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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论:超越少女崇拜
三、不是“鱼眼睛”:女性的更高展望
所谓的“大母神”(the Great Mother),又称“大女神”(theGreat Goddess),属于人类心理中母亲原型的展现。无论是远古神话传说,还是尘世的现实世界,从古到今人类历史与文化想象中,处处都烙印着大母神的踪迹。
心理学家荣格(Carl G. Jung, 1875—1961)对于母亲原型的探索,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及篇幅,而他的弟子埃利希·诺伊曼(Erich Neumann)在1972年出版的《大母神——原型分析》这部书,更对母亲原型作了详尽的讨论。此书指出,大母神崇拜是人类最早的宗教崇拜形式,她是父系社会出现以前人类所信奉的大神灵,比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天父神大约还要早两万年左右,而且她是后代一切女神的初型;人类学家马丽加·金芭塔丝(MarijaGimbutas, 1921—1994)更推而扩之地说,大母神是“一切生命——包括人类、动物和植物——的源头”[1]。而这都可以从地下考古资料得到证明。
从20世纪以来,在现今世界各地持续发现的女性躯体的原始雕塑,她们的共同特征便是肥硕丰满的宽厚体型。最著名的是1908年由考古学家约瑟夫·松鲍蒂(Josef Szombathy, 1853—1943)在奥地利的Willendorf附近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所发现的母神石雕,大约制作于公元前三万年左右,被称为The Venus of Willendorf[2],其造型如右页图。
之后又出土多个类似的雕像,可见原始石器时代已经出现庞大的、长年怀孕的大母神。学者们称这些雕像为“史前维纳斯”(the Paleolithic Venus figurines, prehistoric Venus),并相信她们就是大母神信仰的对象化表现。除此之外,中美洲的墨西哥也曾发现相似的女性雕像,表现出母神崇拜的征兆[3];而近年在中国境内都挖掘出类似“史前维纳斯”的女神像,也证实了中国史前新石器时代曾盛行过母神崇拜[4]。
金芭塔丝又认为,“对古欧洲居住遗址地下或附近发掘出来的遗骨的分析,可以让我们认识到两点,这对于理解古欧洲社会和宗教体制至关重要。首先,这些遗骨几乎全都是女性,其次,这些女性通常都是老年人。这些证据提供了关于母系文化的线索,在这种文化中,女人担任家庭乃至更大的氏族的首领。一位被视为家族祖先的老年妇女能够给整个家族带来佑护,以保证子孙的繁衍、家族的绵延,因此,她就获得了埋葬于家族住地或神庙之下的殊荣”[5]。于是她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父系社会一神信仰之前,新石器时代的欧洲就出现了一种具备所有母神崇拜特色的文化现象,这个时期被称为马格达林期(Magdalenian phase),它大约在一万七千年之前就出现了。
(出处:Public domain, via Wikipedia Commons)
虽然金芭塔丝的论点并不是没有引起争议,但她的努力诚然可以开展出女神文明的另一种视野。
(一)地母崇拜
母神固然是生命的来源,因此以凸显的巨大腹部象征饱满丰沛的孕育能力,并加上硕乳、肥臀等和生殖有关的种种形象加以表征。此外,世界上拥有最无限的丰沛生机的,就是与天空一样宽广的大地,因此,“大地母亲”(Earth-Mother)也是一个极为重要而普遍的原始意象。[6]
地母被设想为孕育和生出宇宙万物的巨大容器,人类的母亲模仿和重复生命在大地的子宫孕育的行为,胎儿和出生,等同于重复着宇宙创生人类的行为,女性的生产也就是微型的宇宙生产。[7]希腊神话中就有一位大地女神“盖娅”(Gaia),她是最古老的创世神之一,也是能创造生命的原始自然力之一,非常崇高神圣。
既然包含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都被认为是来自大地之母的孕育创生,并受到母亲大地的滋养,于是,在永生神话中,“回归母体”(regressus ad uterum)便成为传播最广的主题,也就是返回创造的本源或象征生命之源的子宫。由于生命结束后必须回归尘土,因此死亡就带有回返生命本源的象征,丧葬习俗所表现的“回归母体”的象征,最为明显可见。
当然,“回归母体”的地母崇拜并不是初民的专利,也不单单存在于丧葬活动上。作为一种基本的心理反应,事实上一直到今天,“回归母体”主题都还普遍存在于各种文化艺术中,并且以形形色色的许多变化,巧妙表达出人们寻求保护抚慰以及疗伤止痛的心理需要。因此可以说,只要人类文化存在着一天,这种“回归母体”的主题就不会消失,诉说着人们心中永恒的渴望。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曾透过几种特殊而奥妙的方式加以传达,在接下来的各个篇章里,将会就相关处一一加以提醒说明。
(二)母亲原型
文化人类学和神话学的研究都显示,以农耕生产为主的民族,几乎都有关于丰产大母神(地母)的神话,除了前文所说以外,从命名也可以看到母权崇拜之踪迹,例如西洋文明是在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及后来的恒河等流域产生的,这些地区都是崇奉女神的世界,恒河即是个女神的名字。[8]而以“会意”为造字法则之一的中国文字,更透过特殊形式保存了母权的影子,例如:“远古所传诸姓以女子为基准,故许多著名姓字皆从女,如姬、姜、嬴、姒、妫、妘、婤、姶、、嫪之类,这似乎隐约反映着一个知母不知父的时代。”[9]其中,神农姓姜、黄帝与周王族姓姬、秦王族为嬴姓,是较为人所知悉的,除上述例子外,另还有虞舜姓姚、以及有娀氏等等,可见其普遍性,因此这被认为或许是古老的母系社会的文化孑遗。[10]
当然,母系社会基本上已从人类的世界中消失了,但母神崇拜意识与母亲原型却仍然是人类心理的基本内容,直到今天都还具有传承的活力,诸如中国民间信仰中最有影响力的四位大女神——女娲、西王母、观音和天后,都依然是无数子民的心灵依靠。
其中,女娲是《红楼梦》的第一母神,其重要性不言可喻,下一章将会专题说明;至于西王母,可以说是中国女神中一位永恒的母性神,到了六朝时期,她作为主管一切灵界女仙的母神,属于护佑者、养育者的母亲原型。有趣的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在盛唐玄宗朝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还特别以西王母类比于杨贵妃,天上人间相互定义,在他笔下出现王母意象的七篇作品中,有六篇都是让西王母担任杨贵妃的神界代言人,而杨贵妃则是西王母的俗界分身,两人共同体现了美丽、权力的最高境界[11],可以说是母神颂歌的华贵变奏。
大母神、母亲原型的现实化,就是直接与每一个个体切身相关的母亲。司马迁曾透过屈原的感受说道:“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12]当人们在绝望困境中撑不下去的时候,心中所渴望归返的“根本”是天、是父母,也就是生命的源头。这就清楚表明了,作为一种心理意象,父母亲都是寻求慰藉与拯救的对象,但比起父亲来,母亲既然给予生命,也更可以拯救生命,受苦的人可以回到她的怀抱里,重新被温暖平静的羊水所包覆,不再动荡,只有安息。
正如荣格所说,人类集体潜意识中比较常见的是母亲原型,相对于象征权威、力量和尊严的父亲原型,母亲原型则代表保护、慈养、仁爱和救助,体现着母亲的关爱和承担,抚育子代成长并结出硕果。她体现着母亲的关爱和理解、女性不可抗拒的权威、理性难以企及的睿智和精神的升华。[13]而这些,也确确实实体现在《红楼梦》中的母亲身上,因此,宝玉所宣称的女性“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只不过是他自己以偏概全的成见而已。
[1] 〔美〕马丽加·金芭塔丝著,〔美〕德克斯特(M. R. Dexter)主编,叶舒宪等译:《活着的女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11。
[2]Camille Paglia, Sexual Personae: Art and Decadence from Nefertiti to Emily Dickins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54-55.
[3] 见朱狄:《原始文化研究:对审美发生问题的思考》(北京:三联书店,1988),页489。
[4] 参看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页1—11;方殿春、魏凡:《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页1—17。
[5] 〔美〕马丽加·金芭塔丝著,叶舒宪等译:《活着的女神》,页121。
[6]有关遍布世界各地的地母信仰,可参Mircea Eliade, Pattern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 trans., Rosemary Sheed (New York: Sheed & Ward, 1958), pp. 332-341。
[7] 叶舒宪:《西方文化寻根中的“女神复兴”——从“盖娅假说”到“女神文明”》,《文艺理论与批评》第4期(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02),页28—29。
[8] 〔美〕乔瑟夫·坎贝尔、〔美〕莫比尔著,朱侃如译:《神话》,页290。
[9] 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页132。
[10] 参段石羽:《汉字中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页9—10。
[11] 详参欧丽娟:《论杜甫诗中的女性神话》,收入《唐代诗歌与性别研究——以杜甫为中心》,页250—258。
[12] (西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页2482。
[13]Carl G. Jung,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Volumn 9. Part I, p. 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