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是“鱼眼睛”：女性的更高展望

所谓的“大母神”（the Great Mother），又称“大女神”（theGreat Goddess），属于人类心理中母亲原型的展现。无论是远古神话传说，还是尘世的现实世界，从古到今人类历史与文化想象中，处处都烙印着大母神的踪迹。

心理学家荣格（Carl G. Jung, 1875—1961）对于母亲原型的探索，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及篇幅，而他的弟子埃利希·诺伊曼（Erich Neumann）在1972年出版的《大母神——原型分析》这部书，更对母亲原型作了详尽的讨论。此书指出，大母神崇拜是人类最早的宗教崇拜形式，她是父系社会出现以前人类所信奉的大神灵，比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天父神大约还要早两万年左右，而且她是后代一切女神的初型；人类学家马丽加·金芭塔丝（MarijaGimbutas, 1921—1994）更推而扩之地说，大母神是“一切生命——包括人类、动物和植物——的源头”[1]。而这都可以从地下考古资料得到证明。

从20世纪以来，在现今世界各地持续发现的女性躯体的原始雕塑，她们的共同特征便是肥硕丰满的宽厚体型。最著名的是1908年由考古学家约瑟夫·松鲍蒂（Josef Szombathy, 1853—1943）在奥地利的Willendorf附近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所发现的母神石雕，大约制作于公元前三万年左右，被称为The Venus of Willendorf[2]，其造型如右页图。

之后又出土多个类似的雕像，可见原始石器时代已经出现庞大的、长年怀孕的大母神。学者们称这些雕像为“史前维纳斯”（the Paleolithic Venus figurines, prehistoric Venus），并相信她们就是大母神信仰的对象化表现。除此之外，中美洲的墨西哥也曾发现相似的女性雕像，表现出母神崇拜的征兆[3]；而近年在中国境内都挖掘出类似“史前维纳斯”的女神像，也证实了中国史前新石器时代曾盛行过母神崇拜[4]。

金芭塔丝又认为，“对古欧洲居住遗址地下或附近发掘出来的遗骨的分析，可以让我们认识到两点，这对于理解古欧洲社会和宗教体制至关重要。首先，这些遗骨几乎全都是女性，其次，这些女性通常都是老年人。这些证据提供了关于母系文化的线索，在这种文化中，女人担任家庭乃至更大的氏族的首领。一位被视为家族祖先的老年妇女能够给整个家族带来佑护，以保证子孙的繁衍、家族的绵延，因此，她就获得了埋葬于家族住地或神庙之下的殊荣”[5]。于是她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父系社会一神信仰之前，新石器时代的欧洲就出现了一种具备所有母神崇拜特色的文化现象，这个时期被称为马格达林期（Magdalenian phase），它大约在一万七千年之前就出现了。

（出处：Public domain, via Wikipedia Commons）

虽然金芭塔丝的论点并不是没有引起争议，但她的努力诚然可以开展出女神文明的另一种视野。

（一）地母崇拜

母神固然是生命的来源，因此以凸显的巨大腹部象征饱满丰沛的孕育能力，并加上硕乳、肥臀等和生殖有关的种种形象加以表征。此外，世界上拥有最无限的丰沛生机的，就是与天空一样宽广的大地，因此，“大地母亲”（Earth-Mother）也是一个极为重要而普遍的原始意象。[6]

地母被设想为孕育和生出宇宙万物的巨大容器，人类的母亲模仿和重复生命在大地的子宫孕育的行为，胎儿和出生，等同于重复着宇宙创生人类的行为，女性的生产也就是微型的宇宙生产。[7]希腊神话中就有一位大地女神“盖娅”（Gaia），她是最古老的创世神之一，也是能创造生命的原始自然力之一，非常崇高神圣。

既然包含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都被认为是来自大地之母的孕育创生，并受到母亲大地的滋养，于是，在永生神话中，“回归母体”（regressus ad uterum）便成为传播最广的主题，也就是返回创造的本源或象征生命之源的子宫。由于生命结束后必须回归尘土，因此死亡就带有回返生命本源的象征，丧葬习俗所表现的“回归母体”的象征，最为明显可见。

当然，“回归母体”的地母崇拜并不是初民的专利，也不单单存在于丧葬活动上。作为一种基本的心理反应，事实上一直到今天，“回归母体”主题都还普遍存在于各种文化艺术中，并且以形形色色的许多变化，巧妙表达出人们寻求保护抚慰以及疗伤止痛的心理需要。因此可以说，只要人类文化存在着一天，这种“回归母体”的主题就不会消失，诉说着人们心中永恒的渴望。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曾透过几种特殊而奥妙的方式加以传达，在接下来的各个篇章里，将会就相关处一一加以提醒说明。

（二）母亲原型

文化人类学和神话学的研究都显示，以农耕生产为主的民族，几乎都有关于丰产大母神（地母）的神话，除了前文所说以外，从命名也可以看到母权崇拜之踪迹，例如西洋文明是在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及后来的恒河等流域产生的，这些地区都是崇奉女神的世界，恒河即是个女神的名字。[8]而以“会意”为造字法则之一的中国文字，更透过特殊形式保存了母权的影子，例如：“远古所传诸姓以女子为基准，故许多著名姓字皆从女，如姬、姜、嬴、姒、妫、妘、婤、姶、、嫪之类，这似乎隐约反映着一个知母不知父的时代。”[9]其中，神农姓姜、黄帝与周王族姓姬、秦王族为嬴姓，是较为人所知悉的，除上述例子外，另还有虞舜姓姚、以及有娀氏等等，可见其普遍性，因此这被认为或许是古老的母系社会的文化孑遗。[10]

当然，母系社会基本上已从人类的世界中消失了，但母神崇拜意识与母亲原型却仍然是人类心理的基本内容，直到今天都还具有传承的活力，诸如中国民间信仰中最有影响力的四位大女神——女娲、西王母、观音和天后，都依然是无数子民的心灵依靠。

其中，女娲是《红楼梦》的第一母神，其重要性不言可喻，下一章将会专题说明；至于西王母，可以说是中国女神中一位永恒的母性神，到了六朝时期，她作为主管一切灵界女仙的母神，属于护佑者、养育者的母亲原型。有趣的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在盛唐玄宗朝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还特别以西王母类比于杨贵妃，天上人间相互定义，在他笔下出现王母意象的七篇作品中，有六篇都是让西王母担任杨贵妃的神界代言人，而杨贵妃则是西王母的俗界分身，两人共同体现了美丽、权力的最高境界[11]，可以说是母神颂歌的华贵变奏。

大母神、母亲原型的现实化，就是直接与每一个个体切身相关的母亲。司马迁曾透过屈原的感受说道：“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12]当人们在绝望困境中撑不下去的时候，心中所渴望归返的“根本”是天、是父母，也就是生命的源头。这就清楚表明了，作为一种心理意象，父母亲都是寻求慰藉与拯救的对象，但比起父亲来，母亲既然给予生命，也更可以拯救生命，受苦的人可以回到她的怀抱里，重新被温暖平静的羊水所包覆，不再动荡，只有安息。

正如荣格所说，人类集体潜意识中比较常见的是母亲原型，相对于象征权威、力量和尊严的父亲原型，母亲原型则代表保护、慈养、仁爱和救助，体现着母亲的关爱和承担，抚育子代成长并结出硕果。她体现着母亲的关爱和理解、女性不可抗拒的权威、理性难以企及的睿智和精神的升华。[13]而这些，也确确实实体现在《红楼梦》中的母亲身上，因此，宝玉所宣称的女性“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只不过是他自己以偏概全的成见而已。

[1] 〔美〕马丽加·金芭塔丝著，〔美〕德克斯特（M. R. Dexter）主编，叶舒宪等译：《活着的女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11。

[2]Camille Paglia, Sexual Personae: Art and Decadence from Nefertiti to Emily Dickins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54-55.

[3] 见朱狄：《原始文化研究：对审美发生问题的思考》（北京：三联书店，1988），页489。

[4] 参看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页1—11；方殿春、魏凡：《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页1—17。

[5] 〔美〕马丽加·金芭塔丝著，叶舒宪等译：《活着的女神》，页121。

[6]有关遍布世界各地的地母信仰，可参Mircea Eliade, Pattern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 trans., Rosemary Sheed (New York: Sheed & Ward, 1958), pp. 332-341。

[7] 叶舒宪：《西方文化寻根中的“女神复兴”——从“盖娅假说”到“女神文明”》，《文艺理论与批评》第4期（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02），页28—29。

[8] 〔美〕乔瑟夫·坎贝尔、〔美〕莫比尔著，朱侃如译：《神话》，页290。

[9] 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页132。

[10] 参段石羽：《汉字中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页9—10。

[11] 详参欧丽娟：《论杜甫诗中的女性神话》，收入《唐代诗歌与性别研究——以杜甫为中心》，页250—258。

[12] （西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页2482。

[13]Carl G. Jung,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Volumn 9. Part I, p. 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