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　再访朱仙镇

再访朱仙镇，离初访已隔3个多月。第二次约访，这位朴实勤政的杨书记已把我当作朋友来欢迎了。

上午8时许，我从河大招待所乘出租车到开封市西站，再转长途公交车到朱仙镇，与出租司机的一段闲谈，似同“采风”，颇可记述。

该出租车司机是位退休工人，其父子俩曾在同一单位——开封运输公司——工作。前些年，该公司因连年亏损而搞私人承包，公司只留少量管理人员，除退休人员外，其余“富余人员”自谋生路。其儿子便属“富余人员”，其本人办了退休，但至今已有5个月没领到退休金。今年早些时候，他取出全家数年的全部积蓄8 000元，再向亲友借得2.2万元，购得一辆价格3万元的旧“面的”——开封市满街跑的多属这类“面的”。父子轮流开车，全家生活与还债端赖于此。因是旧车，月修费几近千元。幸而其父子原是运输公司职工，与修理部职工相熟，修理费似可便宜一些。除去维修费、汽油费及其他各项税费，每月纯收入1 000余元，好的月份可达2 000来元。“如今开封到处是下岗职工，学开‘面的’的越来越多，这碗饭也越来越不好吃了”。

不知怎的，谈起开封县委书记杨文生。老司机说：“杨文生可在开封出一阵子大名了，他走马上任，整肃纪律，惩办贪官污吏，电视里放他的事迹，成为开封市家喻户晓的‘杨青天’。”他给我举了两个有关杨书记的故事：一次，杨到县驾驶证办理处微服私访。办公人员对杨说：“办证时间已过。下星期一再来。”杨说：“明明离下班时间还有两小时，怎么说时间过了呢？”办公人员说：“今天是星期五，办证人员早已回开封市了。叫你下星期一再来嘛。”这时杨才亮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我是杨文生，是县委书记，请你通知你们的负责人及办证人员，立即前来见我。”从此，不仅驾驶证办理处，就是其他各办事部门，再也不敢提前下班，更不敢故意刁难了。杨书记走马上任之初，即有不少官员提着礼物去见杨，杨先不动声色，一一收下，后突然召开全县干部会议，叫人把礼物一件件搬到主席台，让送礼者各自领回去，出尽他们的洋相。他反贪官污吏，可动真格，被他查办惩处的贪官有好多人呢，但也得罪了许多人。老百姓称他是“杨青天”，被他得罪过的那帮人骂他“杨二蛋”。说到此，这位老工人感叹地说，“像这样的清官多一些就好了，可惜实在不多。贪官污吏倒是多如牛毛。”

这位开出租的退休工人还是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呢！他问：“大学生们为什么不起来反对贪官污吏呢？”我说：“你们是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团结的阶级，应由你们带头反贪官，反腐败才行啊！”他一边开车，一边愤愤地说：“工人？！工人顶个屁用。在厂里只知道干活，如今没活可干，叫你下岗，还不是乖乖回家，顶多私下发发牢骚，骂几句，有啥办法。大学生可不同啦，他们有政治敏感性，能说会道，辩得过当官的。应由他们带头才是啊，中国革命不是他们带头搞起来的吗？”我问：“如果大学生上街游行，你会去参加吗？”他说：“怎么不去？！一定得去，开着车去支持。不仅我会去，全开封的十几万下岗工人都会跟上来呢？”此外，他还说到“人权，自由”什么的。这位老工人竟知道“人权、自由”概念——当然我无法与他讨论人权问题了。因为说话之间，车已到车站。

当我转乘上开往朱仙镇的破旧公交车时，头脑中却旋转着由刚才那段“随机访谈”所引发的众多问题：在这位憨厚的北方老汉的头脑中怎么会有这些思想呢？这些思想在广大的下岗、失业、退休工人中间是否普遍存在呢？他所表达的，只是一时的愤激之语，还是在“改革成本支付者”阶层中积郁着的一股日益增强的社会不满情绪呢？在历史上，胃（即饥饿）是引发农民揭竿而起的基本原因，如今农民的胃是充实的，城里下岗工人也是能找到谋生机会，虽生活艰辛，但不至于挨饿。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比十余年前提高多了。虽然，分散的牢骚到处可闻，但是否分化在一度平等的人们之内产生，故而对比强烈，腐败与官吏作风的粗暴等等原因，是否会导致已吃饱的群众走向公开抗议之路呢？我们能否设置诸种正常的、合法的、公开的集体情绪的宣泄渠道呢？

上次来访，时值麦收时节，全镇街道，几乎全成打麦场。此次重访，恰临秋收，大街小巷，晒满玉米。百余年前，华北平原上的繁华市镇，如今只是一个大村落。

上午9时30分，我到达镇政府大院，与前来采访的《开封日报》总编不期而遇。虽然我俩的调查目的与重点不同，但所访对象及项目大致相同，于是杨书记建议一起座谈。

一、该镇“4·28”事件的起因与教训。

杨书记说，1995年初，县委指派甲某任朱仙镇党委书记。甲某，现年32岁，大专毕业，最初在县委宣传部任新闻科长，后调某乡任组织委员，副书记，后升调某乡乡长，后又升任某乡党委书记。年轻有为，工作很有魄力，仕途顺畅。就任朱仙镇党委书记后，更是雄心勃勃，制定一条“大干，干大；干快，干好”的“超常规、大跨度”的发展战略，以期在二三年内彻底改变朱仙镇破旧落后面貌。

在1995年内，他同时起动多项城镇建设工程：一是投资近百万元兴建现代化镇办公大楼。这就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栋全封闭式大楼。二是拓宽镇内的四条大街。沿街居民的拆迁费，每间只给150～200元，而如今新盖一间，少则三四千元，多则四五千元。因此阻力甚大，但行政干预的力量更大。三是指令镇辖14个村委，每村集资16万元，在镇规划的“开发区”各建一楼，并规定年内完成。四是投资三四十万元，在镇新拓街道两侧安装路灯。五是硬化村、镇之间的道路，已完成10余公里。六是准备投资50余万元，建造三星级宾馆（未果）。七是新购两辆小轿车近40万。

同时兴办那么多工程，钱从何处来？向银行贷款，但县各银行已无多少钱可贷。余下只有两途：一是要各基建工程队带资承包，许诺工程完成验收后付款。二是向全镇居民村民摊派。1995年，该镇每人分摊的夏粮300斤小麦，秋收交钱，人均250元。若加上各村集资搞镇开发区的钱，该镇1995年人均负担将近600元。这是令绝大多数村民沉重到难以忍受的负担。

杨书记说，在全县各乡镇中，朱仙镇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一般。全镇3.1万人口，其中农民占2.5万，镇居民6 000人。耕地5万余亩，人均耕地尚算宽余，但地处黄泛区，土质较差。除了镇内居民中部分经商、经工有道的人比较富裕外，以农业为主的绝大多数农户也只是温饱而已。如今农民盖房娶亲，送往迎来，小孩读书，购买农药化肥，都得用钱。所以，对绝大多数农户的经济水平的一个比较客观的判断是：温饱解决，但缺钱花。少部分经商农民较为富裕。还有少部分农户，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温饱尚成问题。然而农民负担是按人均摊派，并不管各家的贫富程度。即令该镇1995年人均收入以1 200元计（其实不足此数），农民年纯收入的一半被政府征收，实在是太重太重了。

向农民征收过多、过急，这是引发去年“4·28”事件的基本原因。向农民征收一半的年收入，势必遭到农民的抗拒，强迫镇居民无偿搬迁，阻力自然很大。这又引起行政干预的力度加大，强制、粗暴自然难免，因而激起民愤，导致一二千镇居民、村民围攻镇政府，殴打镇书记的“4·28”事件。县委采用软办法，而不是用硬手段来平息民愤，处理事件，是十分正确的。

我插话说：“甲书记在乡镇一级干过多年，对农民的经济状况应该是了解的呀。他应该知道：过重过急征用民财，且进行那么多低效甚至无效的投入，一可能激起民愤，二对朱仙镇经济发展未必有利。他怎么如此任性蛮干呢？如他当时被雄心勃勃的计划冲昏了头脑，上下左右的人就没有给他提出忠告吗？”

杨书记说，在这件事上，甲本人当然负有责任，但与当时的大形势，大气候，大背景有关。1994年11月，省里有一个批文下达到开封市与开封县。该批文说：“全国明清时代的四大名镇（注：湖北的汉口镇，江西的景德镇，广东的佛山镇与河南的朱仙镇，同称四大名镇），唯独我们河南的落后了。我们河南人脸上无光，希望朱仙镇加快发展。”（大意如此）朱仙镇的年画、版画很是有名，市文化局提出重新振兴这门艺术的要求。省里的领导对此作出指示，说朱仙镇这些年来没有变化，得派一得力干部去抓一抓。当时，县里也提出许多加快经济发展的口号，如“加快开发、主攻工业、强化农业、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富民兴镇，富民兴县”，“抓双高，养牛羊，发展工贸奔小康”，“以民为本，与党同心，只争朝夕”，“以张家港为榜样，自加压力，大干、干大、实干、干实、干快、干好”等等。这些口号，如今在沿路的墙上还能看到。我们内地落后，得迎头赶上，这种想法并没有错。但这些口号，鼓舞士气则可，如真的这样干起来，往往出问题。一个地区经济落后，是由多方面的历史与现实原因造成的。干部的好坏，行政干预力度的大小、方法与思路的正确与否，只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因素。如果一个好干部就能解决内地经济的全部问题，那中国的现代化实在太容易了。内地经济落后，这是一个事实，要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心愿是好的。但内地往往把发展经济的重心放到提一些振奋人心但不切实际的口号上，放在调换干部上，放在强化行政干预上。“富民工程”想法是好的，农民有谁不想致富呢？但又提什么“逼民致富”，“官逼民富”的口号。这个“逼”在，往往把好事“逼”成坏事。逼出事情来，当官的还认为自己是好心办了坏事，甚至责怪农民“愚昧落后”。

杨书记说，朱仙镇确曾辉煌过、阔气过。明清数百年间，朱仙镇恰处贾鲁河航运的终点，其时，江淮、楚越的货物由此北运，西北的物产由北南输，朱仙镇成为华北最大的水陆交通联运码头。全盛时，镇内居民有20余万，运输业、商业、各种手工业、艺术极盛一时，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后因贾鲁河逐渐淤塞而衰落。

朱仙镇靠贾鲁河而兴盛，又因贾鲁河而衰落。清道光年间，黄河满溢，贾鲁河被泥沙淤塞。至清光绪末年，舟楫完全不通，加之京汉、陇海铁路开通，朱仙镇作为交通枢纽的地位全年丧失，从此一蹶不振。全国其他三大镇并未遭受如朱仙镇这样残酷的历史命运。朱仙镇自清末以来只是一个普通的陆地集镇，我们必须接受这一历史注定的安排。要想通过人为努力而恢复旧日的辉煌，这是不可能的。因地制宜，实事求是，量力而行，逐步发展，这是唯一可行的发展战略。赶不上，拼命想赶；做不到，硬是去做，这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与官员常犯的一个错误。朱仙镇的“4·28”事件，只不过是此类错误的一个结果而已。

二、杨书记的治镇新政。

杨书记说，一个镇治理得好坏，人们往往只看产值、税利，看你修造了几条马路，盖了几栋楼房，只看一望而知的政绩。在我看来，关键在于民心，民心一顺什么事情都好办了。为官一方，要得民心、顺民心，关键一条是干部以身作则。孔夫子说，政者，正也。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其身正”，就是“政”，“不令而行”，就是治。中国的政治，就是那么简单，但要做到这一点，又是那么困难。其次是真心实意地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有此两条，就能得民心；得民心，就能办成事。

杨书记说他从陈留镇调往朱仙镇，至今将近5个月，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1. 对镇党政的五辆新旧小车作新的处理：把去年购置的一辆豪华型轿车（价值38万元）暂时封存起来；一辆转赠给镇回民教堂作接待之用；其余三辆小车，在确保干部开会之用外，一律出租，出租价比市价低30%。

2. 镇党政各部门干部下村检查，指导工作，一律骑自行车，不准乘坐轿车。尽可能不在村里吃饭。倘如因工作需要留村吃饭，一律吃便饭，每餐付费2元。凡白吃白拿者，一经举报，立即全镇通报批评。

3.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今年村提留、乡统筹款（即合理农民负担），几经讨论，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最后由镇人大公布。人均农负150斤夏麦，除此以外，分文不取。（去年人均小麦300斤，钱250元。）以后，凡属收费项目，必须先汇报，定规则而后行。凡擅自收费，一律作严肃处理。

4. 凡浇水、耕地、收割实有困难的农户，由镇政府统一解决。对家庭经济实有困难的农户，适当考虑减免费用。

5. 切实把“富民工程”落到实处。把“官逼民富”的口号改为“官引民富”。“逼民”致富，容易搞一刀切，搞行政强迫，好事往往变成坏事。

6. 乡镇财政收入的重心，必须逐渐从农副业转移到工商业上来。这个重心不转移，要减轻农民负担是有困难的。该镇与县粮食局联合，投资450万元（由粮食局出资），扩建豆制品厂，朱仙镇的豆腐干是一个品牌。投资150万元，扩大面粉厂。朱仙镇是历史名镇，清末后衰落，保留的古迹、景点有十多处。前几届镇政府一直想把朱仙镇开发成为一个影城，旅游城，已有不少投入，如今全部闲置。我们想与市、县有关部门商议，如何追加投资，使已投入的部分产生效益。

7. 乡镇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所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乡镇主要官员变动过于频繁。规定三年一任，已属过短；何况往往不足三年。一任一个计划，造成许多无效投入。

座谈结束，已是中午12时。《开封日报》总编及随行的记者坚持回报社吃饭，我因还有些问题要谈，故留此吃便饭：一箩馍，一碗汤，两盘菜而已。杨说，县里来人，也是如此招待，村干部来镇上开会，吃得更简便一些。这几个月的招待费，控制在每月1 000元之内。因进一步谈及“吃喝招待”问题。杨书记说，送往迎来，请客招待，既是习俗，也是人情，越穷的地方，人们对吃喝招待似乎越是重视。要禁止用公款吃喝是做不到的，因为这是官员执行公务的一部分，总不见得要求谁请客谁掏钱，关键是适可而止。

饭后，我与杨书记集中讨论干群关系（其实是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内地干群关系的紧张，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引发干群关系紧张的原因有许多，但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推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后，作为内地最重要的产业部门——农副业——全部放给农户与市场了。但地方官员的观念与政府职能还没有转变，还是沿袭着计划经济的老模式、旧框框办事。老想用行政命令干预农户的经营权，往往引起农民的不满。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按固定的价格收购生产队的农副产品，如今搞市场经济，地方政府要农民种这养那，一是不一定卖得出去，二是不一定能卖出好价钱。所谓“逼民致富”，只是“逼民”改变种植结构，未必能使民致富。所以地方政府转变职能，官员转变观念，是一个大问题。

二、80年代初，搞土地承包，把村、乡集体经济这一块也全部分掉了。当时，各公社都有数台拖拉机与拖拉机修理厂。各大队一般拥有面粉加工厂与水利设施，有些大队还有拖拉机。一方面，乡、村两级没有自己的集体经济，没有自己的经济收入来源，另一方面，乡、村两级又承担着教育、水利、道路建设等公共职能。这就形成很大的一个矛盾。

三、上级政府与部门给下级政府制定各项“达标”任务。下级党政官员也想通过“达标”来创“政绩”。什么教育达标、城镇建设达标、乡村道路建设达标、社会综合治理达标、计划生育达标、乡村企业达标、精神文明建设达标，甚至订阅报刊杂志也有达标任务。要达标，要搞政绩，要应付各种检查、评比，都得花钱。钱从哪里来，只能从土地与农户中来。如果农民从“达标与政绩”中得到好处，要农民出点钱、出点劳动力也不会闹到农民上访上告。问题是各项达标往往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政绩往往是为了考核升官，没有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四、乡镇政府的财政负担实在太重。该镇有公办教师170余人，民办教师110人，代课教师30余人，共计310名教师。镇党政各机构吃财政饭的有110人，离退休的干部教师70来人。全镇吃财政饭的党政、教员共计490人。每月工资支出16万余元，全年约200万元。该镇全年总税收200万元，其中中央、省、市、县占75%，乡政府只占25%，共50万元；全年村提留、乡统筹款共计130万元（若按合理标准收的话）。乡、村各一半，乡得65万元，两项相加只有115万元，远远不够支付工资。一乡镇的正常财政收入连工资都保不住，再加上行政办公费用，达标政绩费用，那更不得了。农民负担屡减不下，实有逼不得已的原因。

五、乡镇是中国最低一级地方政府，说实在的，这一级政府义务多，权利少，官位卑，责任重。条块关系，从来没有真正理顺过。一是管“块”的，管不住“条”的官帽与工资，二是有经济收入的部门，“条”上便收权，“块”上管不着它们，但工作是要我们配合完成的；没有经济好处的部门，“条”上便下放责任，要乡镇政府来管它们。这一体制，很难促使乡镇党政及各部门真正地对地方负责、对农民负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下午4时30分，告别朱仙镇，搭乘过往车辆，返回开封。我想，地方政治体制的改革已迫在眉睫，如何建立一个廉洁、高效且向下负责的地方政治管理体系，是政治现代化的中心内容。现行的地方政治，不仅与我们宣布的政治理念相脱节，更与变化中的社会经济生活相脱节。关键是怎样改革：重返传统是没有出路的，照搬西方也属迂阔。这依然没有回答应该如何改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