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读者之难Ⅰ：直觉反应的常识性意见

以自己的当下直觉和好恶情绪给予本能的反应，这是所有人都难以避免的人性弱点。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个体，所知所思都是从自我出发，而囿于非常狭小的范围；再加上自我中心所产生的某种自信与自负，导致了托尔斯泰所说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谈论自己或是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于是，从人性本质来说，去关心与理解不属于自己的世界、自我节制以避免对不熟悉的事物轻判妄断，都是很困难的事。因此只要用心观察就可以发现，许多的诠释和人与人之间的讨论，往往是以一般性的常识和松散的逻辑来进行的，等于是成见的衍生。这样一来，不但问题不能厘清，也无法达到有效的沟通，让客观知识可以逐步累积；甚至适得其反地制造了更多的纷扰，而治丝益棼。

清代乾嘉学派著名的皖派代表人物戴震就对这类现象深有洞察，据此提出“意见”与“理”之分，并且发现，“人莫患乎蔽而自智，任其意见，执之为理义”，结果往往是：

处断一事，责诘一人，凭在己之意见，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而不知事情之难得，是非之易失于偏。……天下智者少而愚者多……，其所谓理，无非意见也。未有任其意见而不祸斯民者。[1]

其好友陆耀也对此说有所共鸣，在《复戴东原书》中呼应道：

来教举近儒理欲之说，而谓其以有蔽之心发为意见，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理实谬，可谓切中俗儒之病。[2]

可见所谓的“意见”，只是在“自智”的情况下“以有蔽之心”所发出的看法，实际上经不起反复检验，即使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仍然与客观的、普遍的“理”在层次与范畴上都完全不同。这种对于“意见”与“理”的辨析，在重视客观理性与知识的西方文化中，早在希腊时代已提出类似的区分，也就是“意见”（doxa）与“知识”（episteme）之别：所谓的“意见”是普通信念或流行见解，而“知识”则是客观的、甚至是科学的认知成果。虽然与戴震所言在具体指涉上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区分层次差异，以有助于我们的自我反省与自我要求上，都是强而有力的启发。

当然，人文现象的复杂不可能只有一种“理”或“知识”，而在现实的状况中，人们也不可能完全避免“意见”，更不因此就要被剥夺发言权。但是，诚如司马迁所说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取法乎上的态度下，这并不妨碍我们以“追求知识”为目标，尽量自觉地不要停留在“意见”的层次上，以便让出更大的心灵空间给“理”进驻。因此，“有意见”却不“任其意见”，被“意见”蒙蔽的程度就会逐渐减少，也就会更接近“知识”，从而对存在于现象中与推论上的更多差异有所辨明，避免混淆。

举一个《红楼梦》解读上常见的“意见”为例：以“焦大醉骂”一段推论小说的宗旨是揭发贵族阶级的虚伪黑暗，这可以说是很流行的说法，殊不知，焦大訾骂的是世家大族在“末世”时所产生的不堪，是对“贵族末世”的痛心疾首而非对“贵族阶级”本身的批判，所以指控的是“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的不肖子孙，而对于宁荣二公所开创的富贵基业不但引以为豪，甚至还恃功而骄，何来“对贵族阶级的批判”？甚且客观地说，每一个社会或团体都有其矛盾复杂与正反各面，在非末世的状况中，贵族阶级固然也有其虚伪黑暗，却未必就比其他阶级（如平民阶级）或其他社会的虚伪黑暗来得多、来得严重；即使有些事比较少在平民社会中发生，不过只是因为缺乏相关条件，并不是因为这个阶级或社会中的人品本质上比较高尚。

其他推论上范畴混淆的类似情况很多，可见人性是多么容易地想当然尔，以致“亡鈇意邻”的情况极其普遍地发生在读书论人上。然而，感觉的“真实”却并不等于客观的“事实”，更不是永恒的“真理”。戴着由常识意见所染色的眼镜去看小说，看到的当然处处都是过滤后的同一种颜色、都是对这些常识意见的印证，结果就是使自己既有的成见更顽强，从而把小说家就其所认识的丰富世界给予尽情开展的“复杂”简化成“意见”。这是读者要自我超越的第一个挑战。

[1] （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0），卷上，页4—5。

[2] 收入（清）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卷2，页75。“意见”与“理”之分，在于：“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谓之义；则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见，非理也，非义也。……人莫患乎蔽而自智，任其意见，执之为理义。”见（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页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