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 坚守排洪工地的村干部
上午8时，乡长一行仍到排涝工地去勘察地形，规划第二期排水工程。我与小谭搭坐他们的小车前往工地，而后沿长堤步行四五公里，来到长堤北端东侧的中王庄采访。
中王庄看上去有百余户人家，全部建在各自的土坛之上，土坛高出地面1米左右。相形之下，村内道路仿佛是纵横交错的沟底河床，到处是深浅不一的淤泥，有些路段还是一片水塘。村内人员稀少，许多房屋大门紧闭。离南北大堤最近的一块台地上，有一临时搭建的帆布屋，门前坐着一位老太太，正忙着什么，于是我们的采访便从这里开始。
由几根木头支架着的大帆布（约七八米见方）底下，有大小两张堆放着旧棉被的简陋木床，一张矮方桌，几只椅凳，两个小缸（一个放水，另一个大概盛放粮食），一只炉子，另有一些小农具，还有一台手扶拖拉机的机头（无车斗）。现年71岁的老太太说，她家原有三间土坯房，一间灶屋，今年七八月间的那场大水，把她家的房屋全部冲毁了。幸而村里组织撤退得早，全村没有淹死人，粮食、衣被也都搬了出来。这块大帆布，是乡政府救济她家临时用的，但在这四面透风的帆布底下过冬，看来还不行。
问及老太太家庭情况时，她说，前些年，她的老头病死了，她与儿子儿媳及两个小孙子住在一起。儿子33岁，有胃病，身体不好，现在外打工挣钱；30岁的儿媳带着两个小孩住到娘家去了。娘家就在刘店乡的上滩地。如今只留下她一人看家。她说，再过几天儿子儿媳回来种麦。她一家五口，共有十七八亩承包地。我问老太太：“今年秋粮绝收，家里的粮食能否接上明年的麦熟？”老太太说：“接不上，还缺两三个月。”
我问老太太，从前是否遇到过今年这样的大水。老太太回忆说：“60年前的那场大水，与今年的差不多，村里淹死了许多人．那真惨了。大水退后，高粱地里，芦苇丛中，尸体东一具西一具的，那样子太可怕了，太惨啦！那时，全村都是土坯房，大水一冲，全部倒塌，没有淹死的人，都外出逃荒要饭。那场洪水，实在太惨了。”我想，60年前后同样的洪水，却有着两种全然不同的后果，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与抗洪能力的重大进步吧！
这位黄河滩上的老人不善言谈，且语音十分含混，问答之间，非经小谭“转译”，难以听懂。深入交谈既不可能，于是辞别老太太，寻找下一个采访目标。不远处一块高台地上有几位村民正在聊天，我们沿着村北的一条土筑堤坝转到高台地，小谭向他们介绍了我的“身份”（县上派来的人）与“目的”（了解灾后村民生活情况）。
这块高台地比一般农户的屋基台地高得多，也大得多：高约3米多，直径10余米，略呈圆形，台地上种有数十株大碗口粗的柳树。台地西侧，有一栋坐东朝西的瓦砖平房，房屋南边放一只木床，两位中年妇女坐在床沿纳鞋，打毛衣，另有一位50余岁的男子坐在靠树的椅子上与她们聊天。我登上高台地，方知这是全村庄的“安全岛”或“避难所”，下滩地的各自然村皆有一处。生活在下滩的村民，设有三道防洪线：一是在村北修一长堤，二是把房屋建在高1米左右的台地上，三是全村垒一座最高的土平台。今年虽然遭受60年未遇的特大洪水，冲决堤坝，浸及房屋，但并未危及这块“安全岛”。
我向在座的三位村民提了一些问题，如行政村有多少人口、户数与耕地，村北堤外耕地与村南耕地各有多少，县、乡政府如何组织抗洪救灾，全村被洪水冲毁了多少房子等等，他（她）们的回答或各不相同，或含混其词，对全村的事务，尤其是刚发生过的洪灾似乎十分冷漠，令我着实惊讶。不知他（她）们对我这个“县上来人”有所顾忌，还是对洪水习以为常，以至麻木不仁，我无从判断。于是闲扯几句，便起身告辞。
离高台数十米处，有一对中年夫妇，正在屋旁搭建小屋，于是找了一条可行之路，前往采访。这次总算碰到了一个明白人。原来男主人是该村的前任村长，初中文化程度。下面是访谈纪要：
——他说，下滩地共有3个行政村，7个自然村。这7个自然村排列在东西狭长的高地上。这一带村落的南、北地势较低。全刘店乡的主要耕地集中在下滩，但村庄与人口主要集中在上滩。下滩7个自然村之北的大片滩地，主要属于上滩各村所有，而下滩7个自然村的耕地大部分在村北堤外直到黄河边上的这片滩地。人均耕地面积算起来有三四亩，或四五亩。人均耕地虽然不少，但每年通常只有一熟，另外，产量很不稳定。每年七、八、九三个月份是黄河汛期，汛期过后村北内堤外的土地才能播种小麦，次年汛期来临前收割完毕，所以每年只能种一季小麦。堤外土地的质量每年发生变化，这要看黄河汛期过后所沉淀下来的是沙还是泥而定。倘如是沙土，每亩产量只有一二百斤，倘是淤泥，亩产可达五六百斤，甚至更高一些。泥沙混合的土地，每亩二三百斤或三四百斤。倘如全是淤泥地，种一季小麦，可以吃上二三年；倘如全是沙地，能接上明年的麦收已算很不错了。总之，住在黄河滩上，全看黄河给不给帮忙了。
——他又说，近十几年来，黄河汛期流经此段的流量并不算大，但或许是黄河河道走势的原因，经常冲过村北堤坝。村北的这段内堤全是土筑的，又低，根本经受不住大水的冲击。大水冲入村内，村民就加高房屋的台基，以至台基地面比屋内地面高出许多。今年这场大水，为60年未遇，全村所有房屋都被浸泡在1米深的大水里，前后达10余天之久。村里的全部土坯房都倒塌了，另有许多旧屋成了危房。幸而这次县、乡党政干部组织抢救得及时，没有发生人员伤亡，粮食、衣被都事前搬了出来。若入冬前，能排干全部积水，种上小麦，明年的口粮似乎不成大问题。当我问及全村今冬明春的生活时，他说：“今年夏粮收成不太好，加上全部秋粮绝收，全村恐怕有一半人家接不上明年的夏粮。”“那怎么办呢？”我问，他说：“到外面去打工挣钱，以补不足。”我又问：“政府救济吗？”他说：“政府救济是有限的，县民政局给我乡救灾款52万元，其中36万用于购抽水机、柴油，用于排涝。余下一点钱，只能用于五保户、特困户的困难补助，一般的村民得自己解决。”
——问及下滩7个村落的来源时，他说，东面的2个自然村以王姓为主，中间的2个自然村以张姓为主，西边2个自然村姓氏比较杂。听村里的老人们说，下滩7村的祖先原来都是黄河北边的，上滩村民原来就是黄河南边的。大概在100多年前，黄河改道，河道从南向北移动好几公里，原属河北的大片滩地被冲毁，而河南新增了一大片新滩地。当时家住河北滩地贯台村的王氏祖先便划船到河南来开垦荒地，种完后回到河北。据说，那时河南、河北村民为了占地，为了抢收庄稼，经常发生冲突。为了看守庄稼，河北村民就在新滩地上搭建草棚，后来逐渐定居下来，形成村落，“河北”人便成“河南”人了。因我曾听说，这一带前几年为耕地而发生大规模的两村械斗事件，一说是上下滩的两村械斗，一说是黄河河道南北两村的械斗，于是问及此事。这位原村长说，是下滩王、张两个村（行政村）之间的械斗，时间是1988年6月12日，起因是两村交界处一片耕地的所属权问题。当时双方都出动了数百上千人。村里的青壮年几乎全部出动，妇女老幼在后面助阵，张村被打死3人，伤10余人，王村只伤了10余人，没有人被打死。此事惊动市、县，派出大量公安干警，后来划出一条隔离带，立了村界，改组了村领导班子，此事算是平息下去。“但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近几年来，张村又擅自将界线东移，说这是他们祖上的耕地。那片耕地明明是我村的，且县里已划定界线，还说是他们的。这样下去，还会闹出事来的。”
（我在农村调查期间，有关土地引发的冲突，时有所闻，如兰考县的国有林场与周边村民的土地纠纷，河北邯郸肥乡县某乡窑厂与村民的土地冲突。又如城镇扩建与开发区的“圈地运动”而引发的土地矛盾。现行的土地法规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与划分，对土地的所有权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客观上要对户与户、组与组、村与村甚至乡与乡、县与县的土地边界作出明确划分，并对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作出明确规定。）
问及60年前的那场洪水灾害，这位中年村民说，那次洪灾发生在民国廿一年（1932年），听老人们说，下滩地的绝大部分房屋被冲毁。由于夜半来水，猝不及防，死了许多人。（到底淹死多少，因无统计，说不清楚。）那是旧社会，地方政府并不管抗洪救灾的事，没有淹死的，就外出逃荒，等大水退后，陆续回村，白手起家重建家园，那时的艰难困苦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此次洪灾，就大不一样了。先是县、乡政府组织抗洪，后是组织撤离，如今组织排涝，尽快让村民种上冬小麦。洪水只冲毁了一些老旧土坯房，绝大部分砖瓦房虽浸了水，但安然无恙。绝大多数村民的吃、住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虽然遭受这样大的洪水灾害，但村民人心还是很稳定的。这一个多月来，乡村干部们坚守排涝第一线，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挣钱。
在谈到下滩地村民一般的经济生活时，他说，下滩地数村主要靠夏熟，秋熟是靠不住的。人均耕地说起来有三四亩之多，但地质每年变化，收成很不稳定。好的年成，一季夏熟，可吃上两年，甚至三年；差的年成，能接上来年的夏熟就不错了。由于秋收靠不住，所以下滩农户的家庭饲养业极不发达。经济收入主要靠运输与打工。该乡的乡村企业，主要是砖窑厂，农闲时，不少人到窑厂打小工，每工可赚20来元钱。另外，村里半数以上农户购买三轮或四轮拖拉机，农忙时用于耕地，农闲时到窑厂运土，运砖，收入比较高。近10来年，村里近半数农户盖起了新屋，这笔钱，大部分是从窑厂赚来的。这场洪水冲毁了30余家窑厂，全部恢复，起码得二三年，这对刘店经济，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谈及他家的情况，说：“还可以凑合着过日子。”这对中年夫妇，只生一子，男的今年参军入伍，乡里还有些许照顾。现住三间砖瓦平房，是70年代末盖的。虽然不大，且室内无甚家具，但收拾得挺干净的。庭院地面高出室内地面将近半米，这是为防水患不断加高平台的结果。高出地面1.5米的平台四周种着各色花草树木。西侧配房内，停放着一辆四轮拖拉机。家庭的饮用水来源于门前的一台手压式抽水器，在华北平原水位较浅的地区，家家户户都装有这种简易的取水设备，每台设备及安装费约三五百元。
原想到西面的张庄去看看。这位中年村民说，路很泥泞，穿鞋是走不过去的。多数村民外出打工，不少妇女带着孩子到娘家去了。找个明白人谈话也不容易，再说，要小谭跟着我吃这一段跋涉之苦，我也于心不忍，所以，辞别户主，寻路出村。路经一农户，见一老妇人坐在门前剥玉米棒子。两个涕泪满眼的小孩一见我们这两个陌生人，一个溜进屋内，一个跑到老妇人背后去了。我问老妇人，她的儿子、儿媳上哪里去了。这位老妇人嘟嘟囔囔地“控诉”起来：她老头死得早，两个闺女早就出嫁，也不会来看她。没出息的儿子会发神经病，儿媳妇很凶，谁知道他们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三间低矮的砖瓦房十分破旧，我进屋一看，阴暗而杂乱，类同狗窝。屋外一间破草房内，倒有一台三轮拖拉机（没有拖斗），我问老妇人，这台拖拉机是不是她儿子的。老妇人说：“他哪里有拖拉机！这是她女婿放在这里的。”我很难想象，这一家五口平时的生活状况。分田单干，人各顾其家，竞逐财富与地位，但各村皆有一“特殊阶层”沦落到无家可顾，有家不顾，或有家难顾的境地。
从中王庄返回南北长堤，已是中午12时30分。在大堤东侧千余米处，乡长一行卷着裤管，踩着没膝的淤泥在丈量，为开沟排涝分配各村组承包开挖的地段。乡长看到我们，挥手示意我们先回排涝工地吃饭去。
排涝工地食堂实行“战时供给制”。每人一大碗白菜烧肉片，一杯白酒，一只白馍（馍吃完后可以再拿），或蹲或坐，围成一圈，席地而吃。边吃边聊，方知日夜坚守在排涝工地上的数十人全是各村的村支书与村长，除了一日三餐，每餐一杯白酒外，别无其他报酬。（原来乡政府许诺每人每天一盒香烟，但并未兑现。）我故意问道：“一般群众可以外出打工，你们当干部的却要坚守岗位，不是划不来吗？”其中一个说：“谁叫我们是村干部呢，又是复员军人，在这关键时刻不作出点牺牲，那怎么说得过去！”围在一起吃饭聊天的6名村干部中，复员军人竟有4名之多。据他们说村里的党员，绝大部分是在部队入的党。中国的农民，军队与乡村基层干部之间，关系十分密切。
下午三四时返回乡政府，在乡政府大院，碰到县民政局长一行四人。我原以为他们是来考察抗洪救灾情况的，其实他们是“整党工作组”。每天上午乘一辆红色轿车从县城到乡政府，下午坐同一辆轿车从乡返县，如此之已有两个多月，尚有20余天方能结束“整党”工作。因为县委规定各乡镇整党时间是三个月。县委派工作组进驻各乡镇整党，或在于缓和紧张的党群、干群关系，防止与平息接连不断的农村上访、上告事件。刘店乡村干部奋战在抗洪排涝第一线，实为最好整党活动。我主动上前与这位西装革履、神态矜持的局长先生打招呼，他说：“你就是曹教授，从上海到我们河南来搞调查，很辛苦啊！听说你在陈留镇作了一场报告，反应很好啊！”此一说，着实令我暗自吃惊：这位民政局长对我的调查与行踪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莫非我的调查行踪处在他们的全程“监控”之中？是不是杨县令一方面碍于他“老师”的面子，允许我进入他的封地，另一方面对我的调查活动处处提防？但愿这是我的神经过敏。幸而我一直牢记杨县令的临别告诫：“不要影响稳定！”因而在调查中，凡可能“影响稳定”的问题一概避而不问。啊！一个始终关切着民族命运与前途的学者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调查，竟像窃取国家一级机密的外国特务似的。每念及此，不觉黯然神伤！
永成在刘店乡政府已等我多时。他回开封党校上完课后便匆匆赶来陪同我调查。只有他（还有河大与党校的其他几位朋友）理解田野调查的艰辛与意义，心甘情愿地陪同我全程调查。知识分子，以社会良知自居，或过于狂傲自负，事实上，如今有哪一位知识分子还胆敢以“社会良知”自居？但尽可能理解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变化——这或许是近百余年来最为广泛、最深刻，且最难捉摸的社会变化——应是我们这些躬逢其变的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责。如果连职责也说不上的话，至少是我的兴趣所在。在这块古老的中原大地，能在教育界、知识界碰到如程校长、李主任、孟庆琦、汤小平这样的知识分子，实是此行的最大收获之一。
我与永成商议：我决定提前结束刘店乡的调查，看到这里的乡村干部日夜忙于抗洪排涝而我不仅不能提供任何一点帮助，反倒占用他们的精力与时间，实在于心不安。再说此次来刘店乡，主要是看看黄河，看看黄河滩，看看在黄河滩上与黄河争夺滩地的村民。从刘店乡下滩地数村村民的生存状况，或能大体上推知黄河从孟津至兰考二三百公里滩地上生活的村民生活的大体状况，这一个目的，基本上是达到了。
晚6时，我与永成搭乘便车返回开封县城。
当晚，拜会县委杨书记，一是向他汇报两乡镇的调查情况（我估计，他对我的调查情况是清楚的），二是看他的态度，决定下一步调查计划，但未遇。决定明天上午再访。
晚8时，县府办公室副主任陪着一位《河南日报》的编辑来到我们下榻的祥符宾馆，且住在我们的隔壁。听副主任（他与永成相熟）说，这位50余岁的编辑长期负责农村版面，想来对河南的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与农村基层政权状况一定相当熟悉，于是请副主任引见，拜会这位编辑，请教一些问题。这位具有长者风度的老报人十分坦诚好客，邂逅相遇，即能开诚布公，言谈甚洽。
首先谈到内地某些地方官员的观念与工作作风问题。老编辑说，在上者“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在下者“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这是河南省某些官员的一个通病。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上的老毛病。1958年大跃进，河南省的牛皮吹得最大，结果遭受的祸害也最重。如今“大跨度，超常规”的口号，又不是哪个县委书记提出来的，而是省里提出来的，据说，这个口号是从张家港那里学来的。别人是沿海港口大城市，或许有条件“大跨度，超常规”，河南是内地省份，依然以农业为主，农民刚过温饱，能稳步发展也算不错了。“大跨度，超常规”只能导致大起大落。还没有学会常规走路，就想到超常规；小步走路尚且困难，谈什么“大跨度”。上面定高指标，年产值多少，财政收入多少，引进资金多少，办乡镇企业多少，层层下压，层层加码。到时候完成不了任务，只能在数字统计上做文章，大量掺假，这个老毛病，一犯再犯，从来不吸取经验教训，这才是河南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老问题。
老编辑说，有不少党政干部，一谈到“大跨度，超常规”，首先想到的是拆旧房，拓马路，盖宾馆。各市、县党政盖宾馆，各局委办也盖宾馆，盖那么多豪华宾馆干什么？那么多的资金投入，到底有什么经济效益？说穿了，主要是便于官员们自己消费、享用。在河南，差不多所有的县委、县府的招待所都改建成星级宾馆，内集餐厅、娱乐于一体。虽说是对外开放的，但主要是官场内部的招待与应酬。盖宾馆要花大笔钱，频繁的招待应酬，吃喝玩乐需要钱，这些钱从哪里来的？说到底是农民的血汗钱。如今农民负担沉重，中央每年要下达好几个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但这有什么用！要真正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必须先解决引起农民负担加重的两个深层次原因：一是地方各级党政机构人员增长太快。从前，每个公社党政机关只不过二三十人，如今增加到一二百人；从前每个县委、县府机关最多三四百人，如今则六七百，多则千余人。人员增多，工资、办公室、办公经费都得增加。二是各级党政官员的集体消费增长得太快。看看他们的工资单，县委书记不过是个正处级，每月才三四百元，最多四五百元，并不多。但如将公款集体消费算进去，那就很惊人了。如今再穷的乡镇，一、二把手都配备桑塔纳、大哥大，再穷的县，招待所都盖成了宾馆，加上各种应酬招待，月无虚日，这些费用累计起来，不是一个很庞大的开支吗？如果他们有本事发展工商业、增加财源，这倒也罢了。内地工商业发展不起来，老的国有企业且日趋衰败，由上述两个原因而增加的政府开支，不是最终落到农民头上吗？但要真正解决上面两大问题，谈何容易！如不解决上述两大问题，光喊减轻农负，又有什么用？开封县许多乡镇，光一熟夏粮，农民人均就得无偿上缴200余斤小麦，有些乡镇，秋季还要征钱。这叫农民怎么受得了。开封县只有19个乡镇，其中有7个乡镇，在今年发生农民集体上访上告事件，都是因为农民负担太重所致。
在谈及地方党政官员问题时，老编辑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让手中握有权力的大小党政官员甘守清贫，廉洁用权行吗？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这是一种腐败；各行政执法部门利用执法权搞名目繁多的罚款，建小金库，改善本部门集体的福利待遇与办公条件，这难道不是腐败？！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光靠道德教育能收住人心吗？用法都治不住腐败，靠道德说教有什么用！执法部门都想以法搞钱，有谁来监督执法者呢？靠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个监察局能有多大作用？如今上下都说要用“法治”，现在看来先得“治法”，即先得治一治各执法部门，让他们依法执法。
我接触不少离退休干部与不少农民群众，他们认为，只有发动一场群众运动，才能整治到处蔓延的腐败行为。搞群众运动，太频繁不行，但从此不搞群众运动也不行。不搞群众运动，腐败难以治住。
——谈到民主与新闻舆论监督时，老编辑说，各级人大、政协，从理论上讲是一个民主机构，但谁不知道它们只是一种摆设？！它们的主要作用是安排闲置的党政官员，是离退休前的一种过渡性安置。人大代表、既非民选更代表不了群众，你去问问人大官员，他们自己都这么说的。至于新闻舆论监督更谈不上。现在有一种说法，似乎社会稳定与否关键在于舆论导向，舆论导向正确与否，关键在于新闻传媒。这样说来，新闻传媒要替社会稳定与国之安危负责。我们这些编辑、记者肩上压着这一重任，如何能揭露党政腐败现象。所以，只能刊登些正面文章，粉饰太平了。这样报章杂志，没有多少人愿意自费订阅，只得靠行政命令推销，《河南日报》近千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主要靠这种方式维持自己的生存。有些乡镇干部对我们说，你们报上写文章要我们减轻农民负担，另又强制我们订一大堆报刊杂志，每年得花十几万，这不是增加农民负担吗？说的是事实，但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开怀畅谈，一直聊到深夜11时半方告辞，其时，永成早已进入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