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　访开封县委书记“杨青天”

上、下午皆在旅舍整理调查资料。

晚7时，李永成如约前来陪同我去专访开封县委书记杨文生。开封县距开封市东南15公里。路上，永成再次向我简要介绍他的这位颇有思想的学生。杨文生，现年38岁，在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任职多年，1994年从邻县的县委副书记职调任开封县委书记。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对全县乡、村两级干部集中一月进行军训，以期达到“强化纪律，振作精神”的目标；第二把火，雷厉风行搞反贪督廉，凡涉嫌贪贿者与因循庸碌者悉被清除，邑民称快，誉之曰“杨青天”；第三把火，大力推行富民工程，加快县市政建设，因操之过急，而引起基层干群关系的紧张，群众越级上访上告事件发生多起。如今县委正采取各种措施平息怨愤。

李永成对他的评价是：勤政，善思，不贪财，不近女色；办事有魄力，然有时流于专断。在地方官场中，杨可算得上比较杰出的人物。在开封市，他是一个毁誉参半、颇有争议的干部。

早些时候，我曾请永成向杨书记转告两项请求。一是拜见访谈，二是在其县境各乡、村调查。他允诺其一，而拒绝其二。值此多事之秋，拒绝我在全县境调查自有他的理由。但我依然抱着一线希望，如能通过这次访谈而消除其顾虑，或能允许我到若干乡调查也未可知。

7时30分，车到县委大楼，先到设在县委书记办公室前的县委办公室内等候。办公室主任正在处理一件县林场与林场周围村民土地纠纷案。1988年我到海南陵水县调查时也发现此类纠纷。今年6月初，我在河南兰考县调查时也曾听县林业局干部谈及这类纠纷。推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国有林场四周的乡、村提出归还“被林场侵占的土地”之要求，但林场认为，他们的土地原来是“无主的荒滩之地，属国家所有，经过数十年的经营，荒滩成良田，根本不存在归还问题”。在合作化、公社化时期，谁也不会提出这个问题，一旦土地分到农户，便成了一个问题，成了一个历史问题，一个经常引起纷争但难解决的头痛问题。这位县办主任说，林场部分土地的所有权归属问题，争议的双方都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村民依据习惯，林场依据既存事实，各有一些理由。当然，他们紧急商议的目的是如何劝阻村民的越级上访事件的发生。

7时40分，杨书记结束楼上的会议，匆匆前来接见我们。县委书记的办公室约30余平方米，一张大办公桌，两排相对而放的长沙发，中间两张茶几。墙上贴着一张世界地图，一张全国地图，一张开封县地图。与办公室相连的是一卧室，集生活起居与办公于一体。地方官员的回避制需要替他们安排单身卧室。

宾主坐定，我先向杨书记着重说明我的调查性质：调查材料只供学术研究之用，决无“向上汇报”之责。我们仅作为一个朋友与知识分子（杨是大专毕业生）就我们所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我们的看法。然后我向他提了两个早已准备好的问题：一、内地村民的传统观念与习惯行为方式对地方政治过程及市场经济有何正负方面影响？二、现行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能否适应变化中的农村社会？

我所提出的问题只是引起谈话。这是一场“父母官”与“学者”的谈话，我不能把他所“走失”的话头老是往我所设定的问题上牵引，而是“跟随”着他的思路，让他讲述他曾经关注过，并多少思考过的问题。谈话的主题在不断变换之中，甚至前后出现矛盾，我也不去指出这些矛盾，而只是记录这些矛盾的观点，并分析这些矛盾。这些矛盾观点，与其说是思路混乱的产物，还不如说是现实生活矛盾在他头脑中的反应。历时3小时的访谈要点整理如下：

一、杨说，内地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内地村民的总体素质低下，观念落后，或说传统的封建意识依然十分严重。中原农民世世代代生活在村落内，靠土地为生，几乎没有受到现代先进思想的有力影响，因而使得长期积沉的封建观念得以保存，正是这些封建观念，严重地阻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我问：“你所指的‘封建意识’，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呢？”他说：

1. “知足常乐”观念。这是“封建小农意识”的典型表现。分田到户后，河南绝大多数乡村第一次达到温饱，农民说，如今有白馍吃了，很不错了。尤其是中老年农民，知足感很强，要他们改变种植结构，种植高投入、高技术、高效益的经济作物，他们就是不干。只要桌上有白馍，屯里有余粮，便心满意足，缺乏求富欲望与风险意识。

2. “好人不经商，经商没好人”的重农轻商观念。内地不少农民，至今认为“种田吃粮，心中踏实”，“家有余粮，心里不慌”，“种田纳粮，天经地义”，这些农民生活在现代，但头脑里的观念与古代封建社会农民的观念没有什么两样。农户的经济决策是凡能自给自足的，尽量自己生产，减少对市场的依赖，而不是想方设法提高农副产品的商品率。

3. “贞操观念”。姑娘若到广州、深圳转一圈回来，便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如带几个钱回来，村民总觉得她的钱来得“不干不净”。在不少村民的心目中，仿佛东南沿海成了妓馆、妓女的天下。村里的这种舆论极大地阻碍了姑娘们的外出打工、经商活动。从该县情况来看，县城近郊外出打工者比较多，比较偏远的乡村，只有少数男青年外出干活。当然，世代务农的村庄，很少有亲友在城市里，没有亲友的帮助，到城里找活也不容易。

4. “重义轻利”观念。（对此，他没有展开说明。）

“总之，这些‘封建传统观念’在集体化、公社化时代都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因为这些观念与计划经济没有矛盾，与共产党宣传的新道德也没有冲突。如今搞市场经济，一是要有求富的强烈愿望，二是要有实现致富的新观念与新的行为方式。但分田单干后的许多村民，还是守着土地，守着传统的种植结构，以有馍吃，有余粮为满足。因此，要发展‘高投入、高技术、高效益、有风险’的农业经济很是困难。有些乡、村干部为落实‘富民工程’计划，强行改变农民种植结构，引起农民的上访上告。”

二、杨书记以为，中国的社会理论家对农村社会研究不够，对村落与农民研究不够。在计划经济时代，人民公社体制将农民固定在村落内，固定在土地上，这对经济发展固然不利，但对社会与政治稳定是有好处的。如今，用商品经济来冲击村落，冲击农民的小农经济，冲击他们的各种习惯观念，对经济发展有些好处，但对地方政治与社会稳定危害极大。

1. 农村数百年来自然形成的村落，主要是依靠血缘、亲情关系维系起来的。如今用市场经济中的金钱关系来冲击、瓦解村落内部的亲情关系。但并没有使传统的亲情关系转变为平等人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而只是使原来的血缘亲情关系发生质变。在家族势力与拳头势力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地痞村霸，往往横行乡里，欺压村民，严重影响着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如今，该县政权还有能力清除这些地痞村霸，一旦县乡政权力量削弱，农村社会的前景，令人担忧。

2. 在内地农村，历来是以自给自足为主，以市场为辅，农民有吃、有穿、有余粮，再有点钱花，就以为是小康生活了。如今搞市场经济，一切以金钱为中心，发了财的暴发户在村里起高楼，婚丧事大肆操办，炫耀乡里，甚至交结官府，腐蚀官员。这批先富者未必能带动后富者，但确确实实把大批缺乏致富手段的青年男女的消费欲提得很高很高。目前社会上的男盗女娼如此猖獗，实与暴发户们的“示范”作用密切相关。知足常乐，虽对经济发展有碍，但人心安定，社会安宁；为贪欲与享乐而竞逐金钱，以此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则人心浮躁，社会失去秩序。这确实是一个矛盾。

3.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许多人看来就是以金钱为中心。发财致富为什么？为了享受，为了证明比别人阔气。从前，做一个县、乡干部，他的职位、权力、固定的月薪就能证明他的社会地位了，这也可以叫做官本位吧。如今人们主要看你有多少钱，造得起还是造不起楼房、洋房，买得起摩托车、小轿车吗？故除了有权力职位外，还得有钱。政府官员去搞钱，大抵是以权谋私。如今整个社会以金钱、财富、享受为中心，要全体党政干部严守清贫，廉政为民办事，确实很难做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干部经受不住金钱诱惑而翻身落马，既有其个人道德上的原因，更有社会原因。

三、地方政府对发展地方经济承担着重要责任。任何一届县政府都把发展经济列为主要目标，经济发展了，农民有了钱，工人有了职业，政府也就有了钱。干群关系，或说地方政府与群众关系也就不会闹到今天这样紧张的地步了。党群、干群关系紧张，根本原因在于经济落后，向农民多要了点钱粮。为发展经济，地方行政力量干预过多过大，引起农民不满。如何才能快速地发展地方经济，这是围绕着内地各级政府的头等重要问题。有人说，推行市场经济，政府只要做管理员、裁判员、税收员就可以了。市场经济与价格信号会自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从而经济会以最快速度发展。我们内地是个农业大省、农业大县，我们的经济生产单位主要是千百万分散的小农经济。他们如何可能按农副产品的价格信号而改变自己的经营行为呢？少数农户可以，绝大多数是不行的。再说，乡、村企业，从无到有，总得由地方政府去组织落实呀！

一方面，地方政府似乎要积极干预地方经济，听其自然，无法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但另一方面行政干预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不仅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有矛盾，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与市场经济也有矛盾。上面要求我们大力发展乡、村企业，绝大多数归于失败，办起来的也是污染严重，效益低下。

说实在的，面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众多问题，现有的理论根本无法给予系统而完备的解释，地方政府一直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从县政权来说，前面还有两道堤坝：一道是村政权，这是一道十分脆弱的土坝，稍冲即垮。一道是乡镇政权，如今尚能抵挡一阵，但也岌岌可危。县级政权，似乎还比较坚固。

虽然问题不少，但对中国的未来，杨书记还是持这样的态度：“既不能消极失望，更不能盲目乐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主要危险来自盲目乐观。悲观没有生路，盲目乐观肯定要出大问题。

我说，把千百万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公社体制一朝解体，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民带着他们的亲情关系走出了村落，在劳动力市场或商品市场中寻找各种挣钱机会。市场中的金钱关系也随之侵入了村落，使传统的血缘亲情纽带松弛或发生质变。虽然一部分中老年农民依然保持着“种田吃饭，知足常乐”的传统观念，但追求财富，及以财富为标志的社会地位的激烈竞争，从喧闹都市一直波及到穷乡僻壤。一种全新的生活态度，新的社会关系与生活方式正在各种无序的混乱与冲突中产生出来。这是一个极其漫长且痛苦的过程。且方向也不明朗，我们所能肯定的只是原有的状态与秩序已被打破。无论我们对村落文化的亲情、互助、知足、纯朴等等情感与关系多么地留恋，或对其内的自私、落后、愚昧、散落多么地厌恶，它们都将在无情的市场经济与衡量一切的冲击下逐渐消失。人们从狭小、封闭、自足、宁静的村落内走出来，通过市场而建立起广泛的社会经济联系从而形成一个广泛社会，这一过程不避免，由此而产生的混乱、冲突、痛苦与迷乱也是难以避免的。对此，我们这代人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

我继续说，关键是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各级党政机构，如何更新观念职能，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现实。“更新观念”就是说，改变我们头脑内的所熟悉并珍爱的观念以适应新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现实，而不是相反；转变职能更要触动党政部门的既得利益。观念不更新，用传统计划经济的“命令”办法来“发展经济”，只能是低效与无效的投入；职能不转变，旧有的机构不能随着旧职能的削弱而精简，更不能随着职能的消失而撤销，面对着新的社会公共管理需求的产生，我们使用增设条条与机构的办法来应付，致使地方各级党政机构日益增设，人员不断扩充，而效率日趋低下。各级地方政府为了维持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只有两计可施，一是发展经济，增加收入，二是与农民争持土地产出这块老蛋糕。用行政指令发展经济，往往只有投入而没有、少有产出，或白白浪费了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资金，从而使农民负担有增无减，导致内地干群关系的高度紧张。

我说，退是退不回去了，我们能把分掉的土地重新集中起来搞所谓的“规模经营”吗？不能；我们能取消市场重新搞计划经济吗？不能；面对贫富分化，我们能搞劫富济贫吗？不能；我们能浇灭发财致富的热望，重新使村民“知足常乐”吗？不能；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与享乐主义与市场经济结伴同行，我们能保留后者而消除前者吗？更不能。所以，我们必须向前走。问题是怎么个走法：是被生活拖着走，还是顺着走，还是领着社会生活向前走。是的，前方是何处，我们还不明朗，风险很大，也是事实，但我们只能向前走。要加紧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摸着石子过河”，是说在解决新问题过程中前进，套句官话说，我们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政策中出现的新问题，这可关系到执政党有没有勇气与能力继续执政的大问题。

一直谈到晚11点，起身告辞（因为在县委办公室还有人等着向杨书记汇报工作），他坚持让他的司机送我们回开封市。或许由于说话投机，临别时，他主动提出允许我在开封县搞调查，无论在乡、村还是各部门，他都提供方便，并请我给全县干部作几场专题讲座。我欣然允诺。有县委书记的全力支持，以县为调查单元，这是我多年来所企盼的机遇，不意一席长谈，得此良缘，暗自庆幸。我与他相约，从河北邯郸肥乡，豫西宜阳、洛宁、卢氏返回后，即到开封县，作为期一至两月的社会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