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　捉襟见肘的县财政

上午8时，阎、董、刘、宋诸人前来送行。临行，阎部长送我皮鞋一双、衬衫一件，说：“好让你永远记住舞阳，记住我们这帮朋友。”礼重情深，我这个匆匆而来，匆匆而别的云游道人不知何日能偿付这笔人情债。

阎部长请小董陪送我回开封，乘坐的是阎的专车。一路上与小董闲聊起来，谈及村干部及村政权状况时，他说：“村干部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本村的复员军人，二是高中毕业生。名义上，村支部、村委会是党、政两套班子，其实完全合而为一。乡党委在考虑任用村干部时，首先是确定村支书的人选，其次是村长。其余成员由村支书、村长提名，协商确定，最后由乡党委公布。前些年搞村民选举，大抵是形式主义，如今一般由乡党委直接任命。”我问：“是村民不愿选举，没有能力选举，还是上面怕烦不让选举呢？”他说：“恐怕这两个因素都存在。绝大部分村民对谁任村干部抱无所谓态度。开会选举，不给点好处，他们多不来参加，要乡里派人背着选举箱，拿着选票挨家去填表，既烦，也没有多大意思。乡里选举村干部，主要目的是要他们去执行上面交付的各项任务，故选拔村干部时，主要看他能不能完成任务。”我说：“村干部的贪廉优劣，直接关系到村民的切身利益，他们怎么会对选举谁当村干部抱无所谓的态度呢？”他说：“这个问题就复杂了，在我看来，如果上面真心实意地让村民自由选举，多数村民是愿意并有能力选出他们信得过的好干部的，至少多数村是如此，少数内部宗派矛盾严重的村，或选不出来。村民看到民主选举只是要他们选乡里定下来的人选，这是他们不热心选举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大家选出来的人，往往不愿担任村干部，因为村干部的工作往往得罪乡里乡亲。另外，合法工资太低，每月只有几十元。”我说：“能否把村干部的人数从六七人减少到三人，只保留村支书、村长与村会计，其他人的工作由他们兼任，同时将他们的月工资提高到二三百元。”他说：“这恐怕不行。因为村班子的人数、职责是上面规定了的，我们无法变更。再说村班子的人数减少一半，他们的工资只能增加一倍，也只有150元左右。若村干部月薪平均300元，全年3 600元，一村三个干部，全县370个行政村，共1 110个村干部，全年光工资一项就近400万元，再加上办公费、招待费，起码千万元以上，恐怕农民负担不起。”

由村干部的工资而谈到县财政。小董说：“县财政十分拮据，听说再过几月，我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县里只得到各乡、村加紧催征农户的烟税款，但难度很大。由于烟叶病虫害越来越难治，各乡、各村逐年减少烟草种植面积，有许多村已不种烟叶，但县里为了确保财政收入，照样按原计划面积征收烟税。”我说：“实施富民工程，原是为了农户增收，又搞‘明白卡’，原是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如今又向不种烟草的农户增收烟税，引起农民上访上告，这不是把自己置于一个有口难言的尴尬境地吗？”小董说：“确实如此，但如不能按月给教师们发工资，引起老师的上访上告，更是一个大问题呀！穷县嘛，问题就是多，如果有较发达的乡镇企业，哪有那么多麻烦事。”

我说：“县、乡财政，到底是‘量入为出’还是‘量出为入’，确是一个关键问题。县、乡财政理应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略有积余”的原则办事。然而，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都迫使地方财政走上一条“量入为出”的危险之道。改革开放以来，县、乡两级‘食俸者’起码增加了三五倍，办公条件、交通、通讯条件已与发达地区‘接轨’了，城镇标准化建设所费更多，官场送往迎来破费亦多。财政支出日益增加，但新税源发展缓慢，故而百十双手都伸向农户与土地，致使农民不胜负担。这是内地农业县、乡普遍存在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开源与节流’并重，富民工程就是开源，但决不能指望此源为‘喷如泉涌’。故内地县、乡，应以‘节流’为中心，但‘节流’势必影响到各部门和官员的既得利益，而‘既得利益’不仅刚性，且有自我扩张的强烈倾向。如果我们不希望农民用扁担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必须用主动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它。”

中午在许昌吃饭，下午3时，到达开封河南大学。因小董从未游览过七朝古都，三人在河大招待所略事休息，我陪他俩先游龙亭，明日上午再陪他们参观包公祠、大相国寺。