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6年10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我带着多少有些奇怪的心情读完了你三页深思熟虑的议论，我所以感到奇怪，是因为不知道你这样做的用意何在。当我终于弄清了问题的实质，了解到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根本用不着说明的你的结婚一事时，我禁不住笑了起来。如果所有无产者都这样瞻前顾后，那末无产阶级就要断子绝孙了，或者只有依靠非婚生子女才能蕃衍后代，而这种方式，作为一种大量现象，我们也许只有在已经不存在任何无产阶级的时候才能谈得上。因此，我衷心祝贺你终于克服了重重疑虑而自由地进行恋爱。你会发现，在困难的时刻，两个人在一起要比一个人好过些；我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有时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体验到了这一点，而且从来没有后悔过。请向你的新娘 ［注：雷吉娜·沙特奈尔。——编者注］转达我最衷心的问候，并望你拔起双腿赶快跳进新房。
但是，现在已经四点钟了，而信必须在五点半以前发出。因此，现在来谈正题吧。
老贝克尔到这里来过，关于他必须把他的回忆和经历写出来的问题，我们谈得很多。我本人，据他说还有其他一些人，曾不止一次地鼓励他做这件事，但是他怎能做到这一点呢？为了维持生活，他给施奈贝尔格办的维也纳的《通讯》写稿，每星期挣二十五法郎，为此他必须辛辛苦苦地收集材料。这把他的精力和衰弱的视力消耗净尽，使他不能再做任何事情。这就是说，首先应该使他能够生活下去，并能够把他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写回忆录。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万-科尔每月给他二十五法郎，还有他的一个朋友每月也给他这样一个数目。共计一年是六百法郎。我答应每个季度一定给他寄五英镑，即一百二十五法郎。总共是一千一百法郎。其余的数目，只要党有力量，我认为，应该由党来负担，而据李卜克内西说，党是有这种力量的。实际上，党甚至有责任用自己的抚恤基金负担这位老战士的全部生活费用。但是，我认为，所差的几百法郎在生活宽裕的党员中间筹集是不难凑齐的，这样，党本身就只起一个定期付出这笔款子的中间人的作用。
回忆录本身对“人民书店” ［注：社会民主党在苏黎世的出版社。——编者注］来说会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出版物，对我们党成立前的历史（1827—1860年的革命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从五十年代到现在）来说会是一部新的文献资料；没有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能够忽视这部文献的。而且这会是一本——根据几年前发表在《新世界》上的一些片断来看[397]——出色的和生动的真正人民读物。这件事他着手得越快越好，因为他已经是七十七岁的人了，有时他的唠叨劲会超过他分辨重要与不重要的能力——这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趋势。
昨天我写信给奥古斯特 ［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谈了这件事。我本想先写信给你，听听你们从出版社的角度对这件事的意见。但是，因为他不久就要去坐牢[490]，所以不能错过时机。我自己认为这件事情是十分重要的。由一个 三十年代运动的参加者，而且是 唯一的一个持 我们观点的参加者来描述这些事件，是绝对必要的，它将使1827—1840年这一整个时期得到新的阐明。如果贝克尔不做这件事，这些岁月所发生的事件就将永远被人遗忘，或者是由敌视我们的人民党[144]的人或其他的庸俗民主派来描述这些事件，而这是不会为我们服务的。现在有一个永远不会再出现的好机会，我认为错过这个机会就是一种犯罪行为。
我写信给奥古斯特说，关于需要补助多少钱和关于出版条件的细节，最好是（如果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的话）通过你同贝克尔亲自谈妥。在这里我还要指出一点（在给奥古斯特的信中我暂时并不认为有必要提到它），就是这笔钱应当干脆看作是抚恤金，而不是稿费支出。有些“领袖们”可能会要求作为稿费支出，但这是对一位老战士吝啬的表现。因此，我还建议，这项补助尽量通过私人捐助来筹集。这样一来，那种要求便自然不能成立。
如果一切办妥，你要同贝克尔洽谈书的出版问题，那你可以不去考虑他关于书的销售等等、关于计划等等的意见。对于组织销售被查禁的书籍，他还是四十年代的那一套旧观念，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以大生产的方式来办理的。
总之，请你考虑一下这件事，并把意见告诉我。
保加利亚人目前的确表现得出人意料地好，如果他们再坚持八天至十天，那末或者是他们取得胜利，或者是俄国人竟敢冒爆发欧洲战争的风险而对他们采取行动。[511]这是由于他们长期受 土耳其人的统治造成的，土耳其人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他们氏族机构的残余，而帕沙们的巧取豪夺也只是阻碍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相反，在八十年前就已摆脱了土耳其人压迫的塞尔维亚人，仰仗奥地利学校培养出来的官僚机构和相应的立法，破坏了自己旧的氏族机构，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保加利亚人的欺侮。如果让保加利亚人有六十年的资产阶级发展（这反正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结果）和官僚统治，那末他们也会象现在的塞尔维亚人一样，处于非常可耻的地位。对于保加利亚人，正如对于我们一样，如果他们受土耳其人的统治一直到欧洲革命爆发，那就再好也没有了；氏族机构会成为进一步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很好的出发点，就和现在也正在我们眼前衰亡着的俄国“村社”完全一样。 在目前的局势下，我的看法如下：
（1）只要南方斯拉夫人还 反对俄国，就要支持他们；那样一来，他们就会同欧洲革命运动 一致行动。
（2）如果他们起来反对 土耳其人，即无论如何要吞并现在仍受土耳其人统治的为数不多的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那他们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给俄国帮忙，我们就不能同他们走一条路。要做到这一点，除非敢冒爆发欧洲战争的风险，这个代价太大了，所以这些先生们就象亚尔萨斯人和洛林人以及特里延特人等等一样，只好等待时机。此外，对土耳其人发动的每一次新的进攻，在目前情况下，都只会使那些获得胜利的小民族——它们只有依靠俄国人的帮助才能获得胜利——或者立即处于俄国的压迫之下，或者不可避免地彼此厮打起来（请参看巴尔干半岛的语言分布图）。
（3）不过一旦俄国爆发革命，这些先生们就可能为所欲为。但是，那时他们也会看到，他们是对付不了土耳其人的。
邮班快截止了。
你的 弗·恩·
[144]恩格斯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的两篇文章：1884年3月13日第11号上作为社论刊登的爱·伯恩施坦的文章《纪念三月战斗一周年》（《Zum Gedenktage der Märzkämpfe》）和1884年3月20日第12号上以《论人民党自然历史问题》（《Zur Naturgeschichte der Volkspartei》）为题的社论。
[397]在1876年《新世界》杂志第17、18、19、20、23、24、26、28、29期上刊登了贝克尔的题为《我的生活的片断情景》（《Abgerissene Bilder aus meinem Leben》）的回忆录。——第391、530、533页。
[490]1886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奥艾尔、倍倍尔、狄茨、弥勒、乌尔利希、菲勒克、福尔马尔、弗罗梅和海因策耳）被夫赖堡萨克森地方法庭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罪名是加入“秘密会社”（见注357）。倍倍尔的监禁期限是从1886年11月中至1887年8月14日。——第490、497、511、531、534、544、613、672页。
[511]指保加利亚的政治危机，这一危机是在1886年秋天与沙皇俄国政府的谍报机关相勾结的军事密谋集团推翻亚历山大·巴滕贝克的王位以后发生的。政变后立即成立的亲俄政府只存在了几天就被亲奥地利的摄政政府所代替。想恢复亚历山大·巴滕贝克王位的企图由于遭到俄国的公开反对没有成功。沙皇政府为了恢复自己的影响，并为选择俄国的候选人来占有保加利亚王位打下基础，曾派尼·瓦·考耳巴尔斯将军到索非亚去，结果没有达到上述目的，原因之一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各强国所采取的立场。同年11月考耳巴尔斯被召回，沙皇政府与保加利亚断绝了外交关系。
恩格斯在《欧洲政局》一文中对这个事件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56—364页和本卷第545—553页）。——第535、550、636页。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6年10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告诉你，我们的朋友贝尔福特·巴克斯月底可能去看望你们。他是一个十分正派的青年，很有学问，特别对德国哲学很有研究，会讲德语，但在所有政治问题上却是幼稚无知的，这可能会引起悲观失望，在《公益》上这种幼稚无知也表现得很明显。但是，他和艾威林是这里“有教养的人”当中唯一不仅办事认真而且能学点东西的人。
考茨基想必已把此地结婚手续的法律细节告诉你了。希望你一切顺利。
关于贝克尔的事，奥古斯特来信说，他已委托你去同老头子把事情谈妥，希望你已经给他（老头子）写了信，因为他很关心这件事。奥古斯特来信说，贝克尔现在已经得到党的每年二百法郎的补助了。我知道，我在开列他所得的款项时忘记了一笔——就是这一笔。我要提到这一点，以免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贝克尔对我隐瞒了这件事，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如果粲柯夫分子在索非亚所散布的传闻属实[512]，那亚历山大三世就可能悄悄地把他那丢尽脸皮的考耳巴尔斯撤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经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一切。这将是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513]（1839年，见路易·勃朗《十年》一书，此条约载于该书最后一卷）的修订版。这样一来，黑海就将归他所有，而且一旦他想要，君士坦丁堡也将是他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奥地利和英国分别攫取了土耳其的一部分土地波斯尼亚和埃及，从而在君士坦丁堡表明，它们同俄国人一样对土耳其来说都是一群强盗。正是为了这个，爱好和平的格莱斯顿才去炮击亚历山大里亚港，并且在苏丹打起仗来。[514]——不过，这件事并不完全可信，也可能还没有正式做出决定；但是，无论如何要注视这方面的新消息。要知道， 即使这是真的，奥地利也会拚命掩盖事实真相，以免到俄国人 真的开始准备占领达达尼尔海峡的时候才被迫出兵，就是说，那时已经晚了。
同时，亚历山大看来真的发了疯（据说他把一个副官当成虚无主义者枪毙了），而老威廉恐怕也活不长了。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俄国革命，即使它从宫廷政变开始也好；这个革命立即会使整个混乱局面得到澄清。
你的 弗·恩·
[512]根据某些报纸的报道，保加利亚自由党首领德·粲柯夫的追随者传说，沙皇政府与土耳其缔结了下述协定：它保证土耳其皇帝的领土的不可侵犯，并削减土耳其尚未偿还的军事债务，以换取在达达尼尔海峡修建工事的权利。——第537页。
[513]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俄国和土耳其在1833年缔结的条约。条约规定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两国要互相帮助。特别是土耳其根据俄国的要求承担了禁止外国船只驶入黑海的义务。——第537页。
[514]指1882年7月11日英国军舰炮击亚历山大里亚，这是英国奴役埃及的一次决定性行动。在这一行动过程中，英国依靠埃及国内的反动分子，镇压了埃及人民反对外国殖民主义者的民族解放运动。英国人在夺得亚历山大里亚以后又占领了苏伊士运河区，以后又占领了开罗。埃及名义上还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实际上已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七十年代英国殖民主义者开始向苏丹渗透，遇到了苏丹各族人民的顽强反抗。由于在1881年爆发了民族解放起义，几乎在全部领土上都清除了英国军队。在起义过程中成立了一个独立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苏丹人的反抗在1899年被殖民主义者镇压下去。——第537页。
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6年10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今天我有点象过节似的，就是说没有校样 ［注：《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编者注］，几篇序言也可以说已经搞好了。借此机会给你写封信。校样现在已看到第四十印张，或者说德文第三版的第六百四十四页。但是校样又不寄来了，否则我今天又要忙于看校样。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每一印张都要校对三次，行文要做相当多的改动，因为最后那一部分稿子在催促下交付印刷所时还根本没有定稿。在文字修饰方面，赛姆·穆尔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好帮手，他在这方面目光非常敏锐，人也十分机灵。我把这个工作搞完时，会十分高兴，因为我现在根本做不了别的事情，而在我的书桌上大约还有五部著作在等着我呢。
我坚决希望你不要再把你的旅行推迟到另外一个日期，这个日期从气象学角度来说可能雾会少一些，但却使我们两人处于新的无法确定的迷雾之中。肖莱马到达这里的时候完全精疲力尽，由于消化不良（我认为，他是极端厌恶自己的祖国）在家躺了一个星期，在这里情绪一直非常消沉——从那时起，我没有得到过他的片言只语。
随信附去我们远涉重洋的旅行家们 ［注：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编者注］的两封来信；请你为我保存，等你来这里时带来，或者先寄还给我。他们昨天在普罗维登斯（罗得岛），现在正在从新英格兰去大湖途中，明天将在半路上，即在哈德逊河上的沃耳巴尼和特洛伊（纽约州）逗留。[489]在新英格兰的各工业区，新闻界对他们可以说作了热情的接待，从而表明不仅新闻界是依附于工人的，而且工人们对社会主义显然抱有同情。这一点以及我们的人给整个资产阶级新闻界造成的良好印象，使我十分高兴，尤其是考虑到他们即将到达芝加哥，那里的资产者在一个半月以前好象要在他们到达时叫警察制造紊乱。但是在东部各州社会舆论发生急剧转变的情况下，他们未必会采取这类行动。
维也纳的无政府主义阴谋案纯粹是警察当局一手炮制出来的。[515]其最好的证据就是自动燃烧瓶。有人命令一些可怜的糊涂虫把这些燃烧瓶藏在木材堆置场里，以便烧毁它们。装有硝酸的瓶子用蘸了硫酸的棉花塞住瓶口。硫酸渗下去，一接触到硝酸就会引起爆炸和火灾！！因此，正是唆使无政府主义蠢驴们去干这个阴谋的警察当局，采取了一切措施，使这些燃烧瓶根本不致为害。但是，反无产阶级的现代法学在那里——正如在任何别的地方一样——将会找到办法判他们以纵火罪的。
昨天我从加拿大的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安大略省怀特伍德市罗兰德里”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鲁·迈耶尔博士已和玛蒂尔达·迈耶尔（父姓特劳托夫）结婚。”这大概是他的表妹，去年冬天他把自己的农场留给她照管。背面有伊夫·德·罗西尼亚克或普罗西尼亚克伯爵用法文写的几个字，说迈耶尔由于一个不幸事故使右手受伤，在一段时间内不能自己写字。这是你的又一个爱慕者的归宿。葡萄不熟，就只好摘酸苹果了。
我在《人民呼声报》上看到了关于里昂代表大会顺利进行的消息，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想得到保尔的评论和他提供的详细情况。[516]看来，事情到处都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成熟程度，我们只要去收获果实就行了；一切陈旧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已过时，而我们的理论却是任何东西都不能动摇的。工人只需要推动一下就行了，而当他们——不管采取什么方式——行动起来的时候，他们肯定会靠拢我们。
总的说来，法国的情况发展得很顺利。维埃尔宗[501]正在继续德卡兹维耳所开始的事业[438]，这是完全正确的。应该使政府学会尊重它自己的法律，使它习惯于罢工。另一方面，罢工纪律对法国工人是很有好处的；在这种斗争中，胜利的首要条件是严格遵守法律，而一切革命的高调和喧嚷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败。这种纪律是一个有成效的和坚强的组织的首要条件，是资产阶级最害怕的。既然这次罢工引起了一次内阁危机[517]，它也就会引起更多次内阁危机。看来，在当前的形势下，很快就会无法容忍目前的议院了，势必把它解散。我认为，完全有必要对这件事情做好准备，因为在下一次大选中社会主义者应该迫使激进派[342]至少把二十名我们的人列入巴黎的名单；下一届议院也应该废除按名单选举的制度[291]。保尔在下一次一定要进入议会，过去他为了盖得、杰维尔等人做了相当的退让，承担了繁重的不出名的工作，不仅把全部报酬，而且还把大部分他所赢得的信任让给了别人。我想，他需要更多一点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快到了。他无疑是他们当中最好的著作家（现在他终于找到了适合于他的事业，并且始终忠实于这一事业），也是最有教养的人。此外，他同国际运动的接触比其余的人要经常得多。下一次至少他和盖得应该当选，现在就需要为此采取一些措施。盖得可能是更加杰出的演说家，不过保尔在运用 事实方面要强得多。
可是，明年春天欧洲战争可能开始，它将打乱我们的全部计划，因为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无法预料的。只要抽得出时间，我就把这一点写信告诉保尔。现在我必须搁笔，因为剩下的时间只够我给杜西写几句话，趁今天的邮班寄去。
尼姆情绪很好，她向你问好。
爱你的 弗·恩·
如果考虑到李卜克内西认为最厉害的葡萄酒是“佳品”，那他的葡萄酒革命就并不那么可怕了。
[291]根据从1879年起执政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或“甘必大派”，因该派第一个首领是甘必大而得名）的创议，1885年6月在法国实施按各省名单选举的制度（以代替“小区”选举制，当时每一个选区选一名议员参加众议院）。根据这个到1889年一直有效的制度，把小选区归并为较大的选区，每个选区相当于一个省。在这个选区内，选举人按照包括各党候选人在内的名单投票，但又必须按照与该省应有议席（每七万居民有一名议员）相符的候选人总数进行投票。在第一次选举中，必须获得绝对多数票才能当选；在第二次选举中，只要获得相对多数就能当选。——第291、341、344、348、354、516、540页。
[342]激进派是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这个党团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该党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它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344、354、369、438、440、442、445、452、456、458、470、475、499、516、524、540、687、701页。
[438]1886年1月底在德卡兹维耳市（法国南部）有两千名煤矿工人开始罢工，罢工是阿韦龙矿业公司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而引起的。罢工开始时，工人们打死了拒绝听取工人要求的矿长瓦特兰。政府派军队到德卡兹维耳。罢工一直继续到6月中，并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响应。——第438、452、463、465、470、499、507、516、540页。
[489]1886年9—12月，李卜克内西在美国作了宣传旅行，目的是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募集选举基金。同他一起应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见注443）执行委员会邀请参加旅行的还有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他们在许多城市就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历史，就欧洲工人运动的状况以及其他问题作了报告和讲演。——第490、499、507、510、516、518、525、527、532、539、570、579、583页。
[501]恩格斯指的是1886年8月开始的维埃尔宗的“法国农业机械协会”工厂的工人罢工。罢工的原因是由于机器制造工业的危机而解雇了一部分工人。工人们建议在保留企业中的全部工人的条件下暂时缩短工作周，但是行政当局拒绝接受这一建议，于是罢工便开始了。罢工持续了几个月之久。——第507、516、540页。
[515]1886年10月3日，在维也纳有消息说什么警察当局揭露了一件“无政府主义阴谋案”，阴谋分子图谋在各市区放火、丢炸弹，以扰乱人心；还说什么警察当局发现了许多阴谋分子携带有炸药、炸弹、匕首等。结果，有十七个人遭到逮捕。——第539页。
[516]1886年10月11—17日在里昂举行了法国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的有七百多个工人组织的代表。虽然这些组织的大部分是一些工联主义的或可能派（见注13）的组织，但是代表大会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党（见注115）的影响下进行的。代表大会承认，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不能通过合作社、工人分沾利润以及资产阶级提出的类似的措施来达到，而只能通过消灭私有制并代之以集体所有制、社会所有制的途径，通过生产资料社会化的途径来达到。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项关于必须开展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和建立“工团全国联合会”的斗争的决议。
拉法格在1886年10月2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评论代表大会的结果时说，“在里昂举行的代表大会，对于把法国工人吸引到共产主义方面来说，将是一个决定性的手段”。——第540页。
[517]由于维埃尔宗事件（见注501）和议院中的工人议员就宪兵驱散罢工者的游行和逮捕游行者的问题提出质询，内务部长让·萨里安被迫于1886年10月18日呈请辞职。由于这时正好财政部长萨·卡诺也发表了辞职声明，于是出现了发生内阁危机的可能。后来，这两个部长在总统茹·格雷维和总理沙·弗雷西讷说服下撤回了辞呈。——第540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德勒斯顿—普劳恩
1886年10月23日星期六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刚才——晚上九点半——我收到了登有你们声明[518]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马上给你写信，虽然我寄挂号的话，信可能要到星期一五点半才能发走。但是，星期一我可能又有一大堆校样 ［注：《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编者注］，需要很快看完。
你们的声明的写法，如果从采取这个步骤的必要性来看，是绝对不会引起任何异议的。至于是否必要，我不能做出绝对的判断，不过即使没有弗莱塔格的意见，我觉得这种必要性也是无可置辩的。你们由于判决而能够体面地采取这个步骤，我认为对整个事业和对报纸本身都是真正的幸运。照我看来，使报纸具有正式的性质，根本就是一个大错误，这一点就是在帝国国会中也已经暴露出来了；但是既然已经这样做了，要想加以纠正就很难不被看成是否定自己的报纸和退却。判决给你们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机会来纠正错误，而又不致造成这种印象，而你们正确地利用了这个机会。李卜克内西把这个看作是退却，其实根本谈不上，现在报纸反映党内群众的看法可以自由得多，考虑右翼先生们的意见可以少得多。
《新时代》杂志还没有收到。[519]我也认为，俾斯麦同俄国人紧密勾结的程度大大超过了他由于法国而需要这样做的程度；其主要原因，而且肯定是决定性的原因，除了你所指出的以外，还在于俄国人对他说了下面这句话（他知道这是真的）：“我们需要在君士坦丁堡问题上取得巨大成就，否则我们这里就要发生 革命。”亚历山大三世，甚至俄国外交界不作出牺牲是对付不了他们自己召来的泛斯拉夫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神灵的；否则将军们就会把亚历山大三世杀掉，那时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就会召开国民会议。俾斯麦最害怕的就是俄国革命。随着沙皇制度的垮台，普鲁士的俾斯麦制度也要垮台。因此，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防止垮台，尽管有奥地利，尽管德国资产者表示愤怒，尽管俾斯麦知道，他就是这样做最终也要动摇自己的制度，因为他的制度的基础是德国对欧洲的霸权，尽管俾斯麦知道，老威廉一死，俄国就会象法国一样摆出一副完全不同的面孔。
最糟糕的是，由于执政者们的卑鄙，谁也说不上，战争爆发时力量会怎样组合——谁同谁 联合，谁同谁 打仗。这最终将导致革命，那是很清楚的，但是这要作出多少牺牲，造成多么普遍的消耗，经历多少曲折啊！
目前，在春天以前，我们还有时间，在这期间还可能发生许多事情。俄国本来就可能爆炸，老威廉可能要一命呜呼，德国的政策将发生变化，土耳其人（现在，当奥地利从他们手中夺走了波斯尼亚，英国从他们手中夺走了埃及以后，他们自然会认为这些老盟友纯粹是一些背信弃义的家伙）可能再次脱离俄国的政策路线，如此等等。
你决不会比我把德国资产阶级看得更坏。但问题是，历史条件能否迫使它违背心愿而重新积极行动起来，就象法国资产阶级被迫所做的那样呢？法国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也是够可怜的了，我国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但是不管怎样，它必须重新写它自己的历史。我也曾经高兴地读过贝格尔的名言，可是实际上他的名言只是当俾斯麦在世的时候才起作用。至于他们 打算完全放弃自己“自由党人的”言词，对此我是毫不怀疑的。不过问题是，当替他们执掌政权的俾斯麦已不在人世的时候，当与他们对立的只是那些愚蠢的土容克地主和冥顽不灵的官僚——这些人在道德上同他们完全是一路货色——的时候，他们能否这样做。不管是爆发战争还是保持和平，但是德国在最近几个月中却丧失了它的霸权，重新沦为俄国的忠顺奴仆。只是由于欧洲主宰的地位满足了沙文主义的欲望，才使这批败类结合在一起。对无产阶级的恐惧无疑起着一定的作用。如果让这些先生们上台执政，起初他们的表现一定会完全象你所说的那样[520]，但是很快他们就要被迫改变腔调。我还作了进一步的考虑：即使在老头子死去而严禁状态被解除以后执政的仍然是现在的那一伙人，那他们也不得不要么由于新的（不仅是宫廷的）冲突而被迫下台，要么按资产阶级的旨意行事。当然，这种情况不会立即发生，但也等不了很长时间。现时在德国政治生活中所笼罩着的那种停滞景象——简直是第二帝国：——只能是一种暂时的和特殊的情况；大工业不会让自己的规律受工厂主们的怯懦性随便摆布，经济的发展将不断产生新的冲突，并使这些冲突达到顶点，它也不会容忍自己长期受一心向往封建制度的半封建容克地主的支配。
不过，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到春天他们全都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各自武装到了牙齿而彼此对峙着，但谁也不敢发动这场战争，直到有人提出用互相妥协和吞并小国的办法把空气缓和下来，于是大家都争着去分赃了。很可能，俾斯麦现在就在发明这样一种解救办法。
10月25日
你所说的关于李卜克内西几次演说的情况，可能主要是涉及他对《纽约人民报》记者（小库诺）所发表的谈话；但是不能认为，对他的这次谈话的报道是准确的，因为采访记者写出来的东西总是作了歪曲的。他关于文化斗争[464]所说的话，我也认为是完全不对的，不过你知道，李卜克内西容易感情用事，喜欢对听众卖弄聪明（并不总是成功的），并且在他的调色板上总是只有两种颜色——黑色和白色。但是，一般说来这不致带来很大的害处——这一切在美国早已被遗忘了。
好吧，再见，祝你健康，请你设法从狱中通个信息。[490]我并不认为你必须把刑期坐满，在九个月中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
你的 弗·恩·
[464]“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取的一套措施所起的一个广为流行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支持普鲁士天主教地区和德国西南部各邦的地主、资产阶级和部分农民的分立主义和反普鲁士倾向的天主教会和中央党（见注167）。在八十年代初，在工人运动发展的条件下，俾斯麦为了纠集反动力量把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取消了。——第462、544页。
[490]1886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奥艾尔、倍倍尔、狄茨、弥勒、乌尔利希、菲勒克、福尔马尔、弗罗梅和海因策耳）被夫赖堡萨克森地方法庭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罪名是加入“秘密会社”（见注357）。倍倍尔的监禁期限是从1886年11月中至1887年8月14日。——第490、497、511、531、534、544、613、672页。
[518]指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不再称为党的正式机关报的声明。从1886年11月5日起，该报纸开始以《讲德语的社会民主党人机关报》这个副标题出版。
这一决定是鉴于帝国法院刑事厅批准了1886年8月4日夫赖堡萨克森法庭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批领导人的判决（见注490）而通过的。他们被控告的罪名是加入了“秘密会社”，根据之一就是他们与副标题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有联系。——第541页。
[519]恩格斯指的是1886年《新时代》杂志第11期，那里刊登了奥·倍倍尔的一篇文章《德国、俄国和东方问题》（《Deutschland．Ruβland und die orientalische Frage》）。
倍倍尔在1886年10月12日的信中认为，俾斯麦竭力与沙皇俄国接近的原因之一是害怕欧洲战争会引起社会动荡。——第542页。
[520]1886年5月20日民族自由党人贝格尔在普鲁士众议院的发言中宣称，他和他的朋友们不指望在德国建立一个自由党内阁，只要有一个温和保守党政府就行了。倍倍尔在10月12日向恩格斯提起这一发言时写道，如果自由党人上台执政，那末自由党人对现存制度的任何“反对行为”就将结束。——第543页。
致保尔·拉法格
[521]
巴黎
1886年10月25—26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东方事件稍稍拖延了。鉴于法国报刊（包括《呼声报》在内）在俄罗斯爱国主义的影响下对这一事件散布了一些荒唐的蠢话，我不得不谈谈许多详细情况。
1878年冬，迪斯累里把四艘装甲舰派往博斯普鲁斯海峡；这就制止了俄军胜利进军君士坦丁堡和破坏了圣斯蒂凡诺条约。柏林和约暂时调整了东方局势。[522]俾斯麦得以使俄国人与奥地利人达成协议，根据该项协议，奥地利不公开地得到了对塞尔维亚的统治权，保加利亚和东鲁美利亚则被置于俄国的极大影响之下。这就是说，如果将来准许俄国人占领君士坦丁堡，那末奥地利就可以获得萨罗尼加和马其顿。
但是此外，波斯尼亚已经给奥地利了，正如俄国在1794年把大部分波兰本土让给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然后在1814年再把它收回一样。[523]波斯尼亚是使奥地利经常流血的根源，是匈牙利和奥地利西部之间的一只纠纷的苹果，而且是土耳其的一个证据，证明奥地利人也象俄国人一样为它准备着波兰的命运。从此以后，土耳其和奥地利之间任何信任都不存在了——这是俄国的巨大胜利。
在塞尔维亚曾经有斯拉夫主义、因此也是俄罗斯主义的倾向。但是自从它解放以来，它抄袭了奥地利资产阶级发展的全部办法。年轻人到奥地利去上学；官僚制度、法典、诉讼程序、学校，都照抄奥地利的样子。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俄国要防止这种情况在保加利亚重新出现，它也不愿意在这里为奥地利火中取栗。因此保加利亚从一开始就被建成为俄国的总督管辖区。官厅、军队中的军官和士官、全体官吏和整个制度都是俄国式的，送给保加利亚去当总督的巴滕贝克就是亚历山大三世的表弟。
俄国人的统治（先直接，后间接），不到四年就破坏了保加利亚对俄国的一切好感，而这种好感曾经是情深意挚的。人民对于“解放者”的蛮横无理进行日益强烈的反抗，甚至象巴滕贝克这样一个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只愿效忠沙皇、但是要求别人给予一定尊重的温和的人，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驯服了。
同时在俄国，事态也在发展着。政府用严厉的措施才得以暂时驱散和瓦解了虚无主义者。但是这还不够，还需要舆论的支持，必须转移人们对国内社会和政治困难的注意，最后政府还需要一点沙文主义幻影。在路易-拿破仑时期，莱茵河左岸曾被用来把革命的激情转移到对外政策问题上，俄国政府也同样建议不满的和激动的人民去征服君士坦丁堡，“解放”受土耳其人压迫的斯拉夫人，把他们联合成一个俄国领导下的大联盟。但是只引出这个幻影还是不够的，必须再做些事情，以便把这个幻影弄到现实中来。
情势是有利的。对亚尔萨斯—洛林的兼并在法国和德国之间投下了一只纠纷的苹果，看来这使这两大国相互保持中立。奥地利单独是决不能对付俄国的，因为它的最有效的进攻武器——号召波兰人——永远操在普鲁士的手中。而占领波斯尼亚这一强盗行为，又造成了奥地利和土耳其之间的亚尔萨斯。意大利站在标价最高的方面，也就是说，站在俄国方面，俄国给它提供了的里雅斯特、伊斯的利亚，或许再加上达尔马戚亚和的黎波里。英国的态度如何？主张和平的亲俄派格莱斯顿，听从俄国的诱劝，在和平时期占领了埃及[524]；这不仅造成了英法之间的长期不和，而且使土耳其人不能与掠夺了土耳其的（即把土耳其领地埃及攫为己有的）英国人结成同盟。此外，俄国人在亚洲的军事准备已有相当的进展，能够在战争一爆发就给英国人在印度增添许多麻烦。俄国人从来没有这样的好机会；他们的外交获得了全线的胜利。
保加利亚人对于俄国统治的愤懑，成了积极采取行动的借口。1885年夏，北部和南部的保加利亚人开始受到诱骗，说他们可以合并（这种合并，圣斯蒂凡诺和约保证过，柏林条约又取消了）；人们对他们说，如果他们再投入俄国这个解放者的怀抱，俄国就会执行自己的使命，完成这种合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保加利亚人应当首先赶走巴滕贝克。后者及时做了戒备，他破例地采取了迅速而坚决的行动。他实现了完全于自己有利的、俄国人本想用来对付他的那种合并。从此以后，巴滕贝克和俄国之间便开始了不可调和的斗争。
这个斗争起初是隐蔽的，曲折的。人们让巴尔干的小国回想起路易·波拿巴的妙论，按照这种妙论，如果至今还是分散的民族，例如意大利或德意志，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民族，那末其他国家，例如法国就有权要求领土补偿。塞尔维亚吞下了这枚诱饵，向保加利亚宣战。俄国的胜利还在于：为它自己的利益而燃起的这场战争，全世界都看到是在奥地利保护下进行的，奥地利没有阻止这场战争，它害怕俄国派会在塞尔维亚上台。而俄国方面则瓦解了保加利亚的军队，它召回全体高级军官，一直到营长。
然而，出乎一切意料，保加利亚人在没有俄国军官的情况下，以二比三的力量击溃了塞尔维亚人，赢得了惊愕的欧洲的尊敬和钦佩。[525]胜利的原因有二：首先，亚历山大·巴滕贝克虽然是一个很差的政治家，然而却是一个很好的军人；他用在普鲁士学校中学到的东西来指挥战争，而塞尔维亚人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是模仿奥地利的。此外，塞尔维亚人六十年来生活在奥地利的官僚主义制度下，这个制度既没有给予他们有力的资产阶级，也没有给予他们独立的农民（农民的土地都已经抵押出去了），反而破坏和瓦解了曾经使他们具有对付土耳其人的力量的氏族共产主义的残余。相反地，在保加利亚人那里，土耳其人并没有触动这些多多少少带有集体主义性质的制度；这也是保加利亚人比塞尔维亚人更勇敢的原因。
所以，对于俄国说来，这是一次新的失败；一切得从头开始。为对抗革命因素而煽起的斯拉夫主义沙文主义，一天比一天增强，已经成为政府的危险。沙皇前往克里木，俄国报纸报道他将在那里完成一番伟绩；他竭力拉拢苏丹［注：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编者注］，说服他结盟，把他昔日的盟友（奥地利和英国）描绘成背叛者和掠夺者，而把法国描绘成一个完全受命于俄国并且盲目地跟着它走的国家。但是苏丹不听这一套，所以大批武装仍放在俄国的西部和南部暂时没有用处。
沙皇从克里木回来了（在今年6月）。但是在这段时期，沙文主义的浪潮高涨，政府对于这种日益高涨的运动不去制止，反而连自己也越来越被卷了进去，所以在沙皇回到莫斯科后，不得不让莫斯科市长［注：尼·亚·阿列克谢也夫。——编者注］在他的献辞中大叫占领君士坦丁堡。[526]受将军们影响和庇护的报刊公开说，它们等待着沙皇对他的障碍物奥地利和德国采取行动；而政府却缺少勇气迫使报刊不说话。归根结蒂，斯拉夫主义沙文主义比沙皇更强有力；后者只好让步，否则斯拉夫主义者就要进行革命。
此外，还有财政困难。谁也不愿意借钱给这个从1870年至1875年在伦敦已经借了七千万英镑（即十七亿五千万法郎）和正在威胁着欧洲和平的政府。三年前，俾斯麦使这个政府在德国借到了三亿七千五百万法郎，但是这笔借款老早就已经吃光了，而没有俾斯麦的签字，德国人是不会拿出一文钱来的。而这个签字只有以屈辱性的条件为代价才能得到。国家纸币发行量太大了，一个银卢布值三法郎八十生丁，一个纸卢布值二法郎二十生丁。武装耗费巨款。
总之，得采取行动。或者是在君士坦丁堡问题上获胜，或者是革命。所以吉尔斯便到俾斯麦那里去向他介绍形势。而俾斯麦也很懂得这一形势。他本来是想节制俄国人的食欲的，第一是由于他厌恶俄国人的贪得无厌，第二是由于奥地利的利益。但是，俄国的革命意味着俾斯麦制度在德国的垮台。没有这个反动势力的巨大的后备军，容克地主在普鲁士的统治连一天也维持不住。俄国的革命会立刻改变德国的局势，它会彻底破坏对俾斯麦万能的盲目信仰（这种信仰把一切有产阶级都联合在他的周围），它会促进德国革命的成熟。
俾斯麦对这一切是十分清楚的，他明确地了解到沙皇制度的存在是他的全部制度的基础。他急忙到维也纳去通知他的奥地利朋友，说面对着这种危险，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们，现在都不是过分强调自尊心问题的时候，必须给俄国人一点成功的面子，德国和奥地利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应该向沙皇屈膝。此外，如果奥地利的先生们一定要干涉保加利亚，他就撒手不管了；到那时他们就会看到结局如何。最后，卡耳诺基让步了，亚历山大·巴滕贝克成了牺牲品，于是俾斯麦便急忙亲自把这件事通知了吉尔斯。
接着发生了巴滕贝克被军事密谋者绑架的事件，发生这一事件的背景使每一个保守的君主派，特别是那些也掌握有军队的王公们感到震惊。但是俾斯麦却去处理日常事务，他以这样便宜地脱了身而感到满意。
不幸，保加利亚人表现了不合时宜的、被神圣俄罗斯“解放”的斯拉夫民族所不应该有的魄力和政治才能。他们逮捕了密谋者，并且任命了一个能干的、果断的、廉洁的政府（这是一种刚被解放的民族完全不应该有的品质！），这个政府要巴滕贝克回来。然而后者暴露了自己的整个弱点，逃走了。但是保加利亚人是改不了的。无论有无巴滕贝克，他们总是反抗沙皇的无上命令，迫使英雄的考耳巴尔斯在整个欧洲面前当众出丑。
[511]
沙皇盛怒可想而知。拉拢了俾斯麦，击败了奥地利的反抗，如今却受到这个小民族的阻挠，而这个小民族只不过昨天才存在，多亏他或他的父亲［注：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才享有“独立”，但却不理解这种独立仅仅意味着对“解放者”的盲目服从。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是已经忘恩负义了，可是保加利亚人却越出了一切界限。把他们的独立当成真的了，——哪里见过这样的事！
为了免遭革命之灾，可怜的沙皇不得不向前迈出新的一步。但是一步比一步危险，因为这是在冒着引起俄国外交一向竭力避免的欧洲战争的风险。当然，如果俄国直接干涉保加利亚，如果这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那末俄国和奥地利的利益公开敌对的时刻就会到来。那时就不可能是局部冲突，而是全面战争了。鉴于现在统治欧洲的是一些骗子，所以不可能预料双方的阵容。俾斯麦是能成为俄国反对奥地利的盟友的，如果他没有其他方法制止俄国革命的话。但是更可能是奥地利将对俄国开战，德国只是在必要时才会去援助奥地利，以防它覆灭。
在春天来临以前——因为在4月以前，俄国人在多瑙河不能展开大战，——他们尽一切努力诱骗土耳其入其圈套，而奥地利和英国对土耳其的背叛为此准备了基础。他们的目的是要取得达达尼尔海峡的占领权，从而把黑海变成俄国的内湖，变成一个攻不进的掩蔽所来建立强大的海军，从这里控制拿破仑所谓的法国的内湖，即地中海。但是这个目的还没有达到，而他们的为数不多的索非亚的拥护者已经把他们的秘密计划泄露出来了。
局势就是如此。为了避免俄国的革命，沙皇需要君士坦丁堡。俾斯麦动摇不定，他很想找到一个避免这两种情况的方法。而法国呢？
对于十六年来一心想要报仇的法国人来说，利用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十分自然的。然而，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正如这个问题对于沙文主义者先生们说来也不简单一样。一场联俄反德的战争可能会在法国引起革命或反革命。在发生革命而使社会主义者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与俄国的联盟就会垮台。首先，俄国人就会立即与俾斯麦媾和，以便共同扑向革命的法国。其次，在法国掌握了政权的社会主义者，就不会通过战争来阻碍俄国革命。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非常可能的是保皇派的反革命，与俄国的联盟会有利于这种反革命。您知道沙皇是多么渴望奥尔良王朝复辟，因为只有这个政府才允许他与法国结成巩固而有利的联盟。所以，一旦开始战争，就会使用保皇派军官来准备这个复辟。如果遭到一点点局部的挫折——这是难免的——就会讲：这是共和制的过错；为了取得胜利和得到俄国盟友无条件的支持，需要一个巩固的君主政府，一句话，需要菲力浦七世［注：奥尔良的路易·菲力浦·阿尔伯，巴黎伯爵。——编者注］。保皇派将军们自己将要消极怠工，这样才能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共和制政府；瞧，在你们那里马上就要出现一个君主制。而一旦菲力浦登上王位，所有这些国王和皇帝就立即会彼此商量，他们将不是互相吞并，而是瓜分欧洲，吞并小国。在消灭法兰西共和国以后，就会召开新的维也纳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法国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罪孽可能成为夺走它全部或部分亚尔萨斯—洛林的借口。君主们就会嘲笑那些共和主义者们的愚蠢，竟然对沙皇制度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结成真诚联盟的可能信以为真。
此外，布朗热将军对凡是愿意听他讲话的人说，法国需要战争作为扼杀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是对你们的一个警告。这位心肠好而见识肤浅的布朗热是个吹牛大王，这对于一个军人说来也许情有可原，但是这表明他是一个缺少政治头脑的人。拯救共和国的不会是他。他处于社会主义者和奥尔良王朝之间，将与后者达成协议，只要这是必要的，特别是只要后者向他保证与俄国结成联盟。总而言之，法国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处境也和俄国沙皇一样，革命的威胁已经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他们只看到一个解救的办法——战争。
在法国也象在德国一样，形势的发展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可以希望仅仅维持现状。如果革命在俄国爆发，它就会引起最有利条件的聚合。而全面战争则会把我们抛进一个无法预料、无法估计的事件的领域。革命在俄国和法国都会推迟；我们德国党的蓬勃发展会被迫停止，在法国，君主制可能会复辟。毫无疑问，这一切归根结蒂是会有利于我们的，但是这要失去多少时间，遭到多少牺牲，克服多少新的障碍啊！
推向战争的力量到处都是非常巨大的。首先，到处采用的普鲁士军事制度，要全面贯彻，需要十二年到十六年的时间：经过这段时间以后，后备部队的骨干就都是有掌握武器能力的人了。这十二年到十六年到处都已过去了，到处都有在军队中服役十二年到十六年的人。因此，到处都已准备好战争，所以德国人在这方面不再有特别的优越之处。其次，老威廉大概快要死了；那时制度将有所变动。俾斯麦的地位会有所动摇，他可能自己掀起战争作为保住自己的唯一手段。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将会出现一种进攻德国的新的诱惑力，因为他们会认为处于内政变动时期的德国是不那么强大和不那么巩固的。而各地的交易所实际上已经相信，老头子刚一闭眼，战争就要爆发。
如果您想知道我的看法，那末，对我们来说肯定无疑的是，这场战争如果开始，其目的只能是阻碍革命：在俄国，是要预防斯拉夫主义者、立宪派、虚无主义者、农民这些不满分子的总发动；在德国，是要支持俾斯麦；在法国，是要压制社会主义者的胜利的运动和（象整个大资产阶级所打算的那样）恢复君主制。因此，我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因为付出这种代价的将不是我们。
祝好。
弗·恩·
《犹太人的法国》［注：爱·德留蒙《犹太人的法国》。——编者注］奉还。真是一本枯燥无味的书！
10月26日星期二下午三点半
因此，您将于明天早晨收到这封信。
[511]指保加利亚的政治危机，这一危机是在1886年秋天与沙皇俄国政府的谍报机关相勾结的军事密谋集团推翻亚历山大·巴滕贝克的王位以后发生的。政变后立即成立的亲俄政府只存在了几天就被亲奥地利的摄政政府所代替。想恢复亚历山大·巴滕贝克王位的企图由于遭到俄国的公开反对没有成功。沙皇政府为了恢复自己的影响，并为选择俄国的候选人来占有保加利亚王位打下基础，曾派尼·瓦·考耳巴尔斯将军到索非亚去，结果没有达到上述目的，原因之一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各强国所采取的立场。同年11月考耳巴尔斯被召回，沙皇政府与保加利亚断绝了外交关系。
恩格斯在《欧洲政局》一文中对这个事件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56—364页和本卷第545—553页）。——第535、550、636页。
[521]这封信稍微作了些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后，以文章的形式发表在1886年11月6日《社会主义者报》第63号上，标题是《欧洲政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56—364页）。——第545页。
[522]1878年6月13日至7月13日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俄国政府被迫把圣斯蒂凡诺初步和约提交会议复审。
圣斯蒂凡诺和约是1877—1878年俄土战争后于1878年3月3日（俄历2月19日）缔结的。它加强了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引起了得到德国暗中支持的英国和奥匈帝国的激烈反
对。
英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土耳其的代表出席了柏林会议。会议的结果，签订了柏林条约。当然这次会议未能消除列强在世界政治方面的紧张关系。——第545页。
[523]1794年波兰贵族共和国的民族解放起义被镇压以后，1795年波兰便遭到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的第三次瓜分。后来，根据维也纳会议（1814—1815年）的决定成立了波兰王国，作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普鲁士和奥地利在第三次瓜分波兰贵族共和国时所分去的土地归入波兰王国。——第545页。
[524]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和法国利用埃及政府的财政困难，建立了对埃及的财政监督；埃及人民为保护自己的民族独立进行了反对外国资本扩张的斗争。1882年，英国挑起了同埃及的冲突，开始了军事行动，占领了埃及，实际上把埃及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见注514）。——第547页。
[525]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战争开始于1885年11月2日（见注356）。在战争头一个月，保加利亚军队就使塞尔维亚军队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并进入塞尔维亚境内。在奥匈帝国的压力下，保加利亚的军队停止继续向前推进，并于1886年3月3日在布加勒斯特在承认统一的保加利亚边界的基础上缔结了和约。——第548页。
[526]1886年5月25日（俄历13日）在莫斯科举行迎接亚历山大三世从克里木归来的仪式上，莫斯科市长尼·亚·阿列克谢也夫在欢迎词中宣称：“我们日益坚信：基督的十字
架将在圣索菲娅闪耀”（阿列克谢也夫指的是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娅大教堂）。——第548页。
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6年11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很遗憾，你费神抄来了门格尔的一些胡言乱语[527]。这个家伙是一个十足的 钻营之徒，他懂得，胡说得越厉害，受提拔的机会就越多。我们已经在这里搞到了那本书，我要给考茨基提供足够的意见使他能够驳倒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他的观点十分可笑，任何地方都不会接受，只有民族自由党的报纸才会接受，我们可以预料，这些报纸一定会一再把他的观点捧出来，但那也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洛贝尔图斯的威胁曾经要严重得多，我们也已经把它彻底粉碎，现在人们都完全把它忘掉了。
我认为甚至海德门也不敢从这件事上捞取资本，除非在很小的程度上他也许会这样做。
现在我必须动手写我的序言 ［注：弗·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编者注］，因为斯旺·桑南夏恩公司要这篇序言，所以这件事情看来就要结束了！
非常爱你的 弗·恩·
[527]奥地利资产阶级法学家安·门格尔在1886年出版的《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Das Recht auf den vollen Arbeitsertrag in geschichtlicher Darstellung》）一书中，对马克思进行了许多诬蔑性诽谤，企图证明马克思理论中的某些结论似乎是从英国李嘉图学派空想社会主义者（汤普逊等人）那里抄袭来的。1886年10月30日，劳·拉法格把这本书的出现告诉了恩格斯。恩格斯考虑到，亲自出面反驳门格尔，可能被门格尔利用来进行自我吹嘘，所以他认为最好以《新时代》杂志编辑部文章的形式或者以该杂志编辑卡·考茨基的名义发表书评的形式来驳斥门格尔。恩格斯本人起初打算写文章的基本部分，但是疾病中断了他已经开始的工作，于是文章就由考茨基根据恩格斯的指示写成了。该文发表在1887年《新时代》杂志第2期上，没有署名，标题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45—568页）。——第554、560、602页。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86年11月9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忙于搞第一卷 ［注：《资本论》。——编者注］英译稿，我希望再有几个星期便能结束这一工作，因为我已经看完全卷的一校样，现在需要看的只是最后十个印张的二校样和三校样。这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因为最后要由我对全文负责。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不能做任何别的事情，因此各种各样的小事已经积了一大堆，我现在就要加以处理，然后再去搞第三卷。记得曾经写信告诉过您，我已将该卷手稿口授誊清成一个清楚的文本 ［注：见本卷第375页。——编者注］。该卷的大部分不需要大加校订，但是关于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的那一章、关于银行资本的那一章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关于地租的那一章[528]，还需要花不少功夫。我希望全卷能在明年出版，但是，在整个工作没有完成之前，我不送任何东西到印刷所去。
到1886年3月，第二卷已销售一千三百册。
英译本一出版，我即寄一册给您。
德国报刊对第二卷的评论愚蠢到了极点。其中维也纳的格罗斯博士写的那一篇，是相当有礼貌的，但作者本人是个白痴。另外一篇是布勒斯劳的勒克西斯教授写的 ［注：威·勒克西斯《马克思的资本理论》。——编者注］，就其本身来说是毫不愚蠢的；这个人对该书有很好的理解并且知道对该书提不出任何反对意见，但他是一个钻营之徒，因此便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庸俗经济学家。这篇书评刊登在希尔德布兰德的《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1885年第11卷第5册上（1885年12月5日）。
当我能使第三卷问世时，当然会很高兴，因为正如您所说的，只有到那时作者的整个体系才会为人们彻底了解，而现在对它提出的那许多愚蠢的反对意见也就会完全站不住脚了。
忠实于您的 派·怀·罗舍
［注：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528]指《资本论》第三卷第一、五、六篇。——第555页。
致埃·特·
[529]
伦敦
［1886年11月13日以前于伦敦］
对上述询问答复如下：您所说的小册子已有了译者［注：艾威林——编者注］；由于翻译这本小册子相当困难，我当然不希望看到有未经我预先校阅的译本发表。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 [529]这封信是恩格斯对一个叫埃·特·的人的答复。这个人曾写信给《公益》杂志编辑部，询问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否有英译本，以及是否任何一个愿意翻译的人都可以翻译这本书。——第556页。
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6年11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原打算今天给你写信，但是我必须先给爱德华写信[25]，以便赶上轮船班期，直到现在，即下午五点钟，我的时间都是用在这件事情上。因此，我不得不把给你的信拖到明天去写了。
序言[530]等等有十四个印张已经校阅，因此 我的这部分工作大概到本周末就将结束。我高兴得要命，因为它把我折磨得太苦了。斯旺·桑南夏恩公司何时能使该书问世，我说不上来。
附去两封美国来信[531]，回信我刚写过。
谢谢你寄来“菲格斯” ［注：保尔·拉法格用“菲格斯”的笔名在《新评论》杂志上发表文章。——编者注］的文章——这就是说，他们拒绝使用他的名字？
戚昂打算在巴黎出版一份大型的法文报纸（或者收买一家现成的）来替俄国说话，这就是他回去弄钱来的原因。
爱你的 弗·恩·
[25]信没有找到。——第21、145、160、380、414、465、557、587、622、628、634、643、649、652、660、661页。
[530]恩格斯大概指的是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一卷第一、二、三版所写的序言（已收入英译本），以及他自己为英译本所写的序言。——第557页。
[531]大概指的是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的信，当时他们同威·李卜克内西一起正在美国旅行（见注489）。——第557、558页。
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6年1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昨天寄给你的美国来信[531]谅已收到。今天我可以履行自己的诺言给你写信了。我们的人 ［注：威·李卜克内西、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编者注］确实为自己的旅行选中了一个好时机，碰上了一个真正美国工人党的首次建立，碰上了一件可说是巨大成就的事情，即亨利·乔治在纽约“大走红运”。[532]乔治先生是一个相当混乱的家伙，作为一个美国佬，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江湖秘方，不过并不十分高明，但是，他的混乱恰恰反映了现阶段英裔美国工人阶级的思想发展状况。我们甚至也不能期望美国群众在六个月或八个月（这个运动到现在只有这样长的时间）的时间内在理论上达到完美的地步。鉴于在美国的德国人决不是德国工人的真正的和恰当的典型，而不过是一些被国内运动所淘汰的人——拉萨尔分子、灰心失望的野心家、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者，所以我就没有因为美国人开始摆脱他们，或者至少摆脱他们的领导而感到惋惜。德国人能够而且将会象酵母那样发挥作用，同时，他们自己也将经受大量有益的和必要的发酵过程。在美国，“劳动骑士”[495]是必然的起点，他们是真正的力量，而且肯定会成为运动的雏形。他们不合理的组织和极不可靠的领导人——这些人习惯于玩弄腐败的美国党派伎俩——会很快地在那个组织内部引起危机，然后，一个更合适、更有效的组织会从中发展起来。我认为，这一切在这个美国佬的国度里不会持续很久；最大的收获是，工人阶级从此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在那里进行政治活动。
从美国一步就跨到了俄国。杜西今年夏天对我说，拉甫罗夫请她写点有关洛帕廷的文章，并且要我也写，因为他打算出版一些有关洛帕廷的东西。我对她说，据我所知，洛帕廷还在听候审判[279]，在这种情况下，拉甫罗夫当然不会出版任何使洛帕廷的处境更加困难的东西；因此请她再给拉甫罗夫写封信，弄清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事几乎使我得出一个结论，一定有人告诉拉甫罗夫说洛帕廷已经死了）以及关于洛帕廷他希望我写些什么。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有关此事的任何消息。现在我从报纸上看到，在彼得堡即将再次举行对虚无主义者的审判，从报道的措词上看，这次审判可能也牵涉到洛帕廷，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下次你见到拉甫罗夫时，请费神问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关于洛帕廷他希望我做些什么。只要我知道需要我做些什么以及洛帕廷目前的处境，我随时都会乐意提供证据来证明和肯定洛帕廷对我们的事业所立下的丰功伟绩。
社会民主联盟[229]由于它所有的对手和反对者的愚蠢，开始成为一种力量。在市长日那天，政府禁止他们游行，从而挽救了他们，使他们免于 失败，同时却允许他们当天下午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他们所谓的集会，从而为他们准备了一次名义上的胜利。后来，当社会民主联盟上星期日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集会的时候[533]，还是这个政府，起初宣布把炮兵调到圣詹姆斯公园准备行动，接着又取消了这个荒唐的计划，这就使联盟获得了一次真正的胜利。于是，政府就把这次集会——即社会民主联盟宣布要有秩序地、平静地举行的第一次集会——渲染为一个重大的事件，而当集会有秩序地、平静地举行了之后，资产者和市侩们发现，不管社会民主联盟本身的力量如何，但它拥有极其强有力的后盾。事实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同盟[266]过分忙于同它那些无政府主义的盟员们讨论自己的章程，没有时间去管法林顿路18号门外所发生的事情，而东头那些激进俱乐部[534]在失业者问题上又没有采取任何主动行动，因此社会民主联盟就没有竞争者，只它一家在进行活动，对于冬天一到就又发生的这个问题，它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处理。近来他们的行为的确明智得多了；所谓近来也就是指最近两周。这会持续多久，当然谁也说不上来。海德门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那位以自己的厚颜无耻使整个大陆的人们为之震惊的门格尔教授，是个一心想钻进司法部的庸俗的钻营之徒。我已把一些必要的材料交给了考茨基，并且在需要的地方亲自对它们作了部分的加工，如果我们办得到的话，那他在1887年1月《新时代》杂志第一期上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527]当然，自由派的报纸曾对他的发现大肆宣扬，就象它们过去宣扬福格特的发现一样。只是时代变了，现在我们能够进行回击，而且是有效的回击。1859年资产阶级报刊对我们进行的阴谋活动[535]比俾斯麦的卑鄙的反社会党人法[23]要有效一千倍。
书 ［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编者注］终于印出来了，你不知道我是多么高兴。在搞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不能做任何其他事情。工作的安排必然十分复杂，校样得送给爱德华、穆尔和我看，这当然要耽搁一些时间，引起斯旺·桑南夏恩公司不断的催促。其次，我不久前才发现书是在 佩特 ［注：苏格兰的一个城市。——编者注］印的！一切事情都得通过斯旺·桑南夏恩公司的办公室，而这个办公室在办事方面是非常马虎的。最后是老一套：夏天，印刷所马马虎虎，拖拖拉拉，然后到了9月底，就着忙，着急（而且恰恰又遇上了需要进行最仔细的最后校订的那部分稿子），而且还总想把拖延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大型出版企业出版报章杂志、小说和流行书刊是很好的，但出版这样的著作就不成了，除非把稿子准备得整整齐齐，字字清楚；否则，作者就要倒霉！
好啦！你和保尔来伦敦的事情怎样？杜西将于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从纽约动身，1月6日左右到达这里。但这不能成为你们迟迟不来的理由；相反，我们希望圣诞节那天能在这里见到你们。这次保尔可没有任何借口了，而且我也不会接受任何借口；目前在法国，一切都是平平静静的，没有诉讼，没有监禁，没有大规模集会，没有骚动，也根本不可能在节日期间搞什么名堂。而你呢，既然你已经放过了夏天和秋天，那就只好过过有雾的天气了——难道你不感到有点想念这里的雾吗？说起雾来，目前对我们是很好的，我们这里晴朗和明亮，而从星期一开始，不但西蒂，甚至基尔本都是阴沉和昏暗的。总之，请你们作出决定并通知我们，你们将在圣诞节前多少天到达这里。尼姆越来越不耐烦了，如果再耽搁下去，她就要去接你们了。就此搁笔。
爱你的 弗·恩格斯
[2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报刊都被查禁，社会主义书刊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该法令的有效期每两三年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令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0、23、28、35、55、102、105、109、125、137、142、144、152、157、160、178、203、215、230、234、238、249、261、289、292、297、309、315、321、325、328、329、332、341、471、493、560、609、639、650、656页。
[229]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见注67）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见注266）。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第215、224、242、255、368、500、523、559、563、568、612、626、634、644、648、665页。
[266]指社会民主联盟（见注229）和社会主义同盟。
社会主义同盟是英国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12月30日由一批不满社会民主联盟领导的机会主义路线而退出联盟的社会主义者创建。同盟的组织者有爱琳娜·马克思、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威廉·莫利斯等。在同盟存在的最初年代，它的活动家们曾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但是，在同盟的成员中无政府主义者很快就占了上风，它的许多组织者，其中包括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都离开了同盟的队伍，于是到1889年同盟就瓦解了。——第265、285、296、349、422、460、462、472、475、480、500、524、560、563、569、629、631、634、650页。
[279]指格·洛帕廷于1884年10月6日在彼得堡被捕。洛帕廷被侦讯到1887年5月，于1887年6月4日在“二十一人案件”中被判处死刑，以后又改为在什吕谢尔堡要塞服无期徒刑。——第281、376、559页。
[495]“劳动骑士”即“劳动骑士团”的简称，是1869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创建的美国工人组织，在1878年以前，是一个带有秘密性的团体。“骑士团”主要联合了非熟练工人，其中包括许多黑人，它的目的是建立合作社和组织互助，并参加工人阶级的许多发动。但是，“骑士团”的领导实际上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并主张阶级合作。1886年，“骑士团”的领导反对全国性罢工，禁止它的成员参加罢工，尽管如此，“骑士团”的普通成员还是参加了罢工。此后，“骑士团”失去了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到九十年代末就瓦解了。——第499、522、558、564、566、576、635页。
[527]奥地利资产阶级法学家安·门格尔在1886年出版的《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Das Recht auf den vollen Arbeitsertrag in geschichtlicher Darstellung》）一书中，对马克思进行了许多诬蔑性诽谤，企图证明马克思理论中的某些结论似乎是从英国李嘉图学派空想社会主义者（汤普逊等人）那里抄袭来的。1886年10月30日，劳·拉法格把这本书的出现告诉了恩格斯。恩格斯考虑到，亲自出面反驳门格尔，可能被门格尔利用来进行自我吹嘘，所以他认为最好以《新时代》杂志编辑部文章的形式或者以该杂志编辑卡·考茨基的名义发表书评的形式来驳斥门格尔。恩格斯本人起初打算写文章的基本部分，但是疾病中断了他已经开始的工作，于是文章就由考茨基根据恩格斯的指示写成了。该文发表在1887年《新时代》杂志第2期上，没有署名，标题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45—568页）。——第554、560、602页。
[531]大概指的是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的信，当时他们同威·李卜克内西一起正在美国旅行（见注489）。——第557、558页。
[532]恩格斯指的是1886年11月2日举行的纽约市长选举。统一工人党提出的候选人
是亨利·乔治，他得到68110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31％。
统一工人党是1886年秋纽约市政选举准备期间为了工人阶级的统一的政治行动而建立的。建党的倡导者是纽约中央劳动联合会，即1882年成立的该市工会的联合组织。其他许多城市都以纽约为榜样建立了这样的政党。——第558、566、579、681页。
[533]1886年10月下半月，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宣称，它打算在11月9日，即在传统的“市长日”那天（在这一天伦敦通常都举行庆祝仪式），组织失业者的示威游行和集会。当局禁止在举行仪式的地区进行任何示威游行，并在那里调集了大批警察。由于企图冲破禁令而举行集会未成，于是联盟的领导决定于11月21日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集会。集会有几
千人参加，没有出什么事，从而使联盟在伦敦劳动者中间的威信有所提高。——第559、568页。
[534]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激进俱乐部是这样一些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工人，而领导者一般都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人物。这些俱乐部在英国无产阶级中间有一定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由于英国工人运动高涨，这种俱乐部就更多了，而且社会主义思想在俱乐部的参加者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第560、563、589、620页。
[535]恩格斯指的是资产阶级报刊对马克思的进攻，其直接导火线是波拿巴雇佣的密探福格特1859年12月出版的反对马克思及其无产阶级革命战友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97—754页）一书中揭穿了他的诽谤。——第560页。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6年11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先生： 多谢您把约·菲·贝克尔的情况告诉了我。[536]关于他迁居苏黎世一事，我认为最好由你们直接商谈解决。您说这种迁居的必要性是十分清楚的。这对居住在苏黎世的您来说可能是正确的，但对居住在这里即居住在伦敦的我来说，由于对详细情况无法判断，这就不那么清楚了。因此，我无论如何不能去劝这位老人，让他毫不犹豫地离开他已居住了四十多年并且可以说是同它有了感情的日内瓦而搬到苏黎世去。因此，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件事我还只字未提。
英译本 ［注：《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的工作我差不多已经结束，只要我把最急须回复的信债还清以后，就可以着手处理压在我书桌里的其他稿件了。这些稿件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1）《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意大利文译稿——搁置了十个月。
（2）《雾月十八日》的法文译稿——搁置了八个月。
（3）您的关于宪章派的稿子[450]。
（4）和（5）我的《住宅问题》等以及《极端爱国主义者》 ［注：弗·恩格斯《波克罕〈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编者注］。
现在您又给我增加了（6）和（7）。
（6）《暴力论》[537]。我很乐意把它交给您去处理，但是，您所说的“适当修改”是什么意思？这里面只有几页是纯粹的正面阐述，但同杜林的论战本身就带有正面的性质，无论是从实质上考虑，还是从技术上考虑，都不能把它删掉。但是，如果您仅仅认为，那些不直接涉及暴力问题而只是同本书其他内容有关的个别地方应当删去或修改，那我是同意的。这样就剩下大约二十五页，显得少了一些。我认为，这里可以加上（也要经过修改）关于道德和法这一部分中也是反复谈唯物主义经济史观问题的两章《永恒真理》和《平等》，然后加一个总的标题《论世界历史中的法和暴力》或类似的其他标题。
（7）《论俄国的社会问题》[538]。如果您要照原样重印这本小册子，我丝毫也不反对；但是，要为它写序言，我就不得不重新研究俄国的情况，而我根本没有时间这样做。 不经过这样的研究而写出的序言不会有任何新东西，因此，最好不要写序言了。《人民国家报》上有关这方面的几篇文章也以不收入为好。其中第三篇文章是反对拉甫罗夫的，后者从那时以来没有提供任何理由让我们去重新翻动旧的垃圾；况且这篇文章象第四篇的开头部分（反对特卡乔夫的）一样，除了几个比较成功的地方之外，完全没有任何东西能在今天引起人们的兴趣或起到宣传作用。
如果爱德还没有完全被永恒的女性吸引住，那末，就请告诉他，我认为现在应当稍微改变一下对社会民主联盟[229]的态度。政府的愚蠢，激进工人俱乐部[534]对“失业者”人数大量增长的无所作为，最后，还有社会主义同盟[266]的英明（它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于无休止地讨论本身的章程），——所有这一切都为社会民主联盟开辟了如此美好的活动场所，甚至海德门及其同伙至今也未能使它受到损害。社会民主联盟正在成为一支力量，因为群众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聚集在其周围的其他组织。因此，必须不带偏见地正视事实，特别是要正视一个主要的事实：这里开始了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但是，必须把群众同他们现在的领袖明确地区分开来，并且要特别注意，决不能使自己同这些领袖混同起来；因为几乎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这些政治冒险家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产生了一种急躁情绪，他们很快就会重犯极大的错误。运动壮大起来以后，不是运动把这些先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就是这些先生将脱离运动。眼下群众还只是处于一种本能的暗中不满状态，但是，这正在为播种准备土壤。
在美国， 除纽约之外，真正的运动正在越过德国人向前发展。“劳动骑士”[495]是真正的美国人组织，它同群众本身一样混乱。然而，运动恰恰将从这种混乱中发展起来，而不是从德国人各支部中发展起来，因为它们二十年来不会根据这个理论创造出美国所需要的东西。[443]但是，德国人恰恰是现在可以起巨大的宣传作用，只要他们……学会了英语！
向大家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229]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见注67）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见注266）。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第215、224、242、255、368、500、523、559、563、568、612、626、634、644、648、665页。
[266]指社会民主联盟（见注229）和社会主义同盟。
社会主义同盟是英国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12月30日由一批不满社会民主联盟领导的机会主义路线而退出联盟的社会主义者创建。同盟的组织者有爱琳娜·马克思、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威廉·莫利斯等。在同盟存在的最初年代，它的活动家们曾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但是，在同盟的成员中无政府主义者很快就占了上风，它的许多组织者，其中包括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都离开了同盟的队伍，于是到1889年同盟就瓦解了。——第265、285、296、349、422、460、462、472、475、480、500、524、560、563、569、629、631、634、650页。
[443]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由国际的美国各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合并而在1876年费拉得尔菲亚统一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大多数党员是移民（主要是德国人），同美国本地工人联系很差。党内在主要由拉萨尔分子构成的改良主义领导和以弗·阿·左尔格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之间进行了斗争。该党曾宣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自己的纲领，但是由于党的领导采取宗派主义政策，轻视在美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中的工作，因而未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美国妇女运动活动家雷·福斯特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译者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委托，为该书在美国出版事宜进行商谈。福斯特还曾向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出版该书的建议。1886年2月8日，执行委员会讨论了这个建议，并责成一个专门委员会继续进行商谈。但是，商谈被拖延了下来，后来该书根本未经执行委员会参与就出版了。——第443、469、521、564、611、639页。
[450]1886年3月10日施留特尔告诉恩格斯说，他打算把宪章运动的活动家之一约·斯提芬斯的演说出版单行本。这篇演说刊载于1846年《莱茵社会改革年鉴》上格·维尔特的《斯泰里布雷芝的传教士约瑟夫·雷纳·斯提芬斯和1839年的英国工人运动》（《Joseph Rayner Stephens，
Prediger zu Stalejbridge，und die Bewegung der englischen Arbeiter im Jahre 1839》）一文中。施留特尔请恩格斯校阅他为这本小册子写的引言。但是后来他放弃了原先的打算，而是把他的经过恩格斯校阅的稿子作为独立的著作出版了，没有标明作者，书名是《英国的宪章运动》1887年霍廷根—苏黎世版（《Die Chartistenbewegung in England》．Hottingen-Zürich，1887）。——第449、483、497、504、562页。
[495]“劳动骑士”即“劳动骑士团”的简称，是1869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创建的美国工人组织，在1878年以前，是一个带有秘密性的团体。“骑士团”主要联合了非熟练工人，其中包括许多黑人，它的目的是建立合作社和组织互助，并参加工人阶级的许多发动。但是，“骑士团”的领导实际上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并主张阶级合作。1886年，“骑士团”的领导反对全国性罢工，禁止它的成员参加罢工，尽管如此，“骑士团”的普通成员还是参加了罢工。此后，“骑士团”失去了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到九十年代末就瓦解了。——第499、522、558、564、566、576、635页。
[534]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激进俱乐部是这样一些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工人，而领导者一般都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人物。这些俱乐部在英国无产阶级中间有一定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由于英国工人运动高涨，这种俱乐部就更多了，而且社会主义思想在俱乐部的参加者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第560、563、589、620页。
[536]施留特尔在1886年11月4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同约·菲·贝克尔之间关于为他写作自己的回忆录提供物质条件的事已顺利谈妥（见本卷第529—531页）。由于贝克尔于1886年12月逝世，这个计划没有实现。——第562页。
[537]恩格斯在这里答复了施留特尔的下述建议：把《反杜林论》第二编中阐述关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的三章加以修改后，以《暴力论》为书名出单行本。后来恩格斯改变了自己的计划，决定在这三章之外再增加一个第四章，这一章把前三章中所说的基本原理具体运用于1848年至1888年的德国历史，并从批判俾斯麦的全部政策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原理。小册子的书名预定为《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第四章是恩格斯后来在1887年底和1888年最初几个月里写的，但是没有写完。恩格斯这篇未完成的著作以及某些计划和片断只是在他逝世以后才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61—533页）。——第563、703页。
[538]指刊登在1874—1875年《人民国家报》上的《流亡者文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69—623页）这一组文章中的一篇。这篇文章还曾于1875年在莱比锡以单行本出版。恩格斯所提到的这组文章中的第三篇和第四篇没有专门的标题。
施留特尔关于出版《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小册子的计划，当时没有实现。这组文章中的第一篇、第二篇和第五篇被收入了1894年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在出版这个文集时，恩格斯还专门为《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写了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94—510页）。——第5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