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 是权钱交易还是礼尚往来？
上午在旅舍浏览明嘉靖版的《G县志》，下午与G县党校全体教员座谈。这是今日的全部安排。
把社会调查所获得的“社会事实”尽可能地放置到历史长时段内加以比较，从而加深对“现实”与“历史”的双重理解，这是我长期养成的研究偏好。这次河南之行，我重点考察的是黄淮平原的乡村社会与地方政权，着重调查的是村民的衣、食、住、行及其行为方式。恰恰是这一些“社会事实”，历代正史作者是不关心、不记录的。在县志中是否能为我提供一些资料呢？昨晚，听说张校长家藏一部明嘉靖的《G县志》，即向他借阅。清晨7时，张准时给我送来。
该志只有三卷，十分简练。浏览一过，方知修志者之用意，在于借志发挥。其内虽无400余年前固始乡村社会生活的记述，但对明末县政吏治状况，往往有很精辟的见解。从明嘉靖至今，已有400余年。中国乡村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从理论上说已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然县政及吏治中的各种弊病，却有很大的“历史继承性”。兹录几段修志者的议论。
秦置守臣，不世禄。下视其邑为传舍而不知惧，上视其君为逆旅而不知畏，此未世享年之促也。噫，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而欲三代之治，难矣。
如何使“民心之好恶”的表达方式制度化，并由制度化的表达结果决定守令的去留？在汉唐，有所谓“采风”制度：民之好恶发为民歌民谣。朝廷派遣的“采风吏”收集民歌民谣以观地方吏治之优劣。在明清时代，允许民众“上访上告”（当然有许多条件限制）。但这两种制度并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根据儒家的政治理念，皇权服从天意，而天意与民心是相一致的。然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们从来没有再往前推进一步，将民心表达方式制度化，并由此决定地方守令的任免。从民本主义到民主主义确实有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时至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理论上早已跨越了这条鸿沟，但在实践上，依然举步维艰，即使在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行政村，虽然在制度安排上已是“村民自治”，然村党政一把手的任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依然出于上面，广大民众只能通过“民谣”与“上访”表达他们的“好恶”。
今也，伪增粉刷，末事繁文。凌下罔上，靡修实政。……醉饱骄盈，殃民败绩。
这是《S县志》作者对他所处时代地方吏治状况的沉痛指斥。若将上述指摘移至今日地方吏治，仍能切中时弊。古代封建专制政体内的吏治积弊，何以在今日重复出现？中国的地方吏治，在名称、制度及组织形式方面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却为何所表现出来的弊病，古今很少有差别。当然，我所指的是吏病的性质而非程度。在程度上，或没有古代那么严重和普遍，但其发展趋势，实堪忧虑。
面对腐败的地方吏治状况，县志作者唯有感叹而已。事实上，明代对地方官吏的管制是很严格的，这在明初尤其如此。严刑酷法，御吏监察，甚至特务监察手段都用上了。然而日趋无效，到明末，特务监察本身成为腐败之源。我们在各级党委内设纪检委，在各级政府内设监察局与反贪局，然而无法遏制日益蔓延的吏治腐败现象。“伪增粉刷，末事繁文，凌下罔上，靡修实政，醉饱骄盈，殃民败绩”，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级地方吏治中。要解决中国吏治的千年积弊，看来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与政制的创新。为了使民主与法制在缺乏这一传统的中国有效运作，看来还得进行一次新文化启蒙运动。
三代而下，荐举行于汉，科目盛于唐。国初，稽古并建，豪杰聿兴；布衣岩穴，咸遂观光。今也，下趋于制举，上略于旁求，竞奔之风作，而恬静之俗微。呜呼，欲士之有耻，贤之无遗，难矣哉。
从理论上说，中国自秦汉后所有政府官职都是对全社会开放的。集权力、名声与财富于一体的官职，势必成为全社会内一切有抱负、有野心者的竞逐对象。战国之游说，汉之荐举，唐宋后之科目，所改变的并不是“竞逐”，而是“竞逐的方法与程序”。总的趋势是使竞逐公开化与公正化。受人痛斥的八股取士，其实也是顺着这条路子演化而来的结果。古代科举取士的一个突出优点是官职竞逐的公开化与机会均等化，其弊在于考试内容大多不切实用，而非“竞奔之风作，而恬静之俗微”。因为要士人恬静于名利与权力是做不到的。古代人做不到，现代人更加做不到了。
将政务官与事务官区分开来并非现代政治的发明。现代政治的创新在于：一、用民主选举制选择政务官。二、用科举考试制选拔事务官。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现行的政治观念与政治实践充满着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关于明代吏胥及官、吏关系，志作者说：
任重则权移，听信则谗入，猥陋则威亵，行弛则赂通。政刻则谤生，驭苛则怨作。苟如是，民受其害，官被其欺，一益而百损矣。
细究起来，封建专制政体主权可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高高在上的皇权，二是各级行政官僚权，三是各级行政机构内的吏权。从理论上说，吏胥并无政治权，他们只受役于官，不过是“主籍约民，修辞致理，明罚饬法，持笔而待，抱卷而趋”而已。但由于地方各级官员皆采取回避制与任期制，故必须依赖熟悉业务的吏员来治理民众。郡县官常被称为父母官，其实直接处理地方政务的是位卑俸薄的吏胥。明清的多数政论家一致认为，政治腐败，主要发生在吏胥阶层。的确，在封建专制政体内，政治权力的下移——由皇权而官权而吏权——既是政治腐败的原因，也是政治腐败的结果。历代政论家要求强化皇权以防止各级官员滥用职权，强化官权以防止吏胥滥用职权，为的是防止百姓直接遭受官吏们的凌辱与剥削。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所谓“新权威主义”思潮，虽然表达的术语来源于西方，但其实质是历代皇权主义的延续。
中国自严复译出《天演论》之后，历史进化观便逐渐取代历史退化观或历史循环论。从此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背对历史而面向未来，确切地说，面向西方。我们开始被迫地或自觉地输入西方的观念与制度，但在中国缺乏输入观念的指称物与制度赖以运作的现实基础，于是迫使我们去创造这些指标物与基础。经历百余年的努力，我们曾以为“基础”已得到革命性的改造，然而，我们确确实实在历史中读到现实，并在现实中看到传统。中国凝重的传统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当我们匆忙地用新观念与新制度来改造现实时，活着的传统也在顽强地改造着引入的观念与制度。我想，每一个关注并欲理解中国现实生活的人们必须注意这一重要现象。
下午，与G县党校部分教员座谈，谈话要点，兹录于下：
一、当地群众对地方党政干部的分类及分类标准。
当地群众把地方党政干部分为三类：第一类，给了钱就给办事的干部，第二类，收了钱也不给办事的干部，第三类，给钱不收，也不给办事的干部。教员们说，群众欢迎的是第一类干部，痛恨的是第二类干部，对第三类干部也不喜欢。我说，按照给不给钱与办不办事作为干部分类标准，应该有第四类干部，即“不收钱也办事的干部”。某教员说：如今是什么年月，哪里有这样好的干部。
我想，权钱交易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是典型的政治腐败，但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却是中国村落文化中依然盛行的“人情关系”与“礼尚往来”在政治上的自然表现。村民们当然清楚，地方官吏的俸禄来源于村民的贡赋。但贡赋意识与现代意义上的纳税意识是两回事情。前者只是一种义务，后者除义务外，还有相应的权利。当地群众在给干部分类中恰恰“遗漏”了第四类干部，本身说明当地群众普遍缺乏现代纳税意识。一般来说，中国人将个人或家庭所遇到而又无力自己解决的问题或困难，都认为是自家的私事，并通过私人社会关系网络来加以解决。伴随着找熟人、托朋友、拉关系、打关节活动过程的便是请客送礼，习以为常。在这种行为方式盛行的地方，要求地方官吏依法办事、公正廉洁是极其困难的。
二、信仰危机与党政腐败。
某教员说：“在县、乡干部中，如今有不少人不信马列信佛教。他们到处烧香拜佛，求签问卦，求官运，问财运。去年，我曾参加过一个庙会，发现小车有数百辆之多，我估计绝大多数是本县与邻县的地方官员的。据传，那里的菩萨很灵验。如果地方官员相信的是佛法，关心的是自己的官运与财运，那么，地方政治状况能好到哪里去呢？”某副校长接着说：“党政腐败，越演越烈，究其深层次根源，在我看来与信仰丧失有关：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倒掉了，改革这面旗帜尚未树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有权者总会捷足先登，要有权者帮助群众致富而自己甘守清贫，对绝大多数官员来说是做不到的。他们竞逐官职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为了谋求特权与私利。普遍的腐败现象成为怀疑的理由，这种怀疑情绪反过来推动腐败的进一步加剧。在这种情势下，要清除腐败现象，实在太困难了。”
副校长曾在乡长、乡党委书记任上干过多年，对乡政情况十分熟悉。与教员座谈结束之后，单独采访副校长。
他说：“1988年至1992年间，我在G县某乡先后担任乡长、乡党委书记。该乡位处史河流域（史河为淮河支流），全乡人口3万余，耕地2.8万亩，人均耕地不足1亩（没有包括半荒滩地），在S县33个乡镇中算是小乡。直到80年代中期，该乡村民依然居住在土坯房。土坯房按其屋顶用料分为两种：一是草顶土坯房，一是瓦顶土坯房，通常是一屋三间。近五六年或七八年来，村民才陆续新建砖瓦平房。如今，砖瓦平房约占全部住房的20%～30%，因无确切统计，这只是一个估计数。全乡盖二层楼房的极少。
“这一带村民的消费程序是：一吃，二穿，三婚嫁盖房，农户一生积蓄，盖三间平房而已。这些年来，该乡村民的温饱问题应该说基本得到解决。手表、缝纫机、电扇、收音机、自行车的普及率较高，半数以上农户拥有黑白电视机。拥有彩电的甚少。关于温饱，对绝大多数村民来说，只是吃饱、穿暖而已。肉、菜消费量很低，多数农户，若不逢年过节，通常不吃肉。平时很少炒菜吃，食油消费量，据我估计每户每月半斤一斤而已。总的来说，村民生活水平，比分田单干前有所提高，但依然十分艰苦。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全年二熟，即令风调雨顺，亩均纯收入也不超过五六百元，今年粮食跌价，收入就更低了。若无外出打工收入，只能填饱肚子而已。”
关于乡财政支出，他说：“一乡的财政支出主要有四项：（桥沟乡只有2.8万人口，3万余亩耕地，在固始县33个乡镇中算是小乡）。一是由乡财政支付的乡党政干部工资。以100人计，人均年薪5 000元，全年共50万元。二是由乡财政支付的乡中小学教员工资。以150人计，人均年薪5 000元，全年共75万元。三是乡党政全年办公经费，单是交通、通讯费用就得25万元，如今再小再穷的乡，起码有三辆小车：党政机关一辆、计划生育办一辆、乡派出所一辆，每辆轿车的汽油费、驾驶员工资及其他各种费用，全年需5万元，三辆车共15万元。一乡党政有5部大哥大，每部全年费用1.5万元，共计7.5万元，加上其他差旅、通讯费用2.5万元，总计25万元。四是吃喝应酬费，乡党政一级全年起码要花掉20万元。这四项全年总计170万元。我的这一估算是十分粗略的，实际支出当然要超出这个数，例如，上级各部门硬性规定的各种书报杂志订阅费，全年得花好几万元。再如教育这一块，光发点工资是远远不够的，翻建教学危旧房，添置教学设备等等都得花钱。一般来说，教学经费这一块占去全乡财政收入的60%左右。总之，在以农业为主的贫困乡县，在县乡政府这一头普遍感到财政收入不足，拖延干部工资的事经常发生。在村民群众这一头，普遍感到农民负担沉重。”
这位前乡长、乡党委书记感叹地说：“S县33个乡镇政府，差不多是吃饭财政——乡的财政收入都给吃掉了，哪里还有剩余的钱来办实事呢？若要办点实事，得另外向村民摊派。这样，本来负担很重的村民，越发变得不堪重负了。乡镇党政没有钱办实事，但各种虚事着实不少。尤其是乡党政一、二把手，每天的中午与晚上两大块时间，差不多用于应付上面来的各种检查组。有时一天要接待数批人。他们都是你的顶头上司，手里都拿着‘黄牌’，谁也得罪不起。开会、汇报、陪吃、陪喝，经常忙得焦头烂额，晕头转向。到年终回顾一下，连自己也不清楚到底忙出个什么名堂来。”
此时，县组织部长亲来党校请马主任与我到县招待所去吃晚饭。盛情难却，只得中断谈话，与张校长相约，明天上午找时间继续谈。
来G县前，我曾与马主任相约：不必去惊动县党政官员，只找党校老师谈谈话，最后由他们陪同我们走访一两个村落与若干农户，然后打道回府。马主任是信阳地委党校的名教授，各县党政部门官员差不多都是他的学生。老师远道而来，无论公事还是私事，学生都得尽地主之谊。组织部长不仅是马主任的学生，且是私交甚厚的朋友。他不知从何处得知马主任来G县的消息，于是亲来请马主任与我去赴宴。部长邀请党校正副校长们一同入席，然今晚党校的领导与教员全被县农业银行行长预请了。县农行行长及其属下数名干部刚从县党校与地委党校联合招生的大专班获得大专文凭，今晚设席答谢。我们兵分两路，各赴其宴。
前几年改造成为宾馆的县委招待所内，设有十数“雅间”，今晚各雅间座无虚席。其中，县组织部就预包了三间，每间各有一席：一席是宴请马主任与我的（另有七八名陪同人员），另两席是款待地委组织部来固始县组织部考察干部情况的大小官员及其随从。组织部全体人员兵分三路，一主三客的王部长穿梭在三席间，轮番应酬。在地方做官，能豪饮，善应酬，确实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菜上数道，酒过数巡，喝酒猜拳之声四起，很是热闹。
宴席将尽之际，县党校某教员来请马主任与我到卡拉OK舞厅去消遣，县农行今晚设三席宴请县党校领导与教员，饭后又在舞厅订一包房，请老师们去唱歌跳舞。我借此可以亲自感受一下内地县城的夜生活。
设在三楼的舞厅是县粮食局下属的“三产”。长方形的舞池约四五十平方米，舞池两侧是两排小包房，座无虚席，另有七八间大包房。王教员把我们引至其中一包房内，里面已坐满了人。三四位党校教员（校领导与年长一点的老师宴席后便回家了），二三位农行的职员，还有五位伴舞小姐。我既不会唱歌，又不会跳舞，但他们依然“派”给我一位小姐，于是与这位小姐闲聊起来。据她说，大包房每晚300元，点歌不再计费；请一位小姐伴舞，每晚60元，其中40元是支付给小姐本人的。客人另给小姐小费是常有的事，但并无硬性规定，全看客人的喜欢。这个舞厅，每晚的陪舞小姐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二三十人。一部分小姐比较固定，另一部分流动性很大。陪舞小姐的月收入在1 000～2 000元之间（该县一般职工的月薪在300元左右）。陪舞小姐，绝大多数来自外县、外省。小姐说，她本人是安徽阜阳县人，父母务农，有一哥哥在阜阳市读大专，家里的货币收入，主要来源于她的打工。她只读到初中，没有什么技术，只能干这一行，再说收入也比较高。我说：“吃青春饭，没有几年好吃，你今后怎么打算呢？”她说：“等哥哥大专毕业后，我再干几年，积点钱，回家乡办个小店什么的。不过，谁知道今后怎么样呢？”我又问：“平时到这里来消遣的是些什么人呢？”她说：“一是政府各机关的干部，二是经理商人以及他们请来的朋友。没有权、没有钱的人，怎能到这种地方来消费呢？”
我与马主任回到旅舍，已是深夜12时。然在我的头脑中却回旋着“人情”、“关系”、“招待费”、“权力”与“农民负担”一类的问题，我总觉得这些问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但又难以清晰地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