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台灣學者關注在地媒體的「中國因素」

據張錦華介紹，2010年以後，台灣學界的論文開始探討「中國因素」的影響。戴瑜慧對中共黨國體制授意下，國營銀行提供銀彈支援，結合海外產業形成「中國國營銀行―中國私營資本家―海外侍從資本家」的三角聯盟關係，就是很精確的總結。楊琇晶比對中共對港、台媒體操控方式，指出包括「半公開的新聞置入宣傳、中國節目變相落地與收買名嘴以及兩岸媒體交流高峰會等」，發現即使是「以台灣為市場的親綠媒體，言論也開始迴避中共敏感議題，原因是北京刻意以開放市場為誘因，換取去除反共或台獨敏感言論。加上兩岸媒體交流尚有許多制度與法制上的漏洞，為了獲取更大利益，台灣媒體也開始頻繁出現『尋租行為』（Rent-seeking）」，這種「以商逼政」的策略，付出的成本就是台灣媒體「第四權監督權責與國家利益」。

李嘉艾在學術論文《台灣媒體生產政治中的中國因素與獨裁者邏輯：以C集團為例》，更具體地探討台灣傳統報紙，被來自具中國因素的集團收購後的新聞內容產製如何受到影響。研究發現被收購媒體言論已明顯的向中國靠攏；新聞專業也遭到報社所有權人的涉己利益介入，新聞淪為置入的對象：從2008年至2013年該報的中國人權新聞數量不斷下降。這個過程被稱之為源自威權資本主義中國和台灣資本家組成的「權力／資本聯盟」剝削台灣新聞的過程。

台灣新聞自由度何以跌落得如此迅速？綜合台灣各方人士的分析，屬於台灣自身的原因大約有以下幾種：

一，由於經濟狀況不佳，導致台灣媒體接受政府的置入性行銷。30政府的目的是通過置入性行銷達到雙重目的：既可宣傳政策，又可籠絡媒體；二，修法壓抑媒體，使媒體動輒得咎，是指立法院通過決議，要公視的節目內容事先接受有關部門審查；三，向法院控告媒體，使媒體官司纏身；四，使用公權力修理特定媒體，造成殺雞儆猴、寒蟬效應。

根據台灣學界的評估，自民進黨主政後不再掌控媒體，媒體不因其言論或立場受到保護或壓制，台灣已經擁有完全的新聞自由。但也就是從這時開始，台灣媒體生態進入失衡、傾斜與錯亂狀態，中興大學副教授林淇漾曾對這段時期台灣的媒體生態作出評價：「這六年來（指2001年至2006年），台灣的多數媒體，逢扁必反、逢綠必反，卻又誇稱站在台灣人民的一邊、正義的一邊。但光就非政治領域的報導來看，這些媒體其實也背離台灣民間、台灣文化和台灣做為政治共同體的想像。在政治上，藍綠可以對決，統獨可以爭辯；但媒體沒有選擇藍綠或統獨的權利，必須在報導中公平對待藍綠或統獨，這才是大眾媒體的本分。遺憾的是，今天的台灣媒體，多數選了邊（指在藍綠兩種政治勢力站了隊），部分還靠了岸（指靠攏北京）。他們渾然忘了媒體是『社會公器』這樣簡單的道理。」

有鑑於此，政大新聞系教授馮建三建議，行政院亟須提出全盤性的國家傳播政策，應該對外國媒體進行規範、比如將中國分為單獨一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