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6年8月24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卡文迪什街4号
亲爱的劳拉： 今天早上从伦敦转来了你20日的来信以及一大堆其他的信件和报纸。因此，我今天所能做的只是给你寄去一张 十五英镑的支票。
老贝克尔写信说，他将在9月12日和万-科尔夫妇到这里（伦敦）来。
吉约姆-沙克女伯爵（她一个月以前还在这里）来信说，她将和威士涅威茨基夫妇（男的是俄国人，女的是美国佬）在9月15日前后来到这里。
李卜克内西来信说，他明天可能动身到伦敦去。等他一通知我他到达的日期，我就去伦敦，趁爱德华和杜西还没有出发[489]去看看他们，同时接李卜克内西到这里来住几天——我们将于9月4日返回伦敦[488]。
我高兴地看到，维埃尔宗事件[501]也象德卡兹维耳事件[438]一样被利用了起来。
前几天收到了肖莱马从科摩湖畔贝拉焦寄来的明信片。
尼姆、彭普斯夫妇和我向你问好。
爱你的 弗·恩格斯
[438]1886年1月底在德卡兹维耳市（法国南部）有两千名煤矿工人开始罢工，罢工是阿韦龙矿业公司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而引起的。罢工开始时，工人们打死了拒绝听取工人要求的矿长瓦特兰。政府派军队到德卡兹维耳。罢工一直继续到6月中，并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响应。——第438、452、463、465、470、499、507、516、540页。
[488]恩格斯从1886年8月7日至9月4日在伊斯特勃恩休养。——第490、501、507、517页。
[489]1886年9—12月，李卜克内西在美国作了宣传旅行，目的是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募集选举基金。同他一起应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见注443）执行委员会邀请参加旅行的还有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他们在许多城市就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历史，就欧洲工人运动的状况以及其他问题作了报告和讲演。——第490、499、507、510、516、518、525、527、532、539、570、579、583页。
[501]恩格斯指的是1886年8月开始的维埃尔宗的“法国农业机械协会”工厂的工人罢工。罢工的原因是由于机器制造工业的危机而解雇了一部分工人。工人们建议在保留企业中的全部工人的条件下暂时缩短工作周，但是行政当局拒绝接受这一建议，于是罢工便开始了。罢工持续了几个月之久。——第507、516、540页。
致卡尔·考茨基
伦敦
1886年8月25日于伊斯特勃恩市
卡文迪什街4号
亲爱的男爵： 你的信到达奥芬巴赫将正好及时，因为李卜克内西在26日晚间才从勃斯多尔夫动身；就是说，如果象他以前信中所说是取道符利辛根的话，他27日到奥芬巴赫，29日中午一点四十分才从科伦动身。
这样，我就在星期天 ［注：8月29日。——编者注］晚上九十点钟之间到伦敦，希望在当天晚上就能见到你们。我建议李卜克内西一到就立即坐马车到我那里去——他还需要什么呢？
如果你能在星期五晚上看一看有没有我的信，特别是 伦敦联合银行的来信，并把这些信件转寄给我，使我能在星期六再办理一些事情，那我将非常感激。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致卡尔·考茨基
伦敦
1886年8月26日于伊斯特勃恩
亲爱的考茨基： 李卜克内西将于星期一 ［注：8月30日。——编者注］抵达你所指定的车站（取道符利辛根），而如果他没有收到你的信，则将抵达 霍耳博恩车站。因此，不需要给他出什么主意了。如果他在车站谁也找不到，他会乘马车到我那里去的。
我将于星期六下午，至迟在晚上，到达伦敦，尽可能于四五点钟到瑞琴特公园路。星期日哈尼大概会到我家去。详情面谈。如果星期五你在我处看到有联合银行的信，并能在五点三十分 以前把它寄出，那就太好了；否则，就请把信留待我到之后处理。其他一切照此办理，不必着急。
向你的妻子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6年9月6日［于伦敦］
《资本论》译本 ［注：第一卷英译本。——编者注］将在伦敦培特诺斯特广场威·斯旺·桑南夏恩和劳里公司出版。已印出二十三个印张，全部稿子都在印刷所。可惜我在什么地方都没有能够找到那篇文章，不然的话，我就能够告诉你一些更详细的情况。[502]你大概在收到这封信之前就能看到李卜克内西，他已在前天乘“塞尔维亚号”轮船出发了。[489]一俟我处理完最迫切的工作（在本星期内才能完成），就给你写一封详细的信。
你的 弗·恩·
[489]1886年9—12月，李卜克内西在美国作了宣传旅行，目的是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募集选举基金。同他一起应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见注443）执行委员会邀请参加旅行的还有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他们在许多城市就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历史，就欧洲工人运动的状况以及其他问题作了报告和讲演。——第490、499、507、510、516、518、525、527、532、539、570、579、583页。
[502]在1886年8月21日《纽约人民报》第200号上刊登了一篇题为《需要与耻辱》（《Ein Bedürfniss und eine Schmach》）的短评。短评对《资本论》第一卷没有一个完整的英译本表示不解，并指出《今日》杂志刊载的译文（见注424）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因为它只发表了一小部分。短评作者认为这种状况是一种耻辱，并建议找个富裕的社会民主党人提供资金来出版《资本论》的英文版。——第510页。
致讷斯特勒和梅勒出版社
汉堡
［草稿］
［1886年9月11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们： 我不得不毅然驳斥你们9月9日来信中所提出的责难。
[503]
即使考茨基和接受了他的意见的狄茨是由于你们向我提出了建议才想起要编一本类似的选编，那你们也没有理由表示不满，因为你们在5月15日的明信片中告诉我：
“我们应当坦白承认，没有您的参加，我们就不实现我们的想法”。
既然你们已经放弃，那他们就绝对有权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在这方面要受到某种责备。
何况上述揣测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关于出版这样一种选编的必要性问题，在社会主义者中间谈论多年了，而且对于实现这个计划也不止一次地在某种程度上作了准备。特别是我知道狄茨从他创办企业的那一天起就有这个想法。当我同考茨基谈起你们的建议的时候，他表示拒绝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已经在与狄茨的通信中商谈一项与此完全相似的计划，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他 已同狄茨有了如此密切的联系，以致不得不拒绝其他人的任何类似的建议。我在回信中 ［注：见本卷第476—477页。——编者注］已 尽我之所能向你们透露了这件事；当时我没有权利再多说一些。事实上，你们给我写信的时候，事情有了相当的进展，考茨基动手选编前几册（关于马克思的），已经有几个星期了，可见他无需来自你们方面的任何推动。
至于狄茨正是在现在登出广告，那也决不是由于你们给我的通知而引起的。关于这个通知，据我所知，狄茨甚至根本不知道。唯一的原因是，狄茨由于夫赖堡的判决[490]而不得不把他已经着手进行的许多工作促进一下，以便使这些工作在他六个月的监禁期间不能亲自督促的情况下也能继续进行。
在商务方面，对这种基于不充分的消息而匆忙提出的指责，我已经听惯了。这是德国庸人习气的表现之一，由于这些庸人习气，德国人在商业界中几乎起不了真正巨大的作用。但是我应当承认，这样的举止来自你们这样有声誉的公司，真使我有些惊异。
顺致敬意。
[490]1886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奥艾尔、倍倍尔、狄茨、弥勒、乌尔利希、菲勒克、福尔马尔、弗罗梅和海因策耳）被夫赖堡萨克森地方法庭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罪名是加入“秘密会社”（见注357）。倍倍尔的监禁期限是从1886年11月中至1887年8月14日。——第490、497、511、531、534、544、613、672页。
[503]汉堡的讷斯特勒和梅勒出版社在这封信中指责恩格斯，说他拒绝了该社要他编辑《政治经济学丛书》的建议（见本卷第476页和注476），并且截取这一建议，而和考茨基一起让狄茨出版社编这类丛书。1886年《新时代》杂志第9期上刊登的狄茨出版社即将出版一套《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经典作品》的广告，是引起这一指责的原因。——第510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勃斯多尔夫
1886年9月13—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在整个保加利亚的和东方的事件[356]中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俄国人只是现在才发现，由于兼并亚尔萨斯等等，他们已成了欧洲的主宰，而马克思早在1870年就对国际谈到过这一点 ［注：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者注］。对这种情况的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战争以来各国都实行了（俄国是在1874年）普鲁士军事制度，而在这种制度下要建立一支相称的强大军队需要十至十二年。现在，这样的军队俄国和法国也都有了，因而现在可以动手了。正因为如此，俄国军队这个泛斯拉夫主义的核心，现在对政府大施压力，迫使沙皇 ［注：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不得不克制自己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反感，而提出两种唯一可行的办法：或者同法国结成同盟，或者使俾斯麦赞同俄国的东方政策。俾斯麦和威廉曾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是抗击俄国，那就或者导致法俄同盟和世界大战，或者由于泛斯拉夫主义者同虚无主义者结成同盟而使俄国革命不可避免；要么是向俄国让步，那就要出卖奥地利。俾斯麦和威廉不可能采取不同于现在的行动，这一点我认为从 他们的观点看来是很清楚的，而霍亨索伦王朝的利益和德国的利益之不能相容现在暴露得非常明显，这正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德意志帝国由于以普鲁士为基础而面临着死亡的危险。
这一事件在冬季结束之前暂时还能多少掩盖一下，但是泛斯拉夫主义者的胃口是越吃越大的，而象目前这样有利的机会他们以后也决不会再有了。如果俄国人一旦占领了保加利亚，只要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障碍（例如德奥英联盟）阻止他们，那他们就要向君士坦丁堡推进。因此，俾斯麦大声疾呼，要英国必须采取积极反俄的政策，《 旗帜报》根据他的指示现在几乎每天叫喊，说什么 英国应该防止世界大战。
不管怎样，奥地利和俄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矛盾十分尖锐，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超过了保持和平的可能性。而战争一旦爆发，那就不可能是局部战争。至于结局如何，即谁将成为胜利者，这是不能预言的。德国军队无疑是最好的，并有最好的指挥，但它只是许多军队中的一支。奥地利人的力量在军事上（军队的数量，特别是指挥）也难以估计；他们拥有最好的士兵，但老是吃败仗。俄国人一贯陶醉于自己庞大的（纸上的）兵力；他们在进攻方面极其软弱，但在保卫本土方面却是强有力的。他们的最大弱点，除了最高指挥部以外，就是缺乏指挥大部队的有能力的军官；这个国家造就不出这样多有教养的人。土耳其人是出色的士兵，但他们的最高指挥部即使不是卖身投靠，也是一贯很糟糕的。至于法国人，由于他们在政治上过分发展，不容许在本国实行一年制志愿兵这样的制度，再加上法国资产者（就个人来说）又根本不爱打仗，所以，他们也感到缺少军官。最后，除了在德国人那里以外，新制度无论在谁那里都还没有经受过考验。因此，所有这些大国，无论在数量上或者在质量上都是难以估计的。关于意大利人，可以有把握地说，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他们将被任何另外一支军队所击败。但是，在世界大战中，这些大国将怎样互相结合或互相对抗，这也是难以预料的。英国（它的舰队以及它的巨大的辅助资源）的威力将随着战争的继续而日益增长，如果它在开始时把自己的兵力留作后备，那末到最后，一个六万人的英国军团就能决定战争的结局。
所有这些估计都是以各国内部一切不变为前提的。不过在法国，战争会使革命分子上台执政；在德国，打败仗或者老头子 ［注：威廉一世。——编者注］死亡会引起整个制度的急剧变化，而这种情况又会导致各交战国的重新组合。总之，将出现一种混乱局面，肯定无疑的结果只有 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屠杀，整个欧洲空前未有的衰竭，最后是整个旧制度的崩溃。
只有法国爆发革命，才能给我们带来直接的成功，这个革命将使法国人充当欧洲无产阶级的解放者的角色。我不知道，这种结局对欧洲无产阶级来说是否最为有利；那时， 理想的法兰西沙文主义将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德国在战败的影响下所发生的急剧变化，只有导致同法国媾和才有好处。最有利的结局将是俄国革命，但是它只有在俄国军队遭到十分惨重的失败之后才能发生。
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战争最初将在全欧洲范围内迫使我们的运动后退，在许多国家中甚至将把它彻底摧毁，并煽起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在战争可能引起的许多不能确定的后果中，对我们来说可以 肯定的是，战后我们将不得不再从头干起，然而是在一个甚至比今天还要无比有利的基地上从头干起。
不管战争是否发生，至少已经使德国庸人从昏睡中惊醒了，而且他们终将再次被迫积极参与政治。由于在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将是我们的第一阶段）和半封建基础上的现代普鲁士波拿巴主义之间，还要经过许多中间阶段，所以，如果德国资产者最后将再一次被迫履行自己的政治义务而反对现存制度，使事情哪怕稍微前进一点，那对我们只会有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现在才如此迫切地等待着国会新的例会的召开。我现在连一份德国报纸都得不到，如果你能够不时地把那些报道重要会议，特别是报道对外政策的德国报纸寄给我，这将是对我的一个很大帮助。
李卜克内西也谈到很多关于俾斯麦向俄国人屈膝[504]因而在德国引起愤慨的情况。他在伊斯特勃恩海滨我那里住了几天，非常乐观，象往常一样“一切都好得很”。由于右翼先生们已经不再制造任何重大的争吵，并且不得不作一些让步，所以李卜克内西又能够讲得非常革命，并且尽可能扮演最坚决的角色了。我已十分明确地向他暗示，对这一事件我所知道的也许比他希望我知道的还要多些，但是由于他已走上完全正确的道路，所以我没有任何理由对他不采取十分热诚的态度。关于我同他的谈话，他给你写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因此也就不能对此负责。
9月14日
我又一次被打断了，但我尽量在晚邮班之前把信写完，好让你至迟在星期四早晨收到这封信。匈牙利议会日内也要开会，那里关于保加利亚事件的谈论不会少。对我们来说最有利的是以和平方式或武力方式把俄国逼走，那时革命就会在那里爆发。泛斯拉夫主义者会参加到里面去，但第二天就会受到愚弄。马克思总是很有把握地谈到这一点——而我不知道有谁能象他那样清楚地了解俄国，了解俄国的国内事务和国外事务，他说，在俄国，旧制度一旦崩溃（是谁使它崩溃的无关紧要），议会一旦召开（是什么样的议会无关紧要），俄国的侵略政策就将完结，因为那时国内问题将压倒一切。而这个最后的反动堡垒一旦垮台，它给予欧洲的影响将是巨大的；这一点我们在德国将首先感觉到。
李卜克内西的船昨天早晨三点钟到达纽约，艾威林夫妇已经早几天到了那里。[489]如果那里也象此地这么热（我这里午后四点钟室内是摄氏二十五度），那他们发表演说时就得出不少汗。
法国的情况依然很好。在德卡兹维耳[438]经受过考验的鼓动方式，现在在维埃尔宗那里的罢工[501]中又一次被使用着。当地人瓦扬在那里起着第一小提琴手的作用。激进派[342]在巴黎象俾斯麦在德国那样，正在为我们效劳。他们在自己搞欺骗活动的交易所里陷得很深，而克列孟梭尽管他本人不需要这种东西，但同这一类人仍然发生了过分密切的联系，所以不可能完全使自己置身于这一事件之外。这样一来，他和那些迄今一直靠拢激进派的工人之间的鸿沟便愈来愈深，而他所失掉的也就是我们所赢得的。我们的人在很巧妙地进行活动，法国人表现出来的纪律性使我感到惊奇。这正是他们过去所缺少的，现在他们正在学习这一点，而且是在真正革命传统的基础上学习这一点，这种传统在法国是不言自明的，那里丝毫没有我们的盖泽尔分子和菲勒克分子身上所充满着的种种庸人的疑虑。即使实行按名单选举[291]，我们在法国下一次也将取得重大的成就。正因为在法国和德国一切都干得这样出色，正因为几年来平静的 内部发展在一些不可避免的事件的帮助下必将大大地促使我们前进，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并不希望发生世界大战，——但是历史怎能管得了这些呢？它走着自己的道路，我们应当按照它的本来面目来对待它。
有一点你们可以向法国人学习。五十年来在那里的所有革命者中间有这样一条守则：被告 拒绝向预审官 作任何供词。预审官有权发问，而被告则有权不作答复，不承认自己和自己的同志有罪。大家永远公认，任何违背这一守则的行为都被看作是半叛变行为，这在所有审判中都能带来很大的好处。以后在公开审理案件时，想说些什么始终是自由的。要知道在预审时，官方总是伪造被告供词做成记录，然后千方百计诱使被告签名。这件事请你考虑一下。
你的 弗·恩·
[291]根据从1879年起执政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或“甘必大派”，因该派第一个首领是甘必大而得名）的创议，1885年6月在法国实施按各省名单选举的制度（以代替“小区”选举制，当时每一个选区选一名议员参加众议院）。根据这个到1889年一直有效的制度，把小选区归并为较大的选区，每个选区相当于一个省。在这个选区内，选举人按照包括各党候选人在内的名单投票，但又必须按照与该省应有议席（每七万居民有一名议员）相符的候选人总数进行投票。在第一次选举中，必须获得绝对多数票才能当选；在第二次选举中，只要获得相对多数就能当选。——第291、341、344、348、354、516、540页。
[342]激进派是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这个党团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该党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它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344、354、369、438、440、442、445、452、456、458、470、475、499、516、524、540、687、701页。
[356]指1885年9月开始的所谓“保加利亚危机”。9月5日夜到6日，在东鲁美利亚（保加利亚南部）首府普罗夫迪夫爆发了保加利亚爱国者的起义。根据1878年的柏林条约，东鲁美利亚归土耳其统治。在起义中土耳其总督被推翻后，鲁美利亚重新和保加利亚合并。亚历山大·巴滕贝克在9月8日宣布自己是统一的保加利亚王。俄国对于巴滕贝克早就开始接近奥匈帝国表示不满，所以对这一事件采取否定的态度，并从保加利亚军队中召回了俄国的军官。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刊登在1885年10月5、6、7、8日《科伦日报》第276、277、278、279号上。
[438]1886年1月底在德卡兹维耳市（法国南部）有两千名煤矿工人开始罢工，罢工是阿韦龙矿业公司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而引起的。罢工开始时，工人们打死了拒绝听取工人要求的矿长瓦特兰。政府派军队到德卡兹维耳。罢工一直继续到6月中，并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响应。——第438、452、463、465、470、499、507、516、540页。
[489]1886年9—12月，李卜克内西在美国作了宣传旅行，目的是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募集选举基金。同他一起应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见注443）执行委员会邀请参加旅行的还有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他们在许多城市就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历史，就欧洲工人运动的状况以及其他问题作了报告和讲演。——第490、499、507、510、516、518、525、527、532、539、570、579、583页。
[501]恩格斯指的是1886年8月开始的维埃尔宗的“法国农业机械协会”工厂的工人罢工。罢工的原因是由于机器制造工业的危机而解雇了一部分工人。工人们建议在保留企业中的全部工人的条件下暂时缩短工作周，但是行政当局拒绝接受这一建议，于是罢工便开始了。罢工持续了几个月之久。——第507、516、540页。
[504]显然是指1886年夏天俾斯麦同俄国大使舒瓦洛夫和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吉尔斯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俾斯麦为了防止法俄接近局面的形成和阻挠沙皇政府实现提高生铁和煤的进口税的意图，因而答应在外交上支持沙皇俄国的巴尔干政策。——第515、519、524页。
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6年9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伦敦[488]——还是老样子，有各种各样的事要做。上星期，我校阅了考茨基编的《资本论》德文提要 ［注：卡·考茨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编者注］，这本书是很需要校阅的。另外还有两份稿子在我的抽屉里已放了半年多了。想在这星期把它们搞完。对 我来说，幸运的是，校样 ［注：《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编者注］隔很长时间才来一批，否则我就不能很好休息了。无论如何，我现在要完全停止做这类工作，否则我就永远无法着手我的主要工作。
杜西和爱德华乘坐的“芝加哥号”轮船于10日到达纽约，李卜克内西乘坐的“塞尔维亚号”轮船，现在也该到那里了，因为船是9月4日起航的。他们既要旅行又要演说，任务是很艰巨的。[489]李卜克内西在伊斯特勃恩和我们一起住了四天；他胖得厉害，挺着个大肚子；美国佬无疑会使他的肚子小一些的。在其他方面，他象往常一样很愉快，很自信：“一切都好得很”。
我曾经写信告诉过你，8月18日前后我收到了肖莱马从科摩湖畔寄来的一张明信片 ［注：见本卷第508页。——编者注］；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不管怎样，现在他很快就要到达巴黎，他曾保证要从那里把你带到伦敦来，如果可能的话，也把保尔带到伦敦来。我衷心希望他能做到这一点；尼姆已经在忙于考虑一些必要的安排，其实这些安排是不需要花多大气力的。我希望对保尔的审判[505]不致妨碍他到这里来；他喜欢去买一先令六便士一条衬裤的那家老铺子仍在那里，这也许对他具有吸引力。如果他不能脱身，那你也一定要到伦敦来休息，再来看看你这里的老朋友。你知道迈耶尔曾经说过：“当她走进房间里的时候，就象升起了太阳”——那么就让太阳在伦敦的上空再一次升起来吧！
尼姆在伊斯特勃恩照了相，相照得很好，已付过钱，这也许是照片到现在还没有寄来的原因。
请向保尔致谢，感谢他给我写来关于酿酒业的一封信——这封信不仅证实了而且 充实了我从其它方面听到的情况。在现今资本主义的生产中，葡萄虫竟破坏了拉菲特堡、拉格朗热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名酒的生产，了解到这个情况是令人称快的，因为我们会欣赏这些名酒，却搞不到，而犹太人和暴发户能搞到这些名酒，却不会欣赏。如果这些名酒因而再也无法履行自己的天职，那就让它们的生产遭到破坏吧；当民众的盛大节日需要这些名酒的时候，我们的后代很快就会恢复它们的生产的。
摩尔在1870年致国际的宣言 ［注：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编者注］里说过，亚尔萨斯等地的被兼并使俄国成了欧洲的主宰，现在人们终于看清了这一点。俾斯麦不得不完全屈服，俄国的意愿必须实现。[504]关于德意志帝国是欧洲和平的保卫者，不经它的允许谁也不准放一枪的梦想破灭了。现在德国的庸人发觉自己是沙皇的奴隶，就象当年普鲁士是“欧洲马车上的第五个轮子”那个时代一样。现在他们和俾斯麦冲突起来，其实俾斯麦只做了他不得不做的事情。在德国，不仅庸人们，而且军队中的怒火也很大。李卜克内西说，1866年以来，对政府的行动还从来没有表现出如此愤激的情绪。但是，事情不会就此结束。如果巴尔干的戏剧进入第二幕，俄国和奥地利之间就将爆发一场战争，那时（听其自然吧！）战火可能会燃遍整个欧洲。我将对此感到遗憾。当然，这将是 最后一场战争，当然，这场战争也象其他一切事情一样最终一定会对我们有利。但是，这样一场战争毕竟会推迟我们的胜利，所以另一条道路要稳妥些。不过除了俄国爆发革命，几乎没有别的道路可走，而只要亚历山大 ［注：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听命于泛斯拉夫主义者，这便是极少可能的。事实上，吉尔斯对俾斯麦提出的决定性论点就是：我们处在泛斯拉夫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之间；如果我们保持和平，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宫廷政变就将是既成事实，因此我们应该向君士坦丁堡推进，这比俄国革命对你们，俾斯麦和威廉，害处要小些。今年冬天会见分晓，所以我一定要在明春前把第三卷 ［注：《资本论》。——编者注］准备好。
最近，巴克斯到我这里来过几次，莫利斯也来过一次。巴克斯看到他使自己陷入了困境，如果不需要发表直接放弃自己看法的声明就能摆脱困境的话，他早就摆脱了这种困境；不过毫无疑问，他是能找到某种出路的。莫利斯是一个定了型的伤感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如果有人每星期定期地和他见两三次面，就能很容易把他管好，可是谁有时间这样做呢？而如果你把他丢开一个月，他一定又会迷失方向。即使有时间，难道值得为他找这样的麻烦吗？同时，海德门正在日益巩固他政治活动的地位，因为他有一定的纲领和一定的政治活动路线，而莫利斯看来对这两者都是反对的；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把各种不同观点的人联合在一起的辩论俱乐部。在这一片混乱中，我期望《资本论》 ［注：第一卷。——编者注］英文版提供主要的帮助。有二十三个印张已印出并经过校订，但印刷所出了什么毛病，我没有收到任何新校样，而且什么消息也打听不到，因为桑南夏恩度假去了，没有人能够或愿意告诉我问题出在哪里。
今天天气很好，但愿你来时天气还这么好。
爱你的 弗·恩格斯
[488]恩格斯从1886年8月7日至9月4日在伊斯特勃恩休养。——第490、501、507、517页。
[489]1886年9—12月，李卜克内西在美国作了宣传旅行，目的是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募集选举基金。同他一起应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见注443）执行委员会邀请参加旅行的还有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他们在许多城市就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历史，就欧洲工人运动的状况以及其他问题作了报告和讲演。——第490、499、507、510、516、518、525、527、532、539、570、579、583页。
[504]显然是指1886年夏天俾斯麦同俄国大使舒瓦洛夫和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吉尔斯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俾斯麦为了防止法俄接近局面的形成和阻挠沙皇政府实现提高生铁和煤的进口税的意图，因而答应在外交上支持沙皇俄国的巴尔干政策。——第515、519、524页。
[505]恩格斯指的是盖得、拉法格、絮西尼和路易丝·米歇尔审判案。他们由于1886年6月3日在水塔街集会上发表的演说而被指控为教唆抢劫和杀人。1886年8月12日开庭审讯，盖得、拉法格和絮西尼拒绝出庭，出庭的只有路·米歇尔。他们四个人被分别判处四至六个月的监禁和一百法郎的罚款。由于盖得、拉法格和絮西尼不服法庭的判决，于是定于1886年9月24日对这一案件进行重审。在七票赞成、三票反对和两票弃权的情况下，所有被告被宣判无罪。——第518、525页。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6年9月16—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好不容易才挤出一点时间来给你写信。《资本论》译本 ［注：第一卷英译本。——编者注］的校样（校三次）使我紧张了好几个星期，别的什么事情都不能干，现在校样又大包大包地送来了。每星期要交出六个印张（也就是说每星期要看十八个印张），并且必须在四个星期内全部校完。结果如何，等着瞧吧。而对我来说，热闹的时候就要开始啦，因为明天老贝克尔要从日内瓦来我这里作客，下星期肖莱马，可能还有拉法格夫妇，也都要来。此外，从瑞士还要来一些客人。所以，如果我今天不写信，我知道以后就再也写不成了。
多谢你为采访记者 ［注：麦肯尼斯。——编者注］的事出力。这是最后一个了。现在，他既然食了言，那我就有理由把他们全都轰出去，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兴趣跟这一类撒谎者纠缠的话。你说得对，我完全用不着抱怨：这个人至少就他个人来说是力求做一个正派人的，对于他所干的蠢事不能归罪于他，而只能归罪于美国资产阶级。
[487]
在纽约，看来是有相当的一帮人在操纵着党[443]，而《社会主义者报》则是一个 不应该如何办报的典型。不过，狄慈根的关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506]我也不能赞同。他有他的特殊的做法。如果有人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有些褊狭，那末狄慈根就要竭尽全力并且往往是过分地强调指出，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但是现在，因为纽约人举止卑劣，他就突然站到了对立面一边，并且想把我们所有的人都说成是无政府主义者。这在现时也许是可以原谅的，但在关键时刻他毕竟不应当忘记他的全部辩证法。不过他这个毛病大概早已好了，并已重新走上了正确轨道；我并不替他担心。
美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它是沿着纯粹资产阶级的道路发展起来的，没有任何封建的旧东西，但在发展过程中却从英国不加选择地接受了大量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残余，诸如英国的习惯法、宗教、宗派主义；在这个国家里，对实际活动和资本集中的需要导致了对任何理论的普遍轻视，这种轻视理论的态度，只是现在才在最有教养的知识阶层中有所克服，——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人们只有通过自己接连犯错误，才能认识清楚本身的 社会利益。这种情况工人也避免不了；工联、社会主义者、“劳动骑士”[495]等等队伍中的混乱局面还要继续存在一个时候；他们只有在使自己受到损失以后，才会变得聪明起来。但是主要的是他们已经投入了运动，事情一般说来已经有了进展，坚冰已被打破，而且现在一切将迅速（比任何地方都要迅速）前进，虽然他们所走的是一条他们所特有的、从理论观点看来几乎是荒唐的道路。
你的信到得太迟，所以我没有来得及就布鲁克斯的事情同艾威林商谈。[507]我在8月30日那天见到艾威林一共才几个小时，你的信我留在伊斯特勃恩了。不管怎样，此后你已经在纽约见到了他和李卜克内西。
你的阿道夫 ［注：左尔格的儿子。——编者注］看来又同他的合伙人罗彻斯特的经纪人拆伙了；希望他不致遭到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可能遭到的损失。
所缺的几期《今日》，日内一收到即给你寄去，《公益》也给你寄去。直接订阅这些报刊是不可能的。法国的报纸我从巴黎一收到就寄给你；我已经从伊斯特勃恩给你寄去了几份。不过，《社会主义者报》你是可以从那里收到的，编辑部和发行部的地址是：巴黎新月路17号。该报是一种周报。国外订费连邮资在内是半年四个法郎。这个报纸我自己经常不能按时收到，常常要写信去问，而我是需要把它保存起来以备查阅的。
我也把《资本论》译本 ［注：第一卷英译本。——编者注］多余的几张校样给你寄去，让你看看工作的进展情况以及译文是什么样子。
我希望你的健康日益好转；我从 外表上看还相当健壮，不过由于一个器官有毛病，三年来一直使我行动不便，有时很厉害，通常比较 轻微，因此很遗憾，我已经不适合于服兵役了。
一旦译本搞完，我就要首先处理掉强加给我的一些次要工作（校订其他一些作者的著作，特别是译稿），并且不允许再给我 任何新的工作，以便再着手搞第三卷。这一卷已经由我口授誊写完毕，但是还需要进行整整半年的紧张工作。这个可恶的英译本使我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但这是绝对必要的，我并不对此感到懊悔。
9月17日
校样已于昨日寄出，9月18日以前的《公益》今天就寄，而《今日》我还得先收集一下。
这里的运动仍然一方面被冒险主义者（民主联盟[229]）所操纵，另一方面被幻想家和伤感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同盟[266]）所把持；群众还远远地站在一边，虽然这里也看到了运动的苗头。但是还要过一个时候，群众才能开始行动，这样也好，因为真正的领袖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
在德国，我觉得在 资产阶级当中终将再次爆发某种运动，他们胆怯的停滞状态对我们是有害的。一方面，近在眼前的王位 ［注：威廉一世。——编者注］的更迭必将动摇一切；另一方面，俾斯麦对沙皇 ［注：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的卑躬屈节甚至会把最昏睡的瞌睡虫都唤醒过来。[504]在法国，情况是很好的。人们正在学习纪律：在外地是从罢工中学习，在巴黎是从反对激进派[342]中学习。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229]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见注67）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见注266）。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第215、224、242、255、368、500、523、559、563、568、612、626、634、644、648、665页。
[266]指社会民主联盟（见注229）和社会主义同盟。
社会主义同盟是英国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12月30日由一批不满社会民主联盟领导的机会主义路线而退出联盟的社会主义者创建。同盟的组织者有爱琳娜·马克思、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威廉·莫利斯等。在同盟存在的最初年代，它的活动家们曾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但是，在同盟的成员中无政府主义者很快就占了上风，它的许多组织者，其中包括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都离开了同盟的队伍，于是到1889年同盟就瓦解了。——第265、285、296、349、422、460、462、472、475、480、500、524、560、563、569、629、631、634、650页。
[342]激进派是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这个党团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该党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它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344、354、369、438、440、442、445、452、456、458、470、475、499、516、524、540、687、701页。
[443]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由国际的美国各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合并而在1876年费拉得尔菲亚统一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大多数党员是移民（主要是德国人），同美国本地工人联系很差。党内在主要由拉萨尔分子构成的改良主义领导和以弗·阿·左尔格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之间进行了斗争。该党曾宣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自己的纲领，但是由于党的领导采取宗派主义政策，轻视在美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中的工作，因而未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美国妇女运动活动家雷·福斯特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译者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委托，为该书在美国出版事宜进行商谈。福斯特还曾向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出版该书的建议。1886年2月8日，执行委员会讨论了这个建议，并责成一个专门委员会继续进行商谈。但是，商谈被拖延了下来，后来该书根本未经执行委员会参与就出版了。——第443、469、521、564、611、639页。
[487]指美国《密苏里共和主义者报》记者麦肯尼斯对恩格斯的访问记（见本卷第472页）。访问记没有找到。——第489、490、521页。
[495]“劳动骑士”即“劳动骑士团”的简称，是1869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创建的美国工人组织，在1878年以前，是一个带有秘密性的团体。“骑士团”主要联合了非熟练工人，其中包括许多黑人，它的目的是建立合作社和组织互助，并参加工人阶级的许多发动。但是，“骑士团”的领导实际上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并主张阶级合作。1886年，“骑士团”的领导反对全国性罢工，禁止它的成员参加罢工，尽管如此，“骑士团”的普通成员还是参加了罢工。此后，“骑士团”失去了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到九十年代末就瓦解了。——第499、522、558、564、566、576、635页。
[504]显然是指1886年夏天俾斯麦同俄国大使舒瓦洛夫和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吉尔斯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俾斯麦为了防止法俄接近局面的形成和阻挠沙皇政府实现提高生铁和煤的进口税的意图，因而答应在外交上支持沙皇俄国的巴尔干政策。——第515、519、524页。
[506]恩格斯大概指的是1886年6月初在芝加哥无政府主义的《工人报》（《Arbeiter-Zeitung》）上连载四次的狄慈根的一篇文章。——第521页。
[507]左尔格在1886年8月11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布罗克吞城（马萨诸塞州）的美国教士布鲁克斯请求爱·艾威林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在美国旅行期间访问他。布鲁克斯答应使他们能够对人数众多的工人听众发表演说。——第522页。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贝内万托
［片断］
1886年9月17日［于伦敦］
……［谢谢］ ［注：信的开头部分残缺。——编者注］您，我搁置了您的稿子 ［注：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的意大利文译稿。——编者注］，而您却［对我］十分容忍。《资本论》 ［注：第一卷。——编者注］英译本一搞完（我希望在10月份），您的稿子就是我所要做的第一件工作。《历书》我已找到，所缺部分一定补上。
[447]
忠实于您的 弗·恩·
[447]指1878年在不伦瑞克出版的《人民历书》丛刊。其中载有恩格斯的文章《卡尔·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15—125页）。马尔提涅蒂当时把这篇文章译成了意大利文，准备收入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由于马尔提涅蒂手里的那本丛刊中有两页粘在一起，使他未能把这两页全部译出来，因此在1886年2月2日的信中请恩格斯在校订他寄去的稿子时把缺少的部分恢复过来。——第448、525页。
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6年9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我想此刻你正在陪审法庭，注视着对保尔的审判。我希望审判的结果是他被宣告无罪。[505]同时，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迈斯纳今天早晨寄来了一张上个季度卖书的账单，在扣除了第二卷 ［注：《资本论》。——编者注］的全部费用以后，我们能得到二千六百马克或约一百三十英镑的结余。这样，你将分到四十多英镑。我已请他把钱寄来，收到以后，我就把你那份钱用支票寄给你。第一卷卖出三百二十册，第二卷卖出一千二百六十册。
英文版 ［注：《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在新年以前未必能出版。桑南夏恩好象有更急迫的东西要印，而且就在推迟印我们那本书的那家印刷所里印。事情在进展，但相当慢。
我收到了杜西到达纽约后写来的信。[489]她旅途上十分愉快，但她对在船上遇到的那些活生生的美国资产者相当失望。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她对美国的热情，然而却使她对美国生活的现实有了思想准备。
老贝克尔上个星期一直和我在一起；他很愉快，但身体越来越衰弱了。他下星期二 ［注：9月28日。——编者注］要到巴黎去，并希望在那里见到你们。他向你们致最热烈的问候。他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老人，七十八岁了，但还能完全跟上运动的步伐。
这里没有肖莱马的信息。你到伦敦来的事情怎样了？如果你还需要做出决定，那末在今天判决以后，你就可以做出决定了。但即使又要把保尔送到珀拉惹 ［注：圣珀拉惹是巴黎的一个监狱。——编者注］，也不会那么急；他们肯定会给他几个星期的时间的，因此，你和他还是可以到这里来一下。
永远爱你的 弗·恩格斯
[489]1886年9—12月，李卜克内西在美国作了宣传旅行，目的是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募集选举基金。同他一起应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见注443）执行委员会邀请参加旅行的还有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他们在许多城市就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历史，就欧洲工人运动的状况以及其他问题作了报告和讲演。——第490、499、507、510、516、518、525、527、532、539、570、579、583页。
[505]恩格斯指的是盖得、拉法格、絮西尼和路易丝·米歇尔审判案。他们由于1886年6月3日在水塔街集会上发表的演说而被指控为教唆抢劫和杀人。1886年8月12日开庭审讯，盖得、拉法格和絮西尼拒绝出庭，出庭的只有路·米歇尔。他们四个人被分别判处四至六个月的监禁和一百法郎的罚款。由于盖得、拉法格和絮西尼不服法庭的判决，于是定于1886年9月24日对这一案件进行重审。在七票赞成、三票反对和两票弃权的情况下，所有被告被宣判无罪。——第518、525页。
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
勃斯多尔夫
1886年9月25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夫人： 受李卜克内西的委托，把他临走前留在我这里的一张一百马克的德国国家银行的银行券寄给您，银行券的号码是1236179ｄ，柏林，1883年9月3日。此外，他允许我希望您大概在12月到这里来，在我这里同他见面。如果这事能够实现，我们大家都会十分高兴。我希望您会喜欢住在我这里，您在我家里会象在您自己家里一样。
根据我们迄今听到的消息，我们的朋友们 ［注：威廉·李卜克内西、爱·艾威林、爱·马克思-艾威林。——编者注］的旅行是非常成功的。
[489]
向您和您的孩子们衷心问好。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489]1886年9—12月，李卜克内西在美国作了宣传旅行，目的是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募集选举基金。同他一起应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见注443）执行委员会邀请参加旅行的还有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他们在许多城市就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历史，就欧洲工人运动的状况以及其他问题作了报告和讲演。——第490、499、507、510、516、518、525、527、532、539、570、579、583页。
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6年10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首先附去四十二英镑十三先令四便士的支票一张，是迈斯纳一百二十八英镑汇款的三分之一；希望你能顺利收到并换成现款。
我感到遗憾的是，你不能在目前天气很好的时候到这里来，但是如果你确实怀念伦敦的雾和我们美丽的冬天，那末你的愿望也可以得到满足。尼姆保证随时接待你，在圣诞节或其他日子都行，如果我们同时还有别的客人，她也保证接待他们。就这样决定了吧，这次可不要使我们失望。
我还寄给你两份《人民报》 ［注：《纽约人民报》。——编者注］， 阅后请退还，因为那是爱德华的报纸，他回来时要到这里来取的（他不在时，他的报纸等等东西都由我代收）。从这些报纸中，你可以看到哥萨克式的共和国——这是摩尔对拿破仑 ［注：拿破仑第一。——编者注］的是共和制的还是哥萨克式的这个二难推论的解决[508]——在纽约和在巴黎一样繁荣。第一次恐吓尝试来得那么快，而且手法是那么笨拙，这是他们的造化。
保尔把巴黎判决看成是工业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迹象，这恐怕是夸大了它的意义。[509]高利贷者和工业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虽然，必将来临的被大富翁剥夺的威胁，无疑会把一定数量的小资产者推向我们一边，可是我们决不能期望使大批的小资产者转到我们这一边来。而且，这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因为他们会带来他们狭隘的阶级偏见。在德国，这种人太多了，正是他们成为阻碍党前进的绊脚石。小资产者（作为一个整体）的命运总是在两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一部分将被资本集中所压垮，另一部分则将被无产阶级的胜利所摧毁。在决定性的时刻，他们跟平常一样彷徨、动摇、不知所措和任人摆布，如此而已。即使他们赞同我们的观点，那他们也会说：当然，共产主义是最终的解决办法，但那是遥远的事情，也许一百年以后才能实现；换句话说，我们并不打算为在我们这一代或者在下一代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这就是我们在德国的经验。
无论如何，这次判决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它表明向前跨进了明显的一步。资产阶级自从面对着一个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以来，就陷入了无法解决的下述矛盾之中： 一方面是它的自由和民主的总倾向； 另一方面是它对无产阶级进行防御斗争所需要的镇压。一个怯懦的资产阶级，如德国的和俄国的资产阶级，可以牺牲自己总的阶级倾向，去换取残酷镇压所带来的暂时利益。可是一个具有自己革命历史的资产阶级，如英国的特别是法国的资产阶级，是不能够轻易这样做的。从这里就产生了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这个斗争尽管有时也使用暴力和镇压，但总的来说，是推动资产阶级前进的。英国格莱斯顿的各次选举改革和法国激进主义的进展就是例证。这次判决是一个新阶段。所以资产阶级在为它自己工作的同时，也在为我们工作。
现在我必须搁笔。我要把这封信用挂号寄出，而且还要在第一个邮班的时间内给杜西写一封信。
爱你的 弗·恩格斯
[508]指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下面一段话：“法国资产阶级早已把拿破仑的‘五十年后，欧洲是共和制的欧洲还是哥萨克式的欧洲’这个二难推论给解决了。它以‘哥萨克式的共和国’解决了这个二难推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13页）——第528页。
[509]保·拉法格在1886年9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自己的案件被宣判无罪（见注505）表示了看法，认为这是资产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已成熟到能够接受我们的一部分理论”的表现。——第528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86年10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所以今天写信给你，是由于我同约翰·菲力浦·贝克尔老头子进行了谈话。他到这里来看望我，在我这里呆了十天，现在大概已经经过巴黎（他在那里得知他的女儿突然去世！）回到日内瓦了。我十分高兴，再一次见到了这位老勇士。他虽然身体变得衰老了，但仍然很愉快，富于斗争精神。这是《尼贝龙根之歌》中所塑造的我国莱茵—法兰克地区英雄传说中的人物，同提琴手福耳克尔一模一样。
我早就建议他把自己的回忆和经历写出来 ［注：见本卷第391页。——编者注］，现在又从他那里得知，你和其他一些人也鼓励他这样做，并且他本人也很愿意，甚至已不止一次地动手写过，但是已发表的一些片断没有受到真正的鼓励（《新世界》就是如此，几年前他曾经给这家杂志寄去过几篇非常好的东西[397]，但是李卜克内西通过莫特勒告诉他说，他们认为这些文章“文艺性”不够）。对他说来，更大的障碍是他必须靠给维也纳写通讯来维持生活，每星期收入二十五法郎。为此他必须阅读大量报刊，而由于他在巴黎搞发明创造时发生的爆炸使他的视力减退[510]，所以只此一项工作就超过了他力所能及的限度。因此，我答应他就这件事情首先写信同你和爱德谈谈。
我认为，党既然在财力上允许（根据李卜克内西的话和从苏黎世得到的消息来看，情况是这样的），那它就应该用自己的抚恤基金起码是部分地负担这位老战士的生活费用，而不要让他为了每星期挣二十五法郎累瞎了眼睛。贝克尔每月从万-科尔那里得到二十五法郎，从巴塞尔的一位朋友那里得到同样的数目，我也答应每个季度一定给他寄五英镑（合一百二十五法郎），合起来是每年一千一百法郎。他们两个人寄给他的钱数，我可能搞错——也许他们每人只给二十法郎；那样的话，总数就是九百八十法郎。这样一来，党需要贴补的钱数就不会很大，通过私人捐助大概很容易就能凑够这个数目，所以党的财务处就只起一个付这笔款子的中间人作用。究竟需要补助多少钱，最好爱德能同老头子本人共同确定下来。
如果这件事能够办成，他就有时间去写或口授他的回忆录，这个回忆录对德国革命运动史，因而也对我党成立以前的历史，从1860年起部分地对我们党本身的历史，都是极端重要的。这样也就给“人民书店” ［注：社会民主党在苏黎世的出版社。——编者注］提供了一本极为珍贵的畅销书。我认为这项工作是很需要的，否则老贝克尔就会把一大批十分珍贵的历史材料带进坟墓里去，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事实将保存在我们的敌人和半敌人、庸俗民主派等的记忆中并由他们叙述出来。此外，老头子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起过重大的作用。在1849年的运动中，他是唯一的一个真正来自人民的指挥员。他用自己在瑞士军队中学到的那种并不高明的战略和战术，比所有巴登军官和普鲁士军官作出了更大的贡献，而且他在政治上坚决执行了正确路线。他还是一位天生的人民统帅，具有惊人的冷静的头脑和罕见的善于指挥新部队的才能。
本来我打算先写信给爱德谈谈出版方面的问题，因为我在接到他的回信以后就可以把许多东西谈得更肯定些，但是可恶的夫赖堡判决[490]随时都可能把全部计划打乱，因此我立即同你商量一下。如果你过问这件事情的话，请告诉我，当你吃官方伙食 ［注：指坐牢。——译者注］的时候，我应该找谁接洽，进一步办这件事。对李卜克内西，老头子不太信任，我也不认为他是一个合适的人，虽然他回来时我还要同他谈一谈；但是既然他不在，那就应该另外有人现在就把这件事抓起来。
就此搁笔，好让此信今天就能发出。我不能饶恕那些法官，因为判决使我失去了你来访的机会，使你不能到巴黎去。不过，明年夏天你也许能够在选举之前到这里来，和我一同到海滨去，以便在运动之前使你的身体更结实些。在你被监禁期间，能否通过某种方式同你保持联系？
英美报刊对待李卜克内西和艾威林夫妇相当有礼貌，甚至出乎意料。
[489]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397]在1876年《新世界》杂志第17、18、19、20、23、24、26、28、29期上刊登了贝克尔的题为《我的生活的片断情景》（《Abgerissene Bilder aus meinem Leben》）的回忆录。——第391、530、533页。
[489]1886年9—12月，李卜克内西在美国作了宣传旅行，目的是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募集选举基金。同他一起应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见注443）执行委员会邀请参加旅行的还有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他们在许多城市就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历史，就欧洲工人运动的状况以及其他问题作了报告和讲演。——第490、499、507、510、516、518、525、527、532、539、570、579、583页。
[490]1886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奥艾尔、倍倍尔、狄茨、弥勒、乌尔利希、菲勒克、福尔马尔、弗罗梅和海因策耳）被夫赖堡萨克森地方法庭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罪名是加入“秘密会社”（见注357）。倍倍尔的监禁期限是从1886年11月中至1887年8月14日。——第490、497、511、531、534、544、613、672页。
[510]1857年贝克尔侨居巴黎时曾在那里研究实用化学，特别是进行了提取雷酸金的实验。在一次实验中发生了爆炸，结果使他的视力受到了损害。——第5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