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4年11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知道你已平安到达，而且保尔爱吃给他做的那块蛋糕，很高兴。不过尼姆对于他一定要把蛋糕和干酪一起吃却不以为然。尼姆牙痛得很厉害——牙是个好牙，但是活动了。昨天她用从梅特兰公园拿来的旧的小钳子把它拔掉了，喝了一口白兰地酒来奖励她的勇气，现在她又快活起来了。

上星期五 ［注：11月21日。——编者注］社会民主联盟[229]举行了一次募捐演出。杜西和爱德华 ［注：爱德华·艾威林。——编者注］同演一个节目。我没有去，因为我现在还不能在硬椅子上连续坐上三个钟头。尼姆说他们演得很好，说那个节目演的或多或少就是他们自己的故事。莱特妈妈朗诵得很好。巴克斯的钢琴演奏时间长了一点。莫利斯（他有一天晚上到我这里来，看见桌上有一本斯堪的那维亚的《老艾达》[246]，非常高兴，他是冰岛文学的爱好者）朗诵了他的诗作（改写《艾达》中的《布龙希耳德下地狱》——描写布龙希耳德在西古德火葬时投身自焚）。还有其他节目。整个演出很成功：他们演的似乎比他们写的好，他们的诗歌又比散文好。

保尔对布洛克的答辩，不仅文笔非常好，而且内容也非常好。[247]各人有各人的学习方法，如果他在斗争中学习政治经济学，只要是学了，那也很好。他提出了以不等量劳动所生产出的谷物价格相等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这个问题太复杂，只有在《资本论》第三册才得到解决。但是，有机会时，他可以回过头来还击布洛克的拙劣诽谤，布洛克在第131页注释上说什么摩尔特别强调商业资本，不论是 货币（铸币）形式的还是 商品形式的。这不是公然撒谎，就是证明他不知道他在写些什么。摩尔提到生息资本和商业资本时，只是把它们作为历史 事实来看待，但是在第一册所有的经济论述中，他有意地把它们 撇开了，只是通过资本的最简单形式——工业资本来分析资本。

保尔在第285页上有个笔误：剩余价值的大小和工作日的长短成 正比，和工资的高低成 反比。

此外，你知道，我不赞成保尔答复布洛克的唯一理由，就是怕这会《block》 ［注：英语《block》一词意思是“妨碍”，读音是“布洛克”。——译者注］他最后答复勒卢阿-博利约。如果保尔已经把莫利纳里哄得同意他可以就任何事情答复任何人，那自然更好。

《社会民主党人报》关于支持德国人的集会的报道，以及该报摘登的《里昂社会主义者》上的文章[248]，将在德国和各地产生巨大的影响。什么事情也不能象这两个“世代为仇的国家”的无产者的这种真挚情谊和紧密合作，更使市侩们，而且也使其他国家的工人们感到惊异。这件事情应当强调再强调。

至于可怜的布鲁斯这个没有纲领的人怀疑我们的人借以当选的纲领，那末弥勒在达姆斯塔德发表的声明会给他回答。我很高兴盖得在《人民呼声报》上利用了这个声明。本星期《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上发表的汉诺威纲领还要更好。[249]我希望盖得会利用它。这两个文件以及它们在我们的人可以争取选票的达姆斯塔德和汉诺威这两个 新选区发表一事，使我感到的快慰不下于选举本身。这两个声明表明，俾斯麦的迫害所激起的革命精神是多么彻底。我本来几乎以为这些新选区会选出“温和的人物”，但是现在不必担心了。法兰克福的犹太教师扎博尔也是属于党内 倍倍尔那一派的。

伯恩施坦写信给保尔谈拉萨尔问题[250]，是因为在 巴黎和在伦敦、纽约一样，那一批老拉萨尔分子在德国人中还很有影响。他们大多数是流亡国外的，在德国他们呆不下去了，也没有人听他们的。但是，因为他们呆在国外没有多大害处，并且形成一种有用的国际联系，又给在国内的德国人筹款，所以人们对他们多少还有些爱护。

洛里亚很谨慎，不把他信笔胡诌的东西寄给我。他是个真正的“讲坛社会主义钻营者”[20]，从各方面剽窃我们的东西。顺便说说，如果保尔要答复他，保尔打算做的是打不中要害的。[251]洛里亚对于 为什么资本家既涌向这个工业部门，也涌向另一工业部门，知道得并不比我们差。而真正的问题是我曾经指出过的那个问题，而且是一个不容易的问题。事实上，它使古典经济学因无法解决它而崩溃了。李嘉图学派正是由于这个问题而“ 解体”（摩尔在手稿里使用了这个词）[252]，从而给庸俗经济学开了方便之门。

和你一起散步对我很有好处。我现在散步每天都延长一点，我的肌肉又结实起来。

向保尔衷心问好。尼姆向你问好。

　　爱你的　弗·恩·

可怜的赫斯老妈妈！“我们织啊，织啊！” ［注：海涅《西里西亚织工》。——编者注］希望她的生活终于有了保障。

停笔前，我想请你帮个忙。保尔从我这里借去过：（1）达尔文的《物种起源》，（2）梯叶里的《第三等级的历史》，（3）帕凯的《法国省和公社的制度》，（4）邦纳罗蒂的《巴贝夫的密谋》。燕妮从我这里借去过（1）韵文体和散文体的《艾达》和（2）《贝奥伍耳夫》[253]，这两本书都是济姆罗克用高地德意志方言新译的。这后两本书和达尔文的书，我特别需要。如果能找到这些书（梯叶里和帕凯的书我也要用，邦纳罗蒂那本书现在买不到了），请你收集起来，用包裹寄给我。大陆包裹快递公司（agence　Continentale）的代理人是：

伯热尔街18号埃·多蒂阿蒂，

北站对面敦克尔克路23号普·比若。

邮资先 不要付，这样就更保险一些。但是注意，我并不是急着要你火速到阿尔让台去找那些书。

看来，克列孟梭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在道义上日趋堕落，这在法国资产阶级政治中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他访问了格莱斯顿并在那里胡说了一通，这是迹象之一；另一个迹象是在议院里他对于迫害社会党人的事情和里昂、蒙吕松等地的残暴的判决默不作声。

保尔想要爱尔兰报纸，连一份可以推荐的也没有。而且如果《平等报》把每一次不管多么荒唐的凶杀都叫做处决，那末哈瓦斯通讯社的电讯就足够了。至于别的材料，《每日新闻》的爱尔兰通讯也够了。

如果保尔能做到把《平等报》按时寄给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该报也将按时寄出自己的报纸作为交换。但是，我要写信给伯恩施坦，叫他把报纸寄到 你们的地址，那样 你们就可以收到，而不是那些看不懂的人收到。

向保尔衷心问好。

　　非常爱你的　弗·恩·

[20]讲坛社会主义者　是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的代表，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讲坛社会主义者在大学的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者（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第18、150、200、244．375、412、417、445页。

[229]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见注67）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见注266）。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第215、224、242、255、368、500、523、559、563、568、612、626、634、644、648、665页。

[246]《艾达》是一部斯堪的那维亚各民族的神话和英雄的传说与歌曲的集子。保存下来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十三世纪时的手稿，1643年为冰岛主教斯魏因森所发现（即所谓《老艾达》），另一种是十三世纪初诗人和编年史家斯诺里·斯土鲁森所编的古代北欧歌唱诗人诗歌论集（即所谓《小艾达》）。《艾达》中的诗歌反映了氏族制度解体和民族大迁徙时期斯堪的那维亚社会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民间创作中的一些形象和情节。——第242页。

[247]指保·拉法格当时因勒卢阿-博利约的《集体主义，对新社会主义的批判性考察》一书出版而进行的论战（见注207和212，以及本卷第194—199页）。——第242页。

[248]1884年11月2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报道说，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为了表示与德国工人团结一致，于1884年11月15日举行了盛大集会。该报还援引了发表于1884年11月9日《里昂社会主义者》第9号的一篇文章的摘录，该文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帝国国会选举（见注234）中所获得的胜利表示祝贺。——第243页。

[249]在帝国国会选举时，社会民主党达姆斯塔德选区候选人菲·弥勒发表声明，反驳民族自由党（见注178）的敌对声明。弥勒宣称，他是共和制的拥护者，他曾坚决捍卫巴黎公社。这个声明转载于1884年11月1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6号。

茹·盖得在1884年11月18日《人民呼声报》第387号题为《新的胜利》（《Nouvelle　Victoire》）的社论中，引用了弥勒的声明。

恩格斯所说的汉诺威纲领，是指在汉诺威发表的竞选宣言。宣言中说，德国反动势力的增长，是由于民族自由党的怯懦以及他们对俾斯麦的卑躬屈膝。宣言发表在1884年11月2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上。——第243、250页。

[250]鉴于预定在1884年11月15日在列杜特（法国）举行加强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团结的集会，伯恩施坦在给拉法格的信中，请他不要尖锐地抨击拉萨尔。——第243页。

[251]意大利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阿·洛里亚在1884年《经济学家杂志》第10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卡尔·马克思的价值理论》（《La　théorie　de　la　valeur　de　Karl　Marx》）。恩格斯给保·拉法格寄去了对这篇文章的批评意见，以备拉法格在需要继续论战时使用。——第244页。

[25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20章。——第244页。

[253]《贝奥伍耳夫》是叙述传奇英雄贝奥伍耳夫事迹的史诗，是现存古代盎格鲁撒克逊诗歌中最出色的作品。这一史诗大概产生于八世纪。它是以六世纪上半叶日耳曼部落的民间传说为基础的。——第245页。

致约翰·林肯·马洪

[254]

伦敦

1884年11月28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先生：您的便笺我今天早晨才收到，因为地址门牌写得不对（122号写成132号）。

您如能在明天星期五晚上七点到八点来我处，要同我谈什么问题，我都乐意听取。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 [254]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者约·林·马洪在1884年11月26日写信给恩格斯，请求恩格斯接见他以便交谈英国工人运动问题。——第246页。

致夏绿蒂·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1884年12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绿蒂： 今天早晨十点左右我接到了你的电报。前些时候，当海尔曼把艾米尔的健康情况比较详细地写信告诉我之后，特别是两周前你的姐夫科耳斯曼来看了我之后，我就对这个消息有了准备。关于艾米尔，我们谈了很多；科耳斯曼是完全了解医生的诊断的，——没有任何希望，结局已定，死仅仅是几个星期的问题了。但我总没有料到会死得这样快。既然已经去世，我们只好加以克制。

亲爱的绿蒂，你一生中永远也无法返回的那个时期已经结束，一段人生的幸福已经失去，它一去不复返了。我知道，在这个时刻你一定会觉得世界是多么的寂寞和空虚，我也知道，在你心灵深处，想立刻同你的艾米尔长眠在一起。这是很自然的，这是每一个为心爱的丈夫守灵的人都会有的心愿。但是，回想一下，我母亲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她有四十一年是幸福的，后来孀居。要知道，妇女爱自己的丈夫，超过我母亲爱我父亲的并不多。可是她毕竟在自己的子女中找到了慰藉，在我们这些儿孙中间又度过了十四年，这至少不能说是不幸福的。她当时比你现在的岁数大，她的所有子女都已长大成人，并且有了生活保障，而你还得对你的几个孩子尽到只有母亲才能尽到的责任，尤其是现在他们失去父亲以后，这种责任就更加重大了。

我和艾米尔始终有着特别亲切的关系，不管我们的观点分歧多么大，我们之间毕竟有共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俩都在研究科学问题，不去计较直接的实际利害。然而，有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父亲去世以后，我在这里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身体又病得无法作出任何冷静的正确的决定，那时正是艾米尔以他的明确的观点、果断的精神和丰富的知识使我摆脱了这种困境，顺利地结束了那次决定我整个未来的曼彻斯特的谈判。我现在能在伦敦并处于独立的地位，这多半要归功于艾米尔。

尽管我的身体健康状况还不稳定，我仍想今天晚上到你们那里去，向我亲爱的弟弟表示哀悼。不过，有我在场，可能会甚至一定会引起警察的刁难，而这种麻烦，特别是在这种时候，我是无论如何不愿让你和你们大家遭受的。因为在几个月以前，一位举世闻名的入了英国籍的化学家 ［注：卡尔·肖莱马。——编者注］，这里的皇家学会会员，仅仅由于他参加了马克思的葬礼，便在他的故乡城市达姆斯塔德遭到了刁难，而且弄得他立刻离开了。 ［注：见本卷第226页。——编者注］等待我的是什么呢？显然，我暂且还不得不把自己看做一个政治流亡者。

亲爱的绿蒂，有一点我是知道的：你们妇女比我们男人刚毅、坚强。你们在需要时所忍受的事情，我们是忍受不了的。我常常羡慕你那惊人的自制力，你一定也会用它来克服这种最沉痛的不幸，克服这种痛苦，虽然我们大家都在为你分担这种痛苦，但绝大部分还得要你一个人去承受。

代我吻你的所有的孩子。

　　你最亲爱的忠实的　老弗里德里希

致卡尔·考茨基

维也纳

［1884年12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不用说，你可以把瑞琴特公园路122号这个地址告诉同你通信的人，让他们用这个地址好了，你要使用多少次，你怎样经常使用都可以。希望此信到时，你还在维也纳；由于忙，我顾不得回答你的问题，一周来总是有人打断我的工作。

我不明白，关于《演说》的问题[255]，为什么你们自己就解决不了。要知道，这种事情你们比我更容易决定。我将写信告诉狄茨，让他自己决定这件事。

你的　弗·恩·

[255]考茨基在1884年12月2日的信中问恩格斯，马克思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如何刊印更好，是出单行本，还是作为附录收进当时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正在排印的《哲学的贫困》德文版（见注230）。——第249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84年12月11—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写前一封信 ［注：见本卷第237—241页。——编者注］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知道，在新当选的人当中，有些人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他们的气质，会加强国会党团中的 右翼，即资产阶级那一翼。在我们取得胜利以后，所有其他党派突然向我们百般讨好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有这样的可能：这些先生可能陷入圈套，准备发表一项声明，类似《科伦日报》作为废除非常法[23]的条件曾经要求我们作的那类东西[256]，——要知道，这种声明只会比那种模糊党的革命性的发言，如盖泽尔在讨论非常法时的发言（格里伦贝格尔把它和你的发言印在一起）[257]，还要右一点。自由党人先生们是些软弱的人，得到一星半点就满足了，甚至我们方面作出一点小小的让步，他们就会心满意足，然而，我担心的正是这种一点小小的让步，因为他们会在国外损害我们的名誉，使我们信誉扫地。你不会作这种让步，我当然是知道的。但是，你，因而也是我们，在表决时可能处于少数。如果在发言中暴露出哪怕是一点点分裂的迹象，也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因此，也仅仅因此，我认为有责任帮助你应付这种可能的情况，给你提供一些历史方面的论据，这些论据你也许不象我那样记忆犹新。你如果认为有必要，可以把我的信拿给人看，为此我在那封信中略去了归根到底对某些人是有所指的一切暗示。

如果我的顾虑是没有根据的，运动的力量把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带动起来了，党团能同自己的选民水平一样高，那我比任何人都高兴。的确，我发现辛格尔完全变了，他星期日来看过我，说下个星期日还要来。他开始真的相信（确实如此），他还能活到某种社会改革的时候。我希望，这种情绪能长久保持下去，我们那些“有教养的人”能经得起诱惑，不去向其他政党证明自己不是吃人生番。

对于我们的无产阶级群众，我从来没有看错过。他们运动的进展是那样信心百倍和有胜利把握，因而是那样鼓舞人心和富于幽默，真是出色极了，无与伦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这样出色地经受了非常法的考验，都没有在遭受六年的迫害之后，用力量壮大和组织巩固这样的证明作出回答；任何一国无产阶级都不能象德国无产阶级那样，在组织上取得这样的成就，并且是在不作任何有关秘密活动空谈的情况下取得的。我看了达姆斯塔德和汉诺威的竞选宣言[249]之后，连我对在新地区（选区）不得不作些让步的顾虑也打消了。既然在这两个城市能用这种真正革命的和无产阶级的语言来说话，那就等于已经得胜。

我们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就是我们的工业革命正在开足马力地进行，而这个革命在法国和英国基本上已经结束。在那里，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分离、工业区和农业区之间的分离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现在只是发生一些缓慢的变化。在那里，就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出生的环境就是他们以后必须在其中生活的环境；他们对这种环境已经习惯，甚至连动荡和危机都认为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况且，对过去失败了的运动的尝试也还没有忘记。与此相反，在我国一切都还在变动。农民自给自足的旧式工业生产的残余正在受到资本主义家庭工业的排挤，而在其他地方，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又在让位给机器。而且，正是我们这种在后面一瘸一拐地向前追赶的工业的本质，使得革命如此彻底。由于日用品和奢侈品的大规模生产已经被英国人和法国人所垄断，所以留给我们出口工业的多半只是一些小商品，然而这些小商品也是为广大群众所消费的，它们最初是由家庭工业来制造，只是后来到了大批生产的时候才用机器来制造。这样，家庭工业（资本主义的）就扩展到广阔得多的地区中去，而且更加彻底地为自己打扫着地盘。如果不把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地区，即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波美拉尼亚、波兹南，以及勃兰登堡的大部分和旧巴伐利亚 ［注：巴伐利亚行政区是上巴伐利亚和下巴伐利亚的统称。——编者注］计算在内，那就没有几个地区的农民不日益被卷入家庭工业。这样进行革命的地区，在我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

其次，由于从事家庭工业的工人通常都经营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这就使得有可能把他们的工资压得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低。农业和工业的结合，从前是平民的幸福，现在却成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最有力的工具。一畦马铃薯、一头母牛、一小块耕地，就能使工人以低于自己劳动力的价格出卖劳动力；其所以 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工人被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而这块土地又只能使他维持部分生活。因此，我们的工业之所以有能力输出，是由于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把全部剩余价值赠送给买主，而资本家的利润则是靠压低正常工资取得的。在任何农村家庭工业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种情况，但是，在任何地方都不象我国这样突出。

此外，由取得了资产阶级进步（尽管这种进步很微小）的1848年革命所引起的我国的工业变革，通过下面两件事而大大地加速了：（1）在1866—1870年间扫除了国内的障碍；（2）法国的几十亿赔款归根到底是用于资本主义投资的[258]。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工业变革，这种变革比其他国家更彻底、更深刻、更广泛、更丰富，同时还出现了一个朝气蓬勃、未受摧残、未因失败而精神沮丧的无产阶级，最后，多亏马克思，我们还懂得了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原因以及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条件，而这一点是我们任何一个前人所未有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也 有义务取得胜利。

至于说到纯粹民主派和它在未来的作用，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它在德国所起的作用比起它在工业发达较早的国家中所起的作用要差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在革命关头能够作为极端 资产阶级政党（它在法兰克福[259]就曾扮演过这种角色），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经济、甚至封建经济的最后一个救生锚，在短时间内暂时起作用。在这样的时刻，全部反动分子都给它撑腰，增强它的力量：一切反动的东西那时都将戴上民主的假面具。在1848年时也是如此：一切封建官僚从3月到9月都支持自由派来镇压革命群众，而且一旦这一点办到了，自然也要把自由派一脚踢开。所以，在1848年，从5月到波拿巴的十二月选举为止，在法国进行统治的是一切政党当中最软弱的、纯共和主义的《国民报》派[260]，这仅仅是由于全部反动势力联合起来支持了它。在每一次革命当中都有过这样的情形：最温顺的、还有能力组织政府的政党上台执政，正是因为战败者认为在这个政党身上还有得救的最后可能。我们不能指望，在危机爆发的时刻就有多数选民，即多数国民支持我们。那时，整个资产阶级和封建有产阶级的残余，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农村人口，都将聚集在口头上表现得非常革命的极端资产阶级政党的周围，而且我认为完全可能，在临时政府里这个政党将有代表参加，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构成政府中的多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少数派 不应该怎样做，1848年巴黎二月政府里的社会民主派少数已经表明了。况且，这在目前还是一个学院式的问题。

诚然，在德国，由于军事上的原因，事态可能有另外一种发展。在当前的形势下，外部的推动力几乎只能来自俄国。如果推动力不是来自俄国，而是来自德国，那末，革命就只能从军队开始。和现代军队比较起来，手无寸铁的人民在军事方面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假如我们的那些没有选举权但受过军事训练的二十岁到二十五岁的预备兵行动起来的话，那就可能超越纯粹民主派。但是，即使这个问题，在目前也还同样是学院式的，虽然我这个可以说是党的总司令部的代表，有义务对它加以考虑。不管怎样，在危机的日子和危机后的日子，我们唯一的敌人将是 聚集在纯粹民主派周围的整个反动派，这一点，我认为是不能忽视的。

如果你们要在国会提出一些法案，不要忘记其中要有这样一个法案。国有土地大部分租给大租佃者，很小一部分卖给农民，但是这些农民的地块太小，因此新农民不得不在大农场当短工。应当要求 把大片整块国有土地租给农业工人合作社共同耕种。帝国没有国有土地，因此一定会找到借口来否决这个法案。但是我认为，应该把这一火种投到农业短工中去。为此，可以利用经常发生的关于国家社会主义问题的辩论。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争取农业工人站在我们这一边；这是一个极好的方法，可以向他们表明，以后他们将在目前属于地主老爷的大地产上实行集体经营。俾斯麦老兄要求你们提积极的建议，这就够他受用一段时间了。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1884年12月12日

[2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报刊都被查禁，社会主义书刊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该法令的有效期每两三年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令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0、23、28、35、55、102、105、109、125、137、142、144、152、157、160、178、203、215、230、234、238、249、261、289、292、297、309、315、321、325、328、329、332、341、471、493、560、609、639、650、656页。

[249]在帝国国会选举时，社会民主党达姆斯塔德选区候选人菲·弥勒发表声明，反驳民族自由党（见注178）的敌对声明。弥勒宣称，他是共和制的拥护者，他曾坚决捍卫巴黎公社。这个声明转载于1884年11月1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6号。

茹·盖得在1884年11月18日《人民呼声报》第387号题为《新的胜利》（《Nouvelle　Victoire》）的社论中，引用了弥勒的声明。

恩格斯所说的汉诺威纲领，是指在汉诺威发表的竞选宣言。宣言中说，德国反动势力的增长，是由于民族自由党的怯懦以及他们对俾斯麦的卑躬屈膝。宣言发表在1884年11月2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上。——第243、250页。

[256]恩格斯指的是《科伦日报》1884年11月4日第307号社论《重选》（《Die　Stichwahlen》），1884年11月6日第309号社论《科伦的帝国国会重选》（《Die　Reichstags-Stichwahl　in　Köln》），以及1884年11月8日第311号社论《再论科伦的重选》（《Noch　einmal　die　Kölner　Stichwahl》）。这些文章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公开抛弃革命原则。——第249页。

[257]1884年5月10日盖泽尔在帝国国会讨论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法（见注23）有效期的法案时声称，社会民主党人不打算通过暴力消灭现存的国家关系和社会关系；盖泽尔把1884年5月9日俾斯麦在帝国国会承认劳动权的声明（见注170）说成是正在进行的社会革命的反映。

这篇发言摘要载于1884年在慕尼黑出版的小册子《德意志帝国国会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二读和三读》（《Die　Debatte　über　das　Sozialisten-Gesetz　im　Deutschen　Reichstag．2．und　3．Lesung》）。——第249页。

[258]指法国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根据和约支付给德国的五十亿法郎赔款。——第252页。

[259]指1848—1849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德国国民议会。——第252页。

[260]《国民报》派联合了以阿尔芒·马拉斯特为首、以工业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同它有关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为支柱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四十年代，这个派的信徒聚集在《国民报》（《Le　National》）的周围，该报自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第253页。

致保尔·拉法格

[261]

巴黎

［片断］

［1884年12月中于伦敦］

……在德国，参加党的士兵和军士太多，鼓吹暴动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他们懂得，士气涣散（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应该正是在军队本身中发生；在现代军事技术装备（速射枪等等）的水平下，革命应该在军队里开始。至少在我国，革命会这样开始。应征入伍的社会党人的数目年年增加多少，谁也没有政府知道得更清楚。我国普选权从二十五岁起才有；既然从二十一岁到二十五岁以下的大批后备人力不参加选举，那末这批后备力量就在军队里。

< [261]这封信的片断保·拉法格在《上街》（《Descendre　dans　la　rue》）一文中引用过，该文发表于1884年12月21日《里昂社会主义者》第15期。——第254页。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12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我从考茨基那里得知，你不仅失去了妹妹，而且还失去了父亲。真的，我由衷地同情你。这就是流亡生活中的沉痛遭遇，这我也经历过。没有这样的祖国，还容易过得去，但是……

现在谈谈这里的事情。社会民主联盟[229]在星期六令人满意地解体了。肥皂泡破得比我预料的要早一些，但是迟早这总归是要发生的。

海德门是一个急于钻入议会的政治冒险家和沽名钓誉的人，他早已操纵了这整个运动。一年前，巴克斯开始出版《今日》的时候，维持这个小小月刊的写作力量就不够，至于办周刊就更不用想了。但是，海德门却一定要有一个周刊，于是在莫利斯和卡本特尔这两个热心人的资助下，《正义报》创办起来了。海德门是在几个年轻文人和一个叫乔因斯教员的帮助下编辑《正义报》的。这几个年轻的文人不过是等待时机，参加某种新的能付得起钱的运动而已（菲兹吉拉德和秦平）；而乔因斯由于和亨利·乔治在一起进行鼓动而从伊顿被驱逐了出来 ［注：见本卷第82页。——编者注］，因此他也就成了并非出于本意的社会主义者。这几个人是直接或间接地得到了钱的（海德门很有钱，但很吝啬），而其余的人只好白干。联盟的所有文件都弄到了海德门、菲兹吉拉德和秦平的手里；他们只向委员会提供他们认为合适的东西，他们还擅用联盟的名义进行通信。总之，海德门对待委员会，就象俾斯麦对待帝国国会一样。怨言四起，也传到了我这里。我回答说，让这个人去干吧，这不过是一个小人物，他不可能搞得太久， 他不善于等待。他果然遭到了失败，比我预料的还快。

莫利斯两周前到了苏格兰，他在那儿知道了海德门的这些阴谋，就宣布不能再和此人共事。其实他早就有所怀疑，而在爱丁堡见到安·肖伊后就弄到了摊牌的地步。海德门散布谣言，说什么肖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是带炸药的人，然而，肖伊不仅向莫利斯提出了相反的证据，而且指明海德门知道这一点。海德门在格拉斯哥也玩弄过同样的阴谋，那儿的支部收到了菲兹吉拉德书记寄去的一些盖有联盟印章的信件，但是这些信件不但没有得到委员会的同意，而且直接和委员会的决议相违背。另外，海德门还力图使许多人相信，巴黎寄给委员会的那封有点神秘的信，是拉法格夫人和杜西为了给他设圈套而伪造出来的，但是，他却隐瞒了这封信，不交给委员会看。最后，除了他在委员会的成员之间挑拨离间外，还证实了他造出来的地方支部根本不存在。

总之，在上星期二 ［注：12月23日。——编者注］弄到了摊牌的地步。各方面都在抨击海德门。肖伊本人手里拿着文件当场质对，杜西还有一封她姐姐的关于所谓伪造文件的信。于是大吵了起来，事情一直闹到星期六。开会前，莫利斯和艾威林到我这儿来过，我还向他们提了一些建议。星期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无论是海德门本人，还是他那个仓促拼凑起来的班子都无法否认所列举的事实。海德门遭到了斥责。在这以后，大部分人退出了联盟。理由如下：（1）海德门在一次代表大会上利用他那些bogus（假）支部给自己造成了一个多数，而他们当时不能够证实（无论如何不可能及时做到这一点）这些支部是假的；（2）但主要是 因为整个联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局。

退出联盟的有艾威林、巴克斯和莫利斯，他们是文人中仅有的几个诚实人，但是这三个人十分脱离实际（两个诗人和一个哲学家），就是白天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象他们这样的人。和他们一起退出的还有最著名的工人中间的一些优秀人物。他们想加入伦敦支部，希望在那里获得多数，而让海德门在他那些不存在的地方支部里去主宰一切。他们的机关刊物将是一个不大的月刊 ［注：《公益》。——编者注］。人们终于决定谦虚从事，量力而为，而不再这样干：仿佛只要几个文人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吹起集合号，整个英国无产阶级就必定会立即行动起来。（莫利斯承认，他们在伦敦的全部力量不足四百人，而在外地的甚至还不到一百人。）《正义报》的发行量大约是三千五百份。

海德门手中保留了《正义报》和《今日》，跟他在一起的有他的那些投机文人菲兹吉拉德、秦平、伯罗斯、肖伯纳，大概还有那个作为老宪章主义者，看来认为自己有资格拿养老金的斯凯奇利。此外，还有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旧宗派的残余分子。联盟中其余的人参加哪一边，时间将会说明。但是，海德门无论是从莫利斯或卡本特尔那儿，再也不能得到钱来维持他那入不敷出的报刊了，因此他只得或者是自己掏腰包，或者是把他自己，把他的报刊和他那一派的残余分子出卖给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或者是出卖给伦道夫·邱吉尔勋爵和托利党民主派。如果他想在秋季新的选举中提出自己为候选人，他就不得不赶快这样做。

我感到满意的是，一开始就看透了这整个骗局，正确地估价了所有这些人，预先指出了事情的结局，并且指出这一骗局终归是弊多利少。

你的　弗·恩·

[229]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见注67）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见注266）。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第215、224、242、255、368、500、523、559、563、568、612、626、634、644、648、665页。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262]

勃斯多尔夫

［片断］

1884年12月29日［于伦敦］

既然党团不想简单地拒绝法案，那末据我看，它可能同意国家给予资产阶级这种帮助。[263]这种帮助也许（不过这还需要证实）能间接地对工人有好处，但是只有在保证工人也将得到同样的国家帮助时才是可能的。“如果你们每年拨给我们四五百万给工人合作社使用（不是作为预支，而是作为赠款，象送给船主那样），那末我们就同意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你们向我们保证：在普鲁士，国有土地不是租给大租佃者或者那些没有短工的劳动就无法维持其经济的农民，而是租给工人合作社；公共工程的定货不是交给资本家，而是交给工人合作社，那末我们这方面就表示接受。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接受。”

假使党团做出这样的建议（当然，为此应当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那谁也不能指责社会民主党议员，说他们考虑的只是将来，而忽视工人的目前需要。

[262]这封信的全文没有找到。这段摘录是李卜克内西在他的《关于轮船公司津贴》（《Zur　Dampfersubvention》）一文中引用过的，发表在1885年1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李卜克内西的这篇文章对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内部在轮船公司津贴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发表了看法。——第258页。

[263]1884年底俾斯麦为了加紧推行德国殖民政策，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对轮船公司的年度津贴，以便举办通往东亚、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行。政府的这个要求使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左翼遵循恩格斯的指示，反对支持政府的要求。党团中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多数（狄茨、弗罗梅、格里伦贝格尔等人）打算在发展国际关系的借口下投票赞成轮船公司津贴。在多数的压力下，党团通过了决议，宣称关于津贴的问题是一个非原则性的问题，党团的每个成员有权根据自己的看法投票；决议还指出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准备投票赞成轮船公司津贴。

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受到党员群众和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坚决谴责，该报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得到恩格斯的全力支持和指导。在尖锐批评的影响下，党团的多数在1885年3月帝国国会讨论政府提案时不得不稍微改变自己对政府提案的态度，他们以帝国国会接受党团的一些建议作为投票赞成政府提案的条件。只是在这些要求被帝国国会拒绝了以后，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全体成员才投票反对这项提案。——第258、259、265、273、289、321、415页。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4年12月30日)

德勒斯顿—普劳恩1884年12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来信即复。

看来，辛格尔这位朋友从我的话里只领会了符合他的观点的东西。在商业方面，人们容易学习这种做法，这有时是有好处的，但是，在政治上，也和在科学上一样，还是应该学会客观地看待事物。

首先，我告诉辛格尔，我还远没有很好地考虑过这件事情[263]（只是在前天傍晚看《社会民主党人报》时，我才产生这些看法）；我还说过， 绝不能把我对他讲的那些话当做 我的最终意见。

但是，接着我告诉他， 在一定的情况和条件下，看来，投赞成票是 可以允许的，就是说，如果政府 答应也给工人同样的国家帮助，就象它现在准备给资产阶级的那样。这也就是说，政府同意把国有土地租给工人协作社，等等。因为我知道，政府不会同意这样做，所以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我向那些 想投赞成票的人指出，他们怎样 才能保持体面和不勉强地投反对票。

此外，我还告诉辛格尔，在议会活动中，有时可能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虽然心里希望使某项提案获得通过，但还是不得不投 反对票。看来，这一点对他还是一件新鲜事。

就在昨天，我由于别的事情写信给李卜克内西，顺便向他说明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经过很多考虑的成熟看法。 ［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在许多方面，这个看法和你信中写的几乎完全一致，虽然你的信我今天早晨才收到，有机会的话，让我把这个地方念给你听听。我和你不一致的地方，简单说来如下：

（1）你们首先是一个经济党。你们或者你们当中许多人，曾把党在经济理论方面的优越性吹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只要你们在实际上初次接触到经济问题（在保护关税问题的辩论中[264]），你们就各行其事。如果在讨论每一个经济问题时都重复这种情况，那末要整个党团究竟有什么用呢？

（2）原则上要投反对票。这一点我已经十分明确地向李卜克内西讲过了。但是，如果大多数人要投赞成票，那怎么办呢？那时唯一的出路是：要使他们预先说明自己的投票带有这样一些条件，至少在欧洲面前能证明自己的投票是对的，因为不然的话，就一定要丢丑。但是，这些条件是这样的，而且只能是这样的，即政府不会同意它们，因而党团里的多数人只要预先说明自己的投票带有这些条件，那就没有可能投赞成票。

无条件地投票赞成把工人的钱送给资产阶级，这样的可能性，我当然从来也没有想过。但是，为了这件事而提出信任的问题，即去分裂党团，那是根本不能设想的。

在一切类似的问题上，当不得不考虑到选民的小资产阶级偏见时，我看最好的办法是：声明我们原则上反对，但是既然你们要我们提出积极的提案，并且硬说这也将给工人带来利益（而我们否认这一点，因为这里所谈的不是细微的利益），那末就请你们把工人和资产者放在平等的地位上。你们每从工人口袋里直接或间接地送给资产阶级一百万，工人们也就应该得到一百万；国家贷款时也应如此。总结如下（我只大略说说，而不涉及这些提案在德国条件下应当采取哪种方式，因为在这方面，我对于现行立法的细节知道得太少）：

（1）投票赞成给工人合作社以津贴和贷款，目的不是而且主要不是用来开办新的企业（如果是这样，就会重复拉萨尔的有其种种缺点的提案），而是

（ａ）租赁国有土地以及其他的地产，并按合作方式耕种这些土地；

（ｂ）由自己出资或国家出资收购厂主因危机或破产而停产的工厂等，或者是收购那些指定出卖的工厂，并按合作方式进行经营，从而准备把全部生产逐步过渡到合作制的轨道上去。

（2）在其他同等条件下，在一切提供国家订货的场合，对合作社要比对资本家及其联合会优先照顾，因此，原则上尽可能把一切公共工程交给合作社承办。

（3）扫除在自由合作社道路上还存在的一切立法的障碍和困难，因此，首先要通过废除那个破坏一切工会和合作社的反社会党人法[23]，重新把工人阶级置于公法保护之下，不管公法是多么的可怜。

（4）争取使工会（工联）享有充分的自由，并承认它们是 法人，享有法人的一切权利。

你们要求这一点，不过是要求工人的利益受到和资产者的利益同等程度的照顾罢了；如果给资本家的这些赠款似乎是用来振兴工业，那末，给工人的赠款在这方面将产生更大的效果。我根本不理解，社会民主党党团怎么能对诸如 没有这种报偿的东西投赞成票。如果你们把这种要求诉之于人民，那末，一再要国家向资产阶级赠款以帮助工业的叫喊，在选民当中很快就会停止下来。这一切都是在一天之内可以办到，在一年之内可以推动起来的事情，只有资产阶级和政府才会反对这样做。这在当前毕竟是一些重大的措施，这些措施将用完全不同于轮船公司津贴、保护关税制等等的方法，把工人吸引过来。法国人实质上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但是，还有一个情况，现在刚刚弄清楚：完全可能，投票的结果将取决于社会民主党人。如果 由于你们的投票而使资产阶级得到津贴，而且是没有报偿地得到津贴，那就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脸！我简直不知道，那时候我该对法国人和这里的公众说些什么才好。而这会使无政府主义者多么兴高采烈啊！他们会欢呼说：你们看，这是地地道道的庸夫俗子呀！

其余的事下次再谈。我认为重要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你丝毫也不要怀疑我的观点。希望在你的事情中的变化首先对你的健康发生良好的影响。

向你和你们全家衷心祝贺新年。

　　你的　费·恩·

至于钱不够用，是明摆着的事情。我也对辛格尔说过，谁在这种情况下投票赞成，谁就应该一贯到底，也要投票赞成殖民政策。至于在这方面钱的问题，请看我给李卜克内西的信 ［注：见本卷第258—259页。——编者注］。

[2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报刊都被查禁，社会主义书刊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该法令的有效期每两三年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令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0、23、28、35、55、102、105、109、125、137、142、144、152、157、160、178、203、215、230、234、238、249、261、289、292、297、309、315、321、325、328、329、332、341、471、493、560、609、639、650、656页。

[263]1884年底俾斯麦为了加紧推行德国殖民政策，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对轮船公司的年度津贴，以便举办通往东亚、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行。政府的这个要求使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左翼遵循恩格斯的指示，反对支持政府的要求。党团中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多数（狄茨、弗罗梅、格里伦贝格尔等人）打算在发展国际关系的借口下投票赞成轮船公司津贴。在多数的压力下，党团通过了决议，宣称关于津贴的问题是一个非原则性的问题，党团的每个成员有权根据自己的看法投票；决议还指出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准备投票赞成轮船公司津贴。

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受到党员群众和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坚决谴责，该报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得到恩格斯的全力支持和指导。在尖锐批评的影响下，党团的多数在1885年3月帝国国会讨论政府提案时不得不稍微改变自己对政府提案的态度，他们以帝国国会接受党团的一些建议作为投票赞成政府提案的条件。只是在这些要求被帝国国会拒绝了以后，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全体成员才投票反对这项提案。——第258、259、265、273、289、321、415页。

[264]指1879年麦·凯泽尔在整个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同意下发表的为政府的保护关税法案辩护的演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谴责了凯泽尔在帝国国会中为这个有利于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而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提案作辩护的行径，同时也尖锐地谴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领导人对凯泽尔的纵容态度。——第260页。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265]

贝内万托

1884年12月30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您11月18日最后那封来信至今未复，非常抱歉。因忙于工作和事务，请原谅。

我的《农民战争》，这是一部只有德国才感兴趣的著作。此外，我得准备此书重新出版，要完全加以修改[152]。而在2、3月份以前我不能动手改，书大约要到7月才能出来（我知道从我们党的印刷所能期待到什么）。最后，该书的题材和《起源》［注：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一书的题材毫无共同之处。

因此我认为，后一著作单独出版好，至于出版的方法，我完全听从您的决定。

只要《农民战争》一出书，我将荣幸地给您寄一本去。那时您再决定此书是否值得翻译，对此我是有所怀疑的。

致深切的敬意。

仍然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152]指1886年将在苏黎世出版的《反杜林论》第二版，以及恩格斯修改《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打算。恩格斯的这个打算没有实现。保留下来的片断和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48—460页。——第143、145、154、235、263、264、269、356、391、399、402、446页。

[265]帕·马尔提涅蒂在1884年11月18日的信中问恩格斯，可否将他的两部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尔提涅蒂当时正在翻译这部著作）和《德国农民战争》合成一本书出版。——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