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355]

苏黎世

1885年10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现给你寄去《揭露科伦案件》［注：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的引言［注：弗·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编者注］。如果你想把它作为政论文章先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我一点也不反对。不过这件事你得跟施留特尔商量好，他大概非常焦急地在等待这篇东西。请告诉他一声，他明天就会收到对马克思原文的注释和订正以及关于从施梯伯［注：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编者注］那里翻印过来的附录［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6月》。——编者注］的说明。

卡·考茨基将寄给你几号《科伦日报》，那上面刊登了第一篇有关保加利亚事件[356]的详细报道。记者驻在贝尔格莱德，消息十分灵通；既然俾斯麦目前还无意下令隐讳此事，那末报道可以认为是真实的。总之，俄国人落入了自己的圈套；他们忘记了，亚历山大·巴滕贝克和普鲁士的近卫军尉官一样，有一切理由信赖自己的“伙伴”威廉。

你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继承人”问题操心太多。那里无法把你替换下来，这倒很好；如果这些先生企图把自己的某个走狗安插到你的位置上，那他们一定会垮台，因为：（1）当中谁也不会同意自愿被驱逐，（2）党很快就会结束这项工作，不再出这样的报纸。如果你离开的话，《社会民主党人报》也就完了，而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也很好。奥古斯特也认为，苏黎世的机构［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部、出版社和印刷所。——编者注］无论如何应该留在我们手中，情况大概也会是这样的，因为对别人来说，这些机构不过是个累赘。依我看，你只要关心好如何使印刷所和出版社留在我们手里，那末《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大不了在现在这个报纸被取消以后再出一个新的。但是你把这些先生的进攻力量说得太大了。

在开姆尼斯，宣告无罪的判决太好了。[357]可见，这甚至在萨克森的法官们看来也太过分了。

法国的选举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正如我所预言的，按名单选举给了机会主义派[155]以沉重的打击。[344]但是当时无法预见（至少在法国国外无法预见），这种打击会如此有力，以致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都投入而且是如此大规模地投入保皇派的怀抱。机会主义派玩弄了“执政内阁”的把戏；他们所造成的营私舞弊甚至远远超过第二帝国时期，但是并没有保证使资产者得到保皇派保证给予他们的那种安宁。回到君主主义（在法国叫做奥尔良主义）所以比较自然，是因为整个中间派左翼（利鲍的《辩论日报》等等）完全是由乔装共和主义者的奥尔良派组成的，因此人们宁愿要真正的奥尔良派，而在没有其他可能的地方，则满足于波拿巴派和正统派。第二次选举大概会表明急剧的转折，表明资产者害怕自己取得选举的胜利，也就是说，第二次选举将使激进派取得胜利。如果不是这样，那很快就会发生纷争。

不管怎样，已经造成这样的情况：中间党派已被排挤，保皇派和激进派相对峙，中间党派的少数议员不得不选择究竟依附哪一方。因而造成了革命的形势。在法国，单凭有很多王位僭望者，就没有人真正相信君主政体了。但是奥尔良派的尝试是可能的，那时摊牌的局面就会到来。无论如何问题是这样摆着的：或者“共和国在危急中”，或者建立“激进”共和国。但最可能的是后一种情况将取得胜利。不过那时激进派不仅必须履行自己的诺言，以省和市镇的自治取代拿破仑的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就象1792—1798年时那样，而且必须依靠社会主义者。我们也不可能再期望更有利的形势。法国始终是按照自己发展的独特的逻辑辩证进程向前发展的；在那里，矛盾绝不能长期掩饰起来，它们总是以斗争来解决的。我们对此只能满意。

社会主义者得的选票那么少（拉法格对此很伤心）[358]是完全自然的事。法国的工人并没有把自己的选票白白扔掉。既然在法国也和在德国一样，不仅有死亡的或垂死的党派，而且还有活着的党派，那末投没有任何希望的社会主义者的票，在政治上是完全不合适的，否则某个激进派就会获得少数票，而机会主义派就会获得多数票。提候选人来计算自己力量的做法在法国遇到很大的困难；一旦德国的政治生活重新活跃起来，那里有些地方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当事件的发展在法国允许社会主义者成为正式反对派，即当克列孟梭最终要执政时，我们立即就会得到几百万选票。但是不能硬要法国人按德国的方式去发展。甚至德国的许多优秀人物都在犯这种错误。

当然，只有在第二次选举以后，才能有定论。

你的　弗·恩·

[155]在定于1884年5月4日举行的巴黎市参议会选举中，工人党为了免遭可能派（见注13）的攻击，决定只在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团体的候选人的地方，提出自己的候选人。

机会主义派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对代表法国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的称呼。——第146、154、341、354、358、440、473、701页。

[344]1885年10月4日举行了法国众议院选举，这次选举是在普遍不满1879年起就执政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的内外政策的情况下举行的，在当选人中大多数是保皇派。然而，由于大多数候选人没有获得当选所需的票数，于是规定在10月18日进行第二次选举，在第二次选举过程中绝大多数共和派候选人当选。结果，众议院中就有三百七十二名共和派（其中有许多激进派）和二百零二名保皇派。——第346、358、392、458页。

[355]1885年10月1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2号的社论里用了恩格斯在这封信里有关法国选举问题的意见。——第357页。

[356]指1885年9月开始的所谓“保加利亚危机”。9月5日夜到6日，在东鲁美利亚（保加利亚南部）首府普罗夫迪夫爆发了保加利亚爱国者的起义。根据1878年的柏林条约，东鲁美利亚归土耳其统治。在起义中土耳其总督被推翻后，鲁美利亚重新和保加利亚合并。亚历山大·巴滕贝克在9月8日宣布自己是统一的保加利亚王。俄国对于巴滕贝克早就开始接近奥匈帝国表示不满，所以对这一事件采取否定的态度，并从保加利亚军队中召回了俄国的军官。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刊登在1885年10月5、6、7、8日《科伦日报》第276、277、278、279号上。

关于“保加利亚危机”以后的发展情况，见恩格斯的文章《欧洲政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56—364页），以及恩格斯1886年10月25日给保·拉法格的信（本卷第545—554页）。——第357、392、444、512页。

[357]指1885年9月28—30日在开姆尼斯萨克森地方法庭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批活动家的审判。受审判的有奥艾尔、倍倍尔、狄茨、弥勒、乌尔利希、菲勒克、福尔马尔、弗罗梅和海因策耳，他们被指控加入“秘密会社”，其宗旨在于以非法手段阻挠实施当局的法律和命令。控告的理由是，这些人参加了1883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见注7）。被告们的罪名不能成立，于是法庭作出了宣告无罪的判决。政府向帝国法庭上诉，帝国法庭将此案转交夫赖堡萨克森地方法庭重新审理（见注490）。——第358页。

[358]第一次选举结果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失望。保·拉法格在1885年10月7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们被击败了，我们曾预料到这一点，但没有想到败得如此之惨……可能派和革命社会主义者联合派之间的争论和厮杀，无疑大大促使那些袖手旁观和没有觉悟的群众离开我们而投入激进派的怀抱。”由于拉法格有这种情绪，恩格斯给他写了一封信，阐述在法国形成的局面的实质。这封信的片断当时以《当前的形势》为题发表在《社会主义者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62—263页）。信的全文没有找到。——第359页。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5年10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先生： 昨天我把《科伦案件》 ［注：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的引言 ［注：弗·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编者注］寄给了爱德，因为我怕他要先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载。如果刊载，他一定会跟您商量。现在只把目录即全书材料编排大纲[359]以及对1875年莱比锡版的勘误表和注释寄上。我只加进了伦敦中央委员会3月和6月的两个告同盟书 ［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6月》。——编者注］，至于1850年12月科伦的告同盟书[360]，在理论方面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而它谈到的那些有关分裂的细节，现在只对研究当时运动的 详细经过可能有意义。

事情拖得太久了，但不能怪我。达武元帅有一次在他的房东，即马克思的岳父 ［注：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祝他好胃口时曾经说：“勇敢取决于肚子”。现在，在体验了胃炎会把一个人搞到何等愚蠢和无能的地步以后，我要说：“智力取决于肚子”。五个钟头辛辛苦苦搞了一页，随后一发火，就把写的东西扔到火里烧了。行了，现在是过去了，但愿这种情况不会很快再次出现。

明天动手给《西里西亚的十亿》[333]写导言。

但关于六月战斗，目前什么结果也没有。我确信，《新莱茵报》上的那些文章，如果不附上事件的 真实经过，是不能重印的。[331]但这需要专门去搞，在没有整理好马克思那里的一大堆小册子以前，我是无力从事的，因为只有整理好以后，我才能看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 究竟还需要搞到 什么。只有在那以后，我才能来研究这个问题。这样，这件事暂时只得搁起来了。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331]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六月起义的文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29—135、137—176页）一事没有实现。——第330、337、361页。

[333]指威·沃尔弗的关于西里西亚农民状况的一组文章的单行本，总标题是《西里西亚的十亿》（《Die　schlesische　Milliarde》）。这组文章曾载于1849年3月22日至4月22日《新莱茵报》第252、255、256、258、264、270—272、281号。单行本于1886年出版，恩格斯为它写了导言。导言的第一部分是恩格斯早在1876年写的沃尔弗的传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61—106页），在收入导言时作了大量的删节；导言的第二部分是恩格斯专门为这个单行本写的文章《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77—289页）。——第337、352、356、361、373页。

[359]在再版的马克思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里，除了信中提到的几篇著作外，恩格斯还收入了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的第四篇附录《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26—734页）和马克思为这个小册子德文第二版写的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24—627页）。——第360页。

[360]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拥护者草拟的1850年12月1日科伦中央委员会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公告（《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详细地评述了1850年9月15日伦敦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同盟发生分裂的情形。公告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主义活动，该集团坚持宗派主义的和立即发动革命的冒险主义策略，公告宣布将他们这一伙人开除出同盟，但是没有揭露分裂的真正原因。公告的个别论点是含混的和不明确的。——第360页。

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5年10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现把《宣言》的头十个版面趁这次邮班寄还给你。[353]我不得不中断这项工作。第一是因为现在已经五点了。第二是因为 缺很多，我无法补足。希望保尔把这缺少的部分立即寄给我，我尽可能当天归还。因为现在我发现我并不需要花很多时间。说实在的，《宣言》的翻译一直使我害怕，——它使我想起我在一切文献中最不好翻译的这部文献上所白白耗去的艰苦时刻。但你译得恰到好处。只有两处的意思你没有把准，大概有人干扰了你。其余地方译得都很出色。这本小册子是我们可以引为骄傲并能给读者提供原著概念的第一个法文本。越是接近结尾部分，实践将使你的工作越加完善，你就越来越不是翻译，而是用另一种语言再现了。因此，我所提的意见，凡跟意思无关的，只能作为参考，有无价值，要由你自己判断。用法语讲话和写作我已经很不习惯了，同琼尼 ［注：让·龙格。——编者注］一个钟头的闲谈作用很大，就象一笔额外的报酬对一个德国律师的作用一样，的确使我恢复了用法语考虑问题的能力，而且恢复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所能梦想的还好。

对你从事这项工作，我真感到高兴。我从不怀疑，只要你认真干起来，你是干得了的。我很满意我读到的是一部 完成的作品。现在我们已经把你套上了车，能不撒手就不撒手了。这将给法国的运动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你可以确信，法国人学习德语，在一定时期内还不会很好开展起来，甚至现在学德语的人，学得还象小学生一样，可能一次也没有跟土生土长的德国人谈过话。可怜的福尔坦的译文 ［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法译稿。——编者注］，够我费劲的了。对他来说，一句句德国话不过是一些没有血肉的骨头架子。他怎么能用法语来翻译它们，特别是翻译摩尔那种雄劲有力的德语呢！

好吧，祝你健康和顺利。译完《宣言》，你无论搞什么，都象儿戏一样了！

吃饭铃响了，再见吧。

　　永远是你的　弗·恩·

[353]劳·拉法格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发表在1885年8月底—11月初《社会主义者报》第1—11号上。看来恩格斯是在该报发行了头几号以后，看到了译文。——第354、361、369页。

致卡尔·考茨基

伦敦

［1885年10月14日于伦敦］

最后一个法令叫：《工厂和工场法。1878年——维多利亚女王四十一年，第16章》。这个法令在韦斯明斯特区国王街加拿大大厦普·斯·金氏父子公司里可以买到。下面那本书里印有这个法令并作了注解：皇家工厂视察员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著《工厂和工场法，1878年》伦敦第2版，肖氏父子公司，费特巷和仙鹤街，法令印刷厂和法令出版社，1879年。全书238页，8开本， 定价5先令。法令本身最多值1先令。

你的　弗·恩·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巴黎

1885年10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甫罗夫： 我很遗憾，无法给您提供关于宪章运动史的资料。[361]我的一切有关这个时期的文稿书报等，都在1848—1849年的风暴中散失了。主要的资料《北极星报》，即使在英格兰北部也无法找到（曾任该报总编辑的哈尼竭力想弄到一份全套的，结果还是徒劳）。资产者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东西，大多都不正确。除此之外，我又根本没有研究过这方面的资料。这是很可悲的，因为哈尼如果不写回忆录，第一个工人大党的历史就要永远失传了。

非常遗憾。

　　您的　弗·恩·

[361]拉甫罗夫在1885年10月19日的信中请恩格斯为他打算写的关于宪章运动的著作提示些可以利用的材料。——第363页。

致扎洛·费尔伯

[362]

布勒斯劳

1885年10月22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您15日的来信收到了，但印章毁得很厉害。我得称颂斯蒂凡先生功德无量了。

我在1848年以后也不止一次地发表过这样的看法：俄国沙皇制度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支柱和后备大军。但近二十年来，俄国发生了很多变化。所谓的农民解放，把农民置于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的境地，从而造成了真正的革命形势。大工业及其交通工具、银行等等的飞速发展，只是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俄国正处在自己的1789年的前夜。一方面是虚无主义者的出现，另一方面是财政上的穷困，这就是上述形势的征兆。在最近这次借款前，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没有议会担保，俄国政府即使在柏林也借不到钱。这样的条件甚至是门德尔森提出的。可是正当沙皇政府处境非常困难的时候，俾斯麦插了手，帮它弄到了借款，诚然是杯水车薪——不过一千五百万英镑，但这足够它苟延残喘几年了。[134]俾斯麦用这种办法，既盘剥了俄国（俄国没有他至今也弄不到钱），又推迟了不合他心意的俄国革命。这是俾斯麦第一次做了一件不违反他的意志的、不间接有利于我们的事情，如果他继续这样做，那他就将对我们毫无用处了。

因此，俄国将来还能不能弄到钱，实质上取决于俾斯麦，如果他答应，那末德国金融市侩就会发狂地扑向给他们设置的陷阱。他们会因此损失一些钱，那倒是活该，跟我毫不相干；所谓的德国国家资本，也会有不多的损失，因为国家资本中我们感兴趣的那一部分，是由冶金工厂和其他生产工具构成的，这些东西不可能交给俄国人。要拿出来作为借款的所谓货币资本，主要是虚拟资本，是信用券，而这是没有重大意义的。重要得多的，倒是要使俄国难于拿到或者根本不让它拿到贷款，但德国财主更信任的是俾斯麦，不是我们。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来搞清楚俄国国家贷款实际保证水平。这项工作无论如何值得重视，现在搞正是时候，但这需要根据俄国资料来研究俄国的情况。为了说明财政状况本身，只要查明俄国国债数额，研究一下近几年的交易所通报就可以了，但要正确地了解俄国国内经济状况，就需要进行扎实的研究。主要资料之一就是俄国陆军部出版的调查材料，书名叫：《军事统计汇编》第4编，俄国，1871年彼得堡版。其次是亚·斯克列比茨基写的《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农民状况》1862—1868年波恩版，四卷本，共约五千页。再其次是各省统计资料汇编，特别是莫斯科省和特维尔省的统计资料汇编，以及扬松编的《俄国与西欧各国的比较统计学》1880年彼得堡版，共有数卷。

俄国的预算还没有用来写预算的纸张值钱。全是虚假的和捏造的，其虚假和捏造的程度超过了1848年以前的普鲁士预算。

对于按照普鲁士方式改组的现代化军队作出评价根本办不到。无可怀疑的是：奥国，在更大程度上是俄国，都感到缺少一个人数众多的有文化的阶级——唯一能够为人数极其众多的军队提供足够训练有素的军官的阶级；而俄军1878年在土耳其的作战方法，根据他们自己的将军库罗帕特金的描述[363]，比普鲁士军队1806年的水平还低。

顺便把李卜克内西的信[364]还给您。

尊敬您的和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134]1884年4月，俄国从德国得到三亿马克的借款。——第120、160、364页。

[362]这封信是对布勒斯劳社会民主党人扎·费尔伯建议的答复。费尔伯建议恩格斯给柏林的《人民报》写一篇关于俄国财政状况的文章，以阻挠俄国公债在德国的认购。——第364页。

[363]库罗帕特金在他的下述著作中描述了1877—1878年俄土战争时期俄国军队的活动：《洛佛查、普列佛那和舍依诺沃（1877—1878年俄土战争史片断）》1881年圣彼得堡版（《Ловча，Плевна　и　Шейново　（из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турецкой　войны　1877—1878　гг．）》．СПБ，1881）和《1877—1878年俄土战争中斯柯别列夫将军部队的活动。洛佛查和普列佛那》1885年圣彼得堡版（《Действия　отрядов　генерала　Скобелева　в　русско-турецкую　войну　1877—78годов．Ловча　и　Плевна》．СПБ，1885）——第366页。

[364]指李卜克内西给费尔伯的信，李卜克内西写这封信是因为费尔伯曾建议在帝国国会三读预算时的演说中说明俄国的财政状况。在这封信里李卜克内西解释了他没有发表演说的原因。——第366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德勒斯顿—普劳恩

1885年10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李卜克内西在萨克森的落选[365]，使我为他个人感到遗憾，不过一般说来，这对他没有损害。博得众望，对他来说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他为此作出了过多的牺牲。因此，对他有益的是：他终于懂得，向右派的一切让步都毫无益处，在受资格限制的选举中[366]更是如此，这种让步甚至没有给他带来小资产者的选票。

你讲的关于群众独立自主情绪的消息，使我十分高兴。当然，右翼先生们只有当他们中间有些人得到明显的教训之后，才会相信这一点；他们的生活圈子是由某些微不足道的小集团组成的，他们把在那里听到的东西当作是人民的声音。总有一天他们会恍然大悟。

　　在英国，在法国，在美国，经常萧条继续笼罩着一切关键性的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铁业和棉纺织业。虽然这种状况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但它是前所未有的：生产过剩达到如此庞大的规模，以致它竟不能引起危机！寻找投资出路的闲置资本大大过剩，以致这里的贴现率实际上是在年息1％和1 1/ 2％之间摆动，而当天随时可以付清或收回的短期存款（money　at　call），年息几乎还不到 1/ 2％。但金融资本家宁愿将他的资金这样存放，而不愿投入新的工业企业，这正好说明，在他看来，整个经济如何腐朽。这种对新的投资和旧的投机活动所表现的畏缩不前（在1867年的危机中就曾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没有引起一次严重危机的主要原因。但危机大概总归是要来的，到那个时候，希望它会把英国的旧工会消灭掉。这些工会一直安然保有它们从一开始就沾染上的行会性质，这种性质日益令人难以容忍。你们大概认为，任何一个工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加入各自的机械工工会、木工工会、泥瓦工工会等等吧？一点也不是这样。谁要想加入工会，必须先在某个已经加入该工会的工人那里当几年（大多是七年）徒工。这种方法是要限制工人的人数，但这是毫无用处的，它只能使师傅实际上什么也不干而获得了金钱的收益。这种情况在1848年以前还可以容忍。但从那时起，工业的巨大发展已经造成了整个工人阶级，这一阶级的人数和所做的工作同已加入工联的“熟练”工人一样多，或者甚至更多，但他们却不能成为会员。这些人 完全是在工联的行会规章之下 训练出来的。但你是否认为这些工联曾经想到过要取消这些过时的荒谬东西呢？丝毫也不是这样。我记不起在哪一次工联代表大会上有宣读过这类提案的情况。这些蠢货希望按照他们的样子来改革社会，而不是根据社会的发展来改革自己。他们对只会有损于自己的那套传统偏见抱住不放，不肯扔掉这些废物，以加倍增长自己的人数和力量，并在实际上恢复他们日益削弱的组织——本行业全体工人反对资本家的联合会。我相信，这一点会使你明了这里的特权工人行为中的很多事情。

在这里，首先必须让尽量多的正式的工人领袖进入议会。这么一来，事情很快就会顺利进展：他们将会迅速暴露自己。11月的选举[324]在这方面会产生不少效果，如果他们的自由党朋友们在最后一分钟不愚弄他们一下的话，他们当中有十至十二个人肯定能得到席位。按照新办法进行第一次选举，总是一种没有把握的事情，并且只能显示以这些选举为前导的那种革命的最小一部分情况。但是普选权——而在英国是新的选举权，由于英国缺少一个农民阶级以及工业占优势，新的选举权赋予工人的力量，相当于德国的普选权所赋予的力量——在目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好的杠杆，在这里它也将起同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尽快搞垮社会民主联盟[229]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这个联盟的领导人纯粹是一些政治野心家、冒险家和文丐。他们的首领海德门正竭力促使事情向这方面发展。他不能等到象一首民歌[367]里所说的“时钟敲十二下”的时候，而是在猎取功名的过程中日益使自己出丑。这是拉萨尔的一种拙劣翻版。

我认为你对法国人的评论并不完全公道。巴黎的群众在多多少少中立的、不确定的社会主义的含义下是“社会主义的”，这种社会主义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从蒲鲁东、路易·勃朗、比埃尔·勒鲁等人的思想中逐渐蒸馏出来的。他们唯一有关共产主义的实验，就是卡贝的乌托邦的实验；这种实验的结果就是在美洲大陆建立了一个模范移民区，也就是说，从法国逃跑出来，然后在美国吵吵闹闹和陷于半破产。[368]凡是超出这个范围的东西，他们都是从德国那里得来的，而且毫不奇怪，法国这个国家——在那里，从1789年到1850年，政治思想不仅每次都首先得到尖锐的表述，而且译成了实践的语言——有点固执，不愿放弃革命理论方面的领导作用，特别是在光荣的公社之后更是如此，何况是在德国的面前，因为巴黎的工人事实上已在1870年战胜了德国，德军当时不敢占领巴黎；顺便说说，这是以往整个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此外，请想一想，法国工人能从哪里获得更正确的见解呢？要知道，甚至《资本论》的法文版对他们来说也是一部不可理解的书；不仅对于他们，而且对那些有教养的阶层也是如此。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我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而这本书实际上已产生了惊人的作用。[369]在领导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懂德语。我不把瓦扬计算在内，因为作为一个布朗基主义者，他有着和我们完全不同的策略。拉法格夫人现在终于在用漂亮的法文翻译《宣言》了。[353]甚至连那些领导人，对理论的掌握也是非常不完善的，如果你了解巴黎，你就会看出，在那里生活和进行鼓动是多么容易，而认真地工作却是多么困难。总之，法国工人能从什么地方获得正确的观点呢？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选举的。在我国，投社会民主党人的票是容易的，因为我们是唯一真正的反对党，因为国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一般说来，投谁的票以及在那些说自己“我们终究是狗”[370]的人当中投谁的票，归根到底都是无关紧要的。除非中央党[167]还算是一个有其独立政策的政党。但在法国，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那里，议院是国家的决定性的力量，因而在那里不能把自己的选票白白扔掉。此外还应考虑到：在那里，甘必大分子比保皇派进步，激进派[342]又比甘必大分子进步。在实践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德国，自从1870年以来，容克的反动势力一直很猖獗，并且发生后退的运动。在法国，现在有全世界最好的学校，实行真正的义务教育，在俾斯麦还没有办法对付僧侣的时候，法国已经把僧侣完全赶出学校了。除去社会民主党人人数在军队中有所增长外，我们的德国军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是反动势力的更为卑鄙的工具。在法国，普遍义务兵役制使得军队与人民大大地接近了，同时 正是军队首先使君主政体成为不可能（参照1878年）[371]。但如果激进派现在上台执政并将被迫实行它自己的纲领，那就意味着：实行分权管理，实行象在美国和1792—1798年间在法国那样的省和市镇的自治，实行政教分离——国家和教会各自担负自己僧侣的费用。不论在德国或法国，现在我们都还不能指导历史的发展。但历史的发展却并不因此就停滞不前。只不过是，它在德意志帝国目前是在后退，而在法国则是不断地前进。一当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在事实上已显而易见地证明它们没有能力去领导国家并且束手无策时，就轮到我们了——这是一种缓慢的但是坚定不移的历史进程。（如果法国发生革命，那末在德国可能会提早一些轮到我们，不过这只能在 欧洲的飓风把我们席卷进去的情况下。）因此，巴黎工人在一定意义上遵循了他们的正确本能，不断支持 尽可能最激进的政党。只要激进派上台执政，这种本能就促使工人投入共产主义者的怀抱，因为激进派受到那个 旧的混乱的社会主义（ 不是共产主义）纲领的束缚，因而必然垮台。那时，本能和理智两相符合，而无产阶级政党本身就成为尽可能最激进的政党，于是事情就会迅速向前推进。但英国人和法国人早已把他们革命前的童贞遗忘了，而我们德国人却仍然拖着这种有时是十分累赘的装饰物，因为我们还从未完成过一次 独立的革命。彼此各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但是如果把三个国家的工人的不同态度用同一种片面的尺度去衡量，这是十分不公正的。

阿德勒写的那本十分肤浅并且主要是以施梯伯的著作 ［注：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编者注］为根据的书 ［注：格·阿德勒《德国早期社会政治工人运动史》。——编者注］，考茨基已转给我了；我将帮助他对该书作一批判 ［注：见本卷第390页。——编者注］。

你不会设法再来一趟吗？如果你要到莱茵河区去办事，这是很容易做到的。

你的　弗·恩·

[167]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于普鲁士议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各个中小邦的天主教僧侣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对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同时又投票赞成它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26—527页）和《今后怎样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8—9页）两篇文章中对中央党做了详细的评价。——第152、208、233、240、369、389、606页。

[324]恩格斯指的是根据1884年选举改革（见注228）即将在英国举行的选举。——第325、328、342、346、348、368页。

[329]这封信是恩格斯对施留特尔1885年5月21日的信的答复。施留特尔打算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单篇著作、短篇论文集和第一国际的文件等等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分册出版，为此他写信征求恩格斯的意见。——第329页。

[342]激进派是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这个党团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该党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它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344、354、369、438、440、442、445、452、456、458、470、475、499、516、524、540、687、701页。

[353]劳·拉法格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发表在1885年8月底—11月初《社会主义者报》第1—11号上。看来恩格斯是在该报发行了头几号以后，看到了译文。——第354、361、369页。

[365]在1885年9月15日举行的萨克森议会选举中，莱比锡农村选区提出的候选人李卜克内西，败于保守党（见注168）和民族自由党（见注178）的联合候选人。——第366页。

[366]萨克森议会选举是根据选举资格进行的：只有年满二十五岁，缴纳不少于三马克直接税的人才享有选举权，年满三十岁，缴纳不少于三十马克直接税并至少有三年萨克森公民权的人才享有被选举权。——第366页。

[367]指德国民间诗歌集《小孩的魔角》（《Des　Knaben　Wunderhorn》）中的一首诗《娱乐》。该诗歌集是由阿·阿尔宁和克·布伦坦诺于1805—1808年整理和出版的。——第368页。

[368]指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埃·卡贝在北美由支持他的几百个法国工人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尝试。移民区由1848年起存在到1856年，由于内部纷争而瓦解，余留部分一直维持到八十年代中。——第369页。

[369]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自己的著作《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第三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19—30页和第281—308页）改写成为一部独立的通俗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一著作曾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发表于1880年3月20日、4月20日和5月5日的法国杂志《社会主义评论》（《Revue　Socialiste》）第3、4、5期，并在同年以同一标题在巴黎出版了单行本。——第369页。

[370]已成为俗语的路·班贝尔格尔的这句话，是1876年他在帝国国会一次会议上谈到俾斯麦对待民族自由党的态度时说的。——第369页。

[371]指1877年法国总统麦克马洪元帅企图在法国恢复君主制度没有成功。麦克马洪不仅没有得到广大居民的支持，而且也没有得到相当部分军官和士兵群众的支持。1877年10月举行的选举，使共和派获得胜利。麦克马洪被迫同意由资产阶级共和派组成内阁。他在1879年1月宣布辞职。——第370、458、701页。

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5年11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不反对给《宣言》写一篇简短的导言。但为此我必须知道，旧的序言 ［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编者注］中究竟是哪些地方使你们巴黎公众的娇嫩耳朵听起来有伤体面。我承认，我找不出来，除非是摩尔亲自加进并特别坚持的关于公社的那一处[372]。虽然我认为我们的巴黎朋友们牢骚太盛，他们应该尽量克制，但为了息事宁人，我还是准备尽量迁就他们，同时却不去伪造历史，不去助长他们那种信念，以为只有巴黎才是光明之源。我认为，不指出《宣言》是怎样产生的，那无论用什么语文来出版都绝对不行。不指出这点，第二章末尾以及第三章整章和第四章整章就完全不可理解。

“布罗德豪斯先生”通过出版商里夫斯询问艾威林，我同不同意跟他合作翻译《资本论》，真不要脸！

最近一期的《公益》杂志谅已收到。如果你告诉我你缺哪几期《今日》，我可以设法替你搞到。

尼姆象往常一样高高兴兴的，我们刚刚一起喝了一瓶比尔森啤酒。昨天晚上她跟彭普斯一起在“利塞乌姆”剧院看《奥丽维亚》[373]；她说这是真正的传奇剧，厄尔文不怎么样，艾伦·特里演得非常好。

拉维涅来信[374]，说他把他的《雾月十八日》译文寄给了保尔，但没有下文，问为什么？我这里有他的译稿，因为我已经跟福尔坦说定了 ［注：见本卷第386—387页。——编者注］，为避免说我剽窃他的译文，我对他的译稿连看也没有敢看一眼，所以，该译稿有哪些长处，我无法作出判断。

下星期起，政治舞台上要大大热闹一番。10日法国议院召开会议，19日或19日前后德国国会召开会议。一星期以后，这里要举行选举。[375]不管未来的议会的组成情况如何，有两点是肯定的：爱尔兰人将依靠自己的八九十票而控制全局；大自由党则将由于辉格党同激进派破裂[328]以及辉格党同托利党准备结成（如果不是已经结成）同盟而最后寿终正寝。

向保尔（11500票[376]）衷心问好，希望他不要为这个票数而灰心丧气。明年他会走运一些的。

　　爱你的　弗·恩格斯

[328]辉格党和激进派是自由党内部的两个派别，前者代表土地贵族的利益，后者则主要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自由党通过从未在组织上形成固定团体的激进派对工联施加影响。——第328、354、372、395、397、417页。

[372]看来是指《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的下述地方：“……由于……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05页）。——第371页。

[373]指英国剧作家威·戈·威尔斯的剧本《奥丽维亚》，这是根据十八世纪的英国作家奥·哥德斯密的小说《威克菲尔德的牧师》改编的。——第372页。

[374]法国社会主义者保·拉维涅在1885年8月8日的信中请恩格斯校阅他翻译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译稿。——第372、386页。

[375]1885年11月23日至12月19日在英国举行了议会选举；选举结果是自由党人获得331席，失去20席，保守党人获得249席，爱尔兰地方自治派获得86席。这是1884年议会改革（见注228）后的第一次选举。——第372、389、392、395、417页。

[376]指拉法格在1885年10月法国众议院大选（见注344）中获得的票数。——第372页。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5年11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先生： 《杜林》的清样已经收到了二十个印张，还差结尾和序言；它们一到，您就可以收到勘误表。

我正在写《西里西亚的十亿》的导言[333]，要不是老有人打断我，早就脱稿了。这使我深感内疚，没有绝对的必要，我以后肯定连一个钟头也不耽误。

《共产主义者同盟》 ［注：弗·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编者注］的校样谅已收到。请转告爱德，我老早就通过考茨基收到了那个自称“雄鹰” ［注：文字游戏：“雄鹰”的原文是《Adler》，也是姓（阿德勒）；这里指格·阿德勒《德国早期社会政治工人运动史》一书。——编者注］的小家雀的书，我故意不提它，是因为他也把施梯伯的书 ［注：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编者注］当作主要的资料。有关布特尔米尔希-波尔恩的那一处所以这样叙述，是因为我从这本书中看出，波尔恩偷偷地把自己的酪乳 ［注：文字游戏：波尔恩的真姓是布特尔米尔希（Buttermilch），也有酪乳（黄油打成后底下的奶浆）的意思。——编者注］倒了一点给阿德勒，但（见序言）又不叫他提自己的名字。[377]他应该为此好好地挨一顿屁股。

狄茨写信给考茨基，说他 现在想出版我的《起源》，问我反不反对。我回信说不反对，只要他先跟您和沙贝利茨说好。您看怎样合适就怎样办吧。如果商量出了结果，狄茨答应负责经销，那我当然很满意，但这归根结底还将取决于苏黎世 ［注：苏黎世设有《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部和印刷所以及“人民书店”出版社。——编者注］，因为该书已经卖了整整一年没有遭到任何查禁。另方面，正是由于他不果断，付印拖迟了好几个月，现在，在别人冒了风险之后，他说话倒容易了。另外，当时跟他谈判的细节我不知道，所以只能让他找您。总之，这件事完全由您酌定。

在《杜林》中，我又发现了一大堆排印错误，都是我自己的疏忽。我已经很习惯于看 两份校样，一份核对一般的意思，另一份校正个别的排印错误，如果没有这样作的可能，就要在文章中出明显的笑话。头十一个印张中的排印错误大多都是这样造成的，而且这十一个印张我又是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校对的。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333]指威·沃尔弗的关于西里西亚农民状况的一组文章的单行本，总标题是《西里西亚的十亿》（《Die　schlesische　Milliarde》）。这组文章曾载于1849年3月22日至4月22日《新莱茵报》第252、255、256、258、264、270—272、281号。单行本于1886年出版，恩格斯为它写了导言。导言的第一部分是恩格斯早在1876年写的沃尔弗的传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61—106页），在收入导言时作了大量的删节；导言的第二部分是恩格斯专门为这个单行本写的文章《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77—289页）。——第337、352、356、361、373页。

[377]恩格斯指的是他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书中的一个地方。那里谈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之一、以后是“工人兄弟会”组织者斯·波尔恩在1848—1850年期间的活动；那里还指出，波尔恩的真姓是布特尔米尔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55—256页）。在提到的阿德勒那本书的序言中，作者在向协助该书写作的人们表示谢意时，没有提到波尔恩的名字。——第373页。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85年11月13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您8月6日（18日）和8月9日（21日）的两封来信，我是在泽稷岛时收到的，并立即把您要我写给《 北方通报》的那封信[349]寄给了您。自那以后，我由于工作繁忙，未能比较详细地答复这两封信以及8月25日（9月5日）的来信。

我不怀疑，第二卷 ［注：《资本论》。——编者注］也会使您象我一样感到高兴。在这一卷里，理论阐发得确实是精辟高深，庸俗的读者是不会花力气去深入领会它们并坚持到底的。目前德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在德国，全部历史科学，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已经堕落到几乎是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的讲坛社会主义者[20]在理论方面一向顶多不过是一些略带博爱主义色彩的庸俗经济学家，而现在他们简直已经堕落到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辩护士的地步。对他们来说，第二卷将始终是一部无法弄懂的书。德国的历史科学在三十年战争以后，曾经由于德国的政治极端腐败而堕落到卑贱的地步，现在竟然由于德国上升到欧洲第一强国的地位而再次堕落到同样卑贱的地步，这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世界历史的讽刺的一个很妙的例证[300]。然而这却是事实。因此，德国“学术界”对这卷新书目瞪口呆，无法理解。只是由于对后果的正当恐惧，才使得他们不敢对它进行公开的批评，因此，官方的经济书刊对它保持谨慎的沉默。可是，第三卷会迫使他们开口的。

至于第三卷，我已经初步把原稿誊写清楚，其中四分之三几乎都可以按照现在这个样子拿去出版；但是，最后的四分之一，也许是三分之一，还要花费大量的劳动：第一篇（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以及下面的关于信用、而部分地也是关于地租的各篇；此外，还有几乎所有其他各篇中的某些部分。最近两个月来，我不得不去做许多别的工作，这都是因为我专心于第二卷和第三卷而耽搁下来的。这还要继续一些时候。接下去也许还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校订已接近完成的第一卷英译稿，再接下去我就要开始搞第三卷了，并且一直搞完。这一卷也许分两册出版，因为它大约将有一千页。

我非常感谢您从作者 ［注：马克思。——编者注］1879—1881年间所写的信中所作的摘录。[378]我读到这些摘录时，禁不住苦笑了。唉，我们多么熟悉这些为没有完成这一著作而提出的理由啊！每当他的健康状况使他不能继续进行这一工作时，他总是为此而感到很难过；只要他发现某种理论上的理由来说明著作当时不能完成时，他就感到很高兴。所有这些论据他在同我谈话时都使用过，它们似乎能使他得到宽慰。

完成第三卷并从其他手稿中挑选出适于发表的部分以后，我很可能设法收集作者的那部分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的书信，在这方面，他给您的那些信件居于最重要的信件之列。因此，到那时，我将接受您要把这些书信的抄件提供给我的善意。

我经常可以给您寄些小册子等，即作者和我本人的再版著作等等，但是我不知道，把这些东西直接寄给您是否安全。如果您能告诉我怎么办，那我将非常感激。

但愿我们共同的朋友 ［注：洛帕廷。——编者注］的健康状况好转，尽管他的医生们作了不妙的预言。[279]有关他的任何消息，总是受欢迎的。

作者在他的信中谈到的危机，确实是很不寻常的一次。[379]事实是危机还在继续，整个欧洲和美国直到今天还深受其苦。金融没有破产是其原因之一。而主要的原因无疑是世界市场状况已经完全改变。从1870年以来，德国，尤其是美国，已经成了英国在现代工业中的竞争者，而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都已经把它们自己的制造业发展到不再依赖英国的水平。后果就是：生产过剩的过程所涉及的范围已经比该过程主要局限于英国的时期大得多，而且这种后果直到目前还是慢性的，而不是急性的。这样一来，先前每十年把大气层清洗一次的大雷雨就推迟了，因此这种持续的经常萧条必定准备一个空前剧烈和广泛的破产。况且，作者所说的农业危机也一直持续到今天，几乎扩展到了欧洲所有的国家，而且只要美国西部草原的黑土处女地还没有开垦完，这个农业危机就必定会持续下去。

　　深深尊敬您的　派·怀·罗舍

［注：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20]讲坛社会主义者是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的代表，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讲坛社会主义者在大学的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者（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第18、150、200、244．375、412、417、445页。

[279]指格·洛帕廷于1884年10月6日在彼得堡被捕。洛帕廷被侦讯到1887年5月，于1887年6月4日在“二十一人案件”中被判处死刑，以后又改为在什吕谢尔堡要塞服无期徒刑。——第281、376、559页。

[300]恩格斯在这里引用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中的说法。见《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14卷第62页（G．W．F．Hegel．Werke．Bd．XIV，Berlin，1833，S．62）。

——第302、375页。

[349]在这封根据丹尼尔逊的建议所写的信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40页），恩格斯通知《北方通报》杂志编辑部，可以在该杂志上刊登马克思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一封未发表的信，这是马克思为答复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Карл　Маркс　перед　г.Ю.Жуковского》）而写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26—131页）；恩格斯同时将该信寄去。但是，《北方通报》没有刊登马克思的这封信，第一次用俄文发表这封信的是日内瓦出版的1886年《民意导报》第5期。——第350、374页。

[378]丹尼尔逊在1885年8月25日的信中，附去了马克思写给他的信件的一些摘录，马克思的这些信件的日期是：1872年12月12日、1878年11月15日和28日、1879年4月10日、1880年9月12日、1881年2月19日和12月13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547—549页；第34卷第332—334、335—336、344—350、438—440页；第35卷第147—152、237—238页）。

丹尼尔逊认为这些摘录对恩格斯整理《资本论》第三卷以及为第二卷写序言可能有用处，因为在这些摘录中，评述了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主要是金融和农业——危机，还包括了马克思对《资本论》第一卷俄译文的一些建议。在1879年4月10日的信中，马克思还解释了他还没有完成《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原因。——第376页。

[379]指马克思在1879年4月10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谈到的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344—350页）。——第376页。

致保尔·拉法格

[380]

巴黎

1885年11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照片收到，谢谢。在法国这样一个据说人们经常在笑的国家里，却把我照得如此哭丧着脸；也许他们也会笑我吧。尼姆说，在照片上，我看起来老了十岁，但这大概是恭维话。

1849年5月的起义，是由德意志大多数邦政府不服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的全德宪法引起的。这个议会从来不掌握物质力量，而且不注意采取一切措施使自己获得这种力量，终于在它结束“制宪工作”的时候，丧失了它最后一点道义上的影响。它那个宪法已成为一纸空文，并且具有相当的浪漫主义色彩。虽然如此，这部宪法在当时仍是唯一的一面旗帜，还可以打着它来开始新的运动，等胜利以后再甩开它。因此，在一些小邦里，人们想迫使政府承认它；举行了起义的有德勒斯顿（5月3日），几天之后是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以及巴登大公国（巴登大公［注：列奥波特。——编者注］在军队转向人民以后逃跑了）。

德勒斯顿的起义经过英勇的抵抗（四天的斗争）后，被普鲁士军队镇压下去了（在普鲁士，反动势力靠1848年11月政变取得了胜利，柏林被解除武装，宣布戒严）。但要制服普法尔茨和巴登，当时是需要军队的。因此，普鲁士一开始就召集了后备军。在伊塞隆（威斯特伐里亚）和爱北斐特（莱茵普鲁士），后备军拒绝开拔。派去了军队，军队发现这些城市都筑了街垒，他们被击退了。两星期以后，伊塞隆在两天的抵抗后被占领。爱北斐特没有这种防守的可能性；因为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拢来，将近千人的防守者就决定向南突围，到起义地区去。在路上他们就被击溃了，但很大一部分人在居民帮助下到达了目的地。我当时是爱北斐特卫戍司令米尔巴赫的副官，但他还在自己的计划实现以前，就派我到科伦这个敌军阵营去执行任务，我在那里藏在丹尼尔斯家里。问题在于他不愿意在自己队伍里有一个有名的共产党人，怕吓倒他必须通过的那些地方的资产阶级。他指定我在普法尔茨会合，但他没有到达那里，因为被俘了（一年后他在爱北斐特由陪审法庭宣告无罪）。米尔巴赫参加了希腊1825—1829年的战役以及波兰1830年和1831年的战役。后来他又去希腊，死在那里。

与此同时，南方的起义猛烈起来了，但它犯了不转入进攻的致命错误。邻近小邦的军队只要找到一个借口就可以前来同起义汇合，因为他们决心不反对人民。而且当时保卫法兰克福议会以抵御包围它的普军和奥军可以作为这样的借口。《新莱茵报》查封之后，马克思和我前往曼海姆，想向一些领导人提出这一计划，但遭到了各式各样的推托，说什么军队因原来的军官一跑都瓦解了，什么都缺，等等，等等。

6月初，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两方面的军队，再加上一些小邦的军队（这些小邦军队本来我们采取勇敢一些的行动就能争取过来的，但后来被反动军队的巨流席卷过去了），开往起义地区。有一周，普法尔茨遭到了扫荡，那里是三万六千普军对付八九千个起义者，而当地的两座要塞又在反动派手里。当时实行退却去同巴登的军队（约八千人的战斗部队和一万二千名自由射手）会合。反动部队一个军三万人迫使他们后撤。进行了四次大的会战，反动军队占了上风，因为他们在人数上占优势，加之又侵犯了维尔腾堡的边界（这使他们在决定性时刻迂回了我们）。经过六星期的战斗之后，起义军残部被迫转入瑞士境内。

在这次战争期间，我是某志愿部队司令员维利希上校的副官，该部队具有明显的无产阶级性质。我参加了三次较小的会战和最后一次有决定意义的牟尔克河战斗。

如果您执意要给公民克拉律斯的佳作写评论的话，这些介绍想来够您写几行提要的了。

希望您那有意思的疖子早日破口。您可以用2％的石碳酸水洗患处，它对杀灭化脓性细胞有特效。

代我吻劳拉。

　　您的　弗·恩·

< [380]这封信是对保·拉法格1885年11月13日的信的复信。拉法格在信中请恩格斯告诉他一些关于恩格斯参加1849年德国西南部起义的详细情况。拉法格准备使用这些资料，因为他正在为革命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的一组传记编写恩格斯传，这组传记发表在《社会主义者报》上。1885年11月21日在该报第13号上发表的恩格斯传第二部分就是根据这封信写的，作者没有署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42—544页）。同时在报上还刊登了艺术家克拉律斯画的一幅恩格斯像，拉法格随同上述信件一起寄了一张这幅画像给恩格斯。——第377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85年11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在你去国会[381]之前，我还有几句话要说。

舒马赫在一封长信中为自己在轮船公司津贴问题上的立场辩护[382]，我在给他的回信[25]中同样写得十分详细，坚持我原来同他相反的观点：如果要照顾某些选民的所谓偏见，不想 无条件地反对用工人农民的钱来对资产阶级给予国家帮助，那末，据我看，这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是容许的，就是直接对城乡工人，首先是对国有土地上的农业工人合作社给予同样数额的国家帮助。

为了避免发生误解，我请他在同别的同志谈话中引用这封信时，务必把 信的全部内容告诉他们。

李卜克内西突然十分勇敢地登上了前台。狱中的“沉思”[383]，忘了一半的《资本论》的重读，右派使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脚踏两只船的前途，——这一切看来对他大有好处。如果这能持久，我会很高兴。在决定性的时刻，他一定会采取正确的立场，可是在此以前，他的一切息事宁人和调和迁就的倾向还会给我们造成不少折磨人的麻烦事，他认为这是外交手腕，他在这方面确实比我们大家高明得多。

欧洲战争的威胁严重起来了。这些以往的民族的可怜残余——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以及为俄国利益而受到自由派庸人赏识的其他一伙强盗，准备互相残杀并且眼看就要彼此咬断贪婪的咽喉。只要欧洲的战争与和平不取决于这些小民族中的哪一个，那该多好啊，这样，喜欢侈谈民族的庸人就会得到应有的下场。第一枪已经在德拉哥曼打响了[384]，但是谁也无法断言，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打最后一枪。

我们的运动进展得如此之好，情况到处如此有利于运动，最后，我们如此需要再有几年平静的发展，以便有可能巩固起来，以致我们决不能希望发生大的政治灾难。它会使我们的运动退居次要地位好多年，然后我们大概又得象1850年以后那样耽误很久，一切又要从头开始。

另一方面，战争可能在巴黎引起革命，这以后会间接地给欧洲其他地方的运动以强大的推动；可是那时，法国人就会成为领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肯定会有极端沙文主义情绪），而以他们的理论成熟程度来说，他们担任这个角色最不适宜。1871年以来，法国人以他们特有的不自觉的合乎逻辑的一贯性，在政治上有了很好的发展，恰恰对这样的法国人来说，能有几年激进派的平静的统治倒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这些激进派精通流行于法国的用路·勃朗、蒲鲁东等人的思想拼凑起来的折衷社会主义，要是让他们有机会在实践中使自己的空谈遭到破产，那对我们有巨大的意义。

反之，一场大战如果爆发，就会有六百万士兵开上战场，并且耗费空前。这将是一场闻所未闻的流血和浩劫，归根到底是前所未有的大伤元气。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先生们这样害怕战争。但是可以预言：如果这场战争爆发，它将是最后一次战争；它将是阶级国家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包括财政上）和道义上的彻底破产。它可能会引起这样的情况：军事机器起来造反，并拒绝继续为一些可怜的巴尔干民族而互相残杀。阶级国家的呼声是：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注：据说，路易十五说过“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样一句话。这里是套用。——编者注］。但是，洪水之后，出来的就是我们，而且只有我们。

总之，一切依然照旧：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它最终都会变成使我党执政、使全部老骗局垮台的手段。但是老实说，我倒希望这些能在不出现这场屠杀的情况下做到；屠杀并不是必要的。如果这一情况发生了，我希望我的年老多病的身体不致妨碍我在必要时重新跨上战马。

　　你的　老弗·恩·

[25]信没有找到。——第21、145、160、380、414、465、557、587、622、628、634、643、649、652、660、661页。

[381]国会例会于1885年11月19日开幕。——第380页。

[38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帝国国会议员格·舒马赫在1885年8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企图为主张在帝国国会中投票赞成给轮船公司国家津贴（见注263）的人辩解，说什么社会民主党一般是赞成使各国人民彼此接近的，德国资产阶级不可能从别的任何一个国家获得津贴，德国造船厂的一万名工人没有工作做。舒马赫还说，德国轮船公司同英国、法国和奥地利的竞争者相比处于不利地位，因为这些竞争者从本国政府那里领取津贴。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见本卷第259—262页。恩格斯给舒马赫的信没有找到。——第380页。

[383]威·李卜克内西从1885年9月29日起在莱比锡被监禁四个星期。——第380页。

[384]指的是在所谓的“保加利亚危机”（见注356）过程中发生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战争的第一次战斗（1885年11月16日）。由于保加利亚领土扩大，在奥匈帝国影响下的塞尔维亚为要求取得领土补偿而向保加利亚宣战。然而，只过了两个星期，保加利亚军队就击溃了塞尔维亚人。和约确认了两国之间原来的边界。——第381页。

致敏娜·考茨基

[385]

维也纳

1885年11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夫人：（请您允许我用这样简单的称呼，象我们这样的两个人，过分的礼貌有什么用呢？）首先我衷心地感谢您对我的亲切回忆。我很惋惜同您在这里的会晤不能更长一些。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结识一位始终象普通女人一样的德国女作家，是使我无限愉快的，——在这方面我很不幸只认识了一些装腔作势的“有教养的”柏林女人，这类人，人们之所以不想把炒勺重新交到她们手里，只是因为她们拿炒勺结果会比拿笔杆惹出更多的灾难。因此，我希望不久以后您再一次渡过海峡到这边来，而那时我可以同您一道在伦敦和近郊散散步，彼此谈谈各种各样的笑话，以免我们的谈话过于严肃。

我很相信，您是不喜欢伦敦的。几年以前，我也是这样。要习惯于这种阴郁的天气和大部分阴郁的人们，习惯于社会生活中的互不往来和等级森严，习惯于气候条件所造成的门窗紧闭的室内生活，实在是困难的事情。人们必须把大陆上带来的活力稍许加以抑制，把生活乐趣的气压计譬如说从760毫米降低到750毫米，直到逐渐地习惯下来。这时，人们就会逐渐地适应这种环境，就会发现：它也有它好的方面，这里的人们一般讲来比别的任何地方的人都更直率和可靠；没有一个城市象伦敦这样适合于科学工作；而且没有警察局的刁难，这也弥补了一些东西。我熟悉和喜爱巴黎，但是，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宁愿定居在伦敦，而不愿在巴黎。为了真正享受巴黎，自己就要变成巴黎人，具有巴黎人的一切偏见，首先只对巴黎的事物感到兴趣，惯于相信巴黎是世界的中心，是一切的一切。伦敦不如巴黎漂亮，但是比巴黎雄伟，它是世界贸易的真正的中心，而且也多样化得多。此外，伦敦还容许对整个周围世界保持中立，而这对于科学的、甚至艺术的公正态度是必要的。人们都喜欢巴黎和维也纳，人们憎恨柏林，而对伦敦则持着中立的冷漠和客观态度。这也是有些好处的。

顺便谈谈柏林。我很高兴这个倒霉的地方终于成了世界的城市。但是，早在七十年前拉希尔·万哈根就曾经说过：柏林的一切都是粗俗的，看起来柏林是想向世界表明，一个世界的城市可以粗俗到什么程度。要是您把一切“有教养的”柏林人都毒死，用魔术在那里变出一个至少还不错的环境，并且把这个地方从上到下进行改造，那末，也许还能够把它变成一个象样的地方。但是，只要那里还说着这样的方言，这就是困难的。

《旧人和新人》［注：敏·考茨基《旧人和新人》。——编者注］我已经看过了，衷心地感谢您寄给我这本书。您在这本书里对盐矿工人生活的描写，就象在《斯蒂凡》［注：敏·考茨基《格里兰霍夫的斯蒂凡》。——编者注］里对农民生活的描写一样出色。对维也纳社交界的描写大部分也是很好的。维也纳的确是唯一有社交界的德国城市，柏林只有一些“固定的小圈子”，而更多是不固定的，因此，在那里只有描写文人、官僚和优伶的那种小说的地盘。在您的作品的这一部分里，情节有的地方是否发展得太急促了一些，您比我更能作出判断；使我们的人得到这种印象的许多东西，在维也纳可能是完全自然的，因为那里具有把南欧和东欧的各种因素混合在一起的独特的国际性质。对于这两种环境里的人物，我认为您都用您平素的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给刻画出来了；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但是，为了表示公正，我还要指出某种缺点来，在这里我来谈谈阿尔诺德。这个人确实太完美无缺了，如果他最终在一次山崩中死掉了，那末，除非人们推说他不见容于这个世界，才能把这种情形同文学上的扬善惩恶结合起来。可是，如果作者过分欣赏自己的主人公，那总是不好的，而据我看来，您在这里也多少犯了这种毛病。爱莎即使已经被理想化了，但还保有一定的个性描写，而在阿尔诺德身上，个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了。

可是，产生这个缺点的原因从小说本身就能感觉到。显而易见，您认为需要在这本书里公开表明您的立场，在全世界面前证明您的信念。这您已经做了，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您用不着再以这种形式重复了。我决不是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您对奥地利农民和维也纳“社交界”的透彻了解以及您对他们的惊人的生动描写，表明在这方面的素材是很多的，而在《斯蒂凡》中您已证明您还善于用恰当的讽刺处理您的主人公，这种讽刺证明作家是有支配自己的作品的能力的。

但是，我必须就此搁笔，否则我将使您太厌烦了。在我们这里一切照旧，卡尔［注：卡尔·考茨基。——编者注］和他的妻子在艾威林的夜校学习生理学并且都很勤勉，我也完全埋头于工作，琳蘅、彭普斯和她的丈夫［注：派尔希·罗合。——编者注］今晚都去剧院看一出动人的戏剧。在这个时期内，古老的欧洲又有些要动起来了，这也逐渐地是时候了。我仅仅希望，让我有时间还把《资本论》第三卷完成，在这以后就让它开始吧！

致衷心的亲切的问候和真诚的敬意。

您的　弗·恩格斯

< [385]这封信是对卡·考茨基的母亲敏·考茨基1885年10月15日的信的复信。敏·考茨基是1885年夏天在伦敦时同恩格斯认识的。——第382页。

致保尔·拉维涅

[374]

巴黎

［草稿］

1885年12月1日［于伦敦］

公民：您8月8日的信以及您的稿子收到了，当时我正要动身去泽稷岛，9月14日才从那里回来。接着我又忙于紧急工作，不可能看《雾月十八日》的法文译稿。现在，当我终于有空来看的时候，我手头又有两份不相上下的稿子[386]。

首先我不能为一件就其来由和实质我并不十分清楚的纠纷做裁判人。我只知道，福尔坦在马克思逝世前几年曾同马克思通信[387]；他请我校订他的译稿，我答应了他，并且已经校订了一部分。因此，我对他有一定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认为自己有权以任何方式利用您的译作；我一页也不容许自己看您的译稿，因为，如果它比福尔坦的译稿好，我难免不把您的某些句子用到他的稿子上，而这对您是不公正的，就是对福尔坦，看来也是不公正的，因为您跟他不和。所以，非常遗憾，为了保持公正，我不能看您的译稿。

稿子如何处理，候您决处。

翻译《资本论》第二卷，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另外，明年我绝对没有任何可能校订这部稿子，还有其他一些别的事情要考虑。现在我对任何人都不能应承任何事情；这是将来的问题。

请接受我的衷心问候。

[374]法国社会主义者保·拉维涅在1885年8月8日的信中请恩格斯校阅他翻译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译稿。——第372、386页。

[386]指除了拉维涅的译稿外，还有爱·福尔坦翻译的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译稿。福尔坦的译稿经过恩格斯的校订于1891年出版。——第386、602页。

[387]福尔坦因为研究《资本论》第一卷，在1881年曾几次写信给马克思。——第386页。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388]

柏林

1885年12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关于俄国财政，见科尔布的《统计》1875年版［注：格·弗·科尔布《各国人民的状况及其国家生活比较统计手册》。——编者注］第499页和以下各页。那里举出的各次借款中的最后一次是在1873年11月，为数1500万英镑。这以后，在1875年，好不容易又弄到一笔借款，也是1500万英镑，但在这同时，银行家们向俄国人宣布，如果没有议会担保，这次借款就是最后一次了。所以，在1869年预先把用于铁路建设的款子结算完了以后，俄国人又得到如下几笔借款：

　　1870年——1200万英镑1871年——1200万英镑

1872年——1500万英镑

1873年——1500万英镑

1875年——1500万英镑

　　六年（1870—1875年）共计6900万英镑，即138000万马克。现在不得不另找门路。如：（1）国内公债。虽然这实际上是强迫借款，但结果几乎等于零，因为在国内没有能够收集到足够的资本，而政府不得不拿自己的钱（纸币）自己贷给自己，好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认购的公债已经超额完成。（2）南高加索铁路公债为8904200英镑。这笔公债是在国外推销的（是1880年还是1881年？），以波提—巴库铁路作抵押，但这笔钱主要是用来修建这条铁路的，因而财政上的困难并没有消除。在这整个期间，把银行家的门坎都踏破了，但毫无结果。最后，财政大臣［注：布恩格。——编者注］亲自出马去西方——巴黎、柏林、阿姆斯特丹；伦敦他没有去，因为完全没有希望。不论到哪里，他都失望地走开了，连柏林的宫廷银行家门德尔森好象也直截了当地要求议会担保，——不管怎么样他也拒绝了。因此，当时问题只在于俄国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是否召开立宪会议，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但就在这时，吉尔斯到弗里德里希斯鲁去表示俯首听命，俾斯麦才在德国给他弄到1500万英镑，使俄国又苟延残喘一段时间。

[389]

（由此可见，不经俾斯麦许可，俄国就不能开始任何战争，因为只有靠他的帮助，俄国才能弄到钱，而1500万早就花光了。所以，如果俄国仍然想打仗，或者想严重地进行战争威胁，那末俾斯麦就得对此负直接的责任。）

我不看《经济学家》，也不知道在哪里能搞到一套这个杂志，因为这里所有的阅览室由于有很多俱乐部而差不多都停办了。我告诉一下考茨基，让他看一看《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硬币论者》和《金融市场评论》，如果他能找到这些杂志，让他给你作些摘录。

虽然你的信是11月26日上午十一至十二时发出的，但它在11月28日早晨才寄到这里；这里有人在胶水上搞了一点鬼，从我给你寄回的信封上可以看出。按说，信应该在11月27日傍晚寄到这里。话说回来，圣经放在圣坛上，就是让人打开看的。

[390]

你在一读预算时的发言，倍倍尔已从德勒斯顿给我寄来了。讲得非常好；我惊奇的只是他们那么少打断你的讲话。但是，你到底还是使得他们非要你遵守秩序不可。［注：李卜克内西在发言结束时，受到了议长的警告。——译者注］

你的　弗·恩·

这封信的封口上是盖了伯爵冠和Ｊ、Ｃ两个缩写字的。

这里的选举进行得很好。[375]爱尔兰人第一次在英国全投一个党的票，即投托利党的票。他们以此向自由党表明，他们在英国也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八十至八十五个地方自治派（其中一人甚至在利物浦当选！）在这里起了中央党[167]在德国国会中所起的那种作用，能够推翻任何一个政府。现在帕涅尔得让人瞧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此外，取得胜利的还有新的“曼彻斯特主义”，[391]即关税战理论。这个理论虽然在这里比在德国还更不值得一提，但它在工商业停滞了八年之后却深为年轻一代工厂主所接受。其次是格莱斯顿的机会主义弱点以及先是蛮不讲理然后作些小小让步的张伯伦的拙劣策略，这种策略产生了一个口号：教会在危急中[392]！最后是格莱斯顿的可怜的对外政策。自由党人假装他们相信新的农村选民会投他们的票。自然对这些选民是无法预料的；但是，为了得到绝对多数，自由党还得从剩下的三百个选区中争取到一百八十个，而这是他们无法做到的。帕涅尔几乎一定要成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独裁者了。

[167]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于普鲁士议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各个中小邦的天主教僧侣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对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同时又投票赞成它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26—527页）和《今后怎样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8—9页）两篇文章中对中央党做了详细的评价。——第152、208、233、240、369、389、606页。

[375]1885年11月23日至12月19日在英国举行了议会选举；选举结果是自由党人获得331席，失去20席，保守党人获得249席，爱尔兰地方自治派获得86席。这是1884年议会改革（见注228）后的第一次选举。——第372、389、392、395、417页。

[388]李卜克内西在1885年11月26日的信中，请求恩格斯帮助他搜集一些关于俄国财政状况的材料，因为他要就德国向俄国提供借款问题在帝国国会发表演说（在二读中讨论帝国预算时）。李卜克内西在1886年2月8日帝国国会的演说中用了恩格斯的指示（见注444）。——第387、393、406页。

[389]1883年11月13—14日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在弗里德里希斯鲁拜会了俾斯麦。这次会见就改善俄国与德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达成了协议。俄国在1884年4月获得了三亿马克的借款就是这个协议的结果之一。——第388页。

[390]恩格斯在这里是暗指邮电部门领导人亨·斯蒂凡在帝国国会中所作的下述声明：“德意志帝国的通信秘密就象教堂圣坛上的圣经一样神圣不可侵犯。”

恩格斯在下面提到的李卜克内西的发言是1885年11月24日在帝国国会作的。——第389页。

[391]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由于在世界市场上来自美国和德国方面的竞争日益加剧，在坚持所谓曼彻斯特学派的观点（经济思想中的一个派别，主张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的原则）的英国资产阶级当中，出现了放弃这些原则而依靠国家用保护关税的办法使英国的工业和贸易摆脱外国竞争的倾向。——第389页。

[392]由于自由党人最初曾支持英国政教分离的要求（这一要求是由激进分子以及爱尔兰天主教徒提出来的），保守党人就在1885年秋季的英国竞选运动中提出了“教会在危急中”的口号。保守党人的宣传在很多选民中得到呼应，因此，自由党人以后在事实上就不再支持这一要求。——第389页。

致卡尔·考茨基

[393]

伦敦

1885年12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关于阿德勒的著作：［注：格·阿德勒《德国早期社会政治工人运动史》。——编者注］

（1）叙述手枪事件时，不要忘记提到军士带了军刀。他们抱怨说军士的称号受到了侮辱。

[394]

（2）赫斯。当然不能确定（因为自1848年5月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销声匿迹了），他是否在巴登或普法尔茨呆过几天。但是他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参加过”，他在那里既不是鼓动员，也不是记者，既没有当官，也没有当兵，因此不明白怎么会有什么政府（阿德勒应当指出究竟是哪个政府）判处他死刑。

[395]

关于李卜克内西。你给他写信时，让我附上几句说明，有一件事我昨天忘记给他写了。

你的　弗·恩·

[393]写这封信的原因是，考茨基根据恩格斯的倡议和指示，准备对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格·阿德勒的《德国早期社会政治工人运动史》（《Die　Geschichte　der　ersten　sozial-

politischen　Arbeiterbewegung　in　Deutschland》）一书写篇书评，该书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和马克思的革命活动作了歪曲的叙述。书评发表在1886年2月《新时代》杂志第2期上。——第390页。

[394]阿德勒写道，马克思在担任《新莱茵报》编辑的时候，经常遭到侮辱和严重威胁生命安全的暴力行为。考茨基在他写的书评中，根据恩格斯的指示，嘲笑了这种说法，指出“实际上1848年科伦《新莱茵报》的敌人们只要不受到打扰就满意了，所有的人包括军人在内对编辑部都怀有一种极大的敬意，认为它是一座武装得很好的堡垒，要攻占它并不是容易的”。考茨基还举了一件恩格斯告诉他的事情作为证明：一次，两个全副武装的军士来到马克思的住所，因为据说是马克思侮辱了军士的称号，他们要进行报复。马克思穿着一件睡衣出来见他们，从睡衣口袋里露出了一把没有装子弹的手枪枪柄，那两个军士看见以后，很快就溜走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521—522页）。——第390页。

[395]阿德勒在这本书中硬说莫·赫斯参加过1849年5月德国南部的起义并为此而被判过死刑。考茨基根据恩格斯的指示，在书评中驳斥了这一毫无根据的说法。——第390页。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5年12月5日于伦敦

老朋友： 好久没有得到你的什么信息了，因此，想在通知给你汇去五英镑之际，把我自己的情况告诉你一下。谅你必会和此信同时收到汇款，这或许有助于你度过年关。但愿你还健康，精神饱满，希简复几句，很快证实这一点。

你从苏黎世的出版社那里可以知道，最近我扎扎实实地做了些工作，并且利用机会重温了1848—1849年美妙的青年时代所写的一些东西。[396]这显得非常必要，因为年青一代已经忘记了或者从来就不知道这一切，他们现在希望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鉴于存在着大量捏造的材料和报道，所以必须使他们尽可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你把自己的回忆录写完，是非常重要的。几年以前，《新世界》刊载了一些精彩的片断[397]，你具有如此非凡的叙述才能，此外，你回忆的时间比我早了整整十至十五年，包括了1830年到1840年的时期，这个时期对以后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也许因此甚至能搞到一点钱，这在任何时候也是无妨的。

现在我还要修改《农民战争》[152]，这本书非常需要修改。以后要整理《资本论》第三卷，原稿现在已经初步口授和誊写清楚了。还要付出艰巨的劳动，但这一切很有意义。遗憾的是，我总是受到打搅：要校阅大量的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和丹麦文的译稿，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译文又是极端需要校阅的。[398]幸好我不太懂得俄文和波兰文，不能用它们来校订，否则这种事就没完没了。但是，这可以向你证明，我们的共产主义现在在国际上得到了多么广泛的传播，所以，如果能促使共产主义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总是令人高兴的。

希望不幸的巴尔干事件[356]能和平结束。我们现在到处都在顺利前进，世界大战现在对我们来说是不合时宜的——太晚或太早。但是归根到底，世界大战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因为可以永远结束军国主义，其代价是毁灭一百五十万人，浪费一万亿法郎。在这之后，战争就会是不再可能的了。

法国的选举为激进派打开了迅速上台执政的前景，这对我们也起了好的作用。[344]这里的选举马上使爱尔兰人变成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老爷；两个政党中任何一个政党[375]，少了他们都不能进行统治。还要选举大约一百名议员，但这不大会改变什么情况。这样一来，爱尔兰问题总会得到解决，不是现在，就是在最近的将来。那时，这里也就会开辟了道路。同时，有八至十个工人当选；其中一部分被资产阶级所收买，一部分纯粹是工会活动家，他们大概会大丢其丑，从而大大加快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建立，因为他们会消除工人们沿袭下来的自我欺骗。这里事情进展很慢，但还是在向前推进。

衷心问好。

你的　老弗·恩格斯

[152]指1886年将在苏黎世出版的《反杜林论》第二版，以及恩格斯修改《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打算。恩格斯的这个打算没有实现。保留下来的片断和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48—460页。——第143、145、154、235、263、264、269、356、391、399、402、446页。

[344]1885年10月4日举行了法国众议院选举，这次选举是在普遍不满1879年起就执政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的内外政策的情况下举行的，在当选人中大多数是保皇派。然而，由于大多数候选人没有获得当选所需的票数，于是规定在10月18日进行第二次选举，在第二次选举过程中绝大多数共和派候选人当选。结果，众议院中就有三百七十二名共和派（其中有许多激进派）和二百零二名保皇派。——第346、358、392、458页。

[356]指1885年9月开始的所谓“保加利亚危机”。9月5日夜到6日，在东鲁美利亚（保加利亚南部）首府普罗夫迪夫爆发了保加利亚爱国者的起义。根据1878年的柏林条约，东鲁美利亚归土耳其统治。在起义中土耳其总督被推翻后，鲁美利亚重新和保加利亚合并。亚历山大·巴滕贝克在9月8日宣布自己是统一的保加利亚王。俄国对于巴滕贝克早就开始接近奥匈帝国表示不满，所以对这一事件采取否定的态度，并从保加利亚军队中召回了俄国的军官。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刊登在1885年10月5、6、7、8日《科伦日报》第276、277、278、279号上。

关于“保加利亚危机”以后的发展情况，见恩格斯的文章《欧洲政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56—364页），以及恩格斯1886年10月25日给保·拉法格的信（本卷第545—554页）。——第357、392、444、512页。

[375]1885年11月23日至12月19日在英国举行了议会选举；选举结果是自由党人获得331席，失去20席，保守党人获得249席，爱尔兰地方自治派获得86席。这是1884年议会改革（见注228）后的第一次选举。——第372、389、392、395、417页。

[396]指1885年下半年在苏黎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社出版的附有恩格斯的序言的下列小册子：《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威·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第391页。

[397]在1876年《新世界》杂志第17、18、19、20、23、24、26、28、29期上刊登了贝克尔的题为《我的生活的片断情景》（《Abgerissene　Bilder　aus　meinem　Leben》）的回忆录。——第391、530、533页。

[398]1884—1885年期间恩格斯校订过以下译文：《哲学的贫困》德译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译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意大利译文和丹麦译文，《雾月十八日》和《共产党宣言》法译文，等等。——第392页。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388]

柏林

1885年12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附去从《经济学家》和《硬币论者》杂志上做的一些摘录［注：见本卷第388—389页。——编者注］。

我12月1日信中所指出的数字，是这里证券交易所中流通的俄国公债的数字。1884年的公债（俾斯麦的）在这里根本没有行市，它被排除在证券交易所出售证券表之外。1878年以后在各地勉强发行的比较小额的公债，情况也是这样；这些公债主要是在国内推销的，在柏林交易所中有行市。其中载在行市表中的有：

　　东方公债Ⅰ、Ⅱ和Ⅲ　　　　5％1880年的公债　　　　　　 4％

1883年的无期公债　　　　 6％

　　以及其他一些我不太清楚的东西。这些你得向柏林某个交易所经纪人打听。这些东西有一部分也列入附去的摘录中，但那里只指出似乎是政府得到的净数。

俄国纸卢布按票面价值应相当于39便士，现在值23便士，就是说，比它的含金足值低16便士或41％。

如果俄国政府现在还能在国内推销自己的证券，那只是由于工商业极端停滞，使俄国工厂主把自己的游资换成利息6—7％的证券，比用于现在大受亏损的工厂扩建或商业投机有利。息票在流通中，特别在付工资时成了支付手段。这样，俄国现在流通的是在1891—1892年才应支付的息票，而工人不得不按票面价值把它们作为工资接受下来，但是在把它们变成现款时，未必能得到票面价值的一半（不久前德国有过类似的情形）。这些资料我是直接从俄国得到的。

你的　弗·恩·

< [388]李卜克内西在1885年11月26日的信中，请求恩格斯帮助他搜集一些关于俄国财政状况的材料，因为他要就德国向俄国提供借款问题在帝国国会发表演说（在二读中讨论帝国预算时）。李卜克内西在1886年2月8日帝国国会的演说中用了恩格斯的指示（见注444）。——第387、393、406页。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5年12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我们这里也发生了社会主义的杯水风浪。考茨基大概已经写信给你谈过一些了；附去的两号《回声报》（自由主义报纸）载有其余的情况，而文件（艾威林寄给你的布兰德根据社会民主联盟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写的信）是最主要的。

[399]

这一次海德门自己断送了自己。他从托利党人那里拿了钱去支持社会主义者候选人，夺取自由党人的票数。他承认得到了三百四十英镑，但是用于三个候选人的正式开支达六百英镑，所以总数应当是一千英镑左右或者更多一些。

拿另一个党的钱用，在一定的情况下作为一种例外是容许的，只要：（1）取得钱不带任何条件；（2）不能弊多利少。这一回情况恰恰相反。（1）当时提出了条件：社会主义者候选人要在那些只能把自己弄到可笑地步的选区提出来。结果，威廉斯从4722票中得27票，菲尔丁从6374票中得32票，只有白恩士在诺定昂从11055票中得了598票。（2）海德门知道，拿托利党人的钱，就只会使社会主义者在那个可以从中得到补充力量的 唯一的阶级中，即在广大激进的工人群众中，给自己带来无法弥补的道义上的损失。这同当年在柏林有人提议同施特克尔结成反对进步党人的同盟时情形一样。

[400]

然而，海德门并不满足于这一英雄业绩。他已经把自己看作是可以左右两党力量对比的帕涅尔第二，不过他忘记了，他与帕涅尔不同，没有在议会中拥有八十票，没有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选举中拥有爱尔兰人投的二十万票[375]。他取得了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委托，和秦平一起前往北明翰去找激进派[328]首领张伯伦。他口袋里装着托利党的钱，向张伯伦提出，如果张伯伦能在北明翰让给他一个议席，保证自由党人投他的票并提出八小时工作日法案，海德门就给他以支持。张伯伦不象托利党那么愚蠢，而把他赶出了大门。

就在这时，联盟执行委员会偷偷安排的这件事情，被各支部知道了，于是舆论大哗。详情见布兰德的那封信，写这封信是为了发表的，但是你不要去说此信是根据会议记录写的。全体会议即将召开，联盟在这次会议以后是否还能继续存在，至少是否还能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组织继续存在，还是一个问题。

附去汉特·瓦茨在《派尔-麦尔新闻》上发表的声明。[401]这是在海德门参与下写成的，然而他不得不保留了说他本人是“不明智的”这种说法。威廉斯在《回声报》上发表的声明，却是一篇真正的绝交书；他在目前的情况下，不是平白无故地站到绝对敌视一切社会主义资产者的立场上来的。这就是海德门先生孜孜以求而得到的东西。这个人确实是拉萨尔的拙劣翻版：完全不择手段，即使这些手段 不会达到目的，只要海德门落得一点好处就行；同时，他还经常急于求成，情愿因小失大；最后，他把自己看作是宇宙的中心，他根本不能把事实看成实际上的那个样子，他把事实看成是他想要看成的那个样子。不但如此，他还是一个十足的政治冒险家。他具有拉萨尔一切缺点的乘方，却没有他的一个优点。

在你们议会的杯水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你的　弗·恩·

[328]辉格党和激进派是自由党内部的两个派别，前者代表土地贵族的利益，后者则主要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自由党通过从未在组织上形成固定团体的激进派对工联施加影响。——第328、354、372、395、397、417页。

[375]1885年11月23日至12月19日在英国举行了议会选举；选举结果是自由党人获得331席，失去20席，保守党人获得249席，爱尔兰地方自治派获得86席。这是1884年议会改革（见注228）后的第一次选举。——第372、389、392、395、417页。

[399]在1885年11月议会选举前，海德门和秦平从保守党领导人那里拿了钱来进行社会民主联盟（见注229）的竞选运动，其条件是联盟在汉普斯泰特（伦敦西北部贵族区）和肯宁顿（伦敦南部）这两个选区提出候选人，而联盟候选人在这两个选区根本没有当选的可能，但是对保守党的候选人有利，因为可以从自由党人那里拉走一部分选票。联盟候选人在这两个选区只获得了很少的选票。这些事实引起了联盟许多成员的不满，以致一些人退出了联盟，一些地方组织脱离了联盟。在1885年12月5日和7日的英国自由主义报纸《回声报》第5285号和第5287号上，登载了联盟的候选人之一威廉斯的声明，他肯定说根本不知道拿托利党的钱的事，还登载了编辑部关于拿钱的各种细节的报道和联盟成员菲兹吉拉德的一篇批评联盟领导的短评。在1885年12月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1号上发表了一篇编辑部的短评，这篇短评所依据的材料是：恩格斯的这封信，《回声报》的材料，以及联盟活动家之一休·布兰德的一封信。布兰德的信谈到11月9日和12日的联盟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海德门和秦平的活动是经这两次会议同意的。——第394、405、411、422、433、435页。

[400]指1881年11月在柏林进行第二次选举时，极端反动的党派——保守党（见注168）和“基督教社会工人联盟”（反犹太主义者）——的首领阿·瓦格纳和阿·施特克尔企图同社会民主党人订立反对进步党（见注62）候选人的选举协定。这些首领建议，在社会民主党承认俾斯麦政府的“社会改良”活动并协助推行这些旨在防止革命的“改良”的条件下，在柏林的第四和第六选区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倍倍尔和哈森克莱维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代表党痛斥了这些反动分子的阴谋诡计。——第395页。

[401]社会民主联盟财务委员汉·瓦茨在《派尔-麦尔新闻》上发表题为《社会主义者和大选》（《The　Socialists　and　the　General　Election》）的声明，企图为“几个不明智的伦敦社会主义者”的行动辩解，说什么他们是想“从敌人那里取得武器，用以反对敌人

自己”。——第395页。

致保尔·拉法格

[402]

巴黎

1885年12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关于达维特的事，我同杜西谈一谈，也许她会向您提供您所需要的东西。

为了同您的社会研究小组相抗衡，勇敢的马隆和同样闻名的埃利·梅伊建立了社会经济共和协会，有现成的章程[403]。我们希望，这个“研究团体”也就是由研究梅伊灵魂的马隆和研究马隆内心的梅伊两人组成的。这是一些极其渺小的大人物，最好根本不去理会他们，这使他们最伤心。这同卡尔·布林德一模一样。

您为什么在《社会主义者报》上把威廉斯和社会民主联盟的候选人点出来呢？[404]您应该知道怎样对待海德门，您这一次大大上当了。首先，海德门竟然能够把他的党弄成了一个众人取笑的对象。威廉斯从4722票中得到27票；菲尔丁在北肯辛顿从6374票中得到32票；白恩士在诺定昂从11055票中得到598票。此外，自由主义报刊大叫大嚷，说提出这些不象样的候选人所必需的款子是从托利党那里拿来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堕落到同这个党搞肮脏交易的地步。于是，威廉斯在12月5日的《回声报》上声明，这一切都是当他在利物浦的时候安排的，人们用电报把他叫去，没有告诉他详细的情况，头目们把他当作一个简单的工具，现在他看出：

　　“我们再也不能相信我们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人物了。我不想当资产阶级人物的工具。我号召我的伙伴雇佣奴隶们，尽快和我会合，同那些资产阶级人物分手，并把他们排除在必须成为真正工人组织的组织之外”等等。

　　最后，他宣布公开转向海德门、秦平等人的反对派。这就是社会民主联盟中所发生的事情（您会从这同一邮班中收到艾威林寄给您的联盟成员布兰德写的一封信）。海德门从托利党人那里得到钱，是为了提出候选人去同自由党人相对抗。他承认得到了三百四十英镑。但是总数应当是一千英镑左右，因为用于三个候选人的正式开支超过了六百英镑。执行委员会（除伯罗斯以外）批准了海德门的行动，但在联盟内部产生了反对派。可是还在这个反对派出现以前，海德门就已认为，他可以象帕涅尔一样扮演政治仲裁人的角色，于是就和秦平一起前往利物浦，向激进派[328]首领张伯伦表示愿意效劳！他们向张伯伦表示愿意支持自由党人，只要张伯伦同意在北明翰给海德门让出一个自由党人候选人并保证自由党人投他的票！张伯伦把他们赶出了大门。

联盟内部的反对派正在壮大。在最近一次有联盟许多其他成员出席的委员会会议上，不顾海德门的阻挠，宣读了有关从托利党人那里得到钱的信件。大吵了一场。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不同各个支部商量呢？全体会议即将召开，我们将会看到，联盟是否能存在下去。

当然，接受另一个党的钱是可以的，只要取得这些钱不带任何条件并且不能弊多利少！但是海德门做得很蠢。首先他应当知道，这些候选人只能显示出英国社会主义力量弱得可怜。其次他应当知道，拿托利党人的钱，就意味着在广大激进的工人群众的心目中无可挽回地丧失自己的威信，可是要知道，社会主义只有在这些人中间才能找到自己的拥护者。最后，既然已经做了这样的事情，那就不要隐瞒它，而要自己公开它，夸耀它。但海德门是拉萨尔的拙劣翻版。对他来说，采取什么手段都好，即使这些手段不会达到目的也行。他急于想充当一个大政治家，以致看不见自己的实际情况。此外，除了英国职业政治冒险家的一切恶劣品质，他还有一个在法国十分普遍而在这里极少见的特点，就是他能把事实看成不是实际上的那个样子，而是他想要看成的那个样子。

在他最近对艾威林采取了卑鄙行为[405]之后（这件事人们还没有原谅他，甚至他自己的党内也还没有原谅他），就这样快地发生了这一切事情，只有精力旺盛的人才受得了。不管怎样，即使社会民主联盟还会继续存在，那它也只能是一具幽灵。

代我吻劳拉。

您的　弗·恩·

[328]辉格党和激进派是自由党内部的两个派别，前者代表土地贵族的利益，后者则主要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自由党通过从未在组织上形成固定团体的激进派对工联施加影响。——第328、354、372、395、397、417页。

[402]恩格斯的这封信的材料成了1885年12月12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6号的编辑部短评的主要内容。——第396页。

[403]社会经济共和协会是在1885年11月7日根据可能派（见注13）首领马隆的倡议建立的。协会的宗旨是研究社会问题和提出迫切的改革方案。——第396页。

[404]1885年12月5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5号就英国下院选举结果所发表的社论，引用了社会民主联盟（见注229）的候选人之一威廉斯的竞选声明，而对联盟的其余候选人是用一种同情的笔调来评述的。——第396页。

[405]指的是1885年10月3日《正义报》第90号的编辑部短评。短评指责艾威林背信弃义，说他在9月27日集会（见注352）上发表演讲是违背了据说在各社会主义组织间达成的只能由预先确定的演讲人演讲的协议。以后这个指责被认为是不正确的，然而海德门继续坚持，这就引起了社会民主联盟一些成员的不满。关于这件事情的材料刊登在1885年11月《公益》杂志第10期上。——第398、422页。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5年12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先生： 寄来两本《杜林》，非常感谢。如果我一共得到二十本，暂时也就够了。还请寄给我四本第三版的《农民战争》，我一本也没有可以用来准备再版的了。

[152]

我跟埃卡留斯没有保持任何联系，我不想而且也不能有什么联系。[406]我得打听一下，看能不能通过列斯纳找到他的地址。我劝您不得已时，干脆不加修改等等就重印，因为埃卡留斯已经完全堕落，未必能认真完成这项工作。而且他的心地不正，恐怕他会利用全部增补而偷运一些论断，为他在1873年以后所干的许多卑鄙勾当辩护。这就会大大损坏这本在马克思大力协助下写成的甚至还有马克思的原话（书的结尾有整整几页逐字逐句都是马克思的话）的书，很可能会使这本书对于我们的宣传毫无用处。我甚至建议，要坚持不作任何修改即行再版。

照片的发票，您已经收到了。

排字工人甚至在《杜林》的勘误表上折磨我。在那上面把Verwirrung〔混乱〕排成无能为力的Verirrung〔迷误〕。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152]指1886年将在苏黎世出版的《反杜林论》第二版，以及恩格斯修改《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打算。恩格斯的这个打算没有实现。保留下来的片断和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48—460页。——第143、145、154、235、263、264、269、356、391、399、402、446页。

[406]施留特尔在1885年11月16日的信中，请恩格斯告诉他国际总委员会前书记埃卡留斯的地址，因为他打算在苏黎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社再版埃卡留斯的著作《一个工人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论点的反驳》（《Eines　Arbeiters　Widerlegung　der　nationalökonomischen　Lehren　John　Stuart　Mill’s》）。施留特尔打算让埃卡留斯为再版此书修改自己的著作。按照恩格斯的建议，该书未作任何修改于1888年再版。——第399页。

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海牙

1885年12月19日于伦敦

尊敬的同志： 我通过大陆包裹快递公司给您寄去一个邮包，是三本您需要的议会报告。您从附去的通知书上可以看出，上院关于卖淫问题的第一个报告已经没有出售的了。

您在你们荷兰制止一切暴力的爆炸，是完全对的。那只会招致无益的牺牲，使运动倒退几十年。明年是普鲁士人第一次入侵荷兰[407]的一百周年，最使俾斯麦高兴的是，有可能由他重演这段历史来庆祝这一“功绩”的一百周年。兼并欲望暂时还是无害而又无力的愿望，到那时就会具有比较可以察觉得出来的形式。

我从邮局给您寄去一本刚出的我的第二版《反杜林论》。

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愿意随时为您效劳。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407]恩格斯指的是普鲁士对荷兰进行的武装干涉，目的是镇压荷兰政府的反对党“爱国者”的起义，该党利用荷兰在对英战争中的失败（1784年）夺取了政权并驱逐了总督威廉五世。普鲁士军队于1787年侵入荷兰，没有遭到特别的抵抗就恢复了威廉五世的政权。——第400页。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内万托

1885年12月21日于伦敦

最尊敬的公民： 如果您愿意翻译马克思的小册子《雇佣劳动与资本》，我是很高兴的。由于《社会主义者报》上的资料[408]对于写传记未必够用，我已请苏黎世的朋友们给您寄一本不伦瑞克出版的《历书》，那里面有一篇我写的比较完整的传记 ［注：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编者注］。

祝好。

　　尊敬您的　弗·恩格斯

自然，我很高兴校订译文，如果您愿意的话。

[408]指发表在1885年11月14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2号上的马克思传略，大概是保·拉法格写的。——第401、402页。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5年12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先生： 二十本《杜林》（全部）和四本《农民战争》收到了。谢谢。

请转告威士涅威茨基夫人，我愿意 如约校订她的译稿 ［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英译稿。——编者注］和写一篇序言，只要她跟一个出版商 谈妥就行。由于工作过多，除了十分急迫的以外，我根本不能承担任何别的事情。

关于这本书 ［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的德文新版，只有等我现在的负担卸掉很大一部分的时候才能考虑。1月间，我要校订《资本论》英译稿，同出版商谈判，等等。其次是《农民战争》[152]和许多其他次要的著作。之后，将是十分紧迫的工作——《资本论》第三卷。等到这一切包括《资本论》在内都完成了，才能考虑那本旧作。

我不记得布赫尔提到的那本小册子。[409]皮尔死于1850年。马克思的小册子是1855年问世的。为了证明帕麦斯顿是俄国代理人，根本用不着推测他给过某某作家一百基尼和一大桶雪莉酒。可能是塔克尔以暗示先前出版的那本书的方式，建议给马克思的一本小册子取同样的书名。如果是这样，一切就都清楚了。此外，马克思的那些小册子中没有任何版画。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马尔提涅蒂想把《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马克思的传记译成意大利文。但他没有马克思的传记，因为《社会主义者报》上登载的片断资料[408]不够用。您能否把白拉克的《人民历书》寄给他？那里面有一篇我写的马克思的传记 ［注：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编者注］。我想就是1878年的那一本，不过您会很快找到所需要的。他的地址是：

意大利　贝内万托　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152]指1886年将在苏黎世出版的《反杜林论》第二版，以及恩格斯修改《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打算。恩格斯的这个打算没有实现。保留下来的片断和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48—460页。——第143、145、154、235、263、264、269、356、391、399、402、446页。

[408]指发表在1885年11月14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2号上的马克思传略，大概是保·拉法格写的。——第401、402页。

[409]据施留特尔在1885年12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洛·布赫尔在他的小册子《议会制度的现状》（《Der　Parlamentarismus　wie　er　ist》）中说什么某个被帕麦斯顿收买的新闻记者受后者的指使写了一本小册子《帕麦斯顿，他过去做了些什么？》（《Palmerston　what　has　he　done？》）。施留特尔问恩格斯，布赫尔在这里是不是暗指马克思的小册子《帕麦斯顿勋爵》。——第402页。

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5年12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现给你寄去支票一张，这是保尔写信提到的。另寄给你一份微薄的新年礼物。一盒葡萄干布丁和蛋糕已于上星期六 ［注：12月19日。——编者注］交寄，但大概不会早于星期一由此发走，所以你最早也要今天才能收到。

肖利迈从巴黎来的时候跟我说，你很需要翻译用的词典。在摩尔的藏书中，对你适用的只有莫赞的法德词典，但是太破旧了，根本不适合经常使用，而且杜西已经拿走了。英德词典在那批书里没有。于是我设法打听了一下哪些词典最好，并且已经向威廉斯和诺盖特给你订购了， 重新装订，负责送到。这些词典是：

弗吕格耳编的英德和德英词典；

莫赞和佩希埃编的法德和德法词典。

我想，这些词典将在圣诞节以前送到。我没有可能把它们看一看，所以希望你来做这件事，并告诉我词典怎么样。弗吕格耳词典是所能搞到的最好的词典，不过它还可以编得更好些；总之，如果是一部既有英德又有德英的词典，那就好了。至于莫赞-佩希埃的，我担心它是我打算寄给你的《法语德语大词典》（即两卷本法德词典和两卷本德法词典）的简编本。如果是另外一种，就请告诉我，我可以去换，因为没有按订单办。

星期六晚上肖利迈来到了这里，他的假期延长到1月12日；而今天早上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躲不开的迈耶尔，他刚刚从温尼伯来，在那里去年8月他的第一次成熟的小麦被冻坏了。他又走了，明天早晨到巴黎。可是同时他说：我不去看拉法格夫妇。为什么呢？因为拉法格从来不上我那里去。显然，他对这一点非常介意。我对他说，从他这方面讲，这是相当糊涂的。我把这一点按原话简单地转达给你，不过是为了：如果一个有名气的外地人不去看你，你可以泰然处之。

我正在尽力给保尔搞到一份《正义报》[410]，现在并不那么容易，因为杜西和爱德华到太晤士河畔金斯敦城去几天，星期五以前回不来。在这段时间，琼尼 ［注：让·龙格。——编者注］在我们这里，他又相当快地想起了英语，特别是上学以后。他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在读大量他不懂的书籍。

希望保尔又健康结实起来，比新桥更结实，看来新桥也是经常生疮长疖子的。[411]顺便说一下，保尔在上一封信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拉布里埃尔—塞维林—利沙加勒事件最后是怎样解决的，最新消息是拉布里埃尔的说法：利沙加勒撒了谎。这一切也许跟我们今天大多数丑事一样，结果不了了之了吧？

海德门无疑这一次是彻底完蛋了。如果他还能保持住社会民主联盟的外表，那也只会是一具幽灵而已。地方支部一定会垮掉，而在伦敦这里，他自己的人都记得，在莫利斯—艾威林集团脱离出去 ［注：见本卷第265页。——编者注］的时候，他怎样把自己的拥护者塞满全体会议，把许许多多专门为这个目的而接收的新成员带进去。因此，这里作了决定：只有那些在大选和海德门立功时[399]加入组织的人，才能进行表决。

尼姆、彭普斯和肖利迈到西头去，说是去买圣诞节用品，实际上是去维也纳酒家吃饭。由于我还得稍微限制限制自己，所以就留在家里，利用这个机会给你写信。现在铃响了，叫我和琼尼去吃饭，再见吧。

祝保尔身体健康，心情舒畅，根基结实！

　　爱你的　弗·恩格斯

[399]在1885年11月议会选举前，海德门和秦平从保守党领导人那里拿了钱来进行社会民主联盟（见注229）的竞选运动，其条件是联盟在汉普斯泰特（伦敦西北部贵族区）和肯宁顿（伦敦南部）这两个选区提出候选人，而联盟候选人在这两个选区根本没有当选的可能，但是对保守党的候选人有利，因为可以从自由党人那里拉走一部分选票。联盟候选人在这两个选区只获得了很少的选票。这些事实引起了联盟许多成员的不满，以致一些人退出了联盟，一些地方组织脱离了联盟。在1885年12月5日和7日的英国自由主义报纸《回声报》第5285号和第5287号上，登载了联盟的候选人之一威廉斯的声明，他肯定说根本不知道拿托利党的钱的事，还登载了编辑部关于拿钱的各种细节的报道和联盟成员菲兹吉拉德的一篇批评联盟领导的短评。在1885年12月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1号上发表了一篇编辑部的短评，这篇短评所依据的材料是：恩格斯的这封信，《回声报》的材料，以及联盟活动家之一休·布兰德的一封信。布兰德的信谈到11月9日和12日的联盟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海德门和秦平的活动是经这两次会议同意的。——第394、405、411、422、433、435页。

[410]保·拉法格在12月21日的信中请恩格斯寄一份1885年12月12日《正义报》第100号，那上面载有海德门和社会民主联盟其他领导人签署的声明。这个声明企图推翻因海德门从保守党人那里拿了竞选运动的经费（见本卷第394—396页）而对他所作的指责。——第404页。

[411]1885年12月21日保·拉法格告诉恩格斯，巴黎最古老的桥——新桥（它已经成了表示结实的一个俗语）由于塞纳河的泛滥而部分地受到损坏。——第404页。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勃斯多尔夫

1885年12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12月16日星期三，波克罕在哈斯廷斯逝世，星期一埋葬的。死前那个星期天，他得了肺炎，很快就把他送进了坟墓。他患肺结核已有十二年，近十年来几乎整天卧病在床，左半身全部瘫痪。他以少见的勇气和始终不渝的乐观精神忍受住了痛苦，从未停止过对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关心，直到临终还在订阅《社会民主党人报》。去年以前，他先从两家商号，后来是从一家商号（都是他过去在那里当过商务代理人的）领取养老金。最近一年，我们在他这里的朋友中间募集了一笔可观的款子，所以他并不需要什么。你能否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给他登一篇简短的悼文[412]？我本人不愿意在这种场合露面，而你可以非常自由地做这件事情，此外，你也更了解他在巴登的活动。

关于俄国财政，我再补充如下有关这方面最近一次危机的材料：

[388]

约两星期前，俄国政府通过布莱希勒德和俄国银行得到一笔新的借款，但只有两千万卢布，据报道，在柏林认购的已经大大超额。借款是六千万马克左右还是只有四千万马克左右，要看这笔卢布是金卢布还是纸卢布（这一点你在那里可以弄清楚）。借款似乎应当用来弥补俄国银行给政府的垫款。这是空洞的老口实，这一点几天以后就清楚了。大约一星期前，英国报纸报道说，俄国政府下令俄国银行（大概是信用银行）售出一亿卢布俄国贵族的抵押契据。根据德国报纸的补充资料，银行应为此从收回的款项中预付七千五百万给政府。因此，政府要付给银行的至多是两千万金卢布，而为此将从银行得到七千五百万新贷款。由于出售一亿卢布抵押契据，特别是在俄国，需要很长时间，因此，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得再发行和贷给政府七千五百万纸卢布。此间在节前，卢布行市是23 1/ 8便士（原来是39便士），而现在必定降得更低，在俄国国内也是这样。在财政困境中为了勉强维持受到破坏的通货（如果银行收到的话，那是两千万金卢布）而采取的手段，只会导致纸币更加贬值。即使没有虚无主义者帮忙，1789年也在日益临近，而政府本身又势必加速它的到来。

其次，由此可见，俾斯麦对自己的俄国人很苛刻，他答应给俄国人的德国钱只是少得可怜的几份，使他们不要太骄横，不要在巴尔干对他干卑鄙的勾当[413]。

我只能给你指出一些要点，进一步的详细情况，你在柏林是不难弄清楚的。

过圣诞节时，我们这里有艾威林夫妇、考茨基夫妇、彭普斯和她丈夫 ［注：派尔希·罗舍。——编者注］、肖莱马、琳蘅和我，一直痛饮到凌晨四点，很欢乐了一番。

向你祝贺新年！

你的　弗·恩·

肖莱马向你衷心问好。

[388]李卜克内西在1885年11月26日的信中，请求恩格斯帮助他搜集一些关于俄国财政状况的材料，因为他要就德国向俄国提供借款问题在帝国国会发表演说（在二读中讨论帝国预算时）。李卜克内西在1886年2月8日帝国国会的演说中用了恩格斯的指示（见注444）。——第387、393、406页。

[412]1886年1月1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号发表了一篇题为《永垂不朽！》（《In　memoriam！》）的悼文来悼念波克罕。——第405、407页。

[413]指1885年下半年由于所谓的“保加利亚危机”（见注356）而使巴尔干的局势日益紧张。——第406、408页。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5年12月28日于伦敦

老朋友： 告诉你，我们的老波克罕害了三天肺炎之后，已于本月16日在哈斯廷斯去世了。他患肺结核已有十二年，近十年来，左半身全部瘫痪。医生说，他的病足够死三个人的。他以始终不渝的乐观精神经受住了一切，直到临终以前，一直竭力关心运动情况。我已请李卜克内西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给他登一篇简短的悼文[412]。

月初寄给你的汇款，谅已及时收到。

再就是——由于邮班快要截止，而我在这些不安静的日子里又很少找得出时间写信——衷心向你祝贺新年，并祝身体健康。对我们的运动无须再有什么特别要求，它到处都在开展，虽然由于地区和民族而有所不同，但到处都在出色地前进，而巴尔干的卑鄙勾当[413]，看来也不至于引起世界大战。

衷心问好。

　　你的　老弗·恩格斯

[412]1886年1月1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号发表了一篇题为《永垂不朽！》（《In　memoriam！》）的悼文来悼念波克罕。——第405、407页。

[413]指1885年下半年由于所谓的“保加利亚危机”（见注356）而使巴尔干的局势日益紧张。——第406、408页。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苏黎世

1886年1月7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您的稿子 ［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英译稿。——编者注］收到了，但直到现在没有可能看，因此说不上校订要花多少时间。不过，您可以放心，我决不会拖延。

至于那些聪明的美国人，他们认为他们的国家能免除资本主义生产饱和的后果，看来，他们无知无识，不知道在某些州，如马萨诸塞、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俄亥俄等等，都有劳动局这样的机构，从这种机构的报告[414]中他们就会了解到一些相反的情况。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414]指劳动统计局（Bureau　of　Statistics　of　Labor）年度报告。从1869年开始，美国许多州在工人组织的压力下都成立了劳动统计局。——第409、424页。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415]

柏林

1886年1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你对“薄络斯”的怀疑，只是再次向我证明，你所抱怨的那种“神经过敏”，纯粹是你自己造成的。但是，正如你所说的，没有什么不得了的。

波克罕1825年生于格洛高，就读于革利夫斯瓦特和柏林，1848年在格洛高当服役期三年的志愿炮兵；他因参加民主集会而遭到侦缉，但他躲起来了，后来在柏林呆了一段时间，好象是在攻打军械库以后逃亡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逃到瑞士去了，从那里同司徒卢威一起回来。全部细节我记不得了。

关于传记，我会专门写的。

星期天，我将把你的话转告杜西。

如果你同倍倍尔一起去美国，那你们两人肯定会弄到不少钱，如果你们有一人不去或者换一个别的什么人去，那弄到的钱就会少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另外，特别需要你去，是因为至少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有时要用英语发表演说。

[416]

至于波罗的海运河，我坚决主张它的深度至少要有八米。[417]商船现在越来越大，吃水越来越深（五千五百吨现在已很常见），而新的港埠设备深达九、十米的越来越多，所以，不够深的运河在几年之内就会陈旧，就象现在那条埃德尔运河还在三十年前的情况一样（从一开始它在一定程度上就已经陈旧了）。

由于老威廉即将死亡而将引起的国会解散，会使你们的旅行提前。那样，我们就能更早一些在这里高兴地见到你。

肖莱马还在这里，他向你衷心问好。

一般说来情况是好的，社会民主联盟的情况除外。看来，海德门先生这次是把联盟彻底葬送掉了。[399]下星期天，他可能在他操纵的全体会议上取得表面的胜利，但在地方上他已经完蛋了，就是在这里，拥护他的人也在天天减少。

衷心问好。

你的　老弗·恩·

[399]在1885年11月议会选举前，海德门和秦平从保守党领导人那里拿了钱来进行社会民主联盟（见注229）的竞选运动，其条件是联盟在汉普斯泰特（伦敦西北部贵族区）和肯宁顿（伦敦南部）这两个选区提出候选人，而联盟候选人在这两个选区根本没有当选的可能，但是对保守党的候选人有利，因为可以从自由党人那里拉走一部分选票。联盟候选人在这两个选区只获得了很少的选票。这些事实引起了联盟许多成员的不满，以致一些人退出了联盟，一些地方组织脱离了联盟。在1885年12月5日和7日的英国自由主义报纸《回声报》第5285号和第5287号上，登载了联盟的候选人之一威廉斯的声明，他肯定说根本不知道拿托利党的钱的事，还登载了编辑部关于拿钱的各种细节的报道和联盟成员菲兹吉拉德的一篇批评联盟领导的短评。在1885年12月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1号上发表了一篇编辑部的短评，这篇短评所依据的材料是：恩格斯的这封信，《回声报》的材料，以及联盟活动家之一休·布兰德的一封信。布兰德的信谈到11月9日和12日的联盟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海德门和秦平的活动是经这两次会议同意的。——第394、405、411、422、433、435页。

[415]在这封信里，恩格斯向李卜克内西介绍了波克罕的简历，以供写悼文之用（见本卷第405—406页）。恩格斯于1888年在为波克罕的小册子《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极端爱国主义者》写的引言里，更详细地讲述了他的传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96—399页）。——第410页。

[416]这里谈的是关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打算到美国去的事，目的是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和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募集经费。旅行是在1886年8—12月进行的。李卜克内西，还有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爱德华·艾威林参加了这次旅行（见注489）。——第410、418、458页。

[417]这里谈的是开凿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的运河的计划。运河的两端是基尔湾和易北河口，因而这条运河后来叫做基尔运河。开凿这条运河的法案是俾斯麦在1885年12月向帝国国会提出的，帝国国会在1886年1月9日、2月20日和25日讨论了这个法案。

致劳拉·拉法格

[415]

巴黎

1886年1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词典终于送到了［注：见本卷第403—404页。——编者注］，很高兴。本来答应在圣诞节前一个多星期就从这里把词典寄走的。

昨天我收到麦克斯·克瓦尔克博士的一张明信片，他说由于需要有一本好的《资本论》简述本，他打算把杰维尔的那本［注：加·杰维尔《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编者]翻译出来：“杰维尔先生刚刚应我的请求，把他的简述译成德文的专有权授给了我”；了不起的克瓦尔克已表示愿意让迈斯纳出版这个译本，并希望我能帮他写一篇序言。

要是杰维尔真的这样做了，我只能认为他这一着极不明智，而且违背了事实上存在于我们这些人之间的一切国际义务。他怎么能信赖一个他一无所知的人呢？这位克瓦尔克是徘徊于我们党和讲坛社会主义者[20]之间边缘上的五六个青年文人之一，他们竭力避免由于同我们党接近而产生的风险，但又指望捞到从这种接近中可能得到的一切好处。他们极力吹捧霍亨索伦王朝的社会帝国（克瓦尔克对它赞不绝口），吹捧洛贝尔图斯，反对马克思（克瓦尔克居然有脸给我写信说他推崇《资本论》，把它和了不起的洛贝尔图斯的著作并排放在他的藏书里！），特别是他们彼此互相吹捧。这个家伙非常无能，就连对这一伙人有点同情的李卜克内西也同意考茨基的意见，认为他不适于给《新时代》写文章。

[418]

考茨基刚刚带着保尔的信进来了，从这封信看，杰维尔并没有给予答复，是克瓦尔克在撒谎。如果是这样，我很高兴，因为这样我就能完全制伏这个小无赖。

现在谈谈翻译本身的事。首先，为我们德国工人编的《资本论》简述本一定要根据德文原著，而不能根据法文版来搞。其次，杰维尔的书对工人来说部头太大，而且译文，特别是后半部，读起来会象原著一样困难。因为它是尽量用逐字逐句的摘录编起来的。这本书对法国适用，因为在法国大多数术语，不是外来语，而且那里有许多读者不是真正的工人，但他们却希望通过简易的形式，而不去读大部头，就能对内容有所了解。在德国，这种读者应当读原著。最后，也是主要的一点，如果杰维尔的书用德文出版，由于我要对摩尔负责，就不能不批评这本所谓准确简述的书。我过去没有说什么，是因为这本书只是在法国出版的，虽然还在出版前我就曾对整个后半部断然反对过。［注：见本卷第66—67、69页。——编者注］但是如果把书提供给德国读者，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不能容许在德国用摩尔的原话来歪曲摩尔，而且是严重地歪曲。

如果当时不是荒唐地仓促从事，如果书按照我的建议作了修订，那现在就不会有这种反对意见了。我只能说：如果书在德国出版，我保留采取行动的充分自由，尤其是因为外面传说我是看过原稿的，因此我更应当这样做。

现在我不能去问考茨基对杰维尔的书打算怎么办，因为邀来参加星期日聚餐的人都到齐了，只好就此搁笔。考茨基应该亲自写信。据我所知，考茨基和伯恩施坦打算自己搞一个新的简述本，这样做肯定是最好不过的事，他们会利用杰维尔那本书，并声明为此表示谢意。

杜西、爱德华、彭普斯夫妇和考茨基夫妇都向你问好，并且吻你，还要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对琼尼［注：让·龙格。——编者注］和别的小家伙们也是这样。

爱你的但是肚子饿了的　弗·恩·

[20]讲坛社会主义者是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的代表，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讲坛社会主义者在大学的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者（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第18、150、200、244、375、412、417、445页。

[415]在这封信里，恩格斯向李卜克内西介绍了波克罕的简历，以供写悼文之用（见本卷第405—406页）。恩格斯于1888年在为波克罕的小册子《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极端爱国主义者》写的引言里，更详细地讲述了他的传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96—399页）。——第410页。

[418]1884—1885年在《新时代》上刊登了克瓦尔克的几篇文章。恩格斯坚决抗议让他为该杂志撰稿（见本卷第177—178、278页）。——第412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86年1月20—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终于发来了一声空炮，多蒙施拉姆垂顾，给我寄来他的一本唬人的著作 ［注：卡·奥·施拉姆《洛贝尔图斯、马克思、拉萨尔》。——编者注］。但是必须指出，它极其贫乏，而《社会民主党人报》事先提到此书，是太看重了它。爱德会好好教训此人的；一些令我注目的地方，我已经通过考茨基让爱德注意，而极重要的地方他本人会发现的。

这次同施拉姆的整个论战[419]，对考茨基很有好处。施拉姆真狡猾，他因为对问题的实质无话可说，就专挑考茨基的种种形式上的错误，而这些错误的造成，一部分是由于考茨基的少年气盛，一部分是由于考茨基在大学里和写作上养成的习惯；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极为有益的教训。在这方面，爱德没有上过大学，不是职业文人，但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中毕竟是在不断地进行斗争，加之他会办事情，又是一个犹太人——这一点也不是无足轻重的，他现在已大大超过了考茨基。人们只有在战争中才能学会战争。

你关于党团内部情绪的介绍令人十分高兴。只要党内情况好（而在党内小资产阶级肯定占不了上风），那末议员先生们的失策只能使这些先生自己得到严峻的教训。正如你所说的，我的看法也同样，在和平时期，我们永远也推选不出完全合适的人到国会里去，因此，党通过对议员先生施加压力所给予我们的帮助，确实是无法估计的。这种压力告诉他们，他们必须避免任何重大冲突，并且在关键时刻确信这一点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我们就会清楚地知道，可以不受损失地采取果断的行动。

李卜克内西最近简直象连珠炮似地给我来信，要求作出种种解释。我趁此机会把我对他那充满矛盾的言行的看法，善意地、简短地但是明确地告诉了他[25]；他象通常一样，想把一切都归咎于似乎我听信了什么流言蜚语，我对他说，唯一能在我的心目中使他受到损害的人，就是威·李卜克内西，这个人总是忘记自己信中写的和报上发表的东西。一般说来，我们对他的这些弱点是应该容忍的，何况，我们深信，在真正关键的时刻，他还是会站在应站的地方的。在这之后，他一反他那种总是保留最后一言的常态，平静下来了。

既然他提到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运河的事，我就趁便向他指出：所谓为了反对舰队利用运河，而投票赞成开浅水（不到八九米深的）运河 ［注：见本卷第410—411页。——编者注］，那是愚蠢的。大商船越来越大，五六千吨的现在已经屡见不鲜，海港也越来越适应于相应的吃水深度。凡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海港，都渐渐陈旧，走向衰落，波罗的海也会发生这种情况。要使波罗的海参加海外贸易，必须在那里建造相应的深港，而这在那里也和别的地方一样无疑是要建造的。开一条运河，过了一二十年就没有用处和陈旧了，象旧埃德尔运河那样，那就等于浪费金钱。

至于我提的关于在国有土地上建立生产合作社的建议 ［注：见本卷第258—259、380页。——编者注］，它的唯一的目的就是给当时 赞成轮船公司津贴[263]的多数人指出，怎样才能不失体面地投票反对这个提案，走出他们已经陷入的死胡同。但在我看来，这个建议原则上是完全正确的。我同意，如果我们提出积极的东西，那我们应该只提 可行的建议。但是，它们应该是 实质上可行的，不管现有政府会不会实行。我还走得更远。如果我们提出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崩溃的社会主义措施（如上述这样的措施），那只能是一些 切实可行、但对 现政府说来是 不可能的措施。因为，这个政府会败坏和毁害任何类似的措施，政府实行这类措施仅仅是为了断送它。而这个建议是任何一个容克的或资产阶级的政府都不会实行的。给东部各省的农村无产阶级指明道路，甚至使他们本身走上一条他们能够消灭容克和租佃者的剥削的道路（把恰恰是这样一部分居民吸引到运动中来，即这部分居民的被奴役和愚化，使得支撑整个普鲁士的团队能从他们中间得到兵员的补充，总之，要从内部炸毁普鲁士，破坏它的根基），这对多数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只要那里还存在大土地所有制，这个措施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坚持，而我们一旦掌握政权，我们自己就一定要付诸实施：把大地产转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这样，国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但这个措施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虽然它在实质上是切实可行的，但是除了我们党以外，没有一个党会实行它，因而也没有一个党能破坏它。而仅仅这一个措施就能使普鲁士完蛋，我们把这个措施越早宣传，对我们就越有利。

这件事无论同舒尔采-德里奇或是同拉萨尔都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两个人提出建立小合作社：一个是靠国家帮助，另一个是不靠国家帮助，但他们两个人都认为，这些合作社不应占有 现有的生产资料，而只是 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 并列地建立新的合作生产。我的建议要求把合作社推行到现存的生产中去。正象巴黎公社要求工人按合作方式经营被工厂主关闭的工厂那样， 应该将土地交给合作社，否则土地会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去经营。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至于德意志帝国没有国有土地，那无关紧要：总是可以找到提出建议的方式的，就象在波兰问题的辩论过程中那样，当时驱逐出境的事[420]同帝国政府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正因为政府决不可能接受这类东西，所以，可以放心地要求把我所建议的津贴来同轮船公司津贴相对抗。如果政府能同意这一点，那你当然是正确的。

德国的自由思想派[169]在经济领域中的十分紊乱，同英国激进派[328]现在发生的情况完全一致。约翰·布莱特式的老曼彻斯特派逐渐死光，而年青的一代又完全象柏林人一样，热衷于修修补补的社会改良。差别只是在于，在英国，资产者要竭力帮助的是农业工人，而不是工业工人，因为前者刚刚在选举中给资产者帮了大忙[375]；同时还在于，按照英国的习俗，管事的主要不应当是国家，而是乡镇。对于农业工人来说，要的是一小块菜园子和马铃薯地，对于城市工人来说，是改善卫生等等条件，——这就是他们的纲领。这是一个极好的征兆，它表明资产者已经不得不放弃他们自己的古典经济理论，所以这样，一部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部分是因为这种理论的实际后果，使得他们自己对这种理论的正确性怀疑起来。讲坛社会主义[20]的发展也证明这一点。无论在这里，无论在法国，讲坛社会主义正以某种形式日益把古典经济学从大学讲座上排挤出去。由现存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实际矛盾已经变得如此尖锐，以致任何理论再也不能把它们掩盖起来，也许只有讲坛社会主义的大杂烩是例外，但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什么理论，而是一派胡言乱语了。

一个半月以前，这里常常谈到商业情况出现好转的迹象，但现在一切又发生了变化，困难比什么时候都更严重，而且前景十分暗淡，再加上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生产过剩给市场造成压力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情况不但不见好转，而且越来越恶化。再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形势比以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自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有了厉害的竞争对手，以前意义上的危机时期已经结束了。如果说危机从急性的变成慢性的，同时又不失去其强度，那末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当堆积的商品销售之后，就必定到来一个新的，不过是短暂的繁荣期。我倒很想看看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有两点是肯定无疑的：第一，我们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对于旧社会来说，要比每十年就重复一次危机的时期危险得多；第二，当繁荣到来时，它对英国影响的程度将比过去它在世界市场上独吞油水的时候要小得多。而这一点在英国看清楚了的时候，社会主义运动就会在这里真正地开展起来，但决不会更早。

关于英国自由党人的组成情况，下次再谈。这个题目可能要扯得很远，因为要叙述过渡状态。

[343]

今天早上从德勒斯顿收到了关于波兰问题质询的辩论材料（第一天的）。第二天的辩论材料大概也很快就会寄来。这些材料对我特别重要，因为我现在只能看到《科伦日报》的周刊，它只提供了非常简短的辩论摘录。速记报告怎么才能弄到？我想买到有我们的人认真参加的全部辩论的材料。

你无论如何应该参加美国之行。[416]第一、这次旅行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是否参加。第二、只有你也到那里，才能完全正确地代表党。如果你不去，那就会随便找一个人和李卜克内西前往，谁知道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第三、你不应错过机会去亲眼看看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在德国的环境中生活，对任何一个人，即使是最优秀的人，都有一种精神压抑，弄得他的眼界很狭窄，这一点我是有亲身体会的，应该至少有时到国外跑一跑。而且我们还可以再次和你见面。如果我能摆脱自己的工作，早就到那里去了。过去我一直希望能同马克思一起走一趟。你和李卜克内西对国外来说是代表党的，因此你们两个人没有人能代替得了。如果你不去，就会损失五千到一万马克，也许还要多些。

此外，这次旅行可能是很愉快的。因为杜西和艾威林正在和美国的自由思想派通信，谈去美国作公务旅行的事，并希望和你们结伴而行。大概三四个星期后会得到回音。那时你们四人可组成一个非常好的旅行团。

就此祝你健康。顺告，爱德驳斥施拉姆的第一篇文章[419]写得比我预期的要好。很出色。他确实学会了战争的战略和战术。

你的　弗·恩·

[20]讲坛社会主义者是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的代表，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讲坛社会主义者在大学的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者（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第18、150、200、244、375、412、417、445页。

[25]信没有找到。——第21、145、160、380、414、465、557、587、622、628、634、643、649、652、660、661页。

[169]指德国自由思想党，该党是1884年3月由进步党（见注62）和民族自由党（见注178）的左翼合并成立的。它的领导者之一是帝国国会的议员李希特尔，它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俾斯麦的政府。

1884年5月10日帝国国会表决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法（见注23）有效期的法案时，大多数议员——德国自由思想党党员以及将近半数的中央党的议员投票赞成延长该项法令，从而抛弃了他们通常对俾斯麦政府采取的反对立场，表现出自己害怕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第152、162、417页。

[263]1884年底俾斯麦为了加紧推行德国殖民政策，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对轮船公司的年度津贴，以便举办通往东亚、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行。政府的这个要求使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左翼遵循恩格斯的指示，反对支持政府的要求。党团中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多数（狄茨、弗罗梅、格里伦贝格尔等人）打算在发展国际关系的借口下投票赞成轮船公司津贴。在多数的压力下，党团通过了决议，宣称关于津贴的问题是一个非原则性的问题，党团的每个成员有权根据自己的看法投票；决议还指出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准备投票赞成轮船公司津贴。

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受到党员群众和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坚决谴责，该报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得到恩格斯的全力支持和指导。在尖锐批评的影响下，党团的多数在1885年3月帝国国会讨论政府提案时不得不稍微改变自己对政府提案的态度，他们以帝国国会接受党团的一些建议作为投票赞成政府提案的条件。只是在这些要求被帝国国会拒绝了以后，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全体成员才投票反对这项提案。——第258、259、265、273、289、321、415页。

[328]辉格党和激进派是自由党内部的两个派别，前者代表土地贵族的利益，后者则主要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自由党通过从未在组织上形成固定团体的激进派对工联施加影响。——第328、354、372、395、397、417页。

[343]恩格斯指的是自由党内部的意见分歧（见注328）以及自由党的一派——辉格党——准备和保守党靠拢。1886年，反对给予爱尔兰自治的这一派脱离了自由党，组成了自己的以约·张伯伦为首的自由党人合并派。在许多问题上自由党人合并派都支持保守党。——第345、418、657页。

[375]1885年11月23日至12月19日在英国举行了议会选举；选举结果是自由党人获得331席，失去20席，保守党人获得249席，爱尔兰地方自治派获得86席。这是1884年议会改革（见注228）后的第一次选举。——第372、389、392、395、417页。

[416]这里谈的是关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打算到美国去的事，目的是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和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募集经费。旅行是在1886年8—12月进行的。李卜克内西，还有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爱德华·艾威林参加了这次旅行（见注489）。——第410、418、458页。

[419]考茨基是在1884年《新时代》第8期和第9期上发表文章批评洛贝尔图斯的著作《资本》而开始同施拉姆论战的。这场论战的起因是：讲坛社会主义者（见注20）企图把洛贝尔图斯说成是最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家，以和马克思对立。考茨基的文章是经恩格斯看过的（见本卷第209—211页）。施拉姆在1884年《新时代》第11期上写了《卡·考茨基和洛贝尔图斯》一文来为洛贝尔图斯辩护。在同一期上也刊登了考茨基的答辩文章《回答》。1886年《新时代》第5期刊登了施拉姆的又一篇文章《答考茨基先生》（《Antwort　an　Herrn　Kautsky》），也刊登了考茨基的答辩文章《结束语》（《Das　Schluβwort》）。论战就到此为止。

在恩格斯提到的《洛贝尔图斯、马克思、拉萨尔》（《Rodbertus，Marx，Lassalle》）一书（1885年12月1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0号上曾提到过该书将出版）里，施拉姆再次企图贬低马克思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意义，并吹捧拉萨尔。根据恩格斯的指示，伯恩施坦在题为《道德的批评家和他的批评道德》（《Ein　moralischer　Kritiker　und　seine　kritische　Moral》）的一组文章中对这本书进行了分析批判。这组文章载于1886年1月21日和28日、2月5日和1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5、6、7号。——第414、419页。

[420]指非德籍波兰人被驱逐出普鲁士东部各省一事。1885年11月26日波兰党团就此向帝国国会提出质询，这个质询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在1885年12月1日的帝国国会会议上，俾斯麦企图不让讨论这一质询，宣称这个问题属于普鲁士政府的职权范围，帝国国会不能讨论。但是在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下，在1886年1月15—16日进行了讨论。——第417页。

致爱德华·皮斯

[421]

伦敦

［草稿］

1886年1月27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对您昨天亲切的便笺，很遗憾，我只得告诉您，我的时间现在已被紧急工作占去，至少最近一年我无法承担任何新的义务。

如上所述，我无需再申述其他理由，来说明为什么我不能写您所请求的文章。但是无论如何应当声明，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这些特征的经济方面，我在自己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中曾试图加以叙述和解释，见该书第2版第253—271页，转载于我的小册子《社会主义……的发展》第3版第28—48页。[422]即使这个无论是政治的还是非经济的社会问题都根本未触及的不全面的概述，我也无法写得更简短。因此要为您写六百字的提要，对我来说是根本无法胜任的任务。

　　忠实于您的

[421]恩格斯的这封信是对费边社的一个领导人爱·皮斯的请求的答复。皮斯请求恩格斯为该社准备出版的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写一篇文章，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本要求。

费边社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由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884年建立。它的主要首领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这个统帅曾在同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宣扬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第419页。

[42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292—308页和第19卷第228—247页。——第420页。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6年1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总算有了一点空闲时间，趁它被其他什么事情占用之前，赶紧给你写信。

希望你的阿道夫 ［注：左尔格的儿子。——编者注］在新的事业中能够走运。他是个精明而又精力充沛的人，况且这种事业并不需要进行特别投机，投机在美国和在这里一样危险，因此我看不出他为什么不能成功。总之，衷心祝他顺利！

马克思关于译成英文的批注，我是 很想看到的。[423] 全部英译稿现在终于在我的手边了，下一周我就动手校订。只要弄清楚大致要校订多长时间，也就是说，只要我能确定开始付印的期限，我就会同出版商最后商定下来。你已经知道，海德门先生，他就是布罗德豪斯，曾企图对我暗中进行破坏（在《今日》杂志上）。[424]这对我没有一点损害，只是使我快点干，免得我在对待出版商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

一位美国女士 ［注：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编者注］把我的一本关于工人阶级的书 ［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译成了英文，并把稿子寄来要我校订，稿中有一些地方要花些时间。在美国出版是有把握的，不过我不明白这个人现在还在这本旧的著作里发现了什么。

此外我要做的仍然只是一些校订工作：

（1）《雾月十八日》，法文译稿——已经完成三分之一左右；（2）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意大利文译稿；（3）《家庭的起源》——丹麦文译稿；（4）《宣言》 ［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丹麦文译稿，这两个译本都已经印好，但错误百出；（4）《家庭的起源》——法文译稿；（5）《社会主义的发展》——英文译稿。以后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你看，我成了名副其实的批改学生作业本的学校教师了。幸好我的语言知识不再增加了，否则，那些俄文的、波兰文的、瑞典文的以及其他各种各样文字的东西还会堆到我身上来。不过，这种工作不管愿意不愿意，终究还是要做的。不管怎样，这些可爱的小东西，至少从（2）到（5）应该让位给《资本论》第三卷，这一卷已经根据手稿作了口授，但其中极重要的几章还得做 很多校订工作，因为许多地方只是汇集在一起的原始材料。这是唯一能给我带来愉快的工作。

《纽约人民报》我还 没有收到。9月份的《今日》尽可能还是随这一邮班寄走。你无法想象，在这里得到这些东西是多么困难。出版商们马虎得不象话。

如果你对海德门同托利党人、同时还同自由党人搞的竞选把戏还不了解的话，那就让狄慈根把休·布兰德有关此事的信件交给你。[399]信上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社会民主联盟即使不分裂，在这之后它在道义上也将是死亡了的。要是个疯子，才会象海德门那样干。他对艾威林的十分荒唐的攻击，连同那些文件，你大概已经在《正义报》和《公益》上读到了。[405]很遗憾，联盟其余的头头并不比他更中用：这是些文丐和政治投机分子。这里的整个运动，至今不过是徒有其表，但是，如果社会主义同盟[266]能够培养出一个由精通理论的人组成的坚强核心，那会大大有利于真正的群众运动，这种运动的发生现在已是指日可待了。

请代我向狄慈根问好。他现在感到很为难，但是事情会得到解决。[425]不管怎样，美国的运动毕竟是做出了不小的成绩。英裔美国人 以自己的方式开始行事，藐视理智和科学，也不可能期待他们用其他什么方式，但是他们毕竟还是在渐渐地接近，而且最后终归会达到的。你们那里资本主义的集中正在飞速发展，同这里完全不一样。

希望你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我的身体大体说来很好，不然的话，就根本无法工作了。

我在说服倍倍尔，要他同李卜克内西到你们那里去。 ［注：见本卷第418—419页。——编者注］可能杜西同艾威林也要去。不过，这还为时尚远。

向阿道夫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266]指社会民主联盟（见注229）和社会主义同盟。

社会主义同盟是英国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12月30日由一批不满社会民主联盟领导的机会主义路线而退出联盟的社会主义者创建。同盟的组织者有爱琳娜·马克思、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威廉·莫利斯等。在同盟存在的最初年代，它的活动家们曾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但是，在同盟的成员中无政府主义者很快就占了上风，它的许多组织者，其中包括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都离开了同盟的队伍，于是到1889年同盟就瓦解了。——第265、285、296、349、422、460、462、472、475、480、500、524、560、563、569、629、631、634、650页。

[399]在1885年11月议会选举前，海德门和秦平从保守党领导人那里拿了钱来进行社会民主联盟（见注229）的竞选运动，其条件是联盟在汉普斯泰特（伦敦西北部贵族区）和肯宁顿（伦敦南部）这两个选区提出候选人，而联盟候选人在这两个选区根本没有当选的可能，但是对保守党的候选人有利，因为可以从自由党人那里拉走一部分选票。联盟候选人在这两个选区只获得了很少的选票。这些事实引起了联盟许多成员的不满，以致一些人退出了联盟，一些地方组织脱离了联盟。在1885年12月5日和7日的英国自由主义报纸《回声报》第5285号和第5287号上，登载了联盟的候选人之一威廉斯的声明，他肯定说根本不知道拿托利党的钱的事，还登载了编辑部关于拿钱的各种细节的报道和联盟成员菲兹吉拉德的一篇批评联盟领导的短评。在1885年12月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1号上发表了一篇编辑部的短评，这篇短评所依据的材料是：恩格斯的这封信，《回声报》的材料，以及联盟活动家之一休·布兰德的一封信。布兰德的信谈到11月9日和12日的联盟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海德门和秦平的活动是经这两次会议同意的。——第394、405、411、422、433、435页。

[405]指的是1885年10月3日《正义报》第90号的编辑部短评。短评指责艾威林背信弃义，说他在9月27日集会（见注352）上发表演讲是违背了据说在各社会主义组织间达成的只能由预先确定的演讲人演讲的协议。以后这个指责被认为是不正确的，然而海德门继续坚持，这就引起了社会民主联盟一些成员的不满。关于这件事情的材料刊登在1885年11月《公益》杂志第10期上。——第398、422页。

[423]马克思关于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英文的一些批注，是1877年写在该卷手稿页边上的。当时准备在美国出版《资本论》，但没有出成。这部手稿当时是由马克思寄给左尔格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273页和第280页）。左尔格在得悉恩格斯正在校订第一卷英译文后，在1885年8月3日的信中说要把这部手稿寄给恩格斯，1886年初恩格斯收到了这部手稿。——第420、467页。

[424]1885年10月《今日》杂志开始登载亨·迈·海德门翻译而以约翰·布罗德豪斯为笔名发表的《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文。恩格斯在《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66—276页）一文中，批评了载于《今日》杂志第4卷第22期上的该译文的开头部分（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的一部分）。译文继续在该杂志上发表到1889年5月，总共发表了第一卷中的七章和第八章的大部分。——第421、446、451、468页。

[425]恩格斯指的是狄慈根在美国报纸《社会主义者报》和《纽约人民报》上撰稿的事。这两家报纸是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见注443）的机关报，当时拉萨尔分子在那里占据了领导地位。左尔格不止一次地告诉恩格斯说，狄慈根在这两家报纸上发表的文章都遭到篡改和歪曲。——第422、470页。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苏黎世

1886年2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今天我把您的稿子 ［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英译稿。——编者注］的第一部分，直到七十页为止，用挂号寄给您。很抱歉，我不能早些把它送上，因为当时我手头有一件工作必须先完成，然后才能看您的稿子。现在可以顺利地进行了；在工作的进程中，我发觉我们彼此之间更加熟悉了：您熟悉了我那特别的旧式德语，我熟悉了您的美国英语。的确，它使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之间的差别，从来没有象这次我 亲身体会得那么清楚。在大洋两岸得到丰富和发展并且可望从澳大利亚和印度得到进一步补充的这种语言，将来会有多么光辉的前途！

不知道这部分译稿是否会在福斯特小姐动身以前及时地送到她手里，但我希望不致由于我确实不可避免的耽搁而使您感到特别的不方便。凡是想把马克思和我的著作译成各种文明国家的语言，并对我表示信任而要求我校订译稿的朋友们，我对他们是感激不尽的。而且我也十分乐于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跟别人一样，一昼夜只有二十四小时，所以不可能总是叫每个人满意，符合一切既定的安排。

要是我在晚上不太常受到打扰，那末，我希望能在两个星期之内把其余的稿子，也可能连导言都寄给您。这篇东西可以作为序言或附录 ［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编者注］刊印。至于有多长，完全没法告诉您。我尽可能写得短一些，尤其从我这方面来说，去驳斥美国报刊的论据（对这些论据我连肤浅的了解都没有），是毫无用处的。当然，如果美国工人不看他们本州的劳动局报告[414]，而只相信政治家们从这些报告中所做的摘录，那末谁也帮不了忙。可是我认为，目前那种看来是无穷尽的经常萧条，如在英国一样，也会在美国表现出来。美国必将打破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不管它还留下点什么），但是美国不可能独占这种垄断地位。除非有 一个国家垄断世界市场，至少垄断决定性的实业部门，否则从1848—1870年曾经在英国这里存在过的那些相对有利的条件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重现，即使是在美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也一定会逐渐地日益恶化下去。因为要是有三个国家（比方说英国、美国和德国）在大致相同的条件下为了获得 世界市场而竞争，那就会出现慢性的生产过剩，这是因为这三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能力向市场供应全部商品需要量。这就是为什么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兴趣地注视着目前危机的发展，为什么我相信它会在美国和英国的工人阶级的精神和政治发展史上构成一个新时代——这两国工人阶级的支持是绝对必要的，同样也是合乎愿望的。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414]指劳动统计局（Bureau　of　Statistics　of　Labor）年度报告。从1869年开始，美国许多州在工人组织的压力下都成立了劳动统计局。——第409、424页。

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426]

海牙

1886年2月4日于伦敦

尊敬的同志： 您的《我国是如何管理的》一书，我看得津津有味：首先，因为我根据它重新学习荷兰的口语，其次，因为我从书中知道不少有关荷兰国内管理的情况。除了英国和瑞士，荷兰在十六至十八世纪是唯一的 非君主专制政体的西欧国家，因此有它某些优越的地方，其中残存的地方自治和省的自治就没有法国或普鲁士气味的那种真正官僚机构。这对发展民族性格，以及对今后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只要稍许起一些变化，劳动［人民］ ［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就能够在这里建立起自由的自治，而这种自治在变革生产方式时应当是我们的最好武器。无论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根本没有这种优点，在那里这还得要重新创造。对于您的成功的通俗叙述，我不能不向您表示钦佩。

为翻译我的小册子事，我应该向您热烈致谢。在这里要把全部材料叙述得象您的小册子那样通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象您这样精通两种语言的人，那是可以胜任的。

“大块”［《Gewanne》］——这是土质大致相同的地段，是公社的耕地和草地先划分成的；它们一共约有十个到二十个大块。然后，每个享有全部权利的马尔克成员在每个大块上都领到同等的份地。这样，如果有十个大块和一百个马尔克成员，结果就有了一千小块土地，而每个马尔克成员就得到十小块土地，即在每个大块上有一小块土地。以后马尔克的成员常常重新交换小块土地，因此，他们每人彼此隔开的小块土地就越来越少，而他的份地就越来越连成一片。在爱尔兰农村不久以前也产生过这种情况，那里实行了《rundale》[“朗得尔”]制度[427]；在苏格兰山地也产生过这种情况（见1885年11月《双周评论》，关于苏格兰农村公社的文章 ［注：约·雷伊《苏格兰农村公社》。——编者注］）。

格·路·毛勒的著作如下：

（1）《德国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和城市制度的历史概论》。

（2）《德国马尔克制度史》。

（3）《德国农户制度史》，四卷。

（4）《德国城市制度史》，二卷。

（5）《德国乡村制度史》，二卷。

第（1）（2）最重要，但其余的也很重要，尤其是对德国的历史来说。论述重复，文笔拙劣，条理紊乱，给研究这些一般说来却是极好的书造成了困难。他真不愧是一个德国人！

1875年左右去世的若尔日·阿韦奈耳的著作《革命星期一》、《法兰西共和国报》上发表过的小品文集以及《阿那卡雪斯·克罗茨》，无疑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优秀著作。后面这本书结合克罗茨的生平，对到1794年热月政变为止的整个革命进程作了概述。这部著作是用传奇的笔调写的，所以要得出明晰的观念，还得时常向米涅 ［注：弗·米涅《一七八九至一八一四年法国革命史》。——编者注］或梯也尔 ［注：阿·梯也尔《法国革命史》。——编者注］去找确切的材料。但是阿韦奈耳勤奋地研究了一些档案，因而提供的新的和可靠的材料非常之多。这对从1792年9月到1794年7月这段时期来说，无疑是最好的资料。其次，布日尔写的一本很好的书，叫做《让·保尔·马拉，人民之友》；关于马拉还有一本别的书，仿佛写得也不错，我只是不记得作者的名字了，是以舍 ［注：弗·舍夫雷蒙《让·保尔·马拉》。——编者注］开头的。在帝国的最后几年也出了一些其他的好书；罗伯斯比尔分子的著作（阿梅耳的《圣茹斯特》等）要逊色一些，大部分都是空话和发言的摘录。

在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中，我仍然比较喜欢米涅。

考茨基夫妇、艾威林夫妇和琳蘅向您衷心问好。您来这里度夏的事怎么样了？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426]恩格斯在这封信里答复了纽文胡斯在把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翻译成荷兰文时向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在这本小册子里还收入了恩格斯的文章《马尔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51—369页）作为附录。——第425页。

[427]按照“朗得尔”（《rundale》）制度，租种以前属于整个氏族而后来被英国征服者所侵占的土地的爱尔兰佃农们，每人为自己承租的那一地段交纳租金，但后来却把这些地段的全部耕地和草地合并起来，按照方位和土质分成许多大块，并且每个人在每个大块中都得到自己的一份。恩格斯对这一制度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151—152页。——第426页。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428]

巴黎

1886年2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甫罗夫：请告诉我，您所理解的名人〔worthies〕一词是什么意思？我不想借您之口赋予该词以一种庸俗的意义，这种意义在这里几乎已经得到正式承认并适用于所有的人——从法拉第到某一个皮鲍迪或伯德特-库茨男爵夫人；这样，我好尽力为您找到您所想要的东西。

第一卷［注：《资本论》。——编者注］的英译稿终于在我这里了，我马上开始校订。此后即着手第三卷的定稿工作。这是一件困难的任务，不过，我一定把它搞到底。

祝好。

您的　恩格斯

< [428]恩格斯在这里是答复拉甫罗夫的请求。拉甫罗夫在1886年1月21日的信中请恩格斯告诉他，哪部著作介绍过“英国主要名人”的外表、习惯等等。——第427页。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86年2月8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您11月18日（30日）、12月19日（31日）、12月26日（1月7日）、1月8日（20日）的亲切来信[429]以及四本译本 ［注：《资本论》第二卷俄译本。——编者注］，我都收到了。一本转给了英国博物馆，一本给了上校 ［注：拉甫罗夫。——编者注］，还有一本给了您很熟识的女士 ［注：查苏利奇。——编者注］，她也把作者 ［注：马克思。——编者注］的某些著作译成了俄文。如能再惠赠一本给汉堡我们的德国出版商奥托·迈斯纳先生，我将十分感激。

我十分高兴地读了您的出色的序言[430]，为了证明我是仔细读了的，我可以向您指出，在第Ⅹ页第17行，看来排字工人漏了一个词。那里是否应该是这样： 资本价值的可变部分也如何如何。这个遗漏对于熟悉作者术语的人没有多大关系，但也许会使没有掌握作者术语的人看不懂。

十分感谢您介绍了贵国的经济状况。凡是这一类的材料总是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近三十年在全世界表明，即使在至今还是纯农业的国家里，现代工业的巨大生产力也可以在多么短的期间里移植过去，并且牢牢地扎下根子，而且随这一过程而来的现象到处都在重现。您信中告诉我的用还没有到期的息票来支付的情况，大约在十年、十五年以前，德国各地都发生过，现在有时也有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实行新币制之前，曾经普遍地抱怨流通这种还没有到期的、最初是用来顶替工资的息票。德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如果说类似的现象还在发生，那也不过是一种例外；然而在十五年以前，这却是一种常规，特别是在萨克森和绍林吉亚。据您说，你们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流通手段不足的证明，而且这是在由于发行过多而至少贬值百分之三十六的纸币流通的情况下；这种论调同美国绿背党人[431]的观点相吻合，他们也要求增加纸币发行额，因为这种纸币不再贬值，可见发行量显然不够！

有人建议我们的朋友 ［注：洛帕廷。——编者注］换换气候，我知道后很高兴，我想，大概会把他送往医生原先让他去过的地方，那里的条件对他的健康显然是相当有利的。不管怎样，在我看来，这证明他的病突然恶化的任何危险现在已经过去了。

我终于收到了第一卷 ［注：《资本论》。——编者注］的全部英译稿，下星期就开始校订；一等我心中有数什么时候能校完，就立即同某个出版商签订合同。译者有两个：一个是律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注：穆尔。——编者注］（您和他是仅有的几个对该书了解得最扎实的人），可是他的职业使他无法在必要的期限内把这全部工作做完。因此，作者小女儿 ［注：爱·马克思-艾威林。——编者注］的丈夫艾威林博士曾表示愿意帮忙，可是，无论作者的经济理论或语言，对他都还有几分生疏，所以我估计，对他译的部分我要花更多的功夫。只要译稿付印的工作充分准备好，我就重新着手第三卷，一直搞到底，不分心做任何其他工作。

这里的工业危机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加深，人们开始越来越明白，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即将结束。由于美、法、德作为竞争者出现在世界市场上，由于实施的高额关税阻止外国商品流入其他正在发展的工业国的市场，这种垄断地位什么时候结束已经不难推算出来了。既然一个工业大国，又占有垄断地位，尚且每十年发生一次危机，那末有四个这样的大国，情况又会如何呢？大概是每10/4年一次危机，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危机。这可能对我们有利。

　　忠实于您的　派·怀·罗舍

［注：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

[429]恩格斯提到的丹尼尔逊的信，现在只找到1885年12月31日（俄历19日）的一封。丹尼尔逊关于俄国经济状况的札记大概是在其他几封信里。——第428页。

[430]指丹尼尔逊为1886年1月底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俄文第一版写的序言。——第428页。

[431]绿背党是美国西部各州的一个政党，成立于1876年，它主要是把农场主联合了起来。绿背党反对停止使用内战期间发行的绿背纸币（所谓“绿背纸币”是一种背面为绿色的纸币）。这种纸币所以要停止使用，是由于贬值。绿背党人错误地认为，保留大量纸币会使农产品的价格提高。1884年以后，绿背党瓦解。——第429页。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6年2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1月30日的信 ［注：见本卷第420—423页。——编者注］、随后寄的《今日》和新版《共产党人案件》 ［注：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你大概已经收到。至于《纽约人民报》，1月23日那一期周刊 ［注：《纽约人民报周刊》。——编者注］也已经到了， 此外再也没有别的了。《今日》9月号，你大概也已经收到了。

昨天，社会民主联盟的先生们在大街上又干出了最糟糕的蠢事，——关于这件事情，想已打电报告诉你们了。[432]但愿他们的好戏现在已经演完。

阿道夫 ［注：左尔格的儿子。——编者注］的事业进展得怎样？

你的　弗·恩·

[432]1886年2月8日，支持保守党人的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中的一些保护关税税率的拥护者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集会。与这个集会相对立，社会民主联盟（见注229）为反对保守党人关于拥护保护关税税率的鼓动，组织了失业者集会和示威游行。在游行进行中，加入游行行列的一些流氓无产阶级分子开始捣毁和抢劫商店（见本卷第432—433页和第435—438页）。后来警察逮捕了联盟的领导人海德门、白恩士、秦平和威廉斯，他们被指控发表了“叛乱性的言论”。但是1886年4月7—10日进行审判的结果，他们都被宣告无罪。——第431、432、435、455、462页。

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6年2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们那些社会民主联盟中的聪明人不屑于小有成就。他们昨天一定要干预失业者（现在已达几十万人）的集会，为的是鼓吹La　Révolution，即鼓吹一般革命，并要求那些愿意跟秦平先生走的群众举手赞成，不管秦平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至于到什么地方去，连秦平自己也不清楚。海德门也是本着同样的精神干下去的，他只会大喊大叫，借此壮胆。[432]当然，你知道参加下午三点在特拉法加广场集会的都是些什么人：有东头大量介于工人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之间的贫民；也有暴徒和无赖这种乌合之众，他们足以把全部群众煽动起来随时去“瞎开心”，直到无谓的疯狂骚乱。就在这种成分占了上风的时候（当时在场的考茨基说：“本来的集会已经结束，开始打起来了，我便走开了”），上面提到的那些自作聪明的蠢货，领着这群暴徒排队经过派尔-麦尔和皮卡第莱，到海德公园去举行另一个而且是真正革命的集会。但是暴徒们一路上自行其是，捣碎俱乐部的窗户和商店的橱窗，先抢酒铺和面包店，然后又抢一些首饰店，以致我们那些革命大人物在海德公园不得不呼吁“保持安静和节制”！当他们大讲好话的时候，在公园外面从奥德利街一直到牛津街，都在又砸又抢，警察终于在牛津街进行了干涉。

警察不在场这一点表明，这场乱子是有人 蓄意纵容的，但是，海德门及其同伙上了圈套却是不可原谅的，结果暴露出他们不仅是无能的傻瓜，而且是一些无赖。他们原想洗刷他们竞选活动的耻辱[399]，现在却给这里的运动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他们以为，干革命（而且可以毫无理由，想在什么时候就在什么时候，想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不需要别的，只要耍一些足以“带起”一帮人去胡作非为的卑鄙伎俩就够了，如召开塞满了人的大会，在报刊上撒谎，以及拉上二十五个人来支持他们呼吁群众不管用什么方式尽量“起来”，不是具体地反对哪一个人而是笼统地反对一切，结果如何全凭运气。我不知道，他们这次是否能那么容易地开脱掉。如果他们在周末前被抓起来，我不会感到奇怪。在这方面，英国法律规定得很明确：你愿意发表多少议论都可以，只要不随之发生什么事情就行；但是一旦随之发生骚乱性的“明显行为”，你就得对此负责。许多倒霉的宪章主义者——哈尼、琼斯等人都曾由于更小的事情而各被判刑两年。[433]而且，不是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愿意，就能成为路易丝·米歇尔的。

[50]

我终于收到了几乎全部的第一卷 ［注：《资本论》。——编者注］英译稿；剩下的一小部分，爱德华答应星期日给我。这星期我就动手看这部稿子。我不能动手的唯一原因，就是我在校订一位美国女士 ［注：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编者注］译的我那本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旧著 ［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的英译稿，说来奇怪，她在美国居然为这本书找到了一个出版商！这项工作我是在晚上做的，要是打扰不多，这个星期就可以完成。只要我能确定开始付印的日期，我就去找基根·保罗，如果和他谈不妥，就到别处去接洽。不止一个出版商向我们作过暗示，愿意接受。在这方面我们的情况大大好转了。在这以后就搞第三卷，决不再让它中断。

伯恩施坦怎么会推荐象克瓦尔克那样一个人 ［注：见本卷第411—412页。——编者注］，我们感到很奇怪，我便问了他。下面是他的回答，现在照抄给你，以免有错：

“关于推荐克瓦尔克的事情，我一无所知，我怎么能推荐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呢？可能我曾回答过别人的问话，说此人不是党员，但是对他也没有指责什么；就连这一点也仅仅是一种可能……在这里是否弄错了？我本人和克瓦尔克素不相识，而且从来没有同他通过信。因此，正象我所说的那样，我决不想争辩说我没有谈过有关克瓦尔克的情况，但是我决没有推荐过他。”［注：恩格斯的信是用英文写的，但此处引述伯恩施坦原话用的是德文。——译者注］

请原谅，我又拿这件事打扰你，但我是为了要把这段从德文原件中摘录的话寄给巴黎。其余的事，我写信给保尔。另外，祝杰维尔新婚事事幸福，但愿这不至于过多地打乱他的正常的生活习惯。他一旦按新的生活方式安顿了下来，他会成为一个最好的和最幸福的丈夫。

这里大家一切如常。爱德华在托登楠大院路租到一个大厅，每逢星期日去演讲两次，听众很注意听讲，给的报酬大体上还可以。可是，这多少妨碍了他饭后喝波尔图酒，但对他说来这是件好事，因为这样就挫败了布莱德洛 企图使他当不成公众演说家的计划。他有时还到外地的城市去，一个星期日（！）讲三次，星期六晚上讲一次。巴克斯有点象保尔，经常给《公益》写动人的文章，但是，当一种思想使他着了迷的时候，他就简直令人难以理解了，可怜的巴克斯做实际鼓动工作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他毫无经验。他会把书房里一些很不成熟的观点拿到会场上去，他感到必须做点事情，把事业推动起来，但又不知从何着手。不过，他很爽朗，很聪明，很勤奋，所以可以预期，他会克服热情的冲动。

　　爱你的　弗·恩·

[50]法国女革命家路易丝·米歇尔于1883年6月因参加1883年3月巴黎失业者示威游行而被判处六年监禁和十年最严格的警察监督。1886年1月被特赦。——第45、433页。

[399]在1885年11月议会选举前，海德门和秦平从保守党领导人那里拿了钱来进行社会民主联盟（见注229）的竞选运动，其条件是联盟在汉普斯泰特（伦敦西北部贵族区）和肯宁顿（伦敦南部）这两个选区提出候选人，而联盟候选人在这两个选区根本没有当选的可能，但是对保守党的候选人有利，因为可以从自由党人那里拉走一部分选票。联盟候选人在这两个选区只获得了很少的选票。这些事实引起了联盟许多成员的不满，以致一些人退出了联盟，一些地方组织脱离了联盟。在1885年12月5日和7日的英国自由主义报纸《回声报》第5285号和第5287号上，登载了联盟的候选人之一威廉斯的声明，他肯定说根本不知道拿托利党的钱的事，还登载了编辑部关于拿钱的各种细节的报道和联盟成员菲兹吉拉德的一篇批评联盟领导的短评。在1885年12月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1号上发表了一篇编辑部的短评，这篇短评所依据的材料是：恩格斯的这封信，《回声报》的材料，以及联盟活动家之一休·布兰德的一封信。布兰德的信谈到11月9日和12日的联盟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海德门和秦平的活动是经这两次会议同意的。——第394、405、411、422、433、435页。

[432]1886年2月8日，支持保守党人的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中的一些保护关税税率的拥护者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集会。与这个集会相对立，社会民主联盟（见注229）为反对保守党人关于拥护保护关税税率的鼓动，组织了失业者集会和示威游行。在游行进行中，加入游行行列的一些流氓无产阶级分子开始捣毁和抢劫商店（见本卷第432—433页和第435—438页）。后来警察逮捕了联盟的领导人海德门、白恩士、秦平和威廉斯，他们被指控发表了“叛乱性的言论”。但是1886年4月7—10日进行审判的结果，他们都被宣告无罪。——第431、432、435、455、462页。

[433]指对宪章运动的厄·琼斯和其他领导人的判罪。他们在1848年6月初因准备在伦敦举行宪章派的示威游行而被逮捕，他们都被指控煽动叛乱而被判处两年监禁。在被捕的人当中没有哈尼。——第433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434]

柏林

1886年2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你的信来得正是时候，我正想今天告诉你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这一点下面再谈。

那就先谈谈2月8日的乱子[432]。

尽管有种种大吹大擂的报道，社会民主联盟毕竟是一个极其软弱的组织，虽然其中也有些优秀分子，可是领导人则是一些文人政治冒险家。由于后者在十一月选举期间干的蠢事[399]，这个组织已经濒于瓦解。这个团体的首领Hyndman（念：海德门），当时拿了托利党人（保守党人）的钱，因此能在伦敦两个选区提出社会民主联盟候选人。由于这两个选区连他们组织的成员都没有，出丑是意料中的事（在四五千张选票中，一个得了二十七票，另一个得了三十二票！）。可是海德门一拿到托利党人的钱，就趾高气扬起来，立即跑到北明翰去见现任大臣张伯伦，并向他提出，如果张伯伦保证用自由党人的选票，让他海德门从北明翰得到一个议席，并同意提出八小时工作日法案，海德门就给他以“支持”（在全英国还不到一千票）。张伯伦不是蠢驴，向他下了逐客令。虽然千方百计地掩盖这件事情，联盟内部还是为此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并且出现了联盟瓦解的危险。所以，现在一定得发生一件什么事情，才好重整局面。

同时，失业现象在这里越来越严重。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的崩溃，使1878年开始的危机持续不断，而且与其说是在减弱，不如说是在加剧。贫困，特别是本市东头的贫困，骇人听闻。1月初以来异乎寻常的严寒，加之有产阶级无比的冷酷无情，在失业群众中激起了大动荡。和往常一样，政治投机者企图为自己的目的利用这种动荡。刚被挤出政府的保守党人[435]，把失业现象归咎于外国的竞争（这是对的），还归咎于外国的保护关税（这多半是不对的），并且鼓吹“公平的贸易”[436]，就是说鼓吹关税战。也有一个工人组织主要相信关税战的力量。2月8日，它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了集会。这时，社会民主联盟也没有无声无息，在此以前就组织了一次规模不大的示威[437]，现在又想利用这次集会。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集会：拥护关税战的人在纳尔逊圆柱附近举行，社会民主联盟的人则在广场北头，从国家美术馆对面约高出二十五英尺的街头上发表演说。考茨基当时在那里，在发生乱子以前离开了；他告诉我，很多真正的工人在拥护关税战的人那一边，而海德门及其同伙的听众却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人，是来胡闹的，一部分人已经有点喝醉了。既然在这里住了不到一年的考茨基看出了这一点，那末，联盟的先生们应当看得更清楚。可是，当看起来人都要四散的时候，他们采取了海德门爱用的老主意，让“失业者”在派尔-麦尔街上游行，贵族和大资本家的大政治俱乐部即英国政治阴谋的中心都在这条街上。跟着他们到海德公园去举行另一次集会的失业者，大多数是一些根本不愿做工的人，如街头小贩、懒汉、警探、小偷等。贵族们从俱乐部窗口嘲弄他们，于是他们就砸这些窗户，也砸商店的橱窗，抢劫酒铺，并且就在大街上开设起卖酒的消费合作社，以致于海德门及其同伙在海德公园不得不立即中断他们的杀气腾腾的演说，呼吁保持安静。可是已经晚了。在游行的时候，在举行这第二次规模不大的集会的时候，以及在这以后，一群群被海德门视为失业者的流氓无产者，拥进附近几条富人的街道，抢劫首饰店和其他商店，用抢来的面包和羊腿肉打破窗户，然后各自散去，没有遇到任何阻拦。只有一部分人在牛津街被四名（就是四名！）警察驱散了。

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见到警察，警察的不在场十分引人注目，不只是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有意的。警察头目看来是些保守党人，他们倒愿意在自由党政府执政期间发生点小乱子。但是，政府立刻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这些先生中间的某些人可能会丢掉官职。

此外，对海德门及其同伙的十分马虎的追究也开始了。虽然英国的法律规定，如煽动性言论导致实际行动，要十分严厉地处置，可是看样子似乎是想把这一切不了了之。诚然，这些先生们大谈特谈社会革命（向这样的听众讲，而且在群众中又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支持力量，那纯属荒谬），但是我不能相信，政府会愚蠢到想使他们成为殉难者。这些社会主义者先生们想在一个晚上硬造出一个运动来，而这种运动在这里，也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是需要做多年准备工作的，即使它一经开始并在群众受到历史事变的推动下，在这里会比大陆发展快得多。可是象这样的一些人等不了，因此干出那种只是在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才屡见不鲜的幼稚行为。

市侩中间的惶恐持续了四天，后来终于平静了。这也有它好的一面：虽然自由党人干脆否认贫困，而保守党人只是为了自己的目的企图利用贫困，但贫困现在是大家公认的了，因此很明显，即使为了装装样子，也得做一点事情。可是，市长公布的募捐款数到星期六为止总共约为两万英镑，如果把所有无以为生的人都算上，这点钱恐怕连两天都不够用！但这再一次证明，不使有产阶级感到惊慌恐惧，有产阶级对群众的任何疾苦总是无动于衷的，所以我还拿不定，是否有必要再更厉害地吓唬他们一下。

现在谈谈法国的情况。上星期那里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事情：议院里成立了工人党。只有三个人，还有两个激进派分子[342]支持他们，但是有了一个开端，阵线分明了。

Basly（念：巴利）是个矿工，后来在安森开小饭馆（因为被开除）。他到现场调查了德卡兹维耳的一个名声很坏的矿长瓦特兰被杀事件[438]。他回来后首先在巴黎7日举行的一次大规模集会上作了报告，并且同时把激进派议员弄得很难堪。星期四［注：2月11日。——编者注］，他在议院里发表了非常精彩的演说，向内阁提出质询。全部极左派没有给他任何支持。站在他一边的只有另外两个工人——布瓦埃（马赛人，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卡梅利纳（曾经是蒲鲁东主义者，公社流亡者），此外鼓掌的还有克洛维斯·雨盖和普郎托，而其余的极端激进派在法国无产阶级在议院中的这第一次勇敢的独立行动面前吓得呆若木鸡。

（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巴利完全受我们的人——拉法格、盖得等人的影响，他很需要而且乐意接受他们在理论方面的指教。）

给你寄去一份《人民呼声报》，上面详细报道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议，请你把它研究一下。这是值得花些功夫的。我对这次破裂的重要性的看法，从龙格那里得到了证实，他刚刚来到这里，作为克列孟梭的朋友和编辑同事，他对工人的这种非议会行为表示相当反感。

这样，现在我们在巴黎的议会中也有自己的人了，而且我不仅为法国人高兴，因为这会大大地帮助他们前进，也为我们的党团高兴，因为它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从法国人那里学习行动起来的勇气，现在国外也有了榜样，我们可以拿来指责我们那些胆小鬼和懦夫。

最妙的是，这些人是激进派提名的，激进派曾希望会牵着他们的鼻子走，现在大失所望。对卡梅利纳这个老蒲鲁东主义者，我也有过很大的怀疑，可是说明他还不错的是，他流亡到这里，立即在北明翰找工作（他是一个极出色的雕镂工匠），而不去过问流亡者的任何政治。

邮班就要截止了。

你的　弗·恩·

[342]激进派是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这个党团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该党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它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344、354、369、438、440、442、445、452、456、458、470、475、499、516、524、540、687、701页。

[399]在1885年11月议会选举前，海德门和秦平从保守党领导人那里拿了钱来进行社会民主联盟（见注229）的竞选运动，其条件是联盟在汉普斯泰特（伦敦西北部贵族区）和肯宁顿（伦敦南部）这两个选区提出候选人，而联盟候选人在这两个选区根本没有当选的可能，但是对保守党的候选人有利，因为可以从自由党人那里拉走一部分选票。联盟候选人在这两个选区只获得了很少的选票。这些事实引起了联盟许多成员的不满，以致一些人退出了联盟，一些地方组织脱离了联盟。在1885年12月5日和7日的英国自由主义报纸《回声报》第5285号和第5287号上，登载了联盟的候选人之一威廉斯的声明，他肯定说根本不知道拿托利党的钱的事，还登载了编辑部关于拿钱的各种细节的报道和联盟成员菲兹吉拉德的一篇批评联盟领导的短评。在1885年12月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1号上发表了一篇编辑部的短评，这篇短评所依据的材料是：恩格斯的这封信，《回声报》的材料，以及联盟活动家之一休·布兰德的一封信。布兰德的信谈到11月9日和12日的联盟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海德门和秦平的活动是经这两次会议同意的。——第394、405、411、422、433、435页。

[432]1886年2月8日，支持保守党人的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中的一些保护关税税率的拥护者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集会。与这个集会相对立，社会民主联盟（见注229）为反对保守党人关于拥护保护关税税率的鼓动，组织了失业者集会和示威游行。在游行进行中，加入游行行列的一些流氓无产阶级分子开始捣毁和抢劫商店（见本卷第432—433页和第435—438页）。后来警察逮捕了联盟的领导人海德门、白恩士、秦平和威廉斯，他们被指控发表了“叛乱性的言论”。但是1886年4月7—10日进行审判的结果，他们都被宣告无罪。——第431、432、435、455、462页。

[434]倍倍尔在1886年2月12日的信中请恩格斯告诉他伦敦事件（见注432）的详细情况，因为德国的反动报刊利用这一事件作为必须延长反社会党人法（见注23）的根据。——第435页。

[435]指1886年1月26日索耳斯贝里的保守党内阁倒台和2月初格莱斯顿组成自由党人政府。——第436页。

[436]“公平的贸易”（《Fair　Trade》）是八十年代英国的保护关税运动的口号。这一运动的组织者是保守党的某些集团，他们在1881年成立了一个“公平贸易同盟”。工联主义运动的少数活动家——彼特斯、凯利、凯尼、雷蒙等人参加了这个同盟，他们在1882年被开除出工联代表大会。1886年2月8日特拉法加广场上的失业者集会之一就是这些人组织的。——第436页。

[437]看来是指1886年2月6日社会民主联盟领导集团在巴特西广场组织的失业者集会。白恩士是这次集会的主要讲演人。——第436页。

[438]1886年1月底在德卡兹维耳市（法国南部）有两千名煤矿工人开始罢工，罢工是阿韦龙矿业公司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而引起的。罢工开始时，工人们打死了拒绝听取工人要求的矿长瓦特兰。政府派军队到德卡兹维耳。罢工一直继续到6月中，并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响应。——第438、452、463、465、470、499、507、516、540页。

致保尔·拉法格

巴黎

［片断］

1886年2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我向您祝贺。法国议院11日会议是一个历史性事件 ［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坚冰——激进派[342]的议会全能论——已被打破，敢于打破坚冰的是三个人还是三十个人，这倒无关紧要。过去激进派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巴黎工人一味迷信，认为如果行动超越了激进派，那就会使共和国遭到危险，或者说，如果分裂了“革命派”，那就至少是给机会主义派[155]帮忙。

这是空想社会主义在法国的彻底失败，因为激进派都是旧概念下的“社会主义者”；从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思想中还保留下来的东西，成了他们的社会主义外衣；他们所代表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已经失去了空想，因而纯系一种空话了。这种旧的法国社会主义在2月11日被现代国际社会主义粉碎了。“哲学的贫困”！

对于你们在巴黎和整个法国的宣传来说，这是一件头等大事。效果很快就会显出来。不管激进派是跟工人一刀两断，还是对工人作一些不大的让步，再观望一下，他们都会失去自己对群众的影响，传统社会主义的最后一点地盘也将随之消失，从而人们的头脑就会去接受新思想……

Ｚ…… ［注：大概是指沙尔·龙格。——编者注］使我确信无疑：克列孟梭和他那一帮人既已同内阁同流合污，就传染上了议会病；他们再也不能认清波旁官和卢森堡宫[439]墙外发生什么事情，波旁宫和卢森堡宫对他们说来现在是整个运动的中心，而议会外的法国在他们看来是次要的。这使我看出了这些先生们是些什么货色……

我终于确信，“天上的神如不俯首听命，那我就把亚赫隆发动起来”[440]这句话是他们做不到的。他们的屁股已经坐在兰克和甘必大之流滑下去的斜坡上。他们对无产阶级亚赫隆怕得要命。

我对Ｚ……说：只要激进派象在重选时那样，一听到“共和国在危急中”的喊叫就胆寒，他们就只能是机会主义派的仆从，为机会主义派火中取栗。但是，只要给每个工人发一枝枪和五十发子弹，那共和国就永远再也不会在危急中！

[155]在定于1884年5月4日举行的巴黎市参议会选举中，工人党为了免遭可能派（见注13）的攻击，决定只在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团体的候选人的地方，提出自己的候选人。

机会主义派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对代表法国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的称呼。——第146、154、341、354、358、440、473、701页。

[342]激进派是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这个党团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该党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它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344、354、369、438、440、442、445、452、456、458、470、475、499、516、524、540、687、701页。

[439]波旁宫是法国众议院所在地，卢森堡宫是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路易·勃朗主持的政府工人问题委员会所在地。——第441页。

[440]此语源出古罗马诗人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7卷。亚赫隆是希腊北部的河流，在希腊神话中，它是地狱的河流，死人的灵魂在这条河上渡过。“把亚赫隆发动起来”意思是说把下层群众发动起来。——第441页。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441]

霍廷根—苏黎世

［1886年2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你关于卡·奥·施拉姆［注：卡·奥·施拉姆《洛贝尔图斯、马克思、拉萨尔》。——编者注］的文章［注：爱·伯恩施坦《道德的批评家和他的批评道德》。——编者注］，写得好极了，使我们非常开心。他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法国的新转折应受到重视。请看《人民呼声报》。7日在水塔街举行了一次集会，巴利在会上同激进派[342]破裂，11日巴利在议院里就德卡兹维耳事件提出质询，卡梅利纳和布瓦埃表示支持，克洛·雨盖和普郎托鼓掌欢迎，这意味着同激进派决裂了，成立了议会工人党［注：见本卷第438—439页。——编者注］。出色地登上了舞台。激进派对于这些极端的非议会事件大为恼火。资产者选民必定要以投不信任票来立即惩罚这三个工人。本月21日在水塔街举行集会，但是当这三个人刚一声明他们要参加集会，会就不开了。决定在水塔街召开商人会议来代替那个集会，说是为失业者筹办公共工程，其实是为了给这三个人作出谴责的表决。但是没有得逞，反而工人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巴利担任了主席，资产者们赶紧溜掉，盖得发表了精彩的演说。[442]请看23日的《人民呼声报》。

法国的议会工人党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德国来说也是一件大喜事。这件事在柏林将会推动一些人。此外，一切都完全合乎国际主义的精神，沙文主义的愚弄彻底失败了。

你的　弗·恩·

[342]激进派是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这个党团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该党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它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344、354、369、438、440、442、445、452、456、458、470、475、499、516、524、540、687、701页。

[441]1886年3月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0号的编辑部短评用了这封信。——第441页。

[442]1886年2月21日预定在水塔街召开以商业部长洛克鲁瓦为名誉主席的商人会议，表面上是为了讨论可以把失业者吸收到哪些公共工程的问题，而实际上是为了就德卡兹维耳罢工（见注438）对众议院工人议员的举动进行谴责。可是到会的巴黎工人为数甚多，以致会议组织者们不敢宣布开会。于是到会的人就选举社会主义者议员巴利担任主席。官方发言人的沙文主义演说遭到了与会者的坚决反击。盖得在他的演说中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兴办公共工程不得吸收私人承包商参加并按照与工团（工会）达成协议的工资标准发给工资等等。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提出了这些要求，并且表示完全支持议会中工人议员的行动。——第442、445页。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苏黎世

1886年2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今天我 用挂号给您寄去了译稿的其余部分和我的序言或跋 ［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编者注］（看您认为把它放在哪里合适）。我认为书名最好索性译为：《 一八四四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出版的一切障碍都已顺利克服，我很高兴。遗憾的只是，从2月13日纽约《社会主义者报》登载的关于委员会的会议报道中可以看出，福斯特小姐向纽约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提出了请求。[443]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我，凡是可能被说成是向某个工人组织请求给我们以个人帮助的事，都从来没有做过。其所以必须如此，不仅是为了要保持我们的独立性，而且还因为资产阶级经常造谣诬蔑，说什么“煽动家们骗取工人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为自己个人的目的花用”。因此，我将不得不通知执行委员会：这个请求，我完全不知道，也不是受我的委托。毫无疑问，福斯特小姐是按照她认为最好的方式去做的，而她的这个做法本身当然也是完全可以容许的，但是，如果我能事先预料到，那我就会尽一切可能加以阻止。

由于校订您的译文，《资本论》 ［注：第一卷。——编者注］英译文的校订推迟了三个星期，而且是在一年中最紧要的时候。今天晚上我开始校订，这大概要用去我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就得整理德文第三卷，因此，您可以看得出来，在一个时期内我将不可能再承担其他译文的校订了，也许只是偶尔校订一点，间隔的时间要很长，而且篇幅不能太大。目前我手头还有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一个意大利文译稿在等着校阅，它至少也得等上几个星期。不过，要是您愿意把这本小册子译成英文（不久前它在苏黎世再版）并且不会催得我太紧的话，我将乐于校订您的译文。您找不到比它更好的通俗的小册子了。我的《发展》 ［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艾威林准备翻译，因为此书有的地方相当难，所以我只能同意委托给住在这里附近、并能给以当面解释的人来翻译。至于我的《反杜林论》，据我看，讲英语的读者未必会喜欢这种论战和贯穿全书的对宗教的那种敌视。不过，您如有不同意见，我们以后还可以讨论。现在首先必须整理马克思的遗稿。

我那本旧书里有很多半黑格尔式的语言，不仅无法翻译，而且甚至在德文中也已失去了它大部分的意义。所以我尽可能把这些语言现代化了。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443]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由国际的美国各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合并而在1876年费拉得尔菲亚统一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大多数党员是移民（主要是德国人），同美国本地工人联系很差。党内在主要由拉萨尔分子构成的改良主义领导和以弗·阿·左尔格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之间进行了斗争。该党曾宣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自己的纲领，但是由于党的领导采取宗派主义政策，轻视在美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中的工作，因而未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美国妇女运动活动家雷·福斯特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译者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委托，为该书在美国出版事宜进行商谈。福斯特还曾向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出版该书的建议。1886年2月8日，执行委员会讨论了这个建议，并责成一个专门委员会继续进行商谈。但是，商谈被拖延了下来，后来该书根本未经执行委员会参与就出版了。——第443、469、521、564、611、639页。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86年2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这里根本没有办法传播你的关于俄国的演说[444]，因为你知道 大报是不登我们的东西的，而《公益》月刊的篇幅又太少，无法登这类东西。你们只好自己在那里想办法，比如说，同《旗帜报》的记者联系一下，例如象龙格在巴黎同《每日新闻》的记者克罗弗德老太婆建立了联系那样。英国报纸知道，帝国国会没有什么声望，因此，几乎从来不提它，至多在最短的电讯中提一下。如果你不是那么太强调费尔伯关于德国资本家受损失的思想 ［注：见本卷第365页。——编者注］，而是多谈谈目前东方的纠纷[356]，并把它们归罪于俾斯麦（因为他用金钱完全控制了俄国人），那末你的话就未必发表不出去。而你讲的关于俄国证券贬值的情况，这里也都是人人皆知的。

可爱的德国文人们在我们这一方面同讲坛社会主义者[20]和国家社会主义者那一方面之间持骑墙徘徊的态度，一方面力图从我们党方面取得可能取得的一切好处，同时又巧妙地竭力避免因同我们交往而产生的不利后果。说到这些德国文人，不久前，我又遇到了一件事，说明这都是些多么可鄙的懦夫。有个令人讨厌的麦克斯·克瓦尔克——nomen　est　omen〔闻其名知其人〕 ［注：文字游戏：克瓦尔克这个姓的德文是《Quarck》，同德文《Quark》（“破烂货”）发音相同。——编者注］——来信告诉我巴黎的杰维尔已把翻译他的《资本论》简述的 专有权给了他，还要求我把他推荐给迈斯纳并为他写一篇 序言 ［注：见本卷第411—412、434页。——编者注］。而我从巴黎得到的消息以及克瓦尔克自己 在同一天写给考茨基的信，都说明这是撒谎。这个无耻的坏蛋现在竟跑来要 我向他道歉，因为 他欺骗了我！让这个无赖再来纠缠我吧！

法国有人和你们竞赛了。三个工人——巴利、布瓦埃和卡梅利纳（克洛维斯·雨盖同情他们）组织成了议院社会主义工人党团 ［注：见本卷第438—440页。——编者注］，同激进派[342]相对峙，而当激进派上星期日在一次集会上企图让选民对工人议员们投不信任票时，工人议员们痛击了他们，弄得激进派在他们自己召集的集会上都没有敢开口。[442]这三个法国工人在欧洲产生的影响，超过你们二十五个人，因为他们所在的议院不是一个象帝国国会那样的争论俱乐部，因为他们抛掉了象铅砣一样拖在你们身后的那条小资产阶级温顺的尾巴。克列孟梭现在必须作出最后的决定，但是几乎没有疑问地将坚决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那时候他虽然会当上部长，但人却完了。

你的　弗·恩·

[20]讲坛社会主义者是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的代表，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讲坛社会主义者在大学的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者（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第18、150、200、244、375、412、417、445页。

[342]激进派是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这个党团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该党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它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344、354、369、438、440、442、445、452、456、458、470、475、499、516、524、540、687、701页。

[356]指1885年9月开始的所谓“保加利亚危机”。9月5日夜到6日，在东鲁美利亚（保加利亚南部）首府普罗夫迪夫爆发了保加利亚爱国者的起义。根据1878年的柏林条约，东鲁美利亚归土耳其统治。在起义中土耳其总督被推翻后，鲁美利亚重新和保加利亚合并。亚历山大·巴滕贝克在9月8日宣布自己是统一的保加利亚王。俄国对于巴滕贝克早就开始接近奥匈帝国表示不满，所以对这一事件采取否定的态度，并从保加利亚军队中召回了俄国的军官。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刊登在1885年10月5、6、7、8日《科伦日报》第276、277、278、279号上。

关于“保加利亚危机”以后的发展情况，见恩格斯的文章《欧洲政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56—364页），以及恩格斯1886年10月25日给保·拉法格的信（本卷第545—554页）。——第357、392、444、512页。

[442]1886年2月21日预定在水塔街召开以商业部长洛克鲁瓦为名誉主席的商人会议，表面上是为了讨论可以把失业者吸收到哪些公共工程的问题，而实际上是为了就德卡兹维耳罢工（见注438）对众议院工人议员的举动进行谴责。可是到会的巴黎工人为数甚多，以致会议组织者们不敢宣布开会。于是到会的人就选举社会主义者议员巴利担任主席。官方发言人的沙文主义演说遭到了与会者的坚决反击。盖得在他的演说中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兴办公共工程不得吸收私人承包商参加并按照与工团（工会）达成协议的工资标准发给工资等等。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提出了这些要求，并且表示完全支持议会中工人议员的行动。——第442、445页。

[444]1886年2月8日李卜克内西在帝国国会三读讨论帝国预算时发表了演说。他根据恩格斯的指示和寄给他的材料，分析了俄罗斯帝国的财政状况，强调指出，俾斯麦向俄国提供财政支持是为了帮助沙皇政府克服经济困难和不让这些困难发展成为国内的政治危机。——第444页。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6年3月3日［于伦敦］

请您费心按印刷品给伦敦科文特园亨利埃特街14号的威廉斯和诺盖特寄一本《社会主义……的发展》，并附上发票（邮费计算在内）。他们向我要书（他们是我的代销人，也是出版商，一家大书局），我答复他们说，我的所有著作在人民书店 ［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苏黎世的出版社。——译者注］随时可以买到。

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稿子 ［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英译稿。——编者注］很耽误了您的事情。由于她一再肯定说，一切取决于这部稿子，我不得不立即看她的稿子，而现在我又必须马上校订《资本论》的英译稿，因为已经出现了竞争（见《今日》）的威胁[424]。为了不致使一切落空，必须快校，把其他一切，包括《农民战争》[152]，都搁了下来。加之那个竞争的译文糟糕透了，如果不马上把它排挤掉，那就更糟糕。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152]指1886年将在苏黎世出版的《反杜林论》第二版，以及恩格斯修改《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打算。恩格斯的这个打算没有实现。保留下来的片断和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48—460页。——第143、145、154、235、263、264、269、356、391、399、402、446页。

[424]1885年10月《今日》杂志开始登载亨·迈·海德门翻译而以约翰·布罗德豪斯为笔名发表的《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文。恩格斯在《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66—276页）一文中，批评了载于《今日》杂志第4卷第22期上的该译文的开头部分（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的一部分）。译文继续在该杂志上发表到1889年5月，总共发表了第一卷中的七章和第八章的大部分。——第421、446、451、468页。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苏黎世

1886年3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我正埋头看《资本论》 ［注：第一卷。——编者注］的英译稿，只能草草给您写几句。您多方说明情况，要我相信，在美国处理您的译稿 ［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英译稿。——编者注］问题上您全无过失，其实这是用不着的。做过的事情是挽回不了的，虽然我们两人都相信那是做错了。 ［注：见本卷第443页。——编者注］

谢谢您给我指出了附录中一处确实是很不清楚的地方[445]。从波兰犹太人到汉堡人，以及从汉堡人再到曼彻斯特商人的进展过程，我讲得一点不突出。我设法对这个地方做了修改，以符合既是您的，也是我的要求，但愿是改好了。

最后，您不辞劳苦，把我的一本几乎被遗忘了的德文原书译成英文，从而使之获得新生，我不能不向您表示最真诚的谢意。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请您相信，只要时间和精力允许，我随时准备为您效劳。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给英国工人的献词应当删去，因为现在没有意义了。

[445]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中的相应地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92页。——第447页。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内万托

1886年3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复信迟了，请原谅。

您2月8日的来信和译稿 ［注：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的意大利文译稿。——编者注］已经收到，一有可能当即校阅。但是，目前我必须首先校订《资本论》第一卷英译稿，因为这个译本不容拖延，必须尽快出版。而这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要我有了工夫，就看您的译稿。

六册《起源》 ［注：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我也收到了，谢谢您。

很抱歉，我的笔误“鲍洛”给您添了麻烦。[446]这不会再发生。

我也需要弄到一本历书，才能完全恢复粘住的部分。[447]我想在伦敦的哪个朋友那里会找到它。可是这就要再耽搁一些时候了。

很遗憾，我现在无法尽好尽快地做这件事，《资本论》的英文版必须放在首位，何况我同出版商约定了期限。

祝好。

　　尊敬您的　弗·恩格斯

希望4月份有时间看《雇佣劳动与资本》。

[446]恩格斯1885年12月21日写信给马尔提涅蒂时，在信封上把他的名字帕斯夸勒写成了鲍洛，因此延迟了收信时间。——第448页。

[447]指1878年在不伦瑞克出版的《人民历书》丛刊。其中载有恩格斯的文章《卡尔·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15—125页）。马尔提涅蒂当时把这篇文章译成了意大利文，准备收入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由于马尔提涅蒂手里的那本丛刊中有两页粘在一起，使他未能把这两页全部译出来，因此在1886年2月2日的信中请恩格斯在校订他寄去的稿子时把缺少的部分恢复过来。——第448、525页。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霍廷根—苏黎世

1886年3月12日［注：恩格斯误写为“5月12日”。——编者注］于伦敦

亲爱的施留特尔先生： 为了速复，简写如下：

（1）带钱的人还没有到这里来。

（2）勒克西斯的文章 ［注：威·勒克西斯《马克思的资本理论》。——编者注］，我们这里有。谢谢您的提示。

（3）《 起源》。“第二版”的事情引起一些担心，不过考虑到，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第一版”未必有碍于“第二版”，所以这件事不致有很大弊害。[448]当然，我认为狄茨最好事先同我们商量一下。他在其他问题上也是这样自作主张。这一次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他本来可以譬如通过考茨基不难把这件事告诉我。但是，他喜欢造成既成事实。请您把这话转告给他。

（4）国际的报告。[449]当时我住在曼彻斯特，详细情况现在记不清了。肯定总委员会向历次代表大会都提出过报告，但是马克思的文稿和小册子搬到这里以后一直还原封未动，要整理好，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不过，我已经请考茨基问一问列斯纳，如果他收集的不全，那我是会感到很惊奇的。

（5）斯提芬斯的演说。[450]这篇东西当然是属于维尔特的。至于引言，我乐意看看您的稿子。但是原始资料在这里也很难找到，而资产者又写了许多恶毒的谎言。去年，哈尼为了找到一份他编辑的《北极星报》（发行了十万份），走遍了约克郡、郎卡郡和伦敦，也没有找到。被排除在官方书刊之外的一切无产阶级书刊，都难逃脱这种散失的厄运。例如，到处都找不到欧文的著作，以至英国博物馆愿出大价购得欧文全套著作。因此，要写出真实情况将是困难的。布伦坦诺之流 什么也不知道。宪章是1835年，而 不是1838年制订的，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奥康奈尔也参加了这件事情。布伦坦诺 ［注：路·布伦坦诺《英国宪章运动》。——编者注］叙述请愿的那些话完全是胡扯。在4月10日以后， 两个党的资产者就联合起来了。[451]在这方面一直流传着种种谎言，因为无论在议会里或在报刊上，要辟谣是不可能的。即使下院委员会调查过请愿事件（这一点我不大相信），它也根本无法分辨签名的真伪。而在1848年春天，谁也不会去查明这种小事，人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况且，当时我们不在英国。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448]施留特尔在1886年3月10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狄茨从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社收到一千册该社出版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给这些书加上了一张新的扉页，作为第二版在德国出售。——第449、504页。

[449]施留特尔打算把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历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出版一个单行本，因此他问恩格斯，这些报告曾在何时何处刊印过。——第449页。

[450]1886年3月10日施留特尔告诉恩格斯说，他打算把宪章运动的活动家之一约·斯提芬斯的演说出版单行本。这篇演说刊载于1846年《莱茵社会改革年鉴》上格·维尔特的《斯泰里布雷芝的传教士约瑟夫·雷纳·斯提芬斯和1839年的英国工人运动》（《Joseph　Rayner　Stephens，

Prediger　zu　Stalejbridge，und　die　Bewegung　der　englischen　Arbeiter　im　Jahre　1839》）一文中。施留特尔请恩格斯校阅他为这本小册子写的引言。但是后来他放弃了原先的打算，而是把他的经过恩格斯校阅的稿子作为独立的著作出版了，没有标明作者，书名是《英国的宪章运动》1887年霍廷根—苏黎世版（《Die　Chartistenbewegung　in　England》．Hottingen-Zürich，1887）。——第449、483、497、504、562页。

[451]宪章派原定于1848年4月10日在伦敦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示威者要前往议会大厦，递交第三封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政府禁止这次示威游行，为了阻挠示威游行的进行，在伦敦集结了大批军警。宪章派的领导人（其中有许多人表现了动摇）决定放弃示威游行，并且劝说游行的群众解散。反动势力利用示威游行的失败向工人进攻和迫害宪章派。

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6年3月15—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你住在巴黎，还抱怨天气不好！看看我们这里吧：近十天来，气温一直没有超过零度，东风凛冽，也说不清是东北风还是东南风最厉害，今天晚上街道和屋顶上又盖上了一层雪。尼姆第二次感冒了，不过现在正在好转；我也得了一次感冒，彭普斯和派尔希也同样倒霉；幸而孩子们都好。但是，这种情况总有完结的时候，我只是希望它很快完结。

《资本论》 ［注：第一卷。——编者注］的英译本总算成形了。我已拿到全部稿子，并已开始校订。除了第一章需要十分认真校订外，按德文原书算，前二百页已可付印。上星期我看到基根·保罗，拒绝了他两年前的建议，并提出了我的建议。我的建议原则上被接受了。跟基根·保罗这样一个在各方面都被认为是十分滑头的人打交道，这就很难算数，所以我估计和他还会有一番争执。但是，这没有什么，因为我们在市场上的境况好得多了，至少另外还有一家很好的书局愿以非常优厚的条件接受这部稿件。事情一办好，我马上告诉你。

书要在9月底出版，以避开在滞销季节出书，这样我就有时间仔细校订。实际上已校订了原书的三百页，但其余五百页我还没有看，而且那里面有几章很难。草草看看是不行的。

布罗德豪斯－海德门继续在《今日》上“按德文原书”进行翻译。[424]在该月刊的第六期上，他刚译完了第一章。他的“德文原书”就是现在的 法文译本，而且他偏要证明他对法文也象他对德文一样，完全可以乱来。到目前为止，这个译文为害不大，所以基根·保罗连提都没提过它。不过，这样一来倒有一个好处，我借此催着穆尔和爱德华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你不知道要拿到这个《今日》有多么难。我预先付了款，可是我订的杂志几乎每月都得向他们催索，而且杂志不定在下月什么时候才出来。去年，杜西去订了一份，要他们寄给你，已付了款，但是我听说，根本就没给你寄去！不过也罢，里面除了基督教社会主义以外，什么内容也没有！

你大概从《正义报》（至少你用《社会主义者报》通过交换可以得到它）上已经看到海德门怎样和布鲁斯继续保持联盟，甚至无视议院中新的无产阶级政党。

[452]

在我看来，这次在波旁宫 ［注：法国众议院所在地。——编者注］出现一个工人党是今年 最伟大的事件。激进派[342]一直用来封住法国工人群众的坚冰，现在被打破了。这些激进派现在不得不现出他们的本来面目，不然他们就得按照巴利那样做，就是按照巴利那样做，也不会坚持很久，而且也不会是心甘情愿的。但是，不论他们怎样做，都一定会脱离群众，把群众推到我们这一边，而且很快就会这样。事态发展很快，德卡兹维耳事件[438]发生得再及时也没有了。真是一个打击接着一个打击。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巴黎，而是发生在外地一个最黑暗、最反动、教权主义最厉害的角落里，这实在是好极了。我很想知道，这件事今天在议院里是怎样收场的 ［注：见本卷第456—457页。——编者注］。但是不管产生什么结果，对我们一定都是有利的。

法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出现在无产阶级运动的舞台上，这将在各地，特别是在德国和美国产生莫大的影响。在德国，我已尽力让他们知道这个事件的全部重大意义，并把巴利的发言寄给了倍倍尔 ［注：见本卷第438—439页。——编者注］；卡梅利纳的发言等我从考茨基那里一拿回来便立即寄去。龙格不知该有多么气愤，他的老朋友，他认为受过他的恩典的卡梅利纳，竟然背弃了他！

同时，我们的巴黎朋友们尽了一切力量为这一事件铺平道路，所以当它发生的时候，就有了准备好的土壤。选举以来，他们的行动完全正确：试图把所有无产阶级革命分子团结起来，对可能派表现忍让，抨击目标只限于那些说明布鲁斯之流就是联合的障碍的问题和事实——所有这些正是应该做的。现在他们在收获果实了：布鲁斯被弄到这样一种地步，以致他必定要跟巴利等人过不去，从而割断自己和群众运动还保持的最后一点联系。善于等待，这就是我们的朋友们终于学到的东西，这会使他们顺利前进。如果保尔愿意的话，他将比龙格先进入波旁宫。

一位叫埃尔曼的公民，请求我给大会写一封支持信，我想就是你们18日的大会。[453]现将此信 ［注：弗·恩格斯《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编者注］附上，（1）一定要交给适当的人，（2）请你和保尔看一下，改改我的蹩脚的法文。

好吧，祝你晚安。现在是一点钟了，我还要看几份报纸，省得明天去看。

向保尔问好。

　　衷心爱你的　弗·恩格斯

　　3月16日

刚才看到了议院通过的关于转入议事日程的决议。它和所有以前在同样情况下所通过的同类决议有些不一样。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容怀疑的胜利，弗雷西讷现在唱的调子也和以前不同了。形势对激进派先生们变得严重起来。

[342]激进派是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这个党团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该党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它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344、354、369、438、440、442、445、452、456、458、470、475、499、516、524、540、687、701页。

[424]1885年10月《今日》杂志开始登载亨·迈·海德门翻译而以约翰·布罗德豪斯为笔名发表的《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文。恩格斯在《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66—276页）一文中，批评了载于《今日》杂志第4卷第22期上的该译文的开头部分（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的一部分）。译文继续在该杂志上发表到1889年5月，总共发表了第一卷中的七章和第八章的大部分。——第421、446、451、468页。

[438]1886年1月底在德卡兹维耳市（法国南部）有两千名煤矿工人开始罢工，罢工是阿韦龙矿业公司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而引起的。罢工开始时，工人们打死了拒绝听取工人要求的矿长瓦特兰。政府派军队到德卡兹维耳。罢工一直继续到6月中，并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响应。——第438、452、463、465、470、499、507、516、540页。

[452]看来恩格斯指的是刊登在1886年3月13日《正义报》第113号上的阿·斯密斯-赫丁利的文章《投票箱旁的法国社会主义者》（《French　socialists　at　the　ballot　box》）。这篇文章把可能派（见注13）说成是“法国主要的社会主义组织”，而对众议院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党团（见本卷第438—439页）却只字不提。——第452页。

[453]1886年3月18日在巴黎举行了两千人的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的大会。保·拉法格、茹·盖得等人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恩格斯给大会的参加者们发去了贺信。贺信发表在1886年3月27日《社会主义者报》第31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99—300页）。——第453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德勒斯顿—普劳恩

1886年3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正埋头于校订《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现在这个英译本终于就要出版了。但是李卜克内西基金[454]的事情很紧迫，所以我不得不抽出一点时间，迅速答复你的来信。现随信附上我的捐款——伦敦“联合银行”十英镑支票一张。

谢谢你寄来关于非常法和烧酒专卖的辩论材料[455]以及《公民报》。

在非常法的辩论中反映出来的国会党团多数派先生们的情绪，是令人惊奇的。他们想干而又不敢干，他们仍然不得不发表一些比较慎重的意见，尽管这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总的说来，辩论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好的，特别是因为辛格尔由于伊林格事件不得不发表激烈的讲话。总之，这些人，其中也有弗罗梅，当他们不得不保护自己或自己的选民免受警方迫害时，他们的讲话总是很不错的；这时庸人习气就掩盖起来了。而他们最坏的品质之一正是这种庸人习气：力图说服对手而不是与之斗争，因为据说，“我们的事业是如此崇高和正义”，任何一个庸人只要真正理解了这个事业，就必定会赞同我们。只诉诸于庸人的温情，而看不见和不愿意看见不知不觉被这种温情所支配的利害关系，这也是德国特有的庸人习气的主要标志之一；在英国或者法国，这不论在议会里和在著作界，都是不可思议的。

象烧酒辩论这样极其枯燥无味的辩论，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了。甚至班贝尔格尔的拙劣的俏皮话，也比平常的要拙劣得多。因此，舒马赫讲得枯燥，也就无关紧要。他的“国有化”拥护者的马脚暴露无遗了。李希特尔援引统计材料的演说还算是最好的。

关于李卜克内西的演说[456]，我还不能根据《公民报》的报道进行评论。这里一切要看讲话的语气，要看对某个问题是怎么讲的，而这一切在一个简短的报道中是看不出来的。

你谈到的考茨基的报道，我不知道。至于海德门，2月8日他在特拉法加广场和海德公园发表的演说，其害处远远超过了益处。[432]革命狂叫，在法国是作为一种过了时的废话而出现的，还不致带来什么危害，但是在英国，在群众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这纯粹是胡闹，它会把无产阶级吓跑；这只会怂恿那些流氓无产阶级分子，只能被理解为号召抢劫，而随后就发生的抢劫在长时期内使社会主义在这里的工人心目中威信扫地。至于说用这种方式似乎会引起公众对社会主义的注意，那是你们在德国还不了解：上百年来的出版和集会自由以及与之有关的宣传，已经使公众对这种方式的敏感性迟钝到了何等程度。的确，资产者最初的惊骇是十分可笑的，竟然为失业者募捐了约四万英镑（总数约为七万英镑），但是所有这些钱都挥霍光了，没有人再掏腰包了，而贫困依然如故。得到的结果只是资产阶级公众把社会主义和抢劫看成是一回事，即使这不会使情况大为恶化，但也决不是我们的胜利。如果你认为海德门表现出了很大的勇敢，那这只是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我从莫利斯和其他人那里得知，海德门是个胆小鬼，他在关键时刻的表现正是这样。这并不妨碍他由于本身的过错而陷入险境时用自己的叫喊掩盖自己的怯懦，并向全世界大喊大叫，宣扬一些极端凶恶的胡言乱语。不过这使他成为一个对他的同伙来说是特别危险的人物——无论是他的同伙，无论是他自己，都永远不能预先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情。幸而整个这件事情在这里已经被忘掉了一半。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六个多月的繁荣期将要结束。商业复苏的唯一前景——这至少对制铁业来说是直接的，对其他部门则是间接的——是中国的铁路建设可能开放；这样，这最后一个闭关自守的、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将被消灭。但是，只要六个月，这个前景就会结束，然后我们也许又要经历一次 急性的危机。除了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垄断地位的崩溃而外，新的交通联络工具，如电报、铁路、苏伊士运河和取代了帆船的轮船等，也促使十年一次的工业周期遭到破坏。如果中国今后将开放，那末不仅最后一个安全阀门将被关死，而且中国将开始大批向外移民，仅仅这一点就会在整个美洲、澳洲和印度的生产条件方面引起革命，甚至也许会触及到欧洲——如果这里的情况一直延续到那个时候的话。

俾斯麦确实非常嚣张。但贯彻其始终的只是： 要更多的钱！他的种种最疯狂的举动肯定无疑地总是要求拨款。而民族自由党的先生们[178]看来真是狂热地希望给他提供更多的钱。

在法国取得了新的胜利。卡梅利纳就德卡兹维耳事件提出的质询[457]引起了三天的辩论，星期六 ［注：3月13日。——编者注］否决了关于转入议事日程的七个动议，直到最后激进派先生们[342]和政府就一项在法国议会史上闻所未闻的决议达成协议为止。该决议已于星期一通过。议院相信政府将提出把一切必要的改善措施列入矿业立法，并在对待德卡兹维耳事件的态度上将以国家法律和劳动利益为准则，在这以后议院转入议事日程。

劳动权——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另外，整个决议是针对依靠 国家租让而存在的公司的，现在这种公司看到，这种租让的条件现在转过来对付它了。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纸上的东西，但作为第一步已经足够了。法国的整个政治局势由于三个工人的行动而起了根本的变化。激进派也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事实上他们是民族法兰西社会主义的代表，是蒲鲁东和路易·勃朗残余分子的代表，但是他们作为内阁阁员的候选人必须保证自己也能获得共和派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现在不得不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他们对工人议员采取的那种冷淡的、一开始几乎就是敌对的态度，使工人群众当中的坚冰破裂了；工人们现在除了看到“有教养的”激进派之外，还看到了 真正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并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激进派（包括克列孟梭在内）要么放弃当部长的念头并跟着巴利和卡梅利纳走，要么在下次选举中处于困境。劳资问题突然提上了议事日程，虽然还是一种很低级的形式（工资水平、罢工权、可能还有矿山的合作开采），但问题一经提出，要取消就办不到了。法国工人由于自己的历史和我们的同志在近两年中所进行的卓越活动而已经非常成熟，所以德卡兹维耳罢工这样的事件和激进派把三名工人列入自己的竞选名单这样的蠢举就足以引起爆炸。现在法国的形势将发展得很快；你从巴黎、里昂等市政厅关于拨款给德卡兹维耳罢工工人的决议中就可以断定，激进派已经恐慌万状了。这也是闻所未闻的。

如果你的嗓子不好，那就不要去美国了。[416]那里通常对声带的要求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不过，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秋天将在这里同你见面。

邮班就要截止了。我已经来不及把这封信寄成挂号信了。请用明信片告诉我支票是否收到。

你的　弗·恩·

[178]指民族自由党。该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由于资产阶级的进步党的分裂而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它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在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彻底形成为大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国内政策愈来愈具有效忠君主的性质，因此民族自由党实际上放弃了它从前提出的自由主义的要求，包括1866年纲领中提出的必需“首先捍卫预算法”的要求。——第160、208、456、467页。

[342]激进派是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这个党团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该党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它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344、354、369、438、440、442、445、452、456、458、470、475、499、516、524、540、687、701页。

[416]这里谈的是关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打算到美国去的事，目的是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和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募集经费。旅行是在1886年8—12月进行的。李卜克内西，还有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爱德华·艾威林参加了这次旅行（见注489）。——第410、418、458页。

[432]1886年2月8日，支持保守党人的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中的一些保护关税税率的拥护者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集会。与这个集会相对立，社会民主联盟（见注229）为反对保守党人关于拥护保护关税税率的鼓动，组织了失业者集会和示威游行。在游行进行中，加入游行行列的一些流氓无产阶级分子开始捣毁和抢劫商店（见本卷第432—433页和第435—438页）。后来警察逮捕了联盟的领导人海德门、白恩士、秦平和威廉斯，他们被指控发表了“叛乱性的言论”。但是1886年4月7—10日进行审判的结果，他们都被宣告无罪。——第431、432、435、455、462页。

[454]由于1886年3月29日将是李卜克内西的六十寿辰，一些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议员（奥艾尔、倍倍尔和辛格尔等）建议筹建基金，来帮助他及其家庭。倍倍尔在3月9日的信中给恩格斯附去了请求为这一基金捐款的呼吁书。——第454页。

[455]1886年2月18—19日和3月4—5日，帝国国会讨论了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23）和关于烧酒专卖的问题。在2月18日的会议上辛格尔揭露，警探伊林格化名马洛夫钻进了一个柏林工人联合会，他挑动工人采取恐怖行动以达到破坏的目的。

在关于烧酒专卖问题的辩论中，欧·李希特尔（3月4日）证明说，专卖只有利于容克，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代表格·舒马赫虽然也发言反对实行烧酒专卖（3月5日），但却支持关于“公益机构”（铁路等）国有化的措施。——第454页。

[456]看来恩格斯指的是李卜克内西1886年3月8日在柏林工人大会上的演说。李卜克内西在这次演说中驳斥了政府当局关于反社会党人法对社会民主党具有“教育意义”的说法，同时还揭露了有人妄想把实行国家烧酒专卖描绘成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措施。

下面提到的考茨基关于1886年2月8日伦敦事件的报道，载于1886年2月21日维也纳报纸《德意志周报》第8号，标题是《伦敦的工潮》（《Arbeiterunruhen　in　London》）。——第455页。

[457]恩格斯指的是法国众议院对卡梅利纳就德卡兹维耳罢工（见注438）提出的质询的讨论。3月15日，议院以379票对100票通过了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由左派提出的决议。——第456页。

致保尔·拉法格

巴黎

1886年3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寄去十二英镑支票一张。昨天我又受到了干扰，每当有急事的时候，总是如此。

星期一 ［注：3月15日。——编者注］的议院表决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破天荒第一次，一个法国议院支持劳方反对资方——这当然是迫不得已的！当然，巴利等人受到了保皇派先生们的大力支持。这些保皇派先生们在选举中取得一点胜利[344]，就趾高气扬起来，显然相信（特别是他们作为资本家、股东等等）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在一伙极端保皇派和革命工人之间，非选择后者不可；他们至少是共和主义者，而且机会主义和激进主义[342]所代表的小金融家无意恢复同麦克马洪和梯也尔一起被推翻的大金融资本制度[371]。

马隆在幕后策划的那个新反对派，我早已料到了。[458]想把形形色色的可能派拼凑成一个议会党，由马隆暗中指挥，真是想得妙极了！这还是巴枯宁的那种策略，这种策略比无政府主义的大言狂语更深地渗入了这些阴谋家的血液！对这些诱惑，必须坚决顶住。如果你们能使巴利和卡梅利纳——哪怕就是他们两个人——一如既往，坚持下去，不使自己在别人劝说下去参加一个 他们处于不起作用的少数地位的什么党，那就赢定了。他们稍作妥协都会遭到毁灭，而让激进派占据上风。相反，如果他们不听温和派和调和派的甜言蜜语，勇往直前，那么这帮人全都会不由自主地跟着走，促使这些先生们向前走的不是善良愿望，而是恐惧；只有恐惧才激发出他们所仅有的一点善良愿望，实际上，这种善良愿望就是要把巴利刚开始的事业糟蹋掉，如此而已。此外，这个党终究是搞不起来的；要么巴利和卡梅利纳叛变，我想这不可能，要么他们一碰到重大问题，就马上被迫和这些先生们分道扬镳。因此，最好不和这些人搞在一起。

我很喜欢您在《新评论》 ［注：保·拉法格《母权制。家庭起源的研究》。——编者注］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当然必须考虑到在这类刊物上哪些东西是可以发表的。然而竟把您那么多放肆的话放了过去，我简直感到惊奇，不过……她 ［注：茹利埃特·亚当。——编者注］是个女人，她有她的弱点……如果总编辑是个男人，您就会碰到严格得多的道德标准。《经济学家杂志》、《哲学评论》和茹利埃特，使您登上了堂皇的正统文坛。[459]您一定会成功的，因为您写的法文比别人写的更有法文味（近于十六世纪文风，而较少巴黎腔）。

我对茹利埃特高超的对外政策[460]感到很有趣。这纯粹是布洛维茨式的，只不过在形式上不那么引人发笑罢了。

幸好，社会主义同盟[266]暂时偃旗息鼓了。我们的好心人巴克斯和莫利斯切望干点儿什么（如果他们知道要干什么的话！），只是因为根本无事可做，方才罢休。此外，他们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过于密切。他们18日的节日就是和这些人一起度过的，克鲁泡特金还在那儿讲了话——据说是些胡说八道。[461]这一切都会过去的，那完全是因为这里眼下实在无事可做。但现在一方面有个海德门，这家伙善于搞政治阴谋，为了飞黄腾达，什么荒唐事都干得出来，另一方面，我们的那两位是政治上的娃娃，所以前景并不美妙，而国外的社会主义报纸却在大叫大嚷，说什么英国的社会主义正以巨人般的步伐前进！我感到欣慰的是，这里所谓的社会主义根本停步不前。

祝好。

　　弗·恩·

又及：巴克斯出版了一本哲学简史，里面有些很好的东西 ［注：贝·巴克斯《大学哲学史读本》。——编者注］。

[266]指社会民主联盟（见注229）和社会主义同盟。

社会主义同盟是英国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12月30日由一批不满社会民主联盟领导的机会主义路线而退出联盟的社会主义者创建。同盟的组织者有爱琳娜·马克思、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威廉·莫利斯等。在同盟存在的最初年代，它的活动家们曾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但是，在同盟的成员中无政府主义者很快就占了上风，它的许多组织者，其中包括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都离开了同盟的队伍，于是到1889年同盟就瓦解了。——第265、285、296、349、422、460、462、472、475、480、500、524、560、563、569、629、631、634、650页。

[342]激进派是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这个党团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该党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它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344、354、369、438、440、442、445、452、456、458、470、475、499、516、524、540、687、701页。

[344]1885年10月4日举行了法国众议院选举，这次选举是在普遍不满1879年起就执政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的内外政策的情况下举行的，在当选人中大多数是保皇派。然而，由于大多数候选人没有获得当选所需的票数，于是规定在10月18日进行第二次选举，在第二次选举过程中绝大多数共和派候选人当选。结果，众议院中就有三百七十二名共和派（其中有许多激进派）和二百零二名保皇派。——第346、358、392、458页。

[371]指1877年法国总统麦克马洪元帅企图在法国恢复君主制度没有成功。麦克马洪不仅没有得到广大居民的支持，而且也没有得到相当部分军官和士兵群众的支持。1877年10月举行的选举，使共和派获得胜利。麦克马洪被迫同意由资产阶级共和派组成内阁。他在1879年1月宣布辞职。——第370、458、701页。

[458]1886年3月17日保·拉法格给恩格斯写信说，可能派（见注13）的一个首领贝·马隆正竭力建立一个议会小组，除革命的（“太红的”）社会主义者外，一切色彩的社会主义者都可以加入。——第459页。

[459]在1884年的《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了拉法格的下列文章：第7期和第8期上的《美国的小麦。生产和贸易》；第9期上的《卡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保尔·勒卢阿-

博利约先生对它的批评》；第11期上的《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布洛克先生对它的批评》。1885年9月《哲学评论》杂志第20期上发表了拉法格的文章《善良与正义观念起源之探讨》（《Recherches　sur　les　origines　de　l'idée　du　bien　et　du　juste》）。——第459页。

[460]指茹·亚当在每期《新评论》杂志上发表的《关于对外政策的通信》（《Lettres　sur　la　politique　extérieure》）。——第459页。

[461]指1886年3月18日在伦敦为庆祝巴黎公社纪念日而举行的大会。在大会上发言的有社会主义同盟的代表爱·马克思-艾威林、弗·基茨等人，社会民主联盟的代表汤·曼、哈·奎尔奇等人，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代表弗·列斯纳，以及包括彼·克鲁泡特金在内的某些无政府主义者。——第4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