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　怨声载道的“补棉花差价款”

上午8时许，开封党校的李、武两位老师如约前来陪我前往武老师的家乡——太康县某乡许庄（村落）。

在开封长途车站内的破旧客车内等候发车时，上来一位提篮推销糕饼、饮料的中年妇女。我买了三瓶矿泉水，顺便与她闲聊起来。她原是该长途客车运输公司的职工。据她说，全公司原有职工五六百人，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她把亏损的原因归咎于驾驶员与售票员相勾结，私分部分车票。各种监督手段都用过了，但都无效。从去年开始，公司将大小车辆全部拍卖，只收取管理费与线路承包费。公司除留一部分管理人员外，大部分职工或提前退休或下岗。在下岗职工中，有本事的自谋生路，没本事的由公司给重新安排工作。她自称是属于没本事的，由公司安排在客车站内做小买卖。非经公司安排，不得在站内做生意。

她说，整个公司有14条长途公交线，每条线路安排两名下岗职工，共安排28名。一路两人，每周轮换，所以每人每月只允许做半个月的生意。又各条路线的客流量大小不一，生意有好有坏，故每月换路线，以示公平。我问这位神情沮丧的中年妇女，做这买卖，每年能挣多少钱。她说，平均算下来，每天可净挣20来元，每月15天，月收入在300元左右。这是开封多数职工收入的平均数。

停在站内的公交车辆大多十分破旧、脏乱。郑州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小武对这一现象提出一个纯经济学上的解释，令人信服。他说：“公交车虽然私有化了，但线路属国家所有，票价由地方政府统一规定。公交车的绝大多数乘客，是经济上不富裕的农民，他们要求低票价，而不愿为车厢内的干净、舒适支付钱。干净、舒适是要支付费用的。乘客们不愿为此而增加支出，难道要车主自掏钱而减少自己的利润吗？只有当富裕起来的农民对车辆的干净、舒适提出要求并愿意为此而增加支出，干净与舒适才有竞争的价值。”他还说：“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内地的饮食业。路边的各种饮食店、饮食摊，大多脏乱不堪，但碗大量足。绝大多数顾客只要求吃饱，而不是吃好，也不要求环境的干净、舒适。也就是说，无论老板还是顾客都不愿为干净、舒适付费。一旦顾客富裕到对饮食的质量与环境提出要求，并愿意为此支付费用，店主们肯定要在饮食质量与环境方面进行投入，以此才能吸引顾客。”这真是一个简单而解释力很强的理论：当前中国市场上伪劣品肆行泛滥，关键在于广大消费者不愿或无力为价高的真优物品付费；中国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无序现象随处可见，关键或也在于尚未富足的人们不愿意且没有能力替高昂的“秩序”付费。秩序——无论是道德秩序还是法律秩序——的建立与维持，需要该社会成员预付高昂的成本（或费用）。在中国人对“包青天”的企盼中，我们似乎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花最少的费用，得到最好的秩序。

下午三四时，三人抵达许庄。时值秋收大忙，多数村民在地里收玉米采棉花，小武弟弟的家与其母亲的家皆一锁把门。小武一边陪永成与我参观村落，走访若干农户，一边叙述该村的历史与现状。

许庄，现有百余户人家，400余口。有许、武两姓，各占一半，无其他杂姓。这一带的所有村落，都是1940年后陆续重建的，从前的村落被掩埋在一米多深的黄河泥沙之下。1938年6月蒋介石下令炸开郑州北面的花园口，借黄河水阻挡日军西进。挟带着大量泥沙的汹涌河水，从郑州、新郑、许昌、周口一线漫入安徽，注入淮河。河水所及，村落悉被冲毁淹埋。原来的许村也遭此厄运。当黄河水退、泥沙干枯后，外出逃难者才陆续回原址重建家园。小武说，原村民大半在颠沛流离中病死、饿死了，他的祖父与叔叔便是其中两人。一小半村民陆续回村。他的祖母带着他的父亲与姑姑回村。“花园口”事件波及24个县，近千万人口，留下一片著名的“黄泛区”。在黄泛区下，掩埋着无数村落；在新淤积的泥沙上，又新建起无数村落。这一批村落只有60余年的历史，虽然无论从村名与家族来看，还是从村落内部的经济生活来看，都是原先村落的一种简单复制。

在全村百余户中，只有两家盖起了二层楼房，余皆砖瓦平房。小武说60年代前，这一带村落内多数是土坯草房。从70年代始，土坯草房逐渐被砖瓦平房所取代。砖瓦平房可分两类：一是内坯外砖。砖是自己打坯起窑烧制的，故墙壁甚厚。一是全部用砖、用水泥起砌。砖是从窑厂购买的。1985年前所造的平房，大多属第一类；1985年后，大多属第二类。如今打坯烧砖的农户还有，但不多了。砖瓦平房，是指院落内的正屋（通常三间）而言的，用作厨房与堆放柴料杂物的配房，还有一些土坯草房。至于院落的围墙，绝大多数是土墙，低矮残破。有少数农户连这样的围墙也没有。

各农户的庭院，小则占二三分地，大则占地近半亩。院内屋后皆栽树，多少不等。村民造房，制家具，所用木料均取于此。多数农户院内有手提式压水井。此处井水有咸味，百米之下才有甜水。绝大多数农户养鸡，主要用于招待宾客或逢年过节食用。少数农户养猪，少者一二头，多者三四头，规模很小。虽然从开封到太康县沿路墙上刷着“养牛羊、奔小康”的宣传标语，该村响应此号召者也仅五六家而已。“每户养一二头牛，三四只羊就能奔小康，这个‘小康’也太容易奔了”，“标语只说‘奔小康’，没说‘进入小康’或‘达到小康’”，这是我与小武的对话。

走进农户的正屋内去看看，最初的印象是阴暗脏乱，家徒四壁。我知道，最初印象，隐含着城里人的标准。东间卧室有一两张简易木床，客厅有方桌矮凳，或用木柜或用塑料布将卧室与客厅隔开。被褥、衣物皆杂乱堆放。近十年来，“现代化”的家用电器也陆续进入农户。小武说，有四分之一农户拥有吊扇、黑白电视。拥有三轮、四轮拖拉机的农户，全村仅有三四家。

总的印象是，该村绝大多数农户依然以农业为主，以种植为主，以传统的种植业为主，这样的村落温饱而已。

一、武氏家庭与家庭经济。

武老师有两个姐姐与一胞双胎的一弟一妹。武老师之父前些年病故，现年70岁的老母身体硬朗。两个姐姐出嫁邻村，务农。一弟一妹同从小学读到高中，因家境困难，全家重点支持较聪慧的妹妹考入师专，如今在县中学任教，弟弟在村务农，继承祖业。（武老师本人高中毕业，参军，回乡正赶上77年高考，从此脱离农村，在开封成家立业。）老母与其弟虽同处一村，但分居两屋，帮助其弟做家务带孩子，农忙时也下地干活。

武老师的弟弟现年35岁，妻33岁，已生有4个孩子：长女1l岁，次女9岁，长子7岁，次子5岁。按计划生育标准，超生三胎。（在该村三四十岁年龄段的夫妇，超生二三胎很是普遍。二三十岁年龄段的夫妇，超生一二胎也属平常。）耕种承包地9.6亩，其中包括5份承包地。（父母各一份，夫妇各一份，长女一份。该村1985年实行土地大承包，一定15年不变，在此期间，死不减地，生不增地，婚嫁亦如之。）

直到晚8时，武氏夫妇方从田里回家吃饭。（我等三人与四个小孩已吃过他母亲替我们做的农家餐：一碗南瓜汤，一箩油饼与馍，一盘煮花生，一盘煮玉米，一碗黄豆辣酱。其中南瓜油饼、花生、玉米是特地为我们准备的。）当我问及他家全年的各项收支状况时，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位高中生对此没有明确的概念。这对夫妇似乎只知道起早摸黑地干活，把庄稼种下去，把粮食收回来。12年的学校教育似乎没有在他的意识里留下明显的痕迹。12年的农耕生活却使他成为与土地一样朴实的传统农民。经他哥哥在旁一再地提醒补充，才对他家的全年收支作出粗略的匡算——的确，传统的纯农户很少有明确的“投入—产出”概念。只有亦工亦农，或以经济作物饲养业为中心的农户，才会对每亩的投入产出作出分析。其中原因或在于：只有“兼工”，才能形成“工值”概念；只有以“赢利为目的”的农副业，才能形成“成本”的概念。没有市场与工商业，光通过教育是无法使农民的观念超越传统生活方式所设定的界线的。

武氏全家7口（包括其老母），全年收支状况大体如下：

1. 农业收入：

①9.6亩小麦，共收6 000斤左右，每百斤80元，共4 800元。种子、化肥、农药、浇水、机耕等农用支出约占三分之一，实收3 200元。

②6.6亩玉米，共收4 000斤左右，每百斤65元，共2 600元，其中农用支出约占四分之一，实收约2 000元。

③3亩棉花共收皮棉150斤，每百斤70元，共收约1 000元，其中农用支出超过三分之一，实收650元。

1996年的全年农业收入共计5 850元左右。

2. 全年四项主要支出：

①7口之家，每日10斤小麦，全年3 600斤计，共2 880元。

②无偿上缴的各项农负。亩均小麦150余斤，共1 500斤，计1 200元。另全家交钱250元，全年总共上缴1 450元。（农负约占全年收入的25%）

③2个小孩的全年学杂费，共300元。

④超生罚款1 000元。（历年上缴罚款已万余元，尚欠政府4 000元，每年缴纳1 000元。）

上述四项支出共计5 630元。

1995年，武氏一家被政府征收的钱粮共三项：超生罚款1 000元，村提留、乡统筹粮1 500斤（折合1 200元），补棉花差价款250元，共计2 450元，占全年纯收入的42%。良习夫妇对这三笔款项所持“态度”各有不同：计划生育，是国家政策，超生罚款，是无可奈何之事；农民种地纳粮，自古而然，只是每亩征缴150斤，实在太重了一点；最令他们不满的是“补棉花差价款”。我问良习夫妇，每亩征收150斤小麦，其中包括哪几项征收项目，每项目各占多少小麦，他的回答是“谁也不知道”。我又问“补棉花差价款”是怎么回事，他们夫妇也说不清楚。还是武老师代他回答：“在80年代初实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时规定，分配给每人的承包土地，一部分是口分地，一部分是责任地。责任地规定种棉花，每亩棉花的定购任务约四五十斤，按国家定购价卖给国家。（去年国家定购价每斤皮棉六七元，市场价格每斤八九元。）各农户在完成国家定购任务后，可按市场价销售。近三四年来，棉花病虫害日益严重，增加农药喷施的次数与浓度仍治不住虫害（但因喷施农药而中毒昏厥田间之事屡有发生），所以，各农户减少棉花播种面积，加之去年干旱，棉花减产，因而全村没有一家能完成预定的棉花定购任务。不足部分可以交补市价与定购价之间的差价，各农户少则一二百元，多则三四百元。农民意见很大。落实到县、乡的棉花定购任务既关系到国家计划，又关系到县、乡财政收入，故有些乡往往用警力下村督逼农户缴纳此款，激起农民强烈不满。”

武老师与其弟同为一母所生，同为高中毕业。一个通过大学而进入城市，成为武氏家庭第一代“城里人”与知识分子；一个重返土地而滞留乡村，沿袭祖辈的生活方式，几乎成为一个现代“闰土”。这巨大的精神差距，是天生的智商与气质使然，还是环境习染使然，殊难断言。

武家的庭院占地约三四分，前面是邻居的后墙，左右两侧是低矮的土墙。院内一排七八棵杨树，一棵枣树。靠左右两侧土墙边各有一间无墙的小木屋，堆放着半成品的木板，这是准备将来起新屋时的木料。院内没有牛栏猪厩，只有大小十几只鸡在自行觅食，有一口手提式压水井。院左侧木屋前有一地隆起，良习说，其下是地窖，用以贮藏小麦。这一带农民大多将小麦藏入地窖，一可省出屋内空间，二可避免鼠害。夏粮一熟，对这里的农户来说，具有三种意义：一是自食，二是缴纳“皇粮国税”，三是作为一种“准货币”：附近集市或村内代销店内的许多商品，皆可用小麦支付。武家今年夏收6 000斤小麦，上缴1 500斤，尚余4 500斤，藏入地窖约3 000余斤。如年成好，一年所产小麦可供全家一年半到两年食用。这里的农民有贮粮的习惯。除非价格好或急于用钱才卖粮食。武老师说：“家有余粮，心中不慌”是农民的普遍心态。

正屋三间：这是良习结婚前盖的。厚实的墙壁分内外两层：内层土坯，外层自己烧制的砖。房屋木材全部是自家栽种的树木。东厢房为夫妇卧室：一床、一箱、一凳而已。客厅内设两张木床，一张方桌，若干椅凳。一柜把卧室与客厅草草间隔。西厢房堆放农具，一台小型制面机。兼作小孩卧室的客厅内，还有一台黑白电视机与一台吊扇：这两台现代家用电器是前年其长兄赠与的旧物。正屋东侧有一间低矮的厨房间：一灶两锅，大的用于蒸馍，小的用于烙饼、炒菜。事实上，他们平时不吃炒菜。正屋东侧与围墙之间有一坑一沟，这是这一带农户的简易厕所。这便是太康一带大多数农户的居住与生活环境。用武老师的话来说：“温饱基本解决，但货币紧缺，家无储者，十有七、八”。在该村，武家因经常得到在外工作的兄长支助，加之武氏夫妇的勤劳节俭，生活水平属中等偏上。

二、增加货币收入的努力。

该村自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以来，直到1992年止，一是种植结构基本上沿袭公社时代的习惯：一季种小麦，一季种玉米、棉花或红薯。唯一的变化是随着小麦产量的增加，红薯种植面积大为减少。从前作为主食之一的红薯，如今主要出于食用“偏好”。二是全村劳力主要集中于土地，基本上没有外出打工。对开放的外部世界作出的反应如此迟缓，或与以下三个原因有关：一是该村（周围村落莫不如此）人均耕地较为富裕（实行土地家庭承包时，人均近2亩耕地）；二是整个80年代，该村村民的主要生活目标是达到温饱；三是世代务农的习惯及由此而造成的外部社会关系的稀少。当然，离沿海与大城市较远，也是一个原因。

1992年后，上述状况才起了变化。一是种植结构略起变化：有些农户开始种植苹果。由于苹果种植起动较晚，当苹果“挂果”之时，恰值苹果价格连年下跌之时，故而这一带今年有不少农户砍伐果树，恢复粮食种植。二是外出打工。武老师说，1992年，该村有两男子到东北丹东去打工。他俩通过什么关系到东北丹东，不太清楚。总之春节回村，都说那里好赚钱（据说各赚了二三千元带回家），激起许多村民北上发财的美梦，春节一过，将近百人（多数是本村的，亦有外村的，全是中青年男性）背着行李，带着馍馍，随两位“先行者”北上丹东。因组织不善，有没有买到火车票而返回的，有中途转车时而失散的，也有到了丹东，因水土不服而生病的。总之，多数村民无功而返，有从此死守家园土地、不再轻易外出者。然而，走出封闭村落，向外寻求“发财”机会的风气毕竟从此打开。据说，自1992年之后，该村绝大多数男青年有过外出打工的经历，武老师陪同我访问了其中的两位“打工者”。

一位年二十四五岁。新婚两年，生有一子，三间新屋内唯一的“现代物品”是一台黑白电视机与贴在卧室墙上的“性感明星”剧照，那是从旧挂历中裁剪下来的。三人去访，他只能提供两只矮凳，另用半袋小麦权且充当凳子。初中毕业后辍学务农。前年南下广州，在某企业干了三四个月，只发给他一个半月的工资，刚够伙食费与来往路费。去年随人到温州找活干，那是一家私营企业，每天20元，干一天算一天，倒不拖欠工资。但“每日工作时间长达十三四个小时，有时还要加班，实在受不了”，坚持了两三个月，找不到其他轻松一点的活只得回来。他的结论是：“外面的钱，实在不好赚。”我问：“秋忙之后，是否再出去碰碰运气？”他说：“能到哪儿去呢？”这位受过初中教育的青年农民对自己目前的处境，显出一副漠然无奈的神情。

另一位年方18岁，高一辍学，即开始“闯荡江湖”。在两年内，他跑过温州、杭州、上海、南京、北京、开封、郑州、洛阳、西安与兰州等地，干过各种各样的活，短则一二周，长则三四个月。“外出两年，钱虽然没有赚到，但有两样收获：一是干过不少活，学到一些有用的技术，二是交结了不少朋友，这对将来是有用的。”“重要的是到外面去闯闯，看看世界”。他补充说：“不过，这个世界，越看越叫人糊涂，越叫人看不懂。”听他的口气，像是一位哲学家。这位因秋收而暂时回家的小伙子最后说：“我决不会守着土地过父母一样的生活。守着土地，意味着守着贫穷。我反复计算过，一亩土地种得再好，收入不过四五百元，交了皇粮，所剩无几。再说，呆在这闭塞贫穷的村里过一辈子，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思！”我问他：“在外面转了两年后最大的感想是什么？”他说：“后悔没有将高中读完。如有知识与文凭，就能找到更多更好的机会，否则，只能找些重活、累活、苦活做，且工资太低。”我又问他的理想是什么，他说：“在外打工赚了钱，然后到太康县城租一间房子做生意，在县城里定居下来。”

农村剩余劳力向城市的转移，是一切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共有的现象。城市化过程中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无法在短时期内满足农村剩余劳力的需求，这也是一切国家城市化过程的共有现象。在中国由于农村剩余劳力无限之多，由此而产生的问题也特别尖锐：一大批在精神上、价值上已与土地与村落割断联系但注定在城市中找不到职业与位置的现代“流民”，或将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