写了序言，并加了许多注释。该书由狄茨出版社于1885年1月下半月在斯图加特出版。——第73、80、99、136、138、147、150、166、191、202、205、207、211、212、282页。

[221]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评论了考茨基驳施拉姆的文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卡·奥·施拉姆曾把他的《卡·考茨基和洛贝尔图斯》（《K．Kautsky　und　Rodbertus》）一文的手稿送到《新时代》杂志编辑部发表，他在该文内猛烈攻击以前在该杂志发表的考茨基的一篇文章《洛贝尔图斯的〈资本〉》。施拉姆的文章和考茨基的题为《回答》（《Eine　Replik》）的答辩文章，发表在1884年《新时代》第11期上。——第209、228页。

[22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24—338页。——第210页。

[22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11页。——第210页。

[22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10页。——第210页。

[22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81—832页。——第211页。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4年10月1日于伦敦］

尊敬的施留特尔先生： 校样 ［注：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收到并已寄回，谢谢。我现在只等8—9印张的清样。如果其中没有重大错误，就不需要勘误表了。

洛贝尔图斯的《认识》 ［注：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编者注］，莱比锡的福克出版社预告每册售价四马克二十分尼。这样的价钱或再便宜些，我愿意买一本。

据我所知，马克思有一篇 法文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没有关于保护关税的演说。这篇演说未必适于翻译出来印成单行本，但是，如果爱德想把它作为德文版《贫困》[81]的附录，那倒不错，我可以把自己的一本寄去。

　　尊敬您的　弗·恩·

[81]指的是把马克思用法文写的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译成德文一事。最初是爱·伯恩施坦翻译，后来卡·考茨基也参加了。恩格斯校订了译文，专门给这个版本写了序言，并加了许多注释。该书由狄茨出版社于1885年1月下半月在斯图加特出版。——第73、80、99、136、138、147、150、166、191、202、205、207、211、212、282页。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1884年10月3日)

霍廷根—苏黎世1884年10月3日［于伦敦］

尊敬的施留特尔先生： 全部 ［注：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收到，谢谢。

只是有下列勘误：

第134页正数第8行：Lesellschaft应为Gesellschaft。

　　　 正数第9行：Gebensbedingungen应为Lebensbedingungen。

第144页正数第2行：glatte应为platte。

我的明信片 ［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您大概已经收到。

匆此。

　　忠实于您的　弗·恩·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4年10月11日)

德勒斯顿—普劳恩1884年10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非常抱歉，我直到今天才答复你6月8日和本月3日的来信。

从6月初以来，我只有强忍疼痛，违背医嘱，才能坐到书桌旁写东西。一种连医生们也弄不太清楚的怪病使我行动不便，已经差不多一年半了。我过去那种非常好动的整个生活方式完全被剥夺了，动笔写字尤其困难。只是近十天来，靠了一种器具，我才又稍能比较自由地活动，如果这种器具能试用合适，我想我会很快恢复得差不多。虽然这个病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但它已不大要紧，大概会慢慢好起来的。

不过，虽然我不能执笔，但能口授，已经根据手稿口授了整个《资本论》第二册，并且差不多可以付印。此外，我校订了已经译出的八分之三的英译稿 ［注：《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同时还看了许多其他东西。在这段时间里我做了不少事情。

与此信同时，你会收到我的一本刚出版的著作 ［注：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我希望今天还能把它寄出去。

竞选运动整天在我脑子里打转。对我们力量每三年一次的大检验，是一个具有全欧意义的事件，同它相比，全体皇帝为惊恐所驱使的出动[226]是无足轻重的。我还清楚地记得，1875年我们在选举中的胜利怎样震惊了欧洲，怎样在意大利、法国、瑞士和西班牙把巴枯宁无政府主义驱逐出了舞台。[227]正是现在，很需要再来一次同样的震动。类似莫斯特的可笑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已经超过黎纳尔多·黎纳尔丁尼，堕落得比施因德汉斯都不如，他们至少在欧洲将会遭到同样致命的打击，从而省去我们不少力气。在各种宗派都存在特别久的美国，那时他们便会慢慢地灭亡，——卡尔·海因岑在欧洲早已被人遗忘以后，在美国还活动了二十五年。正在取得重大进展的外地法国人将受到很大鼓舞，巴黎的群众则将受到又一次推动而不再做极左派的尾巴。在改革法案[228]给工人带来新的力量的英国这里，这一推动将适逢即将来临的1885年选举，并将为社会民主联盟[229]——完全是由文人、旧宗派残余和多愁善感的公众三者组成的——提供 真正成为一个政党的机会。在美国正是缺少一个这样的事件，来使得讲英语的工人最终明白：只要他们肯利用，他们手中握有何等强大的力量。而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这将给予依然顽梗地传播甚盛的无政府主义空谈以新的打击。一句话，你们的胜利会在各地（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从西西里到瑞典）产生影响。

但新的“党团”将是什么样的呢？在有希望当选的新候选人中，有很多我根本不认识，而大多数“有教养的人”给我的印象是很不好的。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23]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受了资产阶级熏染的社会主义者，很容易讨好选民和满足自己出风头的欲望。在比较落后的选区提名和选出这种人，那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也会钻进理应选出优秀代表的老选区，并从那些应当较清楚地明白这一点的人们中获得支持。这个党团将是什么样的，我不清楚，更不清楚的是它将做些什么。无产阶级阵营和资产阶级阵营的划分越来越明显，如果资产阶级阵营竟敢夺取多数选票来制胜无产阶级阵营，那这就会挑起分裂。我认为必须注意到这种可能性。如果 他们挑起分裂，这倒不是坏事，不过他们还得喝点酒壮壮胆才敢这样干。我仍然坚持这样一种看法：只要反社会党人法还有效，我们就不应挑起分裂。如果分裂还是发生，那就迎上去，我就跟你一起投入战斗。

殖民诡计[220]没有得逞，我很高兴。这是俾斯麦打出的最大的一张王牌，它很好地算计到市侩们的心理，使他们抱着虚幻的希望，而费用却惊人地庞大，并要很长时期才能得到补偿。俾斯麦及其殖民地使我想起最后那个癫狂的贝恩堡公爵 ［注：亚历山大-卡尔。——编者注］（真正的白痴）在四十年代初说过的一句话：“我也想拥有一条铁路，虽然它要花费我 一千塔勒。”修一条铁路花一千塔勒算得什么呢？俾斯麦及其市侩伙伴们关于殖民预算就是这样想的。我认为俾斯麦这一次是够愚蠢的，竟相信吕德里茨和佛尔曼会负担费用。

顺便谈一谈俾斯麦。我们的一位朋友在一次工程师的集会上碰到了俾斯麦在瓦尔岑造纸厂的合伙人（贝伦斯），此人向他谈了很多关于俾斯麦蛮横无礼的事。这个道地的普鲁士容克在交际场合才例外地勉强遵守礼节，而在其他一切场合则粗暴无礼，毫无克制。这一点你们当然也知道。一个工厂视察员在回答他的询问时，说自己的薪金是一千塔勒，他说：“那就是说，您是靠贿赂过活。”可是很有意思的是：俾斯麦曾对这位贝伦斯说，在国会中唯一称得上演说家并且大家总是倾耳细听其演说的，就是奥古斯特·倍倍尔。

你越常常写信告诉我德国的情况，特别是工业发展的情况，就越好。我不总是详细地给你写回信，是因为我只注意你讲的，何况我认为你讲的情况是唯一绝对可信的。一般说来，德国的工业仍然和从前一样：它生产的物品，在英国人看来数量太少，在法国人看来质量低劣，但毕竟是大规模地生产。它能够维持的原因仍然是：（1）抄袭外国的式样，（2）把真正的剩余价值赠给买主（唯有如此，它才有竞争能力），用压低工资的办法来榨取过头的剩余价值（唯有如此，它才能够维持）。但是，这样一来，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除了在个别地方处于停滞状态（那些地方对非正常工资已习以为常），在多数地方正在尖锐化，因为工资的压低有增无已。不管怎样，从1848年起在德国发生工业革命，这个革命还在使资产者先生们不得不好好想一想。就此祝你健康。

　　你的　老弗·恩·

[2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报刊都被查禁，社会主义书刊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该法令的有效期每两三年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令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0、23、28、35、55、102、105、109、125、137、142、144、152、157、160、178、203、215、230、234、238、249、261、289、292、297、309、315、321、325、328、329、332、341、471、493、560、609、639、650、656页。

[220]从1884年起，俾斯麦政府走上殖民征服道路。1884年4月，不来梅大商人弗·阿·爱·吕德里茨在西南非的“产业”被置于“德国保护”之下。1884年7月，德国驻突尼斯总领事古斯达夫·纳赫蒂加尔奉帝国政府之命宣布，对主要是汉堡的阿道夫·佛尔曼商行在那里建立了业务的多哥和喀麦隆“实行保护”。这样德国就在非洲霸占了第一块殖民地，并在以后对非洲人的恐怖征战中夺得了德属西南非殖民地。——第208、215页。

[226]1884年9月15—17日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三国皇帝以及他们的外交大臣在斯克尔尼维策举行了会谈。结果是俄国和德国签订了如下的条约：在一方遭到进攻时，另一方保持友好的中立。——第214页。　　[227]看来恩格斯指的是1874年1月10日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选举结果在欧洲所造成的影响。在这次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有六名该党提出的候选人当选（其中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他们得到的票数远远超过了1871年的选举。——第214页。

[228]1884年英国在农村地区的群众运动压力下，实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经过这次改革，小农场主和部分农业工人也得到了选举权；1885年11—12月，根据新选举法进行第一次选举。——第215、292、345页。

[229]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见注67）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见注266）。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第215、224、242、255、368、500、523、559、563、568、612、626、634、644、648、665页。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10月13日［于伦敦］

匆匆奉告。我把h、tz以及删去的外文字恢复以后，将校样退给了狄茨。[230]我写信告诉了狄茨，说你们 ［注：卡·考茨基和爱·伯恩施坦。——编者注］提出了抗议，我也同意你们的抗议，并且上述还原的地方是我跟你们商量好了改的。我不允许别人把一种正字法强加给我，就象不允许强加给我一个妻子一样，因此，如果不按我所要求的修改，那末，（1）我要求删去我的全部注释，（2）我不交序言 ［注：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我决不能在自己的著作中有两种正字法。

你们真的不愿意在扉页上写明你们译者的名字吗？扉页上无论如何应该是这样的：我只作为注释和序言的作者出现，如果你们不坚持要特别指出校订者的话，在我这一方面认为这是完全多余的。

为了这种蠢事，我又费了一整天的时间。而且正是在竞选运动最紧张的时候！

　　你们的　弗·恩·

[230]指的是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德文版（见注81）。该书收入了马克思《论蒲鲁东》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8—36页）作为他的代序，此外还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论述英国社会主义者约翰·格雷的理论的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3—76页）和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44—459页）的德译文作为附录收入。《哲学的贫困》德文版于1885年1月下半月在斯图加特出版。

《新时代》杂志曾一度采用布·盖泽尔建议的特殊正字法印刷。——第217、220、222、223、225、233页。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4年10月15日于伦敦

老朋友： 昨天给你寄去了我那本关于家庭等起源的小书，今天又邮汇去了五英镑。希望你同时都收到。

你说倍倍尔在夏天看望过你，我听了很高兴。你对他的看法同我完全一样，他是整个德国党内头脑最清楚的人，而且绝对可靠，从不茫然失措。特别难得的是：他那杰出的演说家的才能是一切市侩都公认的，而且是心悦诚服的，甚至俾斯麦都曾对他的造纸厂合伙人贝伦斯说过，倍倍尔是整个国会中独一无二的演说家，可是这个才能丝毫没有使他变得浅薄。这是从狄摩西尼以来未曾有过的。所有其他的演说家都是浅薄的。

你不必为我的健康担心。我的病是局部的，虽然有时令人厌烦，但是对整个健康毫无影响，而且决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它最坏不过使我不适于服兵役，但是也许过几年我还能够骑马。四个月以来，我不能动笔，但是我口授并几乎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册，还校订了第一册的英译文（校订了已译完的那部分，即全书的八分之三）。另外，我现在找到了一种办法。它使我多少能够活动，但愿不久会有进一步的好转。不幸的倒是，自从我们失掉了马克思之后，我必须代替他。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象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更猛烈的狂风暴雨时期来到时，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象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打中要害。诚然，在风平浪静的时期，有时事件证实正确的是我，而不是马克思，但是在革命的时期，他的判断几乎是没有错误的。

马克思的小女儿 ［注：爱琳娜。——编者注］嫁给了一位很可爱的爱尔兰人艾威林博士。他们每个星期天都到我这里来。另一个女儿 ［注：劳拉·拉法格。——编者注］，你认识她，现在也在我这里，她向你衷心问好。她还常常很高兴地谈起在日内瓦跟你一起度过的那一天的情景。

希望你的健康状况继续好转，如果你再出什么事，要立即告诉我。上一次我很长时间什么也不知道。下次你可不能再这样干了。

你的信件和其他材料，等我能清理文稿时就立即给你找。[86]从5月起，我的身体不能做这件事，而现在又要处理那么多急迫的工作，这件事也无从考虑。需要彻底清理的东西有六大箱以上，甚至书籍也还没有整理到我可以随手拿来充分使用的程度。

好吧，祝你健康，而刚毅你本来就是足够的，请接受我的衷心问候。

　　你的　老弗·恩格斯

波克罕向你问好，他一星期以前给我来过信。他的情况还是原来那样，没有变化。

[86]贝克尔在1883年11月23日的信中，请恩格斯提醒劳拉·拉法格：她曾当着马克思的面并在马克思的同意下，答应把贝克尔在1848—1849年期间为马克思写《福格特先生》这一小册子而寄给马克思的信件还给贝克尔。后来贝克尔还请恩格斯再找一找他当时寄给马克思的其他一些材料。——第75、107、165、219、325页。

致卡尔·考茨基(1884年10月15日)

苏黎世1884年10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我的明信片，你大概已经收到。 ［注：见本卷第217—218页。——编者注］我尽可能明天就动手写序言 ［注：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天天都有事打扰我，例如今天就写了一整天的信，而我还不能伏案太久。不过，我只要一动手，两三天也就弄出来了。

这么说，盖泽尔是这种出色的正字法的发明家！[230]又立了功！老实说，我不急于给《新时代》寄稿子，多多少少是由于害怕这个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请告诉我，狄茨出版的其他 书籍，是否也必须采用这套妙法。倍倍尔的《妇女》就没有采用。万一我要答复狄茨，知道这一点，对我是重要的。

既然我已向狄茨那样坚决地抗议盖泽尔那一套，那末现在《新时代》要刊载序言，我也不能向他屈服。其他方面我当然没有什么反对的。

告诉爱德：韦纳来信说，那个人没有以我们的人的名义 要求寄钱，韦纳是自愿把钱寄去的；可是那个人说，我们的人会把钱 接受下来。这反正都是一样。

洛贝尔图斯的《信贷需要》 ［注：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论现今大地产信贷需要的原因和补救办法》。——编者注］，我也没有看过[231]，但那里面讲的只会是本来大家都知道的东西：抵押不得撤回，不得用资本形式归还，而只应赋予“租”权，即要求定期付利息的权利；如果没有付息，产业可以被拍卖；抵押债权人不能有其他要求。这就是洛贝尔图斯的“租的原则”，它应当能使容克每年按资产阶级方式生产五千塔勒，按贵族方式花费一万塔勒，而仍不破产。怎样做到这一点，还是一个秘密。当我读到施拉姆 ［注：卡·奥·施拉姆《卡·考茨基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怎样想从这里面看出某种伟大思想的时候，我不禁哑然失笑。

马克思的照片今天已寄给曼茨。 ［注：见本卷第207页。——编者注］他希望知道是什么颜色。这你能帮他的忙。马克思那种黝黑的脸色，只有南欧人才可能有，面颊并不太红润（你见到马克思的时候，他的脸色已经病得很黄了，那是不正常的）；乌黑的上髭略带斑白，但除个别几根褪色的以外，没有一点褐色；头发和颔下胡须则是雪白雪白的。这张像是经过修描的放大的照片，象极了。曼茨将通过瑞士邮局收到它。

《起源》一书除要译成波兰文外，维·查苏利奇提出要译成俄文，伯尔尼的一个法科大学生安德尔富伦（是梅林根人）提出要译成意大利文。你们对这个人是否有所了解？教他意大利语和社会主义的切里奥利博士愿意校阅译文。

我昨天给你和爱德寄去了书 ［注：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已经向世界各地分送了三十多本。我也给《今日》杂志和《正义报》寄去了，其他一些供写书评使用的，恐怕要你们费心了。你和爱德为这本书出了很多力，我非常感激。

你的　弗·恩·

你的Herkommen ［注：双关语：《Herkommen》一词有“来临”和“起源”两个意思。——编者注］怎么样了？我指的不是origo〔起源〕，而是adventus〔来临〕。

[230]指的是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德文版（见注81）。该书收入了马克思《论蒲鲁东》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8—36页）作为他的代序，此外还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论述英国社会主义者约翰·格雷的理论的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3—76页）和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44—459页）的德译文作为附录收入。《哲学的贫困》德文版于1885年1月下半月在斯图加特出版。

《新时代》杂志曾一度采用布·盖泽尔建议的特殊正字法印刷。——第217、220、222、223、225、233页。

[231]考茨基在1884年10月11日的信中感谢恩格斯对他的文章寄去的意见（见本卷第209—211页），并告诉恩格斯他打算读一下洛贝尔图斯论述信贷需要的那本书。——第221页。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10月17日［于伦敦］

狄茨来信说，正字法改了[230]：“在寄送稿子的时候，只要考茨基提一下，您和我就省得修改了。”直到排好整整三个印张我们还蒙在鼓里（大概不怪狄茨），这他只字未提。

巴霍芬老头还活着吗？他还在巴塞尔吗？我想题赠一本给他。

序言 ［注：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在准备阶段，即我正对《认识》 ［注：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编者注］全书再作一次仔细研究。这得花点力气，因为只有经过十分详细的分析，才能了解那里所宣扬的是多么荒唐的谬论；这些胡言乱语简直把两三个即使不是新的、但至少是正确的、对德国说来很值得夸耀的见解都淹没了。在这方面，《资本论》第二册是会把 很多东西说清楚的。

向爱德问好。

你的　弗·恩·

[230]指的是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德文版（见注81）。该书收入了马克思《论蒲鲁东》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8—36页）作为他的代序，此外还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论述英国社会主义者约翰·格雷的理论的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3—76页）和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44—459页）的德译文作为附录收入。《哲学的贫困》德文版于1885年1月下半月在斯图加特出版。

《新时代》杂志曾一度采用布·盖泽尔建议的特殊正字法印刷。——第217、220、222、223、225、233页。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10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贫困》第49—96页的校样和译稿[230]，已经 用印刷品挂号给你寄去。我只是草草地看了一遍，没有能同稿子核对。请你们那里尽快校一遍。我请狄茨把其余的校样寄给你们，给我只寄 序言 ［注：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校样。看校样又占去了我最好的工作时间，要不我今天就动手写序言了。明天要动笔。我想，先发我的序言 ［注：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然后再发马克思登在旧《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文章[109]，作为 他的代序。

我正要向你们打听农涅的情况，因为拉法格夫人想了解一下她的这个形迹可疑的邻居。恰好巴黎报纸上登出了《处决》一文。大家都很奇怪，普鲁士人竟肯花钱雇用这么一个蠢货。

[232]

刚才《今日》的乔因斯到我这里来过。他们不久前才决定用英文出版《发展》 ［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而我早就把翻译权给了艾威林。但是艾威林不合他们的心意，因为他和海德门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头。于是他们想强使我接受不懂德文而准备从法文翻译的肖伯纳。但是我拒绝了，让乔因斯去找艾威林，艾威林一般说来越来越使我中意。文人间的这些小小的倾轧构成这里运动内部事情的大部分。他们其他方面也很糟糕。上星期二，拉法格夫人参加了社会民主联盟[229]委员会的会议；会上为了一件小事争吵了起来，而且吵得很厉害，一片互相指责“说谎该死”的叫喊声。那个场面，可想而知。我所信赖的人只有巴克斯和艾威林，他们两个都非常正派、聪明和诚恳，虽然还需要别人大力帮助。至于其他人，据我能判断的，我认为都很不高明。

我现在对蒙森先生也了如指掌。他在自己的《罗马研究》一书中关于enuptio　gentis〔在血族以外结婚的权利〕说了一大堆胡言乱语，我研究了这个问题，并摘录了一切需要的段落。[233]如果蒙森学派想在罗马史问题上跟我为难（这 在形式上是很可能的，在实质上却是办不到的），那我能够自卫。

希尔施给我寄来了《法兰克福报》，上面载有一篇关于里别尔特的《家庭史》的评论。这本书明显地无耻地剽窃了摩尔根和巴霍芬的著作，再用其他容易找到的资料作了一些补充。

向爱德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你发表在《法兰克福报》上的评论，我也还没有见到，你还有这篇文章吗？我会把它寄还的。

[109]指马克思应《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请求而于1865年1月24日写的《论蒲鲁东》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8—36页）。恩格斯打算把这篇文章整个加到当时劳拉·拉法格准备出版的《哲学的贫困》法文第二版序言里去。1885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哲学的贫困》德文版中收了这篇文章，作为马克思的代序。——第99、111、223页。

[229]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见注67）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见注266）。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第215、224、242、255、368、500、523、559、563、568、612、626、634、644、648、665页。

[230]指的是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德文版（见注81）。该书收入了马克思《论蒲鲁东》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8—36页）作为他的代序，此外还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论述英国社会主义者约翰·格雷的理论的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3—76页）和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44—459页）的德译文作为附录收入。《哲学的贫困》德文版于1885年1月下半月在斯图加特出版。

《新时代》杂志曾一度采用布·盖泽尔建议的特殊正字法印刷。——第217、220、222、223、225、233页。

[232]1884年10月18日的巴黎《人民呼声报》第356号上发表了一则题为《处决奸细》（《Exécution　d’un　agent　provocateur》）的简讯。据该简讯报道，侨居巴黎的汉诺威人亨利希·农涅，由于被揭露是普鲁士的奸细和警探而被开除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第223页。

[233]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就这个问题对蒙森进行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140—144页）。——第224页。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10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暂且放下我的序言 ［注：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通知你：

（1）马克思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随信用印刷品挂号给你寄去。这是好容易从一家旧书商那里找到的孤本，用后务必还我；

（2）我认为，应当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论述 蒲鲁东和洛贝尔图斯的鼻祖约翰·格雷的地方，即从第61页“劳动时间……的学说”那句话开始，到第64页这一节末，作为附录印在《贫困》[230]的后面。请你把这几页马上寄到斯图加特，我在序言中要提到这个附录。这样我们就 完全摆脱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整个这一方面，从而也就回击了洛贝尔图斯的乌托邦；还有不足之处，我在序言中补上。

《自由贸易》是不是也作为附录收进去，请你们酌定。我实在想不出把这篇东西放在哪里好，我又不认为这篇东西出单行本会起什么作用，——这一点你们能比我作出更好的判断。

要是狄茨对关于格雷的附录提出异议，那也可以把它印在序言和（旧）《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论蒲鲁东》一文的后面。但是必须把它收进去，这一点你们自己会明白。

　　你们的　弗·恩·

[230]指的是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德文版（见注81）。该书收入了马克思《论蒲鲁东》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8—36页）作为他的代序，此外还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论述英国社会主义者约翰·格雷的理论的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3—76页）和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44—459页）的德译文作为附录收入。《哲学的贫困》德文版于1885年1月下半月在斯图加特出版。

《新时代》杂志曾一度采用布·盖泽尔建议的特殊正字法印刷。——第217、220、222、223、225、233页。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10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寄去序言 ［注：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如果你们把《自由贸易》 ［注：卡·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编者注］也作为附录，那就请把最后一页的补充加上去，不然的话就改一改这个补充。

与此同时，我把肖莱马捐给选举基金的一英镑邮汇给你。你们大概已经知道，肖莱马在达姆斯塔德遭到迫害。在夫赖堡逮捕豪格时，发现了一份寄给他兄弟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因此被抄家，抄出了肖莱马辛辣地嘲讽俾斯麦的信件，接着又在他母亲那里和赫希斯特搜查他，他当时刚好在赫希斯特。为了不给母亲增添无谓的烦恼，他离开了。在达姆斯塔德，这件事引起很大的轰动。

按照倍倍尔的委托，我给舒马赫寄去了一些关于里廷豪森在1848年活动的资料。

我这篇序言，很抱歉，写得太长，但还没有把洛贝尔图斯先生的问题谈完。在《资本论》第二册序言中再谈他对剩余价值的“发现”。[215]可笑的是，李嘉图在德国竟被忘得一干二净！

向卡尔·考茨基问好。

你的　弗·恩·

要是狄茨把序言的校样和稿子寄给你们，请转寄给我。

[21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10—25页。——第202、226、228、238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4年10月29日)

德勒斯顿—普劳恩1884年10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你的电报六点多钟收到，大家欢腾。[234]我立即向本市和外地寄出一些明信片，告知电报的内容，也给巴黎写了信，那里先到的消息总是混乱不清和自相矛盾的。十分感谢，你在选举的百忙当中没有忘记我。我把电报的内容也告诉了此地的协会[118]。

结果出乎我的意料。最终能获得多少席位，现在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必不可少的十五个席位是有把握的[235]，而主要的是选举表明，运动正以迅速而又坚定的步伐向前发展，席卷一个又一个选区，削弱着其他政党在这些选区的阵地。我们的工人真是好样的！他们不顾政府和资产阶级的一切诡计、威胁和暴力，夺回一个又一个阵地，表现得那么顽强，那么坚决，主要的是，又那么达观！德国极其需要重新受到世界的尊重；俾斯麦和毛奇能够做到使人畏惧德国；只有我们的无产者才能得到真正的尊重，即得到那种只有自由而又纪律严明的人们才当之无愧的尊重。

这对欧洲和美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法国，我预期我们的党将会因此而有新的发展。那里人们仍然还没有消除公社失败的后果。公社对欧洲的影响非常大，使法国无产阶级也倒退得非常远。掌握政权三个月，而且是在巴黎，并没有使世界翻转过来，却由于自身的无能覆灭了（现在人们这样片面地评论公社）——这难道不是证明党没有生命力吗？这就是人们的通常的说法。他们不了解，公社是 旧的、法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的坟墓，而同时对法国来说又是新的国际共产主义的摇篮。德国的胜利也将帮助国际共产主义牢牢地站稳脚跟。拉法格夫人也持同样的看法。她现在在这里，并向你衷心问好。

这个消息对美国讲英语的无产阶级也将产生同样大的影响。

挂号信和我前天寄出的明信片，谅你已经收到。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你自己在你的那些没有把握的选区中能否通得过。[236]在大量新人必定进入党团的情况下，你在开始时就在里面是绝对必要的，免得你以后遇到未经你参与而造成的事实。我知道，你的身体也不很好，为了党的事业，你无论如何应该保重自己，准备迎接更关键的时刻。而这还是可以安排好的。

我本来打算在信中再给你谈谈洛贝尔图斯的诳语，不过今天晚上不行了。施拉姆已受到了卡·考茨基的反驳。[221]在《贫困》序言 ［注：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注］中，我把我们同洛贝尔图斯之间的关系已经谈清楚了，我认为这足够了，而在《资本论》第二册序言中我可以更彻底地批驳。[215]不过，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在这之前再批驳一次。

关于此事，日内将写信详谈。

你的　弗·恩·

[118]指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建立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共产主义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05、130、227、284、635页。

[21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10—25页。——第202、226、228、238页。

[221]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评论了考茨基驳施拉姆的文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卡·奥·施拉姆曾把他的《卡·考茨基和洛贝尔图斯》（《K．Kautsky　und　Rodbertus》）一文的手稿送到《新时代》杂志编辑部发表，他在该文内猛烈攻击以前在该杂志发表的考茨基的一篇文章《洛贝尔图斯的〈资本〉》。施拉姆的文章和考茨基的题为《回答》（《Eine　Replik》）的答辩文章，发表在1884年《新时代》第11期上。——第209、228页。

[234]在1884年10月28日举行的帝国国会选举以及随后于11月初举行的重选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共得24个席位（上届选举得13个席位），549990票（比1881年多238029票）。

倍倍尔于1884年10月29日打电报把28日的选举结果告诉恩格斯。——第227、233、238页。

[235]选举的结果使社会民主党党团第一次获得了提出法案的权利，因为按照帝国国会议事规程，享有这种权利的党团，至少须由十五名议员组成。——第227、234页。

[236]倍倍尔在汉堡第一选区被选入帝国国会（得12282票），在其他三个选区落选。这三个选区是：德勒斯顿（基本选举得8620票，重选得11106票）、莱比锡（得9676票）、科伦（得4151票）。——第228页。

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11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从你最近的一封信到今天，中间进行了选举，就是说五年了[237]。所以我只是提它一下。

附去李卜克内西的信，真是独特之见。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你从伦敦编《新时代》就不会象从苏黎世那样编得好。为什么你在伦敦就会无助于德国党，这也令人不解。不过，这封信并没有证明，李卜克内西下一次在另一种环境和另一种心情影响下不会想出和写出截然不同的意见来。他在奥芬巴赫只获得一半胜利（重选结果我们这里还不知道）[238]，这一点大概会使他深思。关于斯图加特“攻不下的”阵地的一段话妙极了。这使我想起一个法国革命军军士向他的赤脚战士们转述人民代表的讲话的故事，他说：“代表说了，有铁和面包就能够一直走到中国。可是，他没有谈到 靴子”。要是没有警察的话，是攻不下的！

我写信给狄茨，要他把 尚未拼版的序言 ［注：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编者著]校样给我寄来，需要作一些修改。在这种事情上，要不想让人家在一个不妥当或不确切的词句上抓住你，在表达上多么慎重都不过分。

选举将在整个欧洲和美国引起反响。这真是胜利日！《科伦日报》承认我们得了七十五万票，它在投过倍倍尔票的四千科伦选民面前低声下气，乞求他们的重选选票。《科伦日报》对我来说比其他报纸更重要，因为莱茵的资产者仍然是德国最发展的资产者，而这家报纸反映他们的看法。因此，这种一反常态的表现，这种对新生力量的刮目相待，就更值得注意。

这可真是好极了。一个紧密团结的工人政党，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作为一支真正的政治力量出现，它是在极其严酷的迫害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势不可挡地夺取一个又一个阵地。它在欧洲市侩习气最浓、为胜利而陶醉最厉害的国家中，却没有沾染任何的市侩习气和沙文主义。这支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对政府和旧的统治阶级来说，是不可理解和不可思议的，正如基督教狂潮的汹涌，对覆灭中的罗马帝国的当权者来说，是不可思议和不可理解的一样。这支力量和当年的基督教一样，满怀信心、势不可挡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它是那样地有信心，以至现在就可以精确地算出它的加速度方程式，从而推算出它最终胜利的时刻。反社会党人法[23]没有把它镇压下去，反而促使它前进，俾斯麦的社会改革[239]只是被它踩在脚下，最后一招是企图挑动它进行为时过早的暴动，以便一举击溃它，这除了令人不禁失笑，不会引起别的。

你看看多有趣。正是德国的工业落后，特别促进我们事业的胜利。英国和法国向大工业的过渡大体已经完成。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现在已经稳定；农业区和工业区，大工业和家庭工业已经分离，并且按现代工业一般容许的程度固定下来了。甚至每隔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引起的波动，也已成为习以为常的生存条件。工业变革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或直接社会主义运动（那时还不成熟）遭到了失败，遗留下来的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沮丧；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显得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再要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就需要新的更强大的推动力，例如，英国失去它目前在世界市场上的统治地位或者法国发生某种特别的革命事件。

相反，德国大工业的发展在1848年才开始，这是那一年最可观的遗产。工业变革仍然在继续，而且是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继续着。以小块自由地产或租佃地产支撑的家庭工业，仍然在同机器和蒸汽竞争；濒于毁灭的小农抓住家庭工业作为最后救命的铁锚；但是，刚刚被卷入工业，它又被机器和蒸汽压下去。农业的辅助收入，自己种的马铃薯，成为资本家压低工资最有力的工具；资本家现在把全部正常的剩余价值赠送给外国买主，只靠这种办法才在世界市场上保持住竞争能力，他自己的全部利润则通过降低正常工资来榨取。同时，由于大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中心的整个生活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样，整个德国（也许只有容克的东北地区除外）都卷入社会革命，小农被拉入工业，最守旧的地区也被卷进这个运动，因而整个德国的革命化比英国或法国彻底得多。而这场最终导致剥夺小农和手工业者的社会革命，又正是发生在这样的时候：一个德国人——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总结了英国和法国的整个实践和理论发展史的成果，揭示了全部本质，从而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最终的历史命运，这就给德国无产阶级提供了它的先驱者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来没有过的纲领。一方面是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是人们更加心明眼亮，——这就是德国工人运动势不可挡地发展的奥秘。

我还想给爱德写封信，但是已经太晚了。彭普斯又带小孩来了，我得跟孩子玩一会儿。五点钟艾威林和杜西要来，七点钟莫利斯将有要事同我商量。因此爱德暂且只好满足于我的问候了。

你的　弗·恩·

[2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报刊都被查禁，社会主义书刊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该法令的有效期每两三年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令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0、23、28、35、55、102、105、109、125、137、142、144、152、157、160、178、203、215、230、234、238、249、261、289、292、297、309、315、321、325、328、329、332、341、471、493、560、609、639、650、656页。

[237]这里好象暗指尽管有反社会党人法（见注23）的迫害，德国社会民主党仍在1884年10月28日选举（见注234）中取得了成功。同1878年7月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以前举行的最后一次选举相比，社会民主党增加了将近113000票。——第229页。

[238]威·李卜克内西在奥芬巴赫的基本选举中得6950票，在重选中以10505票当选。——第229页。

[239]俾斯麦的社会改革是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德国统治阶级破坏革命工人运动的一个手段。俾斯麦由于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最初几年中未能用恐怖手段把社会民主党消灭，于是又在1881年底除恐怖手段外又采取收买手段，即鞭子加糖果，企图用这个办法来达到目的。他指望借助于1881年11月17日在一篇皇帝谕告里宣布的社会政治改革（关于伤亡、疾病、年老、残废的社会保险法），在工人阶级中间孤立社会民主党，分裂党，阻挠反对军国主义、争取民主的广泛的人民运动。俾斯麦通过所宣布的这些社会措施来收买工人阶级的企图未能得逞。——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